建筑中悄悄地融入了平民百姓的梦想，在那个梦想里，他们是自己的王者，自己的青天，他们的疆域在自家的屋檐之下。

    如今，那种用水泥预制板盖顶、贴着“马赛克”的小楼房，已经蛮横地攻占了一个个村庄，它们金属般的材料反射着金属般的光泽，俗艳的颜色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显得那么放肆。它们浑身上下的反叛意味，理所当然会遭到自然环境的排斥。它们的材料哪怕天长地久，也不能吸附日月精华、风霜雨雪，这就决定了它们和自然抵牾相斥的关系将永远不能调和。尽管如此，一旦深入江西农村，我们仍能在乡间公路上遇到扎着红布的梁木，在某座正在兴建的屋基上看到满地的炮竹屑。

    重视建房的仪式，是江西农村非常普遍的传统习俗。时至今日，一位青年诗人仍能用他的吉水方言，抑扬顿挫地吟唱流行吉水乡间的《上梁赞》。民间仪式歌中的建房歌，以“上梁歌”为多，可见，上梁是建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上梁仪式自是格外隆重。它要选择吉祥日，杀鸡焚香，请乡邻同贺，并请木匠、石匠师傅随着上梁的过程大唱赞歌，以求平安幸福。随着师傅们高声吟咏或用山歌、小调演唱，一呼百应，鞭炮齐鸣，建房的现场一片热气腾腾。

    江西各地的上梁彩词大同小异，较之，应属吉水县的《上梁赞》最为完整。其中包括《起首》《下石》《行墙》《上门盘》《接梁》《接馒头》《接云梯》《梁登位》《举馒头》《端春盘》《滴梁酒歌》等节，整个架梁过程的各道工序，都被仪式化了，成为被赋予彩词赞歌的一个个节目。彩词赞歌的内容看似随意得很，从古至今、天上地下、风花雪月，仿佛心游八仞，顺手拈来；其实，却是很实在的吉言美意，是四季平安、天官赐福、发财致富、教子成名这些极为平凡的民间理想。

    受崇文重教传统的长期濡染，耕读为本的思想在广阔的农村根深蒂固，攻读入仕的宏愿成为人们普遍的向往，成为民间理想中的最高境界。于是，与之有关的祈祝便是最珍贵的贺礼，与之有关的语言便是最美好的语言。吉水《上梁赞》的《起首》便唱——

    伏以，好！

    天开文运大吉昌，

    起首时候正相当。

    《下石》中唱道——

    四角起地，

    不离房帮，

    官戏在头，

    封侯拜相。

    《行墙》中唱道——

    金架高楼平地起，

    代代儿孙封丞相。

    《上门盘》中唱道——

    左门进，右门出，

    代代子孙伴君王。

    《登云梯》中唱道——

    清山秀水风水好，

    龙盘虎踞藏文人。

    《梁登位》中唱道——

    东家父子公孙应科举，

    金銮殿上插金花。

    《端春盘》中唱道——

    足踏云梯第十层，

    将把十字来分辨；

    十字写来一竖一横长，

    东家出了个读书郎。

    举攻文章做得好，

    御笔点个状元郎……

    民间传说伏以是鲁班祖师的徒弟，在营造房屋时被误伤致死。木匠师傅在唱上梁歌开头时都大呼“伏以”的名字，并以酒祭祀为他超度，以保建屋平安和房东吉祥如意。既然人们把登科入仕看作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那么，保佑他们文运昌盛自然也就成了这位保护神职责中的要领。

    如此普遍的民间理想必然要影响建筑，成为建筑的思想，建筑的工艺，甚至，成为某种建筑材料。

    东乡县黎圩镇浯溪村横贯着一条状元街，街道路面是用麻石铺筑的状元车道。该村始祖为王安石之弟第四世孙志先公，王氏后裔迁居至此已达八百余年，出过明礼部侍郎兼翰林院编修任内务佐副侍郎、宏光太子的老师王廷垣等诸多达官贵人，村中那座“奕世甲科”牌楼上就记载着王氏家族的春风得意。牌楼大门两侧的石狮，造型和神态都有些奇怪，皆取坐姿，但上身直立，且两只大狮子身边各有一只幼狮，是为罕见。右边抚弄幼仔的，当是母性了，而左边的雄狮似合掌抱拳，呈作揖状，又似抱球，球面上有一“王”字，它膝下的幼狮则充满崇敬地仰望之。这大概就是王氏族人世世代代的心灵图像了，它可以被岁月剥蚀得斑斑驳驳，却是不可磨灭，哪怕影影绰绰，模糊难辨。有了那只仰望着的幼狮，就不难理解状元车道的意义了。虽然有些地方尘土掩埋了石板和车辙，但车道基本完整，那么深的车辙一定是沉重的生活碾出来的，可是，既然行进在状元车道上，人们的内心大约会不失优雅的。

    流坑的状元楼，位于村西的棋盘街旁，坐西朝东，骑在出入村庄的古道上，古道边至今犹存的旗杆石仿佛证明着流坑董氏第八世、南宋恩科状元董德元的荣耀。流坑村原隶属于吉州永丰县，董德元为永丰建县后的第一位状元，故永丰县先在县城兴建了状元楼，其后流坑村划归抚州乐安县管辖，流坑董氏为光耀门庭，便仿照永丰的状元楼兴建了这幢两层砖木结构的重楼。二楼中心为神阁，前置供桌，内设神龛，祭奉着董德元的牌位，董氏家族其后的四位科宦显赫人物也立牌从祭于状元楼。八百多年来，阅尽世上兴废盛衰，身上被覆着不同时代的烙痕，但状元楼依然高耸于村口，激励董氏子弟发愤攻读以求功名。

    当年，永丰县令曾为他所下令兴建的那幢状元楼题诗以贺，赞曰：

    上光华盖峰三叠，

    下瞰仙源水一溪。

    此去蟾宫应不远，

    诸公继踵上天梯。

    在人们的诗歌里、梦想里，状元楼简直是一座高耸入云、可揽月折桂的摩天大楼。这样的建筑，其材料岂是寻常的砖木？

    泰和县有个开基于唐代的千年古村，因封官受爵的多，获得的奖赏和荣誉自然也多，干脆被命名为“爵誉村”。村里有宗祠三十多座，祠堂内外的匾额直书“国师大夫”、“相国坊”、“达孝名贤”、“忠勤殚职”、“二京部台”、“两省文宗”等，文字寥寥，却是威仪堂堂，分明向世人昭示着“爵誉”二字的分量。

    这番光荣，深刻影响着古村建筑。婺源县的坑头潘村，村长约半里，可是，在穿村而过的小溪上却建桥三十六座半，对外号称“百桥”。而在整个婺源县，目前尚存的石拱桥竟达三百三十座之多，且每座桥均被命名。人们建桥的热情，固然与婺源山村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有关，或者，可以说，穿村而过的溪水激发了人们的诗意向往，他们着意要为自己营构“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但是，且慢。要知道，在婺源乡间建造那种单洞石拱桥是颇有讲究的，并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坑头潘村的族规就有所限定，任七品以上的官员才允许建桥一座。宗族内部各个房派出的官员有多寡之别，于是，在村中半里长的小溪上出现了饶有趣味的风景。官运亨通的房派，自然在溪流之上占尽了风光，因为他们的桥多，之间的间隔也就短了，最密集处相距仅十数步。那些桥的名字一个个骄傲得很，什么“迎恩桥”、“泽民桥”、“留荫桥”，充满居高临下的得意。没有出官员的房派，门前的流水也寂寞无主了，与他们房屋相临的河段大段大段地空在那里。想必他们借道走别人的桥来来往往，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听说，有个房派便在羞愧之余，不惜花钱捐了个七品知县，为的就是在溪上争得一席之地。岂料，族人认为花钱捐官败坏了官翰世家的名声，对其施以白眼和口沫。好在那位知县还算争气，虽头上的帽子来路不正，在任上却是政绩卓著，族人便允许其在村外极不显眼的地方建桥半座。所谓半座，指的此桥搭在一块伸出的岩石上。看来，族人对知县大人还是挺苛刻的。

    有意思的是，不仅花钱捐官为人们所不齿，就连戎马倥偬出生入死赢得的功名，在重文轻武的历史环境中，也被人们轻慢了。婺源的李坑村，明清两朝出过不少进士，而最显赫的人物倒是先后出现的几位武将，在宋代有以战功封安南武毅大将军的、有殿试得中武状元的，明末有官至副总兵的，清代有任户部右侍郎的。这个村子里只建了三座桥，至于它们是纪念哪些人物，则不得而知了，老人们对此均缄口不语。是不是与文运昌盛的他村相比有些自惭形秽了，或者，受重教崇儒的时代风尚影响，祖祖辈辈从来就没把戎马生涯的光荣太当回事？

    婺源的石拱桥，是民间理想的精神对应物。桥，不仅与“轿”谐音，而且象形。单洞拱桥中部隆起，活脱脱是一顶行进中的四抬或八抬官轿。让我纳闷的是，这种石拱桥何以成为民间普遍认同的身份象征，以至叫人不敢越雷池半步？难道完全是乡俗的力量吗，若然，乡俗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

    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长径村，坐落在两条山脉的合抱中，村子呈双身船体形，全长一公里，两岸往来靠十六座平板石桥相通。这种平板石桥用料讲究，不似拱桥用石块或砖块堆砌即可，故造价要比拱桥多出数倍。长径村为建桥要多花许多银两，实在也是无奈。因为这个村子只在明代出过一位从五品的官员，且是由商人转入仕途的，管的又是粮秣之类，委实也没有多少可炫耀的。此人念及赵公元帅，特在村口建了一座中型拱桥，上建庙宇，供奉财神。该村的水口处也建了两座拱桥，一座桥上也建了庙宇，塑有文曲星神像，另一座桥则西向一个文风极盛的村子，想引进风水沾沾别人的文气。谁知，这两座拱桥的遭际却应了那句老话：命里没有莫强求，一座，文曲星神庙竟遭火焚，另一座，则被洪水冲垮。既然为上苍所不容，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想，这两座不幸的拱桥，一定在人们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庆源村有“狮班”、“鬼班”两个傩舞戏班，演出有“开天辟地”、“小鬼打棒”、“后羿射日”等十多个剧目，驱疫祈年的傩戏保全至今，是不是为了守护已经认命的长径人最后的生活理想？

    回味李坑和长径的故事，我忽然感到，把婺源的拱桥单纯看作身份的象征是不准确的，因为，拱桥的文化纪念意义有时则决定于人物的才学和贤德。比如，在被朱熹题词赞颂为“明经学校，诗礼人家”的考水村，该村的七座桥，都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显赫仕宦。其中三座是族人为彰表胡伸、胡次焱、胡炳文三位知名学者而建，另外，该村出了四位贤德女子，她们教子助夫，恪守妇道，堪称楷模，均被封为夫人，故村人建“四封桥”引以为荣。

    考水村还有一座木桥，名“明经桥”。建桥的缘起是村人胡昌翼在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得中明经科进士。昌翼正欲赴任时，养育他的考水人胡清破墙掏出龙衣御衫、珠宝血书，把大唐败落、江山易主的故事告诉了他。原来，胡昌翼是李唐龙种的血脉，在朱温谋反篡权、大肆杀戮的危急关头，身为内侍郎的胡清抱着幼小的太子乘乱逃脱，隐居考水老家，并将太子改李姓胡。胡昌翼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发誓终身不仕，耕读乡里，建明经书院讲学传道，怀古于幽谷，射猎于大泽，访友于僻壤，舒胸于高台，九十六岁上无疾而终，一座太子墓如今已逾千年。考水村建木桥时，原想保密的，不料，距考水数里远的一个村子，却建起了大型石拱桥，取名“太子桥”。村名也改与桥名同。太子桥的外貌酷似十六人抬的皇家大轿，虽落难于民间，定格于村野，却也是威风凛凛。

    一座座拱桥，一抬抬官轿。横跨在溪涧之上，彼岸就在眼前，此岸就是彼岸。有多少农家子弟，从古村走了出去；有多少达官显贵，沿去路荣归故里。因为那些官轿般的石拱桥，乡间的阡陌、村中的巷道仿佛也被抽象为平登青云的必由之路，成了仕途的象征。

    蔚为大观的婺源拱桥，不仅生动地记录了婺源历史上人文荟萃的景象，而且，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熔铸于江西古村建筑中的民间理想。可以说，它的典型性几乎极端化了，它并不满足于把功成名就的荣耀高悬于门前，陈列于祠堂，而是让那荣耀以路的形式贯通岸，以桥的形式勾连路，成为一村一族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它的教化不是语言而是砖石，不用言谈而用举止。是伟丈夫，在举目投足之间，肯定免不了心潮澎湃一番的。我不知道，得到桥的“恩泽”和“荫护”，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头百姓，天天往来于桥上又是作何心情，自豪之中会不会藏着几分忐忑几分不甘？

    被赋予纪念意义的石拱桥，与牌坊楼阁等其它单纯的纪念性建筑一样，都充满了炫耀的意味，教诲的意味。但是，我相信，它们的得意未必都是光宗耀祖的告慰，未必都是激励后人的标榜，恐怕其中也有的就是为了一己的扬眉吐气。不信请看——在吉安的钓源村，遗存着三块欧阳修撰、大书法家米芾书的《昼锦堂记》石碑，碑文曰：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阨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

    大文豪欧阳修对人情冷暖且耿耿于怀，别人还能超凡脱俗吗？

    不过，我更相信，困阨时的遭际是那些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当年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实现人生理想的动力之一，同样，种种个人化的情绪一定也是他们在衣锦还乡后大兴土木的动机之一。

    在丰城厚板塘一座民居里，有一对甚是高贵的汉白玉石鼓，很随意地坐在天井一侧的回廊上，石鼓两侧饰有铺首浮雕。端去放在上面的团箕，手抚之，清凉沁人，想来平凡人家是消受不起的。屋主人不无自豪地宣称，这对石鼓是太平天国时期天京沦落之际，人们趁火打劫，从天王府里偷出来的。说是当初一不做二不休，扛出好些只，装了船运回来。可惜天长日久只剩下了这一对。

    也是巧了，其后不久，我在赣县白鹭村，竟然发现了一模一样的汉白玉石鼓。但是，白鹭人并没有特别介绍它们的来历；即使厚板塘的说法果然真实的话，他们大概也不屑于少见多怪地炫耀石鼓的出身。

    因为，曾孕育了众多名宦儒士的白鹭，比不得那殷实小康的厚板塘，人家可是见过世面的，更值得他们夸耀的东西多的是。此村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官宅，正是以居祀型祠宇相标榜，称“恢烈公祠”。系清乾隆年间太学生、布政司理问钟愈昌所建，是前后三栋的连体建筑，按功名大小分别住着他的三个儿子。中栋“友益堂”属老二，却存有清成亲王为钟家老大钟崇倌题撰的木对联“秩序昭宣弥纶广大，文章挥霍倾吐宏深”，那位老兄曾在清皇室教读太子；“友益堂”还存有一块黑漆乌亮、奇大无朋的“金砖”，砖的侧面有三个长条形印章，一个印章为“金砖”二字，另两个印章字迹已模糊。从黑漆剥落处可看出，所谓“金砖”，其实如制作上等砚台的青石，质地极为细腻，但比重又比青石大，敲击出来的声音也不像石料。关于“金砖”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之一云，此砖乃用上等泥料经二十多道精细工艺制作而成，主要用于铺垫宣纸写字作画，系产于江苏吴江的古玩；之二云，钟崇倌告老还乡时，皇上念其教太子辛劳有方，专此召见，并欲赐赠金银，钟崇倌决意不要，皇上提出至少要送一件礼物，恭敬不如从命，于是，他要求取皇上脚下的一块地砖作纪念。

    屋里的婆婆告诉我，不久前“金砖”失窃，窃贼肯定是来看老房子的城里人。这使得我无缘以见。

    不过，由老房子里的珍藏，我感受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南方乡村与朝廷的不可思议的联系，这种联系无非就是学而入仕造就的，难怪出自耕夫匠人之口的《上梁彩词》，竟然也是口口声声唱赞着“登云梯”、“金銮殿”。当民间对“金銮殿”的那种仰慕、那种怀想通过仕途得以亲见，它的威势、它的奢华大概是会被人们记取并在有意无意间加以效仿的；或者，仰慕至极，怀想成痴，也少不了会和泥为砖、凿木为枋，结构于建筑之中的。

    它首先表现为追求建筑布局的宏大气派。“恢烈公祠”建筑群南北纵深百米，正面宽四十米，三栋建筑一栋比一栋精美，后栋占地面积最大，除厅堂楼阁外，还建有花园假山，可惜还是被石达开残部炸毁，只剩一排边屋。该建筑群的东西南三面有宽阔的石子路贯通，北面是树木葱茏的后龙山。前栋“太守敬公祠”大门朝南，中、后栋大门开在东侧墙，东面逶迤的封火墙青砖均印有“日升记”字样，说明建筑用砖系特别定制，显示出屋主人的显赫地位。通往山下村落的麻条石阶分为两段，第一段上的平台原有牌楼，上书“接官亭”，旁边是马厩和停轿的院落；第二段石阶上的平台，即为整栋建筑的门坪，大门两侧的抱鼓石饰有三狮戏球浮雕，门前坪地立着六组刻有功名的旗杆石。在族人眼里，那是一些可以彪炳千秋的英名。一柱柱麻石傲然栽种在祖先留下的宅基地上，生长出来的枝叶却是人们血脉里的那份自豪。

    奢华繁复的建筑中的还蕴涵长幼尊卑的观念。现存的“太守敬公祠”和“友益堂”内，厅堂楼阁错落有致，楼廊过道纵横交错，曲折相通，仅大小天井多达十六个。“太守敬公祠”前后二进，门厅两侧各有厢房，为守门家丁住房。二进为七开间，明次间合为正厅，两侧厢房分别是主人和重要客人的卧室，正厅和前天井以西是“观音厅”、仓库、厨房、厕所、马厩等附属建筑，均以小天井分割。观音厅为主人子女和其他眷属居住及供奉观音神像的地方。“太守敬公祠”西侧有一座倚山而建的木构悬楼，是为女眷专事针线女红和琴棋书画的绣花楼。由北墙两端拱门进入楼内，楼内三开间全为镶云母片的木槅扇。南面格窗一字排开，可向外开启，视野开阔。临窗但见一口半月形池塘，据说南面塘堤曾建有白鹭村的露天戏台。女眷们足不出户凭栏观赏的，正是由屋主人钟氏父子大力扶植起来的，将昆腔与地方戏曲熔于一炉的东河戏。

    婺源沱川余氏于元末明初在理坑开基后，如宗谱所言；“丁财渐旺，人文顿开。”至明代晚期，出了一批很有名望的硕儒、大官，以后文风文运历数百年而不衰。这个偏远闭塞、现今人口不足千人的深山小村，却耸立着尚书第、都谏第、天官上卿府、驾睦堂、司马第和大夫第等官邸。尚书第为明万历年间工部尚书的府第，现仅存一座三间五楼式的青砖牌楼门头，显得较朴素，凹凸大，雕刻很少且刀法稚拙，构图作散点式，没有层次，灵芝砖拱下镂有如意，中央的字牌浅刻“尚书第”三字。驾睦堂为明崇祯时广州知府奉旨敕建，青砖门楼作四柱三间五凤楼式，贴“富贵万字”砖，上下枋间雕“双龙戏珠”图案，顶层中间镶嵌“圣旨”石匾；院门内的一面有木披檐，上盖青瓦，檐下有四组木质斗拱，上下枋之间仿竖匾隐刻“圣旨”二字，枋下又有青砖仿木单拱；厅内二进，前后均五间。正厅四周重檐，檐下也有斗拱，三面回廊，轩廊木质卷棚，方柱雕础，深天井，青砖铺地。楼上是走马楼，后面为双天井。正厅右侧附属建筑的外部墙面与正屋形成整体，同样是三进一天井。整个建筑占地面积四百多平方米，其规格在婺源农村大约可以称最了。

    平步青云的民间理想更多地表现为，在建筑结构上刻意效仿宫廷建筑的某些细节。那些效仿，有的是因主人身份特殊而被允许，或被特许，最常见的却是憋忍不住的跃跃欲试了。

    洪宇堂是白鹭村尚存的年代最早的建筑之一，系白鹭钟氏宗族的分祠，属于那种专祀型祠堂，位于钟氏总祠左侧，门前坪地宽阔，可见它在众多祠宇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它的建筑构造也十分独特。东西两侧山墙为青石所砌的封火马头墙。正面是木质结构的门廊，两根硕大的木柱支撑上方的柱枋，柱枋下面正中位置是用厚实木板镶铺的双扇大门。柱枋上方系罕见的五跳如意斗拱结构，俗称木方垒砌的“雀巢”。门楼气宇轩昂，花团锦簇，檐板挑手雕有花卉瑞鸟，制作极为精细。如此使用斗拱，实有僭越之嫌。原来，这是朝廷赐予百岁人瑞的专荣，即令公侯将相也未可掠美。此处奉祀的百岁翁不仅年长寿高，心志清远，且才高八斗，除任钟氏二修族谱主笔外，其悬壶济世之功德尤丰。百里之内，举凡奇难绝症患者无不慕名造访求医，对于贫民多免费倾心医治，故其盍世后，感恩戴德悼丧者络绎不绝，并享受了朝廷敕建特别祠宇奉祀的待遇。

    据《明史舆服志》，民间禁用官阶定间架，并且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后来清代也屡申前禁，可是在婺源民间，不仅宗祠有用斗拱、雕龙凤的，民居也有。宗祠也不乏五间七架的。如婺源汪口村的俞氏宗祠由大门、享堂和后寝组成，大门五开间，中央三间高起，成歇山顶三楼牌楼式，称五凤楼。明间最高，用网状斗拱；次间用斜向的五跳插拱层层密密叠压；梢间向前突出，作青砖八字影壁；前檐柱之间设签子门；明间上、下花枋之间悬挂“俞氏宗祠”匾额，上下花枋分别是高浮雕“双龙戏珠”和“双凤朝阳”，合为龙凤呈祥之意。够得上胆大妄为了，这还不算，祠内左右侧廊与享堂交接处的阴角上，向院子挑出一个高翘的翼角，角梁下悬有雕刻华丽的垂花柱。听说，这两个翼角之下的小空间分别叫钟楼和鼓楼。当年建宗祠时，财大气粗的商人们很想造一对钟鼓楼，但有所顾忌，只好建一对翼角做表徵。东侧的钟楼下存放着铁钟，钟的四面铸有“皇猷建极”、“运会昌明”、“箕裘叠衍”、“科甲连登”等字样。后寝为五开间，构图类似大门，中央高起，亦用网状斗拱，次间前檐枋上各雕一龙一凤的龙凤呈祥图案。

    黄村的祠堂经义堂则有一个关于台阶的传说。相传，清初黄村人集资建造祠堂，好不容易造到封顶，却没有钱了，于是，工匠们纷纷散伙回家。爬过一道岭，在路亭歇脚时，大家遇见回村过年的翰公老。他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赚了不少钱。他把工匠们劝了回来，耗尽资财终于建成祠堂。起初，后寝拱门前的台阶为九级，叫九级金阶。邻村一个财主可能妒火中烧吧，告密称黄村“私造金銮殿”，有谋反的意图。翰公老这时已经没有钱打官司，只好将台阶改为七级，并请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题了“经义堂”字匾，悬挂于享堂正中，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祸。

    吉安活水环绕的卢家洲，有一宅院门前临水，窗外拂柳，那形制粗略看上去也觉与别的民居有所不同，透着一种耐人寻味的气韵。果然，老村长介绍说，里面出过一位皇妃娘娘。追问下去，老村长竟闪烁其辞了。如今不过百十户人家的卢家洲，叫人费心思的古迹真不少，比如绕村的水系，比如斜塔，比如村边并排躺着十二位进士的墓冢，墓碑挤挤挨挨嵌在一面低矮的土坎上，没有坟茔，像一截残垣，仿佛生前的功名、身后的荣耀对他们都不重要了，他们只需一抔净土，安眠千年。这一进士冢群静卧在洋溢着夸耀神采的庐陵大地上，它的简朴，它的豁达，实在是个意外。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宗祠。卢氏宗祠甚至因其奢华，被村人自豪地称为“玉祠”。宗祠建于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坐北朝南，面阔三间，二井三进，匾额上书“科第征贡”四字，标榜元代开基祖为乡举进士、贡入朝廷的显赫身份。卢氏宗祠非同一般处在于，它所用的石料果然有大量的玉石。该祠有大门、腰门、后堂门七座，加上西侧舍间的福主庙，共有八座门。这八座门的门楣、门槛、门蹲、条柱乃至门臼，均以整块汉白玉为材料。横竖两条墙角石是整条的汉白玉，祠内十六尊柱础也是汉白玉。最叫人吃惊的是，面阔三间的明厅阶石还是整块的汉白玉，其中中厅阶石长达近六米，比故宫最长的汉白玉还长一米多，当地人称此为全国之最，不知妥帖否。我孤陋寡闻，不便置喙。阶石下面雕有双龙履于地下，意为龙脉永存。祠堂大门门楣深雕神态各异的九仙童子，门础刻竹节、瑞兽，门柱石饰竹节棱边，柱础呈六边形，面内开光，刻灵花异兽，福主庙门楣刻双龙戏珠，象征圣洁与权贵。此外，祠堂内置汉白玉石鼓六对，石鼓饰乳钉纹，两侧饰有铺首浮雕，雕有龙、虎、狮、麒麟形象，每只重一百九十公斤，为镇祠之宝。村人说，炎日盛夏，只要走进宗祠，顿觉清凉，靠着门柱，一身大汗即可退去，即使暴晒在烈日下的墙角石，摸一摸也是沁人肌肤的惬意。那是自然。

    一个小小的卢家洲村，建造祠堂竟能、竟敢动用数十立方米的大型汉白玉石材，甚至把故宫御用石材比了下去，妄自称最，可见当年它“牛”得可以。也不怕被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么？当年卢家洲的气概真是一个难解之谜。是否得了恩准，是否沾了皇亲，抑或瞒天过海，反正天高皇帝远？有人猜测是仗着本村出了个皇妃，如那宅院就被认作娘娘的闺阁。可是，这等攀龙附凤的贵亲，在族谱中却只字未提，不能不令人生疑。

    难怪那位村长在我的追问之下，心虚得很。想来那汉白玉在让后人引以为荣的同时，少不了一回回担惊受怕的。

    进士们不会因此而瑟缩在一堆荒冢中吧？

    还是把攻读入仕的理想通过建筑化作一个个质朴的情感符号来得踏实一些。

    我常常会凝视一些老房子的屋顶，努力联想与之相似的事物。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尤其它的庄重乃至威严的意味，似乎总在向谁昭告着什么。它冠冕堂皇地戴在房屋的头上，为人们遮风挡雨消暑避寒，庇佑着人间的灯火和香火。于是，通过它各各有异且十分讲究的造型，我总觉得其中一定悄悄地融入了平民百姓的梦想，在那个梦想里，他们仪态端庄，威风凛凛，他们是自己的王者，自己的青天，他们的疆域在自家的屋檐之下。是的，他们给自己戴上了官帽。屋顶与乌纱帽的象形，大概不会是偶合，在民间也有这样的认识。它不仅表达出人们的尊崇和向往，企望飞黄腾达以光耀门第的心愿，而且还蕴涵着趋吉避凶的世俗意义。在好戏的乐平乡间，直至今天仍有群众认为，演戏是为了驱邪祈太平，帝王将相反复在戏台上出现，能驱逐妖邪鬼怪，保本村六畜兴旺、人丁康泰。听说，若有人在拥挤的戏场上晕倒，人们便认为是被煞神击中，最有效的疗治秘方竟是拿戏班子的皇帽给患者戴上。

    卢家洲“玉祠”的重檐就像那样一顶皇冠。许多祠堂都以凌空高耸的重檐，突出它的威势。而普通民居则津津有味地追求着一顶顶“乌纱帽”的形似和神似，也许正是为了神似，为了达到气韵生动的效果，人们在飞檐翘角上做足了文章。好像屋顶还不足以倾尽心志，装饰飞檐翘角的热情蔓延到封火墙头、门楼门罩上，甚至，窗上也有了陡耸的飞檐翘角。各地民居对屋顶的装饰，透露出不同的韵致，有的庄重沉郁，大面积的灰瓦无情地铺排着，气定神闲的样子；有的凌厉嚣张，仿佛极力通过险峻的飞檐翘角来对抗可能降临的不祥，色厉内荏的神情；有的则风度翩翩，十分的优雅。无论观赏者作何种体悟，那些直观感受免不了片面，乃至想入非非，但是，砌入古民居中的精神蕴藉确实是客观存在，屋顶象征着一种荫护，自然不能例外。人们期冀头顶上紫气东来，祥云缭绕，珍禽和鸣。

    官宅里外举目可见的炫耀门第、张扬功名的象征物，古民居中渗透了民间理想的建筑构件和装饰，营造出浓厚的耕读为本的人文氛围，激励着子弟悬梁刺股发愤攻读，以期一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于是，古村的儒雅不仅弥漫在寻常百姓的砖木之中，往往还十分眩目地集中于书院、文馆之类的建筑，使之成为一个村庄的文化纪念碑。

    吉安渼陂有建于明清时期的书院、书斋多处，名养源书院、敬德书院、明新书院、名教乐地、振翰学舍等，为梁氏四大家族共建或某一房派所建。其中养源书院又名文昌阁，俗称八角楼，三层飞角挑檐，楼高近十六米，曾是文人学士交朋会友、读书观光的胜地。因年久失修，如今已岌岌可危，我几次到此一游，皆不得进入。仰望悬于顶层的阑干，想来遍布全村的楹联警句，怕有许多是儒生们在此凭栏吟得的也未可知。明新书院有联云：“明月宫中欣攀桂子，新春雨后好看杏花。”倒是非常生动地道出了置身此中却瞩目于蟾宫折桂、杏园探花的那番踌躇满志。

    有书乡之誉的婺源，书院、义学、精舍、书塾遍布城乡，多达一百六十多所。设在考川村的明经书院，创办于元代，院史达四百余年，兴盛时有房二百余间，四方学者云集。就连坐落在崇山峻岭间的阆山村，不过三四户人家，也创办了书院。

    在香火繁茂、儒风鼎盛的流坑，大小书院林立也就不奇怪了。最是清道光年间，所建书院、书屋竟有三十七所之多，果然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只可惜如今惟有通过仅存的文馆以窥全豹了。

    文馆又称江都书院，建于明代晚期，前有庭院，后连藏书楼，主体为三进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具有读书、讲学、祀祖、敬贤、藏书等诸多功能。庭院内以花岗岩条石铺地，跨池而过，拾级而上，至主体建筑门廊。第一进包括下堂和天井，下堂两侧各置一房，为先生课间休息的地方，天井两侧分别用槅扇隔出三间耳室作学生的书房；第二进中堂为讲坛，后天井西侧辟门通藏书楼；第三进为面积较大的上堂，供奉西汉大儒董仲舒等祖先、名臣、乡贤，上堂顶上建有敕书楼。上堂既为神圣之地，自是重工装修的所在。传说华丽的藻井多少年从未打扫，仍清爽无尘，色泽明朗，是因为制作藻井的材料散发出特殊的气味，加上图形色彩斑斓，蜘蛛虫雀不敢光顾，或藻井南向有略低的天井檐宇，形成一个风口，一旦有南风吹来，在藻井回旋，便如清扫一般。匠人们在如此细节上竟也这么用心。

    文馆由下堂至上堂，地面渐次升高，入内须曲折迂回而进，我深信其中一定有告诫学子循序渐进、逐级登高的寓意。从后天井穿门至藏书楼，楼上的文昌阁悬有“日进高明”匾，而楼前的花园栽花植株，无非是指向折桂探花的最高境界了。

    渼陂敬德书院房门上描金画有诗云：“角上挂书常不离，专心好学把牛骑；时人只识忙中读，惟有杨公见乃奇。”

    我在修水山村听得由农民唱的山歌：“新打禾镰丁冬滴答，总磨总白总放亮，这么大的姑娘怎么这么不联郎。联郎莫联奉新担脚贩，联郎要联宁州老表会写会算会讲会哇榜眼探花状元郎，一夜风流到天光。”在祖祖辈辈流传至今的山歌里，那些迁居幕阜山区的“棚民”竟也是这般风流倜傥，好像人人皆是出口成章、妙笔生花的才俊。

    巧得很，当我留连在古村的书院里用心感知着历史的气息时，无意中瞥见红漆刷的板壁上用白粉笔抄着一首歌的词曲，歌名叫《我们不后悔》，字迹十分新鲜，全部歌词如下：“穷一点我们不后悔，苦一点我们不后悔，听到口潮骂声我们不后悔，受到对付我们更不后悔；天空都是一样的蓝，树叶都是一样的绿，我们跟随主也会牵人心动，我们再说一声永远不后悔。”

    这是今天的精神现实。而映衬着它的背景，却是“家家生计只琴书”的历史情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