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文学曾经是那样口碑相传、深入人心，如自由出入寻常人家的衔泥紫燕，以至檐下梁上尽是它的呢喃。
在当时的语境里，我仅仅是指古村建筑雕刻中的文学意味。它取材戏文故事的图案内容，采撷诗词意象的雕饰符号，以及掩映于凹凸之间的意境诗情，总能让人领略到醇厚绵长的文学性，从而，为民间普遍拥有的深厚的文学修养感慨不已。
毫无疑问，装点古村建筑的雕刻艺术，普遍反映的是民俗的内容。祈望平安康泰、富贵荣华也好，翘盼和合美满、香火绵延也好，都关乎人们自身生存的基本要求，因此，最为常见的这类雕刻洋溢着迸发的生命力，率真、直露地表现出丰富的感情色彩，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而那些取材文学故事或典于诗歌意象的雕刻，要么通过对戏文场景的呈示，张扬忠义节孝、礼赞英雄主义、向往美好爱情，要么以松竹梅菊等常被文人吟咏的形象来结构雕饰图案，使之成为自我品格的写照和人生境界的象征。它们的人物形象和意象符号，充满了道德、修养、情操的流露和理性的追求，更多地、含蓄、凝练又不乏几分浪漫地体现出人们的精神向往。两相比较，我们很自然地可以品味到俗与雅、野与文的不同韵味。
其实，最能显示江西古村儒雅风度的倒是大量存在于民间建筑的匾额和楹联。它们是那样坦荡、慷慨地把思想和感情诉诸文字和笔墨，仿佛满腹经纶一吐为快，仿佛才华横溢无可遏制，又仿佛参透人生而诲人不倦，功名成就而喜不自禁，于是，匾额成了炫耀门第的冠冕，楹联成了感召族人的旗幡。文学与书法，真可谓是“翰墨姻缘”。而把它们送入洞房的，常常是木刻或石刻。雕刻成就了这百年偕老的结合，哪怕风雨剥蚀了新嫁的金粉朱漆，哪怕岁月湮没了曾经的花容月貌，它们仍然形在神在，魂牵梦绕，仍然鸾凤和鸣，荷花并蒂，仍然绵延不断地繁育着凝聚宗族的精神、教化后人的力量。
是的，世事无常，人心不古，在今天，那些充斥于祠堂、戏台、书院、牌楼乃至民居内外的教训和推崇，还能怎样约束人心、清洁民风，那是颇可置疑的。甚至，在那摩托骑着古巷、门楣抹着口红的现实环境里，我也有太多的理由怀疑所谓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不管今人是否普遍接受，它们的确以其鲜活的思想和感情存在着，顽强地传授着历史的精神和经验，以其像、以其意映现着血脉里的儒雅，贴近它们，咏读它们，就能感到对仗时的心动，运笔时的鼻息。
正是凡俗的生活氛围与匾额和楹联显示的高雅的精神气质构成强烈的对比，让我觉得，大约在今天，高傲地存在的它们才可以说是“风流自赏”。而在“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的历史情境中，它们注定充满了争奇斗妍的欲望，充满了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追求，于是，我们才从大量的匾联中看到了优美深邃的意境、精警动人的文字。我忍不住要到字里行间去探访昔时这翰墨姻缘的烛影摇红。
毕竟，那是亘古的教诲，传世的咏叹。
与建筑、雕刻和美术不同，依存于古村建筑的文学和书法，一旦借重匾额、楹联的形式表达思想、抒发情感，它更多地强调社会意识和人格理想，体现出一种强大的意志力。然而，它布局在建筑及其营造的空间中，势必以自己独特的感情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形式美感呼应和渲染其它艺术，与村庄特定的情绪氛围融为一体。
古村跑得多了，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其在建筑中，或在装饰中特别强调的部分，有的尤其重视房屋的正大门，有的刻意雕饰木构件，有的在檐下、墙头大肆绘画题诗，有的则格外钟情于楹联和匾额。那些个性鲜明的强调，自然是对不同的情绪氛围的着意渲染。
同样是翰墨姻缘，对于楹联和匾额，在不同的村子里也是常有亲疏厚薄之分的。丰城的白马寨和新建县的汪山土库就是极其重视匾额的两个村庄。
白马寨被唤作“女人的村庄”。它严密的相对封闭的建筑布局和高峻的砖墙，在我看来，既是家族意识的反映，注定也是防御匪盗的需要，是在男人走马远去的情形下，保障族中妇孺安全的需要。它是警惕的，甚至忧心忡忡的。
然而，在这个村庄的匾额上，我看到的却是异彩纷呈的书写，神闲气定的行迹。布局规整的建筑群落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八十余幢明清古民居和一百处匾额，许多的文字曾被水泥或石灰掩藏起来，躲过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年代，直到近年才被村人陆续洗剔出来，使之重见天日。尽管当地的朋友再三告诉我，有些楹联至今仍被覆盖着，但我仍然看得出来，房屋的大门题有楹联的还在少数，匾额却几乎是无处不在；而且，匾额上的字体包括行草隶篆楷各体，甚至还有一处至今无人能识的钟鼎文，它们堂堂皇皇地高悬于门楣之上，交相辉映，蔚为大观，几乎构成了一座书法艺术的宝库。
于是，我把白马寨看作一个极其重视匾额的村庄。在这里，匾额上的题字除去显示身份的司马第、参军第、进士第之类，意义无有定尊，仿佛兴之所致信手拈来。有对民俗心理的从众尊崇，如“紫气东来”、“泰运东予”，也有对圣贤教诲的顶礼膜拜，如“慎其独也”、“知若勤哉”；有耐人寻味的哲思，如“静观物表”、“阅人益多”，也有多少有些叫人意外的率真，如“爱朝曦处”、“书声扬处”。至于为何取“风雨攸除”、“南归道古”之类与族人相标榜，恐怕只有当年的屋主人自己心知肚明了。有些题写应是夸耀白马寨杨氏谱系先贤的品格，如“清白传家”，张扬的是东汉杨震为官清廉、一生清白的事迹。曾有人夜怀十金，向杨震行贿，而杨震坚辞不受。行贿人劝道：“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天知，地知，子知，何谓无知？”在其它杨姓村庄，也可看到这条匾额。另有“派分晋阳”等内容，则昭示了宗族渊源。
由白马寨杨氏家族的匾额，可见江西古民居的匾额除了吉祥的祈愿外，或显耀高贵的门第，或追溯宗族的历史，或传布先贤的教诲，或标榜自家的门风，内容相当丰富，寥寥三四字中往往是一部厚厚的族谱、厚厚的典籍，它可能浓缩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一位先祖的命运沉浮。当然，它的使命在于凝聚起族人、炫耀于世人、流传给后人，它所撷取的肯定是最有光彩的部分，并表达得言简意赅，甚至振聋发聩。
赣南农村把匾额称作“门榜”，题写门榜的习俗至今依然在客家人中盛行，尤以上犹等县为最。“衣冠南渡”的客家人把门榜作为崇尚祖训、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传统带到南方，并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传承和发展，使之成为存在于赣南客家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至今，上犹县百分之八十的民居都有门榜，文字一般选取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典故或体现屋主人理念的词语，或展示客家人迁徙发展的历史，或叙述先辈的嘉德懿行，或张扬屋主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意在褒扬先辈、垂训后人。
在赣南古村，白鹭村以“越国家声”来宣扬先祖钟绍京助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被爵封越国公的历史事实，东龙村则拿“云步天衢”来标榜李氏先贤曾经的荣耀，而在庐陵文化的光照下，吉安的众多古村更是穷尽自美之词。泰和县有座大江村，欧阳氏自南宋初年迁居至此，迄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明清时期，该村有二十一人名列进士榜，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人文盛况。这进士榜就作为牌匾高悬在宗祠大门上，金光闪闪的牌匾闪耀着无尚荣光，计有“父子进士”、“朝天八龙”、“鸣阳三凤”、“兄弟尚书”、“三世宪台”等，听上去就叫人肃然起敬。其中，明永乐年间欧阳哲兄弟三人都为进士，故称“鸣阳三凤”；正德年间欧阳嵩兄弟八人高中进士，是谓“朝天八龙”。如果顾名思义追索“门榜”词义的话，它应该就是指门第之标榜了。
白马寨匾额的丰富性，不仅仅在于它的内容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的、社会的、民俗的信息，而且它的文字也是斑斓多彩的。在这些文字里，有气象，有地理，有心志，有祈愿，有色彩，有声音，甚至还有性别。朋友让我注意一个“蔼”字，这个字的后面就是望穿秋水的翘盼，就是深情脉脉的念叨，就是守护着家园和每个日子的女人。果不其然，我先后看到了“蔼瑞”、“瑞蔼关西”、“瑞蔼长留”等匾额。朋友据此称白马寨为女人的村庄。
颂扬妇道的文字不是在烈女节妇的牌坊上吗？彰表女人的笔墨不是在御赐的牌匾上吗？大约只有在这个女人的村庄里，才可以看到如此深沉、如此缠绵的献给母亲、献给女性的抒情诗！它纵情恣肆，张扬于门面，天长地久，与山石同寿。其实，还有一些匾额感情蕴藉，稍加玩味，便能读出常年在外经商的子弟对故乡的依恋之情。如村中香泉井边人家的匾额题写的竟是“润挹香泉”、“香流修绠”。家乡之情事，原来尽在梦里；汲水之艰辛，原来尽在望中！
高耸的墙上只留着小小的红石镂雕的透窗，尽管凹进去的门庭使整个屋面凹凸有致，但大面积的青砖仍可能给人造成强烈的森严壁垒的印象，这时，对门罩的强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繁复的门罩与单调的墙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关系，仿佛从暧昧的晨岚中喷薄而出，仿佛从平静的水面上鱼挺而立；或者，墙面的简单、沉闷就是为了烘托门罩的精彩吧？
门罩是脸面，是眉目，而处于眉目中央的匾额上的文字就是明眸了。只要走进这个村庄，你必定会不能自已地与它默默相对，去读那些或清雅脱俗或浑厚遒劲或奇峻不凡或古朴苍凉的眼神。逐利四方的风尘仆仆，荣归故里的车马辚辚，文字把由建筑营造的氛围激活了。
对匾额的重视，也可以表现为不露声色的潜藏，耐人寻味的空白。作为清代官宦豪宅，新建汪山土库融合了江南园林建筑、徽派建筑与清朝宫廷建筑的风格，可谓是一座旷野上的宫殿。土库建筑的门窗、门台、踏阶、柱基皆为一色的红石，花楼重门、高梁粗柱、屋檐上多有精美的雕刻图案，每幢房屋正大门上方也都镶有红石或青石的匾额。从整体看，它巍峨气派，煌煌大观；从细部看，它又是严谨周密、精致考究的。然而，它的所有红石匾额，尽管四周雕有琴棋书画、祥禽瑞兽等纹饰图案以为框，中央却没有镌刻任何文字。
汪山土库为清中期官至一品、二品的程氏三兄弟所建，三兄弟分别为湖广总督、江苏巡抚和安徽、浙江巡抚，史称“一门三督抚”。村人想当然地告诉我，匾额之所以空白着，是“三个大红顶子”期待着某一天拜相，然后补刻文字。此说若可成立，想来当初大兴土木之时，拜相之事已是胜券在握，指日可待。不知何故，枉煞了这一番苦心。
而我更喜欢视之为一种品格，一种境界。它是孤傲的隐忍，自持的期待；甚至，是谦逊的发愤，深沉的激励。匾额上的空白，与整个土库建筑所表现的内敛、闭锁的个性是一致的。走近土库时，我就感到诧异，并排九幢房屋浑然一体，形成一面挺拔的长墙，每座大门只是这面长墙的小小的开口，没有门楼、门罩，红石的门框也不过如青砖厚薄，这样低矮又简单的门面，在热衷于炫耀门庭的江西古村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像白马寨一样，在高达十余米的森严壁垒的墙面上，几眼小小的透窗也是开在险峻的高处。它把“一门三督抚”的荣耀完全封闭在这座豪宅的内部了。规模宏大、富丽气派的豪宅，却不重视与外界相连的道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它的建筑个性。
看来，虽然白马寨与汪山土库的建筑风格、规模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又是性情各异，所求不同。官宦人家毕竟比名商世贾沉稳得多，深邃得多。表现在匾额上，就是这引而不发的神秘、不苟言笑的庄严了。
耐人寻味的默默无言，任凭我们把想像挥毫泼墨于广阔的空间。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也。
坪地上晒着刚收获的萝卜红薯，墙上挂着去年腌制的腊肉，塘边翘着女人日渐丰厚的腰臀……而村中的楹联所表达的人生理想却是气贯长虹，穿透了漫漫岁月：“求名求利，但求无愧社稷；志大志远，立志有功黎民。”在今天，村中青壮大多出外打工去了，古老的村庄全靠老幼妇孺养着，养着它的族谱和香火，养着它的家训和层层迭迭贴满厅堂的明星照。从蛛丝积尘中，忽然读得这样气概非凡的楹联，我不禁有些感动。因为，“佃户骑鞍得诗书，农舍鼎盛育文武”，的确是历史生活的真实写照；“继祖宗一脉传真克勤克俭，教儿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的确是江西地域文化的独特景观。
我从吉水县的燕坊村带回两封村党支部致村民的公开信，执笔者为村支书。他本是县城里的退休干部，做过办公室主任，自然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可能就是为了保护和开发古村，他归籍返乡，苦口婆心地上下游说，半年间写下的两封公开信足见其心情之急切。他在信中写道：“那几百年前的富有民族风格的古建筑，其满屋的雕刻尤为珍贵……尤其是先辈给我们留下的至理名言、描金家训、楹联可谓思想最高境界，整个房屋给你一种金碧辉煌而又清雅脱俗的感觉。是啊！追寻其历史渊源可以搜寻到先辈的生存方式、历史沿革、人际关系、思想信念、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当我们面对这些时，脑海里展现出先辈们的勤劳智慧和富有，也仿佛听到了历史沧桑的轰然之声。”
我抄录这段文字是想说明，他对建筑和雕刻之价值的描述是抽象的，对楹联等文字内在意义的理解，却是具体而深入。这就是说，文学和书法所体现的强大的意志力，几乎用不着加以诠释，就能直抵人心。
毫无疑问，楹联和匾额的鲜明的精神指向，决定了它们必然凝聚家族或宗族的道德观念、知识经验、心智心声等等，以彰扬、夸耀、规劝、引导的口吻，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而其价值判断，迎合了人们普遍的心理欲求，代表了人们的共同意愿。所以，许多匾联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常常可以从宗谱、祠规中找到注释，从民风、乡俗中找到实例，从集体的性格心理中找到血脉里的因袭。
在历史上人文昌盛的江西，古村建筑的雕刻、绘画、书法中充满了对诗书文章的标榜、对功名仕宦的追求。当雕刻、绘画以抽象的符号，殷切又含蓄地对其垂以脉脉深情时，楹联则按捺不住奔放的情思了，要么文绉绉地鱼燕传书：“鱼游墨沼蘋风暖，燕入书林杏雨浓。”要么赤裸裸地直抒胸臆：“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它的表达是痛快淋漓的，差不多能让人感受到人格理想的温度和湿度，感受到向往和追求精神境界的速度和力度。仿佛，在苦思巧对、研磨挥毫之际，作者已经沉浸在金榜题名的荣耀中了，或者，为自己的才学而自命不凡。
作为达官贵人的豪宅，汪山土库的学楼“望庐楼”上木刻一联曰：“一楼明月追吟谱，万卷藏书作宦囊。”而渼陂古民居的书斋照壁上，竟也充满了笑傲天下的气概：“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前者道出了读书的目的，以学为阶，平步青云；后者言明了读书人的襟抱，身在书斋，胸有天下。前者强调读书之甘苦，明月清心，励志饱学；后者痴情于读书之儒雅，进而叱诧风云，退而修身养性。两相比较，自是境界不同，一个现实功利，一个潇洒浪漫。
我说过，通常每个村子都会有它特别强调的建筑构件或装饰物，但在渼陂却是个例外。它的木雕、石刻、楹联、匾额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连檐头都镶满了花边似的彩绘、墨绘、诗词，里里外外的墙上到处可见语重心长的家训。这是一个被刻刀雕饰的村庄，一个被墨彩浸润的村庄，一个被文字镇守的村庄。
我曾三次进入渼陂古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它的长街、祠堂、藏书楼，恰恰正是那么铺张的文字。它们刻于木、书于墙，填充视野，灌注心田，几乎达到了振聋发聩的地步。有意思的是，老祖宗沉溺于书写的遗风，在近几十年建造的房屋上也能找到，我仰望一幢农舍的檐头诗画，发现其中抄录的，既有古诗佳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之类，也有反映当年公社“大呼隆”劳动场面的顺口溜，可能檐头“版面”容量太大，顾不得去芜存菁了吧？那些字写得也是叫人不敢恭维的，既不追求诗品，又不讲究书艺，且置于高高的墙头，那么，它们纯粹就是一些随意的笔墨了。这样的书写便显得装腔作势了。而在时间的远处，人们用心研墨，以墙为纸，其注重教化的夸张不也有些叫人疑惑吗，不也充斥着炫耀的意味吗？所以，我把今人涂鸦般的书写，看作是一种集体心理的惯性。
炫耀归炫耀，老祖宗对诗书文章的津津乐道、对功名仕宦的垂涎欲滴却是真实的。渼陂一处雕花的槅扇上，槅心雕有一副对联，曰：“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以珍馐佳肴喻礼乐诗书，以雅类比俗物俗事而臻于大雅，细加玩味之余，其好学状果然如三尺垂涎。这奇崛大胆的比喻，其实是和中国古代普遍的以“味”为美的美本质观相通的，看似信手拈来，却可窥见作者的深厚学养。另一副木刻对联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器超于梅和羹味，人淡如菊种寿泉。”上联中的“和羹味”典出于《书·说命下》：“若作如羹，尔惟盐梅。”后来常喻作国家所需的贤才。
婺源虹关村的留耕堂系明代建筑，它的门楼、梁枋、花窗等处的装饰比较简单，此外，天井边留有一个曲尺形石槽坑，起着下水的作用，当地称之为“明塘坑”，这正是明代建筑的特点。此屋以“留耕”命名，缘自一副祖训名联：“书为恒产，百世留之有余；心作良田，一生耕之不尽。”难怪，即使是在历史上商贾辐辏、店铺林立的“草鞋码头”汪口，也有着浓厚的尊儒重教的传统，于是，便有人遵从“人教子，金满赢；吾教子，唯一经”的古训，干脆把自家的宅屋命名为“一经堂”，以激励子孙好好读书。
赣县白鹭村藏有清皇室成亲王题撰的木对联，曰：“秩序昭宣弥纶广大，文章挥霍倾吐宏深。”这真是入木三分地道破了舞文弄墨者的心机。
楹联多集中在祠堂、戏台、书院、学馆等属于宗族的公共场所，如渼陂梁氏总祠永慕堂大门及堂内的方形石柱上，镌联多达二十五副。其大门首联称：“宝柱擎天，鳌头直顶乾坤秀；文星焕斗，凤羽高腾日月辉。”上联是夸耀此地梁氏先人得入翰林院的事实，下联则是对人文荟萃的期冀。听说流坑遗存的匾联有六百多块（对），篆、隶、楷、行、草五体齐全，或端庄典雅，或飘逸秀丽、或古朴雄浑，或工巧精致，其中有一对彩瓷诗画挂屏，称：“立德立言宗世法，为忠为孝古人心。”它非常准确地道出了楹联的教化功能，祠堂等公共空间自然是发挥这一功能的最好去处了。
仿佛公共空间难以体现自我的发愤，仿佛狭长的门柱无法容纳澎湃的诗情，仿佛人们在炫耀于世人、勉励于族人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深刻的自省，一些对联走进了厅堂，走进了内心，刻在上堂宝壁两旁的堂柱上。如果说民居大门枋柱上的楹联显示了一个家族风雅的外表的话，那么，堂内这些对联则是家族内部的私语。到了这里，它的表情不再是那么神采飞扬、春风得意，而是严词正色的，庄重沉郁的，句句掷地有声，语重心长。
渼陂民居中的对联，总是把耕读为本的思想表达得通俗易懂，或者语言直白，明白晓畅，如“歌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人具四端仁义礼智，名垂千载道德文章”等，或者朴实生动，耐人寻味，如前引用的“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即是，还有的长于用典，含蓄却也真切，如“长江大海昌黎伯，明月清风赤壁仙”，其对文学大家韩昌黎、苏赤壁的尊崇溢于言表。
流坑村除宅第大门之上外，堂内也是匾联重重。堂内牌匾、对联有的是请名人题赠的，因此，在概括为人持家之道理时，多少有些赞颂的意味。“九德堂”主人是身入国学的兄弟二人，堂柱上挂有永丰县一位进士题写的木刻描金长联，云：“积善自有好根苗，念先人到处留余阴骘；读书能存真种子，看后裔接武步上青云。”言辞之间，显然有称许的神情。“慎余堂”主人初为儒，后经商而发家致富，以其资产助公益，济贫寒，善举颇多，乐安知县赠其“好义足风”匾，后又官宦题赠的“达尊望重”、“五世一堂”匾，上堂悬挂嵌有堂名的木刻联：“笃行以外思宜慎，积善之家庆有余。”
大概是讲究对仗工整的对联已经不足以宣泄人们对文字的迷恋了吧，因此，古村建筑中出现了许多内涵警策动人、遣词造句却相对自由的格言、家训，甚至誊抄名人诗文，以为房屋内部的装饰。这样，既美化了住宅的内部环境，且营造出了可朝诵夜读、时时怀想先贤教诲的氛围。
有着“朝天八龙”之荣耀的大江村，不仅在屋中板壁上捋须沉吟：“士大夫为子孙造福谨家规崇俭朴教耕读积阴德此造福也，士大夫为我生惜名敦诗书尚气节慎取与谨威仪此惜名也。”还把《程子四箴》镌刻在两面墙上，洋洋洒洒的文字间尽管落满灰尘，却也吸纳着祖辈及其后代的目光，我感觉到了目光的温热。
流坑的“日新堂”为清晚期住宅建筑，屋主人身为登仕郎，堂中朱底金字的“日新堂”匾，为乐安知县所题赠，下堂东侧板壁上裱贴当时摹印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何绍基的书迹条屏，西侧板壁上则裱贴《朱子治家格言》篆印条屏，印的篆体和取势绝不雷同每印之下还附有隶书释书。如今，这些鼎鼎大名仍历历在目，他们的手迹虽有缺损但大部清晰可辨。
它有着令人震撼的力量——纸张可以老去，墨迹依然健壮，墨迹如魂，深深地吃进了木纹之中。
对文字的迷恋和铺张，还有比流坑、渼陂更甚者。安福县山庄乡大智村彭氏总祠有副楹联称：“兄状元弟会元六年间压二京一十三省豪杰，左太师右少师二派下开四乡千百万载书香。”数字在联中竟表现出非凡气概。说的是，此地有过“父子四进士，兄弟双入阁”的荣耀，前者指明正统年进士彭贯及其次子彭彦充、三子彭华、四子彭彦恭，后者指彭华和他的同宗兄长彭时。明成化年间，彭时中进士，先为侍读，后入文渊阁，入内阁，为吏部尚书，首辅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职，明史誉其“有古大臣风”。六年后，彭华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入内阁参预机务，后因朝廷内部人事纷争而弃官归里，六十一岁卒。彭氏家族真可谓魁星点斗，让仕林仰慕不已。
仿佛族谱也难以张扬家族荣耀，仿佛匾联已无法穷尽人生得意，仿佛一切笔墨都不足以激扬文字，彭贯父子索性一手握錾一手挥锤，把光荣和梦想镌刻在村头路旁、田圳间的岩石上。有一段刻石记道：“成化十九年八月朔，进士淳安程愈，公差便道访郎中彭先生，适落成游息亭，拜谒苍山翁墓过此。”刻石并立亭以记，可见此举并非闲暇之余的游戏，更何况，这项工程始于正统丁卯年（公元1447年），陆续刻至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几十年间金属之声不绝于耳。仅现存岩刻就有十六处，四十余幅，可辨识的文字达六千余字。几近半个世纪，祖孙三代锲而不舍、前仆后继地做着这么一件事，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了。现刻石尚存，亭台已了无影踪，连刻文也若隐若现了。身临大智的山野，想像当年他们的痴迷状，当几近癫狂了。相形之下，愚公移山又若何？
我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赶到大智的。村后一条小路沿山脚蜿蜒而去，有裸露的岩石或孤独地蹲在芭蕉叶下，或结伴端坐在草木丛中，收割过的田垅中间溪水淙淙，田垅里的裸石则像匍匐于溪边的牛群。我在夕照里辨认岩石上的字迹。这些岩刻因石随形，大的高六米，小的仅盈尺，楷体阴刻，大部分字迹已风化得模糊难辨，只见密集的錾痕而已。田垅中的那堆岩石甚至连錾痕也被岁月打磨去了，它们自然得让人很难想像曾经有着那么刻骨铭心的精神负载。
听说，这些岩石上的题刻中有祭文、墓表、题辞、记胜、贺表、诗词，举凡擢升公差、归省祭祖、友好拜谒、致仕闲适、建房寿庆、吟咏唱和、风物灵异、丧葬祭悼等家族事，均镌刻于岩。多处巨石上，镌刻着彭华兄弟的同僚友好、地方官吏、拜谒彭氏祖居及先人墓葬的题名，涉及人名多达八十个，由其显示的官衔、时间、事件等信息，可窥见彭氏家族庞杂的社会关系及其生存环境。村旁的湖山是彭贯夫妇合葬的茔山，山脚下有题额为“感恩亭”、“永思亭”、“述德亭”的几处刻石，“述德亭”刻于高近四米、呈半圆锥状的岩石上，题额下面，绕岩面六米依次刻着纪念彭贯的墓志铭、墓表、传、诔词、祭文及挽诗，作者均为当时极有影响的朝廷重臣。
当地的文友把大智岩刻比作“文章铺路”，实在形象贴切。这条曲曲弯弯的山路，何尝不是仕途上一条铺满了锦绣文字的通衢大道？这些斑斑驳驳的岩刻，何尝不是岁月深处一座座激励后人的路碑？
只可惜，这些坐卧在草木间的文字，哪怕沐日月、啜雨露，哪怕闻莺啼、嗅谷香，与自然相依偎，得山水之精气，终究也被自然剥蚀了去。苍老的裸石龇开了长长的裂缝，几茎细瘦的藤蔓竟攀上了文字的骸骨。
正如霜叶。霜叶静静地蔫了。
正如夕照。夕照悄悄地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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