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宝

    从战国到秦，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为强大。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故到了秦汉之际，活动在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的则主要是月氏和乌孙了。

    一、汉代对敦煌的开拓

    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河西的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占据河西及西域后，除在占领区征收赋税外，还严重地破坏和阻塞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联结，威胁着汉朝的安全。但是，由于西汉初期汉帝国的社会经济极端残破，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因此其国势十分虚弱，无力抵御匈奴的进攻，从而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

    然而，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经常侵汉边郡，杀掠人民。“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西汉王朝在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至武帝即位之时，国力已很充实。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及经过文、景的削藩和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后，中原割据势力和大商贾的势力都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中央集权已大大加强和巩固。这样，西汉王朝就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来反击匈奴了。武帝采纳抗战派大臣的主张，开始了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匈战争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封战争的转折点。汉对匈奴的反击战争主要是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战。经过河南之战，收复了“河南地”；经过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青年将领霍去病率轻骑万人由陇西出发作尝试性的进攻。霍去病的具体进军路线，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因为“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因此其进军路线既不能深入羌中与强大的西羌相遇，遭其阻击；又不能接近匈奴本部，惊动匈奴主力，陷入重围，不能自拔。当时霍去病只能在匈奴统治势力薄弱和接近西羌本部的边沿地区，即两大势力的结合部穿行而过，这样才能迅速到达河西浑邪、休屠部地，达到轻骑出击的目的。

    据《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决定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以便彻底打败匈奴在河西的势力，控制河西，保护中西交通。据《汉书》记载，元狩二年夏天，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又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霍去病在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影响十分巨大。《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广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慜惜乃如此。”

    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中连遭两次打击，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而匈奴单于又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他们派人和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即告朝廷。“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这时，休屠王反悔，不愿降汉，浑邪王杀了他，并收编了他的部众；霍去病也当机立断，率军驰人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匈奴降汉者“凡四万余人，号十万”接着霍去病派人护送浑邪王到长安，受到了汉武帝的隆重接待，武帝封浑邪王与其亲信数人为侯。汉政府把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二、设置郡县行政区

    敦煌地区归人汉的版图后，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开发敦煌，保护中西交通，便在敦煌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敦煌郡县的设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敦煌建郡的年代，《汉书》的记载就不一致。《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而《汉书地理志》则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

    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和考古新资料，对敦煌郡的设置时间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结论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1)向达、张维华、周振鹤诸先生主张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2)陈梦家先生主张建于元封四、五年间（公元前106年)；(3)吴扔骧、余尧先生主张建于元封五、六年间；(4)劳干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或稍后(5)张春树先生主张建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6)黄文弼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7)方诗铭先生主张建于天汉二、三年后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以前(8)刘光华、王宗维先生主张建于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我们认为，汉代于西北边塞凡有设置，或与重大军事行动有关，或属交通方面之必需如置酒泉郡以通西北诸国，设武威、张掖郡以隔羌胡交通。敦煌郡的设置，则与李广利伐大宛有密切关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宛失利，乃“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李广利伐大宛为汉代出兵西域之第一次，后方必有布置，此时设置敦煌郡，既可以备军事之转输，又有利于中西交通。李广利第一次出兵伐宛在太初元年，太初二年留兵敦煌，而敦煌之名亦出现于此时。因此我们认为，敦煌郡的设置可能也在此时。

    敦煌郡，再加上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就是一般所说的“河西四郡”。

    汉代的敦煌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共统辖6个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当时的敦煌郡，包括今敦煌市、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兹将这6个县的具体所在分述如下：

    敦煌县郡县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常钧《敦煌杂钞》卷2沙州卫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冲，圮其东面。雍正三年，于故城东另筑卫城。”吕少卿《重修敦煌县志》说城在县西里许，滨临党河西岸，遗址尚存。其西北一角，高犹数丈。”可知现在的敦煌城在党河东面，是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所建，非汉代之敦煌县。

    冥安县：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冥安以冥水得名。《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即今疏勒河。其“故城疑在今小湾、双塔堡、布隆吉等处。据调查，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

    效谷县：敦煌遗书S.5448《敦煌录》：“效谷城本是渔泽，汉孝帝时，崔不意教人力田得谷，因名，后为县。”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其确切方位，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说古效谷城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据有的学者考证，位于今敦煌城东北20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效谷城。

    渊泉县：因“地多泉水故以为名”。《辛卯侍行记》卷5：“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张奂传》云，故城在瓜州晋昌县东北，当在今州东四道沟、柳沟堡诸处J约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

    广至县：今安西县之西约30公里俗名“巴州城”处。《太平寰宇记》卷153：“常乐县，本汉广至县地……汉广至故城在今西：！”

    龙勒县：即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曰龙勒山，县南百八十里，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龙勒，即唐代的寿昌县。《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因山为名。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据调查，寿昌海，即今黄水坝水库。其北约5公里，有一古城遗址，现遗址大半埋于沙丘中。这一遗址，就是唐代寿昌城故址，也即汉龙勒县城。

    三、建立军事防御体系

    河西归汉后，汉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军事防御体系便是其重要的举措之一。

    (一)河西的汉长城

    自从河西归人汉的版图后，西汉王朝为了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便修筑了其安全防御线——长城。

    河西长城是随着边防形势的变化在几个不同时期分段修筑而成的。

    令居以西至酒泉：汉筑令居以西之边塞，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在河西之战中打败了匈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降汉，汉始有河西之地。故知令居以西至酒泉长城的修筑，是元狩二年以后之事。

    酒泉至玉门间.酒泉至玉门间这段长城，是在赵破奴、王恢破楼兰、姑师以后修筑的。按赵破奴与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事在元封五年，而《史记》记酒泉至玉门的长城之修筑，与此事并述，可知酒泉至玉门的长城，筑于元封五年。

    敦煌至盐泽间：敦煌至盐泽间这段长城，是李广利伐大宛以后修筑的。《史记大宛列传》云：“汉巳伐宛……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这里所说的盐水，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之罗布泊(又称蒲昌海)。汉自敦煌至罗布泊筑长城，是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而李广利伐大宛，始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终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可知，此段长城的修筑，当在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年前97年)或稍后。

    以上只是河西主要的几段长城建筑情况，而整个长城防御线的修筑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公元前127年，汉朝收复“河南地”后，置朔方、五原郡，移民垦荒，并将秦时沿黄河的长城加以修整，这是汉武帝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边防设施的修整；公元前121年，汉收复河西后，便把长城由朔方沿黄河往河西延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随后，汉朝政府又将长城从令居分段向西延长到玉门，所谓“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以后随着匈奴势力的不断向西转移，汉朝也相应地加强了西北边防。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后，汉王朝又把长城延伸到了盐泽。《汉书西域传》曰：“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这就是河西走廊以北东西长达千余公里的边塞防御线——长城。

    (二）汉代的烽燧亭障

    长城在汉代又称为“塞”，由每隔5公里左右的小城堡联着，小城堡设有发放警报的“烽台”，称为“亭”或“燧”，这些小城堡按其大小派驻着几十名到一二百名戍卒，由“候长”、“燧长”管理。隔若干个“炉”有一个较大的城，叫作“障”，由“候官”统率。各候官又由都尉统率，都尉住在更大的城堡里，即郡城或县城，以故“亭”、“障”往往连用，代表着长城的防御工事。

    驻在亭障的士兵要密切注视敌情，称为“斥候”，有警要发出信号，称“烽燧”。驻在亭障的戍卒，也要开垦田地，疏通水利。他们保卫着我国古代西北边疆和人民的生产。戍卒是征发农民中的丁壮组成的。汉制：从2356岁的男子都是丁壮，他们必须先受一年的军事训练，而后还要赴边塞当一年戍卒，叫作“正卒”。边境郡县的正卒，军事训练和戍边都在边郡；内地郡县的正卒服戍边徭役时，才来边郡。

    关于汉代的烽燧制度，《汉书贾谊传》曰斥候(候伺）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文颖注云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为无顶之屋），橹上作桔皋，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细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张晏注云昼举烽，夜燔燧也。”从此可以看出汉代的烽燧情形。

    关于报警的信号，一是烽表，即用红布和白布缝成帆状物，在敌人入侵时，则悬挂在亭障的高竿上，按入侵者的多少、远近而增减数量，一燧挂烽，他燧照传；二是烽烟，即焚薪取烟，亭障上有烟筒，焚薪之烟通过烟筒直上天空，白天易于被远处望见，这是情况紧急时的信号；三是苣火，夜间通报情况用燃苣火取代烽表。这是将点燃的苇束，悬上高竿，也按入侵者多少、远近而增减数量；四是积薪，积薪是叠积在亭燧附近的大草垛。无论昼夜，最紧急的警报就是焚烧积薪。

    以上所举4种报警信号，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汉代发放警报信号是有制度规定的，即“烽火品约”。具体规定较为复杂，这里就不谈了。

    总之，汉代的烽燧亭障，实际上是军事防御线上设立的军事通讯哨所。自从烽燧制度建立后，由于“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它为保卫河西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丝绸之路”上的来往使者、商贾们的安全，起着重大作用。

    (三)建立邮驿——悬泉置

    悬泉置是以地名名置者。所谓“悬泉”，是瀑布的一种名称。悬泉置所在地的悬泉，在今甘肃省西部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乱山子山，距离两地均约有60余公里。悬泉下泻之水成为小河，名悬泉水，细流一里许，潜入地下。

    “置”是一种邮驿名称。在古代，步递曰邮，马递曰置。汉武帝设在悬泉附近的邮驿名“悬泉置”，是以马递为主的邮驿。

    悬泉置设立的时间约在汉武帝对西域用兵的过程中。具体地说，是在李广利西伐大宛获胜归来之后。

    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是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次年即大败而归。他在屯兵敦煌一带时，为解决饮水问题，发现了悬泉。《汉书李广利传》载，李广利伐大宛，至半途巳死伤惨重，被迫退归。“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西凉异物志》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菀(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利]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

    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是在太初三年(前102年），次年春，攻破大宛，广利凯旋而归。《西域传序》：自此“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从此时开始，自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日益繁忙起来，为军事和政治服务的正规邮驿开始设立，其中包括了悬泉置的设立。由此可知，悬泉置设立的时间，应在太初四年至太始元年(前101前96年)之间。

    悬泉置的行政级别相当于县级。在汉代，置不同于一般邮亭，而往往设立于两个相邻的县界上，作为重要的中转邮驿，因之其机构较大，级别较高。东汉应劭曰：“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从出土汉简可知，大致是设于县城的邮驿称传舍，设于县界的邮驿称置。两县城之间相距不足百里者，中间不设置。两县城间相距在百里以上者，设置于两县界上。如酒泉郡的玉门西至沙头99里，中不设置；张掖郡的昭武至酒泉郡的表是131里，中设祁连置。

    四、移民实边与河西屯田

    (一)移民实边

    河西原有居民是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族，匈奴占领河西后，主要是匈奴族人，就是在河西之战后，虽然浑邪王故地空无人，但“空无人”并不意味着没有匈奴人及其他族人，只不过人数大大减少罢了。在本地人口不多的情况下，要设置郡县，加强河西边防，就必须从内地大量向河西地区移民。

    向河西地区移民的对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其中的“关东下贫”，是绝对多数。“下贫”，就是指生活无着的农民，如元狩年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政府“振”、“贷”都不能解决饥乏的情况下进行的，迁徙对象就是“下贫”。上面所说的“报怨过当”，就是刑事犯罪者。“背逆亡道”就是犯有叛逆罪的政治犯，这些因犯法而被迁徙的对象，也不在少数。如武帝时附和戾太子之乱的官吏、士卒，都被迁徙至敦煌郡。西汉还有所谓减死戍边的法律。当然，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到河西的，也有一些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在屯戍边县，并把家室接到其地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也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强制迁徙到了河西。

    向河西地区移民，主要是在汉武帝时代。具体年代，据《汉书》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这个“边”，可能包括河西地区在内；《资治通鉴》记载：武帝“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武帝以后，向河西的移民仍然不断。这些被迁徙的人民，屯田河西，为巩固、保卫边防作出了贡献。

    汉武帝的徙民措施，直接改变了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通过徙民，使河西地区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末年，河西4郡共有61270户，28万多人。

    从历史上看，移民实边从来就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措施，而是作为一项以巩固边防为主，包含政治、经济内容的综合性措施，汉代向河西的移民也是如此。它为加强边防、防御匈奴人侵，发挥了重大作用，并随之将汉王朝内地实行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推行到了河西。因此我们说，向河西移民及设置郡县，是把当时内地行之已久的封建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推行到河西，从而表明河西进入了封建制。

    (二)河西屯田

    随着河西设郡，内地徙民源源而来。移民初期，“衣食皆仰给县官”。除徙民之外，河西地区还驻有大量的戍卒和战斗部队。徙民、戍卒与战斗部队的数量既然很庞大，则对粮食的需要量也势必增大。因此，解决河西地区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如果河西地区所需粮食不由当地生产，就必须从内地长途转输，这就需要国家付出很髙的运价。因此发展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就成为建郡后的重要任务了。

    在河西地区发展农业，有着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从客观方面来说，河西以南的祁连山中有广大的冰川积雪，是一个天然水库，冰雪消融能供给走廊农业和畜牧业足够的用水，同时畜牧业的兴盛，又有足够的畜力用于农业生产。

    从主观方面来说，由于有大量的徙民和戍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大批的徙民和戍卒，都是内地农业区的农民。他们到了河西，当然就把内地先进的耕作经验和技术带到了河西。汉武帝末年，赵过的代田法，就曾在“边郡及居延城(韦昭注，张掖县也广推行，“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同时西汉政府对盐铁实行专卖，又保证了国家给生产者提供必需的铁农具。汉王朝还在河西地区大兴水利。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居延汉简记载，居延一带的许多亭燧如甲渠、临渠、水门、广渠、肩水等，都是由水渠而命名的。在居延屯田的田卒中，就有一种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这都说明了汉政府对水利的重视。

    西汉“屯田”的名称虽然始于桑弘羊轮台以东《屯田奏》，但屯田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却不限于西域。关于河西屯田，《汉书匈奴传》曰：“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平准书》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在汉简里，也可以看到屯田的种种记录，如“戍田卒千五百人为谇马田官写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阳郡”这种戍田卒，就是戍卒中的专门屯田生产者。

    屯田是且田且守，亦兵亦农，军事活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措施。戍边是汉代农民负担的播役之一，每个成年人都必须负担戍边徭役，因此汉政府便以征发戍卒的名义，把大批的农民调发到边疆及新占领的地区戍守或田耕。在屯田的名义下，他们一方面守边，一方面垦田种植，而且大部分戍卒是从事屯田。

    屯田的戍卒都有一定的期限，一般是一年，到期就遣归故里。可是边郡人屯戍的时间比内地人长，因为内地人还要在本郡服一年正卒，边郡人正卒和戍卒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之这两种徭役就归并在一起执行了。

    汉代在边郡的屯田规模很大，为了便于管理屯田事宜，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

    屯田的组织，见于史书和汉简记载的，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劝农掾、仓长、仓左、仓曹史。而具体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戍卒则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河渠卒等。

    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边防给养，供应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而且还可向市场出售，以资调节。居延简载粜粟四千石，请告入县官，贵市平价，石六千得利二万四千。”同时，当内地发生灾害时，还可以调拨边郡屯田积谷以救内地之灾。可见，河西屯田对当时的国家财政和经济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河西屯田就其组织形式看，虽然是军事性质的，但就其直接目的来看，首先是为了巩固边防，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的困难和扩大国家直接控制的耕地面积。然而从屯田的结果来看，却使封建生产方式在河西得以推行。因为汉代的地租形态，除实物地租以外还有劳役地租，而且在几种不同名义的徭役下，劳役地租实际上是很重的。为了把这种既有的封建剥削制度在新辟的河西地区推行，就产生了以戍卒这一徭役为中心内容的屯田制度，可见屯田实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一种力役地租剥削形式。因之，屯田制在河西的推行也就是河西封建化的过程。

    总之，汉代的屯田活动作为一项重要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屯田生产使得边郡粮库充足，这就大大减轻了国家组织的由内地向边塞运输粮食的沉重负担；田卒本身既是整个戍卒的组成部分，就使得汉王朝戍边的力量大大加强。如武帝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也只有在屯田的情况下，才能在边郡驻守这么多的部队；屯田活动既解决了边郡的粮草，也解决了边塞的武备，这就遏制了匈奴奴隶主骑兵的掠夺。《汉书匈奴传》说昭帝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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