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维

    “河西”和“西域”，现在说来，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河西是指河西走廊及其两侧，西域指玉门、阳关以西，但原来并非如此。早期的文献域”和“国”涵义相同，西域指中原王朝郡、县管辖区以西的地方。随着郡、县设置的增加，中原王朝疆土的不断扩大，西域的范围也不断向西转移。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域，是《汉书西域传》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从此才把河西地区和西域明确分开。但是在历史上由于河西与西域地界相连，地貌、土壤、气候、雨量和植物生长等情况有许多相同之处，河西地区又是东西南北民族迁移、流徙活动的场所，这样，河西和西域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就是汉朝政府把河西和西域分别区划，实行不同形式的行政管辖以后，其相互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研究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了解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无疑是一个重要内容。

    一、河西原来也称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挥o”《汉书霍去病传》：“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犇于率。”浑邪王的驻地在汉代张掖县，张掖县属武威都，可见从今武威以西，当时就称为西域。

    又《史记大宛列传》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王充《论衡吉验篇》据此亦作“西城”。但“西城”实为“西域”之讹。《大宛列传》在此前数行记一事云“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数万人，至祁连山。”此即上引《卫将军骠骑列传》、《霍去病传》所记元狩二年(前121)汉朝击败休屠、浑邪诸王事。传中都说“西域王浑邪”，而《大宛列传》作“西城”，显然是传抄中的错误。乌孙在浑邪王部西，又非城邦国，应以西域为是。

    汉武帝在位时，河西四郡已建成三郡，敦煌郡辖境已达玉门、阳关，昭帝时成书的《盐铁论》就把西域的范围向西推移了。其《西域篇》记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攘，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o”这里所说的西域，已经不包括河西走廊至宣帝设置西域都护，领南北二道，西域的范围进一步明确了，但是此时也并非仅指玉门、阳关以西。《汉书赵充国传》记赵充国上书云：“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威信千里。”此“西域”的概念，无疑指鲜水(今青海湖)及其以西地区，当时汉朝尚未在此设郡领县，所以称为西域。再证之《汉书王莽传》，王莽奏议云：“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方臣妾……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王莽所设西海郡在今青海海晏县，郡领五县分布于青海湖周围，羌豪良愿部必当在此，可见西域也指湟水上游、青海湖周围地区。

    根据上述，西域一词在西汉时广泛指汉郡县辖区以西汉朝力所能及之地，并没有严格界限。东汉班固撰《汉书》，才把范围分开了。置郡以前的河西，曾包括在西域的范围内。

    二、河西和西域民族迁移、交往极为频繁

    河西是亚洲东部和中部交通的咽喉，东西南北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大都需要经过这里。从汉文资料的记载看，西域的许多民族是从河西迁往的，或者是经过河西迁往西域的，河西民族对西域的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兹分述于后：

    (一)月氏人

    《史记大宛列传》记：“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汉书张骞传》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敦煌、祁连间。”又据《资治通鉴》建武十二年条姑臧县引刘晌注姑臧县，秦月氏戎所居。”月氏东起武威，西至敦煌，分布地区与《括地志》所记“凉、甘、肃、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的记载完全相符。

    月氏从秦代以前就居于河西。汉文帝三年(前177)以后陆续向西方迁徙。其迁徙原因是匈奴右贤王的攻击。《匈奴列传》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从此月氏人的大多数迁往西域，称大月氏。大月氏人到达葱岭以西后，降服大夏，重建政权，但他们与昆仑南山、河西地区的月氏遗民关系仍然密切。

    《张骞传》记：乌孙王“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究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大宛列传》记：昆莫及壮，单于“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乌孙与大月氏共居于敦煌、祁连间，约在秦至汉初。汉初，月氏强盛，图吞乌孙，乌孙人逃往匈奴。当时匈奴西部的势力仅仅到达河西东端，乌孙逃往匈奴也只能是向东北部迁移。冒顿单于在位三十六年(前174)死，匈奴右贤王灭月氏在汉文帝三年(前177)或次年，昆莫配合右贤王击败月氏后，曾一度成为匈奴在西域的掌兵者，此西域实指河西西部地区。数年，冒顿单于死，乌孙王乘机率众远徙，击败月氏，占领准噶尔盆地和伊犁、纳林河地区。《汉书西域传》所指乌孙国，是指乌孙最后在赤谷城建立政权以后的状况。由此可知，乌孙在汉文帝初年以前，一直是在河西居住的民族，冒顿单于死后，才最后离开河西。

    (三)塞种人

    《广弘明集》梁荀济《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遂往葱岭南奔。”今本《汉书西域传》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又同传属宾国条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屑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根据上述，塞种原与乌孙、大月氏俱在敦煌一带。大约在秦汉之交，月氏第一次败塞种，其人或远走葱岭，或附于月氏、乌孙。西汉文帝时，月氏西迁，再次击败塞王，从此塞王南君层宾，其人民散处于西域诸国。塞种人初居敦煌的时间无考，但他们至少在秦代是河西西部的房民，后因月氏夺其地，才迁往西域的。

    (四)大夏人

    《大宛列传》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着，有城屋，与大宛同俗。

    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Q”

    “大夏”一词，《左传》昭公元年即有“迁石沉于大夏”的记载。此大夏在晋地，可能与夏禹的后代有关。《管子封禅篇》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认为此大夏在河州、凉州间，今甘肃临夏大夏河一带似为大夏人居住之所。《山海经海内东经》记：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等国。”此四国中，月支即月氏，居于河西；居繇即居延，为西戎八国之一朐衍之戎的一部迁于河西者；竖沙待考，大夏即由临夏迁居于河西的大夏人。流沙并非如有人所说，一指居延海之流沙，一指罗布泊流沙，实即指大沙漠，这里是指大河以西之腾格里大沙漠。流沙外即腾格里大沙漠以西，大夏、竖沙、居繇、月支等国当时分布于此。战国后期，大夏人已不在河西，可能向西迁移了。大夏人居住有城屋，与漠北匈奴不同，这在原居于临夏时已流行这种居住方式。

    月氏西迁后能够迅速击败大夏，迫使其臣服，这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有关。大夏人西迁后未能建立统一的政权，所以被它原来的邻居轻易臣服。

    (五)宪人

    《史记匈奴列传》叙述冒顿单于初继位时匈奴的辖地云西接月氏、氐、羌”，当时匈奴的西部势力尚未深入河西，与其为邻的月氏还占有今武威地区。此氐、羌是指今兰州附近的氏弟部落。

    秦代以前，羌人在河西的势力相当强大，走廊南侧主要是羌人的势力范围。《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羌谷水，酒泉郡呼蚕水，敦煌郡的南籍端水和氐置水均出自羌中，这虽然是汉代的情况，但也可以看出羌人分布地区之广，西部一直与婼羌相连。

    婼羌是西域最大的羌人部落群。《汉书西域传》记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

    辟在西南，不当孔道……畜牧水草，不田作。”又记小宛，东接婼羌；卢戎，南邻婼羌；渠勒，西连婼羌；于阗，南界婼羌；难兜，北有婼羌；“西夜、蒲类、依耐、无雷，其种类氐羌行国”。纵横数千里，可见其分布之广。又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宪，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近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塔什库尔干发掘的古墓葬，经分析有大量羌人遗骨，就可以延实史书记载之不误。

    羌人为什么不分布于绿洲，而分布在西域南山？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西迁的时间较晚，当时城邦诸国已经占有了肥沃绿洲，宪人又是“不立君臣，无相长一”(见《后汉书西羌传》)的部落群，没有力量战胜他们的对手，所以是分散迁移，各有酋豪。这些羌人是何时、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婼羌的“婼”，从若，若与弱并而灼切，若音同弱，婼羌，实即弱羌。《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人于流沙”；《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环之”。合黎即今张掖北的合黎山，昆仑之丘即张掖、酒泉南之昆仑山，后称祁连山。根据以上记载，秦代以前的弱水，指祁连山北、合黎山南所有诸水，尚不包括合黎山北诸水汇合后的一段。为什么称“弱水”，古人曾有解释。郭瑾注其水不胜毛”；《玄中记》说是言其水弱，鸿毛不能载。这都是从汉文弱字的意思妄加穿凿。试问弱水之名在前，至少在战国时巳有，而中原华夏文化进人河西在后，实为汉武帝时期，如何能用数百年以后汉字的意思解释前者！可见弱水的弱，应是汉字的音译，从当地居民语言中音译而来。当时称弱羌所居之地为弱，称其水为弱水，婼羌原居地就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的诸水流域。弱羌人大批西迁，大约在秦统一六国时期。当时月氏强盛，兼并河西诸部，弱羌人在月氏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住地，向西域南山迁徙。婼羌西迁后羌人在河西的势力大为削弱，但是弱羌的影响依然存在。《汉书韦元成传》记起酒泉、张掖以隔婼羌，断匈奴之右臂。”此时酒泉、张掖久已没有婼羌，但仍以婼羌称之，说明汉代人仍认为张掖、酒泉的诸羌，可以弱羌为代表。反k来又证明了婼羌的原居地就在张掖、酒泉间。

    (六)敦人

    《山海经北山经》记大咸之山，无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坳泽。”证之《水经注》，敦薨之水出焉耆北敦薨之山，经焉耆，流入敦薨之渚、之浦、之薮，流注于坳泽。据董佑诚、黄文弼等考证，此敦襄之山水包括的范围，北起天山，从山上流出的裕勒都斯河，一直到达罗布泊。这么大的一片地方山名、水名都以敦裹称之，说明当时有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居住在这里。以族名命名地名，这是古代的常例。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带来“敦煌”这个地名，后来汉朝又在河西西部置敦煌县、敦煌郡。敦煌一名在张骞的报告中是指一个地方的名。然而应劭注云“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元和郡县图志》又说是“敦者，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都属无稽之谈。敦煌之名在前，置郡开西域在后，何能言大、盛。

    今敦煌县东之安西县东有名“兔葡芦”的地方，出土的文物很多，孙修身先生考察后认为“兔葫芦”为吐火罗的别异，此说极为确切。张骞报告中的敦煌或即指此地，至少包括这个地方。这样，我就可以还原敦煌一名的来源，就是吐火罗，初期译为敦薨，汉代译为敦煌，后来译为吐火罗，今有遗址兔葡芦，上下两千多年，线索明显，敦煌就是因吐火罗人曾居于此而得名。

    吐火罗人原在西域，战国时曾以焉耆为中心活动于开都河、孔雀河流域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东迁，进人河西，在今安西以西活动。西汉初年复西迁，离开河西，可能有少数遗民流在这里，保留着敦煌这个地名。这样，敦薨(敦煌、吐火罗)族就是活动于玉门、阳关内外的一个民族。

    (七)居延人

    上引《山海经》记流沙外有居繇之国，汉霍去病西征经过居延，汉以其地置居延县，名其水为居延水，其泽为居延泽，可见居繇国人应是一个较大的部落。

    居延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与义渠戎相邻的朐衍之戎。秦穆公时，西戎八国服于秦。后来，义渠复叛，攻秦，秦多次出兵反击，直至秦昭王时才彻底消灭义渠。但是，自春秋以后，再不见朐衍戎之名，汉代北地郡有义渠道，而朐衍称县不称道，“县主蛮夷曰道”，说明秦、汉在北地郡设县时，朐衍仅存地名，而无朐衍人，义渠人还有。朐衍戎大约在战国时畏秦之威，向西迁移，进入腾格里沙漠地区。《山海经》所记之居繇，正是朐衍之戎的别异，他们又在流沙外建立了政权。

    汉开河西时，霍去病、李陵都先后到达居延地，此居延即因居繇人所居而来，汉居延县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代设县时，居延人又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地方，向西迁移了。

    西汉昭帝末年，匈奴进攻乌孙，企图夺取乌孙车延、恶师地。车延地实即车延人居住地区，车延应是居延之别异。从当时汉朝与匈奴战争的地理看，车延地似在今哈密西北。此地在居延海以西，相距不远，说明居延人又从河西迁到新疆北部。

    (八)单桓人

    《汉书霍去病传》：元狩二年夏，霍去病“涉钧耆，济居延，逐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觫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注引张晏日：“单桓、酋涂，皆胡王也。”祁连山即今酒泉南山，觥得为汉觥得县地，在今张掖县西，说明当时这一带地区有个民族称单桓。

    自此以后，单桓族在河西地区不见出现，而在西域出现了。《汉书西域传》记单桓国，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又记“其国西与乌贪訾离国相邻”。单桓国实际上只是一个小的部落政权，元狩二年原来的首领被汉军俘获后，部落遭到很大损失，余部向西迁移，后来在天山以北定居下来，建立了部落政权。

    (九)龙勒人

    汉代敦煌县西是龙勒县，着名的玉门、阳关就在该县境内。龙勒县是在原来龙勒人居住的地方设置的。但汉代置县以后，这里就不见龙勒人，而在《汉书西域传》中记有楼兰国，云鄯善，本名楼兰，王治抒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

    楼兰离阳关千六百里，合今九百华里，距离不远。地沙齿少田，与龙勒县的地理条件相近。畜牧，有驴马、橐驼，《匈奴传》记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弃驼、驴骡……”两者有相似之处。根据这些记载分析，汉龙勒县不见龙勒人，而在其西900里出现了楼兰人，又称其海为牢兰海，可见牢兰、楼兰都是同音异译。楼兰又与龙勒音近，也应是同名异译。由此可见龙勒、楼兰，就是一个民族，原在阳关东，当地人称龙勒，后西迁至阳关西，汉称其国为楼兰。楼兰国是龙勒人西迁后征服当地土着居民建立的政权，其西迁年代似在汉初。楼兰人的原居地还在漠北。《汉书李陵传》记：天汉二年，汉武帝诏李陵由居延出兵北上，至浚稽山南龙勒水上。龙勒水在居延北千余里，距汉龙勒县二千余里，龙勒水大概就是龙勒人的原居地。他们由龙勒水南迁，先到敦煌一带游牧，汉初西迁至阳关西，征服当地土着居民，建立起楼兰国。现在发掘的楼兰遗址，是原土着居民的文化遗址，并非楼兰人的遗物。

    (十）焉耆人

    《骠骑列传》记：骠骑将军“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又记：封其裨王“鹰庇为辉渠侯”。焉支山，《前汉记》作“鄢耆山”，《汉书匈奴传》作“焉耆山”，可见焉支亦称焉耆。“鹰庇”，《汉书霍去病传》作“雁庇”，《史记》、《汉书》表分别作“应疟”、“应赃”。焉、雁、鄢、鹰，古音相近。庇，《索隐》“必二反”，“疋履反”；《汉书》师古注：“疋履反”，云“其字从广，非庇荫之庇”。可见本音为疵，庇、疟皆为误写。因此，雁疵音同焉耆，霍去病传记，春季译为焉支(耆），秋季又译作雁疵，焉支山实即雁疵王部落所居之地。至于有人把焉支作“胭脂”、“阏氏”解释，都是附会，并非本意。

    焉支(耆)为汉兵击败，雁疵王降汉得封侯爵，河西从此再不见焉耆人的活动，而后来在西域出现了焉耆国。如前所述，今焉耆地方战国时为敦薨人活动之所，西汉时又出现了焉耆国，令人难解。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的敦薨人，至后期至少有一大批人迁居于敦煌一带。而焉耆人原居于焉支山(今大黄山），被汉军击败，首领降汉后，部众大量西迁，至今焉耆地区，征服当地土着，建立政权，仍称为焉耆。焉耆是河西焉支山的焉耆人建立的政权。

    （十一）匈奴人

    《匈奴列传》记，汉文帝三、四年间，冒顿单于命右贤王向河西击月氏，“灭夷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这是匈奴占领西域的开始。右贤王攻击月氏，自然带着原先已进入河西东部地区的匈奴兵，并在河西地区广泛裹胁其他民族的精壮，一并进人西域。以后，匈奴统治西方的王将是右贤王、西边日逐王等，范围从上郡以西至乌孙；又于焉耆、危须、尉犁间置僮仆都尉，以统西域，所以不断从河西强迁的匈奴人自然不少。

    除上述外，还有几种民族可供进一步研究。

    《逸周书王会解》载《伊尹献令》广正北着大夏、莎车、月氏。”此书是战国时的传说记录，大夏、月氏在战国时居于河西，与其并列之莎车当在同地。此莎车与《西域传》中的莎车国如不是偶合，可能有一定关系。

    《汉书地理志》：上郡有龟兹县，本注属国都尉治”。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服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属国为秦代设置，汉因之。如龟兹与《西域传》中的龟兹国为一事，则龟兹国距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秦西界不过黄河，龟兹国人跋涉如此遥远之路程来降秦，恐不可能。此龟兹是否原居于河西，后来一部分降秦，秦置属国以处之；大部分人西迁，在西域又建立龟兹国，龟兹属国居民不会是从库车来降秦的。

    又《北史西域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还有米国、史国、何国、乌那遏国、穆国、曹国诸王皆姓昭武。大月氏西迁后击败大夏立国，至南北朝世袭不衰，而昭武诸姓国主若不是大月氏人，亦是与大月氏同时西迁之河西昭武人。

    以上各族，有的是从河西迁往西域的，有的是从西域迁人河西再返回西域的，有的是从河西南北两侧先进入河西生活若干年之后又迁入西域的，不管迁徙的原因如何，这种迁徙趋向在秦汉之际是十分明显的。在迁徙过程中，有的是举族迁移，有的是分批部分迁徙，但都在河西地区留下了影响，有的留下了遗民。这些遗民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同族，但仍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他们千方百计与同族人联系。

    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派张骞先使月氏，后使乌孙。汉朝政府不仅同数千里外的月氏、乌孙建立起关系，还通过他们掌握了河西、西域的情况，霍去病两次出兵成功，与月氏人提供情况是分不开的。张骞出使返汉，西域各国派使臣同来，以后汉朝同西域各国的来往更是与日俱增，络绎不绝o汉宣帝神爵初年，汉朝解除了匈奴对西域的威胁，在西域设立都护，更加方便了西域各国来京城的条件。这成批成批的质子、使臣、商旅途经河西，得到同族人的接待，因而留居于河西者为数一定不少。

    《梁书康绚传》记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子入侍，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康绚的祖先待诏河西的具体年代虽不可知，其在汉初置都护后不久，大概没有问题。这里还提出待诏的问题，当时从西域各国来的使臣、商旅，不能直至京城，需先在河西待诏，等汉朝诏令下达后，一批一批放行，则河西经常有一批西域人留居。其中有的得到入京的许可，有的则长期待诏，康绚先世即属于此。还有，允许进京有人数限制，不少随行人员只能停留在河西，其中无力返回或有其他原因不能返回本国的，人数也不会太少。这些人住在河西，有的参与汉朝军政，有的自谋生计，因他们兼通语言，就成了汉朝政府与西域各国进行联系的纽带和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

    又据《高僧传竺昙摩罗刹传》云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髙座为师。”此云月支人，应是大月氏。“世居敦煌”，虽不能判定其具体年代，至少不会晚于东汉，而其师“外国沙门竺髙座”当为天竺人。《资治通鉴》记r汉明帝永平八年(65)冬，“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明帝遣使求佛，在永平八年前，此年为佛书和沙门到达洛阳的时间，使者往返必经敦煌，所以佛教在敦煌得到合法传播，不会晚于此时。竺高座虽非东汉时人，但其同族到敦煌者当会很早。《西域传》记宣帝时“遣谒者竺次”使乌孙，竺次应是天竺人。

    《后汉书窦融传》记：更始时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当时的敦煌都尉辛肜，酒泉都尉为竺曾。辛形大概是辛武贤的同乡，而竺曾确为天竺人无疑。竺曾在新莽时能担任都尉，可见其汉化程度很深，则其先世居于河西至晚在西汉中期。天竺人到河西，又可能通过月氏人以为媒介。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轩县，注释家公认是西域黎轩人来此居住，因以为县。丽轩人善幻术(魔术），当时西域诸国争求骊轩幻人献于汉朝。面轩县之面轩人恐非举族迁徙，而是诸国贡使所带来的骊轩幻人在河西待诏期间留居于此，因而得名。骊轩人以幻术知名，所以诸国贡使虽是主人，没有留下国名，而其所带鲡轩人却留下了族名。晋朝时凉州张氏曾攻骊轩戎，可见其人不少。

    不仅西域葱岭以西诸国有留居河西者，其东也有。《汉书赵充国传》记：酒泉有婼、月氏兵四千。此婼即婼羌，当然来自阳关以西。东汉末年凉州胡王有白虎文，此白姓为龟兹国姓。《晋书沮渠蒙逊载记》：蒙逊之母为车氏。车为车师国之姓。沮渠蒙逊之父仅仅是一小吏，不可能到车师国中求亲。东汉初年匈奴胁车师等国人攻河西，河西城门昼闭，因而车师人留居河西不会晚于此时。至魏晋间车师人久已汉化，才能和汉化之卢水胡人结成婚姻。

    另外，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安氏，在居延服役。安姓在汉代并非大姓，何以在居延如此多见？有人以安氏为安息国人，也不见妥当。实际上楼兰、乌孙、月氏中都有安姓，居延汉简中的安姓，可能与此有关。

    《后汉书西域传》论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时云汉朝“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西域，恐怕河西也是如此，河西是胡商贸易的重要地区。《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太和中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所经情形云：“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此虽为三国时事，但敦煌等郡与西域诸国的往来已有很久的历史，仓慈正是纠正以前地方豪族苛待西域诸胡人的行为，并为西域胡人提供方便而着名西域的。从汉武帝开河西、通西域之路，直到东汉灭亡，不少西域人走过这条路，也有不少人留在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出现在黄河流域的所谓杂胡”，大多数是先与河西诸族融合，后来迁居中原的。

    三、河西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通道、基地，又代表朝廷兼管西域

    汉武帝最初开拓河西的目的，是为了通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反击匈奴，后来发展到隔绝羌胡，断匈奴之右臂。但事情的发展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料，河西不仅仅成为汉朝建设和经营西域的通道，而且成为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仓库。

    元封后期，汉朝在河西路上的交通设施大体完成，亭障已延伸至玉门，每年有大批使臣、商旅行走在这条路上，羌、匈威胁已基本解除，但是此时河西人烟稀少，物资供应仍然困难。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西征大宛，中途败退敦煌。次年，汉朝政府增调大批军队继续西征，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胜利，另派数十万人为军事服役，太初三年屯驻河西的戍卒、负私从者猛增至20余万人，河西居民的民族成分顿时起了根本变化。这批移民，绝大多数是中原各地的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他们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髙超的生产技术，这种迁徙是劳动力、生产技术同时输人。他们又是秦、汉政府封建制统治下的农民，本身巳习惯了汉族封建文化和社会制度，一进入河西，就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迅速发挥作用。十余年间，河西地区形成了强大的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力量，彻底改变了过去落后的经济状况。太初以后，河西屯田已西进至仑头(轮台），汉朝在这里置田卒数百，护田积粟，供应使者。

    至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就提出从河西迁民于西域，扩大西域屯耕的意见。《资治通鉴汉记》记其事云：“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这一奏言的本身说明河西人口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农产品不仅供给来往于河西的军队、使臣、商旅等，而且还要抽调人力在西域广开屯田，支援西域发展生产。此事因汉武帝已到暮年，无力扩大对西域的经营，下诏停止，但他的后继者仍在进行。

    宣帝继位以后，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加剧，匈奴欲夺乌孙车延、恶师地，乌孙要求汉朝出兵合击。本始二年(前72)汉朝五将军率20余万人并出塞击匈奴，其中有两路分别从酒泉、张掖出发，这六七万兵力的军粮无疑由河西供给。地节二年(前68)，汉朝攻匈奴车师地，郑吉由西域发兵北上，又命张掖、酒泉各出骑兵至车师北以为声势。河西地区从人力、物力上一直支援经营西域的事业。神爵初年，汉置西域都护以后，西域诸国每年来中原的使臣增多，河西地区承担的供应任务更加繁重。

    在汉代简文中保留着供应使臣的账单。《流沙坠简廪给类》收有这样的简文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出粟五石三斗二升，以食使车师君卒八十七人。”这仅仅是敦煌的情况，由令居至玉门二千余里，沿路亭站都有供应，其总量是很大的。至于长期居住在河西各地待诏的质子、使臣、商旅及其随行人员，数量更为可观。

    河西四郡不仅从人力物力上支持两汉经营西域的伟大事业，保证交通路线畅通无阻，起到了前沿基地的作用，而且河西郡守有时兼管西域。东汉后期，敦煌郡守实际上兼行着西域都护的职权。

    早在汉宣帝时期，敦煌已开始起着联络西域的作用。《汉书西域传》记：元康二年(前64)，乌孙昆弥上书，愿复尚汉公主，汉以相夫为公主，“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会乌孙昆弥死，泥靡代立，常惠遂上书“留少主敦煌”。汉朝为了防止乌孙勾结匈奴制造事端，遂“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常惠驰至乌孙，屯赤谷城，解决乌孙内讧，辛武贤留敦煌以为声援，结果匈奴未敢出兵，乌孙的问题得以解决。

    东汉初年，刘秀尚未统一西北，窦融以张掖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统辖河西。时莎车王康联合诸国，共抗匈奴。他为了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后汉书西域传》记建武五年(29)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时窦融尚未为刘秀所统一，他以河西大将军的名义承制封莎车王，加西域大都尉，比西汉都护，使西域各国得以安宁。这件事情首开了河西兼领西域的先例，从建武五年到永平十六年(73)40多年间，汉朝政府无力向西域派出都护，而西域各国或派质子，或遣使臣请求诣洛阳入奏，但是他们不能到达京师，只能在河西待命。当时长期在敦煌候诏者人数不少，所有书函都由河西郡守代为转达。

    永平十六年，汉朝政府为了解除匈奴对西域的奴役和给河西四郡带来的危害，派窦固、耿秉等带领酒泉、敦煌、张掖、武威等郡的甲卒和卢水羌胡分别出酒泉和居延塞，在天山、蒲类等地击败匈奴呼衍王，在伊吾置宜禾都尉，恢复屯田。东汉政府这次恢复对西域的管辖，河西四郡兵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匈奴不甘心其失败，卷土重来，在永平十八年(75)汉朝诏回窦固撤出军队以后，单于派右谷蠡王将兵二万骑攻车师，又唆使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战没，戊己校尉耿恭被围于金满城(今吉木萨尔)。汉军在城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筋革以为食。当时正值汉明帝刘庄死，朝中大丧，无法派出援军，于是从司徒鲍昱议，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派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兵驰往解救。这是河西郡守直接带兵至西域的开始。段彭等七千余众至柳中，击匈奴车师兵，迎还戊己校尉。汉朝不能在西域驻兵镇守，置都护、戊己校尉等职。在西域诸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汉朝留班固以为假司马驻守于田，统领各国。汉朝政府不能在人力、物力上继续支持班超，班超依靠西域各国人民和河西诸郡的支持，治理西域，西域50余国皆遣使臣属。

    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年老体衰，请求回朝，汉朝派任尚为西域都护代超。但是任尚不听从班超的嘱托，把班超的谆谆劝解视为“平平”，结果接任不久，即激起西域各国人民的反对。延平元年(106)，任尚上书求救，诏梁瑾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往救，并以段禧代任尚为都护。次年，西羌大起义爆发，汉朝通西域的道路断绝，诏还都护、校尉，撤出西域屯田吏卒，敦煌太守就成了兼管西域的边官。

    元初六年(114)，东汉政府从敦煌太守曹宗的请求，派行长吏索班将兵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诸国。到任不久，北匈奴与车师王共攻索班，索班等阵亡。曹宗请求朝廷继续出兵，收复西域，邓太后不许，但令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领兵三百人。还有人主张关闭玉门、阳关，放弃西域。当时朝臣中有一批爱国之士，在关键时刻据理力争，提出救援西域的良策。《后汉书班勇传》记：永宁元年(120)班勇上书曰：“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及矣。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田心胆，北汗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同书《西域传》又记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铛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策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赂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班勇提出西域绝望，“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四郡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丨”又说“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在这种形势面前迫使汉安帝作出决定，复敦煌营兵三百人，又置西域副校尉于敦煌，联系西域。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班勇在河西四都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得到河西援兵近万人，与敦煌太守张朗安辑西域诸国。

    从永建二年(127)班勇免官后，敦煌太守一直行使着领护西域的职责。《西域传》记：永建四年(129)于田王与拘弥王斗，于田王放前杀拘弥王兴，敦煌太守徐由从诏解决之。阳嘉元年(132)，敦煌太守徐由奉命出兵讨于田。四年（135)，北匈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诏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骑救之。元嘉元年（151)北匈奴呼衍王攻伊吾，“伊吾司马毛悟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诏令“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土四千人救之”。永兴元年（153)宋亮代司马达为敦煌太守，继续协助西域长史、校尉，管辖西域。

    自延光二年(123)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敦煌恢复营兵以支援西域决定执行后，直至东汉灭亡(220)这近一百年的时间内，西域虽有长史、司马、校尉之设置，但主要掌领西域各国、接纳使臣呼维持治安的重责，多由敦煌太守担当。东汉政府无力在人力、物力方面援助西域，河西四郡不断从兵力、物力上保证供应，使西域各国一直接受汉朝政府的管辖，免于匈奴的奴役，河西四郡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河西地区为什么一直承担援助西域的任务，其原因有三。

    (一)河西与西域地界相连，利害相关。

    西汉政府开发河西与经营西域是同时进行的。但河西移民较多，设郡置县较早，生产发展比西域快。汉朝政府曾以河西为基地大力经营西域，河西人民为此曾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汉朝政府与西域各国的往来日益密切以后，经济文化的交往频繁起来，不论中原运往西域的各种物资，还是西域传人中原的物资都要经过河西走廊，中途流散在河西的为数不少。如史书所载的西域特产葡萄、苜蓿、瓜果、胡豆等等，都先在河西种植成功，然后推广到中原；中原地区传入西域的生产工具、手工业品也先在河西使用，然后进入西域。因此，西汉中后期，河西地区生产发展非常迅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汉朝经营西域保卫了河西地区的安全，西域各族人民为建设河西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王莽执政时，破坏了西域与中原的关系，西域和河西同样遭受其害东汉明帝时，北匈奴侵扰河西，迫使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居民不得安宁。东汉时河西经济发展缓慢，除其他原因外，与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不时中断有直接关系。所以在永宁年间，东汉政府为是否恢复派遣西域官吏问题，曾发生了一场争论。《后汉书班勇传》记班勇的一段对话云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绝望。绝望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西域传》记尚书陈忠的话说：“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赂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班勇和陈忠的话，已经充分说明了河西与西域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救西域也就是保卫了河西地方的安全。

    (二)河西与西域各族人民交往密切，安危与共。

    前面说过，从历史上看，河西各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许多民族曾经活动于这两个地区。汉开河西、西域以后，又大大方便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河西各族人民包括汉族，移居西域者不少，西域各族人民留居河西者也很多。当时对两地区人民的安危威胁最大的是漠北匈奴。在这个共同命运基础上，各族人民有一种共同的安危感，为了反抗和防止匈奴贵族的奴役，他们随时进行并肩战斗。从西汉到东汉三百年间，每当匈奴威胁西域时，河西各族人民都积极参加战斗。汉朝从河西调动的兵力有汉人，也有不少“羌、胡”兵，胡包括许多民族。河西各族人民在每一次战斗中都奋勇争先，多次保卫西域战争的胜利，都和河西各族人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仅仅是在战争中，为了在西域开辟屯田，汉朝曾多次从河西抽调人力、农具、籽种送往西域；河西郡守长史等也曾从郡境抽调劳动力支援西域屯垦，河西各族人民无不积极参加。这种积极性，不是单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全能奏效的，还要靠各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三)河西地方官员把保卫和建设西域始终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

    西汉时，汉朝派任西域的官员，都要经过河西四郡之地，他们对河西比较了解，其中有的人是先在河西任职，后出任西域，有的先在西域任职，复调至河西。不管怎样，他们深知河西与西域之间的密切关系。

    东汉初年，中原王朝还不能统一西域时，割据河西的大将军窦融接受莎车王的使臣，“承制”立康为莎车王、西域大都尉，统领西域55国。所谓“承制”是承袭汉朝的典章制度，代表汉朝行使册封权的。当时窦融尚未统一于刘秀，但他就代表汉朝册封，结果使西域各国得到安宁，起到了东汉政府暂时起不到的作用。

    东汉政府与西域的交通时通时断，但西域与东汉王朝的从属关系始终持续，主要是通过河西郡守代为转达。河西郡守接待西域诸国使臣，护送商旅，传达政府的命令，使东汉政府在停派西域官吏的时候仍能管辖西域。敦煌太守张铛等在关键时刻提出治理西域的建议，态度明朗，为东汉政府作出抉择提供了依据和力量。至于汉朝政府多次从河西调兵、运粮，甚至抽调牲畜、农具支援西域，河西郡守都尉无不积极响应。酒泉太守段彭率郡解车师之围，敦煌长史索班等战死于车师后部，敦煌太守助班勇以讨焉耆、尉犁、危须，徐由奉诏救拘弥王，司马达发六千人救伊吾，他们都把保卫西域的安宁当做自己的使命他们在危难的条件下，顾全大局，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6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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