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伟

    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和丝路贸易发展的顶峰。其经营丝绸之路的一些战略措施意义深远，这里有必要详细论述，以期引起研究者重视。

    一、裴矩在河西走廊的招商活动

    公元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中国北方、西北和中亚地区正处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融合的浪潮中。这个浪潮不但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启动了丝绸之路的复苏，而且引起了隋对西北形势的关注。当然，一方面是认识到了西北商业地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忧虑崛起的突厥、吐谷浑诸族阻断西北贸易路对隋将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害。隋文帝对突厥的诏书真切地反映了隋代统治者的心情：

    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优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

    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阉，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寇据丝绸之路的游牧诸族与中国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

    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

    他们可能成为沟通丝绸之路贸易的力量，也可能危害丝绸之路。因此关键在于隋朝经营丝绸之路的方略是否得当。

    隋朝建国伊始，一方面采取政治和军事方针，展开对丝绸之路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突厥、吐谷浑的斗争，拓展西北疆域，建立对西域发展贸易的商镇和保卫丝绸之路的军镇；另一方面派重臣裴矩在河西走廊进行招商活动，扩大隋与西域、中亚、波斯的经济联系，积极发展丝路贸易，使隋朝的经济影响迅速扩展到败亚大陆广阔地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裴矩的招商活动为以后隋唐丝路贸易的全面繁荣和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数百年来滞缓的丝路贸易从隋唐起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的研究，注重汉唐时代对丝绸之路的经营，而往往忽略了承前启后的隋代这一特殊时期，对裴矩的贡献缺乏足够的评价。因此我们在丝绸之路研究这一编中专门评述。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河东裴氏自东汉以来世为显宦。裴矩的九世祖裴锐在晋代任太常卿，因避永嘉之乱，曾率族迁居凉州。后来苻坚灭前凉，方东徙解县。因此，裴矩对西北的认识有家学之渊源。裴矩入仕隋朝以后备受重用，曾参加和领导了平陈、平定岭南叛乱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参与制定和执行了隋朝对突厥、吐谷浑政治、军事斗争的政策。隋朝经营丝绸之路，开拓西北疆土的国策即出自裴矩之手。作为关陇军事集团的才干，裴矩“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的西北政策，不仅符合关陇集团的利益，而且也顺应了历史形势的发展。

    裴矩曾出使突厥，以下嫁公主和亲的策略联络与隋友好的突利可汗，劝说东突厥都兰可汗放弃与隋敌对的政策，杀死大义公主，从而翦除了东突厥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以大义公主为首的反隋势力。以后裴矩又以行军长史和太平公史万岁出定襄道平定寇边的西突厥，“破达头可汗于塞外”。启民可汗即位归服隋朝时，裴矩又受隋炀帝委托去抚慰突厥人。大业初年，隋炀帝“方勤远略”，委派知晓西北边事的裴矩“监知关市”，到当时西域诸蕃与中国交市的主要城市张掖“掌其市”。裴矩颇具眼光，主动交好“诸胡商至者”，“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掌握了西域诸国国情。所以说，裴矩是当时隋朝对突厥、西域诸国情形最熟悉的人。裴矩对西域形势的分析也是比较中肯、客观的。他认为，自汉以来，西域36国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和隶属关系。中国在西域常设都护、校尉“以存招抚”，从而保证了该地域的安定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东汉以后，由于中国国势蹙敝，国家放弃了西域，对其情况渐不了解：

    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幕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Q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骚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于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灭，仅有十存。自余沦没，扫地俱尽，空有丘墟，不可识记。

    中国势力退出西域使这一地域失去了制衡力量，结果西域各国“兼并诛讨”，“更相屠灭”，造成局势混乱，丝路断绝，对西域诸国自身也带来了痛苦。而突厥、吐谷浑乘机称霸丝绸之路，“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突厥对西域绿洲诸国控制极为严密，常以和亲为名拉拢各国结为同盟与隋抗敌。如康国代失毕王，其妻即为突厥达度可汗女；高昌王麴嘉之妻为突厥可汗女，嘉死，子麴坚收继为妻。麴坚死，“突厥令其依俗”强迫其子麴伯雅收继祖母突厥王后为妻。西域诸国若稍不服从，突厥即兴兵灭国。如昭武九姓国中的石国，“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西域诸国根据生产，必须“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假如有商胡往来丝路，诸国还须征税交呈突厥。

    裴矩认为，突厥压迫西域诸国，危害丝路贸易，已经失去了西域诸国民心，尤其是胡商，反感为甚。所以各国秘密假商人通款，期望隋朝经营丝绸之路：

    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

    而当时隋朝国力强大，“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汛蒙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完全有可能经略西域，重通丝路。裴矩在《西域图记序》里表达的这种政策思想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保守思想和当时反对重通丝路的人的驳斥（“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裴矩的思想不仅反映了隋朝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而且也顺应了历史发展，尤其是大丝路(丝绸之路西域道)复苏后中西交通、丝路贸易的趋势。

    无庸讳言，隋朝统治者经营西域、拓通丝绸之路的事业仍然富有浓厚的中国君主传统的“怀柔远国”的政治思想色彩，但其本质上也代表着中国重新大一统后国力的水平和中古以后欧亚大陆国际贸易的动因。隋炀帝受裴矩思想影响，对发展丝路贸易甚为关注：

    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呑。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0大业初年遂派裴矩到魏晋以来西北丝路贸易的门户张掖，命他“监知关市”，主要的任务是、引致西蕃”，进行招商活动，“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吸引西域诸国与中国贸易。由于中国长期战乱，西方诸国的商人对隋朝经济恢复发展的情况和对外贸易政策不甚了解。裴矩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两条：一是给予和中国贸易的胡商以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扩大中国的影响，鼓励更多的西方商人与中国贸易的热情。二是向西域各国来华的使节展示中国的富有，介绍丝路贸易的广阔前景，推动西方诸国统治者以国家形式发展国际贸易。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裴矩终于促成隋炀帝巡幸河右，在结束了对吐谷浑的战事后，于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焉支山)下会见西域各国国王及使节。事先，裴矩曾往敦煌，派遣使者赴高昌、伊吾等国，以巨大商业利益为条件，说服其国君来参加这次会见。由于裴矩的努力，“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这次会见是隋建国后与西域、中亚27国正式建立政治经济关系。隋炀帝厚待各国使节.

    皆令佩金玉，被锦扇，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中国皇帝亲自西巡，在丝绸之路重镇上隆重接见外国君主和贡使、商人，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对发展丝路贸易的重视。这给各国留下极深的印象。因此，这年冬天(大业六年)便有更多的外国使节和朝贡者不远万里，涉流沙、度葱岭，来到东都洛阳。裴矩认为这是展示中国繁荣昌盛、发展对外贸易的大好机会，劝说隋炀帝盛陈文物，大开市禁，将这次朝贡的机会变成一个多月的洛阳国际交易盛会。于是：

    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

    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而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

    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

    洛阳和张掖的国际交易大会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创举，规模空前。张掖盛会，西域诸国来贡者有30余国气洛阳盛会期间，西域诸国仍“相率来朝贡者三十余国”可见裴矩的招商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控制丝绸之路，建立与西方贸易的桥头堡，隋朝遣大将薛世雄在丝绸之路北道要冲伊吾屯兵建城。同时派裴矩往伊吾，“共往经略”，使伊吾成为丝路贸易的前进基地。裴矩明确向西域各国宣告，伊吾城是一座贸易城，欢迎各国就近前来贸易：

    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伊吾贸易城的设立解除了西域诸胡的疑虑，方便了丝路贸易。从此西域各国“咸以为然，不复来竞”，这就创造了和平安定的贸易环境。据史书记载，由于裴矩在河西的招商成功，引致贸易的西域、中亚、西亚各国多达44国。这是东汉以后数百年间从未有过的盛况。

    二、《西域图记》记述的隋代丝绸之路概况公元2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不仅是欧亚大陆，也是中国北方民族迁徙和融合的伟大时代。在这种壮观动荡的背景下，丝路贸易固然会在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或某一突发事件中受到挫折，但是由于欧亚贸易的经济格局和巨大经济利益正在日益影响着这一地区，所以开辟新的贸易路，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尝试新的贸易方式的努力也会空前地积极热情。此外，刺激民族迁徙的经济动因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使不少富有冒险精神和渴望财富的民族自愿弃别故乡，跋涉在草原戈壁，雪山绝域，成为贸易路上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商业民族。在这数百年中，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开辟了新的商路，发展了自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使中西文化交流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以宏伟的气势向前发展。因此，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裴矩所着《西域图记》记载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3个多世纪来唐朝之前丝绸之路沿革发展的总结；是匈奴、鲜卑、柔然、哏哒、月氏、突厥、粟特、波斯、吐谷浑、昭武九姓胡以及突厥曷萨人、西徐亚人等在欧亚大陆广阔区域内进行民族迁徙和商业经济活动道路的历史记录文献。其价值和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隋初裴矩就已参与对突厥的战事和政治斗争，多次出使塞外，多有建树，并熟悉边事。《隋书裴矩传》记载，当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场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

    裴矩所撰《西域图记》是他深入西域商人中，多年辛勤调查访问所得。（“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其撰着的出发点乃是发展与欧亚大陆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重点在这些国家的风俗、山川道路和胡中宝物出产(“今者所编，皆馀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该书除文字记载外，且“丹青模写”，配有图绘，详细记述了西域、中西亚等地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关系的44个国家的详情。特别重要的是，记述了由这些国家到中国的各条商路。因此可以称《西域图记》三卷是中国最早的一本“通商指南”或“商业地理文献”。

    《西域图记》说：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霖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怳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西域图记》所记西域通中国的南、中二商道，实为自汉代以来在天山以南(西域36国地区)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通过的贸易路。说明自汉代以来，这两条商路一直是传统的贸易路。隋代来中国的许多西域富商大贾经常跋涉此道，对沿途绿洲商镇和道路走向了如指掌。在此我们试作解析：

    南道：从敦煌阳关出发，经西越过库姆塔格沙漠南缘就到了鄯善(即今新疆若羌县)。然后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缘和阿尔金山以北的洪积冲积扇台地上的带状绿洲诸城于阗（今和田）、朱倶波(叶城以南)西行，至帕米尔高原上渴盘陀(塔什库尔干县；编者注：与上文中“喝盘陀”为同地异名）。越过葱岭，经过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古代护密国），进入南亚次大陆上原大夏王国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诸国到北印度，然后或从海上，或从陆上经波斯去地中。

    中道：从敦煌出发经西北至天山以南的髙昌王国，然后南至焉耆，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洲诸国龟兹(库车)、疏勒(喀什)西行，度葱岭，进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钹汗国(今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古称渠搜国，与中国素有交通），苏对沙那国(今乌兹别克的乌拉秋另），在费尔干纳和撒马儿罕之间，又称东曹国、窣都利瑟那），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又称悉万斤、飒秣建、萨末鞑），曹国(今撒马尔罕西北，后称西曹），何国(今撒马尔罕西北，又称贵霜匿、屈霜你迦），大小安国(今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大安国称副货、忸密、捕喝、布豁。此城是泽拉夫尚河畔最古老的商业城市。小安国在布哈拉东北，故又称东安，或称喝汗、喝扞），穆国(土库曼的马里或查尔朱，古称木鹿城，波斯大商道上的重要商埠，为安息故地)。上述各地倶为粟特地区商业发达的昭武九姓国或伊朗高原上的国家。中道正经过这一繁华的商业诸城地区，横穿波斯，直达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

    裴矩的记载“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所以他记述的许多商路都是胡商亲自经历过的。《西域图记》后来失佚，我们所能知道的内容仅是《隋书裴矩传》中转述的一点，对各商路的记述，该书肯定还有更为详尽的内容。因为他曾写道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

    在隋代之前，中国史籍对丝绸之路中道(魏晋以前向称北道)和南道的记载只限于西域36国道路。度葱岭之西后，语焉不详。但裴矩的记述却对葱岭以西诸国诸地行途描述详尽。显然这是非亲身历涉不能致的。这也说明隋代胡商入华贸易的规模和人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否则裴矩无法“即详众口”，一一订正。《西域图记》记述的中道和南道均在天山以南、河中地区、里海、咸海以南索格狄亚那、伊朗髙原、北印度一线。向北从未超过蒙古高原和南俄草原。它们途经欧亚大陆的主要商业城市和绿洲城镇，远离草原游牧民族的骚扰，是从汉代以来传统的贸易路。在隋之前，对于草原路向无记载并不说明草原丝绸之路不存在。这是因为草原路一直控制在匈奴、突厥人手中。《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曾隐约提到了这条由漠北草原经天山北路去安息的贸易路：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苦留……至于东罗马帝国、波斯国与突厥人的贸易情形，中国甚不了解，只有《三国志魏书》卷30引《魏略西戎传》时，提到“北新道”这一名称：

    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以上诸国皆在我国新疆境内），王治于赖城。转西北则乌孙、康居……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

    坚昆国在康居西北……丁令国在康居北……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

    人国在康居西北……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

    以上记述表明，从蒙古草原西行，在天山北，阿尔泰山南北，确实有一条通向吉尔吉斯草原北部、里海、黑海以北、南俄草原、伏尔加河流域去欧洲的商路。此路正是希罗多德《历史》、弥南《希腊史》残卷中所说的草原路。不过，《魏略西戎传》中所说的“北新道”只是向北接通“草原路”的一条支线，并不自成一路。张星烺先生注释说：“汉时，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有二道。三国时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即所谓北新道也。它是由玉门关西北行至天山以北伊吾、蒲类(今巴里坤）、吉木萨尔，然后南下高昌接中道。在蒲类海（巴里坤湖)一带向北，北新道可以从三塘湖横越戈壁，沿着阿尔泰山麓与科布多西去的草原路相接。因此，在中国史籍中首次详细记录“草原路”道里的，仍然要算是裴矩的《西域图记》。裴矩所述“北道”，考其途程并非三国时的“北新道”，而是“真正的”草原路：伊吾、蒲类海都是天山以北连接蒙古草原的要冲；突厥可汗庭是指今哈喇和林西北杭爱山、阿尔泰山一带；铁勒部，据《隋书》卷40《铁勒传》记载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在土拉河(独洛河）以北的蒙古草原，“伊吾以西、焉耆以北，傍白山(天山）”，“金山（阿尔泰山）西南”之间的草原上，伏尔加河下游(“傍阿得水”)直至黑海附近(“得嶷海东西”）的南俄草原，甚至拂蒜(东罗马帝国）以东，都有他们的部落。草原路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区到达地中海区的。裴矩能够获得草原路的详细情况，显然是得自突厥人，或经由草原路和中国贸易的西域胡商。公元6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和西突厥人为了绕开波斯人直接贸易丝绸，频繁来往于草原路，突厥人的使节粟特人摩尼亚赫和拜占庭的使节蔡马库斯往返欧亚大陆时使用的正是这条里海以北的高加索大道——草原路。裴矩撰写《西域图记》时，隋代巳收降东西突厥，草原路此时巳畅通平静。唐时，由于中原和草原突厥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人们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情形不再陌生。已有很多史籍记载突厥人、回纥人、吐蕃、大食和黯戛斯(古坚昆国）、东罗马帝国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

    三、隋炀帝西巡对丝编之路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促进

    在中国历史上，为拓通丝路、经营西域而亲自西征西北边疆，并与西域各国会盟的皇帝，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征对丝绸之路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颇值得在丝绸之路史上大书一笔，不应该以其人而废其事，忽视了其战略意义。

    南北朝以来，中国国势衰微。突厥崛起北方，“至大叶护，种类渐强”。从木杆可汗时起，突厥就不断入侵中原，寇抄丝路。北齐、北周时，“佗钵可汗控弦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库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个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隋初立国，突厥沙钵略可汗曾“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入侵西北，屡败隋军，“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雁门，突厥始毕可汗率大军数十万骑包围了雁门塞o突厥对中国的威胁不仅是寇边。公元6世纪左右，突厥通过北齐、北周获取了大量丝帛财富，用以丝路贸易，并控制了西域诸国，切税商胡，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霸。据史书记载，突厥部落“内多群胡”，这是指善于经商，并以贩运丝绸为业的粟特人。在粟特人的帮助下，突厥人与东罗马帝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企图击败波斯人，夺取丝绸之路霸权，由突厥人向西方直接出售中国丝绸。公元568年至576年，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及梯拜流斯二世曾先后派帝国东方市邑宰官蔡马库斯(或译齐马尔克)、瓦伦丁出使西突厥。在西突厥的支持下，东罗马帝国才敢于发动长达20年的对波斯的“丝绸战争”。公元588年，突厥处罗侯可汗亲自率大军30万人攻打波斯。波斯王霍尔穆兹四世命大将巴赫兰处宾迎战，在赫拉特打败了突厥人，占领突厥沛肯城(Baikand，在布哈拉附近），缴获突厥的战利品以胳驼千峰送回波斯(据15世纪史学家密尔洪说波斯人用了25万峰胳驼才运完战利品），其中256峰胳驼专门驮运缴获的黄金和宝石。足见突厥人当时的强大与富有。突厥人的经济主要依赖畜牧业生产、战争抄掠和丝绸之路贸易，而后两者是其迅速聚集财富的主要手段。因此，突厥人在丝绸之路上的霸权和对丝绸贸易的危害也是隋朝亟待解决的另一大威胁。

    除突厥外，吐谷浑是隋朝在经营丝路、发展丝路贸易时亟待解决的又一大威胁。

    吐谷浑是原居辽东的鲜卑族慕容部。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慕容涉归死后，其子吐谷浑率部众1700户迁徙阴山草原。永嘉之乱起，又乘机从阴山南下，经河套，越陇山，居抱罕西北罕幵原，后又向南、向西扩张。到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吐谷浑死后，其子吐延继之。吐谷浑强盛时，控制的地域东起洮水，西至青海都兰、巴隆，南抵四川阿坝(昴城）、松潘(龙涸），北达青海湖。吐谷浑又融合了甘肃南部、川北及青海土着氏、羌之族，成为这一地区的大国。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吐谷浑势力又从青海向西域发展，占据了善(若羌)、且末。这样，吐谷浑的疆域就“东至垒(叠)川（甘肃迭部东南），西邻于阒，北接髙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实际上控制了西域南道，虎视河西古道。吐谷浑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当中西陆路交通之要冲，在中国南北朝对峙的形势下，吐谷浑充分利用商业区位优势，积极发展与周边各族、各国的贸易，参与中西陆路丝路贸易。《北史》卷96《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商业经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吐延以后，吐谷浑的农业和牧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畜牧业经济出现了商品化趋势，成为其发展、参与丝路贸易的经济基础。他们培育的“青海聪”、“龙种”等名马以及牦牛、耕牛、蜀马受到中原南北朝廷的欢迎。从吐延的先祖阿柴王起，吐谷浑就制定了与南朝、北朝积极发展经济、政治关系以求生存的国策。自阿柴起，吐谷浑均接受了南朝宋、齐、梁封号“河南王”。据文献记载，吐谷浑曾向刘宋遣贡使20次，向南齐遣使1次，向梁朝遣使9次。这种政治关系有着明显的经济目的虽复苞篚岁臻，事唯贾道”。足见吐谷浑与中国南方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应该说由西域南道经青海、川西北通往江南贸易路也是由吐谷浑开辟的，这是吐谷浑政权对丝绸之路的一大贡献。

    吐谷浑与北朝的关系比较复杂。吐谷浑的崛起壮大成为北魏统一西北的一大障碍，而且它积极发展与南朝政治经济关系以求抗衡北魏的策略甚为北魏忌恨。因此吐谷浑和北魏曾多次发生战争。但由于吐谷浑处于西北贸易路上，西域商人与北魏的贸易必得通过吐谷浑，吐谷浑的良马又是北魏急需的物资，所以北魏不得不与吐谷浑贸易。而吐谷浑也需要从北魏得到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日用商品。因此尽管屡有争战，但从北魏皇兴四年(公元470年)战争以后，直到北魏分裂的60年间，吐谷浑与北魏的贸易来往仍极密切。据文献记载，其间吐谷浑向北魏派遣贡使达56次，有时一年可达三四次。北魏分裂后，吐谷浑与北朝仍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据记载，自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到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吐谷浑就向东魏、北齐遣使贸易10次。据《北史》卷96《吐谷浑传》记载，西魏废帝二年，吐谷浑王夸吕派贡使通于北齐，被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设在凉州西赤泉的伏兵袭击，俘获的吐谷浑贡使是仆射乞伏触状、将军翟潘密，商队中有“商胡三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由此例可见，吐谷浑贡使北朝实际上是由武装保护的国家商队贸易，而这个商队除了吐谷浑商人外，还有受吐谷浑保护的，从西域来的数量颇巨的胡商以吐谷浑商队的身份与中国贸易。

    永嘉之乱后，河西古道上曾建立五凉割据政权，中经南北朝，中原板荡，河西走廊形势愈加混乱，丝路贸易也更为困难。于是由吐谷浑开辟的“青海路”便成为由丝路南道和阒、且末、鄯善人青海去中原的要道。据记载，至迟在公元4世纪前半叶，吐延在位时“青海路”就已开辟。此时正是中国北方十六国大分裂时期，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原文误为“公元389年”。一编者注)法显取经即由兰州、西宁、大通、门源至张掖，然后西去；公元420年(刘宋永初初年），昙无竭也经兰州、西宁，穿越柴达木，西入西域道；公元452年(刘宋元嘉29年)僧慧览从西域南道经和阒至青海河南而返；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惠生一行由洛阳西去鄯善，经由西宁而至。他们到鄯善时，见“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二千，以御西胡”，说明西域南道已为吐谷浑扼守。公元559年(北周武成元年），乾陀罗人阇那崛多由印度来中国长安，经由柴达木、西宁，道路依然畅通无阻。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的形势下，中西交通的坦途只有通过吐谷浑扼制的青海、鄯善、且末一线。这样，吐谷浑在南北朝至隋的200年间，实际上充当着丝绸之路中西商客的保护者、向导、贸易中继人的角色。前述凉州剌史史宁在赤泉劫获的吐谷浑商队，就是在吐谷浑护送下去中原的西域商队。

    梁朝时，啦哒(《梁书》作滑国，在今阿姆河流域)、波斯、龟兹、于阗均遣使修好通贡。《梁书诸夷传》滑国”条记：眠啦(滑国)与梁朝通使贸易概由吐谷浑人担任向导、翻译：

    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宋书吐谷浑传》也记述吐谷浑：

    锦组缯纨，见珍殊俗，使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

    “青海路”又称“河南道”，因为它是北魏至隋唐由“吐谷浑人出入西域之道”为基础开辟的商路，所以又叫“吐谷浑道”。当时吐谷浑通西域的商路有三条。其一为北路：由伏俟城(今青海都兰县)西北过巴克柴达木，伊克柴达木，越当金山口到敦煌南湖，合阳关古道去西域南道。其二由伏俟城经西过巴隆，渡奈直河，横越阿尔金山到鄯善(若羌)。其三由伏俟城西南顺楚拉支河干河谷入新疆，越过阿尔金山隘口后，沿着昆仑山北麓的雅克库木湖，顺车尔臣河源南下，直插且末、和阗。1956年在青海西宁曾出土76枚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铸银币和大批“泉货”、“开元通宝”等中国货币。这说明吐谷浑人开辟的青海路一直到隋朝、唐朝都是很繁忙的商路“西域通江南道”和“青海路”的开辟不但说明吐谷浑商业经济的发达，而且说明吐谷浑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自南北朝以来，随着吐谷浑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扩张和寇抄，它对丝路贸易的危害也日趋严重。尤其是吐谷浑和突厥夹峙丝路南北，成为西陲长期不安定的根源。隋初开皇年间，曾多次对吐谷浑用兵，但均未能彻底铲除丝路隐患。

    隋炀帝西巡之前，隋朝已成功地分化了东西突厥，使突厥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势力瓦解，启民可汗、处罗可汗归降朝廷。伊吾城的设立标志着隋朝已经打通了等绸之路。大业三年，裴矩策动铁勒大破吐谷浑，大业四年又派宇文述率大军人临羌城，连拔k头、赤水二城，俘虏吐谷浑王公、尚书、将军等上层人士200多，歼灭3000余，虏男女4000余口。伏允可汗逃窜雪山深处。大业五年，隋扬帝亲征吐谷浑，说明隋朝极其重视吐谷浑地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遒价值，并决心彻底解决大丝路以南的威胁。大业五年3月，隋炀帝由长安至临津关，渡黄河，进入青海，在袁覆川组织会战，以大军40万合围吐谷浑主力10余万。吐谷浑军被彻底歼灭，可汗伏允逃窜党项。隋炀帝即循扁都口进河西走廊重镇张掖，在燕支山会见西域27国；召开贸易盛会。吐谷浑之役后，隋朝迅即在其故地设河源、西海、且末、鄯善四郡，“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隋炀帝西巡是隋唐时期经略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在丝绸之路史上有着极大的意义：

    1.丝绸之路大丝道向为中西交通孔道，而河西走廊为其咽喉。隋初以来，“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尤其吐谷浑，地近河西，窥视丝路，屡寇凉州。由于陇右河西受到吐谷浑的骚扰，隋朝初年的丝路贸易实际上巳经停止。西巡的胜利彻底地解除了大丝道(西域道)的威胁，开创了唐代丝路贸易的繁荣时代。

    2.北魏以还，中原政权的号令不及西域、青海和河西，自然更谈不到控制丝绸之路了。西征前后，隋朝在西域北路推进到伊吾路，设伊吾城，“高昌王麴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在青海路，隋据吐谷浑故地，设西海四郡，“大开屯田”“以通西域之路”，“诸羌怀附，贡赋岁人，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隋朝的战略力量一直西进到且末、于闻。“西域通江南道”、“青海路”也随之由中国政府控制。这样，中国与西域、中西亚贸易的所有道路全面通畅，南北门户洞开，为丝绸之路在唐代的畅通奠定了政治基础。

    3.隋炀帝西巡，以武功开西海之边，影响远及西域南道，又在丝路重镇张掖盛会西域诸国，不但向域外各国显示了中国的强大富有，更重要的是向各国表达了中国与各国进行丝路贸易、友好往来的强烈愿望。在此之前，隋朝就已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向西域诸国宣传中国的富有和发展贸易的热切愿望：大业二年，突厥染干可汗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并设百戏眩人，“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此后，这成为隋朝的一项制度，“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辟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西京缯彩为之中虚。”很有点像现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味道。隋朝的这一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给各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大业五年隋场帝在河西两次盛会西域诸国后，次年正月十五日，西域各国主动来到隋朝东都洛阳“大献方物”——即进行朝贡贸易。“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桥盛陈百戏，自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雇缔绣，其营费钜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岽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统捩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正月，又有“突厥、新罗、鞋鹤、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干、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二十六)国并遣使朝贡”，隋炀帝“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这说明了什么呢？在隋炀帝西巡，彻底清除丝路障碍，大力招商之后，中国与域外各国，尤其是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贸易关系已经在受阻数百年后全面恢复。隋朝的声威飞扬四海，西域道、草原路、青海路成为中西交通的坦途。

    在隋代与中国建立了政治经济关系，并沿着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丝路贸易的欧洲、中西亚国家和西域、漠北诸国数量遽增。据史籍记载的有：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隋书裴矩传》记：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霖国，达于西海。

    在隋之前，中国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或犁轩、犁杂，泛指罗马帝国的东方省份。在中国正史上，由隋朝开始拂蒜明确指称东罗马帝国。这个名称是由突厥人在从事中国与东罗马之间的转输贸易时，由西突厥人告诉中国的。公元6世纪，东罗马与西突厥结盟企图夺回欧亚大陆丝绸贸易的控制权。公元568年及576年，东罗马使者两次抵达西突厥可汗庭，西突厥也曾遣使去拜占庭，使者所行路线不同于汉唐从波斯以西、里海之南去拜占庭的道路。《裴矩传》在这里记述的由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蒜的路线，正是公元6世纪东罗马使节蔡马库斯出使西突厥的路线。可见这条道路是由突厥人开辟的贸易路。通过这条道路，东罗马人也从突厥人口中得知隋朝的情形。公元7世纪东罗马历史学家席摩喀塔(Simocatta)着有《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东罗马莫利斯皇帝即位于公元582602年，正当隋文帝开皇二年至仁寿二年。书中记述了东晋以后至隋统一的中国史事。书中《陶格司国记》一节说：

    陶格司……物产丰富，善于经营，多有金银财帛……与印度人通商甚繁……国中有蚕，丝即由之吐出。蚕种甚多，各色皆有，蛮人畜养此蚕最为能巧。

    可以肯定，突厥人在将中国丝绸贩运到拜占庭时，也将丝绸的原产地中国介绍给了东罗马人。席摩喀塔的《莫利斯皇帝大事记》《陶格司国记》便是根据突厥人的介绍写成的。

    波斯。《隋书西域传》对波斯的记载十分详细。《隋书》所记的波斯正是库斯佬二世时。该王即位于隋帝开皇十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元年。《隋书》曰：

    突厥不能至其国，亦羁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

    这是说波斯与突厥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隋炀帝时曾派云骑都尉李昱使通波斯，建立贸易关系。波斯王也派遣使节随李昱来到中国进行交易。从《隋书西域传》记波斯出产中有“锦叠”“越诺布”“金缕织成”可知，波斯此时已能生产“波斯锦”（波斯文Zarbar)。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哈拉和卓90号墓文书《高昌归等买输石等物残帐》(公元5世纪阚氏髙昌时），阿斯塔那170号墓文书《髙昌章和十三年(公元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阿斯塔那15号墓文书《唐幢海随葬衣物疏》(贞观15年后)等文书中多次出现“钵斯锦”“波斯锦”名称，证明从公元5世纪起，这种波斯锦已经作为丝路贸易的重要商品行销各地了。这时波斯锦的生产原料仍然是中国生丝。波斯人以中国生丝织成“金绵锦袍”等波斯锦的织成品后，往往返销西域和中国以求暴利(《隋书卷68何稠传》记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即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波斯出产的“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等珠宝与香料熏陆、郁金、苏合、青木诸香都是深受中国欢迎的商品。

    正当裴矩在河西积极招商，隋炀帝策划西巡时，隋朝还派遣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蕃诸国。从史籍记载韦节、杜行满“至屑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至安国得五色盐分析，这次杜行满、韦节的使命其实仍是官方贸易代表团。他们曾到过印度的王舍城、南亚次大陆上的层宾和中亚的安国、史国。史国是原居中国河西地区的大月氏人西迁后在中亚河中撒马儿罕地区建立的昭武九姓国之一，隋代又名“仡史”国，西邻波斯，为康国隶属小国。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史国俗同康国，“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因此也是重商国家。史国后来在14世纪成为帖木儿帝国的第二大都市，花剌子模全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记载，隋代大业年间，国王“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地方数千里”安国亦为昭武九姓国之一，其地在阿姆河畔的布哈拉。这里从中古以来就是欧亚丝路贸易的重镇，商业极其发达。据载，隋唐之世，该国即有“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又名副货、忸蜜、捕喝、布豁。屙宾国在今克什米尔，邻近坦叉始罗。粗城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已成为犍陀罗国都城。公元前4世纪是南亚次大陆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公元2世纪以后，粗叉始罗由于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而达到极盛，该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贸易、佛教、犍陀罗艺术的中心。王舍城是古印度摩揭陀国悉苏那伽王朝的都城，在今比哈尔邦巴特纳(Patna)之南。巴特纳不仅是古印度的佛教中心，也是与波斯人贸易的重要商镇。由此可见韦节、杜行满出使的地区是中国丝绸输人印度的一条最重要的传统贸易路巴克特利亚-粗叉始罗之路”。也是波斯商人取得中国丝绸的重要来源。公元4世纪后，由于欧亚大陆的政治动荡，由中国西域、中亚河中地区越葱岭至大夏故地到印度的这条古道久已废弃。史载：

    隋炀帝时，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

    又载：

    晴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二十余国，唯扇宾不至。

    因此，韦节、杜行满沿着中亚、巴克特里亚-粗叉始罗之路出使南亚次大陆和印度很明显是受隋炀帝之命，重新拓通由波斯经此路至中国的丝绸之路，恢复与该地区的贸易关系。韦节、杜行满的南亚出使在《隋书》中记载虽然简略，但意义却十分重大。这次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显然取得了极大成功。据《册府元龟》记载，隋之后，屑宾、印度诸国来华使者进行贸易多达数十次，所献方物极为丰富。

    由于隋炀帝积极招徕远国，发展丝绸贸易，与隋朝建立贸易关系、互有交通的中亚国家有康国、安国、石国、钹汗国、大宛国、吐火罗国、挹怛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国、穆国。这些国家本为秦汉时随月氏人由河西走廊昭武城西迁粟克狄亚那地区的粟特人建立的商业国家，与中国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关系。自大业五年隋扬帝西巡后，便不断以朝贡的方式来到长安、洛阳与中国进行贸易，并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在河西走廊到处都有这些昭武胡商的定居点。在中国政府中也有备受重用的昭武胡。如何国人何稠，因善技巧发明，以勋授开府，拜太府御、少府监等髙官。粟特商人(或昭武胡商)在以后唐代的丝路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

    《隋书》记载广大业年中，（西域诸国）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与隋朝建立了较密切贸易关系的西域国家，着名的还有：

    高昌，自汉以来，髙昌与中国关系密切，故《隋书》记载颇详。据载“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溪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魉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伊吾路是髙昌商客与中国贸易的传统商路。隋代初年，突厥人攻破高昌4城，有2000人来归中国。后突厥人又强迫高昌王麴伯雅按突厥风俗娶祖母突厥女为妻。突厥铁勒部从麴伯雅时就已将高昌迫为属国，派驻重臣在髙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可见突厥人对高昌国压迫、剥削的深重。隋炀帝嗣位后，派裴矩“引致诸蕃”。髙昌地近敦煌，积极响应。大业三年、四年、五年髙昌连年遣使贡献，与隋通商，受到陏炀帝优厚待遇。大业五年，麴伯雅又亲自率队来到张掖参加隋炀帝举办的贸易大会。后又派兵协助隋东征高丽。由于高昌与隋的密切往来，隋朝特别加恩并重视髙昌在西域的桥头堡地位，下嫁宗女华容公主为高昌王麴伯雅妻，“赐衣冠之具”，“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髙昌从此岁岁使人贡其方物，贸易中国。

    大业年中与隋贸易往来的西域大国还有塔里木盆地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阒，这些都是“汉时旧国”。中国丧乱无暇西顾后，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断绝，后受突厥的压迫每岁常供送于突厥”隋炀帝归藩突厥，解决了突厥对丝路贸易的危害，并西巡招商后，上述各国“频造使朝贡”，恢复了与中国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贸易关系。

    往来丝绸之路与隋贸易关系密切的还有突厥、吐谷浑和党项等。

    四、大唐经略丝绸之路的战略思想

    《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分析隋末唐初西北边情时说：

    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短，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皆往从之，基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

    其实，威胁着唐朝西北边疆的，不仅有突厥，还有回鹘、吐蕃、吐谷浑以及胁从于突厥的西域国家。

    隋朝末年，中国内乱，东西突厥再度强盛起来。突厥人扶植割据北方及西北边的群雄，如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髙开道；流以与中国抗衡。处罗可汗甚至还迎立隋炀帝的孙子杨正道于定襄，号隋王，奉隋后。并试图攻占山西并州，在太原复辟突厥控制下的隋政权。自唐初起，突厥的铁骑连年不断入掠黄河以南五原、榆林地，寇抄河北，至于汾州、灵州、原州、潞州、幽州、朔州、并州。武德九年，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10万骑进寇武功、髙陵、泾阳。京城戒严，人心浮动。突厥铁骑与李世民所率唐军夹渭桥对峙，大有倾覆唐朝之势。

    西突厥在达头可汗时即已势力壮大.“西至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师北七千里”(原文误排为“千七里”。——编者注)。到处罗可汗降于隋朝后，西域暂归中国。但至隋末，射匮可汗开拓疆土，东至金山，西至西海，“玉门关以西诸国皆役属”，“建廷龟兹北之三弥山”。西域俨然成为西突厥国的腹地。入唐以来，统叶护可汗的西突厥盛极一时，“因并铁勒，下波斯、层宾，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时，西突厥“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其节度”。西突厥称霸中亚和西域后，完全控制了丝绸之路，成为拜占庭帝国、波斯、阿拉伯诸国、印度与中国陆路贸易枢纽。西突厥在西域诸国派遣突厥吐屯一人监统其国，封各国王为突厥职官“颉利发”，督其征赋。西突厥不但阻断了中西商路，而且在唐高宗时期“谋取西、庭二州”，又与吐蕃交通，屡次攻掠安西四镇，成为唐朝经略丝绸之路的心腹大患。

    吐蕃是唐朝西北边疆又一劲敌。隋唐之际，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建立政权，统一吐蕃各部，定都逻些城。并与唐通婚，娶文成公主，和平共处。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吞并吐谷浑，占领青海全境，并向西域发展，占领丝路南道的安西四镇。“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筒等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唐高宗、武则天，延及玄宗朝，吐蕃屡屡寇抄河西、陇右的甘、凉、兰、渭州等地。安史之乱起，“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安史之乱以后，直至中晚唐宣宗时，吐蕃占据青海、河西走廊，攻陷安西、北庭都护府，成为继突厥之后对丝绸之路危害最大的敌人。昭武九姓胡商和西域诸国以及唐朝的商人使贡不得不假道回纥之地来往，丝路贸易几乎断绝。不仅如此，吐蕃动辄数十万寇抄关内，连年不断，如履平地，并曾攻陷京城长安。终唐之世，吐蕃与唐朝斗争的核心是争夺西域河陇的统治。唐蕃势力的消长反映的也是对丝绸之路控制力量的消长。

    吐谷浑，自魏晋以后建国于群羌之地。长期以来从鄯州到且末、于阗等西域南道的青海路是吐谷浑活动的势力范围。隋朝大业中，由于阻断青海至西域南道的丝路贸易，受到隋朝的沉重打击遂衰败。隋末，吐谷浑乘中国内乱，悉收故地，复为边患。唐太宗时，其王优允派兵大掠青海鄯州以及兰州、廓州。拘唐朝派往吐谷浑的使者，断绝西域诸国商旅与中国的贸易，使青海路再次断绝。直到贞观九年，唐朝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统率大军进军西海道，消灭了吐谷浑伏允的主力，立其子顺为西平郡王后，吐谷浑的威胁始告结束。唐朝的这次战役规模极大，调集了凉州、岷州、鄯州、利州以及突厥、契蕊各处兵马，行军直至西域南道的且末、于阒，路途2000里余，彻底打通了青海路。这是自隋炀帝后中国第二次有计划地经略青海路。

    唐朝以终，西北的边患不仅有突厥、吐蕃、吐谷浑，还有党项诸羌与回纥。自周及隋，当西北边患严重时，党项诸羌或叛或朝，常为边患。到了唐代，诸羌或与吐谷浑联姻与唐为敌，或与吐蕃勾结，“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边，故时或侵叛，寻亦底宁”。唐朝十分头疼，有时不得不“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以示惩罚。回纥自贞观二十年(公元646)灭薛延陀后，越过贺兰山，进入黄河流域。总的来说回纥与唐的关系较融洽，但随着其力剧增，也曾寇边为患。开元中，回纥曾寇抄凉州，杀凉州都督王君奠，阻断安西诸国商人入长安路，引起唐朝朝野震动。

    纵观唐朝边疆形势，以西北最为严峻。所以《新唐书突厥传》说：

    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

    其实云南南诏与唐为敌仍是以吐蕃为后盾的。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南诏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南诏王阁逻凤被吐蕃册封为钟南国大诏，称东帝，南诏正式改用吐蕃纪年，公元752年称为赞普钟元年。南诏与吐蕃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唐军。

    以上是唐代的西北边疆形势。唐朝经营丝绸之路的战略措施便是建立在这种形势的基础上。唐朝的西北政策思想和经营丝路的战略措施归纳起来为如下几点：

    1.自汉代开拓丝绸之路初，草原游牧民族即与中原朝廷为控制丝绸之路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在海路大畅前，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路，而且也是中国通向并了解外部世界，对域外各国各民族传播中华文明的唯一可靠、便捷的通道。中国政府天然地负有保卫丝绸之路、经营丝绸之路的责任。这种观念代代相袭，成为汉文化的内涵之一。即使是中国内乱、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五凉政权时还不断设置西域都护、长史等职官，驻屯兵卒士吏，统治西域，控制丝路。而草原游牧民族处于东西文明交流的中介地位，必然希望控制这条贸易路以汲取农业文明髙度发展的中国和重商的东罗马、中西亚的财富，弥补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物质产品的不足。丝绸之路不仅是他们与文明社会相联系的唯一纽带，也是其社会财富增加的生财之道、生命线。从匈奴到柔然，从突厥到吐蕃，草原民族的历史总是围绕丝绸之路与汉民族或西域绿洲国家的农业社会发生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血缘的密切关系。“游牧民族的活动，绝不是在孤立的环境和仅在相同的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他们与其它生产圈的关系，是左右他们自己国家生死存亡的巨大力量。因此……游牧国家的开拓疆土，是和商路有着很深的关系。”这种因丝绸之路而造成的历史格局与形势正是西北历史的特征，也是唐的西北政策的特色。

    唐朝无论出于什么考虑，历史形势令其必然优先考虑这一时期的草原民族突厥、回鹘、吐谷浑以及吐蕃与唐的关系，尤其是经济贸易关系。通过军事征战、贡赐贸易、和亲之盟、茶马绢马互市等，逐一解除了丝绸之路的威胁，发展了与各民族的关系。各民族在这种历史形势下也最终认识到了与唐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好处。例如突厥可汗曾训谕突厥人民说如往彼土(唐），突厥人民，汝将沦亡。如占据于都斤地，遣送队商，汝诚无忧。”这段深刻的话曾被铭刻为突厥碑文，遗训突厥后世。终唐之世，丝绸之路基本上是畅通的，丝路贸易总的趋势是繁荣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只是在个别的阶段，因为争夺丝绸之路某一地区的控制权而发生暂时的隔断，如麴氏髙昌依附西突厥阻断丝路中道时，吐蕃占据河西时期，吐谷浑为患青海路时期。但即使如此，丝路贸易也并未停止。总之，根本的原因则是，在唐重视丝绸之路，积极经略西域的西北政策推动下，周边各国、各民族已经切身体会到了丝绸之路是与汉文化沟通的唯一渠道，从而共同地建设维护这一事业。如贞观二十一年，东突厥亡后，薛延陀、回纥、仆固等“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并请求开辟一条由漠北诸部落向南至中国的驿路，名为“参天可汗道”。此路开辟以后，唐政府遂沿途设邮驿68所，备有驿站、驿马，酒肉供应过往使节。实际上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贸易路，只不过这次得到唐朝的正式认可优待。回鹘等各族可以被准许由此路入中国贸易，或贡赐，或互市。直到中唐元和时，此道的绢马贸易仍然很频繁，当时称此商路为“阴山道”。又如经过多年斗争，西突厥归降，途经西域的丝绸之路全面畅通。唐太宗十分兴奋地对安国使者宣布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不仅西域各国高兴，“诸胡大悦”，即使突厥人，也从丝绸之路得到了贸易的实惠。如唐髙宗时，突厥人就得到唐朝赠送的农作物“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具）以上”(《旧唐书》称“田种十万斛”）。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域焉耆为争开新的贸易路——大碛路以便与唐贸易，而与高昌发生战争。

    2.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由于匈奴的原因，是不稳定的，曾有“三通三绝”的情况。东汉政府为了稳定西域(原文此处及下文“西域27国”皆误作“北域”。——编者注），每年不得不花费至二亿七千万钱(宋祁然而汉至昭、宣……倾府藏于西北，岁二亿七千万。”)。从西汉到隋朝，经过700多年的经营，中国与西域系才真正确定下来。隋炀帝大业五年在隋河西走廊焉支山会见西域27国首领，标志着这种关系进入新阶段。唐承隋制，也就继承了这种政治关系：从隋朝开始，中国逐步在丝绸之路地域设置郡县州府，将汉以来西域36国的属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内属行政关系，直接地行使主权。如隋朝首先在西域南道和吐谷浑故地建置鄯善郡、且末郡、河源郡、西海郡。之后又继续在丝路北道行使行政权，令大将薛世雄筑伊吾城，企图渐次推广。但隋朝末年大乱，这项战略未能继续实施。唐朝在隋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行这项宏大的西北政策，力图在整个西域行使主权，从而丝绸之路的建设和丝路贸易的发展由于国家的干预推动而达到繁荣的顶点。这种盛况，在整个丝绸之路贸易史上，也只有大一统的唐代和蒙元帝国先后实现过。以下兹分别叙述：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630年，唐太宗派并州都督徐世积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积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大军十余万大破东突厥，自阴山山脉向北，拓地千里至大漠，设置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来治理(高宗初年又改置单于、安北两个大都护府管理此地），而将其部落移至塞内，从东到西，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来管理。

    公元646年(贞观20年)又命李积北渡沙漠，灭突厥别部薛延陀。漠北诸部落纷纷遣使归命，愿意接受唐朝列土为州县的措施。唐遂在此处新设13个州府，派遣汉官以直接统治漠北13部，计有：瀚海都督府（回纥），金微都督府(仆骨），龟林都督府(拔野古），卢山都督府(思结），皋兰州(浑），鸡鹿州（奚结），榆溪州（契芯），寘颜州（白溜），高阙州（斛萨），鸡田州(阿跌），蹄林州(思结之一部)。此后又相继增加：玄阙州（骨利干），烛龙州（俱罗勃），坚昆都督府(结骨)。

    西突厥自处罗可汗后，开拓疆域，东至金山，西至西海，举凡玉门关以西所有西域、中亚地方尽归其霸。贞观十四年，驻守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的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慑于唐伐髙昌军威，归顺唐朝。唐遂在此地方设庭州，置刺史。过了几年，又在其本部设置瑶池都督府。唐髙宗显庆二年(657年），唐朝在伊丽河(伊犁河）、碎叶水(楚河）间彻底击败西突厥。将本部划分为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下设都督府8个：匐延都督府、嗯鹿州都督府、洁山都督府、双河都督府、鹰娑都督府、盐泊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大漠州都督府。“其役属诸胡，皆为州”。

    高昌，在汉为车师国，曾置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晋以后设为高昌郡。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被茹茹所并，以阚伯周为髙昌王。此后高昌国王皆为汉族人。因此，“髙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深受汉化影响。唐初，髙昌一直是唐在西域的耳目：“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奏以闻。”后因髙昌麴氏受西突厥之惠复国（见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再加上唐朝支持焉耆开辟大碛路商道，使依赖商队税收的髙昌因商路改道蒙受巨大损失，所以高昌胁从西突厥，与唐为敌，危害丝绸之路，“商胡被其遏绝”。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派侯君集出兵，贞观十四年破高昌，设西州，置西州刺史，并暂将安西都护府屯于此地。

    破高昌后，唐朝继续与西突厥争夺天山南路绾毂丝路的焉耆、龟兹。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原文误为“公元640年”。——编者注)安西都护郭孝恪破焉耆，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原文误为“十二年”。——编者注)郭孝恪和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又破龟兹，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下统龟兹、于阒、碎叶、疏勒四镇，是为安西四镇。

    到唐高宗初年，唐朝巳逐步实现了西域内属战略目标。将丝绸之路各道牢牢控制在手中：天山北路西突厥故地置北庭都护府，下统二州，昆陵、蒙池两都护府，建23个都督府。天山南路分设“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计有龟兹都督府，毗沙都督府(于阒）、焉耆都督府、疏勒都督府(后调露元年，679年，王方翼随裴行俭破西突厥，筑碎叶城，乃以碎叶镇代焉耆为安西四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将新疆东部与甘肃河西交界的伊州（伊吾）、西州（高昌）、庭州(吉木萨尔之北可汗浮图城)并入陇右道，由中央政府派员直接管理，作为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与安西四镇一起构成了西域内属政府的支点。

    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设置羁縻州府。

    于阗以西(原文误为“以东”。——编者注)远至中亚、波斯，唐朝并无力内属，但是该地仍是丝路贸易的要道。随着西突厥势力的瓦解，唐的威望远播上述地区，它们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日益紧密为了加强这种关系，唐政府决定给予名义上的州府设置。龙朔元年(661年)六月，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前往西域、中亚、波斯，将于阗以西、波斯以东16国分置16个都督府，领州72，县110，设军府126个。这些都督府是：月氏(吐火罗）、大汗(哏哒)、条支(诃达罗支）、天马(解苏）、高附(骨咄施）、修鲜(层宾）、写凤(失范延)、悦般(石汗那）、奇沙(护时健）、姑墨(怛没）、旅契（乌拉曷）、昆墟(多勒建）、至拔(俱密)、鸟飞(护密多）、王庭(久越得犍)、波斯(波斯）。岑仲勉先生考证，吐火罗等8国位于今阿富汗地域，怛没、乌拉曷两国在今乌兹别克境内，解苏、骨咄施、倶密、久越得犍4国在今塔吉克斯坦，波斯即伊朗，护密多之一部在我国境内。在此之前，中亚河中地区的昭武九姓国也巳接受了唐朝分设的州府建制。康国：康居都督府；何国：贵霜州；拔汗那：休循州；石国：大宛都督府；米国：南谧州；安国：安息州；东安国：木鹿州；史国：怯沙州。

    人们常认为，上述州府只是虚设遥领，并无实际的意义，这种看法低估了唐朝羁縻州府的意义和作用。首先，上述羁縻州府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欧亚大陆贸易路上，中亚绿洲国家是这条沙漠商路的一个个支撑点。它们是域外西方与中国贸易的主要道路。大量的丝绢通过此地输往波斯、东罗马。该区域的各国也都是丝路贸易的伙伴国家。比如昭武九姓诸国，其经济来源主要依赖转输中国的丝路贸易。设置羁縻州府说明唐朝极端重视此地，并承担起了保护各国，抵御西突厥、大食国侵扰的政治军事责任。事实上，唐朝曾多次出兵履行这种责任。如高宗永淳元年(682)王方翼曾率军出击热海(伊塞克湖)大破西突厥；玄宗开元26年(738)突骑施苏禄部发生内乱，唐朝派出北庭都护府盖嘉运率安、石两国兵平乱，在碎叶城击败吐火仙，后又率拔汗那王攻人怛逻斯(今吉尔吉斯的江布尔），收散落突骑施人数万，由拔汗那王收编；高宗仪凤三年(678)派吏部侍郎裴行俭率兵护送波斯王子泥涅斯返国；玄宗天宝九年(750)，应昭武诸国之请，派高仙芝出兵抵御大食东侵。

    其次，中亚的政治地理十分独特，绿洲沙漠的地理环境使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统一的强大帝国。它们往往以城邦绿洲立国，各自为王，国小兵弱，矛盾迭起。在财政经济上主要依赖丝路贸易，但谁也无力单独维护丝绸之路辽阔地域的畅通安全。在大食势力东侵以前，西突厥渐次被唐击溃后，中亚地方处在政治势力真空的状态。各小国之间经常发生政治经济纠纷，严重影响了丝路畅通与贸易的发展。设置羁縻州府表明唐决心运用自己影响，来维持该地区的秩序，并且明确了各国应对丝绸之路承担的责任。

    第三，羁縻州府虽不如内属行政关系紧密，但也决非虚设。因为王名远确实作为唐朝的册封使者来到中亚、西域各国，严肃郑重地代表中国行使了行政权，册封也被各国接受。此后，唐朝还正式向各国征赋税(开元七年，俱密国王上表言，国内库藏珍宝以及百姓财物都被大食强征税去，请求唐朝免征倶密国税)。各国也都认真地接受唐政府的领导，一旦有事，往往上表向唐求援。如开元七年，安国向唐上表，开元十五年，吐火罗国上表向唐请救兵抗击大食入侵。

    总而言之，唐朝的西北政策是以丝绸之路为中心或标志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战略决策。这种战略决策不仅是严峻的西北边疆形势的产物，也是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欧亚大陆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隋唐统治者锐意经营西北，拓土封疆，远播国威，不过是这种历史趋势和规律的表现而巳。

    五、安西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吐蕃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西突厥自隋朝末年已然崛起，“东至金山，西至西海，自玉门关以西诸国皆役属之”。至统叶护可汗时，其疆域已扩展到整个河中地区，甚至阿姆河以南。也就是说，自玉门关以西丝绸之路的所有道路均已被它控制，所有的绿洲城邦国家都是它的属国。但是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国家，它既不是丝路贸易商品的产地国，又不是贸易的集散地。它仅仅是通过“切税商胡”，“督其征赋”，榨取绿洲诸国和贸易商队的财富来养活自己。因此，它在丝路贸易中的中介地位基本上是消极的。西突厥企图以武力控制丝路贸易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最终遭到中国、波斯和西域中亚绿洲诸国的反对，也是必然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8月，唐朝在髙昌设西州，同年9月置安西大都护府。第一任都护是乔师望。乔师望死后由着名的郭孝恪接任，初时兵力仅千余人，主管唐朝在西域的前进基地伊、西、庭州军事。显然安西都护府设置目的和北庭都护府一样，都是针对西突厥的，它为唐朝大规模、有计划地进军西域、中亚，经营丝绸之路奠定了战略基础。

    西突厥王庭原在龟兹北三弥山，约当现在新疆裕勒都斯河谷内。也就是说，西突厥的政治统治中心仍偏重在西域塔里木盆地诸国。统叶护可汗时，西突厥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属宾，“控弦数十万，据旧乌孙之地”。他的统治范围大大向西扩展，统治中心也渐转向西域西部，“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即现在楚河以南，古代碎叶城以西。昭武九姓各中亚国家和伊犁河流域都在其势力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自统叶护可汗起，西突厥诸可汗曾四次向唐朝请婚，但均未成功。西突厥这样迫切请婚，目的只有一个：利用中国自汉朝以来在丝绸之路上的威望以确立自己在丝路地域的统治(其中包括唐朝对其统治范围的认可），同时通过和亲之盟，确保自北齐、北周以来源源不断的丝绸来源，与波斯、东罗马进行有利的贸易。其经济目的十分明确，这是自突厥勃兴之始，与中国关系的既定国策。如突厥沙钵略可汗致隋文帝的一封信中就写道：

    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显然这是唐朝不能接受的。唐朝拒婚(统叶护请婚因东突厥阻梗未克）的用意也很清楚，借此动摇西突厥统治，以图西域。所以当“射匮(可汗)悉以礼资送归长安，复遣使贡方物，请赐婚”时，唐太宗直截了当提出条件“诏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婆、葱岭等五国为聘礼”(同上），这5国正是丝绸之路西域中道和西域南道的重镇。统叶护以后，西突厥内部分裂，国内虚耗。先分裂为五咄六部落、五弩失毕部落，分据碎叶以东以西；后分裂为北庭、南庭，分居镞昌山西、睢合水北，势不两立。唐朝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形势，支持五弩失毕部及南庭与五咄六部及北庭斗争，大大削弱了西突厥的力量。西突厥内外交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等在碎叶水大破阿史那贺鲁叛乱，西突厥遂平。唐髙宗接受了以往(贞观末年)未进行政权建设，仅仅倚重军事据点，以致突有变故，便无法控制的教训，广置羁縻州府，把西域、中亚及西突厥故地置于唐政府的直接行政监护下：

    分其种落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

    安西四镇中的疏勒镇先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都督府。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破高昌，并设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郭孝恪破焉耆，设焉耆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郭孝恪又破龟兹，设龟兹都督府，将安西都护府西移至龟兹。同年又设碎叶镇、于阗镇。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大破西突厥于素叶水后，不仅于其故地置昆陵、蒙池都护府，而且在原西突厥控制的广大西域天山北路、河中地区的昭武九姓国、阿姆河以南，“裂其地以为州县”，“唐之州县极西海矣”。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葱岭以西的西突厥都曼部归降。唐朝派员先至该地域调查，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又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去葱岭以西，筹划在于闻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州、县及军府事宜。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唐朝重新划分安西、北庭都护管辖区域，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将昆陵、蒙池两都护府所辖天山北路；热海以西的西突厥故地交由北庭都护府管理，而安西都护府专力负责天山南路、葱岭以西地区，以对付吐蕃对丝绸之路西域道的北侵。

    由这一时间顺序可以说明，唐朝内属西域，向中亚挺进，控制丝绸之路的战略实施，是从安西都护府建立开始的。安西都护府不仅是实施西进战略的指挥基地，也是建设、管理、保卫丝绸之路的大本营。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及中亚、阿姆河以南、河中地区建立的强大军事威慑系统，也是唐朝在丝绸之路该地区的行政系统。唐朝对安西都护府的建立给予特别的重视，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在西突厥大规模“通道路、置邮驿、掩骇骨、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掠者，悉括还之”。唐朝授予安西大都护重权：“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制府事”。唐朝在西北边疆驻军达到44000人，马7700匹，“烽戍逻卒，万里相继”，致使“西域五十余国，广轮一万余里，城堡清夷，亭候静谧”。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以后，吐蕃、突骑施曾反复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四镇多次易手，但在安西都护府的领导下，唐朝又一次次恢复了安西四镇，控制着丝绸之路。直到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以后，安西四镇才渐次陷落，北庭、安西都护府也失去作用。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起，安西都护府为保卫、建设丝绸之路，存在了150多年，丝路贸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繁荣顶峰，其伟大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即使在安西都护府消失以后，它所奠定的西北贸易路和丝路贸易的事业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突厥出现于公元5世纪前后，为活动于漠北至中亚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铁勒之一部(史学界对突厥与铁勒关系至今仍有不同看法)。尤其是西突厥，主要活动在西域、七河流域河中地区。从公元6世纪起至公元8世纪末，西突厥与中国隋唐政府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过激烈的斗争，给丝绸之路的畅通与丝路贸易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史家一般都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因而对它在丝绸之路地域的活动均持批评或否定的态度。这种看法似欠公正。

    我以为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业绩，正是草原民族和汉民族共同努力才使丝路贸易能够延续一千多年，正是草原民族和汉民族交流才构成了丝绸之路历史波澜壮阔的特色。突厥对于丝绸之路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突厥汗国由诸多民族组成。东突厥有：契丹、奚、鞑靼、室韦、九姓铁勒、九姓回纥、三姓骨利干、四十拔塞密。西突厥“杂有都陆、弩失毕、歌逻录、处月、处蜜、伊吾等诸种”。此外还有咽面部、莫贺达干部、都摩支部、薛延陀部、突厥骑施、姑苏等部。严格地说，突厥汗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国家，而是个地域国家，即以军事力量控制的广大地域。在突厥汗国产生以前，从漠南漠北、蒙古草原到伊犁河流域、天山北路、塔里木盆地、中亚，诸部林立，小邦互争。没有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维持这一广大地区的秩序，当然也就没有丝路贸易的保障体系。因此魏晋以后至突厥汗国建立前，这一丝绸之路区域处于混乱的局面。东西突厥汗国建立后，凭借其军事力量，在各部、各属国设立颉利发、吐屯等监国，征调兵马，督其征赋，“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这一广大地域国家的产生，实际上使中国和西方贸易国家间的广大丝路地域结束了混乱，有了保障体系。尽管中国和突厥为争夺丝绸之路打得你死我活，但似乎丝路贸易却从未停止过。不同的只是该地域的贡赋税收变换了主人而已。隋唐政府击败突厥后，等于全盘接受了这一地域国家的遗产。安西、北庭都护府，伊、西、庭州和羁縻州、府的设置，是在突厥汗国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建设。从此，中国与波斯、大食、东罗马帝国等丝路贸易大国有了直接的接触与往来。

    2.突厥汗国在中国南北朝后期产生后，就参与丝路贸易。当时北中国的北齐、北周争相结好突厥。北周“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而“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突厥获得大量的中国丝绢财富，便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充当了丝路贸易的中间角色。《北周书突厥传》记载，立国之初，突厥即十分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西魏“大统十一年(公元545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檠陀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至隋建国后，突厥与中国的绢马互市已经经常化，合法化：

    明年（隋开皇八年，即公元588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

    在史书上也经常记载突厥与隋的贡赐往来：

    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帛万三千段。

    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

    《北史》卷99《突厥传》记载，像这样的贡赐贸易，到突利可汗时，已经进行过370多次(“突厥前后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辈”)。突厥还通过和亲之盟，从隋得到大量丝帛：

    处罗从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彩袍千具，彩万匹。5突厥与唐还有正式的互市关系：

    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书约与连和钞边，默棘连不敢从，封上其事，天子嘉之，引使者梅录宴啜紫宏殿，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岁赐帛数十万。

    其后阅一二岁，(突骑施苏禄)使者纳贽，帝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是岁，突骑施鬻马于安西。

    突厥还通过和亲之盟和贡赐获得大量的丝帛：

    长安三年，遣使者莫贺达干请进女女皇太子子……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贪汗献马千匹，谢许婚，后渥礼其使。

    毗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封可敦为宾国夫人，岁给粉直二十万。

    统叶护可汗来请婚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还，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藉约。

    帝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册号（泥孰）呑阿娄技利咄陆可汗，赐鼓纛，段彩巨万。

    天宝元年，突骑施黑姓可汗还不断遣使通贡，谋取中原丝帛。

    游牧民族的突厥并不是大量丝绢的消费国，突厥从中国得到的巨额丝绢，除了少量用于贵族豪奢消费外，主要用于通过粟特(即康国Samaikad)销往东罗马帝国。当时阻碍突厥与波斯、东罗马帝国直接贸易的柔然、哌哒正处在西蒙古地区、伊犁河流域以及葱岭以西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甚至巴克特利亚地区。从西域至里海南岸、南俄草原、吐火罗、南亚的各条贸易路都控制在柔然和哏哒的手中。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52年）土门可汗击败柔然汗国，创立了突厥汗国，接着“西破哏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千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到6世纪中叶，终于成为控制丝路贸易的大国。突厥在统一中亚、西域与柔然、唳哒的战争中，得到了波斯和北齐政府的支持，显然它们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从公元6世纪中叶起，突厥人，尤其是西突厥积极参与了转口向波斯、东罗马帝国输出中国丝绸的贸易事业。有时甚至不惜用武力促成贸易活动。如，在《突厥碑文译注》(小野川秀美)中曾记载朕二十岁时，拔悉密之亦都护成为我种落之民，因不遣队商，我遂出征。（IIE25行)其队商没有来。为质问此事，我遂出征。”从沙畹《西突厥史料》和亨利玉尔《中国闻见记》的记载分析，西突厥转口中国丝绸的贸易主要由其属国康国擅长商业的粟特人代理经营。《隋书》卷67《裴矩传》有一则记载：（大业十一年)“射匮可汗遣其犹子，使率西蕃诸胡朝贡”，说明突厥人是西蕃胡(粟特商人)商队的组织者和首领。

    后来，在粟特商人的策划下，西突厥企图打破波斯萨珊王朝居间贸易的独占地位，要求在波斯开辟市场自由销售丝绸，自然，这也意味着与东罗马的到波斯采购丝绸的商人直接交易。西突厥曾两次派出使团到波斯(主要是粟特商人，如粟特人摩尼亚赫），时间是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但均被波斯国王库斯佬阿奴希尔宛严厉拒绝，波斯王甚至烧毁了突厥人倾销到波斯的所有中国丝绸，毒死突厥使团的人。西突厥又派摩尼亚赫携带大批丝绸出使东罗马帝国(北周天和三年，北齐天统四年），与査士丁尼皇帝缔结共同对付波斯的经济军事同盟。公元568年，东罗马帝国也派蔡马库斯为首的使团随西突厥使团同往西突厥汗国的爱克塔山（即新疆和静县裕勒都斯)和怛逻斯城，与室点密可汗会晤，商讨两国的直接贸易问题，策划对波斯的行动。公元571年，西突厥又第二次派出使团到东罗马，要求査士丁尼皇帝明确废除九年前与波斯帝国签订的两国和约。同年在西突厥支持下，东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开始了历史上着名的丝绸战争。这场战争从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年)到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持续了20年之久。公元576年(北周建德五年)东罗马皇帝梯比流斯(Tibems)继位，再次派出使团（Valentin瓦伦丁）到西突厥，重申东罗马与突厥所订盟约，要求西突厥汗国继续支持这场丝绸战争。公元588年，西突厥遂派Schaba可汗率30万精锐大军参战，攻入Bcdh0ghiS(巴达赫尚)和Herot(赫拉特，今阿富汗西北赫里河谷地，此地是中亚、西南亚、南亚交通门户）两城。东罗马帝国的波斯战争也得到突厥曷萨人的援助，曷萨可汗曾攻入波斯的杰尔宾特山口要塞(Derbent，原苏联里海西岸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这场战争最后以波斯帝国的胜利而告终。波斯击败了突厥，进军到乌浒河(阿姆河)北的Bahiom(捕喝，即布哈拉)。由中亚经波斯里海南岸至东罗马的商路仍然控制在波斯人手人。这样，突厥人不得不继续积极开辟由天山北路或草原地区，经由中亚、里海北岸、南俄草原至东罗马的贸易路。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由蒙古高原经天山、阿尔泰山、中亚、里海北岸、南俄草原的贸易路(简称草原路），虽然早在匈奴时期已经出现，但却是在突厥时期最后完成，并成为丝路贸易的主要干线之一。在突厥之后出现的“回纥路”、“阴山道”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二是：突厥成为中国与波斯、东罗马帝国丝路贸易的重要一环。它从中国获得的大量廉价丝绸成为波斯、东罗马帝国商品丝绸的重要来源之一。

    3.西突厥抵御了大食帝国向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扩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丝绸之路的屏障，避免了唐帝国与大食的直接争战。

    正当中国、突厥、波斯、东罗马、哏哒、柔然诸丝绸之路大国在欧亚大陆腹地争战不休时，阿拉伯人在西亚悄然兴起。尤其是波斯与东罗马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削弱了双方的国力，而大食则乘机在这一地区迅速扩张。公元636年(贞观十年)大食帝国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夺取了其东方领土叙利亚，不久又兼并了波斯萨珊王朝。从8世纪初开始(705年)大食名将异密屈底波开始东侵，先后破中亚安国、康国、俱密、石国、拔汗那、吐火罗等国，葱岭以西渐为大食的领土。从《两唐书》及《册府元龟》等中国史籍的记载看，当时唐朝巳经无力阻止大食的东侵，对昭武诸国的求援也只能敷衍搪塞。到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对葱岭以西形势的严峻以及大食东侵的后果全然不了解，或者说对形势的估计根本错误。而这一时期在葱岭以西，只有强大的西突厥力量才足以与大食抗衡。西突厥在中亚与大食军队多次交战。《册府元龟》卷999载有大食东侵时，康国、安国、吐火罗、俱密等国向唐朝求援的表文。表文均将援救的希望寄托在突骑施部身上。如安国表文(开元七年二月）：

    ……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吐火罗叶护开元十五年遣使上表云：

    ……颂奉天可汗进旨云，大食欺侵我，即与你气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

    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巴尔托里德《蒙古侵略前之中亚》记载：当大食东侵时，突厥突骑施首领苏禄往往协同中亚各国打击大食。大食深为所苦。因此大食称苏禄为AbuMuzahim，gr挑战者”或“头触者”。两相印证，足以说明由于西突厥的屏障，才使得唐朝有近百年的时间经营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使得葱岭以西以东的绸丝之路依然畅通无阻。后来，自吐火仙被灭，突骑施衰亡，“唯有大食、莫逾突厥”的格局被打破，大食必然与唐朝为控制丝路而正面冲突。天宝十年(公元751年)7月，唐军高仙芝与大食终于在中亚怛逻斯发生激战，唐军狼狈败绩。大食从此控制了葱岭以西的丝绸之路，唐朝近百年来在葱岭以西的经营彻底宣告结束，中亚各丝路国家由此脱离中国政府而归顺大食。

    吐蕃与唐朝在丝绸之路上曾进行过长期激烈争夺。安西、北庭大都护府即因吐蕃在西域的胜利而告终。吐蕃还曾长期占据河西陇右，阻断了河西道的丝路贸易近百年之久。但是吐蕃对丝绸之路也有重要贡献。

    第一，吐蕃兼并吐谷浑后，积极发展青海路与西域南道若羌、且末、于阒的联系，开辟了新的贸易路。这条贸易路曾长期繁荣。到北宋年间确厮啰兴起时，因河西道被西夏阻断，西域南道和青海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吐蕃也曾长期与大食在西域南道对抗，阻遏了大食向葱岭以东的继续扩张。史载：

    贞元中，（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

    这说明中唐以后，大食势力没有越过葱岭，被阻遏在河中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吐蕃给予了顽强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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