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夫

    唐代初年的河陇地区，由于隋末唐初的战乱，曾经是“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十室九空”，“五年不复的荒凉地方。然而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书记载却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河陇地区的这一变化，是唐代前期推行足食足兵政策，在这里大规模实行屯防、屯粮、屯牧的结果，由此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

    河陇地区处于唐王朝的西北边陲，北邻突厥，南连羌戎，地带狭长，形势险要，是军事的要冲。它与西域诸国接壤，也是中西交通的孔道，国际贸易的中转处。河陇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可资耕种，因而又是边缘游牧部族经常骚犹、觊觎的“乐土”。所以，对河陇地区加强守备，进行政治、军事的经营，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唐太宗着力在西域经营安西四镇，与突厥战争不断，故对河陇所用精力不是太多。到了髙宗统治时期，突厥、吐蕃势力渐渐强大，多次攻陷四镇，屡犯河陇，危及凉州。史云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到城下，百姓苦之。这样，加强河陇边防势在必行。于是武则天和唐玄宗统治期间，在积极备战，足食足兵，“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的思想指导下，对河陇地区的屯防，采取了下述措施：、首先，大大扩充了河陇的屯防军队。公元686年，武则天的谋臣陈子昂到河西巡视，发现甘州是“河西扼喉之地”，南北两方面的敌人“朝夕警固，颇有窥觎”，而“堪胜兵者不足百数”，十分危险。当时陈子昂曾提出增兵的建议。后来，甘州北部的同城加强了兵力，曾设置了宁寇军。玄宗称帝的前一年，即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为了方便管理，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并在这里首次设立节度使。唐玄宗登基后，在开元初期，对边防兵力重新布置，在置河西节度使的基础上，增设了朔方、陇右、河东诸节度使，分别统领诸镇驻军。各节度使统率的兵力是：

    河东节度使五万五千人朔方节度使六万四千七百人河西节度使七万三千人陇右节度使七万五千人其中以河陇地区屯兵最多。从分担的使命看，河东、朔方两节度使互为犄角，对付北方的突厥；陇右节度使则对付南部的吐蕃；河西节度使居西，使命是隔断突厥与吐蕃的勾结，同时与安西四镇配合，保卫西域各国的安全，保证丝绸之路的通畅。河陇地区所设两节度使，一个治在凉州(今武威县），一个治在鄯州(今乐都县），两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犄角之势，正好同西南方面的吐蕃对垒。据《元和郡县志》、《唐会要》、《旧唐书地理志》、《通鉴》等书的记载，河西节度使统九军二守捉，集中分布在凉、肃、瓜、沙、会各州；陇右节度使统十军三守捉，集中分布在鄯、廓、洮、河各州。此外，还有各书记载不一致而没有计入的几个军，如哥舒翰收复九曲后，曾于天宝十三年在这一带置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五军。关于这五军，《新唐书兵志》和《元和郡县志》都有记载，《旧唐书》没有收进，而《唐会要》卷78《节度使》条下所记则是：分九曲为洮阳、浇河二郡，于二郡各置军为神策军、宛秀军。又《元和郡县志》记威胜军设在宛肃城，宛肃城即是宛秀城，则威胜军当是宛秀军。说法虽不尽同，于九曲一地置军的事却是有的。总之，河陇地区的屯兵是逐渐增多，到唐玄宗时巳是“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

    其次，注意提离屯防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唐代的府兵制在高宗末年随着均田制的破坏逐渐废弛，戍边兵士期满不加轮换，衣饷多不供给，致使“逃亡略尽”。而“缘边军镇，每年更代，兵不识将，将不识丁”（D)，难以适应边地的战争需要。为此，开元初，开始招募服役6年的健儿兵戍边。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唐玄宗采纳张说之的建议，正式用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但招来的壮勇却多出自市井无业的游民，未经战阵，素质很差。对此，唐玄宗曾采取了一些建设性措施：一是进行整顿，淘汰老弱军官，选拔年轻干练者补充。他提出边远判官，多有老弱，宜令吏部每年于选人内拣择强干堪边任者随阙补授。”同时，又下达了《恤缘边兵士诏》、《量助长征家口营种诏》、《给年满兵募程粮诏》等，对河陇等边防士兵及家属的生活疾苦表示“关怀”，加以“优恤”，下令所过州县给予安置。这对于稳定军心、提髙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二是加强战备训练。他在《今河西陇右等处防边诏》中说边塞严，甲兵备，军旅本职也。虽万方和同，不可薄其武备；百蛮朝贡，不可轻其疆场。”他告谕河陇边防军将士咸宜裹粮坐甲，秣马利兵，明教队伍，远为侦候”又讲遏寇防边，在于有备，兴师训卒，用戒不虞，陇右诸军，地当戎虏，尤资振耀，以壮边威。”他命令荣王琬代表他巡按陇右。开元初，唐玄宗再；次强调对将士的训练，令名将薛纳为陇右防御使，“大募勇士，诣河陇就纳教习”。三是严格赏罚制度，规定将士以下，“有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赏”。《新唐书吐蕃传》则曰：“帝以书赐将军：敢有掩战功及赏者，上自陈，将吏皆斩。战有逗留，举队如军法，能擒其王者，授大将军。于是士益奋。”这些，与高宗后期军队中赏罚不明，“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息溃散”的景况对比，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改进。

    再次，改进了防卫方略。第一是注重策略，在对敌作战时力避硬打硬拼。武则天时期的郭元振就指出：对于吐蕃与突厥，要举措慎重，“设策以羁縻之”，“若图之不审，则害亦随之，如防害有方，则利亦随之”。具体表现在对安西四镇的处理上。安西四镇的设置不仅保证了西域的安全，而且是河西的屏卫，它隔断突厥和吐蕃的联系，牵制其不得内侵，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防意义。吐蕃为了进攻西域及河陇，不断与唐朝争夺四镇。高宗时四镇多次失守，则天临朝，一举夺回。吐蕃为此接连和唐朝发生冲突。对此，郭元振献策，利用大臣论钦陵和吐蕃百姓的矛盾，抓住吐蕃人民厌战情绪，加紧和平攻势，年年派使者与吐蕃议和，使吐蕃国人认识到挑起战争的罪魁是论钦陵，从而对他产生怨恨，最终达到离间吐蕃的目的。果然，吐蕃君臣相互猜韪，论钦陵终因得罪赞普而被诛，唐蕃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度得到了缓和。第二是在对敌作战时强调相互配合，从各方面牵制敌人，力避孤军深入。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曾派薛仁贵、郭待封攻打吐蕃，由于配合失当，加上孤军深入，劳师袭远，在大非遭到惨败，从此，军旅不振。唐玄宗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在给节度使的诏书中说本设方镇，以防缘边，至于警急，宜相救援，今故纠合诸军团结劲卒，务令首尾相卫，心力叶同，张罗网之形，开椅角之势，俾寇进不能犯，退无所归。”开元十五年，叶蕃勾结回纥叛党杀死陇右节度使王君奂，整个河陇为之震骇。为了加强防守，唐玄宗下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人寇，互出兵腹背击之”次年由于各军配合作战，分进合击，开始转败局为主动。吐蕃大将悉末朗先攻瓜州，被刺史张守珪击败，接着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怀亮引兵于青海西南渴波谷，大破吐蕃军。不久，积石、莫门两军又来接应，于是诸军合力追讨，大捷而还。第三是随着河陇屯防军队的增多，在战略上开始以攻为守，力避消极防御。天宝年间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各军主动出击，捷报频传。如《通鉴》卷215天宝元年十二月就有三条战讯：“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级；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尤其哥舒翰领兵河陇，更是屡奏边功。天宝七载，“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名之曰应龙城，吐蕃为之屏迹。”天宝八载，他率领朔方、河东郡牧十万攻克石堡城，置神武军。天宝十二载，又攻破洪济、大漠门等城，收回黄河九曲故地，列郡县，置神策等军，并于此地屯田积谷。哥舒翰的威名使吐蕃生畏，在当时这一带就有歌唱道：“北斗七星髙，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充分反映了河陇边防的巩固，形势的变化。

    在此同时，北部的突厥也由于唐边防的强大的而敛迹。突厥内部矛盾加剧，在一度复兴之后，再次衰微，开始同唐王朝修好，献马，互市，以至于归服。西突厥各部也相继内属，遣使献表，表称：“伏愿稽首”，“永作边扞”，“长为臣子”。

    随着河陇地区驻军的增多，物资供应成了大问题。仅靠从内地转运是不行的，因为当时国用开支日增，关中所收不能满足需要，连京城的供给都要仰仗江南漕运。倘一时转运不及，长安就会发生危机。裴耀卿就曾对唐玄宗讲，在贞观、永徽时，每年从江南转运粮食20万石便够用了。但“今国用渐广，漕运数百，犹不能支。”因此，在河胧戍守，需另谋出路，就地解决粮食问题。

    河陇之地，处于黄土高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又有大量的生荒沃土，是发展农业的基地。古人称道这里是“强兵足食之本”，指出：“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苏矣。”西汉、东汉、隋朝都曾经在这一带地方屯田积谷，且战且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唐代前期，由于战乱，这里户口减少，百姓流亡，土地大量闲荒，又给屯田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一些有眼光的统治者如武则天、唐玄宗等，都把这一地方当作他们发展生产、巩固边防、实行足食足兵政策的场所，他们采取的主要方式，首先是屯田，其次是和朵。

    关于唐代前期屯田(也称营田）的目的、地域以及屯田类型，史书有记载说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唐开军府以杆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又讲：“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

    这些记载说明：一、唐前期因为“转运不给”，屯田以增军粮；二、唐前期的屯田以军垦为主，民屯为次；三、屯田的地点多在边防，更具体一点说，是驻军一带的闲荒之地。这里虽然没有专指河陇，但河陇地处边防，多驻重兵，田地广阔，与所讲情况相符，是应该包括在内的。

    关于屯田的管理办法，《唐六典》、《通典》和《新唐书》记载互有出入，但有几点是比较清楚的：

    其一，屯田基本单位是“屯”。凡隶属各州、镇、诸军者，一屯为50顷地；凡隶属司农寺者，一屯为20顷以上，30顷以下地。

    其二，在尚书省工部设屯田郎中，专管全国屯田政令，决定屯田地点以及水陆腴瘠、播殖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诸项事宜；在州府军镇则由节度使兼管营田，唐玄宗时正式设营田使，由节度使担当；屯则设有屯官、屯副，由善农事、有书判、堪理务者担任，以监督管理屯上的生产。

    其三，屯田的农具、耕牛，按土地软硬情况(或讲“上地”“瘠地”)配给，土软处每150亩配牛1头，土硬处每120亩配牛1头，稻田每80亩配牛1头。余外工具由诸冶监统一冶造发给。

    其四，诸屯按土质好坏、收成丰歉定为三等，同时取当地民田产量的中等数，作为定等的参照。

    其五，屯田上的惩处制度，规定收多者褒进，不法者谪治。

    其六，每年春季向兵部造报表，作出下年屯田计划，其中包括屯田亩数以及距离州府军镇远近，由兵部审度批复。

    总之，唐初屯田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屯兵、屯田户受到种种限制及苛重剥削，人身很不自由，他们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佃户，是依附于官府的农奴。敦煌遗书中有一个《唐定兴等户残卷》，原件盖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是当年河西屯田户的帐籍。帐上共计29户，每户都写着各个成员的姓名、身份、年龄，并在名字旁边注明所交租数，每户末了还总计租数并得出交租种类及各类数目。从帐目上看，人口多的户(如李光俊家13口）交租可达59石，人少者(如唐定兴仅夫妻两口）也达到13石之多，而一般5口之家也都在25石以上。可知屯田户租税之重。

    关于屯田的效果，从史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是好的，下面略作考述：

    武则天时期在河陇地区推行屯田的基地主要有两处，河西道有张掖，陇右道有河源(今西宁东南一带)。张掖不仅是咽喉之地，而且自然条件优越，有黑河、弱水、洪水等充足的水源，更有大量的平坦沃土。陈子昂就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40余屯并为沃壤，故每收获常不减十万。”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的产量，如果挖掘潜力，还可以有更大的收获。所以陈子昂分析道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究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这里讲张掖屯田40余屯，而《唐六典》写作19屯，很可能陈子昂是按每屯20顷到30顷之间计算的，《唐六典》是按50顷为一屯计算，如果是这样，算下来大约是十万亩地的样子。岁收20万石，则亩产应为2石。在唐代前期能有这样的产量，农业生产水平相当可观。《旧唐书郭元振传》曰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结果粮食丰收：“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这是长安年间的事。《贞观政要》卷6关于贞观之治的描述是“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就是说，当年河西在郭元振、李汉通等人的治理下，一度曾经出现了比贞观之治还要好的年景。这是否有点夸大呢？《册府元龟》卷503的记载大致一样，所不同者，唯“遂斛至数十钱”一句，从原先的数千钱降到数十钱，这恐怕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关于李汉通尽水陆之利的具体记载不见于史书，无从详知。唯《甘州府志》记张掖系黑河、弱水漫衍之区，到处洼下，掘土成泉。滞则有沮铷之虞，疏则有灌溉之利，大约唐始开屯，元明益广。”又讲唐李汉通，元刘恩先后开屯，全资灌溉”，虽寥寥数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根据。民国时期甘肃学者慕少堂(寿祺）曾着《甘州水利溯源》-文，讲现在张掖南部黑河上的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加官渠等皆为唐时开创，可灌田465400多亩。安史之乱后，河陇屯兵内调，河陇陷人吐蕃之手，史书不曾记有张掖兴水利的事情，故此推想，以上诸渠，或者就是郭、李当年所为总之，甘、凉一带的农业是发达的。

    在河源一带的屯田，成绩卓着者要推娄师德及黑齿常之，黑齿常之在高宗晚年出任河源军大使，此时娄师德则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由是战守备焉”。5000余顷地总收百余万石粮，单产恰好和甘州一样是每亩2石，可知河源地带屯田收获同样是好的。娄师德不仅在河源屯田，而且到丰州(今河套西北临河县一带)屯田，他身先士卒，“衣皮裤，率士屯田，积谷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从而受到了武则天的嘉奖。后来他还到河陇地区，出任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营田大使。神功中，又任陇右诸军大使，并检校河西营田事。娄师德在河陇前后经营多年，专意屯田积谷，大大保证了边地军队的给养，史称他“恭勤不怠，民夷安之”。

    唐玄宗时，对河陇地区的屯田更为重视。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玄宗之世，“对于西北，则取积极进展之政策。”牛仙客之所以能由一个河西节度使擢居中央相位，正是因为经营河西得方，屯田积谷见效，史载“仓库盈满，器械精劲”，“清勤不倦”，“所积巨万”。这反映出玄宗时期河陇的屯粮是搞得不错的。《通典》记载，天宝八载全国屯田收成的总数是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入700990石，占全国总额的37%。

    唐玄宗时全国屯田及其在河陇地区分布情况，《唐六典》中有记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实数为一一四〇屯)”。分布于河陇地区的屯数是：

    “河西道：赤水三十六屯，甘州一十九屯，大斗一十六屯，建康一十五屯，肃州七屯，玉门五屯，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二屯，天山一屯。

    “陇右道：渭州四屯，秦州四屯，成州三屯，武州一屯，蜗州二屯，军器四屯，莫门军六屯，临洮军三十屯，河源二十八屯，安人一十一屯，白水十屯，积石一十二屯，富平九屯，平夷八屯，绥和三屯，平戎一屯，河州六屯，鄯州六屯，廓州四屯，兰州四屯，南使六屯，西使一十屯。”总数为326屯，约占全国总屯数的三分之一，这个比数不能算小，而其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远远超过了武则天时期。说明唐玄宗时期对河陇一地的屯田是重视的，已经全面推开。

    尽管如此，由于唐玄宗时，边防屯兵的增多和管府需求量的加大，屯田的收获已经不足赡军了。因而在屯田之处，作为补充形式，又有了“和籴”。《新唐书食货志》指出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戎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什么叫和籴？白居易说凡日和余，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也就是国家出钱向农民购粮，以为战备之用。其先决条件是该地区生产比较发达，农民有粮可征。此外，在粮价上要定得合适，如果低于市价，和籴就会落空；太髙了，国家又会吃亏，所以价钱以略髙于市价为宜，这样既能保证军粮，又可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热情。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宣敕：“以岁稳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

    敦煌卷子中有一件天宝四年河西军队的和籴帐目，详细记载了从武威官府领出用以和籴的绢沲匹段数目，价格以及籴得粮食的品种、数量和价格，是河陇当年进行和籴的证据。在当时，国家为了支持西北的屯防军队，每年都要调大批绢沲到边地购粮。《通典》卷6载：“自开元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日增其费，籴米则三百六十万匹段。”其中“朔方河西各十万，陇右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及群牧使各四十万”。《文献通考》卷21记载天宝八年和籴总数为1139530石。其中河陇地区达519954石，占全国总数的45.6%强，位居第一。这说明河陇地方的农业生产是发达的，军备也是充裕的。

    唐代前期对河陇的经营除屯粮外，还实行屯牧，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

    “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在古代，马匹之于战争，其重要性不亚于今天的坦克、装甲车。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多次与周边游牧民族作战遭到失败的例子，考其原因，主要的一点是由于马政不修，而被对方发挥了马上优势的缘故。唐代前期，在西北边地所遭遇的劲敌，如突厥、吐蕃等，正是具有马上优势的游牧民族。这就显得马匹益发重要。因此，要克敌制胜，造成强大的巩固的边防，变劣势为优势，就非得重视养马不可。唐代前期国防力量所以强大，是与它在河陇地区实行屯牧、大力发展养马业分不开的。

    《通典》中说，唐初“仅得牝牡三千匹，徙之陇右”。这可以算是唐代养马业的开始，到了髙宗时期，“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狭溢，更拓八监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是，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之闻也”。这里讲的是唐太宗到唐高宗前期，正是国力强盛之时，是唐代养马业的繁荣期。

    髙宗晚年，马政渐废，此时国力开始转弱，突厥年年犯边，入陇右劫牧马，加之用人不当，饲马无方，马匹大批死亡，使官马“潜耗大半，所存益寡”，养马业一度中衰。

    玄宗锐志边功，重整马政，出现了养马业的复兴期。《新唐书兵志》讲，在唐玄宗亲理马政之后，“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这是指开元前期的情况，到了后来，随着养马业的不断发展，牛、驼、羊头数也飞快增长。《唐会要》卷72有一个较详细的记录：“天宝十三载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元太守郑遵义等，就群牧交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五头（匹，口）：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十匹驹；牛七万五千一百一十五头，内一百四十三头牦牛；驼五百六十三头；羊二十万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骡一头。”官马之盛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如临洮军有兵一万五千人，就配给八千四百匹马，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匹。

    由于国家提倡养马，不仅官马大量蕃息，就是私人也都牧马成群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为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养马业的复兴，换来了国力的强盛，边防的安全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甚至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唐肃宗李亨起事，也还是借助了陇右的马力。《唐会要》卷72载：肃宗至平凉郡，“遂搜阅官监及私群牧马数万匹，军威始振”。

    唐代前期养马业如此发达，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曰选地适宜；二曰善于用人；三曰措施得力。下面分条论述。

    选地适宜：唐前期的牧地范围较大。《元和郡县志》说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剌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旧唐书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说自贞观至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而《新唐书兵志》讲的却是八马坊，并且还指出：“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拓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新五代史》也讲盛唐在河西置有8监，牧马30万匹。究竟是7坊还是8坊，是48监还是50监？具体在哪些地方，诸书所记不尽相同，此处不作详考c但其共同的一点是，都把河陇一带肯定为屯牧的中心地区。

    河西，古称此地“跨越边塞，保险阻”，“水草丰饶，以屯牧为宜”而陇右一带，也是养马盛地。陇西有一山名神马山，据说此山中有渊池，产龙马。还有一首民谚说郎枢女枢，十马九驹，安阳大角，十牛九接。”这些都充分说明，河陇地区最宜于屯牧。自秦汉以来，这里就是诸游牧民族放牧之所在。匈奴人因垂涎此地而南下，逼使月氏、乌孙相继西迁，据有从阴山到祁连山之间的大片地方，牧马纵横，如鱼得水。汉武帝夺取此地后，匈奴不胜惋惜地歌道：“亡我祁连，使我六畜不蕃息。北魏占有此地，也“以河西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蕃息，马至二百余万，胳蛇半之，牛羊则无数”。兹后，北周、隋朝也都于河陇地带“置牧属官”，“以统诸牧”，据有河陇，养马业就有了用武之地；失掉河陇，马政则不修。如安史之乱发生后，河陇沦陷，陇右牧马尽归吐蕃。中唐马政不修，战事又频，到处买马，向回纥以四五十缣兑劣马一匹，病弱不能用。马匹之缺，甚至“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下制“禁马出城”等等，可谓费尽心机，但也毫无效果。

    总之，河陇地处髙寒，水甘草软，得天独厚，其于马性最相适宜，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地区。另外河陇地处边鄙，是战略要地，军事重镇，兵家用武之所。就近养马，对作战提供了便利条件，具有战赂意义。所以，唐代前期选河陇地带为中心牧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善于用人：唐太宗、唐玄宗都是历史上知人善任的皇帝，为了发展养马业，挑选像张万岁、王毛仲这样的人才专门负责经营，因而才能大见成效。

    张万岁史书无传，其事迹见到的不多，据《资治通鉴》卷212曰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卿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张万岁任太仆少卿，自贞观十五年起，止于麟德元年，共24年。在24年里，不仅张万岁自己，就连他的儿孙也都献身此项工作。《资治通鉴》卷212《考异》云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陇右，故陇右人谓马岁为齿，为张氏讳也。”看来是子继父业，三辈牧马，堪称是“养马世家”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总结得失，积累经验，发扬传统，树立威信。所以张氏才能行恩信于陇右。

    唐玄宗时的王毛仲更是难得的人才。据说他“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苑中营田草莱常牧，率皆丰溢”。他虽然“有赐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计”，却常“于闲厩侧内宅住由于他如此勤于职守，使“部统严整，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刍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回残，常致数万斛”。玄宗对他甚为赏识，因而加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并指令宰相张说之专门为他写了《陇右监校颂德碑》。其所领诸使，也都善经营之道，尤以西使、南使搞得比较有成绩，如卖死畜得绢八万，招募双僮千口，“出滞足口”；纳长户隐田税五千石，“检私肥公”；减太仆长乳骆马钱九千三百贯，“窒隙止散”；令五使长户三万多人垦田给食，“粮不外资，劝农却挽”等等，这些做法，既节省了开支，又增加了收入。

    如果说太宗、玄宗二朝马政修举，是善于用人的话，那么髙宗至中宗时期马政中衰，很重要的一条便是不善用人。此间主持马政者虽也不乏达官贵人，但却没有哪个能像张万岁、王毛仲那样精于此道，做出贡献，终因“马官乱职”，使马政失修。

    措施得力：唐朝廷对于养民的重视，还表现在颁布各条诏令、制定各项制度、通过各种办法，促进养马业的发展。

    其一是规定赏罚等制度。《唐六典》卷17在诸牧监条里规定凡监牧孳生过分则赏。”怎样才算“过分”呢？“谓马剩驹一，则赏绢一匹，驼、骡之剩倍于马，驴、牛之剩三，白羊之剩七，羧羊之剩十，皆与马同赏物。二分入长，一分入牧子。”关于处罚，则规定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在《唐律疏义》卷15中也规定对马驹孳生数目、病马疗养、乘骑、饲养、私杀、误杀等等惩处条例。这些制度的规定，保证了马政的推行。

    唐玄宗为了振兴养马业，即位第二年，还采纳太常少卿姜晦提出的建议，采取应急措施，通过奖励办法，号召人到六胡州贩运马匹。《新唐书姜晦传》云，凡“三十匹马，酬一游击将军”。在当时马厩空虚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办法鼓励增殖马匹，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为了保护马匹等大牲畜的发展，唐玄宗还于开元十一年颁布一项禁令，不准宰杀马、驴、牛等。规定自今以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马牛驴肉，其王公以下，及今天下诸州并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仍令州县及监牧诸军长官，切加禁断，并委御史随事纠弹o这对发展畜牧业无疑是有作用的。

    马业，不利于国计民生。为此，魏元忠曾向唐高宗建议“弛禁”，尽管唐高宗很以魏元忠的建议为善，却没有付诸行动，所以养马业照旧不很景气。

    唐玄宗当政后，一反高宗以来的作法，大力号召民间养马。开元九年诏云：“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这一政策，找到了先前不养马的原因，解除了百姓的顾虑，激发了养马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此后，民间马匹大量繁殖，马匹之众，甚至军中步兵，“皆有私马自随”，步兵成了骑兵，作战如虎添翼，其优越性自不待言。私马的不断增生，必然会大大充实官马。随着民间畜牧业的大力发展，大牲畜的增多，也必然会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是通过与突厥、吐蕃等游牧民族互市，引进良种，改造官马的品质。突厥等游牧民族是不乏良种马的，贞观二十一年，骨利干来献马百匹，其中十马尤骏，唐太宗特地为之制名书赞，足见其马匹之好。吐蕃所居的青海，也有号称“龙种”、日行千里的青海骢马。因此，通过互市的办法，改良官马，补充官马，也是发展养马业的一条途径。

    早在李唐起兵太原时，就同突厥有过马匹交易。当时突厥曾派人“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以后也不断进行马贸易。如《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条就写道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书欲与之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帝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同吐蕃之间的马贸易也是一样，如《新唐书吐蕃传》就记载：“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当时在西北边地屯防的将领是颇知道与游牧部族互市的好处的，如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任的王忠嗣，“每至互市时，即髙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由于不断买进良种胡马，这就加速了养马的发展，“迄于天宝，战马蕃息”。

    总之，选地适宜也好，善于用人也好，措施得力也好，关键还在于朝廷的重视。唐太宗于马上打天下，遇到的又是突厥这样的马上劲敌，所以深知养马的意义。他本人非常好马，又亲理马政，于贞观二十年过陇山到牧马地西瓦亭(今秦安县境)巡视养马现场，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养马业。《新唐书兵志》讲：贞观中，置8马坊，划地1230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此外，还规定初税草以给诸闲，而驿马有牧田。”至于唐玄宗，对于马匹，更是“简心膺善畜之”，锐志复兴养马业，以致收到了“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的成效，确保了西北边防的强固，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

    以上简要分析了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在河陇地区推行足食足兵政策，积极幵展屯防、屯粮、屯牧的情况，这些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方面的经营，收到了广泛的效果。

    第一，确保了河陇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解决了京城的粮食问题，促进了开天盛世的到来。如前所述，河陇一带，有发展农牧业的优越条件。但是条件必须同人的因素结合到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人民必须安居，才能乐业。隋末乱世，生灵涂炭，谈不上安居，也无从乐业，故河陇面貌只能是“州县萧条”，“五年不复”。到了唐代，随着边防的巩固，这里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百十年，这就给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则使唐政府在这一地区采取一系列改善生产条件的措施，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加速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我们知道，隋唐之世，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展，国家一切费用开支都靠南方漕运，国都长安虽然据有关中之饶，然而稍遇灾情，便发生饥荒，皇帝只好带领百官到洛阳“就食”。《文献通考》卷21曰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于东都。”唐中宗李显就有“逐粮天子”的称谓。但是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国家却下令“罢江淮运，停河北运”。就是说，由于经营河陇，才解决了京城的老大难问题，并促成了开天“盛世”的出现。《唐语林》卷3曰：“开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说。不六七年间，天下大理……人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丁壮之夫，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不赍粮。”这里尽管不乏溢美之辞，也还是能够反映出河陇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与作用：国家在这里的收入已经可以同东部诸道相匹敌，河陇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可以断言，河陇经济的发展，是给唐王朝增添了一根新的输血管道：既保证了西北边防军队的给养，又充实了长安皇家的仓廪。因此，安史之乱爆发后，太监骆承休建议唐玄宗迁居河陇。诗人元稹不无感慨地留下了“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西凉伎》)的诗句。直到长庆年间，刘元鼎出使吐蕃，路过河陇，这里还是“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仍然留有开天时期经济繁荣的遗痕。

    第二，促进了中西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河陇很早以来就是国际贸易市场，到了唐代，随着边防的巩固，四镇的恢复，丝路的畅通，加上河陇农、牧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兴胡之旅，岁月相继”。一批批中亚各国商人牵着骆驼，赶着驴、马，穿越河陇，东抵长安、洛阳，把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瓷器运到中亚、欧洲。沙州、甘州、凉州等地是各国商人经常落脚、经商的处所。当时在沙州境内的石城镇，就聚居着大批康国商人气而在沙州西北方向的“兴胡泊”，也是兴胡居止的地方气所谓“兴胡”，其实是指胡商，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就写有“兴胡XXX的字样。这类文书很多是请过所(通行证)到沙州经商或自沙州返回西域的。如《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自瓜州返安西过所牒》上还记有“沙州市斟同。市令张休”字样，说明当时沙州设有胡汉进行贸易的“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件天宝年间关于胡奴多宝的买卖文书上则写着“奴主行客王修智”、“保人行客张思禄”，这里的“行客”进一步说明当时沙州不仅有市，而且有类似同业行会性质的组织“行”，“行”有“行头”，“行”里的商人叫“行人”“行户”，其中有的“行”就专门从事奴隶买卖。由此不难窥得当时沙州商业发展的盛况。沙州是国际贸易市场，瓜州则是中转站。据《吐蕃历史文书》载：“汉之财物运往河西，E：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以致吐蕃的百姓都能穿上汉地的上等丝绸。这说明运到瓜州的名贵丝绸、上等衣料为数相当多，这些丝物肯定不是分给士卒的，而是用以同胡苘进行贸易近年来在敦煌曾发现大量唐代丝织物，染色鲜丽，手艺精巧，为唐代敦煌丝绸贸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唐朝前期对与西域各国通商一向都很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西域商胡带来了供宫廷靡费的奢侈品，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这样一来，增加了国家收入，故史称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

    第三，推进了汉民族和边地少数民族的融合。秦汉以来，河陇一带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所谓“河西诸州，蕃、浑、嗯末、羌、龙狡杂”。唐代前期，这种状况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内地汉族人一批批来到这里，这正是《旧唐书吐蕃传》说的，“岁发山东丁男为戍卒，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随着府兵制的废弛，唐政府又广募健儿兵，通过“给田地屋宅”、“赐物”、“永年优复”等办法，鼓励戍卒迁居边疆，有很多号称“长征健儿”的内地汉人携家带眷，移住西陲。内地汉人为河陇边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这里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各少数民族慕化内附，侨居河陇。《旧唐书，地理志》载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蹄林州、贺兰州，以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宓、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共有户五千四十八，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在陇右道也住有突厥内附的3州、27府。此外，还有从中亚迁居到甘、凉一带的“昭武九姓”，如安、石、康、米等。其中的石国人原先曾聚居于伊州，贞观年间，“慕化内附”，首领石万年率7城归降了唐朝。对于陆续内附的各少数民族，唐政府也吸取以往安置不善以至于酿成叛乱的教训，晓谕所在军州牧将要倍加抚恤，“申其冤，尽其理，问疾苦，知饥寒，公私不得相侵，巨细必令无忧”。并派御史巡访察闻。胡、汉各民族一起开发边疆，建设河陇，往来贸易，互通有无，从军打仗，保卫边防。如回纥部落征战有功者，很多都加入了赤水军。哥舒翰所统帅的士兵，少数民族与汉人混染，很多出自奴刺、朱邪、契宓、沙陀、思结等十三部落。

    唐代前期，唐王朝同周边民族吐蕃、突厥上层贵族政权，虽一度互为敌国，频有战争，但在各族人民之间，并未中断友好往来。与吐蕃岁时往复，信使相望”，“修其旧好，同为一家”。与突厥，一次就送给“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当和好之时，“甲兵休息，互市交通”，通过马羊彩帛贸易，“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出现了“蕃汉非常快活”的融洽局面。

    在风俗习惯上，各少数民族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渐习汉俗；而汉民族也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加以发扬。这种文化交流和风俗习惯上的互相渗透与融合，为后来各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第四，加速了人口的增长。环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给人口的增殖创造了条件；商业的繁荣则吸引着各族人民不断往来于河陇地区，其中有不少定居到这里的。再加上唐王朝从内地征调的大量戍卒长期屯边，遂成移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所有这些原因在开天年间使河陇地区人口的发展，达到了极盛的时期。现仅以河西道治所凉州、陇右道治所鄯州，并于各道举一州(河西甘州、陇右渭州）为代表，列表统计河陇人口增殖情况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到，河陇各州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遍都在增长，至天宝时竟达唐初人口的3倍以上。这还仅仅是官府数字，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口是无法统计进去的。

    第五，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河陇地区是这种交流的中转站，因此，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凉州一带是胡汉杂居的地方，歌舞之风极盛，所谓“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即是这个意思。当时人郑楽说“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通典》卷146曰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西凉乐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以“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这种胡汉共融于一体、相互学习而创造出来的乐曲格外动听，别具一格，故“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

    如果说凉州一带是音乐舞蹈之乡的话，那么敦煌更是文化美术之邦。丝绸之路分为三条，无论哪一条都发自敦煌，可见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敦煌势必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文化发达的都会。陈垣先生指出敦煌自汉唐为中西交通的孔道，人文之极盛，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唐代遗书，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西域的各种宗教，各种文字，而其中佛教经典为数最多，占了遗书总数的90%以上。佛教自汉代传人，至唐已普及全国，蔚为盛事。河陇寺塔遍地，较大规模的石窟，到目前发现的就有20多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敦煌既是国际贸易市场，又是佛门胜地，因此信徒络绎，香火不断，兴塔造象，极力鼓吹，于是出现了宣传佛教的艺术。有以俗讲、俗曲为形式的说唱文学，有以壁画、雕塑为形式的石窟艺术。尤其莫高窟的壁画、雕塑，以隋唐时期为最多，其艺术性也以此时为最高。特别入唐以后，“日趋雍容，清新华贵，惊彩绝艳”，“逮于盛唐，抵于至极”。堪称古代东方艺苑的明珠与瑰宝。敦煌盛唐时期的艺术所独具的特色、鲜明的形象，是与盛唐社会繁荣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它是盛唐社会的缩影，是中西友好往来的结晶与见证，同时也是唐代河陇历史的形象写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