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

    汉朝政府在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后，从元狩二年(前121年)到元鼎六年(前111年），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包括现在敦煌、安西两市县和肃北、阿克塞两自治县的一部分。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河西地区逐渐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敦煌则处在经营西域的前哨，又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政府除了在敦煌设郡以外，又将长城从令居(今永登)一直向西修筑到玉门关，沿途设置城堡与烽燧，派兵驻守。敦煌设郡后，将酒泉玉门都尉划归敦煌，另设阳关、中部、宜禾等都尉。其中玉门都尉控制着玉门关，阳关都尉控制着阳关。这样，两都尉就分别镇守着南北两条通往西域的丝路大道，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及过往商人、使者的安全。在此同时，西汉政府又大量向敦煌移民，改变敦煌地区地旷人稀的状况。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平帝时，河西四郡共有户71270，口280211，其中敦煌郡有户11200，口38335。事实上，敦煌郡的人口远不止这些，因为西汉政府在大量移民的同时，又从内地征发大量戍卒到河西边塞屯田，从事农耕，所以，如果加上敦煌戍卒的人口，敦煌地区的人口则远远超出史书的记载。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改变了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汉族成为敦煌地区的主要民族，敦煌也由原来的游牧区变为新兴的农业区。加之水利的兴修，使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可以说，西汉政府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为敦煌成为国际性商贸重镇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敦煌作为后方基地，汉王朝对西域的开拓经营就难以实现，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就无法保证。西汉时期对敦煌的经营及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军要地位，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东来西去的商人、使臣都要驻足敦煌，从而确立了其作为国际商贸城市的地位。

    就国际形势而言，公元前60年，古罗马王国打败了地中海东部的塞琉西王朝，把疆域扩大到地中海东岸，从而成为控制地中海贸易的重要力量。在罗马帝国东侧便是波斯的帕提亚王国(我国史书称安息），塞琉西王朝灭亡后，古罗马的疆域同安息相毗连。罗马王国在消灭塞琉西王朝后，试图进一步东进，公元前53年，罗马大军越过幼发拉底河，安息军全力反击，结果罗马军大败。据说在这次战争中，正当双方激战正酣之时，安息军突然展开了无数面用丝绸制造的军旗，这些丝绸旗帜在阳光下鲜艳夺目，光华照人，使罗马军人眼花缭乱。这些丝绸战旗给大多数没见过丝绸制品的罗马军士造成了极其神秘的恐怖心理，使早已厌战而且疲惫不堪的罗马军士无心恋战，加快了罗马军队的失败这说明正由于安息占据丝路要道，垄断了丝绸贸易，才能利用丝绸作为出奇制胜的武器。就在此次战争后，丝绸开始在罗马上层人物中使用，到罗马帝国时期，丝绸更在罗马贵族中普遍流行。随着罗马帝国经济的发展，丝绸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罗马帝国为了夺取东西方的通商路线，不时与安息发生战争，这就使通过安息居间的丝绸及其它物品仍源源不断地运入罗马。

    在安息以东的中亚地区，公元1世纪初，占据大夏的大月氏，建立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强大时，其领土包括了中亚河中、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西与安息为邻，东部与中国、西域相接。贵霜王朝的兴起，使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国家D贵霜帝国处在东西方的商路上，其统治阶级因贸易而得到很大的利益。这种贸易是带有国际性的。在贵霜王朝时期通过贵霜地境的商路，不但有去中国的，而且也有南去印度的，还有北经花剌子模、阿兰(奄蔡)去东欧的商路。当时的贵霜王朝充当了东西贸易的中介，贵霜王朝统治下的粟特人，则是东西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需要，罗马、安息、贵霜诸大国之间，积极开展东西方之间的商业往来和各种交流，这就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公元93年班超派属官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同中亚及西方的联系，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由于北匈奴不断侵扰西域，丝绸之路西域段出现了“三通三绝”的情况，但经窦固、班超等人的苦心经营，丝绸之路仍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尤其是东汉后期，东汉政府在敦煌设西域副校尉，使敦煌成为经营西域的中心，河西东部由于羌人起义的影响，西域各国入朝的王子、商人大都滞留于敦煌，西域副校尉对此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如安定临泾(今甘肃泾川一带)人李恂，安帝中期被任为西域副校尉，驻于敦煌。当时身居此职者，多以各种名目勒索各国的商人使臣，胡商亦多方贿赂各级官员，以期得到更多关照。李恂在任期间，“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龎之属，一无所受”。在他治理下，丝绸之路“道路夷清，威恩并行”。

    东汉时期，敦煌地区已聚集了不少的西域商人。曹魏时期，敦煌成为其控制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大量的西域商人集中在敦煌，要求进一步加强管理。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三国时敦煌太守仓慈对丝路的贡献。魏明帝太和中(227~232年），仓慈为敦煌太守，由于当时西域及外国商胡集中于敦煌，当地的豪强大族经常恃强对西域及外国商人敲诈勒索。有的故意阻拦，不准进人内地；有的压价收买，任意盘剥。仓慈上任后，实行抑制豪强，抚恤贫穷的政策，限制豪强兼并土地，打击了豪强的气焰。仓慈处事公平，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他鼓励在敦煌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不论“胡女嫁汉”还是“汉女嫁胡”，都受到政府的保护。在商业贸易方面，仓慈对欺行霸市、敲诈西域商胡的豪强，给予严厉制裁；对进入内地的商人，给予热情接待；要到洛阳去的，给他们办理“过所”(通行证），提供方便；愿意将商品就地销售的，由敦煌政府将他们带来的货物全部买下。商人们想买回中原地区的丝绸和其他商品，则由政府用所存货物与他们交换。在他们出境时，派专人护送，以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些措施深受当地百姓及外地商人欢迎，“远方异产，悉入敦煌，邻国蕃戎不相征伐”。几年后，仓慈在任上病故，“胡汉悲悼，如丧考妣”，“千人负土，筑坟于此(敦煌)”。当地百姓自发出资为他修庙、塑像，西域商人聚于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的治所表示哀悼，并为其修建祠堂。

    仓慈以后，王迁、赵基、皇甫隆等先后任敦煌太守，他们都能遵循仓慈所立法度，使敦煌继续保持商业贸易的繁荣，直到西晋。魏晋以来，到敦煌的西域商人主要是居住在中亚泽拉夫尚河流域以撒马尔罕(康居)为中心的粟特人。粟特人善于经商，长期是中西贸易的中间经纪人，他们到外地经商，有行商，也有伴随商业的发展迁居到外地的坐商。1907年，斯坦因(A.Stein)在我国敦煌西北的汉代长城烽火台遗址中发掘出8封粟特文信札，这些古信札的发现，对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关于这些信札的年代考证，中外学者一直存有争议。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粟特语古信札”的年代应在4世纪初年(312313年）。根据古信札可知，4世纪前后，粟特人在姑臧(武威）、敦煌、金域等地巳设有办事处，向内地派往人员进行贸易活动。粟特人从事贸易并非临时的、短距离的贸易，而是跨越东西、贯穿整个丝绸之路的远程贸易。这些远程贸易路途遥远，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加之沿途强盗或游牧部落经常性的掠夺袭击，以及当地居民的欺骗，使来华贸易的粟特人不仅要结队而行，而且要在沿途重要地区设置据点，建立自卫组织，以保证商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英国学者亨宁根据古信札推断，当时在敦煌附近居住的粟特贵族加之他们的家眷、奴仆可达千人左右，这一人数足以使粟特人在敦煌形成自己的聚落。在当时中国内战不断、商贸混乱的情况下，他们仍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并希望“金城至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长久保持”以及“派人去敦煌取麝香”。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4世纪敦煌已成为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货物转运站。这里既有他们准备销往内地的商品，如毛麻织品、马匹、宝石、玻璃等，也有从内地收购到的欲送回撒马尔罕的商品，如丝绸、香料(麝香)、纸等。同时，见多识广、通晓多种语言的粟特商贾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亦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使者。粟特语信札的出现，充分证明我国史书的记载是可信的，大量中亚粟特人在敦煌进行商业活动，使敦煌到魏晋时期发展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真正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中心。

    三国时期人鱼豢所着《魏略》中记述了大秦(罗马帝国）与中国的交往。根据他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大秦商人，“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而这些“中国丝”多得之于安息、粟特等中转商人之手，中国使臣、商人和大秦使者、商人一般难于直接到达双方境内。尤其是安息商人，为了垄断丝绸贸易，素来不愿中国与大秦直接接触，后汉班超派甘英使大秦，也因到波斯湾边，受安息人的阻拦和欺骗，只好怅然而归。《魏略》中还罗列了大秦出产的物品有金属、珍宝、奇禽、异兽、植物、织品、药材、香料等近百种。鱼豢所记，有的也是因袭前人之说，但三国时对大秦的了解已大大超过了前代，作为居间商的安息商人经陆路到达中国贸易，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这一时期敦煌的商人应该包括安息(波斯)人在内。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各民族统治者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政权。直到北魏灭北凉，敦煌才又重归北方统一政权之下。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割据林立，丝路受阻；但割据河西的前凉等政权，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来源，仍然同西域中亚保持着来往，丝绸之路商业贸易活动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

    西晋建兴元年(313年），时任凉州刺史的张轨，首先在河西恢复了货币的流通。货币恢复流通后，河西与西域间的贸易随之通畅，西域商品大量流人河西。史载“时，西胡致金胡瓶，皆作拂蒜奇状，并人高二枚”。这里的拂蒜，乃拂蒜(拜占庭)之误。前凉张骏(324年~345年)时，在敦煌、张掖、武威等商城设“市长”，专司贸易、过所、商税等事宜。331年，张骏在戊己校尉治地设高昌郡，345年，张骏“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张骏以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等三营为沙州，由杨宣任刺史，州治在敦煌。沙州刺史的设置，表明前凉对西域进行着有效的控制。此后，西域商人不仅来到前凉境内，前赵、东晋境内也有他们的足迹。328年(前凉太元五年），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辇牛、孔雀、巨象及其他珍异200余品。后凉吕纂咸宁二年(400年），有人盗发张骏墓，得真珠帘、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琐鞭、玛瑙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这些随葬物品，多来自西域，或者安息、大秦，它们都是由商人经敦煌带到前凉统治中心凉州的。

    376年，前凉为前秦所灭，河西陇右尽为前秦所有。383年春，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前部王弥真及在今新疆若羌地区的鄯善王休密率领的官员、商人来到长安，要求苻坚派西域都护，统理西域。苻坚遂以弥真、休密为向导，派吕光率7.5万人出发西征。吕光率军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经鄯善和车师境，先后攻下焉耆、龟兹，西域30余国闻风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吕光经营西域，就其规模来说，是汉代李广利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吕光的活动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次内容十分广泛的交流。在他返回时，由胳蛇带回的各地奇珍异宝两万驮，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可以说，他的这次西征，尽囊西域及西方物产、伎艺，使之东传，对东、西方物资、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400年；李翯称凉王，建制于敦煌，敦煌第一次成为割据河西的政权——西凉的政治中心。405年，李嵩东迁酒泉时，奉表江左，表中论述了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同时，他又“手令诫诸子曰：……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可见，西凉立国之初，敦煌地区仍然相当繁盛。但自405年李悬东迁酒泉后，西凉统治者集中全力对付东方劲敌，敦煌已不是向西发展的据点。且从西凉东迁到北魏初年，敦煌遭到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李翯东迁时，将前秦时从江汉、中州迁来及武威、张掖以东奔敦煌的人户，“皆迁之于酒泉”；第二次，是421年，北凉沮渠蒙逊攻破敦煌后屠其城”；第三次是441年，魏将进攻据敦煌的沮渠蒙逊子无讳，次年“无讳自率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这三次大的冲击，对敦煌影响很大，正如宿白先生所言广敦煌经历了这三次大的变动，应该说一次比一次衰微，魏晋以来的繁荣，大约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直到不久后，李悬孙李宝从伊吾带领2000多人人据敦煌，缮修城府，安集故民，敦煌才又开始逐渐恢复。

    但是，对十六国时期的河西诸政权而言，为了从西域得到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经营西域意义重大。因此各政权都很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前凉、西凉、北凉纪年的文书，应是十六国时期经营西域的明证。这一时期，敦煌仍然是经营西域的基地。伴随着对西域的经营，商业贸易也未中断。北凉攻占敦煌后“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这一时期，武威、张掖、敦煌等地是主要的商贸城市，中亚粟特商人来往各城，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北史西域传》载其国（粟特)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北)魏克姑臧，悉见虏。”

    北凉沮渠无讳逃离敦煌以后，同年(442年），西凉李嵩孙李宝趁机返回，并派其弟李怀达为使向北魏请降，北魏任命李怀达为敦煌太守，任李宝为镇西大将军、领护西域校尉、沙州牧、敦煌公。444年，北魏将李宝召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从此直接控制了敦煌。

    北魏控制敦煌以后，设镇敦煌，仍然将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5世纪40年代，魏太武帝派成国公万度归率军接连向鄯善、焉耆、龟兹用兵，西域大部为北魏所控制，丝路南道打通，“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赴，胡商贩客，日奔塞下”。但北道高昌以东还在柔然控制下。柔然是活动在北魏北面的游牧民族。魏太武帝晚年，北魏在西域强于柔然的优势逐渐动摇，到献文帝时，敦煌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巳臣属柔然。5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柔然称霸西域的时代。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朝中屡次商议放弃敦煌，给事中韩秀坚决反对，孝文帝支持韩秀的建议，把敦煌镇升级，置都大将，以加强敦煌的防守力量。80年代，居住于阴山南北的游牧民族髙车强盛起来，487年，柔然被髙车打败，492年(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北魏10万大军进击柔然，柔然衰微，敦煌也得以安宁。

    3世纪至5世纪，中亚、西亚及欧洲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巴尔干半岛东部拜占庭建都，称为君士坦丁堡。395年，罗马帝国终因内部矛盾及日尔曼人的人侵，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因其首都在拜占庭，又称拜占庭帝国，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史书称之为“大秦”、“拂苏”。罗马帝国东面的安息(波斯)王朝，也被新兴的萨珊王朝所代替。226年，伊朗南部的波斯人(萨珊家族)阿尔达希尔率军攻占安息首府泰西封，建立萨珊王朝。这个王朝统治了4个世纪之久，直到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萨珊王朝同拜占庭帝国之间为争夺商路进行了长期战争，最终是“萨珊王朝控制住了中国通中亚细亚、西亚细亚和通拜占庭的商队往来要道，萨珊王朝又将近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居间贸易也播归自己掌握”。

    在中亚地区，曾经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3世纪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西部领土为波斯萨珊王朝所占据，其余则分裂为许多小国，如粟特、花剌子模、吐火罗等，大约在5世纪左右，这些地方又为哏哒所并。根据汉文史料，哌哒人最早称为滑，为车师别种，分布于阿尔泰山以南到天山东部的地区。直到4世纪时，B灰哒还是一个小部，臣服于柔然。大约在4世纪六七十年代，哏哒人离开故地，沿着月氏西迁之路，来到索格底亚那(粟特)。哌哒人占据索格底亚那以后，很快就南攻贵霜，5世纪20年代，占领其地。此后，B厌哒人进一步征服吐火罗斯坦、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喀布尔、犍陀罗与旁遮普。向东则乘柔然衰败之机，占据塔里木盆地。正如《梁书》所言，哏哒“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屑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在《梁书滑国传》中唳哒又称为滑国，故有的专家认为莫髙窟285窟发愿文、供养人题记及北周294窟供养人题记中的滑姓题记，很可能就是哏哒人在敦煌留下的踪迹。无论是贵霜、哌哒，还是萨珊王朝，其统治者都从对丝路贸易的控制中获得巨大利益。里海沿岸的贸易港口都掌握在哏哒人手中，他们操纵着同伊朗、拜占庭、印度及中国的贸易；萨珊王朝控制着丝绸之路经过伊朗的一段，仍然充当着贸易中介的角色。巨大的商业利益促使中亚、波斯等国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因此，在北魏、西魏乃至北周时期，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在丝路贸易中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魏在灭北凉之前就与西域各国来往，灭北凉之际又俘获不少粟特商人。北魏灭柔然后，同西域的联系畅通，北魏政权的首都，成为各国商人云集的地方。波斯、哏哒的商人、使者不断来北魏，这就使敦煌继续作为国际贸易的中转站，而保证其在国际商贸中的地位，我们从波斯银币在敦煌一带流通的情况可略见一斑。《隋书食货志》记载，北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事实上，不仅仅在北周时期，早在北魏时期就有西域金银币在河西流通。姜伯勤先生指出：“4至7世纪，在凉州即武威以西，包括敦煌、吐鲁番，曾存在一个允许西域通货的货币特区，拜占庭金钱、萨珊波斯银钱及粟特银钱的流入，不但反映了中国在丝路贸易中的出超态势，也折射出两汉至盛唐中国丰厚的国力。”如据夏鼐先生的统计，在中国发现的波斯银币达1174枚之多。夏先生还指出，4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势力达到阿富汗境，中国很可能通过今新疆和阿富汗而和波斯已有交通。历年来，波斯银币在新疆库车、吐鲁番、高昌古城，及青海、陕西、广东等地都有发现。但丝路重镇敦煌是否有波斯银币，过去一直没有发现。据报道，1988年11月在莫髙窟北区洞窟中发现波斯银币1枚。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主持人彭金章先生指出，这次出土的波斯银币“直径2.9厘米至3.1厘米，重3.88克，厚0.1厘米，从其特征看属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朝时期所铸造。这一发现，为莫髙窟乃至古敦煌郡波斯银币的首次发现，它不仅填补了该地区考古发掘中波斯银币的空缺，同时也反映了中西交通以及商贸往来活动的情况”。卑路斯(458~484年)在位时，曾受制于D厌哒，向其称臣纳贡，割地赔款，故唳哒能以其得自波斯的赔款，同中国进行贸易。这就使得卑路斯及其以前的银币大量流通于中国。敦煌出土的波斯银币来自波斯还是哏啦，尚难定论，但它却透露出了北魏时敦煌地区中西商贸的情形。

    敦煌文献S.4528《仁王般若经》题记中，北魏建明二年(531年)元荣以银钱布施，其中有“以银钱千文赎，钱一千文赎身及妻子，一千文赎奴婢，一千文赎六畜”。敦煌流行银币，与它处在凉州以西的河西国际货币区有关，由于中原不以银币为通货，这些银钱多为西域银币，而一般都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

    西魏、北周时期，随着突厥在我国北方的兴起及其向中亚的扩张，敦煌成为中原王朝关注波斯、哏哒、突厥等势力在中亚争夺的前哨。10世纪阿拉伯人麻素地（Masiidi)《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载，在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Choroes1，531579年)时，中国皇帝曾遣使来波斯王廷。张星烺先生指出《周书》记波斯王遣使来献方物，而波斯史又记中国献方物于波斯，当时两国确有通好之使可无疑也。”《周书》卷36《令狐整传》记载“波斯使主”曾滞留敦煌，可为《黄金牧地》作注脚。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瓜州（即敦煌)张保起兵作乱，杀死刺史成庆，西魏政府无力派兵平叛，敦煌大族瓜州都督令狐整与当地豪杰并力逐走张保，稳定瓜州局势，一边推“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一边上报西魏政府。西魏政府派申徽为刺史，授令狐整寿昌郡守。这说明，在西魏大统十二年前后敦煌地区动荡中，有一位“波斯使主”一度代行州事。

    有关专家指出，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敦煌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是厌哒、突厥、波斯三大政治势力正在进行一场关键性角逐。525年至542年间，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被派驻敦煌任瓜州刺史，就与敦煌在经营西域方面的重要地位有关。546年前后，萨珊波斯正值库思老一世在位。当时是萨珊王朝极盛时期，库思老一世与突厥结盟，550年突厥灭卩厌哒，波斯得瓜分乌浒河以西部分。据此背景可知，“波斯使主”在敦煌“行州事”，反映出敦煌当时是西魏、北周与波斯交通及通使的一个重要门户。

    莫高窟296窟为北周时期的洞窟，北披东壁绘有一幅商旅图，它是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安设桥梁过度羸弱”一语画成的。图中作一桥，两支商队在桥头相遇，桥上为中原商贾，乘马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匆匆走上桥头；桥下胡商牵着骆驼等待过桥。丝路贸易内容出现在以宗教题材为内容的莫高窟壁画里，说明丝路贸易成为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因此，画工在进行创作时，自然将现实生活的内容带到壁画中。这和史书记载中的“丼服毡裘辐凑于属国，胡商贩客，填委于旗亭”的记载是一致的，也是北周时期敦煌地区国际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

    隋唐时期敦煌作为国际商贸都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兴盛。北魏末年，突厥兴起于北方。6世纪中期，突厥开始强大起来。522年，突厥可汗土门率其众进攻柔然，柔然汗国崩溃，突厥与卩厌哒直接为邻。550年，突厥与波斯联盟，瓜分暇哒领土，势力达到中亚，其领土从蒙古草原一直达到了波斯帝国的边境。强大的突厥不仅控制了中西商路，而且不断入侵中原，北齐、北周“争结姻好，倾府库以事之”。佗钵可汗经常对其部下说我在南两个儿常孝顺，何患贫也。”突厥通过北周、北齐获得大量丝帛财富，并控制西域诸国，成为丝路一霸。并且，在粟特人的帮助下，突厥与东罗马帝国建立同盟，试图由它直接向西方出售中国丝绸。隋王朝建立后，隋文帝采纳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成功地分化了突厥，致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臣服隋朝。在此情况下，隋王朝开始经营西域。

    东突厥虽内附于隋，但在隋文帝统治时期，西突厥仍然控制着西域，青海一带的吐谷浑也常为边患。当时，西域商人虽然也进入河西贸易，却常受到突厥、吐谷浑的骚扰，即所谓“突厥、吐谷浑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严重影响了中原王朝同西域各国的贸易。为了打通国际商贸通道，进一步经营西域，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初年命裴矩前往张掖，主持同西域的贸易。

    裴矩到张掖后，往来于敦煌、张掖之间，通过和西域商人的接触，了解西域各国的山川险阻，风俗人情，并撰写《西域图志》3卷，上奏朝廷。此书现在已经佚失，仅《隋书裴矩传》、《北史裴矩传》中保存了《西域图志》的序言。在序言中，裴矩详细记载了经过敦煌通往西域的三条主要干线，这三条干线是：

    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再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指今萨斯克湖、阿拉湖至乌鲁木齐一带)、突厥可汗庭(今新源西），渡楚河、锡尔河而达于西海(今地中海)。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

    中道：出敦煌至髙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今乌兹别克斯坦境。编者注：原文误作“哈萨克斯坦”)等地至波斯(今伊朗）。在我国境内大致沿天山南麓而至葱岭。

    南道：出敦煌，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阗(今和阗)、朱俱波(在今叶城南)、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过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印度各地。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而至帕米尔高原。

    三条道路中的中道和南道，即汉以来的“丝绸之路”，而北道则是比中道和南道稍后开辟的中西交通要道。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裴矩将《西域图志》呈给隋炀帝杨广，引起炀帝对丝路贸易的极大兴趣，亲自召见裴矩，询问西域情况，并将他升为黄门侍郎。裴矩回张掖后，更加努力经营，对进入敦煌前往中原经商的人员，给予优待，提供各种方便，甚至提供沿途用费，鼓励商人到长安和洛阳经商。在隋政府的支持鼓励下，“西域胡往来相继”，河西诸地商贸活动逐渐兴盛。在此基础上，随着对吐谷浑用兵的胜利，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自出巡张掖，在燕支山（即焉支山，今山丹县南)下，高昌国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西域27个地区(原文误为“高昌国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其他27个地区”。——编者按）的国王、使者、商人前来相谒。隋政府在张掖举行盛大的商品交易会。炀帝西巡，大大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前几年，甘肃省歌舞团演出了轰动全国的舞剧《丝路花雨》，其中就有以上述事件为内容的场面。

    隋朝虽立国时间很短，但裴矩在张掖、敦煌一带的活动，却为敦煌在唐代成为国际大都会奠定了基础。

    1921年，斯坦因在大型考古报告《赛林底亚(西域)》中，研究了莫高窟藏经洞所出佛经经卷丝织品帙子和佛幡中萨珊风格的织锦。他指出，“萨珊”型图案为7世纪或8吐纪初中国生产的萨珊式织锦仿织品。对兽或对鸟形式是“萨珊式”风格织物的最流行和最主要的母题。而圆和椭圆的联珠，是织品装演的波斯风格的正规的最具特色的面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联珠纹锦的联纹饰，也见于隋代前后莫高窟的壁画边饰及人物的衣物装饰中。对此，关友惠先生在《莫髙窟隋代图案初探》一文中指出广环形联珠纹是隋代边饰中的一种新纹样，它原是流行于波斯的一种纹样。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莫高窟联珠纹样主要出现于有隋一代，其时波斯正值荷米斯德四世(579590年）和库思老二世(590~628年)在位之时，萨珊波斯文化在昭武九姓壁画、龟兹石窟艺术中有明显的影响，莫高窟联珠纹样多出现于此时绝非偶然。这亦应是隋代敦煌地区丝路贸易的缩影。

    唐朝初期，西域中亚一带都在西突厥控制之下，唐太宗即位之后，开始着手经营西域。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命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分兵进击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自杀，其子慕容顺率部投降了唐朝，解除了河西敦煌地区的外部威胁。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出兵进攻高昌(唐西州，今吐鲁番），时高昌处在西突厥控制下，西域各地到唐朝的商人、使节途经高昌时，高昌王麴文泰派人加以阻拦，设置关卡，收取商税，从中盘剥，威胁丝路畅通。贞观十四年，唐平定髙昌，在高昌设西州，置西州刺史，不久又在这里设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接着，贞观十八年，唐军攻下焉耆，二十二年攻克龟兹，西域震动。各族首领摆脱西突厥的统治，结好唐朝，贡使通商，往来不绝。之后，唐政府将安西都护府从高昌移至龟兹，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是为安西四镇，以控扼西境，保护商路。唐高宗初年，西突厥灭亡，702年唐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北庭都护，下统二州，昆陵、蒙池二都护，及23个都督府，管理西突厥故地。在中亚地区，高宗显庆四年(659)，唐在粟特地区设置州县。龙朔元年(661)，唐以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设置都督府及州县数百中亚地区亦在唐政府管理之下，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这就为唐代敦煌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唐代敦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商贸中心。在敦煌市场上，既有内地客商，也有来自东罗马帝国、阿拉伯、波斯、中亚及印度半岛诸国的商人。如沙州所属的石城镇(若羌），就是由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所建。敦煌文献S.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沙州西1580里(唐里，下同)有石城镇，此地原为汉代鄯善国之鄯善城，至“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康艳典为商胡首领，来居此城，显然是出于商业利益上的考虑，他在石城镇西240里处先修了新城，后又建石城镇、蒲桃城、萨毗城等城镇。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陆续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组成的。敦煌文献P.3559《唐天宝十载差科簿》中列举了“贰佰伍拾柒人从化乡”，从这250余人的姓名看，基本上都是康、安、石、曹、罗、何、米、史等昭武九姓(即粟特人)胡人，这就赋予了从化乡以粟特民族聚居的特点。这些昭武九姓移民大约于唐中宗景龙年中(707710年），由于西突厥内乱的影响，大量流寓于此，形成内附从化之乡，且由于胡商在敦煌的炽盛，移民势头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大批粟特商人定居敦煌后，沙州官府把他们“当作慕义来归，从化内附者，在敦煌划出地域加以安置，并建乡设制，编入户籍”气P.2748《敦煌廿咏》中有“安城祆咏”曰：“版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柞，万类仰休征。”安城也是粟特商人的社区，粟特人信仰祆教，因而在城中建有祆祠。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里，其水咸苦，非泉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兴胡泊”也是一处胡商的聚落。这说明敦煌作为从西域进入河西的第一大城，已成为各国商人云集之所。

    敦煌地区不仅有许多西域商人的聚落，而且沿途还有不少商人过往的驿站，据载敦煌周围有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20多个驿站和邸店，这就为来敦煌的商人提供了不少方便。敦煌市场上外国商人非常活跃，有许多外国商人在市场上开设店铺，敦煌文献《王梵志诗》说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兴生胡”是六朝以来对西域胡商的称呼，从王梵志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敦煌地区胡商的活跃。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沙州给石染典过所》、《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西州百姓石染典买马契》两件文书记录了西州商人在河西瓜、沙两州的活动。石染典为西州商人，他带领雇工、家奴以及牲口，开元二十年三月到达瓜州贸易，又持瓜州发给的过所到了沙州。在沙州，石染典向官府申请去伊州贸易，也获批准。唐代敦煌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反映。如217窟、103窟、45窟、85窟等。217窟南壁有一幅依《法华经变化城喻品》而绘的佛经故事。画面上山峦重叠，群峰耸峙，河流蜿蜒，绿树葱宠，行进在旅途中的商队，有的在继续前进，有的疲惫不堪，下马歇息于路边。远处山间盆地有座巍峨的城池，那是商人们将要到达的目的地，长途跋涉的商人望着即将到达的地方，顿时精神焕发，欢呼雀跃起来。103窟南壁西侧壁画亦取材于《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画面上山峦逶迤，树木掩映，身着各色服装的商人，有的赶着驮载丝帛的大象，有的牵着骡马……行进在商旅途中，商人除了西域人、中原人，还有南亚印度等国之人。45窟南壁的“胡商遇盗”图，取材于《观音经变》，画面上有一队胡商，为首者高鼻深目，他们的商队刚转过山头，山谷中冲出持刀抢劫的强盗，商人们心惊胆战，露出惶恐、乞求的神色。如果我们拂去壁画中的宗教色彩，就会发现，它原来是唐代敦煌地区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

    大量的商人汇于敦煌，在敦煌从事着中原和西域各地商品的经营，使敦煌这个以中转贸易为特征的国际商贸城市空前繁华，真正出现了“兴胡之旅，岁月相继”的局面。前言中引张籍《凉州词》以证丝路贸易之盛，唐诗人元稹诗曰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用之形容敦煌，亦不为过。

    晚唐至五代，敦煌属沙州归义军政权管辖。归义军时期，敦煌与西域及周边其他民族的商业贸易仍在继续。敦煌文献P，3569《光启三年(887年)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牒》记载，归义军接待的使团有西州、庭州使团，楼兰地区萨毗使、回鹘使、凉州使等；P.3552《儿郎伟》亦云“于阗纳贡献玉玻璃”、“西州上贡宝马，焉耆纳送金钱”，足见晚唐五代，敦煌仍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城市。据李正宇先生研究，五代时敦煌城有康家店、赵家店、员昌店、博士店、旭法律店、抱押牙店、王富昌店、石家酒店、曹家店、安家酒店、罗家酒店、泛家酒店、丑子酒店等店铺字号。敦煌文献P.3644抄有反映这一时期敦煌店铺货买经营的诗，其一曰：“某乙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交关市易任平章，买物之人但且坐。”其二曰某乙铺上且有.橘皮胡桃觚，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拔，芜荑大黄，油麻椒蒜，河藕佛香；甜干枣，错齿石榴；缗帽子，罗幞头；白矾(矾)皂矾，紫草芳苏；粆糖吃时牙齿美，饧糖咬时舌头甜；市上买取新祆，街头易得紫绫衫，阔口裤，崭新鞋，大铐腰带拾叁事。”这两首诗可以称得我国最早的商业广告。从这家店铺所卖物品来看，吃的、用的、穿的、戴的、调味品、治病药等，一应倶全。货物有来自中原内地的，也有本地土产，更有来自西域乃至波斯的，如“诃黎勒”就出产于波斯，果实可入药。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敦煌商业繁盛的景况。

    五代以后，随着中原王朝政治重心的东移，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辉撞，作为丝路重镇敦煌，这个国际商贸中心也随之变得沉寂、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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