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宇李树辉

    一、古老的洲际文明大动脉

    当世界还被浩渺无际的海洋分隔不通、各自闭塞的时代，亚、欧、非大陆之间已领先开出了互通文明的漫长的大陆桥。它就是如今被称作“丝绸之路”的古老的洲际文明大动脉。

    我国先秦古籍记载：“黄帝游乎赤水，登于昆仑之丘”(《庄子天地》）；“尧治天下……东西至日所出人”(《墨子节用》）；“舜教乎七戎”(《墨子节葬下》）；“禹学于西王国”(《荀子大略》）；“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竹书纪年》）；“至于西北大旷原，一万四千里”(《穆天子传》卷4)，一再透露了上古时代中西交往的消息影响。《周书王会》的记载更为详明具体：

    汤命伊尹作《四方令》，云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且略、豹胡、代瞿、匈奴、楼烦、月氏、纤犁、其龙、东胡，请以橐驰(驼）、白玉、野马、胸狳駚鞮、良弓为献。”

    明确地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国人关于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国的知识见闻。《四方令》可以说是商朝针对中国所需而制订的入口计划。

    无独有偶，上古时代西方也有与此相呼应的记载。公元前8世纪成书的《旧约以赛亚书》第49章云：

    我必使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来。

    “希尼”是古代西亚对中国的指称，“圣经公会”1919年中译本就直接译作“秦国”。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和公元前3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着作中称中国为“赛利斯(Seres)”，意即“产丝之地”。其实，在克泰夏斯和斯特拉波之前一千多年，中国丝绸就已经远销西域了。《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8月22日刊载新华社记者李希光的报道说：当时正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长阿斯卡洛夫院士说，在乌兹别克以南的25座墓穴中发现了丝绸衣物的碎片，这些衣物的制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到1500年。这表明，中国与中亚之间早在张骞西行之前就巳存在一条古老的商道。”

    我国战国时代，由于各诸侯国特别是秦国把主要精力投入内地的兼并战争，西北方面的匈奴势力乘机发展，攻占天山南北直到黄河以西的广阔地域，丝绸之路交通被阻断。到西汉初期，中国同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已经难乎为继。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居于匈奴背后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返回，向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地形所有”，使古来关于中西交通的传说和零星记载得到印证，而且更加详实具体。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的报告材料撰写的。

    此后汉武帝用了20多年的时间，调兵遣将开拓河西，用武力排除匈奴对中亚爻通的干扰，再次打通“丝绸之路”。东汉时，“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地中海），东西万里皆来朝贡”(《魏书西域传》)。所谓朝贡，其实是披上了政治外衣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

    这条重新开通的国际交往通道，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向西，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若羌(今若羌县)、且末(今且末县南)、精绝(今民丰县北)、扦弥(今于田县东)、于闻(今和田县南)、莎车、疏勒(今喀什市)诸国，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北道出玉门关，过白龙堆北(今库姆塔格沙漠），经尉犁(今焉耆县南）、乌垒(今轮台县南）、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县)诸国亦达疏勒，与南道合。东汉以来，另辟一条新北道，从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向西北，经伊吾(今哈密)、髙昌(今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古城），转南至龟兹，与故北道合(见《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略》)。自疏勒向西，又分三道：南道去层宾(今克什米尔)、身毒(印度）；西南道去安息(今波斯)、条支(今阿拉伯）、大秦(罗马），更由条支远达非洲的阿蒸散(见东晋译《那先比丘经》卷下。鱼豢《魏略》作“迟散”。即今埃及亚历山大港）；西北道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奄蔡(今中亚咸海至里海间）。

    同陆路交通相辅，又有海路东至倭国(今日本），西达己程不国(俱见《汉书地理志下》，“己程不”即今阿比西尼亚）。北宋以来，海路交通进一步发达，商旅、使节经由海路乘船而行，远比驼马背上颠簸陆行舒适安逸，兼因西夏崛起于西北，陆路交通失去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古老的丝绸之路急剧冷落，萧条不振。元代稍有恢复，但终于被舒适安逸的海上交通取代了。

    二、丝绸之路的伟大意义和作用

    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撰写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把这条古代亚、欧、非文明h流的大动脉称为“丝绸之路”，主要是鉴于在中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欧洲不少地方发现中国古代丝绸制品和有关中国古代丝绸的记述，所以便取了这个名字。此后，各国学者逐渐予以接受，并在自己的着作中加以引用，于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也就渐渐约定俗成了。

    其实，认真推敲一下，“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并不十分确切：

    第一，中国古代文明之输向西方者，并不仅仅是丝调，还有蜀布、邛竹杖、医药、炼丹、漆器、瓷器、茶叶、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除了上述属于物质文明方面的输出之外，还有不少精神文明方面的输出，例如中国哲学、军事学、政治学、史学、文学、医学等。丝绸并不是中国古代先进文明唯一的和最有资格的代表，因此，用“丝绸”作中国文明输出之路的冠名，颇有以蠡测海之失。

    第二，这条道路并不仅仅是中国文明输出的单向出口线，同时又是中国吸收西方文明的人口线。通过这条道路，西方的玻璃、苜蓿、葡萄、石榴、核桃、西瓜、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椒、火浣布、棉花、芝麻、狮子、犀牛、香药，以及天文、幻戏、绘画、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陆续输人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且，这条道路还是西方各国文明相互输出输入的通道。事实表明，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与西方各国文明往来的通道，也是西方同中国以及西方各国之间文明交往的通道。两千多年来，中国、大月氏、波斯、罗马等各国都曾经为开通和维护这条洲际通道作出过贡献。“丝绸之路”这个仅具中国文明输出之狭隘含义的名称，远远不足以反映其双向交流和多向交流之实。当我们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时，我们对这条道路性质作用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一种狭隘概念。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丝绸之路”地域范围的理解又有新的发展。认为这条道路并不仅仅是从长安经西域到欧洲和非洲而已，这一段只是这条洲际交通线的西段，另外还存在着由长安向东延伸的一段，即从长安经朝鲜、西伯利亚、日本，远达南北美洲。朝鲜、日本和西伯利亚地区同中国早有交往巳是史有明载且为大家熟知的事实，意想不到的是，近数十年来西方在关于美洲文明、印第安文明和墨西哥文明的研究中，竟发现多起中国上古文明的遗物和影响，表明上古时代中国同南北美洲巳有交往。研究者推测，这种上古时期失却记载的交往，可能是从西伯利亚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再向南抵达南美洲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处在探讨阶段，但上古时代中国与南北美洲有过交往则是有物可证的。根据这一新的认识，所谓“丝绸之路”就不只是横贯亚、欧、非三洲，而且是通向南北美洲、联结五大洲的洲际交通线。

    汉唐以来，渐渐开通了从长安向东南经福建泉州入海至日本和南洋，以及从长安向南，出广州入南海，经南洋，西抵非洲，这条海上通道，今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往、交流，增进了解、彼此促进是人类早已有之的共同需要。从文化史现象上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往往在相近的时间经历着类似的文明历程，取得类似的文明成果。例如，中国、埃及和印度天文学上都把黄道的恒星分做二十八宿，埃及、巴比伦和中国历法都把一年分做十二个月。这类现象，除了根据人类认识发展规律加以解释之外，会不会存在着相互交流和彼此影响的可能性呢？各民族的文明进步，除了本民族自身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其他民族的外来影响可以产生刺激促进作用，而外来影响则是通过同外部的交往获得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通通道，就是荷负输往载来任务的桥梁。

    西方学者把“丝绸之路”又称做“商道”，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样存在着片面性。这条道路，的确布满商队货贩跋涉往来的足迹，通过他们的辛苦奔波，沟通了中西物资交流，得以互补有无，功绩不可埋没。但是，除了商人之外，还有政府使节的互相往来，学者高僧的访学问道，工匠艺人的谋生献艺。如果说商人们主要从事物质文明交流，那么使节、学者、髙僧、工匠、艺人则主要从事精神文明的传播。中国的养蚕、织丝、烧瓷、造纸、炼丹、医疗、火药、罗盘、印刷等项技术以及哲学、历史、文学的翻译介绍，外国的宗教、幻戏、历法、音乐、舞蹈、绘画、彩塑、植棉技术等这一类精神文明方面的成果，在古代基本上不具备商品属性，也不表现为商品形态，因为它不是系在价格砝码上的等价交换，而是更髙层次的超脱于价格观念的无私的交流。例如我国的张骞、班超、甘英、蔡愔、朱士行、竺法护、法显、宋云、玄奘、义净、杜环、髙居诲、王延德、丘处机(长春真人)、陈诚等人，西域、印度等国的伊存、迦叶摩腾、安世禽、竺法兰、康僧会、昙摩迦罗、支谦、鸠摩罗什、昙无谶、曹妙达、安马驹、白明达、苏祗婆、康昆仑、米嘉荣、安叱奴、安辔新、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等人，波斯人阿罗本、拂多延，日本僧海空、园仁，尼泊尔人阿尼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利马窦，葡萄牙人鄂本笃等人，在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绘画、音乐、舞蹈以及科学技术的传播方面都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他们的事业和活动的基本性质不属于商业范畴，他们的活动的目的和结果，不表现为“贩货兴利”，而是意义深广的精神文明的传播。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不只是“商道”，而是古代传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条“文明之路”。

    三、丝路明珠——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由长安通往西域常道的必经之地，又是西域三道(南道、北道、新北道)进入中国内地的总会合口，《隋书裴矩传》所谓“总凑敦煌”、“咽喉之地”。西往者，即将进入沙碛险途，要在敦煌进行较充分的准备，例如生活补给以及旅行知识、向导人员的准备；东行者，刚刚走完沙碛险途，要在敦煌进行较充分的休整。这样，敦煌就成了迎来送往的接待站、补给站、休整站、第二起点站。这意味着，无论东去西往者都要在敦煌作较长的停留。同一般过路城市比较起来，敦煌城的暂住人口比重显然要大得多。同这一情况相应，敦煌的旅馆、商店生意兴隆发达，物质供应和商品上市量大而且商品品种繁多，刺激并促进了当地百业兴旺。

    敦煌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敦煌东130里)为两汉魏晋时“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驿站，接待过中央王朝的巡边御史、都尉、外交使节及不同层次的公干人员，也接待过大月氏、乌孙、车师、莎车、且末等国的贵人使者，接待规模有过一次多达百余人的记录。由于暂住人员身份不同，驿站设置有不同规格的房间，甚至有类似今天的旅馆的标准间，堪称古代的星级旅店。敦煌城内更是店铺林立。敦煌遗书记载，五代时敦煌城内有康家店、赵家店、员昌店、幸通店、博士店、寒苦家店、泛法律店、泛押牙店、王富昌店、石家酒店、曹家酒店、安家酒店、罗家酒店、很家酒店、承恩酒店、丑子酒店、郭庆进店、罗丑煞店、盐子磨店等店铺字号。敦煌遗书P.3644有两首反映这一时期敦煌店铺货卖经营的诗，其一曰：

    某乙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交关市易任平章，买物之人但且坐。

    某乙铺上且有：桔皮胡桃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拔，芜荑大黄，油麻椒称(蒜），河藕弗(佛）香；甜干参，醋齿石榴，绢帽子，罗幞头；白矾皂矾，紫草芳苏；粆糖吃时牙齿美，饧糖咬时舌头甜；市上买取新袄子，街头易得紫绫衫，阔口裤，崭新鞋，大跨腰带拾卷事。

    吃的、穿的、用的、戴的、调味品、治病药、土产、番货，一应倶全，任凭选购，价钱可商量，机会莫错过。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商业繁盛景况。

    敦煌作为中西交往的咽喉城市，其流动人口的国籍和民族成分相当复杂。敦煌遗书当地名籍和有关文书中有不少康国、安国、石国、曹国甚至波斯、印度以及朝鲜居民，这就必然带来多种语言文字的流行使用和口译笔译，出了一些着名的翻译家。早在西晋年代，敦煌已是佛经翻译名区，被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一生翻译佛经210部394卷(据《历代三宝记》所载），为佛教传入中国早期译经最多的翻译家。敦煌地方政府设有“译语舍人”、“衙前通引”、“修于阒文字孔目官”、“修西州文字”、“修甘州文字”等一类职务，掌管与诸国交往事务及使节的接待和语言文件的翻译。敦煌遗书中除汉文文献之外，又有相当数量的梵文、粟特文、怯卢文、突厥文、于阗文、回鹘文、叙利亚文以及稍后的西夏文和蒙古文文献，其中除佛经外，还发现粟特、印度、于阒、回鹘僧侣俗人撰写的书信、论着、诗歌、行纪、公文、帐册之类，更有极为珍贵的蕃-汉、梵-吐蕃、回鹘-汉、蒙-汉双语词典和对译写卷，反映了敦煌兼用多种文字以及各民族语言交流的实况。

    居民复杂的国籍与民族成分，又带来多种宗教的流行，佛教、道教信徒最多，流行最广，势力最大。但又有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等西方宗教存在。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这些宗教的经典、经目或活动记录，成为泪前世界上研究上述各种宗教极为珍贵的材料。

    敦惶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地方政府对西域商人、使节过境、贸易或居住，采取保护政策。早在三国时期，敦煌太守仓慈率先给外国商人发放“过所”(通行证），照会各地政府及关防戍所，对他们的旅行和贸易经商给予保护。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允许胡汉通婚，听凭“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见《三国志魏书》及敦煌遗书P.3636号《类书仓慈传》)。此后敦煌的执政者，基本上继承了仓慈的传统，继续执行开放政策，发挥敦煌作为国际交往口岸的作用。

    敦灯因为地接西域，往往最早得到西方良种异产，而后传入内地，例如学者认为棉花种植，南北朝时期巳传人敦煌。公元8世纪吐蕃占领敦煌后，还在敦煌建立了丝棉部落，主要从事丝、棉生产。印度种植甘蔗和榨取蔗汁制作砂糖的技术，也在唐代传人。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唐写本《印度植蔗制糖法》一卷，详细介绍了印度制糖方法、工艺流程、关键要领，以及利用下脚料制酸酒的方法，还介绍了甘蔗育苗方法和移栽技术。上述事例表明，敦煌在接受西方先进技术方面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刺激、影响下形成的独树一帜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乐舞”尤其使人耳目一新，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史上两大瑰宝。两者反映西域文化的影响最为显着。例如：题材常取于佛经，形式常借鉴于西域歌舞和梵呗、梵戏。

    “敦煌文学”中最特殊的品种是讲唱文学和演唱文学。讲唱文学，体裁多样，形式活摩。就体裁分，有变文、讲经文(附类又有押座辞、解座辞)、因缘(亦称缘起)、善缘(敦煌遗书P.3618《秋吟一本》、P.4980《大圣观世音菩萨三卷》及P.2704、S.5572两残卷)、原始诸宫调(见敦煌遗书）.3407、3.3017及35996《禅师卫士遇逢因缘》)、话本、故事赋、释门曲辞等类；就形式分，有的兼说兼唱，有的只说不唱，有的只唱不说。听众对象，上自地方最髙长官，下至庶民百姓、僧尼大众，无论识字与否，无论眼亮目盲都能欣赏品味，传播范围很广，社会效益最大北魏温子升、隋代王胄都写过以《敦煌乐》为题的乐府诗。温子升诗云：

    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

    赞美一位来自敦煌的朋友在洛阳表演的《敦煌乐》，不亚于燕赵之乐（即所谓《安陵调》)。说明早在北魏时，敦煌本土就巳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乐舞，被称为《敦煌乐》，这个良好的基础，到了唐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提高，终于形成了“敦煌曲子”。

    敦煌曲子是一种演唱文艺，它以曲谱为依托，就谱撰词，以供歌唱；同时就曲与歌词内容编制舞蹈动作，让演员边歌边舞。这就是说，敦煌曲子有曲可奏，有词可歌，有舞可观；曲为词之声，词为曲之义，舞形曲之容，三者互相结合，融文学、音乐、舞蹈为一体。敦煌遗书中残存敦煌曲子谱20多首，词数百首(任二北先生《敦煌歌辞总编》收录1300多首，其中数百首不属敦煌曲子，分别属于佛家辞赞或俗调歌辞及声诗），舞谱27谱(包括9曲23谱，另有残失曲名4谱)。尤为难得的是，敦煌遗书S.7111号写卷开头写“曲子别仙子”，下面记有此曲舞蹈动作的节律说明(水原渭江先生称为“序词：

    拍段：慢二、急三，慢二、急三。

    然后提行抄写《别仙子》词3首，在第1首词末尾标注“绝乙”2字，第2首词末尾标注“共送”2字，是有关音乐终止和送声的标记术语。可知本卷乃是“敦煌曲子”《别仙子》的曲、词、舞的节要合抄本。在唐代曲辞歌舞文献中独此一件，尤为珍贵。

    敦煌曲子，大多是抒情小段，偶有少量联章吟唱故事者。后者同戏曲巳相当接近，是戏曲建构工程极为重要的参预者。

    S.2440有一篇《释迦因缘》(拟名），此卷开头是开场时仪仗人员朗诵的“致语”，以后接着抄写几个不同人物角色的唱词；有一处还特别用“回鸾驾却”4字提示国王夫妇及仪仗人员等角色退场和场景变换的说明；通过不同人物角色的演唱，表现净饭王夫妇求子、释迦降生到成佛以及耶输陀罗夫人临险到出家一连串情节构成的故事；末尾有结场吟赞。此卷初步具备了剧本形式，被认为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原始剧本。无独有偶，在敦煌壁画中也发现中唐及五代戏台图多幅，例如莫髙窟237窟火宅图（绘于公元8世纪），院中画一舞台，台基高于地面约为人体高度的三分之二；台上建阁，左右两侧及后部有墙壁，正面敞开，实为一面观的戏台，台上3人正挥袖表演。此图表明唐代敦煌已有戏剧表演的专门场地，为原始剧本之在敦煌出现，提供了依傍和旁证。

    戏剧是一种髙级的综合艺术形式。敦煌出现这种高级艺术形式，大约是受到印度梵剧和西域回鹘剧的启发和影响，在敦煌原有的“敦煌曲子”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它既是“敦煌曲子”向高级形态的发展，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影响下的新成果。原始剧本在敦煌首先出现，是有着深厚的内因和外因的。

    敦煌有利的地理位置、它的开放政策，和中外商人及公私旅行者的光顾，促进了敦煌地区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繁荣。作为经济文化繁荣的标志，是造就了一批批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经学家、佛学家和翻译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历法家、音乐家、针灸家、书法家、教育家、金融家、旅行家、文学家，其中不少人在全国亦有较髙的知名度。例如政治家及军事家泛辑(泛胜之之子)、曹宗、曹全(或以为即曹宗）、盖勋、仓慈、皇甫隆、段灼、谢艾、阴澹、杨宣、李翯、令狐整、令狐熙、郭知运、王君奂、尚绮心儿(吐蕃人)、张议潮、张承奉、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昔李钤部(沙陀人)等，各有建树，或国史有传，或事载典册；书法家张芝、索靖，开一代宗风，传万世绝笔；经学家周生烈、郭瑀、张湛、索敞等，着书立说，儒学名家；着名僧人单道开、竺法护、竺法乘、法颖、慧达、法成等，一代髙僧，佛学名流；教育家宋纤、刘晒等，河西宗师，弟子数千；地理学家阚胭，所撰《十三州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大型区域人文地理专着；史学家侯瑾，着《汉皇德传》25卷，记光武至冲帝八代史事；索绥着《凉春秋》50卷；宋绘撰《中朝多士传》10卷，《姓系谱录》50篇，并为王隐《晋书》及何法盛《晋中兴书》作注，堪称晋史功臣；天文历法家赵欧，撰《河西甲寅元历》、《甲寅元历序》、《七曜历数算经》、《阴阳历术》及《算经》各一卷，其《甲寅元历》为北朝最精确的历法，行用一百多年；历法家翟奉达，五代时主持瓜沙地区天文观测及历法编制，长达50余年，敦煌遗书保存有他编制的历书残卷6种；音乐家索丞，善鼓筝讴歌，每作悲声，能使听者垂泪，改调易讴，又使悲者破涕起舞，时人比作古之善歌者雍门周；佛经翻译家竺法护卓立于前，吴法成荣殿于后。法成本吐蕃族，蕃姓管，汉姓吴，当地人称“小吴和尚”，精通蕃语汉文，为晚唐时期蕃汉语翻译大师，前凉时敦煌索辅，为张轨分析河西自西晋以来用缣帛当货币的弊端，指出“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建议改用五铢钱，人赖其利，堪称有见识的金融家；针灸家张存，针之使人缩脚不得动，以针解之，复行如故；旅行家宋云，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出使西域，发自洛阳，首出赤岭，历吐谷浑国、于阗国、朱驹波国、汉盘陀国、钵和国、喉哒国、波知国、赊弥国、钵卢勒国、乌场国、乾陀罗国等十余国，历时4年，至正光三年(522年)返回洛阳，取回天竺佛经170部，有《宋云行纪》，记载沿途见闻，丰富了我国关于西域诸国风土人情的知识。上举诸人，他们一方面作为敦煌才智之士的突出代表，反映着古代敦煌人文的盛况，另一方面也为敦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繁荣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学术艺术宝库莫高窟

    如果我们把“丝绸之路”比作藤蔓的话，敦煌就是藤蔓上结出的一个色香味美的瓜，而莫髙窟则是此瓜精华钟聚的瓤心。

    莫髙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面对三危山，俯临宕泉河，林木蓊郁，流水潺湲，敦煌研究院就设在这里。

    早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东汉着名学者侯瑾隐居于此，着书立说。于是地以人显，成为当地名胜。东晋永和八年(352年），佛教徒开始在此“创建窟”(见P.2691)。太和元年(即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传(YueZun)来此，忽见山上金光闪射，“状若千佛”，于是在断崖髙处架空凿岩，造一佛窟。此窟凌空高悬，恍若天宫，成为当地一大奇观。此后，郡人相继造作，层层布列，排满崖面，到初唐时已达“千有余龛”。五代以后，几乎无处可凿新窟，所以此后多就旧窟重修或扩修，一直持续到元代，历世十余朝，越时千余年Q漫长岁月中，在自然力和人为破坏之余，目前还保存着有塑像和壁画的洞窟491个(《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载有492个，其中第485和486两个窟号为同一洞窟重复编号)。

    莫高窟洞窟艺术是由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画三大部分共同组成的。中心和主体是佛塑像。后来塑像品种渐渐增多，除佛像外，又有佛弟子、菩萨、天王、金刚、力士及凌空的飞天，成为主尊的侍从和陪衬。窟内除佛及侍从与飞天等人物塑体外，还有佛龛、龛楣、藻井、山石、云朵、龙狮、花草等装饰性塑体，多为浮塑，有些洞窟还有贴壁影塑(模制品）千佛。据敦煌研究院统计，现存各种圆塑2500余身，影塑1000余身，浮塑尚待统计。塑体大者髙达33米(96窟弥勒坐像），小者可托置于手掌上。最精美的作品是各种人体塑像。其人物身份兼有佛神鬼怪，僧侣俗人，蕃王胡奴，髙贵卑贱，男女老幼；其神情状貌或喜怒哀乐，或威严慈祥，或恬适劳瘁，或稚气老练，刻画入微，恰如其分；其姿态体段或站、坐、跪、卧，或飞翔俯仰，或合掌恭肃，或扭身曲胯，仪态多般，众姿纷陈。259窟北壁下层东侧龛内禅定佛像(北魏作品），结跏趺坐，双目前视而意不在睹，嘴角略作上翘，微笑发自心底，神情和悦，内心超脱，形象地传达出禅定妙境，引发观众为之心驰神往。此像被誉为“东方维纳斯”。

    莫高窟雕塑在技法运用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塑绘结合，互为补充。总体来看，一般是塑其形体，绘其细部色光和背景衬托；局部来看，常常是塑制大块轮廓，不作细部交待，然后利用彩绘表现其凹凸、明暗、色彩、纹样。如328窟西龛内北侧供养菩萨(盛唐作品），上身裸露，胸垂碍珞，下体着裤，单膝胡跪，道道布褶，贴肢下垂，裤色略施薄彩，给人以轻纱透体的质感。其肩臂披巾仅塑出由肩至肘前突上扬的一段，肘弯以下后曳远引的部分则用彩绘接画于塑体背后壁面。通过这一手法的处理，既摹状了披巾上段随风飘举之形，又神拟了披巾下段后曳远引之势，构思巧妙，独出匠心，在塑绘结合上创立了虚实相济的新形式、新意境。

    莫高窟壁画，是指绘在窟内外及顶部与壁面的各种彩色画面。它同窟内主尊塑像相配合，起补充、烘托、渲染作用，总面积45000多平方米。

    这些壁画大部分保存较好。有的虽时过千年，色彩仍明丽如新；有的虽已褪色或变色，非复旧观，但仍可看出原作笔法笔意，有的还意外地透露出原作起稿、修改、勾勒、晕染的层次痕迹，为美术工作者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学习研究的借鉴。

    莫髙窟壁画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段文杰先生概括为7类，即佛像画、传统神话题材、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以及装饰图案画。

    佛像画是指佛教各种神像绘品。莫高窟现存绘品神像12208身；说法图933铺(此处及以下对莫髙窟壁画的分类、解释及数据，均取自段文杰《敦煌壁画概述》)。

    故事画是依据佛经所载释迦牟尼前生善行、今生事迹以及化度众生的故事绘制的连环画。细分一下可以分别叫做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和因缘故事画。现存各种故事画54种，161幅。

    传统神话题材，画的是我国固有的神话传说及其人物、神灵形象，它出现于北魏晚期，消失于唐代初期。莫高窟共有10种20余铺，多集中画于洞窟顶部，意在表现其属于天界事象。

    经变画是我国独创的图解佛经内容的连环画。现存24种1055幅。

    佛教史迹画是描绘佛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佛教圣地和有关灵验事迹的画面。始于初唐，盛于吐蕃占领期，西夏以后逐渐消失。现存40处，67种。

    供养人画像是施主、信徒的画像。早期多是一个个的供养人像，而且形体较小，后来，形体加大，而且出现场面宏大的出行图、礼佛图，描绘了鼓吹舞乐、营伎百戏、旌节仪仗、兵队行进、狩猎驰逐、驮运捧持、车马担舆等，内容丰富，气势壮阔，色彩浓丽，是莫髙窟壁画中的杰作。

    装饰图案主要是平棋、藻井、橡梁、画屏、华盖、罗扇以及衣物上的装饰花纹及图形。莫高窟仅各式藻井就有487顶。

    这些壁画，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线描造型、夸张变化、散点透视、以形写神种种技法，创作了以奉佛为宗旨，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的神人结合形象和宗教幻想境界。敦煌壁画就其本质来说，属于佛教艺术，但由于它植根于社会人群，反映了现实生活及其苦难与欢乐、挣扎与向往，同现实、同社会、同人生存在着血肉联系，所以它又具有世俗性的一面。例如画师们绘制观世音菩萨时，是把观音菩萨当成救苦救难者的化身而构思着笔的，所以努力追求足以表现其慈悲为怀和扶困济危的理想形象。在顶礼瞻仰者心目中，观音既是具有大法力的神，也是自己向往和信赖的伟人。即使不信佛教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眼光来观赏观音形象。敦煌遗书P.3197载有卢茂钦《无题》诗一首云：

    偶游仙院睹灵台，罗绮分明塑匠裁。

    高绾绿鬟云髫重，手垂罗袖牡丹开。

    容仪一见情难舍，玉貌重看急懒回。

    若表恳诚心所志，愿将姿貌梦中来。

    从佛教观点看，这首诗不仅超出了塑绘者的意图，而且近乎是对神灵的亵渎。但却不能不承认，它毕竟是艺术品的外延效果之一，是世俗审美观点对宗教艺术的一种选择性欣赏，尽管它同宗教创作意图并不相侔。

    莫高窟佛教壁画中，也的确绘制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画面。这些画，尽管同样是以表现佛经内容为目的，而展现出来的却是社会生活，例如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耕种收获、牧养射猎、商旅跋涉、店铺货卖、作坊工艺、战斗厮杀、牢狱公堂、歌舞游乐等等，内容丰富，形象逼真，既是绝妙的艺术品，又是过往时代多侧面、多视角的形象留真，为后世人了解和研究那些久已消失的历史往事提供了难得再现的感观信息；至于那些种类繁多、富于变化、色光绚丽的图案纹样、花鸟草虫、山水云树、藻井背屏等等，从中既可以看到古人对美的捕捉和开拓，又可以成为现代工艺美术学习借鉴的范本和从事研究的实物资料。

    1900年6月22日（阴历5月26日），莫髙窟道士王圆箓意外打开了这里扃闭千年的另一宝藏——藏经洞。内藏有古代文献4万多卷。消息不翼而飞，传遍全国，传向世界，莫高窟由此腾声全球。此后从莫高窟其他几个洞窟、佛塔及北大像对面的土地庙和莫高窟之外敦煌其他地方的古遗址内陆续发现零星或批量的古代写印本文献，甚至远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也有所发现——那是早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巳从敦煌携带出去的。所有这些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发现的敦煌古文献，统统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魏晋，下迄元代，延续一千余年。文献的文字种类，除了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为数可观的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叙利亚文、西夏文以及少量的怯卢文、梵文、粟特文、蒙古文文献。从内容来看，有宗教文献(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文献），有传统四部古籍，有当地古代志乘、户籍、帐册、契券、函启、表状、乐谱、舞谱、天文、历法、算书、相书、字书、韵书、宅经、类书、医书、药书、变文、小说、诗赋、曲词、传记、游记、应用文范，以及其他一些尚待认定其属性归类的奇特文献。这些古代文献，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乐舞、史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民族关系、中西交往、民族习俗、学校教育、语言音韵、古籍校勘……内容广泛，价值珍贵，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传世文献所见不到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中古社会活生生的世界，成为研究中古社会物质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足以同莫髙窟艺术比美竞辉，被誉为20世纪的重大发现。

    敦煌遗书出土的消息传出后，西方和东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探险家、盗宝者纷纷前来，怀着不同的目的，通过多种手段获取携出，流散到英、法、苏、日、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仅存不到两万卷。敦煌文献五马分尸，给整理和研究工作造成重重困难。尽管如此，我国和各国学者仍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搜集资料，从事研究。从敦煌遗书研究开始，逐步扩大到敦煌艺术、敦煌社会历史、地理以及许多文化分支的研究领域，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敦煌学。

    博大精深的莫髙窟艺术和敦煌遗书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只是敦煌这块古代文化宝地上的一部分积蓄而已。除了这部分积蓄之外，它还保存着数百处历史文化名迹。例如玉门关、阳关、汉长城、烽燧、渥洼池、贰师泉、月牙泉(古沙井）、沙州城、龙勒城、西千佛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汉晋简牍等，成为国内外旅游者观光向往之处。境内数十百座乌孙墓和数千座汉唐墓葬，是深埋在地下的神秘而壮观的冥间聚落，其中保存着简牍、书卷、墓画、志铭、古玩、用具以及各种随葬明器、工艺制品，既反映着古代活人社会的异彩纷呈，也反映着古人对冥间生活的设计安排。这又是一大批正在开发和尚待开发的文化资源。它同敦煌艺术、敦煌遗书一起，召唤着人们重新追寻敦煌这座有着两千多年阅历的古城，和曾经为沟通人类文明建立过功勋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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