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奶骧

    关于汉代玉门关址问题，数十年来不少学者作过考证，其中向达、夏鼐先生曾进行过实地考察，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分析。近来，马雍同志在《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一文中(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又作了重要补充。现就近年来亲身参加汉代长城调查与考古发掘的收获，对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的变迁，试作某些新的探索。

    自清末以来，史学界多以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为汉代玉门关址。这种意见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为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在小方盘城北侧台地边采获之“玉门都尉”等简；一为《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有“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的记载。不难理解，小方盘城既出“玉门都尉”简，当为玉门都尉府，而“关都尉”治所应在关城，故玉门关口也应在小方盘城。唯陈梦家先生认为，“武帝置于敦煌西北的是玉门都尉而非关都尉”，故“玉门关口只能在T14古城(按即小方盘城——引者）之西或西北，即T1112之间或T1314a之间。

    关于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址问题，我在《玉门关与玉门关候》一文中（见《文物》1981年第10期），根据1979年新获之敦煌马圈湾（D21)汉简资料，已作了一些推测，认为在小方盘城以西11.5公里的羊圈湾，即东经93°44、北纬40°41处，亦即斯坦因编号T11与T12a之间(按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号为D20与D22之间。T为斯坦因编号的缩写，D为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号的缩写。下同。由于D21为斯坦因所遗漏，故原无编号)。这里不再赘述。

    当前，与西汉玉门关问题有联系的，尚有两个问题，有待这里进一步澄清。

    其一，玉门都尉是否为“关都尉”。

    如前所述，史学界不少同志持玉门都尉为“关都尉”的意见。但据敦煌汉代长城的实地考察资料和历次出土的汉简资料分析，陈梦家先生玉门都尉为部都尉的意见更为可信。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期，敦煌郡有玉门、阳关、中部、宜禾等4个都尉，其中宜禾、中部两部都尉无疑为部都尉。阳关都尉，以都尉置于“阳关”而得名。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当为部都尉(关于这个问题将另作探讨)。玉门都尉，虽下辖“玉门关”，但根据多方面的资料分析，亦应为部都尉。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拟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就建制与吏卒人数看。据居延、敦煌汉简，西汉边郡所置之部都尉，均上属郡太守下辖候望、仓虑、邮驿等职能系统。重要的部都尉，名衔前加“将屯”“将兵护屯田”“将军”等称谓，兼理屯兵、屯田事。候望系统有候、部候、燧等三级，分置候、候长、燧长等长吏和丞、塞尉、候史、士吏等属吏。屯兵、屯田、仓廪、邮驿等系统与候望系统之三级相应，亦各设千人、司马、农令、亭长、啬夫及丞、令史、佐等职务。

    今据敦煌历次出土汉简，玉门都尉之全称，或为“酒泉玉门都尉”，或为“敦煌玉门都尉”。故玉门都尉在敦煌建郡之前，当属酒泉郡太守统率；敦煌建郡后，改属敦煌郡太守管辖。玉门都尉之下属，据王国维考证，有玉门候与大煎都候等两候官，候官下各置若干部候和亭燧。玉门关直属玉门候管辖，故玉门候又称玉门关候。关置啬夫与佐治理又据马圈湾新获汉简，玉门候所属有“仓亭燧”。《太平寰宇记》卷153，沙州“西北至河仓烽二百四十二里”，此“河仓烽”当指汉代之仓亭燧”。燧旁之大方盘城，旧称“河仓城”，西距小方盘城约11公里(原文为“7.5公里”，作者嘱改。——编者注)。据此城的建筑形制与布局，为仓储所在当无疑问而此城位于玉门都尉辖区之东界，应属玉门都尉管辖。

    玉门都尉辖区，锁控西域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故常驻屯兵。《汉书地理志》酒泉郡玉门县条，师古注阚胭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又，《后汉书西域传》载，顺帝阳嘉四年，“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救车师后部。东汉废部都尉，留障塞尉，玉门关候所领之屯兵，西汉时当属玉门都尉统辖。

    玉门都尉尚领有屯田。据马圈湾新获汉简：

    入癸即转一两。居摄三年三月戌辰，大煎都士吏牛党、候史尹钦，受就人效谷益寿里邓尊。

    玉门关外有大量粮食运人关内之郡仓，非有大面积屯田，是难以做到的。

    玉门都尉的属吏人数，虽无直接资料，但部都尉当有之官属称谓，在历次出土之敦煌汉简中，均巳多次出现。以下引马圈湾新获汉简为例：

    玉门部士吏五人，候长七人，候史八人，璲长廿九人，候令史三人。

    此简所载为玉门候的直属吏员，尚不包括候官掾属和玉门关以及邮驿的吏士，但仅此人数已达52人。如以此数推测大煎都候的吏属人数，加上屯兵、屯田、仓廪等系统的吏属人数，和各系统所率之戍卒，玉门都尉所领之吏卒，其规模当比敦煌郡的其它3部都尉为大。

    2.就管辖范围看。玉门都尉，如前所述，下属玉门候与大煎都候等两候官。玉门候的管辖范围，据实地调查，东自大方盘城(T18，D32)，西至显明燧(T8，D16)，全长直线距离34公里，现存烽燧遗址16座(原文为“17座”，作者嘱改。——编者注）。大煎都候，经实地考察，其管辖范围东自T7(D15)，西南至T6d(Dl)，全长直线距离45公里，现存烽燧遗址11座。又，疏勒河北，尚有烽燧遗址3座(原文为“4座”，作者嘱改。——编者注），由T1(D9)至D6，直线距离15公里，亦属大煎都候管辖。故大煎都候的实际管辖范围达60公里。

    将上述两候官管辖范围相加，可知玉门都尉的实际管辖范围，按直线距离计算，全长达94公里，现存烽燧遗址35座。较之敦煌郡的阳关、中部两部都尉管辖范围较大，而比宜禾都尉略小。

    3.就建筑形制与布局看。西汉边塞防御设施分城、障、坞等3级，由部都尉、候官、燧长分别驻守。今据实测，小方盘城为一夯土版筑方城，南北长24.40米，东西宽23.60米，墙厚4米，现存高度10.05米(北墙），早期开北门，晚期以土墼封闭，开西门。在敦煌西北现存之城障遗址中，以此城为最大。结合T14(D25)出土之“玉门都尉”简分析，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治所是无疑的。但该城与1973年在甘肃金塔县发掘之肩水金关遗址，形制绝然不同，不应为关门遗址据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西北的考古发掘资料，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之马圈湾遗址为玉门候官治所。马圈湾遗址西南0.6公里之羊圈湾，为西汉玉门关址。这种布局，与张掖肩水都尉、肩水候官和金关的布局基本相同。据甘肃省文物队调查，肩水都尉治所位于毛城〔按伯格曼(P.Bewail)称大湾城，但据调查，黑河对岸之夯土版筑城始称大湾城〕，北距肩水候官治所(地湾城)约9公里，金关南距肩水候官治所约0.6公里。此种格局大约是西汉边塞制度规定。

    4.就辖境与郡县区划的关系看。玉门都尉辖境，东临中部都尉，西与居卢訾仓相接。其东界位于大方盘城，西界止于大煎都候所属之广昌燧广昌燧的方位在东经93°09、北祎40°08。居卢訾仓的位置，据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引陈宗器《罗布荒原》称由玉门关西90里至榆树泉，疑即都护井也。由此西北行54里，入绵延30里之迈赛群(无数奇怪小岛之谓)。出迈赛群5里有沙丘，即《魏略》中所述之三陇沙，沙堆狭长，向西北伸展3里。出沙不远，有废墟垣址可辨，即居卢仓遗迹也。15里为五棵树。”按“五棵树”即今呲牙井(贝什托格拉克)。据此方位，居卢訾仓的位置大约在东经92。52北纬40°30，。

    汉龙勒县的辖境，据《太平寰宇记》卷153，沙州西北于河仓烽“与废寿昌县分界”。按唐寿昌县本汉龙勒县，故汉龙勒县东界应在大方盘城。又，居卢訾仓，据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和敦煌马圈湾新获汉简，应属西域都护领护。故龙勒县西境应在居卢訾仓以东，亦即库姆塔格沙漠东缘之哈拉齐附近。据此，则西域都护辖境的东界与敦煌郡龙勒县辖境的西界，是以三陇沙为线划分的。

    由此可知，玉门都尉的管辖范围与龙勒县的北境是一致的。而这种情况与中部都尉负敦煌县北境之防务，是完全相同的。中部都尉辖区，东起扬威燧（T26，D69)，西迄朱爵燧(T19，D33)。扬威燧东距宜禾都尉临介燧3公里，距今敦煌县界1，5公里，如按两燧之间取其中，中部都尉东境与今敦煌县东界一致。朱爵燧西与大方盘城相接，即汉敦煌县与龙勒县分界处。故中部都尉辖境与汉敦煌县北境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玉门都尉在规模、布局和辖区等方面，均与部都尉的制度相符，故应为部都尉的建制，而非“关都尉”；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治所，而不是玉门关址。

    其二，武帝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是否在敦煌以东。

    对此，向达、夏鼐先生已作过周详的论述。近年，马雍同志又作了进一步探讨。正如马雍同志指出的，沙畹(E.Chavannes)、王国维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提出玉门关西迁的问题，向达先生认为武帝派使节所遮之玉门，为玉门县非玉门关的意见都是一种误解，即认为玉门关为敦煌郡西界。

    如前所述，玉门都尉非“关都尉”。事实上，玉门关也不是玉门都尉辖区西界。据实地调查资料，玉门关位于玉门候官辖区的中段偏西，关外属玉门候官管辖的烽燧现尚存4座。在玉门候官辖区以西，有大煎都候官辖区。故玉门关外，属玉门都尉管辖的区域，大致估算约有2000平方公里。

    大煎都候管辖区，经调查，似包括今榆树泉盆地。盆地的东部，由于洪水的不断侵蚀，戈壁边缘被切割成马迷兔、吐火洛、天桥、湾窑等4个小盆地。盆地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裕，生长着茂密的芦华(Phragrnitescommunis)、红柳(TamarixramosissimaLdb.)和稀疏的胡杨(别名胡桐，Populuseuphraticaoliv)等植物，是戈壁、沙漠、沼泽地区，较为理想的垦区。据上引马圈湾79DM.T5：250号汉简记载，大煎都候官有大量粮食经由玉门关转输入郡仓。由此可知，西汉时期，玉门都尉统率之屯田吏卒，是驻于玉门关外之大煎都候辖区的。故李广利所率之数千残兵，暂驻于关外之玉门都尉屯田区，是毫无困难的。如前所述，玉门都尉辖区与敦煌郡龙勒县北境一致，玉门都尉屯田区位于敦煌郡境内，故李广利虽被阻于玉门关外，但仍可称为“留敦煌”。细读《汉书李广利传》可知，李广利初伐大宛失利后，原拟罢兵返内郡，但行抵大煎都候障后，由于汉法森严，未敢擅人玉门关，故报请朝廷允准。武帝“使使遮玉门”后，被迫留屯于此，并在此补充兵员、粮秣。太初三年二次伐大宛时，即由此地出征。故“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精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所至之地点为“敦煌”。李广利出兵远征之地点称“敦煌西”。因此，认为玉门关曾经西迁的根据难以成立。在整个西汉时期，玉门关从未迁移，应是确凿无疑的。

    东汉时期的情况有所变化。据《后汉书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又，“边县有障塞尉”。故东汉时，敦煌郡已无都尉建制，玉门都尉被裁撤，但设有玉门关候(见《后汉书西域传》)。

    据《流沙坠简》簿书类第43简：

    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甲寅，玉门障尉戍告：候长晏到任。

    陈梦家先生认为，“玉门障尉可能是候官(即玉门候官)在东汉之称，亦即是障尉”。此意见是确当的。

    关于东汉玉门障尉治所，陈梦家先生推测在小方盘城。当是。我在《玉门关与玉门关候》一文中已经指出，马圈湾遗址在王莽末期已被废弃，与此同时；玉门关巳闭，长城烽燧也多半废弃。东汉时，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始终未恢复至西汉的规模。

    根据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调查，小方盘城以北的西汉塞墙，其走向自大方盘城往西后，在T15(D28)处折向西南，止于贼娃子泉边，然后自贼娃子泉西岸开始，向西偏南延伸，至马迷兔，在T4a(D11)处折向南，止于一风蚀台地边。

    东汉时期，马圈湾烽燧遗址以东的塞墙，似乎经过重修，部分地段，高度至今保持在3米以上。但临要燧(T11，D20)以西的塞墙、烽燧，则全部废弃，塞墙建筑现今仅剩残迹。尤其是临要燧(T11，D20)西北的8堆积薪，7堆均在塞墙遗迹之外，1堆正置于塞墙遗迹之上，证明此塞墙废弃的时间更早。与此同时，原置于塞墙之内的烽燧，由于塞墙被废弃而失去屏障，故以烽燧为中心，于四周另筑坞墙。此种形制，正是塞外烽燧的格局。

    临要燧(T11，D20)以西的塞墙西汉后被废弃，还可从斯坦因采获之汉简中得到印证。据劳干《敦煌汉简校文》(《居延汉简考释》附录，台北，1960年版），小方盘(T14，D25)以西所出的纪年简，仅临要燧(T11，D20)有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的历谱，而临要燧(T11，D20)以西各烽燧，有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至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各时期简，而不见东汉纪年简。由此可知，东汉时期，临要燧(T11，D20)以西巳无戍卒驻守候望，其原因可能与玉门关入西域路线的改道有关。

    与废弃临要燧(T11，D20)以西障塞同时，东汉时期，自小方盘城至阳关遗址，新筑一道南北走向的塞。据调查，这道塞，北起小方盘城以北之贼娃子泉南岸，南至南湖墩墩山，全长50公里，现存烽燧3座。在这道塞的北段，以小方盘城为圆心，向西呈一弧线，筑成塞墙。塞墙北起贼娃子泉南岸，南止于城南3公里。塞的南段筑成壕沟。非常明显，北段塞墙专为拱卫小方盘城而筑(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斯坦因的调查报告中，认为小方盘城北之跌水泉为疏勒河。现经查实，跌水泉西北有洋水海子，往北有贼娃子泉，再往北出塞墙，经一片戈壁后始为疏勒河，南距小方盘城7.2公里)。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由于人西域路线的变更，临要燧(T11，D20)以西障燧的废弃；在裁撤玉门都尉之后，将玉门候官治所由马圈湾遗址(D21)东迁到都尉治所——小方盘城(T14，D25)，并在小方盘城西侧新筑南北向塞墙，以加强拱卫。根据各种迹象分析，此时，玉门关口亦东迁至小方盘城西侧之塞墙上。但目前尚无更多的材料可资说明，有待于将来小方盘城及其西侧遗址的发掘来证实。

    西汉通西域的道路，据《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但这段记载，对于玉门关至莎车或疏勒的路线，记述过于简略。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还应参考《魏略》的记述。《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人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避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髙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其中关于中道与新道的记载较为翔实，为我们探讨汉代的具体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于西汉北道，据《汉书西域传》，当自车师前王庭始。但《史记大宛列传》云：“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闺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又，“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又，“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据此，李广利初次伐大宛，由玉门关西出，经盐水至大宛；二次伐大宛，分军两路，一路由北道，经盐水、仑头西行至大宛，一路由南道至大宛。按，盐水即盐泽；仑头即轮台《汉书西域传》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又云鄯善国，本名楼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云：“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由此可知，西汉北道当自楼兰始，由楼兰经渠犁、乌垒、轮台而至龟兹。其走向当如《魏略》所言之中道。故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遣重合侯马通“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之时，宣帝地节二年(前8年），遣郑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至秋收谷”，“击车师，攻交河城”时，其行军路线，均由渠犁经尉犁、焉耆、危须，而至车师，而车师王逃往乌孙后，“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所谓“西道”，即由渠犁，越焉耆盆地，而达于车师的道路。

    但是，自敦煌以西至楼兰一线，自然条件极为困难，尤以三陇沙、白龙堆一带，环境险恶，素为旅行者视为畏途。西汉采此路线，当为地理环境和当时政治形势所迫。

    以地理环境而言，塔里木盆地为天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所环绕，仅东部有宽约70公里之缺口与河西走廊相连。但此缺口为我国极端干旱区之一，其自然景观之显着特点为，剥蚀残丘低山、戈壁、风蚀地、沙丘、盐土平原穿插交错缺口南端为库姆塔格沙漠，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全为流沙，主要分布于沟间梁状山坡，其山前地带之妙垄，因受东北风影响，多作东北至西南向依山坡延伸，故历史上称之为“三陇沙但在沙漠东缘，南北向沟谷的源头，有泉水出露，7JC分植被条件较好，为沙山中不可多得的绿洲，如多坝沟、崔木土沟等，为长途跋涉沙海者提供了休憩露宿地。库姆塔格沙漠之北，为疏勒河下游和罗布淖尔。疏勒河下游，由于库姆塔格沙漠北部东北向突出部的阻挡，向南流入榆树泉盆地，旧称低石湖。盆地内，遍布沼泽、湖泊，沼泽周围等地下水浅处，多为光裸之结壳盐土和盘结盐土，起伏难行；但东部和南部边缘处，有泉水出露，可供通行。罗布淖尔为塔里木盆地最低处，海拔仅780米，被库姆塔格沙漠北部突出部与榆树泉盆地分隔。在罗布淖尔东北，库姆塔格沙漠与克孜勒塔格山之间，有一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断层带，内有呲牙井（贝什托格拉克)、库木库都克等多处泉水出露，差可行人。由于疏勒河下游、罗布淖尔和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地区的河、湖相沉积层，不断受风力之侵蚀，在此间形成风蚀台地和风蚀凹地相间之“雅丹”地貌，致使地面支离破碎、坎坷不平。在罗布淖尔碱地北端东、西侧，以粘土组成之风蚀台地，顶面多有盐壳层，故历史上称之为“白龙堆”。由于风蚀地貌的发育，加之起伏的盐壳层(一般起伏在I米左右，最大可达35米），使这一带的交通条件极为艰辛。但此地以北为库鲁克塔格山脉所阻，以南为阿尔金山脉分隔，由中原人西域，以经由此地的路径最为直捷。故西汉使西域者，虽历尽风险，仍采此路线进入塔里木盆地。

    西汉采此路线的另一重要原因，乃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等有关史籍记载，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前，西域为匈奴所控制。蒲类海以东为匈奴日逐王领地，日逐王不仅占据吐鲁番-哈密盆地，并置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控制塔里木盆地出人口，以掠取西域各国之人力、财物，支持匈奴与汉王朝的斗争。武帝即位后，为“断匈奴右臂”，控制塔里木盆地入口，于元封三年遣从票侯赵破奴俘楼兰王，破车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未久，又于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年），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伐大宛，“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人献，见天子，因为质焉”。随后，于北道置渠犁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昭帝时，再置轮台屯田。但直至宣帝，汉才遣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数国”。此时，汉虽完全控制南道，然而“未能尽并北道也”。汉王朝未能“尽并”北道的原因，在于对车师的争夺。车师，位于天山南北之通道口，为匈奴进人塔里木盆地的主要交通枢纽，匈奴控制车师，不时袭扰北道，给汉使进入西域构成严重威胁。故对车师的争夺，成为汉与匈奴在西域斗争的焦点。匈奴“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自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后，汉与匈奴在车师多次易手，直至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后，汉才暂时控制了车师，“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匈奴“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至此，汉王朝始完全控制北道，于北道中心、近渠犁屯田区之乌垒城，置都护府，以屯田校尉属都护。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宣、元时期，汉对西域之经营达到鼎盛，故西汉北道，亦以此时最为畅通。

    至于玉门关至楼兰段的走向，据近年实地调查与新获马圈湾汉简资料，自玉门关西出后，当沿长城内侧西行。如前所述，西汉塞墙止于榆树泉盆地东侧之马迷兔。由小方盘城向西至塞墙终点，沿线除被沼泽、湖滩切断外，未见有设置关口之遗迹。塞墙终点的南北两侧，属大煎都候管辖之烽燧，呈扇形分布于榆树泉盆地东侧。其中位于马迷兔西南之烽燧，均筑于盆地边缘之砂梁或风蚀台地上，面向盆地，有的烽燧并于盆地与烽燧间设置“天田”。故西汉入西域的路线，应沿塞墙内侧向西偏南，至马迷兔附近折向西南，沿烽燧内侧之砂梁间，经吐火洛、天桥墩泉至湾窑。今马圈湾新获汉简中，如：

    “敦德”即敦煌，为王莽所改名。玉门千秋燧的位置，尚不可考。但据马圈湾新简：

    元康元年七月壬寅朔曱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祈为千秋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79.D.M.T9：27)据此，千秋燧应位于玉门关外，属玉门候官管辖的4烽燧之一。大煎都候，据王国维考证，治凌胡燧，即T6(D3)。该炉位于湾窑北偏西之砂梁上。证明西汉与西域之交通，确经塞墙内侧往西至湾窑。

    湾窑以西的路线，据厌胡燧(TCc，D2)、广昌燧(TCd，Dl)分布之方位，应沿烽燧南侧，即库姆塔格沙漠北缘与榆树泉盆地结合部之泉水带西行，至哈拉齐。今有逶迤曲折之古道可证。再由哈拉齐向北，沿榆树泉盆地西侧，亦即库姆塔格沙漠北部东北向突出部之东侧边缘，越突出部北端至呲牙井(贝什托格拉克)以东之居卢訾仓遗址。

    呲牙井(贝什托格拉克)位于库姆塔格沙漠与克孜勒塔格山之间断层带的东端。此断层带为榆树泉盆地至罗布淖尔间唯一可取得水源处。古道由呲牙井(贝什托格拉克)沿断层带西南行，经矮山井(波波拉井）、保贝拉井(科什库都克），至羊塔格库都克。《魏略西戎传》云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沙西井”疑即羊塔格库都克。其位置正当库姆塔格沙漠北部突出部之西侧。今古道自羊塔格库都克西南分歧：一道往西北，沿断层带北缘，越白龙堆，经罗布淖尔北岸之土垠汉代烽燧遗址北，至楼兰遗址；一道往西南，至婼羌。往西北至楼兰之古道，应即西汉之北道。

    楼兰遗址，据《汉书西域传》，其方位应在白龙堆西。据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査，其确切位置在东经89。5522"、北纬西汉南道，据《汉书西域传》，自鄯善始。但“鄯善国，本名楼兰”，楼兰的确切位置如前述，当在罗布淖尔西北岸、今孔雀河口之西南，为北道之始。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遂斩王尝归首”、“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大约于此时迁都扞泥城，“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据此，南道始于鄯善，应为昭帝元凤以后的事。

    《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此处玉门与阳关并列。故西汉时，出两关后，道路似有交叉，出玉门关者可行南道，出阳关者亦可行北道。故出使莎车者，可至玉门都尉治所，而婼羌去胡来王唐兜，亦可由南道“东守玉门关”。王国维认为，汉时南北两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楼兰故城始。此意见于元凤前当是。但鄯善国都南迁后，南北两道分歧处，当已移往楼兰故城以东。《汉书西域传》所称“鄯善当汉道冲”，乃指南迁后之扞泥城。

    西汉南道阳关至鄯善段的具体路线，据近年实地调査，自阳关西出后，越沙丘至崔木土沟，再西南至多坝沟，折西北至湾窑。沿途有汉烽指路，蜿蜒古道，历历在目，露宿野炊遗迹犹存。湾窑即西汉大煎都候障遗址。南道至此与北道相合。自此西行，至羊塔格库都克。如前所述，元凤前，与北道同向西北，至楼兰分歧。南道向西南，沿车尔臣河西行。元凤后，于羊塔格库都克西南分歧。南道向西南，沿库姆塔格沙漠与克孜勒塔格山间断层带南缘，经库木库都克、土牙、班扎布拉克，罗布淖尔南岸之库什兰萨、落瓦寨和库姆塔格沙漠西端之墩力克、米兰、羊达什喀克，至婼羌。按汉伊循城遗址位于今米兰，鄯善国都扞泥城即今若羌县城。故现存之西南向古道，应即西汉之南道遗迹。

    东汉时期，玉门关入西域的路线，走向明显改变，究其原因，乃政治形势的变化所促成。《后汉书西域传》云：“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随着汉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起伏和国力的强弱，汉与匈奴在西域继续进行着时断时续的斗争。争夺的焦点，仍是对以车师前国为中心的吐鲁番盆地的控制，并扩大至以伊吾为中心的哈密盆地。早在西汉末，汉对西域控制的丧失，即由车师开始。平帝元始中(公元1~5年），车师后王姑句叛入匈奴。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车师后国辅国侯狐兰支再“举国亡降匈奴”。不久，史陈良、终带等杀戊己校尉刁护，又叛降匈奴。自此，车师前、后国地尽失。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焉耆诈降，袭杀五威将王骏，戊己校尉郭钦引兵而还，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后数年死，“西域因绝”。经50余年后，东汉对西域的经营，自对伊吾的控制开始。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明帝死后，焉耆、龟兹趁机“攻没都护陈睦”，匈奴、车师则围攻戊己校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将军窦宪遗副校尉阎架“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和帝死后，“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诏罢都护”。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抄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此时，匈奴已日益衰落，残留于天山之北的势力，仍不时侵掠伊吾与车师后部。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匈奴呼衍王攻伊吾屯城，不果。从此，汉与匈奴在车师、伊吾的争夺，再不见于史籍。综上所述，东汉以来，由于匈奴势力的日渐衰落，匈奴对西域、尤其对车师、伊吾的控制不断削弱，东汉王朝具备了重新选择进入西域道路的可能。

    如前所述，西汉时期，玉门关经楼兰至渠犁的道路，沿途自然条件极为严酷。但是，库鲁克塔格山脉以北的地理环境，对中原人西域的交通，则相对较为有利。吐鲁番-哈密盆地为天山山间陷落盆地，北为博格达山和哈尔里克山，南为觉罗塔格山和噶顺戈壁，西为乌肯山，东为甘肃之北山山地。吐鲁番-哈密盆地，地形相连，中间仅以沙山相隔。由于盆地的特殊自然环境，使其成为历史上着名的产棉区和瓜果之乡。盆地内，沙丘和风蚀地貌仅有零散分布，旦多集中于盆地南侧，对于盆地内的交通，未造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因而成为东汉以来中原前往西域较理想之通道。《后汉书西域传》云：“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这段记载有两点错误：一、伊吾位于今哈密境，置屯田后，玉门关北通伊吾的路线，既可避三陇沙、白龙堆之险，道路又较直捷，绝无可能向西南至鄯善，再北经罗布淖尔北岸之白龙堆，越库鲁克塔格山脉，向东北至伊吾的道理。二、车师前部治交河域，戊己校尉治高昌壁，柳中在高昌壁东南，其位置均在伊吾之西，故伊吾至车师前部的道路应向西行。但是，这段记载尽管有上述错误，仍然真实地反映了东汉王朝对吐鲁番-哈密盆地战略位置的认识，记述了东汉玉门关至车师前、后部的道路。

    关于这条道路，还可自窦固进击匈奴的行军找到线索。据《资治通鉴东汉明帝纪》，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命窦固、耿秉、耿忠等议击匈奴事。耿秉议曰：“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又据《后汉书窦固传》、《后汉书耿秉传》，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至天山，击呼衍王”，“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地”。十七年(公元74年)夏，“复出玉门击西域”。耿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乃上马，引兵北入”。后王降，“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从窦固两次进击西域的路线看，大体是遵循耿秉的建议的。第一次出击，自酒泉塞西北出，经北山山地、哈尔里克山北，至巴里坤湖。返回时，经哈尔里克山口南至伊吾，于此留兵屯田，以作进军车师的前进基地，大军则南人玉门关。第二次出击，出玉门北至伊吾，折西北，经哈尔里克山与博格达山山口出天山，折西至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南），然后南经博格达山山口至交河城，再东返伊吾而还。窦固东返的路线，即上述《后汉书西域传》所载的路线。

    但《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北道始自车师。《魏略西戎传》记载新道的路线，亦未北经伊吾。《隋书裴矩传》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径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仅隋代北道，即经由天山北路达于西海的道路，始北经伊吾至蒲类海。《元和郡县图志》云：“玉门故关，在(敦煌)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门户也。”又，《周书异域传高昌国》云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据此可证，自东汉至隋，由玉门关至车师前部(高昌)的道路，均多取捷径，向西北，经沙碛，至车师；而不取北经伊吾，再折西至车师的路线。《后汉书耿恭传》载，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以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又，《后汉书班勇传》载，班勇曾向朝廷建议，“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但由于西经故楼兰的西汉北道渐被堙废，东汉的路线改向西北，由玉门关经柳中至车师的新北道已经开辟，故班的建议终未被采纳，而于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又，《元和郡县图志》云：“柳中县，当驿路，城极险固”。由此可知，经由柳中的新北道，为东汉时的主要交通干线。这条路线，早在西汉即已有人提出。《汉书西域传》云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但由于当时尚不具备开辟此道的政治条件，故延至东汉始正式开通。

    至于东汉北道的具体路线，据《魏略西戎传》的记载，“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避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故自小方盘城西出后，应经临要燧(111，1）20)、018(1)，折向西北，渡疏勒河，经何黑咀井，折向北，经红柳井子，直向北，经东盐湖西，达噶顺戈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莫贺延碛”)南侧，沿碛南之突出山、龙头山，转西北至鄯善(即辟展），径兰干至髙昌。“横坑”“五船”今不可考。“横坑”，或即今哈密以南之东盐湖洼地。“五船”，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云：“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之五船也。”此说不确。清代之小南路，乃哈密往西北，经头堡、二堡、三堡、一湾泉、七角井，折西南，经东、西盐池、七克腾木、鄯善至吐鲁番的道路。另有南路，由哈密经三堡，西南行，经四堡、五堡、十三间房，沿噶顺戈壁北缘，经鄯善、鲁克沁至吐鲁番。此两路均为《周书异域传》所称之“伊吾路”。东汉之北道既不经伊吾，其道当更偏南，故“五船”不当在小南路。按，“五船”乃对“雅丹”地貌之形象称呼。“雅丹”地貌在正当风口处，多作长条形分布，顶上平而四周截立，形象似船。故“五船”或指鄯善以南之风蚀沙丘地，唐称“大沙海”，宋称“大患鬼魅碛”，今称“库木塔格”者。玄奘、王延德均经由此砂碛以北抵高昌。东汉北道似亦绕道此沙碛之北。鄯善，清代名辟展，《魏书高昌传》称“白棘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白力城”，《王延德行记》称“宝庄”。《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所称“五船北”，或指同一地点。

    据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于今吐鲁番盆地南部艾丁湖北岸，有一东西向古道，自鲁克沁东南之得格尔，经穷阿萨、乌盘土拉、毕占土拉、卜柯洛克土拉、阿萨土拉，至屋威梯木，转西南至托克逊。沿途有古时营堡遗留之土墩。“土拉”，即突厥语土墩之义。在卜柯洛克土拉旁有古渠，东西环绕，墩后有塘，距墩二、三里有古时田亩遗迹，疑为古时屯田之所。此东西行古道，或为汉唐以来通西域之大道。凡高昌往龟兹者，由得格尔西北行，经鲁克沁、洋海、高昌、交河城，转西南行，经布干土拉、大墩子、屋威梯木、托克逊、苏巴什、库米什、乌什塔拉、和硕、焉耆，出哈拉沟(唐代之铁门关位于此），经库尔勒、库尔楚气与西汉北道合，经野云沟、策大雅、轮台，至龟兹。若由得格尔径直经焉耆往龟兹者，则直西行，至屋威梯木，与交河至托克逊之大道汇合。唐时称“银山道”。此道在得格尔以东，似东南行，绕库木塔格南，于阿齐山附近折向东，与经由“五船北”的道路汇合。故此道较经“五船北”的道路更直捷。盖戈壁平野，歧路纷纭，行旅为取便捷，多任自选择。但上述两道多临风戈壁，地少水草，行旅艰难。故《北史西域传高昌国》云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伊吾路”，如前所述，东汉即已开辟，唯未成为主要交通干线，且均南行至敦煌。自伊吾向东南至晋昌玉门关的道路，大约于北朝前后开辟。隋时玉门关东迁，故《隋书北狄传西突厥》云：“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Q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可知此时之玉门关巳东迁至晋昌县境。按，晋昌即今甘肃安西县苦峪城遗址，唐玉门关遗址位于今安西县双塔堡。

    东汉南道与西汉无大变化。但此时，玉门关与阳关的道路，已各有特定走向，出玉门关者为北道，出阳关者为南道。

    综上所述，可知《魏略西戎传》所载之新道，实为东汉之北道；中道实为西汉之北道。故黄文弼先生认为，《汉书西域传》所记人西域的道路，实为东汉的路线，此意见似有一定道理。但《魏略西戎传》所载入西域的三道，为魏晋时期的路线，由于疏勒河以北之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原绕道湾窑、哈拉齐之路线，巳无必要。故中道虽为西汉之：lC道，但于都护井至居卢訾仓段，走向已有改变。“都护井”似即榆树泉。由榆树泉西北行，渡疏勒河，经戈壁和风蚀台地群(亦即陈宗器先生所称之“迈赛群”），至库姆塔格沙漠北部突出部，与西汉北道合，然后至居卢訾仓。此道较西汉北道省一半路程。这条道路正是陈宗器先生当年所经的路线。

    魏晋南道，为避三陇沙之险，移往库姆塔格沙漠以南。经实地调查，于今敦煌南之崔木土沟南，与汉南道分歧，经葫芦斯台、安南坝，沿河尔金山北麓，过红柳沟口，至米兰，转西南至若羌。这条道路即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5所称之“汉南道”。因此道经婼羌北境，故《魏略西戎传》称“经婼羌转西”。自魏晋以来，为河西入南疆之捷径。唐代玄奘、岑参由南道至敦煌，均取道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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