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宇

    自从斯坦因把敦煌大方盘城似是而非地比定为古河仓城，用一块画饼打发了人们的饿腹之后，大方盘城摇身一变成了河仓城，而真正的河仓城竟没人再去寻找了。

    坐落在敦煌古城西北80公里、玉门关东北11公里、汉长城南面、丝路古道北侧的大方盘城，本是汉晋时期敦煌郡西部边塞的一座军用仓库——昌安仓遗址（图1)。遗址大体近正方形，坐北朝南，四面墙垣皆巳坍塌，残基可见，南北二垣各长150米，东西二垣各长155米，周回610米(图2)。城内稍靠北部有一座横亘东西的自然土台，高约1米。台上土筑仓房一座，东西长132米，南北宽17米，中筑隔墙两道，间隔成三大间，每间均南面开门；顶盖早已坍塌。四壁，除南壁多处颓毁，仅存残壁数段，其余东、北、西三面墙壁尚在，残髙平均6米，最髙处6.7米，南北壁上部和下部整齐地排列着三角形通风孔两排；墙厚1.5米。仓房四外12米原有围墙一周，今存东、北二面残基，四角各筑墩台一座，西南墩台犹存，髙约7米，其余三墩均巳塌毁，仅见基址。西南墩台建在一个较大的自然土台上，还另有房屋残基，可能是廨署所在。

    城外垣北及东北百米外为湖滩，西至东南为髙起坡地，东南髙坡上有汉代残烽火台一座(图3)。

    一、大方盘城被误断为河仓城的经过

    1907年5月，斯坦因来到这里考察发掘，把这座废址编号为T18遗址。他根据城内主体建筑大屋高墙、上下两排通风孔这一特殊形制推断，认为应是仓储库舍。他说：

    距古玉门关（指小方盘城——引者)五英里左右，在商道旁边长城后面，有一座庄严的遗址。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全长五百六十英尺左右。这种遗构的用途，起初很不明白，坚厚的砖墙(墙系土筑，无砖——引者），至今有些处所虽还足足有二十五英尺高，而只开几个孔穴，显然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外围墙内有内围墙，四角有碉楼。建筑的奇特，使我们猜了许夂，以为这是用作长城线军队移动以及官员同政治使节取道靖路时供给一切的仓库。后来，在内围墙一角垃圾堆中得到许多中文木简，筒上说到从敦煌沙漠田输送粮食以及储存的衣物等等，于是把这种猜想充分证实了。斯坦因的推断很有见地。但是，他由此进一步导出此地就是古河仓城的判断，却是过头一步终成谬误了。他在1921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兴奋地宣布了这一结论。他说：

    我们没有直接的考古学或其它有文可凭的证据来断定这个军用仓库被停止使用的大概年代。可是，大约在公元2世纪中叶时，边防驻军停止驻戍。此后的年代里，这个军用仓库便没有充分地继续使用（此言未确。1944年夏鼐、阎文儒在此发掘出的泰始十一年——公元275年《乐生碑》，证明公元3世纪后期还进行过重修——引者）。幸运的是，这个已废弃的建筑物的巨大规模，似乎已经使我们确信它在敦煌当地的传统和环境中引人注目的地位。我们把它归功于唐代有关的两篇文章中所做的简洁的介绍，它解决了一些意料不到的问题和其它有关敦煌当地的论题。它们全保存在千佛洞藏经洞的原稿中，其中一部是《敦煌录》。翟理斯博士译自我收藏的小册子中，并且加了旁注。它写道：“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我认为，不容置疑，T18烽燧(斯坦因对大方盘城的编号——引者）所在的军用仓库废墟正在这里。正如第78号地图（斯坦因的助手拉姆辛所测绘的中国西部地图。其第78号图为敦煌地图，测绘时间为1906年8月——引者注）所显示的，它的方向在（敦煌)城西北是正确的，并且它所指的距离也就是50英里，大致接近实际距离。我已给出充分证据证明位于亚洲中心的唐代中国所用的丈量路程长度的单位“里”，大约是五分之一英里（按：一英里折合唐里345里，50英里则为唐里172，5里。斯坦因的换算有误，按斯坦因的换算则为250唐里——引者注)。

    图1大方盘城内的仓库遗址20多年后，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对斯坦因这一说法予以肯定，他说斯坦因据《敦煌录》所记，以为大方盘城即古之河仓城，其说是也。”

    其后，向达先生又在《两关杂考》附注6中再次申明大方盘城，斯坦因据其所得石室本《敦煌录》，谓古名河仓城。

    1944年随向达、夏鼐同来敦煌考察并在大方盘城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阎文儒先生，于1951年发表《敦煌史地杂考》，持有同样观点。他说：

    (自小方盘城东行）40里大方盘城（按：小方盘城东北去大方盘城实为11公里。此云40里——20公里，当系沿袭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5“汉玉门阳关路”条之误——引者）。此城长方形(按：此城实为正方形，此所谓长方形者，乃指城内仓房遗址——引者），内隔成三段，四壁尚完好，北壁上下俱有小洞，因系仓库，用以通风。石室本《沙州城土镜》云：“河仓城，州西北二百四十里。”又《敦煌录》云：“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按玉门关距敦煌三日程。土人云：270里。大方盘城距玉门关40里，则距城亦相当二百三四十里之数也。余等于此处掘得泰始十一年石碣一，足证此城晋时仍为仓城，唐时始废。

    通过向、阎二位先生的介绍和进一步申论，大方盘城即河仓城的说法得到广泛传播，数十年来，已成定论而深入人心。

    笔者过去也曾一度信从此说。近年从事瓜沙史地研究，在清理文献和实地考察中渐对斯坦因的结论产生怀疑。去冬今春又两次前往大小方盘城一带考察，终于觉得不能不说说自己的不同意见了。

    二、为什么说大方盘城不是河仓城？

    当年斯坦因定大方盘城为河仓城，主要是根据下面三个条件作出推断的：

    1.是从大方盘城建筑形制特点和所出汉简分析，有足够的理由判断为边塞仓城。这一点同《敦煌录》载河仓城“古时军储在彼”之说相合；2.是从大方盘城的位置来看，与《敦煌录》记河仓城在“州西北”亦相合；3.是从大方盘城距沙州城的里距来说，同《敦煌录》关于河仓城距沙州城“二百三十里”之说“大致接近”。

    向、阎二先生以及很多学者也同样基于这三个“相合”或“相近”而赞同斯坦因之说。其中前两个“相合”，至今仍然确定无疑。但这两个“相合”，并不足以决定大方盘城必是河仓城。就目前所知，处在敦煌西北的古代仓储，除大方盘城之外，还有昌安仓、西候仓、玉门仓和居卢訾仓等。都具备“仓城”和“西北”这两个条件，因而都有可能是河仓城。但斯坦因以及其他人之所以不认为上举诸仓城是河仓城，主要是鉴于距州里程不合。而斯坦因恰恰是在里程问题上有所失误，从而导致了判断错误。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揭示斯坦因判断上的失误，从而证明大方盘城并非河仓城。

    (1）首先从大方盘城距州里程来考察。

    河仓城距沙州城的里程，古有三说：

    A.最早的说法是242里。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古阿(河)仓城，周回一百八十步。右，在州西北二百册二里。俗号阿(河)仓城，莫知时代。其城颓毁，其趾(基址)犹存。”与此说同属一系的，还有《通典》和《太平寰宇记》。《通典》174敦煌郡条载：“(敦煌)西北到河苍(仓)烽二百四十二里，与废寿昌县分界。”

    《太平寰宇记》因袭《通典》之文，不烦赘引。此二书仅言河仓烽而未及河仓城。论者以为烽、城同名，且同在沙州城西北242里，必是烽、城相依，同处一地。《通典》及《太平寰宇记》说的虽是河仓烽，但可以认为其中也透露着河仓城之所在。

    B.五代抄本P.2691《沙州城土镜》云河仓城，州西北二百四十里。”只比《图经》所载少2里。但毕竟稍有不同，聊作一说。

    C与《沙州城土镜》同一时代的《敦煌录》记为230里(全文巳见前引）。又比《土镜》少10里。

    以上三种说法在里程记载方面各有一些盈缩，可能是道路变动带来的差异。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使由沙州城循捷路去河仓城，亦不少于230里。而大方盘城距沙州城究竟多少里呢？

    斯坦因根据78号测绘图说是50英里，笔者折量78号图的英里数与斯坦因相近。但斯坦因把1英里换算为5唐里，计算结果，大方盘城距沙州城250唐里，同《敦煌录》230里相去不多，用斯坦因的原话说是“大致接近实际距离”。但斯坦因的换算是错误的。实际上，1英里折合3.45唐里，50英里为172.5唐里。这个里数同大方盘距沙州里距大体接近，而同河仓城的里距几乎相差70里，很不相合。如果当年斯坦因在换算上不出差错，他或许不会那么肯定大方盘城就是河仓城。

    阎文儒先生又提供了另一个数据。他说玉门关距敦煌三日程，土人云270里。大方盘城距玉门关40里，则距城亦相当二百三四十里。”阎先生所说的“土人”为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土人”说的对不对。笔者搜集到好几种里距资料，竟无一可与土人之说相呼应者。今举具有代表性的六例于下：

    1.雍正初年编撰的《甘肃通志》卷11《关梁》门记沙州外境西北二路云一路至乌鲁斯太一百里，六十里至塔尔布津。”(《重修肃州新志》及道光本《敦煌县志》所载同。)乌鲁斯太，又作葫芦斯太，即今敦煌西北之大泉，塔尔布津，又作跌烈半金，即今大方盘城。此云敦煌至大方盘城为160里o2.光绪十五六年间（1889~1890年），新疆巡抚刘锦棠、护巡魏光焘先后遣副将郝永刚、参将贺焕湘和都司刘清和勘察并实测敦煌以西道路，“各有图记”。陶葆廉据以录载其道里为出敦煌西门，渡党河，北行戈壁，七十里碱泉，五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盘城。”(《辛卯侍行记》卷5《汉玉门阳关路》)此亦云160里。

    3.吕钟《重修敦煌县志》(抄本)卷3《交通志》：“新疆婼羌县畏吾尔口述：由敦煌西行，九十里至小塘，有泉水美草；又七十里至人头疙塔，有泉水美草；又五十里至大方盘。”

    宇按小塘，今名青土塘，在敦煌西北29里。此云“九十里”，实为笔误。此记敦煌至大方盘城为149里，较上二说近11里。

    4.吕《志》又引谢彬《游记》云出敦煌城西门，行戈壁中，过三十里人戈壁，七十里碱泉(宇按：应为大泉），五十里大方盘。”此云敦煌至大方盘城150里，比前引之维吾尔口述多1里，比《甘肃通志》及《辛卯侍行记》少10里。

    5.向达《西征小记》记述他于1942年10月去玉门关的里程为一道出敦煌西门，过党河，经飞机场(宇按：抗战时敦煌飞机场在今七里镇），西北行70里头道沟……更20里人头疙瘩；或则出敦煌西门后，过党河即偏西北行，自飞机场北，取道武威堡入戈壁，70里碱泉子……自此西北行20里至人头疙瘩与头道沟之道汇，为程亦90里。唯取头道沟以至人头疙瘩，俗云90里，实在百里左右，视碱泉子一道为稍远(宇按由武威堡西北穿戈壁经碱泉子至人头疙瘩，为戈壁路，当地称为旱路；由敦煌向西北，过肃州堡、孟家桥折北经头道沟至人头疙瘩，为水草路，当地称水路。）……自人头疙瘩，以西70里至大方盘城。”此云敦煌至大方盘城为160里，与《甘肃通志》及陶葆廉述郝永刚等“图记”里数同。

    6.笔者多次乘汽车去大小方盘城考察，每次皆逐段抄录汽车记里表之里程。最近的两次考察是1990年11月28日和1991年5月31日进行的。这两次行走的是同一路线，即斯坦因78号图所标示的路线，古称碛路，现在敦煌人称旱路。前一次是分四个大段录记里数，后一次分11小段录记里数，两次的记录，全程都正好是140里。其中第二次记载沿途地名较多，里程分解较细，现弓I录如下：自敦煌党河桥东头起，西行，折北复折西，8公里孟家桥芒硝厂，自此出绿洲入戈壁；西北27公里碱泉子；西北5公里南泉；西北3公里石门子；西2公里土门子；西3.5公里捷门子；西3公里大泉；西略偏西南4公里西园湖；西5.5公里酥油土；西6公里波罗湖；又西8公里大方盘城。计自敦煌党河桥起至大方盘城70公里。

    上面，笔者弓I录了六家里程数据。起点皆自敦煌新城，若以沙州故城西门为起点，则需扣除2里。如此，自沙州故城至大方盘城里程分别为：158里，148里，14里和138里。

    总之，多者158里，少者138里，最大里差20里。里差出现的原因i要有两个：一是各人走行的路线不尽相同，故里程亦有不同；二是量度手段及其精确程度有所不同，故所得里程亦有不同。比较呵言，要以汽车记里表的数字最为可靠。我乘不同的两部越野车在同一路线上跑了两次，两板的记里数完全相同，所以应该最为可靠。但笔者却宁愿取160里这个里距。这是因为古来马、驼、人行，多走水草路，而160唐里正是这条传统路线的里距。

    至于斯坦因所计算的250里，主要是换算上出的错误；阎先生所说的230里或240里，是听闻得来而未经核实的数字。斯、阎这两个数据都远不符合实际里距，应当予以否定。250里到230里的数字既被否定，大方盘城同河仓城位置的矛盾也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怎么可以随意把160里处的大方盘城硬定成230里处的河仓城呢？

    (2)再从大方盘城同河仓城二者规模的对比来看，大方盘城远远大于河仓城。

    《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河仓城“周回一百八十步”。唐制一步5尺，唐尺一尺合31.1厘米。则180步(原文误以150步换算。经询作者，应按180步换算。以下数据，皆作了相应的改变。——编者注)为900唐尺，折公制279.9米。

    大方盘城据余步测，南北二垣各长150米，东西二垣各长155米，合计周长610米。相当于河仓城的2.2倍。二者规模悬殊过大，显然不合。

    我们退一步再拿河仓城同大方盘城内仓房的规模加以比较。前已言之，此仓南北二壁长132米，东西二壁各长17米，合计周长298米，仍然超过河仓城65米。同样不能相合。据此可证唐人所说的河仓城既不是大方盘城，又不是大方盘城内的仓房。规模对比上的悬殊足以说明这一点。

    (3)还可以从两座仓城的破坏程度上加以比较。《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河仓城“其城颓毁，其趾(基址)犹存”。这就说是，在初盛唐时河仓城的地面建筑已毁坏殆尽，仅能从残基余痕上揣摩它昔日的存在了。如今，在经受了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之后，河仓城那点儿残基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方盘城的外垣如今亦是仅存基址，但它600多米的周垣，岂是仅有200多米的河仓城得以望其项背的？至于大方盘城内的仓房，除了屋顶整个塌毁外，其四壁大部分仍矗然兀立，甚至房壁上下两排三角形通气孔依然基本保持原形。如果把这座仓房当作河仓城的话，它比千余年前唐人所见还要好得多，即使今天来记述这座仓房的现状，也还不能用“其城颓毁，基址犹存”这样过分的描述语。通过二者破坏与保存状况的对比，我们又可以看到，唐人记述的河仓城并不是大方盘城。

    (4)最后，还可以从大方盘城、河仓城同曲泽烽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同样足以判断大方盘城并非河仓城。

    《沙州都督府图经》“古长城”条记载沙州境内长城起止云：“古长城……东自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唐阶亭烽在今安(西)敦(煌)公路所经之芦草沟北十余里，此烽西南有阶亭驿。曲泽烽仅知在沙州境内汉长城西端，具体位置失载。向达先生推测：“自小方盘西行30里为西湖，俗名后坑子，泽中芦草丛生，形稍屈曲，自西北略偏东南，古所谓曲泽，或即指此。”

    今后坑东侧有残烽火台，斯坦因编号T11，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20，据此处出土汉简考证，知其为汉代的临要燧。由此燧循古道东南去沙州为程99公里，按照唐里折算唐里为466.5米为212，2里，同曲泽烽距沙州之里程基本相符。可能就是唐代的曲泽烽。

    河仓城距沙州230里，当在曲泽烽以西18里显明钽(斯坦因编T8，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16)东北方某处。显明燧东北侧有一条河，从东南火烧湖流来，穿过长城，向西北流去，消逝于显明燧东北沙漠中。古代水势较大，可能继续流向西北10里许入疏勒河。河仓城的得名或许同这条河流有关。

    根据曲泽烽距沙州的里程(212里)判断，河仓城在曲泽烽西18里，而大方盘城则在曲泽烽以东52里。据此亦知，大方盘城必非河仓城。

    三、大方盘城史简述

    从遗址考察和出土汉简及石碣的研究大体知道，大方盘城为西汉始建、西晋重修，距今已2000余年。仓城平面面积23250平方米，仓房平面面积2244平方米。靠近水源的仓址选择在一个隐蔽的低洼地带，这里正好有一个髙出地面的自然土台，把仓房建在土台上，又可防潮防淹，选址煞费苦心。仓房四外12米筑有围墙一周，四角有高大墩台，仓城东南300米髙坡地上置烽火台一座。在西汉建塞之初，这里即靠近前线，便于供应；又在玉门关内，安全保险。总之，从其规模、形制、配套设施、选址及地理位置诸条来看，都是汉代西部边塞的一处重要军储所在。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伐大宛，统军“出敦煌者六万人”，自备盘费随军而行的家属僮仆还未计算在内。又“发七科谪”罪人“及载精”人夫为李广利大军补充兵员和运输粮械，敦煌成为进军大宛的基地。而大方盘城即设在边关，必是靠近前线的供应基地。这里储存着大量的粮食和武器装备，既需要有较大的仓库，又需荽保证它的安全，所以在玉门关以内的古道北侧修了这座大仓库，并为库房加修内外两道围墙，内围墙的四角修建了四个高大的警戒台，又在外围墙东南1里的髙坡上专门修筑一座烽火台，为库藏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

    1907年斯坦因在这里挖掘出土的汉简中，有一枚这样写道昌安惠十一日支民”。（斯坦因编号T181：10，吴扔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统一编号为2104简。以下简称“统号”)此简是关于昌安仓一个叫做惠的人(可能是经管吏员)于某年某月十一日支付物品的记录。相当于现在的流水帐，按汉简分类术语来说叫做“出人簿”。

    昌安仓的“出入簿”在这座仓城内保存并发现，那么这座仓城当是西汉的昌安仓。“昌”，盛也，引伸有充盈之义；“安”，平安，稳固也，以“昌安”为名，寄予此仓既充盈无匮，又牢固安全的期望。

    关于此仓，汉简中保存资料极少，1979年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玉门关外马圈湾遗址(汉代候官燧，编号D21)，掘出两枚有关昌安仓的汉简：

    上一简是指示某人按照昌安仓“券”上的数量，核查遣车运输中有什么问题。下一简仅存3字，是指令某人前往昌安仓报到。

    斯坦因还在小方盘城北3.2公里汉宜秋燧遗址(斯氏编T15a，甘博编号D27，东距大方盘城6，5公里)掘得纪年残简一枚，文曰：

    永平十年十一月廿八日，日定时，宜秋卒杨生同昌安。（统号1977，斯坦因编号T.15a.i：12，沙畹编号G535)此简记载宜秋燧卒杨生同与昌安仓发生的某种联系，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其纪年为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表明昌安仓在东汉前期仍存在，这对考证大方盘城存废年代是一条十分难得的资料。

    此外，马圈湾遗址还出土几枚有关仓亭燧的汉简，《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者认为，仓亭燧当是大方盘城东南侧髙地上的烽火台（见《敦煌汉简释文》327页）。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先将《敦煌汉简释文》一书收录的有关仓亭燧的几条简文录之于下，以供稽考：

    864A号汉简，由于字残句泐过甚，难予阐释；1065A号简是通知仓亭燧长周通成速速乘马到府诣会；1065B号简即前简背面所书，是记载周通成及本候官的候长、候史三人均已乘马行诣，当是前简执行情况的记录。

    简中所谓“府”，指玉门都尉府；“在所候”，指仓亭燧所从属的“部”候，即该燧的顶头上司。汉代边塞都尉府下辖若干候官，候官下辖若干“斥候部”，部的长官叫做候长，候长的助手叫做候史。部以下辖若干个烽燧，各燧有燧长，燧长领燧卒2至6人。简文所的“候长、候史”即部的长官与次官；周通成为该部所属仓亭燧燧长。据简文可知，仓亭燧长周通成和他的上司某部候长候史是通过马圈湾(即候官燧)奔赴玉门都尉府的。已知玉门都尉府在马圈湾东11公里小方盘城，那么仓亭燧及其上司某部皆当在马圈湾以西甚明。至于大方盘城，却在马圈湾以东20多公里。据此，笔者认为仓亭燧不可能是大方盘城烽燧。

    根据第二节中的考证，我们知道河仓城当在候官燧以西的显明燧附近，那里仍是玉门都尉府的辖境。因此笔者推测仓亭燧或许同河仓城有关，而同大方盘城不相干。

    如此说来，仓亭燧简的出土，反而为笔者关于河仓城在候官燧以西的推测提供了有益的参证。

    1944年，夏鼐、阎文儒在大方盘城内东侧土台内掘得西晋石碣一，文云：

    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乐生。

    向达先生考证认为晋武帝泰始只十年，十一年乃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其时敦煌正令狐氏窃据一隅，又以与中枢迥隔，是以改元逾岁，而石刻犹作泰始也。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建置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夏鼐、阎文儒亦同主此说所论可信。唯向云“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宁零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云云，余意当正之为：“指大方盘城之重修而言”，“泰始十一年重修大方盘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是此仓城，西汉始建，东汉永平间继续使用，至西晋泰始中，仍在使用并加以重修。下至唐贞观四年(630年），置伊吾、纳职、柔远三县，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髙昌，显庆二年(657年)平贺鲁，“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落列置州县，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大都护府)”(《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至此，唐朝疆域远远越过敦煌而达中亚。敦煌成为后方，玉门、阳关汉代旧塞巳失去边防作用，昌安仓这座边塞仓库亦随之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昌安仓之废弃，至迟当在此时。

    从唐到明1000年间，昌安仓失去记载。清康熙五十四年进军嘉峪关外，收复瓜沙二州。雍正三年(1725年），于沙州故城置沙州所，雍正四年升为沙州卫，仅有卫户43户，自本年起至雍正七年，自西北56州县新招民户2405户，荒芜之地，始渐布人烟。而新来移民多不知当地古迹本名，或沿用明代土鲁番蒙古占领者的旧名，或另起新名。呼大方盘城为“塔尔布津”(雍正初年《甘肃逋志关梁》），稍后，又写作“跌烈半金”(乾隆初《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志》)。盖皆蒙语“都尔伯勒津”之音译，义为方形城(《乾隆钦定西域同文志》卷1)。随着移民文化日趋成熟，对蒙语音译名词改为义译，于是塔尔布津改称方盘城。乾隆十六年（1751年)九月立于敦煌北178里的《青墩峡之碑记》云“青墩为黄墩营迤北之要隘，东连瓜州，西抵方盘城”，方盘城之名首见于此。后因与小方盘城加以区别，乃改称为大方盘城。至光绪十七年陶葆廉着《辛卯侍行记》，于卷5《汉玉门阳关路》大方盘城下注云：“废垣，无人，汉玉门关故地也。”表明大方盘城曾被误断为汉玉门关。至1921年，斯坦因发表《西域考古图记》，再被误断为河仓城。斯氏此说，竟左右舆论70年，至今始得加以驳正，亦可见治瓜沙史地之学非易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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