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三京

    1233年10月，权倾一时的丞相史弥远去世了。在登基八年之后，宋理宗终于能够亲政了。与他的好几位祖先一样，这又是一个“时刻不忘恢复大计”、“急欲洗濯三十年积弊”的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励精图治的决心和能力，他立刻决定将第二年的年号改成“端平”，还“诏求直言”，罢斥史弥远一党，召回了被史弥远贬谪的真德秀等十几名大臣，对他们委以要职。一时间俨然成了明君，史称“端平更化”。

    仅仅这些，理宗显然觉得是不够的，他还要拓展疆土，恢复中原，建立他的中兴伟业、不世功勋。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黄河以南领土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没有骑兵，军队的机动能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蒙古向宋朝宣战借口。就连赵范部下的参议官邱岳，亦认为不应破坏盟约；史嵩之、杜杲等也说宜守不宜战；参政乔行简更是上疏谏阻，所言最详，其表曰：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大有为之资，当有可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后治外。陛下视今日之内治，其已举乎，其未举乎？向未揽权之前，其敝凡几？今既亲政之后，其已更新者凡几？欲用君子，则其志未尽伸；欲去小人，则其心未尽革。上有厉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务任责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贪墨之令，而州县之黩货不知盈厌者自如。欲行楮令，则外郡之新券虽低价而莫售；欲平物价，则京师之百货视旧直而不殊。纪纲法度，多颓弛而未张；赏刑号令，皆玩视而不肃。此皆陛下国内之臣子，犹令之而未从，作之而不应，乃欲阖辟乾坤，混一区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尽如吾意乎？此臣之所忧者一也。

    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唯利是顾，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转移固结之，遽欲驱之北乡，从事于锋镝，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况乎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厄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备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时江、闽、东浙之寇，皆藉边兵以制之。今此曹犹多窜伏山谷，窥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又动其奸心？此臣之所忧者二也。

    自古英君，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举事。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借曰帅臣威望素著，以意气招徕，以功赏激劝，推择行伍即可为将，接纳降附即可为兵，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饷，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今陛下不爱金币以应边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后，兵事未已，欲中辍则废前功，欲勉强则无事力。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纵使东南有米可运，然道里辽远，宁免乏绝，由淮而进，纵有河渠可通，宁无盗贼邀取之患？由襄而进，必负载二十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若顿师千里之外，粮道不继，当此之时，孙、吴为谋主，韩、彭为兵帅，亦恐无以为策。他日运粮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此臣之所忧者三也。

    愿陛下坚持圣意，定为国论，以绝纷纷之说。

    乔行简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但只说到了知己知彼的“知己”一半，关于“彼”的情形，乔行简尚不曾提及。关于蒙古军队的编制、战略、战术、战力等情况，当时宋朝的大小官吏知道的很少，不了解敌情就试图贸然兴兵，南宋可谓未战便先输了一半。

    然而，诸多忠臣良将苦口婆心地劝谏，却被收复三京鬼迷心窍的理宗置若罔闻。沉醉在中兴大宋美梦中的理宗皇帝，一面虚与委蛇地表示从善如流，一面又固执己见地颁布了“端平入洛”的出师檄文：“蠢兹女真，紊我王略，遂至同文之俗，半为左衽之污……因彼鹬蚌之相持，甚于豺狼之交啮。百姓至此极也……痛念君师之责，实均父母之怀。乃敕元戎，往清余孽。”总的意思就是说，当年这里就是我的地盘，现在蒙古人和金人打仗，老百姓受苦了，我要解民于倒悬，派兵救你们来了！

    由于理宗亲自拍板，朝廷最终决定发兵入洛，但发兵入洛能否成功实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成了关键人物。当朝廷把这一决定告诉史嵩之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己见；在两淮军出动之后，理宗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诱惑他参加，竟也被他一口回绝！

    西据雄关，北凭黄河，如同金朝后期那样与蒙古抵抗。当年北宋依靠这条防线只抵抗住金兵几个月，金朝依靠它也只抵抗住蒙军几个月，而此时的理宗和赵范、赵葵兄弟，却仿佛认为可以用它来永久地抵御强大的蒙古。

    在宋理宗赵昀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下，南宋的军队和物资开始在淮河前线迅速集结。宋军的意图是，由知庐州的全子才为前锋，率淮西兵一万人从庐州出发，由寿州渡淮河到亳州，再向北直扑汴京；由淮东制置使赵葵为主将，率淮东兵五万，准备先攻占泗州、宿州等淮河流域地区，而后也折向汴京与全子才会合。同时加封赵葵为南京（今河南归德）留守、京河制置使、兵部尚书，作为前线的总指挥。另外派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作为全局的总指挥和总后援。

    理宗只派两淮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确实有些异想天开。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才能拒蒙古人于黄河以北。本来十五万都是很不现实的数字，金朝用了四个十五万最终都守不住黄河，南宋的百战精锐能够一个当金兵五个吗？何况宋理宗还一下子将兵力削减到六万，既要抢占要塞，攻城夺地，又要建设防线巩固河防，而且还是在刚经历了十多年战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地区。此时，心血来潮的宋理宗已基本丧失了理智。

    1234年（端平元年）6月，自不量力的宋理宗正式下诏出兵河南。12日，已至庐州，不久又以被晋升为关陕制置使的全子才为主将，率淮西军万余人作为先遣部队，首先从庐州出发，向寿州、蒙城、亳州方向前进。不久，赵葵亲率宋军主力淮东军五万余人向泗州、宿州进发，两军约定会师汴京。就这样，端平入洛开始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战争之一的、一场将要决定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生死大决战的序幕正在悄悄拉开，它的意义之大可能人们在数百年之内也看不到。

    滚滚的长江一刻不停地向东奔流着，它可曾知道，不久之后，人们的鲜血将会染红这条大江吗？也许，对它来说这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吧。

    全子才指挥的宋军先遣军，很快到达了进军出发地寿州，并于6月18日从寿州出发，北渡淮河。离开宋境不久，一片劫后余生惨相就展示在宋军官兵面前，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偶尔有几个劫后余生的居民，也只是在一旁悄悄地望着他们，或是来乞讨一些食物。6月21日，宋军抵达蒙城，“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22日，宋军抵达当年曾被称为“小东京”的著名繁华城镇城父，发现城中未毁的建筑只剩下官舍两三处，民居十几家而已；24日，全子才军进入亳州，获得了出师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守城官兵七人向他投降！

    更糟糕的是，知道宋人出兵的消息之后，蒙军竟然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寸金堤”，仅仅从这个名字，我们就不难想象出这一堤防的重要程度。寸金堤一旦被掘开，黄河顿时改道，豫东尽成泽国！事实上，过了淮河不久，宋军就必须在泥泞中前进了。

    虽然不断有谍报传来，但宋朝君臣怎么也想象不到，蒙古人的破坏性竟然是这样的强！欧洲历史学家记载，在蒙古西征大军通过之后，从中亚到东欧，出现了一条数千公里长、数百公里宽的无人地带。而在中原地区，这个不久以前还是世界上最繁华富庶的地区，已是“寂无烟火，骨殖横道”。蒙军的破坏力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宋军将士很快就失去了刚出发时的亢奋，一路看到的这一切仿佛一股阴云笼罩着他们。不过他们毕竟是两淮军的精锐之师！要知道，在南宋第一线的三个战区中，两淮战区由于直接掩护着临安府的正面，因而是最受重视，兵力最强的战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宋军的精锐也是不过分的。因此，即使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也还是坚持在泥水中跋涉着前进，“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在近乎无人的水网地带跋涉了二十天之后，全子才军终于在七月初二抵达汴京城东。

    宋军刚到达汴京城外不久，就与投降蒙古的金朝官吏李伯渊等人取得了联系。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宋军要比蒙古人可亲得多，这里毕竟是北宋的故都，居民大多也都是汉人。蒙古派原金降将崔立留守汴京，崔立平时骄横跋扈、为所欲为，都尉李伯渊、李琦素为崔立所虐待，他们对崔立早已恨之入骨。平常被逼无奈，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发作；今闻得宋军来攻，悄悄与宋通书约定投降，李伯渊假意与崔立商量守备，趁其不备，随即拔出匕首将其刺死，再把崔立的尸体系在马尾，号令军前说道：“崔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所无，应该杀么？”百姓齐声应道：“该杀！该杀！他的罪恶，杀兴还嫌轻的。”李伯渊当下割了崔立的首级，尸骸横在街上，军民脔割，顷刻而尽。后打开城门，迎接全子才军入城。兵不血刃收复汴京的胜利多少鼓舞了一些宋军的士气，他们终于进入这座从他们曾祖、高祖时代就梦寐以求和望眼欲穿要恢复的城市了！

    1234年，即南宋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大宋的旗帜在消失了一百零七年五个月整之后，再次在汴京城上飘扬，只是汴京已经不是当年的汴京了。当他们整队开进汴京开封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迎接宋军的，不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华都市，而是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的废都。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死于战火，就是被蒙军掳至河北“就食”，只有一对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老夫妻，站在街中心仿佛在迎接他们的到来。全子才离得很远便下马，步行走到这对老夫妻近前，深施一躬道：“多谢两位老人家夹道而迎，子才感激之至。”老汉眼含热泪看着全子才，显得异常激动，他一把拉住全子才的手道：“你咋才来咧，这些年你们都弄啥去了？”

    全子才一声长叹，塞给老汉一把散碎银子，然后翻身上马，率军入城。曾经拥有一百四十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已是满目疮痍、一片凄凉。可谓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更加始料未及的是，宋军在长途跋涉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粮饷已经不济，军中几乎没有存粮可言。如果说一支轻装的精锐部队只能勉强抵达这里的话，那么运粮的车队又该怎么办呢？

    由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坚决反对端平入洛，朝廷诏令史嵩之筹划粮饷，史嵩之上奏道：“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唯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慎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其大意就是，荆襄之地连年受灾，百姓民不聊生，再征调他们去运粮，他们就逃亡各地了，无家可归就必然当强盗了……

    史嵩之所说看似向皇帝诉苦，实则完全是制造借口。史嵩之在襄阳十几年，主要功绩在于经理屯田，至绍定元年，史嵩之已积谷六十八万石。一年前的冬天，京湖战区能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三十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洛阳提供军粮了么？非得要从两淮千里迢迢地转运？可见补给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没有协调解决好内部矛盾的结果。

    事实上，史嵩之找借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其个性而论，他是不愿意给人做嫁衣裳的。据关守河的策略是守将赵葵等提出的，如果成功了，无论怎样，头功自然不会落在史嵩之的头上，更何况史嵩之素来不愿与淮东制置使赵葵合作。二是自史弥远去世后，史氏家族虽然在各方面仍然受到优待，但相比之下，史家受到的优待，得到的重用，与弥远在相位时就大相径庭了。当时郑清之为弥合朝廷裂痕，达到和谐团结，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游似、洪咨夔、李宗勉、杜范等不愿与史弥远合作的名贤，这些名贤涵盖了朱学、陆学、吕学三个学派的知名人士，由他们共同来执政，朝堂一时出现振兴气象，被称为“小元祐”。但这一做法显然彻底改变了史弥远执政时期“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的局面。郑清之这种出于内外政治需要的对各学派人士主动示好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四明人，在“小元祐”的朝堂没有一个四明人（端平二年才算让四明人陈卓入朝任参知政事），结果郑清之不仅既得罪了四明人，也没有达到弥合朝廷裂痕的目的。相反，这些召还的名贤，尤其是朱学人士杜范等人，因曾得益于乔行简的提拔，便很快就与乔行简建立同盟，帮助乔行简谋相位以取代郑清之。在史嵩之看来这就是“迂缓这一套”。因此想复兴史氏家族，恢复四明人的地位，史嵩之觉得只能靠他自己了。这是史嵩之不愿同郑清之携手合作的原因。

    由于史嵩之关键时刻为了一己之私，置国家兴亡于不顾，宋军的粮草只能从两淮远道运来。而淮西方面，“自合肥部舟至京口支装，涉湖而江，又溯湖而淮，北过徐泗，南过盱眙，历濠梁，抵寿春”，转了这样大的一个圈子，还没有出淮西境！然后，再征用大量民夫运粮入河南。仅桐城一县，就出夫一万五千人之多！而淮东方面，由于黄河改道，也只能征用民夫运粮。其时六七月间，正值雨季，又要通过黄泛区，运粮的艰难可想而知！

    前线的将士们看到的是一座座空城和满目疮痍，但理宗皇帝所能看到的却只是一封封捷报。这几天大概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中兴的美梦仿佛就在眼前。得到收复汴京的消息之后，龙颜大悦的皇帝当即给前线将帅加官晋爵，分别任命赵范、赵葵和全子才为知开封东京留守、知应天南京留守、知河南西京留守，仿佛三京和中原的大片土地已经归南宋所有了似的。此刻的理宗已完全被自己的丰功伟绩所陶醉，甚至觉得即使是秦始皇汉武帝与他相比都失去了光辉！

    当上了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的赵葵，率领淮东军主力于7月20日赶到汴京。春风得意、忘乎所以的他，一见面就责问全子才道：“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趋洛阳潼关，何待耶？”全子才以实情相告：粮饷未集，无法进兵。按照宋军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确实应该直扑洛阳、潼关，完成对蒙军的战略布防。但是现实情况是根本无法出兵！饿着肚子的军队就算到了潼关又能怎么样呢？能顶得住蒙古人的突击吗？

    但是，贪功心切的赵葵却没有考虑这些。由于对全子才没有进兵的不满，赵葵解除了全子才的指挥权，把全子才留在汴京，改命他手下的徐敏子为前锋部队的监军，实际掌握前锋部队的指挥权。而前锋部队共一万三千人，是由四支部队拼凑起来，每支都只有数千人，而且彼此之间互不管辖，不设先锋官，以方便让徐敏子全权指挥。

    宋军部队拿到粮食之后，都纷纷叫嚷军粮太少，由于粮草不足，赵葵强令各军只带五日粮出发，就是这样，粮食仍然不够分配，只好让各军“陆续起发”。7月21日，也就是赵葵进入汴京的第二天，徐敏子率军离开汴京，向洛阳进发。之后，由杨义指挥原全子才部的淮西兵以及其他部队作为第二梯队，共一万五千人，在得到军粮后，去洛阳与徐敏子会合。粮草不到而分两个梯队出发的宋军，给蒙古军队的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粮食不足，徐敏子下令各军五日粮留作七日食用，将士们就这样半饥半饱地向洛阳急进。26日，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奉徐敏子之命，率领一支两百人的先头部队潜至洛阳，准备对洛阳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对宋军将士而言，收复洛阳是一场硬仗，但再硬的骨头也要啃！

    抱着必死决心的宋军两百人的先行小分队，当晚乘着朦胧夜色，突然鼓噪攻城。当这些抱着必死决心的勇士冲进城之后，迎接他们的情景甚至比突然冒出来十万蒙古伏兵还要令人震惊……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伏兵，没有守军，没有迎降的官员，甚至连惊慌的百姓也没有，洛阳已经完全成了一座空城。

    30日，徐敏子整军开入洛阳，收复三京的壮举仿佛已经完成了。可是，就在第二天，军需官报告军中携带的五日军粮已经在过去的七天里吃完了，部队开始“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消息，当天夜里突然有第二梯队的散兵逃入洛阳城中，向他报告：今天，杨义指挥的庐州强勇一万五千余人行军至龙门时，突然遭到蒙军骁将刘亨安部的伏击，全军覆没了。

    对徐敏子和宋军前锋部队的将士们来说，这不啻是一声晴空霹雳，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宋军将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而且还说明蒙军主力已经完成了对洛阳宋军的合围。“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直到现在我们都好像是坐在临安城里，看着前方宋军发回来的一份份战报，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蒙古人又在做些什么呢？

    蒙古人并没有闲着，主持中原方面军事的蒙军统帅速不台、塔察儿一得到宋军将要进军的消息，就立刻采取了四项措施：一、决开黄河南岸的“寸金堤”，使中原大地尽成泽国，阻碍宋军进兵及运粮。二、在三京及附近地区遍布“哨马”，“增屯设伏”，随时监视宋军的动态。三、留守部队撤出三京，将空城留给宋军，集中主力准备对分散在三京的宋军实施反突击，各个击破。四、命骁将刘亨安部埋伏于洛阳城东，准备首先拿进兵洛阳的宋军开刀。

    由杨义指挥的第二梯队一万五千人马，首先到达洛阳东面的龙门，钻入蒙古军早已设好的包围圈，迎接他们的是蒙古的骑兵。杨义统帅的宋兵，以弩兵为主，尚不知道进入埋伏，刚好在龙门休息煮饭，这时蒙古伏兵四起，元军前锋刘亨安率一彪军马突然杀到，宋军毫无准备，乱作一团。杨义见势不妙，仓促逃跑，部众遂溃。元军乘胜追击，追至洛水。宋军淹死在洛河中的不计其数，杨义也死于蒙古军的乱刀之下。剩下的也被蒙军在后面追杀，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前锋因为在那时往前探路躲过埋伏，逃到洛阳城中。

    我们已经看到速不台的这几项措施是如何一项项发挥作用，如何陷宋军于极端不利之境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宋军和蒙古军统帅的指挥艺术相差何其之大，诚所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端平元年七月，就在宋军发起端平入洛之举的同月，速不台派人飞报窝阔台大汗，建议发动蒙古大军，挥师南下。

    宋蒙开战

    蒙古汗国此刻正在召开规模庞大的诸王大会，大会的目的是为蒙古重新制定战略目标。窝阔台甚至颁发条令：“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会上大汗窝阔台与大将塔思（木华黎之孙）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窝阔台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尽以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回答道：“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浙淮，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

    这段话显然是经过了后来汉族文人润色过了的，但是意思还是很清楚。被说中了心思而大喜的窝阔台，当即下令塔思“与王子阔出总军南征”，不久蒙古军主力就向河南急趋。

    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诸王召开大会的时候，宋军背约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而窝阔台决心攻宋显然更是在大会以前。因此，蒙军的行动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蓄谋已久”！

    让我们先从蒙古高原回到洛阳城下。8月1日，取得龙门之战胜利的蒙军，乘势派先锋进抵洛阳城下扎营。在一般的情况下，宋军毫无疑问应该固守待援，以一万三千精兵守御洛阳坚城，以宋军之善守，蒙古人想拿下洛阳还真的要费些功夫。但此刻却不同，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没有援兵倒也罢了，没有粮草如何坚守？徐敏子召集诸将，议来议去，最终也只议出个“回师”一词。一群饥兵疲卒在强敌窥视之下“回师”，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这却是宋军的唯一生路，诚所谓：回师是九死一生，不回师是十死无生。

    8月1日当天，徐敏子率宋军东渡洛水，背水结阵，与已经逼近洛阳东南洛水沿岸的蒙古军对峙，准备向东突围；8月2日黎明，天才刚刚发白，战鼓声就划破了黎明的宁静，蒙古军开始了对宋军的总攻。可能是对名扬天下的宋军劲弩有所畏惧吧，蒙古军采取了一种不同往常的战术，以团牌为掩护拥近接战。蒙古军开始的时候气势逼人，一度将宋军分割为三块，但继续打下去他们却发现眼前的敌人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好对付。

    毕竟是两淮精锐，宋军战斗得十分顽强，在蒙军的猛烈突击下坚守不动。战至中午时分，宋军毙伤蒙古军四百余人，夺得团牌三百多只，两军仍然不分胜负。

    到这时为止，战场上宋军固然是没有输，但是战场之外的因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宋军官兵已经绝粮四天了！饥肠辘辘的战士们再经过大半天的激烈战斗，很多都开始体力不支。看到这样的情况，徐敏子只得再召集众将讨论突围事宜，由于向东突围已经没有希望，他们决定向南，向京湖方向突围。突围的开始就是悲剧的开始。

    蒙古军一发现宋军开始突围就立刻纵兵尾击。我们只要想象一下：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不停地追杀，结局可想而知。先前的战斗还能稳住阵脚的宋军，此刻已经溃不成军，几乎是毫无抵抗地被敌人屠杀。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宋将樊显、张迪等人战死，徐敏子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战马又被射死，只得步行从小路突围。他一路上收集溃散兵将三百余人，吃了二日桑叶，七日入梨蕨才得以生还。

    得知龙门与洛东两战宋军大败的消息之后，赵葵与全子才知道大势已去，于第二天开汴京东门，率领剩下的部队“班师而归”，轰轰烈烈的一场“端平入洛”的闹剧，就这样以宋军入洛的近三万精锐之师全军覆没，三京再次丢弃而告终。这次“收复失地”的美梦醒得竟然比一百多年前的那一次还要快，而随之而来的灾难则还要大！端平入洛结束了，但我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原因似乎是很明显的，昏君和将帅为了追求战功而擅开“边衅”，最后导致大难临头，数百年来人们也是一直这样认为的。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一件失败了的远征就一无是处吗？

    反对端平入洛者最重要的观点是宋军进军河洛会惹来蒙古人，最后导致大祸。但这种意见有着一个隐含假设——宋军不进军河洛蒙古人就不会来。然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蒙古召开诸王大会，决定南下的时候还没有得知宋军入洛的消息，而耶律楚材和李实向窝阔台献“平南策”和窝阔台决策南下则更早了，也就是说蒙军大举南下根本就不是端平入洛惹的祸！反对派的基本出发点就错了。问题不是在维持和平的现状和卷入战争之间做选择，而是在等着敌人进攻和首先出击之间做选择。后人在回首这段历史时可能会觉得当年那些大臣们认为只要“自己不去惹事，敌人就不会动手”的迂腐之见感到可笑，但是同样的悲剧却在不断地重演着。

    宋蒙之间，逐鹿中原的统一大战是迟早要爆发的，双方其实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但是，发动战争总是要先找个借口，连流氓打架都得先找个茬，而且理由看起来还都比较充分，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因为土地、信仰、贸易、士兵突然失踪、怀疑对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蒙古对宋开战也同此前蒙古人历次征讨敌人一样，事先找到了开战的充足理由，打着复仇的旗号，然后开始进攻。

    端平入洛失败的原因，一半是起初的战略设想不合理和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不足，另一半则是以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为首的反对派拒绝供应粮饷和见死不救。人们惯以成败论英雄，其实端平入洛的争论，不在于是谁主动挑起战争，而在于最后战争的胜利属于敌人，“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这场草率发动的战争的结果是，宋朝苦心经营多年才积累起来的一点军事资本也荡然无存了，特别是从两淮地区征用了大量的民夫千辛万苦往前线运粮食，刚运到就不得不仓皇撤退，不但丢了大量物资，军民加起来也死伤了十余万，基本上暂时丧失了战略进攻的主动权。

    为了追究战败责任，史嵩之辞官，赵葵、全子才都被外放去当小官，徐敏子等都被放罢，赵范因为在出兵后反过来反对自己的计划，停留在黄州、光州一带按兵不动而没有被牵连到。宋理宗自己也下了罪己诏，大骂自己寡德，皇室的威望荡然无存。

    同时，为了弥补端平入洛造成的物资损失，南宋在江南地区加重税收，增加了原来的丁税，在田税之外加收“加耗”，甚至裁减官员俸禄，原本封建时代不用纳税的读书人和僧尼等，都强迫征税，弄得江、浙、福建、两广一带社会动荡。

    端平之役之后，蒙古派了使臣来责问南宋，同时要求南宋把原先给金朝的岁贡转给蒙古，南宋因自己也是宋蒙联军灭金的成员，拒绝了蒙古的无理要求，于是宋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端平入洛失败之后，双方都积极备战，南宋以孟珙出任襄阳兼镇北都统制，招募蒙金战乱前后逃难来到南宋的中原勇士，组成镇北军加强荆襄地区的防御，在两淮开挖渠道和河网沟渠，以利用江淮水网地利抵抗蒙古骑兵，同时增兵四川。

    定都和林

    窝阔台在制定了南下伐宋的战略方针后，又做出了定都和林的重大决定。成吉思汗当年在西征花剌子模的路上就曾经谈到过，“想在克烈部活动的区域建立一座首都”。但和林作为蒙古汗廷，是直到窝阔台称汗之后的公元1235年才确立的。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色楞格河南面，其西面有一条小河从南向北注入色楞格河，周围有平缓的山包，山上有茂密的树林，而城的东南方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里有山、有水、有草、有树，既适于放牧，又是大草原上一处易守难攻之地。

    蒙古的首都和林不过是一座长约一公里，宽不足一公里的小城。城设四座城门，南北向与东西向两条大道交会于城中心并通向四门。城内建有大汗所居的万安宫，这是一座长六十米、宽五十米，由六十四根石基木柱支撑的金顶大殿，但相比中原王朝的历代宫殿不知逊色了多少倍，当时还建造了一些类似金朝和宋朝的官宦府邸，还有回族人区和汉人区，以及十二座佛寺、两座清真寺和一座基督教堂。但在和林城内外，金顶大殿周围，还有若干个蒙古包，甚至像汗妃的斡耳朵（宫帐），几位亲王的营地，也仍然是蒙古包和帐篷，只是比普通的蒙古包大一些，里边的陈设更豪华而已。其他王爷、万户、千户们都各有各的封地，各有各的部众，当然也各有各的帐篷。它是从草原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时期的产物。

    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汗廷政务的日趋繁多，在逐步接受周围政权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窝阔台开始进行汗廷和地方官制的改革。1229年，开始设立课税所；1231年，始立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黏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这时中书省的权力虽然不能与隋、唐、宋朝的中书省相提并论，但它毕竟成为了蒙古政权的最高行政机构，已经初步从内廷分立出来，这标志着军政合一的体制开始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出现了蒙古政权一系列的汉化即封建化改革。

    窝阔台继位后，曾经两次在库里台上颁行大札撒。如1234年曾在库里台上针对应召参加库里台的诸王、贵戚与首领们颁布了若干条礼仪和纪律，其中包括“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遂以木镞射之”等规定。

    随着国土的不断扩大，从人迹稀少的蒙古草原，通往中国北方、东方，再通往西域各地，使臣来往、商品交流、赋役征发、军队调动乃至军令政令传达，都离不开驿路和驿站。窝阔台大汗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为使诸王和大汗的急使能够不断到达，以利于办理重要事务，在各地设立了驿站”。他要求诸王要分别派出负责官员，在各自的管辖范围之内，分开道路，分拨站户。另外还规定了驿站马夫和车辆的数量、站户的差发，以及使臣乘驿的标准等。

    窝阔台即位之初，还依照中原和西域诸国的赋税制度，确定了草原税制：“规定蒙古民有一百匹马输牝马一匹，一百头牛输牝牛一头，一百只羊输羯羊一只，并定为永制”。这种“百税一”的草原税制相对农业地区的“十税一”来说自然是一种很轻的税率，这与蒙古民族所处的统治地位不无关系。对于汉地和中亚地区的税制，窝阔台也采纳臣下的建议，做出了因地制宜的规定。

    三路进兵

    在安顿好了蒙古定都之事后，窝阔台便开始准备全力南下伐宋，他先从原金国人口中抽调十分之一的人当兵，与原先投降依附蒙古的各路汉军合编；同时抽调蒙古十分之二的人当兵，其中一半后来参加拔都与速不台等指挥的蒙古第二次西征，一半准备南下攻宋。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宋蒙战争无论从哪方都可以明显划分为三大战区。在南宋这边，分别是长江下游与淮河之间的淮西制置使、淮东制置使辖区的两淮战区，长江中游汉水流域襄樊一带的京湖制置使辖区的荆襄战区，长江上游的四川制置使辖区的四川战区。而在蒙古这边，通常是对应着东路军、中路军、西路军。

    端平二年，1235年春，窝阔台汗集结蒙古、金国、西夏、吐蕃及投降蒙古的汉军，分兵三路南下攻宋，开始了窝阔台时期的蒙宋战争。这三路蒙古大军，东路由大将阿术鲁指挥，以汉军大军阀张荣为先锋，重点进攻淮河徐州；中路由窝阔台的第三子阔出指挥，重点进攻襄樊；西路由窝阔台的第二子阔端指挥，进攻汉中巴蜀。

    首当其冲的是四川战场，在窝阔台侵宋阶段，四川战场最为重要。这是由于中原一带的残破，对蒙古的进攻也造成困难，致使蒙古东路军无法直接进攻两淮，而荆襄的江河也制约了蒙古的行动，因此最有利于蒙古进攻的就是四川战场，只要进入四川盆地，那蒙古骑兵就可以往来驰骋发挥其机动灵活的优势。而金朝灭亡之后，部分残余兵力龟缩到汉中以北的秦岭山区，蒙古认为需要先消除这些残余兵力。而且，自从南宋立国以来，四川就成了南宋的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作为天府之国，四川当时对南宋军事经济的支柱作用非常明显。蒙古意图先残破四川，毁了南宋的经济基础。（残破，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四川在长江上游，一直以来，北方对南方的征服，多数是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所以很多次北方王朝平定南方，都是先平定四川，四川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要征服南方，首先要先征服四川。

    金朝就曾经多次越过秦岭南犯，所以秦岭一带也是南宋的重点防御对象，在宋金一百多年的边界战争中，宋朝建设了以三大关为主的防御阵地，分别是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其中仙人关最重要，是整个防御的中枢。为了加强三关的防御，南宋在三关之外，又设置了五个州级行政机构并派驻军队，作为外围屏蔽和必要时丢卒保帅保护三关的肉盾，它们分别是阶州（今甘肃武都一带）、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凤州（今陕西凤县）和天水军，并把十大御前军队的四支部署在这里，其指挥调度大权由衙门设在成都的四川安抚制置使控制。当时的制置使是赵彦呐。

    在端平入洛的二十八年前，四川守将吴曦叛，吴曦本来是抗金名将吴玠、吴璘的后代，袭职镇守四川，但是因为南宋朝廷缺乏对统兵大将如同北宋时期那样的控制，抗金名将的军队包括岳飞军等，都有逐步私人化的趋势。韩世忠、刘光世、张浚等处于长江下游，朝廷还好控制，最终兵权被收回；长江中游的岳飞不但兵权被收回，而且和手下的岳云、张宪等还被连根铲除；而长江上游的吴氏兄弟势力，由于朝廷鞭长莫及以及出于安抚的需要，就仍保留有私人军队的一些性质。到了吴曦这代，意图在四川建立独立王国，被南宋朝廷察觉后开始调兵准备镇压时，吴曦叛宋联金，勾结金兵大举入川，这发生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那一年。虽然后来吴曦之乱被平定，但是边关的防御情况已大不如前，将以残破的姿态来迎接蒙古军的进攻。

    端平入洛之后，蒙古军就开始在凤翔一带屯田，把秦岭以北一带建设成南下四川的大基地。1235年8月，塔海率蒙军进攻四川，三关之外的阶州、成州、凤州都被攻破，蒙古军逼近沔州（今陕西略阳县）。沔州是十大御前诸军之一沔戎司的驻地，是进入四川的一个险要关口，但是在蒙军的凌厉攻势面前，许多人都纷纷逃跑，只有知沔州的高稼坚持不肯放弃沔州。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起初支持高稼，并表示要与高稼一起死守沔州，但是随着蒙军的逼近，赵彦呐却临阵撤走，宋军也一溃而散，高稼只得独自坚守沔州。蒙古军自白水关（今陕西略阳北）入六股株（今陕西略阳东北）攻沔州。沔州历来为西陲用兵的门户，经金军、蒙古军的多次抄掠，沔州外无城郭保民，内无财富募士。高稼部依山为阻，并多张旗帜，击鼓呐喊以为疑兵，居高督战。赵彦呐遣小将何邻等赴援，及蒙古军至，何邻先遁，其军皆溃，沔州于是被蒙军占领，高稼被俘不屈而死。

    赵彦呐撤走之后，又想率兵从侧翼攻击蒙军，于是率宋军往前移动，进至陕蜀咽喉青野原（今陕西略阳北），结果被蒙军包围，与后方失去联系，一时间四川军心不稳。十大御前诸军之一的成戎司在蒙军攻掠关外阶州、成州时已经被击败，统制月皮庆战死。这时，另一御前诸军的沔戎司都统和彦威又领兵两万向后方溃逃。幸亏另一御前诸军利戎司都统曹友闻率军奋战，才把赵彦呐救出来，退保阳平关，赵彦呐指挥其他宋兵堵住入川的各个隘口。于是蒙军以步骑万余人猛攻阳平关，曹友闻率军死战，喋血十余里，击退了蒙军的进攻，并趁势转入进攻，收复仙人关。

    10月，阔端亲率大军进攻川陕边的金国残部，金将汪世显率民十余万、兵数万向阔端投降，并被任命为南下先锋。汪世显与西北各少数民族都有不错的关系，对于四川边防的情况非常熟，联结了回族、西夏等川边十八族作为内应，他的投降使蒙军进攻四川的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

    苍天血泪

    第二年，即1236年8月，阔端亲率大军从陕西南部入大散关，以汪世显为先锋，塔海为元帅，联结西夏、女真、吐蕃、回回等族的残部，号称五十万大军大举攻蜀。驻四川的四支十大御前诸军的最后一支，驻兴元（今汉中）的兴元戎司战败溃散，都统李显忠（与抗金的李显忠同名不同人）等战死，蒙军意欲沿古栈道从兴元南下。此时南宋在四川的最后一支野战部队，利戎司曹友闻部还在仙人关一线防御甘南川西一带。

    赵彦呐急调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的曹友闻前往大安（今陕西宁强）防御，曹友闻认为大安地区利于骑兵冲杀，不利宋军，不如仍守仙人关，威胁蒙军侧后，使蒙军不敢深入。于是派人驰书赵彦呐道：“沔阳蜀之险要，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逾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友万和王宣首尾呼应，可保证大捷。大安地势平旷，无险可守，正好发挥敌人骑兵之所长，况众寡不敌，岂可在平地控御。”但赵彦呐仍然一日七道命令要求曹友闻守大安，于是曹友闻只好率兵转移。

    曹友闻知道大安无险可守，他对其弟曹友万道：“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唯当乘高据险，出奇匿伏以待之。”于是派其弟曹友万、曹友淳率宋军万人先入鸡冠隘，因为鸡冠隘无水无粮，于是约定让曹友万坚守五天，诈败引蒙军来攻，而后以两声鼓为信号，曹友闻军从蒙军背后杀来，两面夹击蒙军。

    9月21日，曹友闻率精兵七千余人潜入敌后设伏。22日蒙军攻抵鸡冠隘，曹友万率军出阵迎敌，大战数合，身披数创，击败蒙军。但当天晚上被蒙军包围于鸡冠隘内。27日，曹友闻遣选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引本部出东菜园，击敌后队；遣敢勇军总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劲军总管赵兴帅所部出水岭，击敌中队；遣知天水军安边军总管吕嗣德、陈庚率所部出龙泉头，击敌前队。曹友闻亲率三千人从后扑向蒙军，不幸路上遭遇暴雨，人马困乏，诸将请曰：“雨不止，淖泞深没足，宜俟少霁。”友闻斥曰：“敌知我伏兵在此，缓必失机。”遂拥兵齐进。当天夜里，曹友闻军到达蒙军背后杀入蒙军营地，曹友万军出关接应，两军会合，殊死血战。杀到28日天亮破蒙军数十营，双方伤亡惨重，血流二十余里。蒙军统帅阔端差点弃营而走，但刚好汪世显在大安击败从贵州地区远道赶来增援的思州、播州宋军，而后率军赶到，将宋军重重围困，于是蒙古军分成多队轮流作战。

    在宋御前诸军统制曹友闻面前的，是如潮水般涌来的蒙古铁骑；在他的周围，却只剩下几十名战士，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蜀中各地的义勇，没有战马，没有战甲，身着各色的布袍或者锦袍，一夜冒雨恶战使得所有人都精疲力竭，雨水和血水把他们身上的布衣浸渍成累赘。他们所期待的援军，始终没有到来，而蒙古人却终于坚持到了援军的到来，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蒙古人倾斜了。

    曹友闻知道他为国尽忠的时刻到了，仰天长叹道：“这大概是老天要亡我吧！我视死如归就是了。”说罢纵马率先冲向敌阵。这是求死的决战，几十名精疲力竭的宋军迎向十万余驰援而来的蒙古铁骑。但蒙古人的铁骑战阵居然被这群衣衫褴褛的战士冲破了，他们毫无惧色地冲击着万余蒙古军的前锋，奋力向蒙古大营的中心杀去。

    站在蒙古大营土台上指挥战斗的蒙古王子阔出，显然没有预料到宋军的战斗意志会是如此坚强，看到宋军的前锋竟然不可抑制地向土台迫近，阔出下令放箭。正在与宋军缠斗的这部分蒙古军是新近投降的金国军队，自然，阔出王子不会有任何怜惜之意。

    蒙古军射来雨点般的箭矢，死神扇起巨大的翅膀，掠过战场上的一切。几支流矢袭来，曹友闻连人带马躲闪不及，齐齐中箭，战马长嘶，将曹友闻掀于马下。曹友闻虽身上中了数箭，仍迅速起身，看着他那匹战马还在喘着粗气不断挣扎，这匹战马是他的老对手、老朋友，前大金国川陕军统帅、今天的蒙古南侵军副统帅汪世显相赠的，曾伴他踏遍蜀北战场。曹友闻一咬牙，拔剑将战马刺死。然后又仗剑向蒙古军扑去，曹友闻手刃数十蒙古军后，终因孤立无援，体力耗尽而战死于关隘之下，曹友万率宋军残部五百人退入鸡冠隘。由于城中无粮，外无援兵，曹友万等不得不在29日突围，转战到龙门洞附近时全军战死。

    曹友闻死后，南宋朝廷特追封为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节”。元朝人刘麟瑞有诗赞道：

    雁塔名香本一儒，执殳几度为前驱。元戎却敌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花石峡鏖忠奋勇，水牛岭度死生殊。英风壮节谁堪匹？千载人称大丈夫。

    曹友闻部全军覆没后，赵彦呐退保剑门，四川边防的残军跟着也纷纷溃逃，于是赵彦呐又退至江油。在这股撤退风气的影响下，四川内地的许多官员兵将也跟着溃逃，许多地方已经找不到政府官员了。

    赵彦呐又派刘太尉（太尉是他的名）守利州，派王连守剑门关，防备蒙军从汉中南下。于是阔端决定乘虚南下，针对宋军的防御，派宗王末哥率兵从阴平绕过剑阁直趋成都。这完全就是当年三国时姜维守剑阁敌钟会大军，而邓艾率军从阴平小路直趋成都的再版。

    末哥早在几个月前，已经率兵进入吐蕃境内，逼降了接近宋境的十八个羌族。吐蕃就是今天的青藏，从黄帝时期起就是羌人的势力范围，后来西汉东汉时期，羌人时叛时降，前后有几十万汉军死在与羌人的作战上；到了三国时期，韩遂马腾等都跟羌人有极大的联系，马超就是因为得到羌人的支持才能有那么大的声势。后来羌人开始统一，上百个部落的联合就是唐宋时的吐蕃，而吐蕃也促进了羌人的联合，羌人要不就融入藏族，要不就融入汉族，当然也有南迁成为川边其他民族的。但是在唐宋时期，边境地区的羌人，仍然是以许多部族的形式存在，统称吐蕃诸部。在汉族的周围，与汉族血缘关系最近的也就是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人。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人种上同属东亚支，但是发展历程的不同，造成今天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于是末哥率军往西绕过剑阁，进攻文州，文州知州刘锐率军民死守，蒙古军没能攻下，当年邓艾越过的摩天岭阴平古道就在文州之南，刘锐坚守文州，使蒙军无法顺利从阴平古道南下。为了早日到达成都，末哥弃文州，率军西行，越过岷山，深入藏区草地，再杀回川中，到达绵竹、汉州（今四川广汉）。

    与此同时，10月1日，阔端亲率大军攻剑阁，土波思族（即藏族）将赵阿哥潘率先登城，破朝天关，于嘉陵江上夺宋船数百；接着，10月7日蒙军攻破利州，生擒刘太尉。当天，蒙军千户郝和尚拔都率十二精兵夜袭剑门关，破王连部宋军，攻占了剑门关。如此，剑阁天险在七天之内全部失陷，阔端分兵推进，亲率主力向成都逼近；10月18日，蒙古前锋三百骑自成都北门驷马桥突入成都。

    成都升平已久，而之前驻军又被赵彦呐调走，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与赵彦呐不睦，这时赵彦呐一直撤退到夔门（今重庆奉节），已经进入三峡地区了，而弃成都于不顾。丁黼手里只有四百牌手和三百衙役，到10月17日也就是蒙古军进入成都的前一天才知道蒙军攻破剑阁，而成都的居民还根本不知道前方已经大败失守，于是当蒙军前锋军进城时还在道路两边围观，等到发现是蒙古军时，成都军民奋起抵抗，以桌椅等物构筑街垒阻挡蒙军骑兵，以木棍菜刀当武器，与蒙军巷战，城中一片混乱。丁黼拒绝幕僚的逃跑建议，先后三次出城与蒙军交战。在蒙古军队，攻城略地，百姓涂炭，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丁黼以一介文臣亲自督师抗敌，他以爱国主义来号召和鼓励成都军民共赴国难，但兵力过少而失败。19日，阔端大军到达成都城外，蒙古铁骑呼啸而来，势不可挡，而成都老百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挺起瘦弱的胸膛，打响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成都保卫战。虽然这场以卵击石的战斗注定要失败，但面对残破的家园，成都军民选择了慷慨赴死——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丁黼试图做最后一搏，带了仅剩的宋兵出城袭寨，但蒙军势大，在与蒙军的巷战中，不幸被蒙军射死在成都城西南。

    丁黼虽一介文人，但遭遇强敌却不惜以自己文弱之躯和区区七百将士，阻挡蒙古的千军万马，其民族气节丝毫不逊色于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和精忠报国的岳家军。朝廷嘉其忠心，赐丁黼光禄大夫、显谟阁学士，后又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赐谥号“恭慰”，并下令在石埭建立“褒忠祠”。

    丁黼是宋蒙战争中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的高级官员，他死后，部下王翊继续组织居民抗蒙，直到10月26日，王翊投井自杀，成都城陷落。

    成都被攻陷之后，整个四川盆地裸露在蒙古的铁蹄之下。阔端分兵四处残破四川，川西、川北、川南、川东都未能幸免，只有三峡地区的夔州，以及其他部分地区如泸州、合州等免于兵祸。四川六十州，有五十四州被残破，全四川的军民死了十分之七八，川东一直到重庆、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等地百姓都被屠戮。

    在蒙古统治者发动对宋战争的时代，仍保留着落后野蛮的掠夺方式，他们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所过之处皆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鸡犬不宁。一时间巴蜀之地、天府之国惨遭蹂躏，直杀得苍天垂泪，大地含悲，江河呜咽。

    单单成都一城，足以说明问题。后来宋军收复成都，在城中收埋尸骨一百四十万具。大片的良田成了野草丛生之地。四川本来是南宋的一个重要财源和粮仓基地，但在兵火破坏之下，加上四川制置司、制总司、漕运司等各衙门各地方的仓库库存被毁，从此之后反而要下游运粮接济，否则就财竭兵饥。单靠江南的收入，南宋要维持生存可以，要累积物资去抵御蒙古就很难了。随着四川被残破，从此，宋朝也就丧失了战略上进攻的一切可能。

    此时，传来消息，中路蒙军主帅阔端的弟弟阔出病死。所以阔端认为反正目的已经达到，没有中路军的配合，蒙军也不可能攻破夔州，便引兵退回北方。撤退之时，又再次围攻文州，曾阻挡末哥军从摩天岭南下的文州，这次粮尽援绝，最终城破被屠。

    阔端留下两支部队，一支驻扎在兴元（今汉中），准备把兴元发展成南下的基地。一支驻扎在沔州，扼住交通，并且随时准备南侵。阔端认为，蒙古的实力还不够占领四川，只能时不时地进攻四川，不给四川以喘息休养生息的机会，不停地残破四川，不停地在四川消耗南宋的援兵，最终让南宋虚弱下去。

    四川战区凭借苦心经营山城防御体系，充分发挥了宋军野战不足、守城尚可的优势，坚守城池，使蒙古军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在四川打开局面。在两淮战场，淮东一带河网发达、水系众多，不利于蒙古骑兵驰骋作战；淮西据有淮水天险，又是距京师临安最近的防线，南宋在此屯有重兵，与淮东互相呼应。因此，与四川战区一样，蒙古军急切之间难以在江淮战区有大的进展。相比于四川、两淮，荆襄战区的防守则相对弱了许多，可以说是南宋“三边”防御体系中的软肋，而襄阳则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为重中之重。

    第一次襄樊之战

    襄阳（今湖北襄樊）以地处襄水（今湖北襄樊南渠）之阳而得名，筑城于汉初。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襄阳历来为府、道、州、路、县治所，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为南北要害通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初年岳飞北伐收复荆襄，但由于襄阳等地历年兵祸，难以补给，岳家军主力驻扎在鄂州，以鄂州为基地。当时南宋在长江中游的三支御前诸军共有八万四千人，其中驻扎在鄂州的就有五万两千，而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和襄阳府两地加起来驻军也没有鄂州多。

    当然，岳飞也知道襄阳的重要，所以他对襄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要把襄阳建设成北伐的基地。在岳飞的经营下，襄阳开始具备了后来的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军事重镇。后来到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就把制置司衙门移到了襄阳。而后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就成了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而唐州与邓州就是襄阳的外围屏障。

    宋蒙战争开始的时候，南宋朝廷想利用赵方在镇守襄阳时留下的威望，于是让赵方的儿子，本该对端平入洛失败承担责任的赵范来继任荆湖制置使。

    当时的襄阳地区，有神劲军、促捷军、忠义军、虎翼军、突骑军等新军。宋将孟忠政又招募八方勇士组成忠顺军，后来他儿子孟珙也招募精壮之士组成忠卫军，称镇北军，他们的统兵官也同样叫军都统，但是性质比正规军要私人化。

    战争之初，荆襄地区尚有河南地区作为屏障，就是说，蒙古要进攻荆襄，必须先闯过河南。只是当时防守这两大地区的主力并非宋军嫡系，而是金国灭亡后由金降兵组成的“北军”，而南宋朝廷对这些金降将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比如金降将赵祥原本戍守襄阳，赵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后，不但克扣军饷，还一度打算坑杀赵祥部，后因人劝阻才作罢。事后赵范仍然不能放心，将赵祥调往前线的邓州（今河南邓县），还派了两名心腹骆铃、呼延实到军中监视赵祥。呼延实与赵祥有很深的矛盾，从来也没将他放在眼中，还不断利用监军的身份压挤赵祥。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祥自然心怀不满。

    正因为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防范心理太过一目了然，才格外令北军将领心寒齿冷，很难说得上对南宋朝廷忠心耿耿了。前面曾经提到汪德臣之父汪世显原为金国大臣，金国灭亡后，继续奉金为正朔，据地自守，一直不肯向蒙古投降。当时汪世显据有巩昌，号称“秦巩之豪”，是金国残余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而且秦巩一线刚好是四川的屏障。他与蒙古有灭国之恨，有意投降南宋，曾多次向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表示愿意归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猜忌，多有顾忌，最终还是投降了蒙古，不但将秦巩一线拱手送给了蒙古，使四川完全暴露在蒙古铁蹄之下，还与蒙古联兵，转而对付南宋。

    唐州（今河南唐河）北军主将郭胜的情形，也与赵祥大致相同。郭胜与知州杨侁素来不和，杨侁便乘面见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的机会，告发郭胜有异志，赵范不但不调停，反而召郭胜到襄阳。郭胜不是傻子，从此真的开始有了异心。不久，赵范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准备审问郭胜，刚好赵范幕客蒋应符前往唐州，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郭胜。郭胜十分愤怒，立即点齐本部人马，趁杨侁不备，将其射死在轿中，并就此出城投降了蒙古。当时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正在唐州戍守，当蒙古军逼近唐州时，竟然趁夜色率先逃跑，导致宋军不战而溃，唐州陷落，囤积在城内的大批物资均落入蒙古军之手。

    蒙古军乘机南下，邓州首当其冲。守卫邓州的北军主将赵祥早已对南宋心怀不满，于是擒拿了监视他的呼延实，投降了蒙古。此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范用吉、德安尚全等北军将领纷纷叛附蒙古。唐州与邓州是襄阳的外围阵地，两州失守后，襄阳就完全暴露了最前沿。这样，由于南宋朝廷和宋军主帅处理不当，导致北军将领大批叛逃，蒙军进攻襄阳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大门。

    接着，蒙古以主力进攻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死战至10月底，终因没有外援，最终城破，樊文彬自杀。于是蒙古就移兵进攻襄阳。

    襄阳城高池深，蒙军一时难以攻破，于是在设计颠覆宋军船只之后，除留下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外，余者移师进攻随州、郢州。随州被围多日，渐渐不能支持，幸亏宋将高世英带兵支援，突破蒙军包围进入城中增强守城兵力。高世英在突围时身中数箭，进城后不治而死，但随州终于守住了。

    郢州城坚兵多，而且是南宋的一个水军基地，但是水军过于自恃，蒙将塔思以五百死士乘木筏吸引宋军接近，而后蒙军夹江射箭，南宋水军大败。不过郢州城非常坚固，蒙古无法攻克也只好退去。但是其他地方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从汉江流域到长江以北许多地方都被蒙军破坏。

    1236年2月，蒙军开始进攻江陵城，宋将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军也没能攻下江陵。蒙军之所以不敢放手围攻江陵等地，是怕襄阳守军出城袭击蒙军后路，而襄阳假如失守，江陵等地就危险了，所以当时襄阳是双方战略的关键。南宋朝廷命魏了翁沿江督视兵马救援襄阳，魏了翁会同数路宋兵星夜沿江西上，而蒙军主力不得不从江陵回师准备强攻襄阳。

    然而此时的襄阳城里，赵范却还在朝夕豪饮，寻欢作乐。他以王旻、李伯渊等人为心腹。王旻经他同意，招收原驻黄州的克敌军残部四千余人重组克敌军。赵范又下令关闭襄阳四门捉拿奸细，弄得襄阳人心惶惶。等到蒙军真的到了襄阳城下，由于襄阳城门关闭已久，事先又未通知城里居民，城里没有什么柴草粮食储备，一时物价飞涨，而赵范仍旧饮酒作乐。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但是赵范在处理这些复杂局面的时候，又出现了重大失误。1236年春，原驻镇江的李虎奉命率无敌军到襄阳增援，进城之后却与王旻的克敌军闹起了矛盾。赵范偏袒王旻，却又不想法子平息军中不满，结果2月23日，无敌军兵变杀死王旻，而事后赵范不思平息，却又转而开始偏袒无敌军，下令全城见克敌军就斩，一时间城里混乱，误杀错杀的不计其数。克敌军成了围剿对象，便四处劫掠百姓，干脆为匪，而城中的混乱也就演变成南军与北军的冲突。南军指的是原南宋的军队；北军指的是原来南宋以北，在金末战乱时逃难或归附或投降而来的军民。此时北军几乎要兵变，赵范无法控制，便同李虎等四人偷偷离开襄阳逃往后方，于是李伯渊等率北军献襄阳城投降蒙军。自岳飞收复以来，襄阳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城里的大量积存，包括二十四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等仓库的金银盐等，全部落入蒙军手里。蒙军拆毁襄阳城防，焚毁襄阳城，把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地盘的洛阳地区。从此，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后移到江陵，南宋又丧失了以襄阳为基地北伐的可能。

    襄阳地处于南阳盆地之南，夹岘首山交峙两边，汉水流于其间，东可至江淮，西临关陕要地，不仅控扼南北，又跨揽河南、湖北两地，为南宋两陲最重要的军事重镇。

    襄阳的失陷，给宋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襄阳一失守，就意味着蒙军可以长驱直入抵达长江，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都难以坚守，于是前面坚守在随州、郢州、荆门等地的宋军，都往后撤退，只有复州守将施子仁战死。这样，江陵北面的京西南路九郡——均州、房州、随州、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荆门、信阳（今河南信阳）、光化（今湖北老河口西北）等——尽陷蒙古军之手，蒙军的兵锋再次指向江陵。

    南宋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危难之际再次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命他派人救援江陵。于是史嵩之命孟珙为主将救援江陵。孟珙本在襄阳，但是在蒙古南侵前被调离襄阳到朝廷当文官，他一手招募的忠卫军也被赵范分给李伯渊掌管，并在襄阳之乱中随李伯渊投降了蒙军。因此，此时的孟珙，手下除了一批亲信将领，几乎没有什么兵力。

    但孟珙侦知蒙军在枝江准备造船渡江，于是带兵在江面上变易旗号，往返循环，夜里就点明火炬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率军队多次出击蒙军，前后破蒙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加上当年10月，蒙军中路主帅阔出病死军中，最终迫使蒙军不得不退兵，扭转了长江中游的不利局面。

    两淮战场

    当中路蒙军在攻略荆襄的时候，东路蒙军也经由荆襄侧面进攻两淮。当时由于淮河以北残破，蒙军东路进攻也不能直接进攻两淮，而要随同中路军一起南下，然后才从荆襄地区攻击两淮，并且两路互相掩护侧翼。于是当中路蒙军占领唐州邓州之后，东路军便从唐州邓州出发，进攻淮西地区。

    一直以来，对于偏安南方的王朝来说，长江是最后的防线，而淮河又是长江的骊道防线，因此守江必守淮，失淮则失江，所以南宋朝廷对两淮是非常重视的。端平入洛之败，使两淮兵力大受损失，但到蒙古进攻时，根据魏了翁的奏章，两淮地区仍有官军、民兵共二十五万。不过其中只有近十万的正规军，分别驻扎在两淮前线淮东的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楚州（今江苏淮安）、滁州等地和淮西的和州、庐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凤阳）、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而在两淮军的后面，沿江布置的是十大御前诸军的最后三支，建康都统司五万兵、池州都统司一万两千兵、镇江都统司四万七千兵作为战略后备部队，哪里危急派往哪里。

    1235年，蒙军从荆襄来攻淮西，德安（今湖北安陆）守将德尚投降，并为蒙军前导，导引蒙军攻略淮西。第二年，蒙军继续进攻两淮，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潜山）、光州（今河南潢川）守将都弃城逃走；淮西将领吕文信、杜林等率溃兵数万叛宋。在叛军的导引下，蒙古军进占六安、霍邱等地。口温不花遣部将察罕率军攻真州，宋真州知州丘岳力挫攻城蒙军，并乘胜出击。考虑到蒙军人多，丘岳在城外设三道伏兵，并于西城置炮，等到蒙军再次进攻时，宋伏兵突起，炮石俱发，将蒙军击退。随后，丘岳又招募勇士袭击蒙军营垒，加上中路蒙军已经开始撤兵，东路蒙军也不得不退出两淮地区。

    此次蒙军的进攻，由于种种原因，呈现西强东弱的景象，蒙军对两淮的进攻虽然不猛烈，但是凭借此次进攻，撕开了两淮防线。从此，蒙军对两淮的攻击，可以直接进行，而不怕受到荆襄宋军从侧翼的威胁。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战局里，就变成两淮战区蒙古主攻南宋主守、荆襄战区南宋主攻蒙古主守、四川战区互有攻守了。

    我们仍然采用分年和分地区的方法来讲，因此接着上面的1235至1236年战局之后，接下来的是1237至1241年战局。仍然先从四川战场说起。这段时间的四川战场，主要是蒙军袭扰四川，执行继续残破四川的战略，而宋军主要是恢复和巩固防线。在这阶段的宋蒙战争并不十分激烈，其中主要的战斗有以下这些：

    1237年春，汪世显率蒙古骑兵，趁元宵灯节，突袭武信（今遂宁），将存在城里的府库钱粮劫掠一空，附近的资州、普州、嘉定府（今乐山）也遭到蹂躏。

    1237年6月，蒙将郝和尚拔都从大巴山小道攻袭夔州，夔州安抚使卢普逃遁，统制杨福兴战死。郝和尚拔都以勇士七人乘舟驰于长江之上，因水军兵力不足，未敢过江，但前锋曾沿江远至巫山。

    1238年冬，蒙军进入川西寻求与宋军决战，与四川制置使王履正部激战，宋军都统张珍战死。蒙军深入川边，直到渡过大渡河至宋朝国境之外。

    1239年秋，蒙军再次大规模入侵四川，主力攻掠川东，号称八十万大军，其中汪世显攻万州，宋军退到江南防御。汪世显佯装要渡江强攻，使得宋军把注意力放到万州，汪世显却趁夜率军于上游渡江，从长江南岸袭击宋军，宋军大败。汪世显又马不停蹄地率军顺江而下，袭击攻取了号称西南咽喉的夔州，并于瞿塘峡击败宋朝水军，俘虏宋军战船千余艘，顺流出巫峡，一时间南宋震动。

    南宋朝廷急命孟珙率荆襄军援川，孟珙命令弟弟孟瑛把守松滋（今湖南松滋），弟弟孟璋把守澧州（今湖南澧县），自率大军逆江推进，裨将刘义于巴东清平村组织拦击，大败蒙军。与此同时，孟珙的哥哥，湖北安抚副使孟璟也率宋军在大垭寨击退蒙军汪世显部，孟珙乘胜进军收复夔州。蒙军见宋军防御严密，只能再次退出四川。但经此一战，可以看出蒙古已经开始发展水军，南宋的江防面临挑战。

    1241年，新任的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招集流散百姓重建成都城，自称百万之众，向蒙古军下战书求战。10月，蒙军都元帅塔孩率蒙军攻四川，陈隆之紧闭城门，试图以城墙来抵御蒙军。但是，12日晚，守将田世显开北门投降蒙军，蒙军杀入成都城内，俘虏陈隆之。陈隆之被押赴汉州，蒙军命他招谕守将王夔出降，陈隆之在城下呼吁王夔坚守，终被杀害。王夔驱赶火牛为前锋突围。此次蒙军进攻，再破成都、汉州等城，蒙军对南宋军民进行大屠杀，好不容易聚集起来重建家园的南宋军民伤亡惨重，史称西州之祸。

    孟珙之所以能从荆襄赶去四川救援，是因为当时的荆襄战场军情明显的改善。

    1236年襄阳兵变以后，李伯渊率众投降，襄阳城被劫掠焚烧成为废墟，居民也全部被蒙古强迫迁徙到洛阳地区。因此，蒙古也没有在襄阳留下多少军队，只是派游显在襄阳一带做一些大军南下的准备工作。在此情况下，孟珙便积极谋求收复襄阳。

    1238年，蒙军集中主力进攻两淮战场，刚升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的孟珙便积极谋求进兵。他深知要收复襄阳，一定要先收复郢州，于是便上书朝廷报告了他的作战计划。南宋朝廷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宋军就在荆襄战场展开了反攻。

    这一年里，在宋军发动的反攻当中，宋将张俊收复郢州，贺顺收复荆门，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1239年初曹文镛收复信阳。

    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原先趁蒙宋两军放弃襄阳的空隙而占据襄阳城，随后又投附蒙古的地方军阀刘廷美，这时就密约宋军都统江海夹击襄阳蒙军。由于有刘廷美的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宋将刘全收复樊城。4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预做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

    在宋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捕获了游显等人后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于是，当1239年蒙军进攻川东、兵出三峡的时候，荆襄地区的宋军才能马上给予迎击，并收复三峡险要。在宋军收复荆襄的同时，蒙军对两淮地区的进攻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为了给进攻两淮地区的蒙军提供补给物资，现已成为蒙军大将的汉军四大军阀之一的张柔，在河南地区经营蒙军的攻宋基地，招集军民屯田，同时积聚粮草物资，建造战舰。

    1240年初，盂珙收集情报，探知蒙古军队在河南地区屯田，同时在邓州顺阳（今河南淅川县）积聚造船木材。于是便决定出兵骚扰，抢先对蒙军发动攻击，破坏蒙古的攻势。

    盂珙命令张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阳，分路连续袭扰蒙军，让蒙军无法安心屯田。同时派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军积聚的造船材料全部烧毁，又派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攻入蔡州，将蒙军的粮仓和军用物资仓库全部烧毁，宋军取得了一次对蒙军后方基地的进攻性作战的重大胜利。

    说起来，孟珙不但父子兄弟都是良将，而且善于发现与提拔良将。上面说到的王坚、刘整，都是这个时代的出色将领；再往后，孟珙还提拔了一个叫李庭芝的青年，李庭芝后来是两淮地区的宋军主帅，并且孤军坚守两淮，直到宋朝灭亡之后。而孟珙的对手张柔，以及张柔的儿子们如崖山灭宋的张弘范，也是当时的名将，单单这孟系与张系两系战将之间的较量，就足够写出许多的故事来。

    这几年里的两淮战场，双方恶斗不断。如前所述，两淮是南宋朝廷最重视的战区，失淮就失江，两淮地区的兵力也是三个战区里最多的。

    早在1237年，张柔便引军入宋境，为蒙古军队南侵开路，率军抵达曹武（今湖北京山）。以曹武为基地，既可切断宋军的通道，又能为蒙军开拓通道。张柔接着就以曹武为基地，四出袭扰宋军，破宋军屯所二十余个，并出兵攻占了以大洪山寨为首的一批宋军寨堡。当张柔引兵外出时，宋军趁机来攻击曹武，张柔闻讯后迅速赶回，再次击败宋军，并趁势再攻破宋军屯所三十余个，俘获战船千余艘。

    张柔的攻掠，替蒙军入侵淮西扫清了道路。1237年10月，蒙古宗王口温不花率蒙古大军南下，抵达光州（今河南潢州）。南宋朝廷急令安丰、寿春两地抽调精兵五千增援光州，同时命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率兵从荆襄战场的鄂州增援光州，命沿江制置使陈韦华从建康率兵前移到和州（今安徽马鞍山）准备增援，命淮东制置使赵葵从扬州调兵准备夹击蒙军于光州城下。

    光州被小黄河分成南北两部分，城防也相应地分成北城与南城。本来该是防御的好地方，可惜，在蒙军的围攻下，11月，南城的守将段用、董师俊率先投降，南城失陷；随后，蒙军集中主力攻北城，汉军四大军阀的史天泽、张柔都亲自率兵赶到光州城下参与攻城，并率先攻破北城外城，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发起猛攻，把内城也攻破。在内城被攻破的同时，守光州的宋将董尧臣、黄舜卿也向蒙军投降，光州失陷。

    光州的失陷，使淮西门户大开，南宋朝廷以失职之罪罢免了沿江制置使陈韦华及其他一批将领。但无论如何处置，淮西门户已开，蒙军以光州为基地，兵分四路深入淮西。口温不花亲率主力向南挺进，意图攻取黄州，直逼长江。塔思率部向东南推进策应口温不花，史天泽率部向西南推进攻打复州，另以一路军马进逼淮西腹地的合肥地区。

    史天泽对复州（今湖北天门）的攻击，一开始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宋军以船只三千艘围成栅栏，但是史天泽亲率四十精骑突破了宋军的栅栏，于是复州向蒙军投降。

    黄州大捷

    口温不花率兵向南推进，南宋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庐江）守将相继弃城而逃，于是蒙军得以将俘获的光、蕲、舒三州的攻城器具用于围攻黄州。

    黄州州城旁边有个大湖，宋军集中水军在这里布置防线。口温不花派张柔发动进攻，大败宋军，俘获宋军大小船只一万艘。张柔从中选取十分之一为蒙军使用，顺水而下包围黄州。

    黄州守军出城迎战蒙军失利，只好退回城中坚守。南宋朝廷再次急令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组织救援，史嵩之派当时还只是荆鄂都统的孟珙前去支援黄州，孟珙部队于是乘船进入黄州支援。由于当时孟珙在对蒙作战上已经小有名气，黄州的居民听知孟珙来援，都欢呼说：“我们的父母官来了，我们可以获胜了。”

    蒙军首先想利用俘获的宋军船只，绕过黄州抢渡长江，于是战争首先在江面展开。孟珙派遣部将同鼎、葛怀率领南宋水军攻击蒙古水军，南宋水军奋勇作战，突破蒙古水军的阵形，打乱了蒙军水军的部署，迫使蒙古水军退缩到长江北岸。同鼎又率领水军乘风直逼北岸，再次击败蒙古水军，并俘获战船两百余艘，使蒙古水军的渡江计划完全破产。

    于是蒙军便转移攻击目标，进攻黄州东堤，想切断黄州与水军的联系。孟珙挑选精兵壮士组成敢死队，经过奋战重新夺回并守住东堤。这样，蒙军便不得不直接攻打黄州城。口温不花增派西域兵和原西夏地区的归附军参与攻打黄州城，接连不断地组织进攻，黄州处于危急之中。为了破坏蒙军的攻城之势，经过暗中准备之后，孟珙派部将刘全等兵分七路，趁夜里悄悄出城，利用蒙军攻城多日的疲惫和大意突袭蒙军。

    这次突袭出于蒙军的意料之外，其中的六路宋军获得胜利，使蒙军营盘大乱，军心动摇，在重新休整之前无法继续攻城；然而偷袭张柔部队的那一路宋军，却遭到惨败。这是因为张柔平时严于防备，并且事先估计到宋军将发动偷袭，于是将部队分成三支埋伏起来，当宋军抵达张柔营寨前时，三路伏兵尽起，一路伏击宋军前军，一路从后进攻，一路拦腰切断宋军，使宋军的偷袭行动未能取得全胜。

    蒙军整顿之后，便再次向黄州发动昼夜不停的轮番进攻。蒙军使用了火炮轰击黄州，把黄州城墙上的城楼全部烧毁，但是由于黄州宋军的坚守，城头随时补上缺口，使蒙军无法趁机攻上城头。

    蒙军又不惜一切代价地冲到黄州城下挖城墙，想直接在城墙上挖洞杀进城，孟珙派人预先在蒙军挖墙地方的城内，再筑一道城墙，并在被挖城墙的内侧挖大坑当陷阱，当蒙军最终挖开城墙冲进来时，前面还是坚固的城墙，并且前军在后军的推挤下纷纷掉进坑里，而被宋军用石头檑木砸死。就这样，蒙军一直进攻到1238年春天，参与攻城的部队中战死、冻死和逃兵已经达到十分之七八，士气低落；而宋军由于得到宋理宗的诏书犒赏而士气大涨，最终蒙军不得不撤围而去。战后，孟珙因功升任湖北路制置使，回到荆襄战场的孟珙便积极谋划收复荆襄了。

    黄州之战被称为宋蒙战争以来的空前大捷，严重打击了蒙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攻势。当然蒙军并不甘心，于是口温不花便移师安丰（今安徽寿县）。

    平分秋色

    早在蒙军围攻黄州时，史天泽带领的蒙军便兵锋直指安丰，等到黄州久攻不下，口温不花便也率兵前来合攻安丰。安丰守将杜杲是有名的守城名将，在早年对付金兵时便多次崭露头角。蒙军先利用火炮攻城，把安丰城的城楼全部摧毁。杜杲一开始也是城一坏即马上补上，后来杜杲发明了一种用木材搭构起来的移动木楼，因为很高，可以放到护城壕沟的旁边，上面开有箭窗可以射箭，楼与楼之间用横木连接，可以如同在城墙上一样的调动兵力，这种楼的坚固度是普通城楼的三倍，而且制作方便，杜杲一下子就做了几百个，布置成防线，哪个楼被蒙军击毁了就换一个新楼上去，这就如同一道移动城墙。

    因为安丰城有宽广的护城壕沟，蒙军便发明了新式战术，用木石去填平壕沟。杜杲就设计出了一种专用的平底船，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军的填壕沟士兵。除此之外，根据史料的记载，杜杲还发明了鹅梨炮、三弓弩炮等武器帮助守城，杜杲的儿子杜庶也发明了一种排杈木帮助守城，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清楚这些武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当时，有一种新发明的用木头撑开网罩在城墙上，以网的弹性和韧性以及网与墙间的空隙，来削弱抛石器投来的大石头的力度，用以保护城墙的做法，应该也已被使用在安丰城的防守上了。

    经过长时间的围攻，蒙军终于用石头在安丰的护城壕沟河上填出二十七道坝桥，可以直接攻击安丰城，但杜杲马上派宋兵攻夺并扼守住护城壕沟内侧的二十七个桥头。蒙军又组织了一批敢死队，队员都身披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部都罩住，向宋军发动冲击。杜杲又利用再严密的铠甲也不能完全遮住眼睛的特点，挑选了一批宋军中的神射手，使用一种特制的小箭，专门射击蒙军的眼睛，杀伤了许多蒙军中的敢死勇士。

    随着蒙军攻城时间的拖长，各路宋军援军也开近安丰。池州都统制吕文德便是第一个率援军到达安丰城外的宋将，但是蒙军严密包围了安丰城，吕文德深知无法强行杀入城内，于是便先派出少数兵力，在相反方向扎了一座营盘，而自己率军悄悄潜到另一边。蒙军以为假寨是宋军来援的主力，于是就组织兵力去攻击宋寨，结果打了个空寨。这时，吕文德便趁蒙军主力转移的时机，一举突破蒙军包围圈，杀入安丰城中与杜杲会合。安丰守军士气大振，同时也获知了外围宋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

    于是，在蒙军又一次借助风势进行火攻失败之后，杜杲招募敢死勇士向蒙军反攻，夺得一些蒙军填住护城壕沟河的坝桥。在随后的约定时间里，安丰城里的杜杲军、吕文德军，与安丰城外的余玠军、赵东军、夏皋军等内外夹击蒙军，击退蒙军，并把蒙军的火炮、攻城器械等来不及撤走的器具全部摧毁，蒙军遭受严重打击，遗尸一万七千多具后仓皇撤退。安丰城三个月的坚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战后，杜杲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

    上文说到的吕文德，便是后来守襄阳的吕文德，虽然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遭到丑化，可历史上却是个有勇有谋的名将。早年的吕文德出身贫穷，靠打猎卖柴为生，有一次赵葵偶然见到他留下来的一只鞋，有一尺多长，推知他必然是个身材魁梧的勇士，于是便亲自去拜访他，刚好吕文德出去打猎了，于是赵葵就在吕文德家里等他回来。等吕文德打猎回来，背上竟然背了一只老虎一只鹿，面不红气不喘。赵葵立即就把他招到军中，后来累功升迁到宋军的高级将领，这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书归正传，再回到两淮战场。1238年秋，也就是蒙军在安丰失败半年多之后，蒙古大帅察罕率蒙军再次大举进攻两淮，蒙军号称八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奔两淮，大有志在必得之势。蒙军首先包围了庐州（今安徽合肥），企图攻破庐州，然后以巢湖为基地训练水军，以渡过长江。

    这一次蒙军作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攻城器械数倍于当初进攻安丰时候的器械。然而，注定蒙古得不着便宜的就是，杜杲因守安丰有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制置副司的衙门，就设在庐州。如同半年多前安丰之战，蒙军与宋军都兵来将往地斗着攻守器械，蒙军为了阻止宋军增援，筑了一道六十里长的土墙将庐州围起来，但最终也给杜杲毁去，蒙军继续用炮攻击庐州，但是杜杲这次利用庐州城内充足的物资，在上次设计的木楼的基础上加设炮楼，与蒙军展开炮战。如此这般的攻守战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蒙军知道无法攻下杜杲防守的庐州，只好撤围转而向东进兵。

    然而这时的杜杲手中的兵力，已经不是安丰时候的那点兵力了。杜杲等蒙军撤走大半后，乘胜开城门袭击蒙军后军。宋将陆旺、李威率两百敢死将士直插蒙军后军，打败了蒙军，杜杲指挥其他宋军追杀了数十里才回军。又派吕文德、聂斌等率水军扼守淮水，使蒙军无法继续南下。此战之后，杜杲因功升淮西制置使。

    察罕率蒙军转而进攻天长（今江苏天长），但此时的宋军阵形严整，各路大军云集，营屯相望，蒙军无隙可寻。察罕又派张柔为先锋强行进攻滁州，张柔一边作战一边推进，与宋军接战了二十余次，才攻抵滁州城下，在滁州城外宋蒙两军展开混战，张柔被宋军的飞石击中鼻子，不得不撤退。

    察罕又率蒙军转攻泗州，计划于夜里四更突袭到泗州城下。但宋军早有准备，在城外挖了大壕沟拒敌，蒙军杀到城下被阻，城上宋军趁机箭如雨下，双方对射的结果当然是对城下的蒙军不利，最后察罕没有办法，只能率蒙军的残兵败将退出两淮地区。

    秋风萧瑟，旄旗招展，行营似林，刀枪如海，将士屹立成行，肃杀之气直冲云霄。宋军在两淮地区整体占优势的情况下，决定从两淮对京洛再次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不是去占领，而是去袭击蒙军后方基地。因为当时的蒙军以河南北部黄河流域为基地屯田，以此作为进攻南宋的军粮基地。同时，蒙军还在黄河沿线的汴京等地积聚造船木材训练水军。宋军现在既然能在两淮腾出手来，便不能坐视蒙军完成他们的战争准备。

    1239年，南宋派余玠率精锐水军从泗州出发，逆淮河而上，再转入黄河水系，直达汴京及洛阳，在河阴（今河南荥阳）一带与蒙军激战，并最终成功破坏了蒙军在河南的基地，而宋军因为突袭战术与临阵指挥的出色，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余玠全军安全归宋，因功连升三级，这也是几年后余玠得以出任四川制置使的功绩基础。

    就这样，到1241年底，蒙宋战争的三个战场上，两淮战场宋军取得多次胜利，然而因为缺乏统一的全盘战略规划，基本还处于蒙攻宋守的胶着状态；荆襄战场上，由于孟珙的全盘战略规划，宋军不但使鄂州一带的长江防线转危为安，而且还出兵收复了直到汉水流域的各个失地，使襄阳重新成为荆襄战场的前线重镇；在四川战场，由于蒙军多次入侵进行破坏式进攻，加上宋军暂无良将进行全盘战略规划，因此宋军不但无法反攻，反而连有组织的抵抗也逐渐消失。对于宋蒙战争后来的发展来说，这段时间对南宋最大的打击便是四川的被摧毁，它直接影响了南宋的经济实力、军事组织和动员能力。加上荆襄、两淮地区因战争而造成的流民需要南宋朝廷的赈济，加重了南宋朝廷的负担，南宋朝廷的财政开始入不敷出，这只能加重对江南地区的赋税，造成地区的不安定。可以说，在国家大战略上，蒙古根基无损，而南宋的根基已经去了一半，假如不是端平元年轻率入洛主动攻击蒙古，假如不是四川战场的迅速沦陷，假如不是赵彦呐、赵范等将领的失误，宋蒙战争的结局，究竟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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