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曾写过一篇题为《电视与电脑病毒》的文章,对电视节目围着节日纪念日打转的现象痛心疾首,大意是说:中国电视编导的脑子里总有一本日历,每到一个节日或纪念日,就要放一些和该日子有关的电影或歌曲,结果把电视节目搞得没滋没味的。“有些日子所有的频道都在闹日本鬼子——当然,这些鬼子和汉奸最后都被抗日军民消灭了,但这不能抵偿我看到他们时心中的烦恶:有个汉奸老在电视屏幕上说:太君,地雷的秘密我打听出来了——混账东西,你打听出什么了?从我15岁开始,你一直说到了现在!”
王小波虽然绝顶聪明,可是他肯定想不到自己如此早逝,更想不到每到他的忌辰,就会有人在媒体上纪念他——我相信他如能预见到这一点,定会想办法长生不死,以免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出现他最“烦恶”的情形。这样的情形已有七年,而且看起来没有结束的势头。如果他的在天之灵能对我们说话,恐怕他的话会很不客气:“混账东西,纪念了七年,你们都纪念出什么了?从我死的那天开始,你们一直纪念到了现在!”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平时待人接物,他总是个谦谦君子,所以他的语气可能是这样的:“求你们别一到4月11日就说我了,我简直快羞死了。”十有八九会是如此。他既然讨厌人家把许多偶像强加给他,他必也不愿把自己变成偶像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作为一个一生反对各种政治强制、文化强制和道德强制的人,他一定最反感听到这样的话:“看看人家王小波是怎么做的,再看看你们!”把自己变成一个令他人自惭形秽的榜样,无疑会是他最为诅咒的事。
但是关于纪念他这件事,我恐怕会这样劝他:如果一个时代、一些人,一到某个日子就自发而非强制地纪念某人,便表明该时代该人群最缺少和需要那个人。人们要通过“纪念”这种仪式化的行为,来强调己之所需与己之当为。如果有一天王小波式的力量不再稀奇,我们自然就不会再纪念你了。他听了这番话,也许会心里稍安,就不那么反感我们了。只有他不反感了,作为粉丝的我才能安下心来写作此文。因此还请读者朋友原谅我把文章的头开得这么长。
我们这些人
接着我想说说为什么老是我们这些人在纪念他。所谓“我们这些人”,就是“70后”,再扩展些,就是生于6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些人。记得第一本纪念文集《浪漫骑士》和第一本评论集《不再沉默》,都是由年龄与小波相仿的学者主编或撰写的,之后,在话语空间里一直念叨不休的就是“70后”与“80后”了,甚至还有了个小波君一听其名必会昏迷的网站“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以及一本据说有“小波风”的小说集《一群特立独行的狗》,来向他致敬。——顺便说一句,不管这个“门下走狗”多么事出有典,总归不那么“王小波”;况且“走狗”的“走”有“跟随”意,即便是“一条”也不能算“特立独行”,更何况是“一群”,“一群狗”而曰“特”立“独”行,未免对一个词的使用太过强其所难,即便是戏仿“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仍是如此。
对不起,又扯远了。其实我的意思是说,“70后”之所以不停地追念王小波,只能说明一件事:自他逝去之后,我们既未能找到与他的智慧、理性、魅力及健全程度不相上下的精神兄长,自己也没能成为与他不相上下的成熟的个人。我不能不悲哀地说:在王小波的身后,勇敢、坚韧而智慧的自由知识分子群落不但没有壮大,反而日渐萎缩;而一茬茬披着“小波型”修辞外衣的自鸣得意而又脆弱不堪的“自由分子”,倒是多了起来。“王小波”的语义符码被迅速地肤浅化和时尚化,以至于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精英”,甚至羞于再提王小波之名。这真是不幸的事。
心肠与智慧
经过七年的时间,我们这些受过王小波作品哺育的人,已从不谙世事的二十几岁,迈进略经风雨的而立之年。对于王小波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我终于知道了要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王小波心肠与王小波智慧。没有前者,绝无可能产生后者,任何以为可以抛掉前者而直取后者的努力,最后收获的精神格局可能都会极其微小。类似的情形,我们可以从“剥离技巧”的中国当代新潮文学中看到。以前人们对“王小波智慧”谈得较多,在经历了这个国家诸多或大或小幸与不幸的事件、旁观了知识界一场又一场归于泡沫的论争之后,我认为现在更需要留意“王小波心肠”。前几年曾经令我们激动过的一些知识精英,近年的所言所行之所以言不及义无有所指,自然与知识储备的老化和问题意识的弱化大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衮衮诸公缺少如王小波那般真诚、善良、大爱且勇敢的古道热肠。
想必王小波不会同意我的有泛道德化嫌疑的解释,但我仍是以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拥有足够智慧的前提下,唯有具备这样的心肠,才会对他人的境遇苦乐抱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并且产生表达的力量和勇气,有了理解和勇气,他在人文研究中才可能获得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在文学创造中才可能传达悲天悯人的深情高致。在智力相当的情况下,正是这最朴素的心肠,划出了不朽与速朽的分界。也正是这素朴之物,最无法取巧和作假,它一旦与心智的运动相结合,便会使人的创造力迸发出震撼灵魂的光芒。《圣经》中有大意如下的话:凡要保存性命的,反要失掉它;凡要失掉性命的,反要得着它。这句话的前半句,最适合说给那些一心想给自己树碑立传、什么好处都想得的人听,无论官员、政客,还是知识分子;后半句,悄声说给小波听就行了——这其间道德、利益与身后荣辱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原理,恐怕不是他所屑于证明的。然而我们这些生者若是不知,就未免太过昏聩了。
他唯一的忧虑
王小波总是说:我唯一忧虑的,是我不够聪明。他从不忧虑自己不够善良,因为他觉得善良这东西实在太过基本,没有难度,属于“良知”范畴。按照《辞海》的解释,“良知”乃指天赋的道德善性和认识能力。天生就有的好心肠自然不必强调,他只忧虑人类后天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聪明与智慧——会随时消亡。他的二百多篇杂文反复絮叨的无非是一个道理:这世界若想变好,必须医治愚蠢。为此他不惜耐下性子,用古今中外,尤其“大跃进”和“文革”中的诸多荒诞故事,苦口婆心地规劝国人不要重蹈愚蠢的覆辙。现在看来,他所担心的“愚公移山”式愚蠢似乎快要过去了,但是《寻找无双》里王仙客在长安城所遭遇的愚蠢却远未过去——那就是不敢直面真实历史与现实、不敢承担个人权利与责任的愚蠢。如果说防止“愚公移山”的愚蠢只要大力发展工具性智慧就可完成,那么杜绝王仙客所遭遇的愚蠢则需要更全面的智慧,除了动用工具理性,更要动用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在良知指引下的智慧,此一理性的衰弱,必会导致人的全面退化,其结果是满大街行走着既无美感也无责任感的市侩小人。有一点王小波没有提到:良知即便是天赋的基因,遇到极其恶劣的环境也会变异衰减,其脆弱程度甚至高于“智慧”。良知在这世上若真的化为乌有,那么再高的“智慧”也只能为恶了。我看在某些特定的空间里,一些强人的确运用着滤去了良知的高超智慧,来尽可能地阻止“沉默的大多数”获得识别真假、善恶、智愚与好坏的包含良知的普通智慧,智慧和技术若落到这种人手里,天下势必会傻子恶人横行。因此,若真想告别愚蠢,恐怕仅有智慧还不够,还得加上“勇敢”,即不怕为遭遇不幸不平不公不义的人——不管这人是别人还是自己——说话和做事的素质。有了勇敢而智慧的素质,才能有良性公共空间的形成,个人才能摆脱孤立无援的原子化境地,而逐渐建立一个按照人道准则而非丛林规则运行的社会。
一句话:智慧固然重要,但是在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真诚、善良、大爱和勇敢的好心肠却是同样重要的。这是王小波——我精神的兄长,在他的纪念日暗示给我的东西。他还暗示我:社会的健全与进步,只能诉诸每个公民自身的努力与觉醒,若寄望于充当“王者师”,则一切必会归于虚妄。这大概是王小波与他的师祖胡适以及一些胡适弟子的不同之处。
200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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