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人物关系是一个三角，三个角分别是：广告设计师阿进，有闲阶级、专职太太小兰，在豪门酒店门口扮“兔子人”的农民工老刘和小张。阿进这个角因为空间的同一性，总是和一个从未露面、却总被人想起和谈论、已经“堕楼”而死的“黄先生”重叠在一起，小兰、老刘和小张与阿进发生关联，起初就是因为这个“姓黄的人”。在这些人物关系之外，大家都受着一个巨大无常的力量的拨弄——一场台风。这是个运动三角，第一推动力是：阿进想从一个东北大客户那里接到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为了给自己的微型公司装门面，租了一间大写字间，只租两天。由此展开阿进的世界，于是扯出两条线：一条是他在和瘦子屋主去写字间的路上，被老刘和小张拦住，一个问要不要雇工，另一个问他是不是姓黄，把阿进当成了那个堕楼者，这是老刘和小张第一次露面；一条是阿进来到写字间后，接到小兰电话，小兰把他当作那个偶然结识的“黄先生”，问他要不要和她一起看台风，小兰从此也露面了。接着小说分别展开了小兰和老刘小张的世界。三个世界齐头并进，对于每两方发生碰撞的时刻，都从每个当事人的视角重新叙述一遍，这是我们熟知的“罗生门”手法。文学不像音乐，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以不同旋律表现不同的动机，否则我们就会同时看见不同的空间里阿进、小兰、老刘小张的生活。现在，这段同一时间里的不同生活，只能随着文字的叙述次第展现。
三种生活可以说代表了三个社会层面：小兰是中产太太，阿进是个一门心思要赚大钱的“个体工商业者”，老刘小张处在社会最底层。不够有钱的阿进和极其没钱的老刘小张都为同一件事紧张：钱，没钱程度越高，焦灼奔忙的程度就越高——在大台风天，小张还要穿上他的兔子袍，站在豪门酒店门口蹦蹦跳跳招揽生意，直至被台风吹倒的霓虹灯架砸死，那个从堕楼的黄先生身上捡来的手机还紧紧贴着他的身体，真真是“人为财死”。小兰是中产阶级全职太太，似已从没钱的烦恼里解脱出来，但是无所事事心无所系，所以她要做一件有情调的事：到海边看台风登陆。然而天气路况使她有心无力，终是没看成，还差点撞了小张，只好心惊肉跳地逃回了家。小兰的形象很富有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具有有限的主体意识，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自命不凡但是脆弱无力。
小说用极简风格叙述，全知视角，零度语气，很残酷——对谁也不爱，也不恨，也不同情，却有点鄙夷：“老刘一点也不在意兔子人小张，骂他臭他也不在意。他把眼前的事情过滤得干干净净。世界上只有他和钱。老刘到这城市里挣钱，钱寄回家乡去。他关心那些悬赏布告、寻人启事，有时候还捡报纸看。眼前的所有人，全城上千万的人，只要不是从口袋里给老刘数钱，对于他就是没有意义的。”鉴于这样的句子很多，表明小说没能“零度”到底，也表明鄙夷是失控的结果，源于一个抱有既定价值信念的旁观者的情难自已。但它划开小说的一个裂口，关怀和意义之流由此溢出，由此，作者泄露了她要勾勒怎样的人心，怎样的世界——一座即将因物欲横流、金钱异化、道德沦丧、灵魂失所而走向毁灭的“所多玛城”。她不用地动山摇的方式描绘她看到的世界，相反，她轻描淡写地从微观入手。于是悲凉之雾，遍被危城，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黄先生”而已。
“黄先生”在小说里没有正面出现过，他只作为种种痕迹，出现在偶然相遇的人们的谈论和回忆中，由此我们知道：他是个生意人，本想请小张做他的“活动广告人”；他平常忙得看不见天空，但是喜欢看台风登陆，他还约了偶然在音像店碰上的小兰和他一起看台风；然而小兰约他时他已跳楼死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凌空跳下时带着一个颇为高级的手机，落地后被眼疾手快的小张捡走了；老刘踊跃地替警察把他的尸体背上车，以为能拿到点赏钱，却分毫没有；他曾租过的房子，现在又租给阿进装门面了。小说写黄先生堕楼一幕时，叙述语气是平静超然漫不经心的，然而其揭示灵魂的荒凉麻木，却达到了残酷冷峻、触目惊心的效果：
天很快热了，那个人跳楼当时是下午，有人还在困倦中迷糊。一件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东西直落下来，酒楼的师傅保安后来都回忆说，当时都听见那人身上手机还唱歌，铃声带和弦的。他们说，可惜了那手机，不知道唱歌声是摔出来的，还是有人正好给这个跳楼的人打电话。他们都叹气说：人落在地上，手机却没见到。小张捡手机的动作没人注意，当时他们都在喊：试试那人喘气不？
没有人对一个生命的毁灭表示发自灵魂的关切，人们关心的是他身上唯一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手机。这个细节，是对生存至上主义的激烈反讽，非心藏大爱又心狠手辣者不能写出。
小说就这样从容不迫地编织着：毫厘不爽的细节，暗藏包袱的情节，看似多余无意实则百发百中的闲笔，看似松散断续实则精致严谨的结构……总之，看似一个作家懵懂才情的偶然产物，实是她的清醒判断力与文学才华相伴而生的必然结果。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的漂浮乱象：它无根、破碎、垃圾化、没价值、没来由也没去处，它里面的每个人都孤独、疏离、紧张、殚精竭虑地想钱（“谁不是赚钱揾食呢，先生？”），相互挤压（“有时候看见骑摩托车抢包的。看见汽车抢道互相擦碰的。看一团人追着公交车门推搡拉扯。”），相互都是陌生人，相互的关系都偶然而不真实（“瘦子说：也许他姓黄，也许不姓，也许是用的假身份证，谁知道！现在有什么是真的，我不是想故意瞒你，他又不是在我的屋出事。”）。这是个历史与价值的生命之流被忽然斩断的世界，它似乎年轻，似乎在重新开始，但其实已是一座即将倾颓荒蛮破败的危城。它没有聚合力，没有方向感，没有善恶是非，没有灵魂抚慰，没有爱，没有敬畏与禁忌。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它是一个永远冰冷陌生的他者，一个随时暗含杀机的异乡。每个挣扎其间的人，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异乡人，无限的世界在他们心里的投射，从未如此单一、贫乏：只是钱，只是物，只是活命。人，这万物的灵长，已和一切没有灵魂和情感的生物无异，单一贫乏得如同死亡。
因此可以说，《很大风》所表现的核心，是关于一个价值真空的世界里，中国人的灵魂失怙、心无所皈导致的存在危机。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斩断了历史、价值和信仰之根？它们为什么被斩断？这根系被斩断之后，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人的精神状况，将因此发生怎样的异变？让我们追踪问题的根源，想想价值之根为何被斩断——那只是因为，真实而永恒的价值一旦深入人心，必会发生个人尊严的普遍觉醒与社会公义的普遍共识，它必顽强生长，必因背靠着神而对压迫势力心无所惧，必因心无所惧的反抗构成对极权力量最有效的颠覆与瓦解。也正因此，一个后极权社会在摧毁旧价值的同时，更阻挡任何被重新认识到的永恒高贵的价值的重建，它宁可空心，宁可对全民物质行贿，宁可让灵魂腐烂荒芜，也要阻挡这价值的生长，阻挡良知的苏醒与回归。
这是我看到的真实。《很大风》以它独特的方式，又让我重新感知。在小说里，王小妮怀抱深刻的价值关切，但绝不采取道德主义姿态。她运动、呈现、反讽，绝不静止、审判、控诉。她直接呈现“是什么”，潜在地追问“为什么”，但从不回答“怎么办”，从而显现出其真实独特的文学立场——既忧思深广，又柔弱无力，不充当道德家和政治家，但是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由此，一个作家在喧嚣纷乱的世界中，才能最终保持她痛苦而无限的活力。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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