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三个和“底层”无关的花絮。

    1813年，德国正在遭受战争，歌德写道：“我在运思的过程中，必须把自己的心思集中在极特殊的一点之上……在全世界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把心思集中于与实际政局全不相干的一件事情……我全心全意地研究中国事物……我写《Essex》‘结尾’的那一天正是莱比锡战事发生的同时。”

    1933年10月7日，林徽音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写道：“在这整个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挣扎着他们重危的运命的时候，凭你有多少关于古代艺术的消息，你只感到说不出的难受！……不幸我们的国家多故，天天都是迫切的危难临头，骤听到艺术方面的消息似乎有点不识时宜，但是，相信我……这也是我们当然会关心的一点事，如果我们这民族还没有堕落到不认得祖传宝贝的田地。这消息简单的说来，就是新近有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几百年前他们同行中的先进，用他们当时的一切聪明技艺，所盖惊人的伟大建筑物，在我投稿时候正在山西应县辽代的八角五层木塔前边。”

    2005年11月，我到香港浸会大学采访伊斯兰世界的作家，印尼诗人、作家西多克·司雷格奇使我印象深刻。他是该国著名的尤坦·卡宇社区中心的发起人，该中心最初致力于提升印尼人的政治意识，他曾因此多次被警方抓捕。但是这样一位作家，却这样对我们谈起他的文学观：“我把作家身份和公民行动彻底分开。作为公民，我可以去街头抗议，但是作为作家，我不会让诗歌作为表达政治观点的工具，我不想让写作成为写作之外任何事物的工具。”当我问他，他认为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那些修辞手法富于创造性的、诗背后蕴藏着深邃哲学的、能触及神秘存在的作品。”他说。

    请原谅我说了半天看起来与“底层”主题毫不相干的话。这只是因为，“文学与底层”这个庞大的论题，让我想起文学艺术与世间所有庞大事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上三人在处理这种关系时，都选择了在庞然大物面前保持精神的丰富性、独立性与异质性，唯其如此，当那庞然之物成为历史时，那些诞生于同一时空的文学艺术，才能依旧参与人类精神智慧的绵延建构。当我们探讨“文学与底层”的关系时，这一异质性的视角不妨作为我们思考的参照。

    中国当代文学总是以“风潮”的形式演进自己的历史，作家们极少有能置身局外者。若真的选择局外的独立表达，则恐必须忍受寥落的命运，或戴上“文坛外高手”的冠冕。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波波涌动时，几乎所有作家都是现实关切者；当与社会“绝缘”的先锋文学成为主潮时，置身现实之外又成为作家们的主流姿态；现在，我们的文学似乎醒悟到精神的封闭乃是穷途末路，于是又杀了个回马枪，重返对现实的关切，“底层写作”就是其中的一个潮流。这样连续不停的一窝蜂，使我分外感到一个真正的文学人与文学主潮和社会主潮保持独立与疏离的重要性。这样，当我们把“文学”与“底层”联系起来时，就需要审慎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文学与底层”这样的讨论？这样的联合词组？如果一定要讨论，那么该如何建立此二者之间的关系？让文学返回到“新时期”初期的“社会属性”？作家成为“底层代言人”？或“作为底层阶级的一分子”说话？或无视底层苦难的真实存在，继续“不及物纯文学”的精神封闭之旅？

    恐怕这些都不是理想的选项。“社会属性”如果能取代文学的艺术属性，那么文学自身的存在理由又在哪里呢？如果单单要描绘底层的苦难，那么新闻报道就可以了；如果要为底层争取公平与正义，那么参与政治斗争就是了；如果要研究社会主义中国何以会有底层存在、他们如何存在、又将如何演化，那么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不就成了吗？如果把以上的功用诉求完全加诸文学，那么除了让文学越来越远离“文学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吗？

    其实世界文学已积累了丰富的“底层叙事”传统：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温暖智性的幽默讽刺，契诃夫真挚狡黠的“含泪的微笑”，雨果悲悯博爱的良心审判，陀斯妥也夫斯基上帝与魔鬼纠缠搏斗的“复调叙事”，加缪冷硬炽热的哲学追问，马尔克斯混沌奇诡的“魔幻现实”，卡尔维诺不无刻毒的流浪汉体小说……无不是将自己的形上生活融入叙事对象，“真实”的精神思考与“游戏”的叙事谎言双管齐下。

    而我们当下的“底层叙事”从整体上看，却呈现出相反的艺术征象：精神思考缺少真实性，而叙事方式则缺少游戏与智慧。我们似乎越来越看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传统。但据我的观感，如果要追寻文学价值，它们并不是最优的范本。它们可以提供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但它们无法提供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中国当下文学远未深入开掘“文学”本身的精神潜能。对她的丰富与单纯、真诚与玩笑、轻逸与沉重、束缚与自由，作家们远未贡献出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创造。真正的文学建立在对个体灵魂的微妙而浩大的探寻之上，而非建立在对某种外部群体、外部题材的不断消耗中。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享有共识，那么对于“底层写作”与“底层叙述”，也应作如是观。我们就应把“底层写作”从“底层”这一巨大的社会阶层概念中解放出来，从前设性的道德姿态和苦难嗜好中解放出来，从已有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传统的美学定势与思想定势中解放出来，而把它归还给文学的自由、智慧与个人性。“底层”在文学写作的领域，是一个题材，是众多现实的一种，它既不应成为一个弃儿，也不应变成一种宗教——对于这个词，我们的文学先前视而不见，现在又满脸肃然，泪水盈眶，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在当下文学的上空，徘徊着不会笑的新阶级论的幽灵。”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文学事实改变我的这一看法。如果情况总是如此，借用作家李浩一句精辟的描述：“大家集体讲述倒霉蛋的故事，一场声势浩大的‘比惨’运动正在展开”，那么如此的“底层写作”还不如尽早结束。当我们的国家政策都在声称解决“三农问题”与“社会不公”的时候，那种诉苦和“比惨”式的“底层写作”该到哪里寻找自己的独特价值呢？

    因此，文学之于世界的价值，不是她能够实现某种具体的社会目标，而是她能使人的灵魂更丰富、微妙和诗意，使人更能领会自由、智慧与爱的真谛。至于别的道德期许，我们只会在积极有力的行动中去加以实践。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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