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又蓦地想起，关于节庆和纪年的较劲已经不止一次了：去年底，有博士联名呼吁抵制西方圣诞节；几个月前，有学者建议中国废弃公元纪年，改用轩辕纪年；不久前，某大学校长在人代会上提案，为增强国人的民族认同，缩短“五一”、“十一”长假，延长春节假期……
至于纪念女娲，此前早已有甘肃天水、山西万荣、河北邯郸、陕西临潼等各地版本，且每一地都认为自己的女娲才是正版。有位古典文学学者在某地考察研究后指出，“中华之母——女娲”确有其人，她身上集中体现的“聪明智慧、勇敢无畏，忍辱负重、自强自立，无私奉献、不计名利，胸怀宽广、博爱慈悲，勤劳刻苦、维护正义，热爱和平、造福人类，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女娲精神”，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位母亲的伟大，已远远超过“三迁择教”的孟母和“刺字示儿”的岳母，尽管后两位也值得当代中国母亲学习，但更值得学习的还是女娲，因此他不赞成把中华母亲节定在孟子生日，而认为定在女娲诞辰较妥。当然，女娲的确切生日很难查考，并且究竟是否实有其人还真说不定，但不妨碍我们把该日子定在民间传说的“娲皇圣诞”——农历三月初十这一天……
说起“公祭”，也是近年一大热门，各地政府牵头，不但祭黄帝、炎帝（神农）、伏羲、女娲、尧、舜、禹等诸神大帝，还祭孔子，祭屈原，祭伍子胥……凡够得上当地一传说的，都有被“公祭”的可能。我正等着我的故乡小城某日传来公祭袁崇焕和菊花女的消息——前者是抗清英雄，在我故乡打了最后的英勇一仗；后者是本地民间传说的女主角，正以村姑的形象屹立在渤海之滨……
既然写到了炎帝神农，就不能不说起另一则新闻：最近，来自全球的500多位中医药界人士齐聚广州“炎帝神农中医药发展论坛”，并首次共同发表《中医药发展宣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废除、排斥、歧视中医药的言行。有人马上议论道：“中医所蕴涵的学术价值是比价值连城的文物国宝还要价值无比的国粹……中医之道表面上看是治病之道，事实上也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必须遵循之道。因此，那些轻言废除中医的人，说轻点是对中华文化的无知，说重点是这些人别有用心……力挺中医，就是力挺中国文化。”
既然提到了孔子，那就更是说也说不完啦：前有孔子标准像轰轰烈烈的确立，现有于丹老师《论语心得》的走红，更有十博士联名（又是博士联名）抵制于丹，大声呼唤国人对圣贤经典的“敬畏之心”……
既然说到了于丹，那就不能不提央视“百家讲坛”，这个坛对于培养吾国吾民的“传统文化热”、“国粹热”，以及确立于丹老师经典诠释的正统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若干天前，在李零先生新作《丧家狗——我读论语》的研讨会上，我有幸一睹该坛总策划某某先生（该死，他的名字我居然忘了）的风采，并记住了他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各位学者还别忙着这么早给于丹下结论，到底谁对谁错，历史自有定论。”回想起于丹老师关于“民无信不立”和“支离疏的故事”等等前无古人的讲解，我不禁对此君指鹿为马的气概和稳操胜算的信心仰慕不已。什么叫话语权？这就叫话语权——不问是非对错、只按我的需要给“历史”定稿的权。至于“我”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肯定不是我。
照这么扯下去，我的文章就不该登在报纸上，而应发表于《故事会》，所以只能就此打住。这些事离奇归离奇，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意愿，凡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都不该有意见——是啊，中国作为“大国”，在物质文明上已经“崛起”了，文化上不为人类做出点独特的贡献来，说不过去。从以上列举的事实来看，此种文化潮流的“独特性”毋庸置疑，但能否算得上“贡献”，我就没有把握了。让中国人不过西方节，只过中国节，不用西历，改用皇历，对人类有何贡献？或者，调门别那么高，就说对咱中国人自己，有何贡献？我暂时看不出来。
但是经过冥思苦想，我终于看出了一样好处——有利于让每个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都成为一个历法演算专家。如今世界是个地球村，中国人和外国人少不了有各种交往约会，如果我们用了轩辕历，预约时间就足以动用一番脑筋——洋人说约会时间要在公元2008年5月23日上午10点，我说不行，得在轩辕五千八百二十三年十月初八寅时，由于双方都停留在自己的纪年里，为了明白对方说的时间到底距现在多久，就需要进行一番历法演算。为了保持国格和增强民族自信心，我们坚决不能把轩辕时间换算成公元时间，那就等他们换算成我们的。但计算仪器又发生了问题：洋人用的是西方霸权主义的科学仪器推算历法，我们是用数千年前黄帝时期仁爱和平的中华传统仪器推断历法——至于这种仪器是怎么找到的，自有提倡轩辕历的专家负责——洋人怎么能找到同样的仪器，以便推算时间呢？那就让他们进口吧，顺便学习学习我中华民族悠久伟大的传统文化。但可恶的是，洋鬼子都是些唯利是图、趋利避害的动物，他们经过一番成本核算，觉得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以及脑细胞成本太高，性价比太低，就不和我们玩了。同理，阿拉伯兄弟、非洲兄弟都会遇到这一障碍，有些兄弟的民族自尊心比我们还强，更不和我们玩了。最后，我堂堂中华终将孤家寡人，悠然独处，其乐陶陶，不亦快哉？
这一思路，正与三百年前“我大清”的一位官员不谋而合。该人名杨光先，当官期间主要和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叫板，留下了一部名为《不得已》的文集。该文集有两大闪光点需被后人牢记：一是指摘新历书封面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回归中华文化本位”。皇帝也害怕文人的意识形态，背不起“数典忘祖”的罪名，在杨大人坚持不懈的上书下，汤若望终被判罪，杨大人也终于坐上了汤教士钦天监监正的位子。只可惜，天朝道统并未因杨大人的维护而免于崩溃，反倒是故步自封的愚昧，加速了一个大国的衰亡。
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说：“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现在重温此语，我恍如进入了一架时光轮回机之中，感到实在离奇。王小波认为，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经过周密的逻辑运算，最后会得出千奇百怪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的生活太过离奇，就多半不是好兆头——它表明此种生活的前提一定出现了错误。根据以往的经验，社会生活中错误的前提所导致的现实结果，比纸面上的错误演算可怕得多，因此还是尽早纠正这些错误的前提比较好。
200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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