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香港小说家”的头衔确会让人和商战、科幻、言情联系在一起，少数严肃作家，则让人联想到精致小巧的盆景。可见香港“国际商业都会”的地域身份，对文学家是很不利的。因此，当我被董启章的小说所惊后，就忍不住问他：香港环境于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心里纳罕的是：香港这个忙忙碌碌的大卖场，怎么会产生如此“卡尔维诺”的小说家哪？在一封信里，他好脾气地回答我：“香港的确是个功利的社会，并不重视文化培养，但香港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香港这样的社会‘三语并用’（广东话、汉语普通话、英语），我们较少固执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习性。对于西方文化传统，虽未至于娴熟，但也没有隔膜，能较为自如地视为人类共同文化来领受。另外，香港从来不乏另类的传统。香港文学本身就是一种非商业非主流价值的边缘活动。虽然人数肯定很少，却从来没有断绝过……当然香港并不算一个真正的多元城市，主流价值十分单一，占去了大部分的条件资源。可是，人生存不单靠物质，也不单为了物质。拥有精神自由和自主的人总是存在的。也许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商业社会里，我们反而对金钱产生了免疫力。我有时候想，香港文学作家比大陆作家更不顾虑市场，所以在这前提下，创作也更自由，更独立自主。这样做是不是很艰苦呢？我已经不觉得了。能这样下去，是幸福。”
若不了解董启章“职业作家的无业生活”曾经陷入何等困顿，你是不会懂得信中最末那句话的苍凉味道的。而如果你没看过他的小说，也不会知晓他的写作“不顾虑市场”到何种地步。现在，他虽是坊间所称“著名作家”，仍需每年上学期在三所大学教香港文学和写作课（“我从不教自己的作品。”他告诉我）——那点长篇小说版税是不够自己糊口的。
其实董启章出道甚早。1994年他27岁，以中篇小说《安卓珍妮：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从此步入文坛。这篇作品的复杂样貌是今日内地拒绝长大的“80后”作家想象不到的。小说是双声部结构：一个绝望于家庭生活的女人在香港深山里的行动与独白为一声部，该女子写作的关于“斑尾毛蜥”的隐喻性学术片断为另一声部。它感同身受、技巧纯熟地探讨了女性的绝望，评委在揭榜之前还以为作者是个女生。董启章超越自我的“复调”才能由此初显。
不过这种罕见的能力在他近年的鸿篇巨制“自然史三部曲”中（第三部《物种源始》尚未完成），方得以酣畅施展。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台湾麦田出版，2005年）也是双声部小说，第一声部为叙述者虚构的女孩“栩栩”的“人物世界”，这是“当下香港”一个偏僻的精神横切面；第二声部为叙述者不断写给“栩栩”的信，此信以收音机、电报/电话、车床、电视机等日常生活中“物的更迭史”为线索，讲述董姓家族从祖父至“我”辈的精神情感历程，这是“历史香港”的精神纵切面。此书绝非“再现性史诗”的写法，作家的雄心也不在为“香港”立传，而是以香港场景为触媒，直接切入人物的内在生活，作“可能世界”、自由时空的无限探索。
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上、下）》（台湾麦田出版，2007年）的此种探索更变本加厉，发展成“三声部小说”，每声部标题用不同语种文字标识——在中英文天文学术语作章节标题的“第一声部”里，笔名“独裁者”的作家在采访者维真尼亚、看护兼画家卉茵的促发下，追认与妻子哑瓷的情感历史和新生可能，这是一个当下的时空；在希腊字母作章节标题的第二声部中，药品店售货员恩恩在作家“独裁者”不断的书信“骚扰”之下，渐渐步入了“婴儿宇宙”，这是业已过去的时空；在表示时间的拉丁单词作章节标题的第三声部，永远十七岁的少女维真尼亚独守荒凉的图书馆，每天清晨为胸口里的机械心脏上弹簧，等待名字叫“花”的少年穿越五十年的时空来访——她是第一声部的“维真尼亚”死去的同名姐姐，“花”是“独裁者”和哑瓷死去的儿子，这是发生在未来的亡灵的时空。三个声部、三种时空平行而又交叉，人物用广东话袒露自己的精神世界，虽有点语言障碍，却别有一番滋味……
董启章的小说，旨在编织“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在这世界的中央，站着一个滔滔不绝的人，他的自我被无限“分身”，去扮演无数“他者”的心灵，即便如此，他仍幻想通过自我的崩解，而走向无我的“大情感”。恐怕很少有人能明白他为何如此。于是，他成了他所命名的“婴儿宇宙”的秘语者——那是一个任何事物都成“初识之物”的所在，那是诗与惊奇的诞生地。若要听清这秘语者的声音，我们需得和他一样，逃离自我中心的习惯，以及对现实唯一性的信仰。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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