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答案不是文学批评者要调整自己，以一个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观念供货商的身份，为此瞬息万变的时代量身定制其所需要的一应货品；而是相反，在如此“意义蒸发”（耿占春语）的时代，文学批评需要强化和发展的恰恰是为她自身所独有，而为此时代所忽略的那部分——即在文本批评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表述对美、真实、意义与自由的体验，对心灵形式和精神生活的个体性与复杂性的探索。意义意识与自由意识是文学批评的前提，它们先于且高于一切知识，在这高度体制化和威权化、生命能量急遽衰减的时代，尤其如此。如果文学批评者放弃这一前提而有所退让，那么我们所有的批评行为终将只是自欺欺人的游戏。
对严肃的中国文学批评者而言，除了精神前提的长久失落，其困境还来自批评对象的价值问题——文学精神的侏儒化和艺术形式的粗陋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普遍疾病。到底是贫乏的创作衍生了贫乏的批评，还是贫乏的批评催生了贫乏的创作？二者之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巴赫金曾经这样谈起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艺术和生活不单必须互相负责，还应该互相承担罪谴。诗人必须记着：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诗之罪过；日常生活之人则必须知道，艺术的徒劳无功，是由于他不愿意对生活认真和有所要求。”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亦应如此地相互负责和承担罪谴——安全低智的世故写作、饭碗写作和趋时写作是因为得到了发表机制和批评机制旷日持久的庇护鼓励才发展壮大，而文学批评的乏善可陈，则是由于文学创作的才华短缺与精神贫乏。既然文学创作已不能深刻地介入人们的精神生活，那么以此为对象的文学批评当然亦复如是。
为什么会是如此？恐怕与中国知识阶级顺应时势的精神遗传有关。没有谁像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这样依赖“时势”。只有在文学家和批评家失去“时势”而依然独立，敢以个体的自由真理去揭示时代的荒谬与热病、以自我的内在光芒去追问生存的罪孽与信仰时，中国文学才能迎来自己的成熟季节。当然，这样的文学、这样的作家和批评家不是没有出现过，而是出现了也得不到接受和拥抱。这才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的创作者、批评者和文学传媒还没有形成独立于权力和自身利益的关于意义、自由与创造力的价值共识。我们对自己所置身的生活，对我们已经扮演和能够扮演的角色，对其美与丑、真与假、功与过、罪与罚，都缺少彻底的反观。当然，指出这个问题，现在已是不识时务的多余之举。在当今知识阶层中间，批判性话语已成为最受批判的话语。价值理性已成为最无价值的理性。“自由”二字已因其没有“知识含量”和“学术价值”而沦为最不自由的空洞词语。如果一个批评者还对牢笼以及牢笼内的生活持有异议——如果他/她竟敢指认自己的生活为一种牢笼，如果他/她竟敢将自己的写作和自己的生活真实地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她就应当被取消批评的权力。这就是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精神氛围。扼住颈项的双手正在慢慢收紧，但这收紧是如此缓慢轻柔，以至于我们以为它是一种按摩。知识者在被“按摩”中悠然从事着自足自洽的学术生产，在这一行为之上，是我们对被设置的生活的同意。
在如此精神背景中，文学批评正经历着一场语言的蜕变。那种批评与作品之间的“我—你”关系在渐渐淡出，而代之以“我—它”关系。文学批评不再是两个主体之间休戚相关的精神对弈，而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指称。作品正在沦为“物”，沦为他者，沦为一个个概念大厦的零部件，而失去了作为完整生命的存在资格。文学批评与所谓“跨学科研究”相杂交，其分析工具也由个体自由的精神哲学转向不再探究个体价值和创造力的整体性的社会学。单个作家的创造行为和创造结果不再位于注视的中心。批评家不再试图对创作和阅读的感受力层面直接施加影响。关于艺术形式和“真理内容”（本雅明语）的探讨，因其不具有学术时尚意义而变得没有意义。这种学院化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为学术体制而非文学生命而存在的批评。它自身是学术体制内之“物”，拒绝复活为生命，也不再向自身之外的生命迈出一步。相反，它致力于将“物”外的生命拉进门来，也将其化为“物”。
但是，“正如尼采和海德格尔曾经道破的：‘强力意志’的本质是创造，是‘有意识地遭受存在之进攻’，是故意对抗大于己身之物以求生命能量的提升和转变，是反对生命的自我保存和固守——因为简单固守便意味着衰竭。所以，创造的本质必然包含着对一切压抑生命的朽败能量的摧毁和否定，包含着在正统秩序看来某种行为和意识的不端与挑衅，包含着强劲的‘不之性质’（海德格尔语）。”（李静：《论林白》，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自我引用，此为记。）——在我看来，人类的任何意志行为都是如此，文学批评也不例外。
201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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