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1年度批评家”——获奖感言

    在广受瞩目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整整十岁之时，我站在这里，接受她慷慨馈赠的荣誉，深感惊喜和羞愧。这完全不是谦辞。由于对写作本身难以克服的恐惧，我的若断若续的批评生涯虽说可算严肃其事，但毕竟成绩甚少。由衷感谢提名评委和终审评委，感谢你们注意到这微薄的果实，并以此方式，肯定了一种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在这文学的荣耀和重量不再煊赫的时代，将文学作品的“形式真实”和“精神本体”放在“注视”的中心位置，已不是文学批评的流行做法；建基于自由哲学的审美判断，已逐渐被整体性的社会学方法所取代。在学术体制化的道路上，文学正在变成一种知识、一个物，而非一个生命。如果这是一个历史潮流的话，那么此次颁奖即在嘉许一个逆潮流而动的写作者，她曾写出的所有批评文字，都只为回应文学前辈乔治·斯坦纳的一句朴素之言：“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我想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确切描述文学热爱者从事批评写作时最本真的动机。从这一动机出发，文学批评家探寻文学之美，也探寻自己的精神角色。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角色呢？我至今没有改变曾经表达过的看法：文学批评家“在个人的超功利创造力与人类社会的功利目的之间，应扮演一种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她应以揭示创造力的隐秘，绘制其美景，激发生命力的闪电，投身精神的冒险，来对当代社会的功利偏颇提出异议、发出警告，并‘探寻能够超越一时之社会需求及特定成见的某种价值观’（哈罗德·布鲁姆语）。这是文学批评在此功利时代，不可替代的精神使命。”在当今中国文学的卑微处境中，指认这一使命，仿如痴人说梦。但假如文学批评家拒绝思考和承担这一使命，拒绝回应人们在时代生存中发生的普遍困惑，那么文学批评必将沦为一种贫乏狭窄的知识生产，而堕入“赘物”的命运。在此两难中，文学批评者现在所能做的，或许是一项充满张力的工作：一方面，辨认和呼应那些自发的、真实的、富有冒险精神和艺术创造力的文学写作；另一方面，将关于文学作品的审美判断，与对意义和自由的探讨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愿意强调一句貌似武断的话：意义和自由乃是衡量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标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尤为如此。不从这种价值源泉中汲取力量，则文学创作就不能成为“个人真理”的忠实见证，那个“站在墙的一边还是蛋的一边”的选择题，也将只有一个羞耻而怯懦的答案。文学批评虽是关乎“美”的判断，但“美”却诞生于爱与自由的道德；唯有毫不退却地持守和实践这种道德，在对形式真实和精神本体的品尝中浸润这种道德，文学批评才能真正成为创造的助产士和推动力，进而成为创造本身。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公众的白眼和嘘声里，中国当代文学几已成为“不冒险”的体制化写作的代名词。经过二十多年自生自发的创作与阅读的淘洗，一种新的文学感受力和创造力正在形成。它翻检着扭曲而负重的良心，书写着疼痛而荒谬的经验，它的沉默茁壮的诗意，在呼唤公正贴切的认知。这是当下文学批评需要清点的财富，在清点之时，批评者将其引向语言、生命与哲学的视野，引向意义、自由与爱的维度。

    最后，在这篇感言即将结束时，我要向主办方《南方都市报》表达深挚的敬意——这份报纸践履了新闻人的理想和良知，又以这一独立而公开的奖项，提醒和标举中国文学的自由精神。同时，也向此次同样受到提名的、我深为感佩的同行师友表示敬意，向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恩师、友人、出版家、编辑和读者表达感激。此刻是文学的嘉年华会，我们每个人都在感受着文学的恩泽与力量。我们都深深相信：能真正影响人的灵魂的，不是权力，不是教条，而是一个故事，一首诗。愿我们的文学批评也能成为真实而自由的诗篇，融汇到增进公众精神成熟的漫漫旅程中。

    201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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