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司机，也是侃爷。警察认为他开的是黑车，扣了车要罚他万把块钱。他认为自己做的是堂堂正正的事业——“为艺术家服务，让世界了解宋庄”，写在夏利车发动机盖上的这句“主旋律”，看来并不能作护身符之用。谁让他的服务对象，恰恰是让人感到最不“安全”和“放心”的群体呢？车上签满了艺术家的大名。这小车因此被他认为是一道门槛——他看不上的，才不让签呢；他看得上的，别人不许说他坏话。他风雨无阻随叫随到，艺术家喝醉了，下飞机了，半夜三更一个电话他就出现。他看起来热爱艺术。他有时被画家要求评论几句。他的最高评价是“有个性”，偶尔也用些专业语汇——“具象”、“抽象”。当民工兄弟惊诧于眼前这些光屁股、出怪相的家伙时，他热情洋溢而讳莫如深地解释道：“他们在搞‘行为’。”“什么？”“行为！”兄弟们更糊涂了。

    他和宋庄有头有脸的艺术家很熟，熟到了好意思开口要画的地步——画家觉得不太好的画可以送他，他不嫌弃。有一次为了让画家彭渊认识到送画给他是一件多么双赢的事情，就即兴描绘了一幅光芒万丈的前景：办一个“老金当代艺术不花钱大展”，把所有送他画的大腕都请来，栗宪庭当主持，大家伙儿要红红火火地互动起来，热闹得“像舞厅一样”；谁敢不来，他车上的签名就打一黑框，表明这人“已经死了”。话音刚落，我们发现他遭遇了车祸。人没事，车的前脸撞瘪了，那些签名和警句只好成了收藏品。换好新发动机盖的那天，不少艺术家跑来重新签名题字。有一位语重心长地写道：“1+1=老金”。说老金是个二货，这可有点没面子，他急中生智，把“1+1”改成“5+5”——这就十全十美了。老金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纪录片《五加五》最近慢火于江湖，诙谐风趣的“宋庄老金”也几乎成了媒体红人。这是作品魅力的一个证明。该片导演徐星、老安，摄影和剪辑老安。这两个名字注定了作品成熟的另类气质。徐星在20世纪80年代蜚声文坛，后低调如隐士，写作的同时拍摄纪录片，最著名的片子是《我的文革编年史》，可惜很少有人看到。意大利艺术家老安，本名Andrea Cavazzuti，旅居中国三十年，作品很多，技艺精湛，擅用摄像机譬喻象征、揭示心灵，但不少人知道他，是因为他乃唯一一位访问并拍摄了自由作家王小波的纪录片导演——镜头里的王二不修边幅，妙语如珠——不知多少波粉会感激他。

    宋庄是纪录片工作者的富矿，也是难题——这个居住着5000多个艺术家的村落，正是泥沙俱下的转型时期充满激情、浮躁、妄想和幻灭的中国心灵的缩影，猎奇的素材和庸常的表象比比皆是。但《五加五》避免了这两个面相，而表现出一种无可救药的趣味主义——节奏轻快、高度浓缩、富于悬念、风格幽默，并贡献出了荒诞得令人愉快的主人公和宋庄片段。一般而言，“令人愉快”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大忌，至少它意味着“分量轻”、“不严肃”。但我以为此片包含着最大的严肃性，无论是它揭示的现实，还是艺术性本身。

    实际上，诙谐的“老金”不仅是主人公，也是线索和视角，借着他的行迹和目光，创作者自然而内在地呈现宋庄各阶层艺术家或风光或屌丝的生存与精神状态，他们饱受羁绊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以及普通民众艰困挣扎的生存及其对当代艺术懵懂困惑的态度，等等。这一层分量更厚重，线索也更复杂，但它们含蓄地包裹在老金的笑容之下。

    据创作者自述，这部88分钟的片子成品和素材使用比例是1:80，拍了一年，拍摄时不做任何预设，任何偶然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进入镜头，其中有不少艺术家汪洋恣肆地宣讲了自己的艺术观。但在剪辑时，任何的宣讲、说教以及交代性的镜头都被放弃，一切只用行动和暗示去呈现。小川绅介曾说：“从一个镜头跳跃到另一个镜头如果不能激发人的想象力的话，就是失败。”《五加五》的剪辑坚决杜绝了这一失败。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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