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最终没能现身“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引得国内剧人憾声连连。好在他的作品《情人的衣服》（英文名The Suit，直译应为《西装》或《衣服》，下文简称《衣服》）总算在12月６至９日在国家博物馆剧院上演，聊慰观众的期待。此剧改编自南非黑人作家康·塔巴（Can Themba）的同名短篇小说，法语版诞生于12年前，英语版重写了这个故事，依据当下时事增删了背景内容（彼得·布鲁克方法：“戏剧即当下”），于今年4月首演。北京是该剧亚洲巡演的第一站。

    古云“大道至简”，彼得·布鲁克一直寻求用最少的演员和道具，在一个“空的空间”里实现意义和活力的最大化，《衣服》一剧也不例外。这部叙事体戏剧讲了个“小故事”：丈夫某日撞见爱妻与她的情人躺在一起，情人仓皇逃离，他的西装留在了这个家里。曾经待妻子如待女王的丈夫从此用这件衣服对妻子无情地报复，直到她自杀，他才陷入深深的懊悔中。但包裹这个小故事的，是一个“大世界”——它不被戏剧化地呈现，而只出现在叙事人的台词和动作中，正如饰演马菲克拉的演员在开头所说：“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不可能发生在别处，只有在南非，在种族压迫的铁腕下。”

    叙事人是多个而非一个——丈夫菲勒蒙，妻子玛蒂尔达，丈夫的朋友马菲克拉。马菲克拉的功能是提供大社会背景和菲勒蒙的行动理由。在这个表面的婚恋悲剧中，除了开头，还穿插着三处种族压迫的背景描述，都借马菲克拉之口说出：第一次是在早班公交车上，马菲克拉对心里装满柔情蜜意的菲勒蒙说，他想进教堂“跟我们的上帝说句话”，却一处是“黑人与狗不得入内”，一处把他锁在教堂顶上的小房间里不许出来；第二次是在小酒馆里，马菲克拉告诉发现奸情心灰意冷的菲勒蒙，镇上发工资这天简直就是魔鬼的生日，有三个人在火车上被盗后又被扔到窗外摔断了腿，所有人都被偷得裤子上只剩一个破洞；第三次是在菲勒蒙宣布玛蒂尔达要举行家宴之后，马菲克拉跟他说，镇上的一个吉他手被警察剁去五个手指、射击34枪后死去，他们居住的这个索菲亚镇也将被强拆（啊，强拆！与时俱进的彼得·布鲁克）。

    在这样的背景中，观众才能理解这个惩罚偷情的故事何以不纯粹是一个私人故事。20世纪50年代南非的索菲亚小镇，在黑白、贫富的等级压迫和穷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中，家是菲勒蒙最后的灵魂栖息地。妻子背叛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不像一颗毁灭性的炸弹爆炸，倒像是一个无限精巧的机关，此刻决定性地崩塌”。接下来他对妻子展开的没有暴力而胜似暴力的报复，会让洞悉人性弱点的观众产生和玛蒂尔达一样的感觉：“她受的惩罚过于严厉，相对于罪行的恶劣程度来说。她试图把惩罚当作一个笑话。”但惩罚不是笑话，在丈夫当众羞辱了妻子——让她和西装共舞一曲——之后，妻子自杀了。

    社会环境和丈夫虐妻的因果关系，没有在剧情中有机化，而是以叙事人的叙述，暗示菲勒蒙生活在怎样一种屈辱不公的大环境中。起初他用对妻子的崇拜和爱来净化自己的空气，抵御这种窒息；发现真相之后，他既无力抗争社会和制度施加给他的屈辱与不公，更无从获得原谅和遗忘的空间与热能，为了得到尊严的替代品，他以自己受辱的证物来羞辱妻子，从她的受辱和服从中获得征服的快感与存活的动力。以自虐来施虐，以施虐来统治，在这样一个践踏的链条中，处于最底层的女人玛蒂尔达被碾碎了。她的死揭示了整体性残酷的根本秘密。不知为何，这竟让我想起中国社会新闻里那些失意丈夫虐杀妻子、无良凶徒为害无辜儿童的故事——动因相同，只是我们的情节更粗粝更骇人罢了。

    此剧的演员实在优秀。他们在叙述和表演之间转换微妙——当用第三人称叙述自己扮演的角色行为时，肢体和表情却与该角色合一，叙述人和角色双重而同时地共存于一个演员身上，鲜活自然、行云流水而毫不生硬。女主角的歌声醇美，三个白人乐手的伴奏极美地烘托氛围、控制节奏。不到90分钟的演出，就这样浓缩了一个深刻的故事。

    但我也忍不住感到些许遗憾：它太流畅，太轻盈，轻得像大师的小憩，以至于男主人公疯狂而悲伤的内心只如清风浅浅掠过。如果在某些沉默的时刻，他肯停下来呢？如果他肯露出灵魂冰山的狰狞一角呢？我想它的分量会有不同。

    我不知这是我的口味，还是我的思想。

    201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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