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学来说，2012年就是让人一惊的时间。在莫言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这时间就来了——一批作家作品，表明一种钙质丰富的感受力和创造力正在生成。它已经压抑不住，它终将修成正果。
在小说领域，今年出现一个醒目的名词——“中间代”作家。这个由气味相投、追求相近者自我命名的文学群落，集结了若干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硬朗做派观照现实的作家，其代表人物是苗炜、路内、曹寇、阿丁、阿乙等。苗炜的长篇小说《寡人有疾》是余音绕梁的讽寓之作。三个时空各异、互不相关的故事，构成层层递进的三个乐章，演绎着知识分子在权力社会中进退失据的生存悖论。如此严肃复杂的主旨，却施以说书人亦庄亦谐的轻松调子。无厘头的当代口语，间离着绘声绘色的古装叙事。人物角色及其面临的两难，作为中国历史—现实—文化病灶的喻体，得到了似假还真、化远为近、举重若轻的编排。一场事关重大的寓言游戏，在闷声的苦笑中获得了胜利。此外，路内的长篇小说《云中人》里残酷荒败的废墟中国，曹寇的短篇小说集《屋顶长的一棵树》中无聊无望的屌丝人生，阿丁的长篇小说《无尾狗》里晦暗悲辛的成长史，阿乙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中冷漠而必然的罪愆，都是今年值得流连的文学风景。四位作家有些共同的特征：从底部看世界的“恶意”视角，生猛冷冽的叙事态度，书面叙事语与粗野口语、网络用语的喜剧性交融。其中路内最是炫目：生命体验的滂沛与锐利，精神观念的精准与高远，喷薄的才华与隐匿的思想之间张力的强劲，以现象喻本体、化残酷为嬉笑的叙事技巧之娴熟，预演着一个大作家的前途。
需要致敬的还有刘震云的长篇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作品洗尽铅华，线性白描，讲述了一个“芝麻变西瓜，蚂蚁变大象”的故事——一位农妇的离婚告状案，如何惊动了中央；即便惊动了中央，她如何依旧毁灭。主人公李雪莲是中国百姓尊严欲求与韧性战斗的化身，其悲剧根源与古希腊《安提戈涅》相仿：由于服从了天理而非人间的律法，她从此丧失了自己的生活。只是李雪莲的“天理”并非埋葬哥哥的尸体，而是服从腹中的胎动——她已有一子，如遵从母亲的天性拒做人流，就意味着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法令。当她用假离婚的办法既服从法令，又生下孩子，打算再如约与丈夫复婚时，丈夫却假戏真做，另娶他人，还反诬她是“潘金莲”。一切从状告前夫开始，由于途中所遇皆是层层官僚视民如草、汲汲官位的平庸之恶，她便逐级追加了控告的名单。作品借助李雪莲二十年前后的告状线路图，以“公路片”式结构，冷峻呈现当代中国“权力本位”造就的人性荒芜与生命悲剧，从中不难看出鲁迅传统对作家刘震云的深刻影响。
在散文领域，野夫以散文集《乡关何处》大放异彩——《江上的母亲》《坟灯》《大伯的革命与爱情》《别梦依稀咒逝川》等名篇灼伤了万千读者。尼采曾言：“所有书中，吾独爱以血写成者。”正是阅读野夫的共同心境。他的写作风格创痛酷烈，性命相见，对不同个体曲折命运的沉郁叙述，折射出大时代的浩荡风云、悲欢错谬，更默示追讨元凶、承担记忆的道德承诺。在这一点上，高尔泰、章诒和、徐晓堪与同调。
今年散文的另一焦点是李娟。描述哈萨克人四季牧场生活的《冬牧场》和《羊道》，尽显这位作家对生命和写作一派天然的爱与自律。不把异族生活当作猎奇之用的“它”，而是作为爱、好奇、尊重和理解的“你”来书写，是李娟最根本的哲学态度。寥廓天地和率真天性熬炼出来的诗意、纯净、谦卑、自持，则是李娟文字带给喧嚣人心的珍贵抚慰。此外，诗人王小妮的《上课记》“流水账”式地记录了她在大学任教时，对青年学子精神成长的敏感介入和犀利观察，并以这朴质而直接的记录，继续她对教育、对社会的积极介入。作家刀尔登的读史随笔《旧山河》则以举重若轻的春秋之笔，直刺中国历史的腐朽心脏，并将其翻转为当下自我的认知之镜，从中不难读出历史循环的悲哀，却也默示打破循环的信念。而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今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兄弟王小波》，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更是一部才华横溢、诗性而思辨的长篇传记，自由作家王小波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真实形象，跃然纸上。
诗歌写作近年一直呈现蓬勃之势，黄灿然诗集《奇迹集》和桑克诗集《冬天的早班飞机》是今年的重要收获。《奇迹集》的作者已是不再抱怨黑夜的得救灵魂，时时感激苦斗之后宁静灿烂的欢乐：“世界全是诗，物质全是诗。”《冬天的早班飞机》里的桑克则在沸腾的良心里承受“制怒”的煎熬：“做一具行尸走肉的影子，/看起来多么平静，/如同微风吹拂的生铁的蜡烛，/如同飓风撕扯的生铁的湖面。”
当平静的中国文学行进到2012年10月11日晚7时，便不再平静——中国内地作家莫言荣膺诺奖的惊天消息，打乱了它暗自发力的步伐。自此，关于莫言配不配膺这个崇高奖项的问题，以及他的获奖会给未来中国文学带来什么的问题，海内外各路人士论战不休。
对莫言获奖的异议来自道德和美学两个方面。道德争议主要缘于他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身份，以及今年5月中国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纪念珍藏册一事，莫言也在其中。美学争议则集中在两点：1.莫言本人的写作粗制滥造，他之所以获奖，是因为翻译的美化；2.莫言小说对中国现实的批判力度是官方允许的力度，因此是伪批判。
关于翻译是否美化了原作的问题，莫言最重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在2005年对他的评价可资参考：“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必须承认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译者。”“我并不是莫言唯一的译者，显然世界各地有一群人在翻译莫言的小说。在日本有藤井省三，一位著名的日本学者，他很早很早就开始推介莫言；有一个意大利女人，她总是抢先我一步；还有法国的一对夫妇，他们更像抢劫，他妈的几乎把莫言的每一部小说都翻译了！我真的，我真想把他们干掉！！”“我们需要更多的小说，我们需要更多像莫言这样的人所描绘的真相、他们对世界的洞察、他们独到的观点，我想那些往往也是我们所相信的。”“实话跟你们讲，我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喜欢莫言的文字，这非常令人费解。莫言的小说结构很好吗？可能不算。莫言的小说紧凑吗？有机纯（organically pure）吗？合逻辑吗？永远都不是。莫言的小说有激情吗？有火焰吗？从来都是。”（引自2005年葛浩文在香港公开大学的发言，网友“钱庄老板”译）“当我阅读莫言的作品时，我时常会想到狄更斯（我知道他不是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一个鲜明道义核心的鸿篇巨制，大胆、浓烈、意象化而又强有力。”
关于莫言小说是否由于其合法出版就是“伪批判”的问题，并不值得讨论。文学是隐喻的空间，意义的含混性无疑能使刀锋暗藏的作品在审查制度相对松动的国家得以存活。我读过莫言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深知《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丰乳肥臀》《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都写了什么，怎么写的，并曾对其形式和思想做过长篇的探讨（见拙文《不驯的疆土》）。莫言参与抄写“讲话”曾令我深感失望，然而重读其作时，酣畅的感受一如从前，这现象提醒我“社会道德”与“艺术道德”之间的交集与分野。有些随波逐流的表态之事，或可作为一个作家在中国语境中“人格分裂”的证据，但却不可据此反证他的作品尽是做戏。如果他为了避免成为不可抗力的眼中钉而感到需要做戏的话——不管这种“需要”确是事关安危的客观存在，还是他囿于恐惧压抑的人生经验或不愿撕破脸皮的柔弱性格而自我敏感到的，那么他一定选择耗时最少、牺牲最小的“戏”去做，然后回转身去，投入到自己的创造王国。在一个必须做出各种妥协的国度里，有过创作经验，也痴迷于创作的人都知道，只有在作品中，在合法的“谎言之所”，作家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欲望、对整个世界的真实观点，才能在面具背后相对完整地释放。
莫言获得诺奖后，对中国文学有何影响呢？文学不同于经济和科学，无法量化，难以预测，但文学与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相互作用，却是无疑的。莫言获奖对中国作家最直接的影响，是在自我价值评估和文化自信心方面。对清醒的中国作家来说，这一事件会帮助他们养成平视世界文学与西方文化的心理自觉，以及更开放的胸襟、更大胆的想象力、批判力与创造力。而对人格相反者而言，鲁迅先生在1927年拒绝斯文赫定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所警惕的东西依然存在：“倘因为黄色面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而可以预测的是，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学的重视度，将因莫言获得诺奖而极大提升。更多中国的作家作品将被引介到西方，更多的写作交流、翻译出版将会到来，这对中国作家精神视野的打开、观照世界的视角的多元化，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中国作协在中外文学交流和出版交流中的枢纽地位，它推介何种作家、作品参与交流，将直接影响这场加速度的中国文学世界化进程的品质。
好在优秀的汉学家是依靠自己的眼睛而非机构的推荐，来选择译介对象；优秀的中国作家也是依靠自己的才华思想而非文学体制的大力扶植，来从事精神的探险。可以想见，有了诺奖得主的中国文学，绝不会比没有时更糟。相反，无论莫言本人，还是真诚写作的其他中国作家，都会在精神之钙的滋长中更勇敢，更成熟。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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