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冒犯观众-鲁迅,戏剧创作的“百慕大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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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9年初到2012年2月,话剧剧本《鲁迅》经历了三年多的孕育期。今年1月,《天涯》杂志打破从不刊发剧作的惯例,将其全文发表,此事在文本阶段才告结束。

    有人问:你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写一部不到三万字的《鲁迅》呢?想了下,时间长当然是因为自己思致愚钝、准备不足,而这么长时间却没放弃,则是为了对鲁迅的爱与好奇,为了他与今日之“我”的相通——他当年反对的事物,至今依然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最大障碍——这样一个灵魂,用三年时间寻找一个呼应他的方式,在我是值得的。还有一个不想放弃的原因,便是它的难度。早有前辈警告过:“鲁迅题材可是个百慕大三角啊,搞创作的没有不在他这儿翻船的,你要小心!”果真如此吗?那更要一试。在我的“船”出发之前,翻检了一下先行者的航线,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果然是表面风光无限,海底暗礁重重!

    电影演员赵丹1980年临终时发表过一篇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里面有一段牢骚:“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其实,他的付出可不只是“胡髭留了又剃”,自从周恩来1960年拍板决定做传记故事片《鲁迅传》上下集,他请缨出演并获准之后,就开始常年模仿鲁迅的生活习惯——比如抽烟抽到根,用小酒盅喝绍兴黄酒,用鲁迅爱用的那种“金不换”毛笔写字,家里的写字台上摆放着鲁迅当年使用的那种墨盒、八行红格纸、糨糊、竹条、瓦片之类,并学着像鲁迅那样亲手装订图书和画册、补裱残旧古书……疯魔若此,只为了形神兼备地饰演他挚爱的鲁迅先生。

    也难怪赵丹如此投入,单看当时的主创阵容,就足以亮瞎所有人的眼睛:陈白尘、叶以群、柯灵、杜宣等集体编剧,陈白尘执笔,于伶任历史顾问,陈鲤庭执导,赵丹饰鲁迅,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饰阿Q……此外,还有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组成的庞大顾问团。如此群星灿烂,《鲁迅传》自然万众瞩目,还没等剧本停妥,友好国家就来订购影片拷贝了。

    但结果是,这部本来计划1961年献给建党40周年的电影,最后没有拍成,只有层层审核、屡次修改的《鲁迅传》(上部)文学剧本留存于世(剧本修改后的第三稿发表于1961年《人民文学》第1—2期,又多次修改后,1963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不但主人公鲁迅面目全非,艺术上也烙下“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印记,这是“政治挂帅”的必然结果。

    正如学者李新宇在《1961:周扬与难产的电影〈鲁迅传〉》和学者谌旭彬在《电影〈鲁迅传〉流产始末》两篇文章中所揭示的:《鲁迅传》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艺作品,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形象工程”。在剧本创作开始前,周恩来即已定调:要塑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鲁迅,要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剧本为了突出党的领导和鲁迅的“高大形象”,只好虚构史实,遮蔽细节:比如第一次约鲁迅给《新青年》写稿的不是钱玄同,而成了李大钊;即使多次有鲁迅北平家中的场景,也坚决不让他的妻子朱安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出场,以免他们给伟人“抹黑”;鲁迅南下厦门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因为听从李大钊“到南方看看革命形势”的号召;鉴于陈独秀的“历史错误”,他不能出现在影片中,但他的儿子陈延年是个没有污点的烈士,因此便被安排在广州引导鲁迅投身革命——尽管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和鲁迅见过面——他不失时机地掏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赠与先生,后者读完则表示灵魂深受震撼……

    即使这样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形象,也不能获得领导人的一致通过。由于鲁迅晚年在上海与若干“左联”领导发生过公开的冲突,而这些人在新中国的文艺界又身居高位,那么如何在影片中叙述鲁迅和他们,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创作者至今也不能全无顾忌。)据学者李新宇推测,这是《鲁迅传》流产最重要的原因。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测。一个浩大工程不了了之而无任何交代,是“人治”体制的一大特色。

    1980年,旧梦不死的赵丹找到陈白尘,希望他修改当年的剧本,被陈先生拒绝,称“曾经沧海难为水”——他已没有力量抹掉涂在鲁迅先生脸上的金粉,恢复他的本来面目了。读到这份资料,我忍不住想:所谓“鲁迅被权力利用”,也只能做到有限的断章取义;鲁迅形象在彼时之不可呈现,已在在表明他与他的“利用者”之间,隔着无可跨越的天堑。

    2005年,由刘志钊编剧、丁荫楠导演、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上演,这是第一部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影片。它以鲁迅的最后三年为素材,融合各种生活片段和作品意象,力求表现他“金刚怒目,菩萨低眉”的性格。

    戏剧舞台则一直不乏改编自鲁迅小说的作品,如梅阡的《咸亨酒店》、林兆华的《故事新编》和李建军的《狂人日记》等。但以鲁迅为有机主人公的戏剧,新中国一直付诸阙如。反倒是1940年,曾有萧红创作的默剧《民族魂鲁迅》上演,该剧选择鲁迅少年、青年、中年、晚年的几个片段加以动作铺排,最后归于“伟大的民族魂”主题,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色彩。到了21世纪初,导演张广天借鉴活报剧形式作话剧《鲁迅先生》,将先生的言行口号化,用以义愤填膺地批判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戕害。

    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叙述最多的人物形象,为何却一直不能在银幕和舞台上被完整而真实地呈现?除了非常时期的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缘故是:无论电影还是戏剧,都面临一个难题——鲁迅精神世界的强烈和复杂,难以外化于他的人生经历中;以写实手法表现鲁迅,总有捉襟见肘、貌合神离之憾。

    窥看了前人的探索和牺牲,我在创作话剧《鲁迅》时,便避实就虚地营造了一个恍惚迷离、生死交界的空间,以此呈现鲁迅先生波涛汹涌的内在世界。但是究竟呈现得怎么样,会不会同样葬身于百慕大三角,实难自知,一切交由读者、观众和时间去裁判罢。

    2013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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