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陈芳《感子故意长》

    挚友陈芳，少爱诗，多感怀，敏于文而有洁癖，编辑为业十余年，资历眼界深广，却不自肆其笔，情动于衷方作文章。断续煮字二十年，拣选合乎己意者，集成此书，名之曰《感子故意长》。读者或可从这流转的心迹中，结识一位悄悄特别的陈芳。

    人与人的相识，实出于偶然；但若由相识而为友，则冥冥中又有些必然的神秘了。陈芳与我，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北京，相识十五载，谋面六七次，即便见面，也常未及深谈便匆匆作别，但那份相互的觉知与默契，却是日渐其深的。记得十几年前的初见，不啻是一场噩梦——虽然已经互通邮件不短的时间，见面仍如两只不知所措的蜂鸟，还未及看清彼此羽毛的颜色，便紧张得各自飞逃、寻一树枝喘息定神去了。二人性格都羞怯内向若此。陈芳是典型的林妹妹，身材娇小，步履轻轻，凝神屏息方能听清她柔弱的声音，稍一鲁莽，这小瓷人儿恐怕就摔碎了。我当时暗想：这女孩哪儿像效率至上的香港人？分明是古书里走出来的。此念一动，便永沦为怜香惜玉的角色，眼看她一日日放下温婉的面具，渐渐示我以尖利、刚率和顽皮的一面。当然啦，这也是“林妹妹”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必意外的。更不必意外她那轻藐世俗、秉持原则的决绝品格。有时，这决绝之刃天真锋锐地迎面劈来，会令我感到，“黛玉陈”对于自己的真理不能抵达的地方，着实缺乏同情的理解。但更多的时候却是钦佩：人世间的扰攘势利之气，竟伤不着她，亦污染不了她。自有一种不可褫夺的尊严静气在她身上，使一切虚荣浮名显得寒碜。

    慢慢才知，陈芳的“林妹妹”气质实有深因。其父乃印尼华侨，青年时代受左翼思潮影响，回归故里热血报国，在福州上大学，当教师，娶了妻，生了女，但因革命时期身份“可疑”，满腔赤诚却从来不蒙接纳。陈芳十岁时，国门已经开放，这位郁郁不展、满腹华章的书生，遂举家移居香港，最后以看更之职退休。此种童年身世，养成陈芳敏感多思的性格，亦助长了她对诗词歌赋的沉湎。台大中文系毕业后，她愈发乐而忘返于古典文学的江湖。古中国诗章，对陈芳而言不只是趣味爱好，更是生命故乡和深情所托——祖辈漂泊南洋，父亲故国受伤，自己谋生香港……放眼望去，实体世界无不动荡无常，安妥灵魂之地，唯有纸上故国的缕缕馨香。因此她的文章有这样的话：“只有一种幸福，我深信不疑，那便是‘中文人’的幸福。与书为伍，使微不足道的生命丰润圆满。其他一切，无不让人感到矛盾困惑。”

    在幸福与困惑的二重奏中，陈芳的写作避开了当代的熟路，而走上古典的僻径。这么说并非因为她喜欢在文章中援引古诗——窃以为有些援引反倒显得稚气了，而是由于她整体性地运用古典文学的思维感受方式，传达一个现代香港人的生命经验。香港/古典。一个是如此纷繁细密的现代空间，一个是如此空灵萧疏的恒在世界，二者之间如何焊接呢？陈芳全然不用焊接，心远地自偏而已。一颗敏感的诗心，时时好奇，时时开敞，时时羞怯却时时勇敢，感应着匆忙城市中一株沉默的树，一本钟爱的书，一个逝去的人，一些孤单惶惑却必须惜取的时光……节奏是轻缓的，心思是厚朴的，意象是结实的，目光、情怀与香港空间的反差，是强烈的。因其强烈，所以得趣；因其得趣，所以是诗人。

    顾随先生曾言：“诗人有两种：一、情见，二、知解。中国诗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见的路。”又言：“诗中最要紧的是情，直觉直感的情，无委曲相。一切有情，若无情便无诗了。”一语道破“情”在古典诗学中至高的位置和价值，亦可以此解释陈芳作品中“情”的分量为何如此之重。对她来说，“情”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是心灵的又厚又暖的被子，更是她与世界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当她在黄昏雨中得知吴冠中先生过世的消息，心想“难怪下了一整天雨”，翻出先生旧书，救助那锥心的思念；当她清明节走在南丫岛上，见蝴蝶飞上衣襟，想起雷叔叔曾说“蝴蝶是人的魂变的”，深信他此刻就在自己身上；当她仰头望见擦洗玻璃幕墙的男工在吊篮里劳作，暗问“他们做工时聊几句吗？头上的阳光是不是太灼热，吹在汗水淋漓身体上的风从哪里来？”；当她发现花槽里又栽下树木，暗念“不大有人计较或估量那是不是从前的树木吧，鸟虫的想法更无关紧要”……涉世深者或会叹道：这些大学女生式的婉转心绪呀！我却觉得，汤显祖写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之句时，触发他的没准儿就是这样的女孩心灵——手捧一掬洁净无目的的深情，孤单站在人世的崖岸边，永远祝福宇宙间一切过往的生命。

    这样一颗真挚的诗心，无论怎样书写都是好的。作为她的友人，我只愿陈芳从此愈发大胆和壮健，在生活与文字的旅程中，收获更加辽阔浩瀚的风景。

    2013年2月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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