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马特是我喜爱的作家，关于文学和批评的关系，他有一套幽默的见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直接联系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星球与天文学一样。星球的存在可以不依赖天文学。而天文学却不能没有星球。天文学家要研究星球，而不是批评星球。有的评论家在我看来，就像某些天文学家一样，只容忍太阳存在，而去诅咒那些未知的星球。因为他们不理解，就认为不可能。”

    为了验证他老人家的说法，十几年来我尝试着做批评，搞创作，包括操练他的老行当——写话剧，终于得到了一点近乎废话的体会：创作和批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计。创作的第一驱力是作家生命的原始情结，它黑暗、无解、汹涌、自我中心，虽然知识和理性可以助益其表达，但其核心处于知识和理性之外；批评的第一驱力是批评家的真理意志，它光亮、博识、澄澈、理解他人，虽然激情和偏见的修辞会令它不同凡响，但其本质是对激情和偏见的克服。创作是作家通过一次次的“创世”行为，逐步开掘自我天性的过程，“天性”是其作品形式和主旨的真正上帝；批评则是批评家在博览了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品并生成自己的哲学观念之后，对批评对象做出的审美和真理评判，“博识”是批评行为的前提条件。作家是花掉大量时光去跟原始情结做自我搏斗和认知的人；批评家是较早克服了原始情结而将心智轻快地转向外部世界的人。作家阅读自我，虽然这一“自我”也容纳他人；批评家阅读他人，虽然那些“他人”也映射其自我。作家的工作方法是“演绎”，从一普通寻常的“共相”出发，营造千变万化的“殊相”；批评家的工作方法是“归纳”，从千变万化的“殊相”里，寻求切中本质的“共相”。但作家和批评家中的伟大者，却会消弭这两种行当的边界，共同趋向对“精神本体”的呈现，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作家用形象，批评家用观念。作家的形象含混多解，批评家的工作往往像是“转译”和“导览”——将含混形象转译成普遍理性可以理解的语言，指给读者去看其视野未及之处，揭示作家如何用肉身的魔术指喻“本体”的实相。但这仅仅是针对杰作而言。批评家的另一面目对作家可就不太讨喜——即挑剔者、不买账者、意义宣教者。对意义匮乏和审美平庸说不，是批评家的权力；说“不”的依据是其广博的阅读经验和丰富的知识参照系。

    行文至此，便要说到自己。经过十余年的批评写作，我才确切地知道自己并不适合批评写作。批评家需要轻盈、博识和系统知识，我的视线却沉重、集中，缺少对系统知识的兴趣。那么收在本书里的文字是些什么呢？只能说，它们是一个写作者的一己偏见，源于持续不断的执拗注视。这种偏见不是建立在广博丰富的知识参照系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我探究的价值选择之上；这种注视亦不是发乎学理的冷静旁观，而是自我投入的主观凝视。对于注视对象，其态度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便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作为报应，读者对于本书，恐怕亦会如此。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陆续写于2003年到2013年，多是关于文学和戏剧的散碎议论，偶尔触及电影和泛文化议题，也是出于文学人的立场。贸然采用编年体例，虽有东施效颦大人物之嫌，但考虑到它的诸多好处——比方说，免于分类的生硬，方便事情的回想——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书名定为“必须冒犯观众”，出自策划编辑陈卓先生的卓见，颇与此书的鲁莽气质吻合，在此致谢。并深谢他对此书的青眼，以及充满创意的劳动。

    在修订书稿的过程中，仿佛重温了十一年荒废而又慷慨的时光。感谢多年来一直给我勇气和陪伴的家人。感谢那些招我读书、看戏、写稿、切磋，从而减轻我的荒废之罪的师友。也感谢新星出版社和本书的读者。但愿它没有太过辜负你们的热情。

    2013年12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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