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不是果冻，是烈酒

    应当首先声明，这本名为《2002中国随笔年选》的书，不求“权威性”，不求“全面性”，不求“代表性”。它只是如同一个愿意睁了眼看、拒绝自我欺瞒的人，唯求真诚、智慧与自由。在这三个词的背后，潜藏着我们所期冀的爱与美。

    鉴于这样一个单纯的标准，我选择了读者朋友们所看到的这些文章。它们看起来似乎是极不搭调的——极度的唯美主义情调和严厉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共生，探讨艺术问题的圆润和声与剖析现实问题的粗砺嗓音混杂，极具文学价值的奢华文字与痛陈真切思考的质朴之文交映……作者虽然皆为卓有建树的作家或学者，但是这些人，由于其所涉领域的毫不相关，其文字功能的迥然相异，你或许无论如何也很难理解，他们何以会出现在这同一本书里——如果不是选编者自身价值标准错乱的话。对此，我需要在这里略加解释。

    的确，我力图使这部年选成为一本参差多态的书，参差多态得使“随笔”这一文体包含文学，但溢出了“文学”，而弥散到一切事关“人文”的文字领域——当然，要以一般读者能够无障碍地阅读为限。这样，这个选本里就不仅仅有美文，更多的是那些由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求真欲望所驱动的论题不同的篇章；即便是美文，也是由于这种“美”里蕴藏着自由与智慧的潜能。这主要是因为，修辞之美固然重要，但当“美”的功能在此时代已蜕为装饰，“真”却由于其风险过高而举世难寻时，爱智者宁愿舍“美”求“真”。因为这智慧而质朴的“真”，是让被遮蔽的苦难与柔弱发声，是让被遗忘的文明与正义回响，这种声响有时虽未呈现为修辞之美，却由于饱含大爱而走向人类精神的大美。

    那些期待着像吃一袋果冻一样舒适地吃掉本书的读者一定失望了，因为你拿在手里的不是一袋果冻，而是一杯烈酒，它会烧痛你的咽喉，点燃你的心火，让习惯甜腻的你不适、不安而不甘。别怪我，请慢饮，真正的好东西，都不是平静和顺利的。

    2003年1月

    2003：欲求见佛，但识众生

    《坛经》里我最喜欢八个字：“欲求见佛，但识众生。”我喜欢这一复杂辩证法的表述的简洁：“佛”乃至为智慧慈悲的存在，“众生”乃至为混沌扰攘的造物，然而若欲抵达智慧慈悲之境，必得深尝混沌扰攘之味；若欲追求洁净与超升，必得承担污浊与重负。也就是说，若要达到对有限的超越，必得深切地理解“被超越”的对象本身，若无此，真实的“超越”便不存在，更无法完成。

    我的如上解释虽嫌多余和蹩脚，但并不妨碍我认真地把它视作文学艺术与思想探寻的一条路径，不妨碍我以此为原则做些事情，比如说，编这本随笔年选。

    “众生”的面孔在文学里竟是越来越模糊了。小说且不说，单是在随笔里面，虽然似乎到处浮荡着“众生”轻飘的碎屑和柔软的低语，但是毕竟太轻飘太柔软了，以至于我不信，并且厌倦。我厌倦它们那种无所担负便想超升、无所付出便想获取的姿态。尼采说：“我痛恨老是待在一种世界观里，相反的思维方式具有魅力。”在这一点上，我跟他相同。我既痛恨老是待在一种乏味的“物质主义”世界观里，又痛恨老是待在一种卑微的“威权主义”世界观中——而这正是当前文学和思想的呈现中“众生”总是如此轻飘和柔软的原因。因此，我认为与以上两种“主义”相反的思维方式具有魅力，而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大地上的“众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于“众生”的思考也不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本随笔年选所选出的篇章，就是“不该”所呈现出的千姿百态——当然，是在编者目力所及的有限范围里。这似乎是说：与轻飘的碎屑相反，我选择沉重而巨大的身形；与柔软的低语相反，我选择刚烈而坚硬的长啸。但事实上，却又并非如此。

    如果说艺术和诗的表达是血肉，思想和学术的表达是骨骼，那么公平地说，在近年普遍的软骨症文化氛围中，当代文学的贫血表现不能令它自己自豪，相反，思想学术界在建设公众理性方面的作为则令人起敬。也正因此，这个选本无疑突出了“钙”的成分，但同时，它更想竭力避免成为一具思考的骷髅——不单因为这是一本“随笔年选”，它属于文学的范畴，还由于从思考、创造与人性的丰赡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提防感性的枯萎与理性的自负。清醒的政治理念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悲天悯人的情感也不可或缺；道德的力量是值得珍惜的，同时对美与细节的敏感也弥足珍贵。我希望这个选本能在诗与真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最后，我想在这篇短序里最不多余的一句话，是向这本书里每篇文章的作者致敬。虽然他们的表达姿态万千，涉及的论域也彼此相异，但写作的基点却近乎相同，那就是对文明、正义与自由的关切。我想，在当下的时空里，或许正是它构成了文学的灵魂与血色。

    2003年12月5日凌晨

    2004：随笔的条件和赌注

    一

    编完这本随笔年选，我就暗自打算在序言里好好阐述一下我的随笔观。但是在看过郭宏安先生的文章《文学随笔：一种自由的批评》（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之后，我忍住了喧哗的冲动，觉得多引用一下他的文字，比我自己在此喋喋不休对读者朋友有益千万倍。下面我就决定这样做，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在此篇文章中，郭先生写道：“中国的随笔一直以‘细、清、真’为主体风格、以‘说些不至于头痛的道理’为正宗。”对于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他感到极不满足，认为“如果不破掉‘以不至于头痛为度’，我们的随笔难以有光辉的前途”。为了论证随笔的力学价值，他介绍了瑞士文学批评家斯塔罗宾斯基对“随笔（Essai）”一词的语源学考证：

    随笔（Essai）一词，原意为检验、试验等，出现在12世纪的法国，来源于中世纪的拉丁语Exagium“天平”，有度量平衡之义。蒙田率先将他的著作题为“检验”，是具有深远的含义的。如今“检验”在西方成为一种文体，我们把它译作“随笔”。蒙田在他的徽章上铸有一架天平，同时还镌上那句著名的格言：“我知道什么？”斯塔罗宾斯基认为，这种“独特的直觉”表明，“l'essai（随笔）的行为本身乃是对于天平梁的状态的检验”。从语源学上看，最好的哲学是在检验的名目下得到展现的，也就是说，随笔是哲学的最好的表达方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的随笔呢？郭先生归纳了斯塔罗宾斯基的四种观点：

    一、随笔既有主观的一面，又有客观的一面，其工作就是“建立这两方面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随笔既是向内的，注重内心活动的真实的体验；又是向外的，强调对外在世界的具体的感知；更是综合的，始终保持内外之间的联系。

    二、随笔“具有试验、证明的力量，判断和观察的功能”。随笔的自省的面貌就是随笔的主观的层面，“其中自我意识作为个人的新情况而觉醒，这种情况判断判断者的行为，观察观察者的能力”。因此，随笔具有强烈的主观的色彩和个性的张扬。

    三、随笔既有趋向自我的内在空间，更有对外在世界的无限兴趣，例如现实世界的纷乱以及解释这种纷乱的杂乱无章的话语。随笔作者之所以感到常常回到自身，是因为精神、感觉和身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四、“话有一半是说者的，有一半是听者的”，因此，蒙田的随笔展示了人和世界的三种关系：“被动的依附，独立和再度掌握的意志，认可的相互依存及相互帮助。”所以，斯塔罗宾斯基说：“写作，对于蒙田来说，就是带着永远年轻的力量、在永远新鲜直接的冲动中，击中读者的痛处，促使他思考和更加激烈地感受。有时也是突然地抓住他，让他恼怒，激励他进行反驳。”

    所以，斯塔罗宾斯基说：“随笔是最自由的文学体裁。”随笔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蒙田的两句话：“我探询，我无知。”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询和无知。……强制的状态企图到处都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确信无疑的话语的统治，这与随笔无缘。”“随笔的条件和赌注乃是精神的自由。”

    我引用郭宏安先生，郭宏安先生引用斯塔罗宾斯基，斯塔罗宾斯基引用蒙田，蒙田引用古希腊和古罗马先贤，古希腊和古罗马先贤引用……征引的线索愈来愈通往一个辉煌幽深的去处，好像在告诉我：你除了是在从事一种偷工减料的行为，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你还应知道，任何一种阅读和写作，都联结着一个根深叶茂的价值体系。你选择哪种阅读与写作，其实就是对哪一种价值体系的皈依与承诺。

    二

    所以你就会明白我编的选本怎么是这样的面貌——没有非常光滑的文章，决不“以不至于头痛为度”。那种舒服如精神按摩的文字，那种顺应沾沾自喜的安稳欲望、导致“熵增”的文字，我予以排除。相反，我力求选择那些有着“天平梁”品质的文章。不同的“天平梁”从不同的方面，“检验”着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其真实的程度与智力的难度如果是令人“心痛”和“头痛”的，那也正是我所期待的。

    既然是“天平梁”，必然存在度量的砝码，而不会像一些片面的文化相对主义者那样，对一切都取消观察的尺度和判断的依据，结果是最终找到了护短自辩的尺度和依据。这天平的砝码明朗清晰而又难以言说，老生常谈而又时时更新，若说出来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一个被反复念叨了二百多年的联合词组。它似乎早已陈旧，经历了数代的背叛，以至于今天看起来像是一只不合时宜的恐龙。然而其实它是阳光和水，现时代的荒寒枯干，皆因它的缺席而起。而人类的得救，又未尝不有赖于它的重临。

    这似乎是些大而无当的话。砝码总是沉默的，不适合被大声诠解。

    那么就说眼前。就说这本随笔年选里的文章。请你别怪我东拉西扯，从心脏直接跳跃到毛细血管，应该是被允许的。

    三

    对“人”的存在境遇的真诚关注是本书选文取舍的第一标准。不自觉地，与真实相应地，“记忆”、“伤痛”和“诘难”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似乎，这不是一个健全选本应有的风貌。就像深邃忧郁的男低音Ivan Rebroff和浪漫明媚的男高音Andrea Bocelli是男声魅力的两极一样，在文字表达的领域，伤痛的追问与幸福的陈述、流泪的双眼与含笑的嘴唇、严正的反思与幽默的反讽，只要是好的，就都应有其位。然而这个选本看起来却并非如此，前者的体积几乎已把后者淹没。——亲爱的读者，并非我在选择过程中有意“抑笑扬泪”，而是因为说到底，在这个与所多玛城日益相像的世界上，悲悯的泪水远比自得的笑容更真，更美，也更富于道德的勇气；同时你得承认，荒诞幽默的笑的写作，其难度要远胜过庄严肃穆的直抒胸臆；仁智双修的幽默作家，也总是比高尚纯粹的正剧作家更为难寻。对于随笔这种用于“检验”的文体来说，若不是由心怀大爱的幽默天才来驾驭，合乎人性的笑一定很难实现。

    因此我们只能面对创作的实际状况，说：表达真实复杂的思想认知，远比制作精美自足的语言织体更为重要。如果两者能达到高度的平衡，那就再美妙不过了。如果仅仅是后者，如果后者的灵魂干瘪苍白，我宁可不要。

    四

    历史随笔、回忆随笔、阅读札记、学术随笔、情趣随笔，是这本书的基本构成，带有很强的智性特征。它们流露出写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无限兴趣”，在对这种兴趣的描述、拆解和沉思中，为阅读者提供一片意想不到的去处，勾勒一个他难以遇到的人，讲述一段他不曾拥有或已经遗忘的历史，展现一种魅力独具而可感可信的品格……这是生命的体验、内心的焦虑、历史的真相和观念的冒险的集合，自我疆域的拓展，精神成熟的增进，与此类事物有关。

    一些篇章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傅国涌的《沈从文的1949》写到了沈从文，这位敏感柔弱的先知，在新纪元尚未开始之际即已预知文明与美的毁灭，他如同赤裸婴孩般的恐惧与战栗、挣扎与呼告、绝望与善念、煎熬与屈从，凄怆惨怛令人动容；刘方炜的《理性和良知让人如此美丽》复活了一个已踱进历史深处不为人知的极具魅力的人——洪业；虎头的《永远的白玫瑰》讲述了二战时期以高贵的尊严和罕见的勇气面对纳粹屠杀的一对不朽兄妹；丁林的《汉娜的手提箱》则以一个执着得感人的故事娓娓提醒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教育本民族的幼小一代汲取历史的残酷教训，才是智慧和人道的；而高尔泰的《画事琐记》，则满足了热爱其文字的人们对他充满传奇的生命历程的好奇；孙郁的《读读想想》是真挚、谦逊和坦诚的心史；刘建平的《根据知识思考——化解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紧张》则是以真知驳斥谬见的力作……

    随笔的“业余现象”值得关注。就是说，现在好的随笔往往是不以随笔为业的人们写就的——他们或者是某一领域的学者，或者是画家、小说家、诗人，像筱敏这样只写散文随笔而能在思想艺术上一直保持高水准的作家极少。吴冠中、高尔泰是画家，过士行是剧作家，北岛、翟永明、贾晓伟是诗人，王小妮诗歌和小说兼擅，林白、叶兆言和李洱是优秀的小说家，蓝英年、郭宏安、陈众议、程巍、李长声是外国文学专家，王得后、林贤治、孙郁、崔卫平、王彬彬、朱大可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丁林、王怡治法律研究，肖雪慧是伦理学家，雷颐、刘建平是历史学者，徐晓是编辑家……对自身的研究领域和艺术领域的深厚沉浸，使他们写作随笔时举重若轻，左右逢源，因各据独特的视野而言之有物，因着迷于独自的探索而自由无羁。“随笔的条件和赌注乃是精神的自由。”懂得精神的自由者，莫过于从事着独立的精神创造的人。

    在众多的随笔作家中，傅国涌和止庵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此二人一热一冷，互不搭界，但都弥合了学问家和随笔家的界限。傅国涌的观照对象，往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身份和心态都高度复杂的知识分子，其在历史转折当口的处境、选择与命运。叙述他们的时候，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他使用史料的方式是轻柔自然的，没有学问家的卖弄和僵硬；语言也是节制温暖的，以确切为限但绝不粗陋。止庵则是另一路数：古今中外，杂学旁收；科学艺术，深知三昧。他对经典智慧的钻研和倾心是著名的，他的读书随笔和艺术随笔的致密、思辨、博学、冷涩，堪为一家。

    再多说也是饶舌，一切的评判，还是由读者诸君自己作出的好。

    2004年11月29日

    2005：关于2005年随笔的随笔

    去年编随笔年选，收获到瑞士文论家斯塔罗宾斯基的一句妙论：“随笔的条件和赌注乃是精神的自由。”就为这一句话，我也要恨斯氏一辈子——他剥夺了我的思考权，他使我不用思考，就明白了我们当下随笔写作——乃至所有写作——的整体状况为何如此不尽如人意。为了我辈评论者能继续敷衍长篇大论，我看像这样一竿子插到底的文论家，还是越少越好。

    现在，我只好顺着这“斯”的话往下说：由于敢下“斯式赌注”的写作者少，因此我们的随笔佳作很是难寻——单把随笔当花来绣的多，单当作载道工具的也多。前者无魂，后者狰狞。然而也不是一团漆黑。若数落今年随笔的成绩，我们先得把报刊撇开，翻翻这几本书：陈丹青的《退步集》，徐晓的《半生为人》，李零的《花间一壶酒》，林贤治的《午夜的幽光》。它们的印行或许能使随笔爱好者感到“不虚此年”。这些文字的力与美，唯经苛刻的修辞家和严厉的思想者的双重磨炼方能达到。看他们的书，知道这样是好的：直面着现实，同时照着美的虚无之镜——诗与真必得相伴而行。

    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和网站的篇什也是好的，我就从自己所见中挑选一些，集在这本书里。待到编完才发觉：此书仍是一个探讨着若干精神主题的声音的集合。

    知识分子

    鲁迅 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是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演讲全文，今年影响深广。鲁迅，这个多年以来被塑造成不会笑的、只知批判和斗争的“凶老头”，在陈丹青眼里却是“一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看好玩的人物”。他先用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形容鲁迅的外表，真应了王尔德的那句话——“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然后，他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述鲁迅的好玩，最后得到这样的结论：鲁迅“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潇洒形容出鲁迅精神结构的复调性。陈丹青的语言是一种民国气质的汉语，暗旧的儒雅、辛辣、痛楚，微带暴力。似乎，他要借着这语言的味道，拒绝当代的粗陋、喧哗与无趣。与此同时，他也要挥霍掉他作为画家的过剩的洞察力和思辨力，画布承载不完，只好漫溢到文字里，于是文字也有分外强烈的形象感，伴以一剑封喉的思想。

    徐炳昶 孙郁的语言亦有儒雅的民国风，深受周氏兄弟濡染。他在《十月》的“民国人物”专栏，是今年随笔的重要收获。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民国文人，在他温润感性的笔墨中重获了呼吸：鲁迅、陈独秀、苏曼殊们的狂，《新青年》同人的写作和办杂志，徐炳昶、袁复礼们和斯文赫定一起的西北考古……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趣人趣事，由此，他复原了民国时期斑斓多致的文化空间，以及自由放诞的文人风貌。尤其是《古道西风》一文，首次触及“民国考古队”这一独特的知识群落，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所无。他走进了刘半农、徐炳昶、袁复礼诸人的精神世界——他们是一群竭力挣脱古中国耽于空谈、混沌封闭的传统沉疴的知识者，他们虔诚追寻着西人重视实践、探索未知的科学理性，热切地以之建构中国新的、健康的精神文化。以此种视点观照中国首批考古学者，孙郁此文尚属首例。他对史料的掌握广泛深细，但却从来以“非史料化”的文学方式用之，且由一以贯之的价值关切所统领，那就是：对自由多元、人文璀璨的精神世界的痴迷与尊重。

    左拉 郭宏安先生的《左拉百年祭》作于2002年左拉逝世百年之际，发表于今年。左拉，《我控诉！》的作者，“知识分子”一词因他和他的支持者而生。“左拉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痛恨政治’的小说家，”但是，“他爱公正更甚于爱秩序，而没有公正，则会出现更大的混乱；他爱真理更甚于爱‘国家利益’，而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多少令人发指的悲剧啊。”此文虽然客观勾勒左拉伟大的一生，但作者深隐其中的现实关切，也已完整地传达出来。

    卢雪松 这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女子，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她由于在课堂合法放映和解读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积极分子告发，而被学校当局处以停课的处罚，此事曾在京沪媒体上被广泛讨论。艾晓明的《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一文，是对捍卫灵魂之自由的卢雪松的有力声援。如果你看了附在此文之后的卢雪松的公开信，你会和我一样感到，一缕超越于世俗虚无主义的精神之光，一种因听从了良心的召唤而快乐、而不恐惧的健康人格，正在这片土地上缓慢而柔弱地生长。尤为可贵的是，这样两篇表达自由信念的文字是如此丰赡、节制而纯净，毫无道德灌输的戾气和愤愤不平的杂音，它们让我相信了哈维尔的一句话，大意是说，能忍受单调丑陋之美学风格的官僚集团，势必要失败，那么反过来也成立：深谙丰赡节制之美学风格的新人，终将胜利。

    自我·他人

    底层 我无法不被他们的文章打动。夏榆的《临终的眼：杨家营纪事》《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和《自由的试金石》把我的视线强行拉到如不亲临、便永不会信其有的真实面前。贫穷、剥削和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最底层者造成的灵魂扭曲与伤害，是比任何极度的物质贫瘠更摧人心肝的怆然图景。然而这图景却是被平静、节制而优美的语言所描述的，作品的震撼力因此而倍增。《南方周末》记者夏榆，作家夏榆，漆黑忧伤的矿井是他曾经的劳作之地，亦是他写作的源头。在患难兄弟们惨酷的生存面前，作家的审美责任感使他遏止了绝望的哭腔，而无力改变的不幸现实，则加重了他良知的歉疚与情感的伤痛。其文字的悲悯热力，皆由这歉疚和伤痛而来；而这歉疚伤痛，实源自超越己身的温柔大爱。与亲历者夏榆的“装作”冷静不同，王小妮对乡村的关注来自旁观者的真的冷静。夏榆的冷调里藏着痛哭，王小妮的冷静里则埋着轻轻的叹息和尖利的警告。这位诗人、小说家用三年的时间，和她的丈夫徐敬亚一起，驱车走访中国东北、西南和中原的广袤乡村，归来写作此文——《安放》：“安放那些孩子/安放那些老人/安放那些女人/安放那些流人/安放那些灵魂吧”，深怀“安得广厦千万间”之意。一些信手拈来的细节，暗示出这大地和人群深重的生存与精神危机。

    逝者 感时伤生之文以道德力量动人，而痛悼怀人之作则莫不以深情之美将人击垮。高尔泰《没有地址的信》寄给他永别的女儿高林，徐晓《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追怀诘问他去世十年的丈夫周郿英，野夫的《别梦依稀咒逝川》祭奠他的故友李如波。读它们，让我深深沉没在无语的哀伤里，不仅为了被悲悼的主人公，也为吞没了主人公的残酷的时代与世界。不，这么说是不对的。哀伤，其实就是为了这些被悲悼的主人公本身，因为时代和世界可以重来，而高林、周郿英和李如波却永远都不会再有了。这世间还会有多少我们永不知其名的失踪者默默而不该地死去？还会有多少高贵而沉默的生命遗失在风尘浊世里？在我们的世界中，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价值何时能获得绝对的尊重？……没有答案，唯有疑问。

    自我 在世界的喧嚣中关切他人是高贵的，而能直面“自我之深”者，亦同样地好。作家林白、周晓枫、李浩和电影导演王超都以文章作出此种永不枯竭的探索。“自我”从来都不会是单纯的“私我”，而是心魂与世界的对话之处，这是周晓枫《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的潜台词。此文闪现的文体的新意、语言的微妙和情怀的真挚，使它如同精致而炽烈的丝质长袍，披在身上，先是凉滑，之后必有烈火焚身。苏联话剧《青春禁忌游戏》的若干台词，连缀着作者关于当下自我和周遭世界的灵魂道白，戏剧情景和现实体悟之间交错对话，双声部探讨着叶莲娜和作者均感困惑的问题：在这个信仰倾颓、物质至上而实用功利的世界上，是否还应该坚持高尚而纯净的生存？对于信仰者，这是一个粗鄙的问题。但是对信仰成为问题的人来说，这却是他/她一生都要面临的选择。叶莲娜以死完成了她的承诺，而周晓枫则在这篇文章中穷尽表达了她对高尚的难以忘情和对世俗的斤斤计较，她受煎于这两者之间，不得平静。恰恰是这种真实的张力，带给她的文字以幽深的绝望、独特的细腻、歹毒的敌意和善感的哭泣。周晓枫此文，可算是提高汉语敏感度的有益试验。

    道德困境 自我之搏斗，往往是事关道德困境的搏斗。学者何怀宏的《同一根绳索》和崔卫平的《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都以讲故事的方法，让我们思考道德的主题。都是西方人的或虚构或真实的故事，但是如何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仍能追求道德生活，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问题”。崔卫平的结论是：“通过思考”。“所有人类曾经有过的道德规范突然失灵，数个世纪若干代人们积累起来的道德实践统统被说成错误不堪，诸如不杀人、不说谎、不做伪证这样一望即知的伦理道德已经被轻易越过，正在流行的是对于其他人类同胞的大肆屠杀、遍地告密或者谎言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思考的努力、由于思考带来的瘫痪就显得尤其可贵和必要。思考将我们一分为二，可以自己观看自己、审视自己。”“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又可叫作“仁智双修”，“仁”（道德）和“智”（思考）如果分别被孤立地强调，可能的结果将会分别是伪道学和真犬儒。

    博雅

    博雅已是当代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久违的品质了。很难说，在这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博雅”遗存。古人已远，“五四”先贤不再。但断壁残垣之上，只要爱美者存在，对“博雅”的创造和追求就不会消失。总会出现新的博雅的书写者，他们的有趣文字，可作当代人心灵的一片绿洲。这些文字真是养人的。李零《硬道理和软道理》虽语涉宏观，却用笔轻诮，深得四两拨千斤之妙；李长声的《日下散记》散淡悠然，内藏讥刺，非杂学旁收、别有怀抱者不能为；陆建德《烈焰的火舌》有英式随笔的从容优雅举重若轻；殷力欣《旧闻记趣》深得黑色幽默之精髓；李敬泽《问中国之心》造就了一种古今对话的小品文，游刃有余的诮刻和羞涩含蓄的正直水乳交融；李大卫《恐龙是这样变酷的》则把他的文化关怀，隐藏在东拉西扯、亦庄亦谐的贫嘴之中……这些文章，学问、怪论、情趣、怀抱无一不有，可让浮躁干渴的当代心灵获得滋养与安慰。应当说，一个文化空间如果没有博雅美文，只有道德文章，壮则壮矣，却不够多元，也不够美好和健康。

    纪念日

    2005年是个纪念日之年：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电影百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往日乃是为思考今日，所以立足此点的纪念文章往往能启人深省。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导言》、范泓的《四十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和王纪潮的《郑和下西洋的正面意义有多大？》即是如此。关于南京大屠杀，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意义，关于知识分子在专制制度中，如何以理性、客观和宽容的态度相互合作、影响社会、拓展言论空间，而非以意气用事的论战乃至“诉讼”了结彼此的歧义，终至一损俱损，两败俱伤……都是与今天的我们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实有了解之必要。

    以上所列，是我对所看到的好文章的一些观感。而今年随笔写作的问题和缺憾，仍一如既往：缺少汉语之美；匮乏清明的理性和敏锐的直觉，既缺少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又没能勘探到自我的深处；理性的自负太过强烈，以至形成了独断的语气和文风；道学气过剩，失去了真诚、自然与节制；“媒体气”和“网络气”过浓，“私人对话”语态常能让人感到旁若无人的自恋，或者硬套近乎的唐突……显然，由于我的目力有限，即便是在我的评判尺度内，也未能将今年随笔的优秀之作“一网打尽”，这是需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地方。

    真正理想的随笔是什么样子呢？无疑，它应是一种增进人的精神成熟的文字。世上已经存在过无数篇这样的文字了，但我还是照样期待那样的随笔：它的胃口无限大，什么都能消化，而它的质地又无比精致、无比之美，如同人类在天真烂漫之时，对自己的智慧和身体所期许的那种美。

    2005年11月17日，稻香园

    2006：序言与废话

    一本书，说到底是对一些事的思量与纪念。本书也不例外。

    我本无权说出这句话，因我只是本书每篇文章的一个读者而已。读者岂有权力代陈作者的写作动机呢？

    但若说这是一个读者对一本书的一句读后感，或许可以的。

    在彼读者看来，这些思量与纪念，或者轻轻的、隐隐的，或者沉沉的、历历的。

    这些被思量与纪念的事，或者巨大、粗砺，沉实地埋藏于地下；或者纤小、精微，透明地飘荡在空中。

    总归各有各的钟情，或者各有各的无情。

    总之各有各的来处，或者各有各的归宿。

    总算它们能够摆在一起，彼此映现各自的面容。

    这便是一本书的格外有趣或无趣之处。

    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什么要对你说明的了。

    2006年11月19日

    2007：立此存照

    这本书里的文章，皆选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十月的报刊、图书和网络，算是对我们过去一年热闹与不热闹的精神生活，所作的一份不完全记录。

    这一年，自由作家王小波逝世十载，青年所蒙影响日见其深，祭悼之声遍及南北；同时，另一位王姓作家，当年以“痞”为旗，而今拒不认账，隆隆复出后旋即沉寂。于丹老师虽让“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仍拦不住红透神州；同时，一本名叫《丧家狗——我读〈论语〉》的书因平视了孔圣人，而惹起国粹派的众怒。“公祭”泛滥、中西医之争激荡、中西节假日之辩纷起……国学狂热和文化自省之间的冲突，时空倒转般地似要回到“五四”之前。

    还可看到：电影界，“黄金”、“太阳”、“色·戒”诸词红极一时；文坛外，一位名叫顾彬的德国汉学家因“垃圾”之讥，招致中国作家、批评家的集体声讨；与此同时，一个名叫“中国文艺复兴”的梦，正被学者和艺术家们焦灼地做着……中国文艺对时代与个人的精神欠账，在看似盲目的争吵中日渐凸显，愈来愈无法赖掉。

    本书所收部分文字，与以上诸事多有对话。除此之外，便是沉潜独思之文——或真实关切个人、社会与历史，或走回内心，独对形上而诗意的世界。把它们集拢来，正可为稍纵即逝的一年立此存照。这是我一厢情愿的騃想。选家的视野毕竟狭促，不知有多少睿思妙文被遗落在选本之外，对这注定的遗憾，还望读者诸君宽谅。

    有人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时代。也许是罢。不过，这却是一个并不伟大的大时代，一个膨胀而贫乏的大时代。一切皆可能流沙和泡沫般逝去。挽救这贫乏和予人以信念的，唯有精神创造者勇猛精进的劳作而已。

    2007年11月7日

    2008：随想随写

    一

    五年前，学者刘建平提着一袋山东老家产的淡黄色小米来到我家。他一边阻止我端出花花绿绿的小食，一边对我和我的丈夫、他的朋友设问道：“你们觉得未来中国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这个民族将没有东西可吃。”

    我们把感激的目光投向他带来的小米，但对这个形而下的结论还是相当失望，于是只好用中国庞大的粮食储备安慰他。但是他摇头：“我不是说饥荒，我的意思是，如果现状永远是这样的话，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因为所有领域的假冒伪劣而导致所有人吃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毒食品，时间久了，我们必然会吃坏了脑子，沦为一个人人可欺的智障民族。到那时，什么都晚了，什么改革，什么发展，全晚了，因为我们的智力已经瘫痪，不再能进行自我反思了。”

    听完他的话，我含蓄地表示，我对他的国际政治学和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向来钦佩，但是他刚才提出的主题，似乎应由一位科幻小说家来完成。他也不争辩，径从背包里掏出一篇文章塞给我们，标题是《社会冷战论：在政治史、社会史研究中理解中国》。

    读罢文章，我才明白关于有毒食品的忧虑只是他诸多忧虑的末端，是他所命名的“社会冷战”——此系指一种全民性的相互欺瞒坑骗现象——的人人有份的后果之一。至于“社会冷战”从何而来，他未从社会道德维度加以考察，而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中找到其发生根源和运行逻辑，也探讨了逃离这一陷阱所需的政治条件。

    辗转四年多以后，此文得以发表（我替读者谢谢《阴山学刊》了）。五年多以后，中国爆发了举世侧目的“毒奶粉”事件，千万中国孩童为成年人的罪愆承受病苦，人们突然陷入什么都不敢吃的食品恐慌之中。在媒体纷纷叩问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时，再读此文如醍醐灌顶，我被它的理论解释力和预见力深深震惊。读者可从本书中看到这篇不那么“随笔”的文字（题目已被作者改为《冷战社会的历史与社会冷战的逻辑》），同这位从真实中汲取知识和思想的学者一起，理解更深刻的中国现实。

    二

    2008年的天空飘荡着太多“深刻的中国现实”——既盛放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奥运会、“神七”发射成功的焰火，亦降下了汶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冰灾、水灾、雪灾、建筑、医疗、医药事故、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寒霜。历史跌宕的幅度在这一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如不想法麻木神经，就无法安顿自己的生命。

    麻木的效果是成功的：惊魂甫定，回首刚刚过去的惊天往事，竟然恍如隔世，宛若闲谈。时间是多么无情的雕刻家，遗忘是多么称职的麻醉师！把我们从时间和遗忘中救出的，安慰我们的灵魂、赋予我们以经验、释放我们的道德焦虑的，是诚实记录现实面目和深切观照精神真相的文字。在这本年选中，我们能读到学者秦晖回望“三十年”时的公正立场与逻辑魅力，钱理群剖析孔夫子当代命运时的忧患胸襟与警觉眼神，何光沪反思“毒奶粉”事件时的信仰关怀与制度关切，陶东风批评中国大学之病象时的金刚怒目与赤子情怀……关于汶川大地震的巨大悲剧，我们能看到记者李宗陶摹写“映秀伤痕”时的严冷锐利，胡赳赳疾书“震灾叙事”时的慷慨热肠，以及诗评家徐敬亚对“悲痛中总是饱含激昂，丧事中总是夹带锣鼓”的庸俗诗学的愤怒。这些文章非为“随笔”而作，但却天然地秉有随笔的灵魂——对精神责任的自由担荷。

    三

    有几位作家的文体意识和精神气质是十分醒目的。这里要先谈谈并未出现在今年年选中的缪哲和薛忆沩（见《2007中国随笔年选》）。缪哲治中国美术史，兼译一些妙趣蕴藉的英文随笔，如《瓮葬》《塞耳彭自然史》《钓客清话》等。随笔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余墨，却无一篇不精，其语言雅涩佻达，充满灵智，味近周作人，而有周氏所无的冷衅、炽情与傲慢。若寻这味道的来源，或可溯至他的反愚谬与求平等的道德意识，这使他的小品亦透辟辽阔。薛忆沩是低调而出色的小说家，近年在《随笔》《读书》等杂志发表了不少人物随笔和阅读随笔。他善于以小说家的敏感，抓住人物命运中脆弱易碎的部分，以之击中读者的良知；亦善于在读解文学作品时，高度精确地捕捉其诗学细节，彰显其哲学意味。他的文字饱蘸体恤慈悲，散发诗之光芒，对柔软灵魂的呵护凝视动人不已。

    在今年的年选里，我们亦可看到不少妙笔。批评家周泽雄的文章博雅雄辩，时有古风，其锐利的谈锋来自其思想之忠直，其勃发的文采来自其美感之丰沛。他的文学批评、读书随笔异于常道，宜于品鉴，偶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亦是立足于文化本位的立场，言必有据，剀切内敛。小说家李大卫的随笔则有另一番风光：博识，多闻，幽默，恶作剧，顽童式的反讽中暗藏自由意识的观照，其近年为《财经》杂志开设的专栏是汉语写作中的上乘小品。诗人、乐评家贾晓伟的音乐随笔、电影随笔和美术随笔光华独具，他的诗性判断无时不统领其技术分析，每一论断与犹疑，皆是对上帝之“在”的求告与遥望。学者许志强的外国文学随笔则深入作家精神生活的腹地，游刃有余地揭示其含混幽暗之处，其言语姿态与其说是客观的研究者，不如说是参与和介入的知己。此外，青年学者杨早从容、舒徐、隽厚的文史随笔，青年作家刘春率性、偏至、俏皮的性灵随笔，也是我们在今后的阅读中大可期待的。

    四

    在今年发表的文章中，刘再复先生的《“五四”理念变动的重新评说》、李零先生的《读〈动物农场〉》和耿占春先生的《话语中的熵》分量厚重，引人深思。

    总而言之，一年的汉语文章浩若烟海，编选工作更像一场披沙拣金的战斗。对编者而言，收入本书的每篇文字皆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因眼界和篇幅所限，遗“金”之罪势所难免，只期待未来的工作能有所进步。

    2008年11月21日

    2009：乞丐与恩宠

    编此书时，常陷入报刊网络的汪洋大海。闲时透口气，总要读点不相干的东西。这次是迪伦马特的《天使来到巴比伦》。“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乞丐”阿基形象遂在心头徘徊不去。阿基与正常乞丐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因赤贫而行乞，他则为行乞而赤贫。他曾以炉火纯青的技艺，乞得了财宝和权位；又曾以无与伦比的热忱，将财宝扔进幼发拉底河，在权位上输掉本国的一场战争——只因他不发一兵，由此避免了牺牲任何一个士兵的生命。当巴比伦在新任国王的统治下变成了禁止行乞的福利国家，他依然坚持在九死一生中，将乞讨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奖励这种古怪的品行，上帝委托天使把祂创造的美少女库鲁比，赐给阿基。这一恩宠令国王和百姓大为眼红，因此，颠沛流离成了这个头号乞丐的宿命。带着库鲁比，阿基逃离了巴比伦，逃向充满“新的迫害和新的希望”的新国度。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引人入胜的是，它指出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巴比伦。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巴比伦里，照例有国王、有首相、有神学家、有刽子手、有银行家、有警察、有诗人、有工人……他们同样在各自的轨道上追逐着美丽的库鲁比。库鲁比意味着上帝的恩宠。但上帝的恩宠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采用作家库切的定义，那么“恩宠”就意味着“真理可以清楚而不盲目地被讲述的境况”（苏伊·考修：《库切〈耻〉中的羞耻与救赎》，许志强译）。如何才能进入这种境况？迪伦马特的回答是：成为阿基那样的头号乞丐。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与自身利益作对的人，一个避免从权力世界分一杯羹的人，一个不以自由意志换取安全和冠冕的人，或者相反，一个以牺牲一己自由来倾覆不义之舟的人。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真实彻底地存在，才能不为利益左右而遮蔽真理的显现。

    也许这是一个作家的白日梦。但是，只有乞丐阿基式的作家，才能做出这样的白日梦。同样，只有乞丐阿基式的书写者，才能直面历史和自我深处最根本的不安，并将其完整而真实地讲述。在这种讲述中，他们成为了真正的蒙恩者。

    以上是些与一本随笔年选无关的话，但我已决定“随”意地将“笔”停住，结束这篇序。因为夜已深了，除了向本书的每位作者致敬，向责任编辑温文认先生致谢，向读者致歉——为我的永不能完美的工作，实在不该再多聒噪了。晚安。

    2009年11月9日夜

    2010：文学与意见

    一

    九年了，常有读者询问这个选本的选文标准。他们疑惑：何以有些文章是酣畅的美文，有些读起来却简直累煞人？

    如你所知，随笔是文学体裁中表达意见最直接的一种。“文学”的魔术性与“意见”的直接性构成这一文体最内在的紧张。那些以极大的张力“统一”了此二种对立属性的篇章，便成为随笔中的佳品——它们既是“诗”的，又是“真”的。更多的时候，“文学”与“意见”分道扬镳。“文学”视“意见”为难以背负之物。“意见”视“文学”为虚文多余之物。由于时代问题的迫切性，“意见”常常脱掉诗性的外衣，以更加质直的语言表述出来，并呼吁将其变为行动，且这种意见的表述本身也成为行动之一种。

    当文学拒绝表达任何内在与外在的“意见”时，文学就会成为自身的杀手，而沦为平安的无聊。“观照无聊”的作品或许会有好的，但是无聊本身却不。因此，本书的编选原则是美与真实。这意味着某种危险。而危险是随笔必备的要素。

    二

    在本书中，作品按题材分为六类：

    1.境遇随笔。这是些言说当下存在与思想境遇的作品。今年有两位诗人的心血之作——任洪渊的《汉语红移》和耿占春的《沙上的卜辞》引人瞩目。任洪渊的《还是那个太阳》（《汉语红移》导言）将一位诗人哲学家的书写野心展露无遗。他与一切对话。从帕斯捷尔纳克的暮霭到戈尔巴乔夫的黄昏，从杜尚的“物与废物的艺术装置”到巴勒斯坦的“人体的死亡装置”，从人的“姓、名、氏族的记忆”到克隆人的“型号、序号的记忆”……自然现象与人类事件超越了各自的界属，在他反历史化的生命意识中重聚、重生，化作新的意味与命名。言说者无视宇宙和文化的熵增法则，拒绝人类精神的虚无与衰老，依旧悍然宣布“仅有一身，一生”的“人”必须更新生命，“重新发现人”。这种不灭的童真乃是一个“文艺复兴人”的生命态度，其间涌动的诗与思，极尽意象的联想和跳跃、能指的发散与汇聚，文体独异，不留余地。

    耿占春《沙上的卜辞》则是另一番风景。这部十八万字的作品（本书仅节选）以无序断片的形式，呈现了一个诗性主体当下感知的世界悲剧。没有统一而坚固的结构，其随想随写的碎片形貌全息地呼应着外部世界的瞬时样态，同时，与之对立的却是言说者从始至终的精神同一性。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末代诗人、一个意义信徒、一个无人聆听其预言的预言家在大地根基动摇之际，对世界乱象和根基毁坏者的判词。言说者对自己的悲剧身份早已了然，但始终与言说对象保持着从容的距离，即便在表达金刚怒目的主题时亦是如此。而悲剧的力量恰恰产生在这里——再也没有比诗与意义的信仰者一览无余地目睹和描述意义蒸发与诗意毁灭的过程，更令人痛楚的了。而这是整部作品隐含的唯一场景。

    2.经验随笔。此种作品风格化地讲述主人公“我”的亲历经验，余音袅袅之际，读者自能领会文章的言外之意，题外之旨。在《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中，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以文学家的笔触，描述了眷村父辈在“大历史”阴影下的个体生活史，其苍茫辽阔的人生况味令人动容。今年突然“冒”出地表的旅美作家王昭阳以《新世纪周刊》上的随笔专栏吸引了众多读者的敏感目光。他在系列文章里高浓度地“压榨”自己浪游欧美的日常传奇，貌似漫不经心、玩酷耍帅，实则不说理地说理、反抒情地抒情，从文明批判到个体内省均有触及。

    3.诗学随笔。这是些关于文学、音乐、电影等等的艺术探讨，非为学问，只关心灵。台湾小说家张大春的文字总是同时饱含感怀与谑意，如同黛玉眼泪与猴子捣乱的奇妙混合。在随笔《偶然之必要》中，随扫随生的典故和驳杂另类的经验穿插其间，密度与速度齐飞，热闹共冷清一色。在回顾了自己三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之后，他说出一个凄怆的心得：“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原创这回事……一旦透见个人创作只是众多凌乱足迹之一瞬，作者除了置身于荒江野老屋，自成素心人之外，夫复何求？”写作过程的竭虑殚精与写作结果的速朽本质，乃是一个作家必须承受的悖论。

    文学评论家敬文东在《夜晚的宣谕》中对“失败的偶像”鲁迅的默契解读，音乐评论家李皖在《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里对中国摇滚乐的精神追问，亦是响鼓重锤，令人难忘。

    4.历史随笔。如果一个地方不能随便谈论当下，那么品评历史定是一大热门。诗人刀尔登的读史随笔令人拍案叫绝。这些短小专栏以举重若轻的春秋之笔，直刺中国历史的腐朽心脏，并将其翻转为当下自我的认知之镜，从中不难读出历史循环的悲哀，却也默示打破循环的信念。

    以“事件史、现象史、问题史”的方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李洁非，近年推出了两部厚重之作《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在《告密》一文中，他延续了此种追踪方式，提出这一问题：何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成为“告密者”？他的结论是：“‘五四’前后中国式的启蒙，存在两大失误：一是单纯引进新知、新学，而忽视引进现代的精神原则、精神立场；二是只讲开启民智、疗救国民心灵，而不开展知识者自我建设，明晰知识者的应有之义，树立和完成对知识者角色、身份、本质的认识。这个工作的匮乏，造成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巨大空缺；此后各种弯路、悲剧、迷失乃至堕落，无不植根于此。”他不无悲观地感叹：“也许直到今天，我们知识者对于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蹉跎，仍未取得根性的觉悟。”——呜呼，若还不觉悟，我们就没有时间了。

    5.思想评论。批判地援引西方资源，为国人的选择提供更多精神参照，乃是这种随笔写作的目的所在。何光沪的《信仰与自由》、金雁的《〈路标〉百年》和徐贲的《人文教育和民主政治》，尤为启人深思之作。

    6.社会批评。此种随笔是公民社会自觉发育、知识分子公共参与的产物。它们探讨的焦点多集中于公权力的限制与公民权的伸张，肖雪慧、邓晓芒、于建嵘、周泽雄、田松、张绪山等学者的文章，对此问题多所触及。

    三

    一些青年学人/作家的崛起令人刮目。若以年龄段划分，则可看到“70后”女批评家张念锐利奢华的文化批评，女作家刘春坎普老辣的谈艺随笔，“著名教师”罗永浩放诞幽默的经验随笔，电影评论家王小鲁富于行动性的电影批评，文学评论家朱航满知人论世的读书随笔……“80后”学人/作家群亦颇可观：范昀和张定浩融政治批评于文学评论之中，羽戈寓现实关切于历史描述里，咪蒙以今化古的读书随笔声色撩人旁逸斜出，杨不风的学术随笔则时时隐含着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韩寒的社会批评以“坏小子”形象嬉戏禁忌于有口难言之中，消解了庞然大物的恐怖威力……

    可以说，青年作家的随笔已渐渐呈现现别样的质地——智性更轻盈，语言更放松，视角更个人化，言说者对精神使命的承担更少沉重的严肃性，更多自在和游戏的成分。与其将这一现象解读为新式青年膂力变弱的信号，不如将其视作精神解缚的表征。因为自由与意义的表述在他们的书写中并未消失，而是在以另外的身姿飞舞延续。

    2010年10月12日

    2011：反熵的精神

    一

    编定了这部书稿，就上网。一条消息在微博上反复传送：小悦悦在凌晨死去。看了看屏幕右下角的日期：2011年10月21日。不知明年此时，是否还会有人记起她的名字，记起这件事，记起我们共同的羞耻。这个刚刚来到世上两年零四个月的小女孩，10月13日下午在广东佛山一个小镇上横过马路时，被汽车撞倒，碾压，肇事司机开车逃逸，陆续经过她身边的三个路人视若无睹；后又有第二辆车从她身上压过，逃逸，路人依然无视，直至第十九位路过者——拾荒阿婆陈贤妹看见了她，将她救起。但为时已晚，数天抢救之后，死神还是带走了这无辜的小孩。有网友用小悦悦的口吻写了首悲伤的歌：“爸爸妈妈，我走啦，以后打工别太辛苦啦，女儿来世再报答；陈阿婆，我走啦，谢谢您没让我被车子第三次碾压；叔叔阿姨们，我走啦，看好你们宝宝吧，这是一个危险的国家；爷爷奶奶们，我走啦，告别这个你们曾经向往的新中华；我走啦，我走啦，我去帮十三亿人，去寻找，中国的良心，在哪？！”

    最惨酷的悲剧，莫过于让孩子成为牺牲。今天是小悦悦，“7·23”动车事故时则是小伊伊。小伊伊的父母已在天堂，留下这一身伤痛的孩子孤单走过人世。等小伊伊长大，我们将会把一个怎样的世界捧给她？

    无数孩子的稚气面孔从眼前飘过，又消失在生命的深渊里，让坐在书房敲打键盘的成年人，坐立不安。九十多年前，一个成年人曾借疯子之口高喊：“救救孩子！”这声音传到今天，依然是未能执行的遗嘱。看着堆在面前的书稿、电脑里的文档、那些卓异的人们用心写出的文章、自己将写未写的序言……这个无能为力的写作者，不知在一个怎样的秩序中安放这一切。

    二

    于是只能回到写作的原点——文字是钉子，钉于意识之墙，固着着那些不愿被遗忘的事物。至于这钉子有多粗、多长、钉于何处、钉得多深，全取决于写作者自己。一本书，是钉子及其固着物的集合，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它们形成的图案。那是一个时代小小的精神侧面。

    三

    从此书中可以看到，诗人、小说家王小妮如何将她学生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采撷他们朴质而沉重的诗意，折射出人间的悲辛与生机（《我的学生们》）；音乐学家常罡在革命时代里，怎样演出他爱乐、寻乐的悲喜剧（《依依韶华旧乐》）；批评家吴亮在他的70年代，又是如何目睹了一对坚忍不拔的基督徒父子的传奇（《仰望星空》）；以《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享誉文坛的作家陈徒手在沉默十年之后，厚积薄发，用严谨的档案爬梳和节制的史家笔墨，将若干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改造”历程一一呈现，收入本书的《俞平伯：1954年思想批判运动中的抵制和转弯》和《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可见此工程之一斑；而发展咨询专家徐小平则用一个贫困姑娘的励志故事，指出摆脱了国家崇拜的个体获得自由出路的可能性（《贞楠姑娘》）……

    一些思想随笔深具启示性。景凯旋的《向生而在》从鲁迅和胡适政治观的表面分歧中，看到他们同样受制于中国传统的“向生而在”的生死观——即精神世界中都不存在超越现世的彼岸的、绝对的精神维度，其意义源泉只能来自“未来”和“社会群体”这种相对之物，因此他们都未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意义世界。这也可以解释，何以鲁迅这样“一个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人，最终却主张社会的平等优先，赞同苏联的集体主义体制，这其中蕴含着多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悖论”——因此鲁迅“给我们提供的是自由的美感，不是自由的路径”；同时也可以明白，为何强调个体自由和法治宪政的胡适“反对各种专制，却又力主维持现状；同情革命，却又拒绝任何反政府的行动”——因为他是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一个东方专制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建立个人本位，实现自由，这需要一种争取自由的道德决断和勇气，而纯粹的功利原则有时却会出于国家、民族或集体利益，认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胡适是能维护自由的人，却不是开辟自由的人。”但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为了寻求自由，他们都尽了各自的最大努力。他们的心路历程值得我们寻味，因为他们的局限，也是我们的局限。”

    而耿占春的《沙上的卜辞》、崔卫平的《人在做，天在看》、莫枫的《我们处在爱恰恰可能之处》、金雁的《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许志强的《纳博科夫镜中的果戈理》、薛忆沩的《与马可·波罗同行》、王晓渔的《“清纯”的政治学》、刀尔登的《读史六则》、李洁非的《谈谈明末》……或以诗人之眼，或以史家之手，或以哲人之心，各自进行了一次从知识现象到精神本体的穿越。

    三

    这些文章是由于一种“反熵的精神”而聚在一起的。《辞海》：“熵的大小是自发实现可能性的量度，熵越大的状态，实现的可能性越大。”意即，越容易发生的事情，其熵越大。

    比如说，在地球重力之下，“水往低处流”的熵要远远高于高压水枪灭火产生的熵；同理，在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社会中，倚强凌弱的“熵”也远远高于“以弱抗强”的“熵”；在一个鼓励惰性的知识评价体系中，炮制一部学术时髦、东拼西凑的八股著作的熵，更是远远高于写作一部个性饱满、洞见迭出的灵智之作的熵……这貌似亘古不变的自然世界，终将会因“熵”的累积而走向热寂和消亡；而这个貌似强权无敌的人类社会，也将因每个人都追求最高程度的安全感和胜算率——最大的“熵”——而迎来与自然世界同样的结局。

    但人类似乎总会闪现一些得救的希望……中午时分，另一条消息蹦入眼帘——统治利比亚四十余年的独裁者卡扎菲被俘。是呀，独裁者不会长久，这是人类历史已被反复证明的“反熵真理”……但转瞬之间，一缕血腥的空气渗进了欣慰的呼吸中——又一条消息：卡扎菲被一士兵击毙，死相很难看。

    2011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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