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是谁？”电话那头，声音很焦急。

    我喊起来：“你打我电话，你问我是谁？你豆腐脑吃多了？你说你是谁？”

    “好好讲话！你叫什么名？”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想打骚扰电话，要打给女的打，不要打给我。”

    我把电话挂了。春节一过，天气渐渐转暖，我的脾气也跟着涨，尤其新学期一开始，学校给我多安排了两个班的课，我实在是撑不住——当你把同样一个苹果或者梨在黑板上画八遍的时候，跟一下硬吃下八个苹果或梨的感觉，是一样的。难得在教师休息室歇一会，竟接到让人崩溃的电话，我火冒三丈。其他老师都看着我，玩笑着：“是不是惹了什么人啊？”“哈，青年仔，做事要小心，别引火烧身啊。”……手机竟又响了，还是刚才那个电话，只好又接了：“喂，你想干吗？”

    “有话不好好说，你挂什么电话？你是不是叫然仔的？”

    “我是陈蔚然。”

    “那然仔就是你了吧？你在哪？”

    “金江，县城。”若不是一屋子老师，我会把手机给摔了的。

    “那好，你马上到地坡岭来，马上。我们是公安局的，有急事要你配合。”

    “什么事？”

    “认尸。”

    我就这样，见到了叔叔陈可文的尸体。

    他已经被蒙盖上一条白布。我到了之后，一个穿警服的，一只手捂鼻子，另一只手用棍子一撩，说：“你认仔细点，认不认识他？”撩完，他一跳，和其他好几个穿警服的站在一起。七八米外，是他们的几辆摩托车草草围成的一个圈。圈外，站着十几个围看的人，探着长脖子，瞧两眼，跑开，只留些胆子大的。路上还有个把人不断朝这边跑来，也探着长脖子。地坡岭上树木丛边的小空地上，陈可文已经发出阵阵臭味了，他身上的肉质显然已开始败坏，他的脸和身子都浮肿着。在我记忆中，他还从没这么胖过，圆滚滚的，若是在脸上抹点油光，添点人气，或许便会有点富态了。他的头发稀疏凌乱，嘴唇发青，不过只看到上嘴唇，他的上齿在咬着下唇，没松开，眼睛半开半闭，极其怪异，看不出他是在努力睁眼还是努力闭眼。他的下身遮蔽在那条白布下，上身穿一件白衬衫，却显出一种深幽幽的青色。

    拿棍子那警察又捂着鼻子走上前来，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他身上的手机，发现的时候，还有电，看来这手机电池很耐用，估计都有三四天了，还有电。我们在手机里面，看到了他存的七个号码，其他六个，都试过了，都打不通，就你的打通了，所以叫你来认认。你和他什么关系？”我说：“他是我叔，叫陈可文，博潭村的。”警察说：“他是不是吸毒？”我点点头。警察又用棍子一撩，叔叔的两只手露出来。他左手紧握着一根针筒，扎在右手手腕中，那个针头，几乎尽没，即使手臂浮肿，还能看到他手上浮起的青筋，显示出一种从未见过的奇怪颜色。我是学画的，可我也没法形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警察说：“你看，他应该是毒瘾过深而死的，针头都插到动脉了。”我说：“不可能。”“为什么？”我说：“我叔是吸毒，但还是嘴吸，还没到扎针筒的阶段，不可能的。”“你上一次见到他，什么时候？”“大半年前。”“为什么那么久没看到他？”“他不在家。在家要被关住。”警察笑了：“都大半年了，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要扎针还不是很快的事？”

    警察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这是从你叔手机上抄下来的，你认识不认识这几个人？”

    “狗六、石头四、阿贵、峰哥、海爹、七公伯、然仔”——我说：“除了我自己外，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想了一会，我指着一个不远处的方向说：“我知道一个人。七公伯。”叔叔一直在“七公伯”出没，这电话里留下名字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很少有人认识的酒吧老板？警察笑了：“‘七公伯’？我也知道。不过，你不知道吧？‘七公伯’早停业不做了。前两三个星期，省里面直接来了上级的警察，直接就查封了，抓了不少人，也有人跑了。你叔不会和那个七公伯也有关系吧？”我说：“不知道。”警察说：“你叔身上没有别的伤痕，只有那针筒扎在手腕的动脉那，针筒里已经空了，有一点血迹。你看看他脖子，也有抽筋的样子，应该就是毒发作了死去的。不会是别的。”

    警察用棍子把白布一撩，盖住叔叔的脸，说：“你跟家里商量商量，看怎么收回去，不能放在这路边吧？”这警察言语温顺，好像怕我会忽然发作。我没有发作，我甚至说不出，自己到底有没有觉得悲伤——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但那并不是悲伤，反而有一点得偿所愿的残忍，好像这已经是在我们心里预演了多次的事情，只不过前面都是排练，现在才是正式演出。

    我给叔公打了个手机，告诉他一切。他说：“你先在那守着，我很快过去。”他的确来得很快，同来的，还有我父亲，还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是叔公用一百块临时租的。父亲抱下草席和一件薄被，他把白布掀开，和叔公把陈可文推到被子里，裹好，再用草席在外面裹一层。警察拿出好几张纸给我签字，我也没看清写的是什么，立即签了。警察把纸收进一个牛皮袋，拍拍我肩膀。他拍得不重，可每拍一下，我眼中便有什么东西被他拍得掉落下来。

    2

    尸体被拉回博潭村的祖屋。而在我们把尸体拉回来的过程中，我母亲和叔婆已经乘车顺着长安路赶到几公里外的长安镇，在长安五爹那拉回了一口棺材——发现叔叔吸毒时，我父亲、叔公、爷爷都多次警告他，问要不要去长安五爹那帮他预订棺材？此时不用预订，却也睡上了。全家竟没人哭，这太诡异了。因为过于寂静，一哭，反而破坏了什么似的。棺材摆在祖屋的八仙桌前，八仙桌上已燃好香烛，散发出一种祭奠的味道。爷爷回祖屋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他的脚并未痊愈，拄着拐杖一摇一拐，我和蔚洲要去背他，被他挥拐打了后背，只得跑开。他走得很急，摆得更厉害，又要摔倒，蔚洲冲上去要扶他，又吃了两拐，叫也不敢叫。爷爷坐在棺材的一侧，默默无言，好像是看着棺材，又好像是看着八仙桌顶上的公阁。叔叔手上的针筒被拔出，身子平放着，被擦净后，换了干净的白衣，他面色也舒缓了下来，像在做着甜梦安睡。

    叔公表现出他出色的调度能力，每个细节都掌控有致，使我一度觉得他该在那些战争大片中当将军，调兵遣将、分发粮草。他就是我们家的将军，甚至，我们都在等他宣布：“开饭。”我把买回来的饭盒分发到每个人手中，哪个人吃不下，都会受到他的强烈批评。爷爷把饭盒一推，就被叔公冷冷讥笑：“你不吃，难道要等他醒来你再吃？”他把话说得刻薄，有意要引起争斗，爷爷却若无其事。叔公又说：“你不吃，怎么会有力气哭？”爷爷就赌气一般，绝不露出要哭的模样，他端坐在椅子上，顾盼潇洒，递给他一把羽毛扇，他就是羽扇纶巾的诸葛亮。

    爷爷是叔公营里唯一不听指挥的将领。

    叔叔尸体放回祖屋第一晚，叔公安排的守夜人，是他和我。爷爷不愿回房，几乎是被我父亲强架着拖回去，在地面上拖出两行脚印，一深一浅。拖出一段，爷爷猛烈挣扎，脱出我父亲的手，一拐一跑回到祖屋。叔公说：“你爱守，就守着吧。”当晚，家里所有人都在老屋蹲着，父亲取了好多个插头，插亮了五六盏灯，明亮如白天。周围村子都是发现人死便立即下葬，唯有我们村，则是一定要把尸体摆放到头七才下地——谁也说不清这古怪而折磨人的风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没人有胆量打破。而由于不知叔叔是哪一天死去的，警察告诉我们的，也只是个大概时间，不是三天就是四天，没能最终确定下来。叔公说：“丢丢碑，就知道了。”“碑”就是两块造型一样的牌子，或由树根或由竹根做成，靠近树皮竹皮的那面为阳，靠近树心竹心那边为阴，每家人祖屋的八仙桌上，都备有一对碑供问卦占卜。叔公跪在八仙桌前，把碑握在手心，念念有词：“可文过去的时间未定，想请祖先告诉一个确切的时间。现在丢碑，若是三天，则请显示为阳；若是四天，请显示为阴。”说完，就要丢。爷爷忽地插话：“要是一块阴一块阳呢？”叔公一愣，说：“一阴一阳，是三天半，算四天。”掌心相合，然后松开，两块碑掉下，一阴一阳，叔公说：“四天了。再摆三天。”爷爷得意地一仰头，对叔公表示不屑。

    关于办丧事的记忆，我们家这二十年来，一共有两次，一次是1997年的曾祖父，一次是2000年病逝的奶奶。这两次时，爷爷和父亲他们，能不让可樱、蔚洲和我靠近，就尽量不让靠近。因此我能想起的，也不过是摆放在八仙桌前的未合盖的棺材、烛火与香气，当然还有在祖屋里面容悲伤而严峻的家人，以及那个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公阁里的祖先牌位。叔叔陈可文躺在白布垫底的棺材中，似笑非笑，让我顿时有回到曾祖父和奶奶办丧事时的错觉。

    爷爷坐在一张椅子上，一直看着八仙桌，眼睛都不眨。叔公、父亲、蔚洲、母亲、叔婆都在祖屋门外，坐在草席上。电灯亮处，蚊子蝇蛾前仆后继地撞击。在这样的时刻，好像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可不说话，又尴尬而奇怪。这样的夜，总是漫长无边，香烛点得差不多时，我又点上新的，以至于我好像在点燃香烛和香烛烧尽中不断等待。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却不知如何表达。最后，是蔚洲主动说起他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慢慢地，叔公接口，把话题引到他和叔婆当年如何艰辛才走到一起的事，他的表达屡屡被叔婆纠正，说他根本就记错了，事情不是那样的，叔公极其郁闷，不断地说：“我记得很清楚啊，怎么会错呢？真的不是这样哦？”父亲和母亲都有了些笑声，都对叔婆表示赞成，对叔公的记忆误差不断取笑。在这个过程中，父亲顺口引出他当年和母亲的往事，同样，母亲对他的记忆也彻底否定，父亲陷入叔公一样的自我怀疑中。

    猛地，蔚洲说：“在说什么？”

    大家全都静默下来，侧耳听着。祖屋里，爷爷在喃喃自语，那语调淡然又悲伤，像在哽咽又极其顺溜，那是类似于念斋的祷告。叔公第一个往祖屋里跑，我也跟着进去了，叔婆、母亲、父亲也陆续走进祖屋大堂，爷爷正站在八仙桌前，拄着拐杖，神情肃穆。即使听不懂，也能听出，他的念词中有一股起伏不定的曲调，不仅仅是念词，那应该是一种唱词，他在吟唱。他用的就是海南话，可由于他的语调奇怪，语速也时快时慢，听起来就特别费劲。叔公说：“蔚然、蔚洲，烧元宝纸钱。”我从纸箱中取出草灰色的纸钱，这纸钱被细线绑成一小捆一小捆，每一小捆上面，覆盖着一张彩印的薄纸张，上面写着“冥币：10000000圆”、“印制：冥通银行”、“行长：玉皇大帝；副行长：阎罗王”等等。在烛火前点着了几张，扔进元宝盆中，我说：“蔚洲呢？”大家才意识到蔚洲刚才根本没进屋里来。

    母亲脸色一白，转身出门。等我跑到屋外时，母亲已打着手电筒，钻在祖屋旁边的各个角落里。叔公他们也都出来了，母亲才露脸在电灯下，丧气地说：“没看到。”叔公一指，说：“他过来了。”蔚洲以飞奔的速度出现在大家面前。父亲叫起来：“干吗去了？”蔚洲喘了口气，笑了：“尿急了，找地方撒尿了。”叔公一笑，进屋去了，人人脸上都苦笑着，都觉得自己多疑敏感得过头了。我轻轻拉拉蔚洲衣角，他步子就慢了，我低声问他：“干吗去了？”蔚洲一惊：“放尿。”我说：“讲真话。”蔚洲说：“讲真话，你信吗？”我掐掐他的耳朵。他说：“我又看到那头牛了，牛上还坐着一个黑影。那黑影在喊着什么，我听到了，就跑去看了。我跑过去，已看不到了，就回来了。”我愣住了。蔚洲嘿嘿一笑：“说了你不会信的，还要问。我骗你的啦，我真的是去放尿了。不要想多了，想多了，你会和我以前一样走神的。”

    再进屋，爷爷已把他的念词唱完了，又坐在那椅子上，好像从没唱过。蔚洲把纸钱丢进元宝盆，火一阵一阵地烧大，黄光映照在每个人脸上。

    烧完纸钱后，祖屋里来了一群人，都是一些中老年的人，都是族里人，合用一个祖屋的，往前数，就是曾祖父的几个兄弟的子孙。他们都直言不讳，说，陈可文吸毒而死，本不该来，这是败了族人面子的。但既然已经死了，那该有的步骤，也得走过，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叔公表示感谢，这些叔公伯公之类，也都拜了拜，就一起到门口坐着，聊天闲扯。我跑去叔婆的小店里抱来冰过的矿泉水和小食品，分发给族人。一个伯父说：“阿然，去拿几副扑克牌来。”我看看叔公，他点点头，毕竟，夜，还长着。

    草席上就开始喧哗起来了，几个该称呼为伯父的，开始数着零钱，用扑克牌进行赌博。他们赌博的间隙，随口说着一些关于叔叔的往事，有我知道的，也有我不知道的，但整体来说，他们传出的信息量很有限。曾祖父过世时，他们说着很多曾祖父战场上的彪悍表现，说着他在台湾的经历，绘声绘色细节丰满，犹如他们亲眼看见；奶奶病死，他们说着的，是奶奶作为一个贤惠的妇人各种好心、良善的表现，几乎把她说成一个道德上的完人。我听得出，他们也想诉说一下叔叔陈可文的优秀与光辉过往，无奈叔叔以前的表现实在让他们没法挖掘出什么闪光的地方，尤其坐牢那几年，更是一片表达禁区，他们的称赞，成了惋惜。我甚至能听出他们的话外音，大意是我曾祖父陈嘉栋耗光了我们家所有的运气和风水，以至于从我爷爷以下，都是在替陈嘉栋还债。

    荫蔽子孙，更多程度上，是一个贬义词。

    我想反驳两句，说这其实和曾祖父并没有关系。可我反驳不出。是的，族人没法证明我们的凋零和曾祖父的辉煌有关，我却也没法证明其无关，这终究是一个无解的题。叔公听不得族人的议论，他走回祖屋里，和爷爷一起，默默无言地看着闪烁不定的香烛。一坐一站。

    第二天，可樱从省城海口回来了，她点了香，也拜了拜，可她也没有哭出来，我仔细听着，想听到她原谅叔叔的话，可她还是不愿喊一声：“哥。”她回来后，第二晚就更热闹了，在族人打扑克牌的叫喊声中，加入了她貌似开心的喊出牌声。叔公觉得不对劲，去拉她。她说：“反正也没事做。”第三天上午，二姑也回来了，她扑进祖屋，好久没出来，走出来时，眼睛红得像兔子。

    下午，我们家迎来了一个多年未见的人，可樱的大姐，我的大姑。

    大姑显然胖了许多，她头发高挽，蓬松得很，她没比二姑大几岁，可她的脸圆滚滚的，泛着富态的油光，就显得比二姑的年纪要大好多。家人都没料到二姑大姑会出现，尤其是大姑，从她当年随着大姑丈去三亚后，就几乎没有再在我们家出现过，她和我们家，几乎断绝了所有往来。有一些时候，大姑丈来了，送些钱物给叔婆，可大姑还是没来。叔公曾去塘口打听过，问过别人，大姑有没有回过王叔公家，有没有回过她父亲的家，得到的消息很让他丧气，大姑的确是回过塘口，次数虽不多，却也足以反映，大姑对塘口的感情要比对叔公家深得多。叔公也曾问过叔婆大姑不愿回来的缘由，叔婆含含糊糊，也没说得上一个所以然来。叔公就直接问：“那她回塘口时，你去见过她没？”叔婆低头不语，是默认。叔公叹气，后来就渐渐不问了。大姑忽然出现，并且掏出厚厚一沓钱，递给叔公。叔公说：“干什么？”大姑说：“埋可文，不是要花钱吗？这是我的一份。”叔公说：“不需要这么多。”大姑说：“算我的心意吧。”

    爷爷忽然冷冷地说：“你的钱，是想买你的心安吧？”

    大姑有点惊慌，把钱塞在叔公的口袋里，转身走出祖屋门外。大姑从三亚带回很多的鱼干，族人都拎了两斤回去。这两斤鱼干，足以树立起她的形象，她多年来对我们家的遗忘，都会在这两斤鱼干发出去后，被传扬为“不愧是个好女子，嫁出去后，还记得家里”。陈可樱对她两个姐姐的出现，很是意外，继而，除了打一下招呼，就不再说话。二姑拉着可樱，要去和她们的大姐聊天，可樱挣扎着跑了，和族人打着扑克牌，混成一团。我对二姑说：“她就那样。爱玩。”二姑看看我，有话要问我的样子，我知道她在担心我会不会把叔叔陈可文打了她老公的事说出去。我说：“放心，我不会说的。”她笑了笑：“知道你不会多嘴。”大姑看了我好久，才说：“阿然这么大了？我嫁时，才多高？变得太快了，真是太快了，在路上见到，真的认不得了。”我说：“其实，也没多少年，你嫁时，我和现在差不多高。”大姑说：“是吗？我怎么记得你以前好瘦好小。”我说：“我现在也很瘦。”

    这晚是头七，爷爷不愿多张扬，尤其他的小儿子死因不明，也不太光荣，做得太大，怕会让人笑话，可却也不愿什么都不做。请来的师傅公化繁为简，念斋、烧香点烛、洒酒、唱简化版的招魂歌《三岔口》，替叔叔指引回归之路，让他记得回来的每个路口和分叉，以免误入歧途。师傅公目光慈悲，歌曲沉痛，闻者无不动容，族人也早把扑克牌收起。招魂歌唱完，师傅公说：“回来了。”他手指一挥，指在蜡烛上，烛火闪了闪，他接着说：“你们有什么话，就对他说吧。说完，他也就放心走了。”

    在我的疑惑中，爷爷嘴唇动着，叔公也动着，我父亲也在对他弟弟说，叔婆、母亲、蔚洲、大姑、二姑都在念着自己才听得清楚的话。可樱瞧瞧我，轻问：“你没有什么话说吗？”我反问：“你呢？你不叫他一声哥？”家里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话，哭出声的，是大姑二姑。二姑近乎号哭，我从没见过她有这样撕心裂肺的哭声，即使她和二姑丈闹时，也从没这么痛彻心扉；大姑原先是默默地，见到二姑哭了，她实在忍不住，渐渐地，也出声了，再渐渐地，她和二姑进行了高分贝比赛，不断地冲刷新对方的记录。由于不明白这份关系，师傅公看着哭得最惨的两人，显得疑惑；岂止师傅公，连族人，连家里人，连我，都不明白她们两人这么哭声震天所为何来。

    不管怎么说，我们祖屋里，由于两位姑姑的哭声，终于有死了人的样子。若不哭一哭，整夜灯火明亮，只有打牌和吃喝声，人家一定以为叔婆的小卖部搬到了这里。斋做完后，师傅公让我给他拿点酒来，他说：“高度的，越高越好。”我就去叔婆的小卖部拿了一小瓶红星二锅头给他，他在门外的草席上喝着，边喝边舒气：“每次做斋完，全身都寒，要吃几口酒热热身才行，不然，是寒入骨的。”这一夜风特别大，把衣服吹得呼呼响，大姑、二姑自告奋勇，给所有人煮了猪肉面，也烧了些鱿鱼干给大家下酒。斋做完了，大家都有喝一点的意思，鱿鱼干便成了下酒物。

    下半夜，我撑不住，迷迷糊糊在草席上睡了过去。醒来时，祖屋前安静了许多，族人仍在打牌，可不说话，只静悄悄地抓牌扔牌。草席铺了五六张，门口处，电灯发出白晃晃的光，很刺眼，几盏灯把祖屋内外都照得让人头晕，家人睡的睡，没睡的慵懒地坐着，也不说话。我起身，扭扭脖子，朝祖屋周围灯光不及的地方走去，我想走动走动松松筋骨，连续几天的熬夜，有着说不出来的悲伤，也有着难以忍受的疲累。走进夜色深处，回头一看，我心中一颤，眼前的画面，太熟悉了，又说不上熟悉在哪。夜风吹着，祖屋门口的灯在摇晃，灯下的人若有若无。我想了好久，把自己梦过的画面和眼前的四周黑暗而只有祖屋亮着光的情景相比，一点都不像啊！可不像是不像，那种若有若无、怅然若失的感觉，却一样强烈震动着我的心房，一样耗散着我浑身的气力，随时有着眼睛一闭便一切改变的错觉——难道，那些纠缠我的梦，便源自这破败不堪的祖屋？源自家里每一个人出生、远去，又归来的大堂？呼吸急了，喘着，我摸摸自己的脸，是冰凉的。

    祖屋门外没有树，可是有风，下半夜的风，灌满了乌黑乌黑的整个庭院。祖屋外的深黑处，有一股吸引人走进去的力量，我想，当时蔚洲是不是也是这样走进夜的深处，走进自我营造的世界。黑色里，好像有白光一闪，还有人喊叫了一下我的乳名。我在抵制着，可是步子却不自禁地越走越快，祖屋前灯光的距离和我在拉远。我看到了夜色中那张摇晃的面孔。夜风中的吸附力真大，我清醒地走在梦里，那些纠缠我的细节，一一重现。

    “不能走太远。再走，就回不来了。”我对自己说。一咬牙，我转身跑回祖屋前，在打牌的人身边坐下，说：“谁累了，要换换手不？我接手打。”

    3

    埋下叔叔后，家里涌着一股奇怪的氛围，除了每天赶往学校复习备考的蔚洲，其他人都不自然。说句不好听的话，叔叔的死并没有改变什么。之前，他一直没在家里，我们也过了那么多年，他的死，不过是把不回家的时间无限延长了而已。我们早已习惯没有他名字出现的生活——可事实是，他死去和他离开，毕竟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埋下叔叔的第三天，塘口村的王叔公托人传话来，说是大姑二姑难得回来，就一起回去看看，走走亲戚。大姑拉着可樱，说：“小妹和我们一起去吧。”可樱不说话。二姑也拉她，她把手一甩：“那又不是我家，妈，你跟大姐二姐一起去吧！”叔婆尴尬地看着可樱。叔公喝喊：“可樱，你要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吃了酸橘了吗？讲话不好好讲，我听了耳朵都麻了。”可樱冷冷地说：“爸，你做好人，别人不一定跟你一样。”叔公说：“你有话直说，指着蚊子打苍蝇，什么意思？”叔婆拉了拉叔公，说：“你父女两人，吃都吃不大的？一个都老了，一个都该嫁了，有什么话慢慢说，骂来骂去，像个什么样啊！”

    大姑嘿嘿一笑，说：“妈，我早跟你说过，我们当人家是妹妹，人家不当我们是姐姐。我们当人家是父亲，人家可不把我们当女儿。”她拉拉二姑的手，接着说：“我从三亚，三百多公里跑回来哭，白哭了，人家不当我们一家人。我就知道是这样，不受欢迎，我们回来干吗？走吧，我们去塘口，我们家在塘口，我们姓王，不姓陈，待在这，会让人家眼脏的。”叔婆凄厉喊叫：“你不会闭嘴啊？”大姑也叫起来：“我闭什么？我闭什么？他们陈家对不起我们两姐妹，这是事实。你摸摸你良心，我们在的那些年，你看到我们有笑过吗？”叔婆说：“你是掩着眼睛乱说啊！你上学的钱，你吃的穿的，怎么来的？你出嫁时，返给你老公的，是两倍的彩礼，怎么亏待你们了？”她擦眼睛的速度，赶不上眼泪冒涌的速度。

    二姑扯扯大姑的手：“姐，少说两句。”

    “少说？我根本一句都不想说。陈兴江，你不是我爸，我爸姓王。”

    叔公有些莫名其妙，或许他不清楚，怎么忽然就把话题往这边挑了。我爷爷房间的门开了，他拄着棍子出来了，说：“兴江，既然人家都说不姓陈了，让她们收拾收拾，走人吧。”我父亲指着爷爷，说：“你就不能不说？”叔公更是茫然，叔婆望了望爷爷，神色疲惫，呜呜地哭着。二姑跑去安慰叔婆，大姑仍是冷冷地站着。

    爷爷说：“你为什么回来？你嘴上说得好听，你说你回来给可文送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回来，你的心就是一百年也静不下来。你就是在三亚做生意赚够了一百万，你也吃不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吗？你屁股一动，我就知道你放什么屁，别以为人家都是傻子。”大姑有点不自然，可她仍冷冷地说：“你是校长嘛，你读书人，什么不知道。”爷爷昂起头：“不错，我不但知道你为什么回来，我还知道为什么你去三亚做生意后，一直不敢回来。你肠子是弯是直，我一眼就看透了。”大姑也扬起头，高声叫起来：“说啊，你知道，你就说啊！”

    叔公走到爷爷前面，说：“哥，兄哥，你还嫌不够乱啊？你让我怎么做呢？”大姑声音更大了：“说啊，有话你就说啊，捂在嘴巴里，你还要摔断另一边脚的。说啊，说啊！”叔婆从地上站起，摇摇晃晃，要倒下，二姑伸手扶住，可樱也跑过去，扶着她另一侧。叔婆甩开两人，走到大姑面前，说：“去塘口吧。我跟你去。别说话了，好吧？我跟你一块去塘口。”大姑笑了：“你怕了吧？是不是，你是不是怕了？你不想说，那我就说。不错，陈可文当时坐牢，是我报的警。你们是不是一直在怀疑这个啊？那好，我说出来了，免得你们猜来猜去，藏得痛苦。”

    叔婆几乎是哀求地看着大姑，可樱则是哼哼几声后，说：“原来是真的，哈。原来这是真的。”而我，觉得有些眩晕，此前我只知道叔叔坐牢的事是家里的一个禁忌，不能触碰的雷区，可我实在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跟大姑有着莫大的关系；我更加眩晕的是，爷爷、可樱两个人是知道这件事的，可他们竟能不透露一句，甚至，叔叔回来时，也不哼一声。而随着二姑和大姑回来奔丧，这事终于再也藏不住了。

    叔公点燃一根烟，狠狠地吸。

    大姑喊起来：“你们以为我不难受？你们以为我舒服？不错，报警的是我，我是看着他被抓走的。可是，你们又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呢？那年可文被三多妹骗光了钱，还不起高利贷，被人割断脚筋。他伤好离开家后，你们谁管过他？你们谁找过他？没有。就我找过。我找到他了，让他在我们三亚的消夜摊帮忙，我也不敢跟你们说，因为可文不让我说，他说他败坏了五金店，他没脸回来，没脸让你们知道他的事。后来，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们的消夜摊经常丢钱，几百几百的不见，我和老公根本没往可文身上想。要想到是他，我死也不会报警了，可我偏偏没想到，就去报警了。后来，一追查，就追到他身上。当时我是千方百计求警察，说那些丢的钱我们不要了，让他们放了可文。可是，你们又知不知道，可文不仅偷我的钱，还在外面偷了别人的，甚至因为偷别人钱打伤了人，那已经不是偷了，是抢了。到那时，已经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我后来花了不少钱，总算是帮他减了刑，要不，他坐监就不是坐六年了，而是十三年。这些事，你们又有谁知道。是，不错，这些年，我很后悔当年报警，我也因为这样，不敢回来见你们，我怕见了你们，我忍不住要把话说出来，我怕一说出来，便真的和你们不是一家人了。可是，可文死了，我不能不回来看看，我不能不回来哭一声。你们可以怪我，可是，要是当初可文只偷我的钱，也就好办了，他为什么偏偏还出去偷出去抢？他后来定罪坐监，是因为在外面犯的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已经吸毒了，我就更加不敢回来见你们，怕你们伤心。说句难听的话，要不是他坐牢，也许早因为吸毒，死了好几年了……你们怨我吧，不但你们怨，我自己都怨，要是我当时不冲动，一下就打电话报了警，我也不会这样，好几年吃不好睡不香……”

    大姑滔滔不绝，说到后面，声音已经嘶哑了。她用完力气，站都站不直，蹲倒了，呜呜直哭，哭着哭着声音也没有了。我母亲上前扶着她，她身子一侧，歪在我母亲怀里。爷爷怅然若失，或许他原先以为，大多的错应该是大姑这边的，而话一捅破，他如何还能怪罪于她？谁说不是呢，要是叔叔当年没坐牢，他是不是早已死在白粉手上，或者因为偷抢被打死在路头呢？——即使这么多年过去，叔叔仍没能把毒瘾戒掉，他仍然是死在路边的。在某种意义上，坐牢，延长了他的命。爷爷把拐杖一扔，碰到墙上，叮叮当当的，回音清脆。

    大姑埋头在我母亲怀中，委屈多年后，她终于回到家里，放肆一哭。

    陈可樱眼睛也有点潮润，她走到她大姐身边，也坐着，拍拍她的肩膀，她大姐就哭得更厉害了。叔公茫然了，烟头烧到他的手指了，他一丢，叹了一口气。叔婆望着大姑，有点木讷。

    二姑走到我面前，想了想，她在犹疑要不要问，终于忍不住，低声说：“那件事，你千万不能说。”我点点头，她的目光还是很担忧，她担心的，不仅仅是叔叔打二姑丈的事，而是多年前她和叔叔的事被发现吧？这，是不是又是一个随着叔叔死去而隐藏的秘密呢？我没问二姑到底和叔叔发生过什么，又有什么好问的呢？二姑未嫁时，是一个容貌姣好的少女，这会不会让叔叔心神摇摆；叔叔是个浪荡子，可这一份浪荡，会不会更成为吸引二姑的原因呢？他们两人本来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可是，按照辈分与年纪来算，叔叔是兄，二姑是妹，这层关系足以捆绑住他们，可捆绑是捆绑，能冷却他们胸口那一颗滚烫的心吗？我甚至猜想，叔叔陈可文没来由的叛逆和浪荡，是不是因为他清楚他永远冲不破尘世枷锁，冲不破他和二姑之间隔着的那堵不可逾越的墙，所以变得浮躁难训。按照时间算来，叔叔坐牢不久，二姑便把自己嫁给了相识不久的二姑丈，是不是也是因为她终于死心或者说决定让自己死心了呢？——这些，不过是我的无端猜疑，可在县医院门口听我说到二姑和二姑丈闹翻时，叔叔的流露，是紧张而真切的；二姑只凭二姑丈的描述，便猜测出带人打二姑丈的是叔叔，那里面不也有着我无法理解的情意与感应？更何况，二姑在叔叔棺材前的哭声，那是丝毫不加掩饰的。即便如此，我又有什么好说呢？那些说不得的情感，即便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们都不愿提起，也再说不清，我又有什么资格把这些零星琐碎说出来？

    这，终究是一个长满青苔的秘密。

    哭泣在很多时候能改变人们的看法。大姑的哭声即便没法改变爷爷，可爷爷转身叹息回到自己房中的举动，无疑，已经原谅了大姑大半。

    大姑二姑是不姓陈，可她们在我们家的屋檐下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这些在一起的岁月积累起来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要超过一个冷冰冰的姓氏所附带着的情意。可樱没有和她两位姐姐去塘口村，和她们一起去的，是叔公。叔公回来后跟我说，他去那边后，豪兴大发，把王叔公家几个年轻仔全都喝倒了，王叔公在酒席上说起当年叔公的事迹，大拇指竖得很高。叔公喷着满口的米酒味，说：“你大姑那王叔来过我们家吃过酒，有来有回，我们可不能输给了他，所以我要去他家一次。他大度，我也不是眼量窄的人。”

    他握着一碗刚从厨房倒出的米酒，又要接着喝，被叔婆一把抢夺了去。

    4

    爷爷一度怀疑叔叔的死除了毒瘾发作，还有着更深的原因，那和“七公伯”有关。他拐着摆着，坐三轮车出去，找他的学生喝茶，找他的朋友喝茶，我知道，他想询问七公伯酒吧被关的事。可他没有打听到什么，七公伯酒吧被查封后，一直没有消息传出来，我也留意报纸、网络，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后来，爷爷也相信了，叔叔因毒瘾过深，吸粉已经没法满足了，所以用针扎，不料他针扎时，情绪失控，扎到自己手上的动脉，毒品一灌进去，叔叔便晕眩过去，不久后，在晕眩中抽搐死亡。

    七公伯酒吧再次开业，已经是叔叔陈可文死了三个多月后，名字也换了，叫“第二街”。据说新老板是县城里一个开酒店的，很有钱，除了县城的好几家酒店外，他还在省城海口投资房地产，市中心的一个商业广场，就有他的股份。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关于他在澄迈县城地坡岭新区圈地的过程。当年，县委县政府四处筹资修建一条新路，拉到的资金很有限，这老板就投入了很多钱，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回报，新路两旁的很多地作为酬谢划到他名下。第二街酒吧的开业，是因为这老板看到原酒吧的幕后人马被抓的被抓，逃跑的逃跑，那地方空置着，很可惜，便投了些钱，重新启动，算是给县城一些念旧的人保留了一个去处。

    换的，真的只是名字而已，里面欢乐的人，喧闹震耳的音乐，一点没变。在那里出入的人，有时看漏眼，觉得他们都和我叔叔有着一样的背影，走过，如一道白光。

    爷爷怀念他小儿子的办法，是让我给叔叔陈可文画一张像。叔叔没有留下照片，我只能凭着记忆来画。让我觉得为难的是，我对叔叔最后也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他死前的瘦小。我随手画了个轮廓，被爷爷瞧见了，当即让我推倒重来，他说：“这么瘦，一点精神都没有，吸毒的一样，画胖点，画胖点。”我便把那脸往浑圆里画，结构有点乱，就根本不像他。爷爷不屈不挠，让我一点一点地改，两个星期后，轮廓上可以看出是叔叔了，很多细节还需要填充，尤其是眼睛，我简直没法把叔叔的眼睛画出来，我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仔细看过他的双眼。而一旦没法把眼睛画好，那已被我画得很像的脸，就一点也不像了。我的涂涂改改让爷爷很恼怒，他在旁边看我挥笔，我的笔尖一落到纸上，他就叫起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把他推出门外，对着画纸上眼睛处的空荡荡，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实在没办法了，我让爷爷找出不知被他隐藏在哪的曾祖父的画像，按照画像上眼睛的轮廓，依葫芦画瓢。我越画越快，手没法停下来。叔叔的眼睛和曾祖父的眼睛不像，目光中透露的，更是天壤之别。最后的完成品，和叔叔其实并不太像，我从没见过叔叔有这样一张圆润的脸，也从没见过他有着这样的目光，可看到这画像，谁都很笃定，那一定是他。

    爷爷把他的小儿子压在桌子的透明玻璃下，他翻书合书，研究彩票，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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