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着前一晚牧云的拥抱，感觉如梦似幻，迫不及待地想再看到她，但她却不见了踪影，这让我心里焦急而不安。
我想牧云一定是身体不舒服没来上学，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我第一个冲出了教室的大门，不是奔向操场而是往家的方向走。无奈脚上疼痛难忍，只能放慢速度。
过了一会儿，一个牧云的同班同学超过并认出了我，居然痴心妄想地提出用他收集的三张普普通通的球星卡交换我手中的一张颇为少见的小劳德鲁普（丹麦足球明星）的金卡——那张卡是我央求爸爸买了一整箱干脆面后逐一拆开才得到的，那箱子开了封没吃的面过了很久还躺在家中。我问他牧云怎么没来上学，他告诉我，牧云从今天起不来了，转学走了。我打量着他的脸，虽然完全不相信他的鬼话，但是心中快些回到家的焦急感更添了几分，用尽全力向公共汽车站跑去。他又追上来，让我考虑考虑交换卡片的事。我索性从口袋掏出他梦寐以求的那张球星卡放到他手里，并拒绝了他递过来的、用于交换的三张卡片，说这白送他了，他捧着卡片，喜出望外地站在原地端详起来。
下了公共汽车，离家还有几百米的距离，往日里这段不长的距离，在那天的我看来，却足有一光年那么远。脚上的剧痛，有两三次让一瘸一拐地奔跑着的我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我顾不上去留意脚趾上出血的伤口和摔倒时手掌上划破的口子，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回到了家。我径直来到牧云家门口，胸中溢出的少见的勇气，让我干脆地敲响了她的家门，但久久没有回应。不甘心的我在门口坐了很久，仍然未果。
回到家时，父母都已在家，晚饭已经在桌子上摆好。落座后，我听到妈妈对爸爸说：“楼上的老沈一家今天搬走了，早上我看到一辆货车来运家具。”
“搬去哪里了？”爸爸问。
“好像是上海。”妈妈向我碗里夹着菜说，“快吃。”转头又对爸爸说：“他家东西可真不少，沈牧云那架钢琴，下楼时可比当年往上抬时费劲多喽。”
那瞬间，我的耳边虽未像书上说的那样炸响一个晴天霹雳，但我确实感到它们在妈妈说完那句有关钢琴的话后，就像失聪了一样，后面的谈话再也听不到了。那感觉就好似双耳瞬间灌满了水，听到的都是混杂着流水声的杂音。
那天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放学后，我不再去踢足球，而是脖子上挂着月票登上驶离学校的那路公共汽车，心里默念一个数字N，当汽车开过N站后，就下车换乘另一路车，至于换的是哪路车，完全是由当时心情决定，或是登上当时刚好开过来的那辆。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座位，最靠边的位置上面，因为很少有乘客会注意到那个角落。
在风和日丽的午后，我不用关注汽车驶向何处，只管坐在窗边，坐在淡淡的阳光里，坐在回忆里，坐在惆怅里，坐在遐想里，坐在别人的世界里，沿着未知的道路，离开自己的故事。
这让我感觉到平静和享受。
两周后的一天放学时，我准备离开学校，路过校门口“十佳学生”的照片，牧云的大照片还没有来得及换掉，她仍然在对我笑着。
我没有回家，而是将书包扔到一边，在校门口的银杏树下坐下来，看着同学老师一个个地走掉，过了很久，我确信学校里已经空无一人时，转身折回学校。
我从书包里头掏出铁皮做的铅笔盒，准备向挂着牧云照片的玻璃橱窗砸去。我突然注意到她头上别着的青苹果色发卡，是那样熟悉，一如我初次见到她之时。
我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转而又折回了教学楼，来到牧云的班门口，门没有上锁。我走进去，用铅笔盒将教室里所有的玻璃窗一扇接一扇全都砸碎了。砸的过程中，我的右手背割破了一个口子，流了很多血，晚上回到家，是妈妈带着我去医院急诊外科进行的缝合，缝了五针。
教室地面上可怖的血迹和手上的伤口出卖了我，因为这事，学校本来要开除我，经过父母五次三番地向校长送礼和求情，并积极赔偿损失，终于，学校本着“挽救我”的态度——校长在广播里宣读处分通报时是这么讲的——网开一面，用一个记过处分将此事了结。
从那以后，不看车牌，随便登上公共汽车随之游荡的习惯和手上的疤痕一起，在我身上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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