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声音-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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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骐从703医院出院后,我又被派到外地出差了,回来时季节已经由酷热转为清凉。秋天又来到了,大学里迎来了新的学子,就像十年前我自己入校时一样,我们的大学恰恰是这个时节建立的,那时刚好赶上五十周年校庆,而毕业六年后,正好建校六十周年。

    身无长物的我,自然是排斥校庆这种成功校友用来炫耀的派对的,校庆的前一晚,所在班级的班长打电话给我,统计班级聚会人数时,我还打定主意告诉他我不参加的。但当天早上,我接到了肖骐的电话,他说想去大学里看看,希望我陪他去。我立刻回绝他,一个上学时日思夜想考清华,天天惦记换专业的人,假惺惺地凑什么热闹?他却说,上周刚刚做完手术,只是想回校园看看,不知道是否能等到七十周年再回去呢。我无可辩驳,只能应下了。

    我驾驶着汽车拉着肖骐来到学校的东南门,停下车,步行向校园里面走。微风阵阵,路旁的电线杆上挂着的宽大横幅,为了配合这个日子,充满激情地抖动着,上书“总结甲子成就,弘扬航天精神”“激扬青春,同庆甲子”“热烈欢迎××学院校友回家”等等。

    我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和消瘦得像根筷子似的肖骐并肩从这些横幅下面依次走过去。我们路过了学校南面新盖的教学楼,那些高耸的大楼一共七座,通过空中走廊相连通,从“A座”“B座”一直排列到“G座”,取代了“1号楼”“2号楼”这样的命名方法,大有比肩王府井东方新天地的架势。我突然想到,新入学的学生们一定不会再像我那样,为了在考期寻找自习室,而在学院路上的其他学校里奔走了吧。我又想起了陶毅,他如果赶上这些楼修好再入学,也不会因为留级被发配到位于远郊的大学城了,想到了这些我情不自禁地笑了。

    肖骐走到了机械系的校友接待处,一位热情而面带稚气的女大学生立刻迎上来,递上纪念品和宣传册,并让我们填写校友录,我摆了摆手,告诉她我是电子系的。我看到他们穿的校庆文化衫上印着“320721班”,肖骐手拿纪念品,看着那些学生显得很有些激动,确实,他学号的前面六位也是“320721”。在学号的命名规则中,3代表本科生,2是入学年份的个位数字,7是机械系的序号,21则是系里面第二个专业的第一个班级的意思,十年前他入学时也是这个班级的。但这种命名方式带来了颇似电脑里的“千年虫”的问题,又似乎更甚,每十年过去,学号就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如1992年、2002年和2012年入学的同系学生,学号就可能完全一致,接待我们的这位学生想必就是刚刚入学没几天的大一新生。

    肖骐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感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突然冲过来紧紧拥抱住那位女大学生,旋即又扯住“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红色系旗不断亲吻,脸上老泪纵横。我以为他发疯了,连忙后退几步,以远离他。这位老者情绪稍稍平静之后,对我们说,他是学校刚成立时入学的机械系校友,班级号也是“320721”,今年已经年近耄耋,在中科院工作,当年的同班同学有超过半数因为去世或者身体抱恙不能出席校庆。我看着这三位年龄跨度巨大的“320721班”的校友站在一起,觉得十分有趣。

    签好了校友录,肖骐和他新认识的中科院系友聊得甚是投机,简直像一对忘年交,互相搀扶着一起到体育馆参加庆祝仪式去了,并且想让我同去。我幻想着社会各界的名流校友西装革履地端坐台下,聆听混到了部级的高干校友和书记、校长端坐于主席台上指点江山,便心生老大厌烦,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我宁愿一个人在学校的道路上走上一走,在绿化程度颇高的校园里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我在老教学区里信步溜达着,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笔直而整齐地排列着,修剪得一丝不苟,连防虫的白色石灰浆,高度都涂抹得不差分毫,昭示着这所老牌理工科大学的气韵。身旁不断有青春洋溢的年轻学子背着双肩书包和我擦肩而过,他们脚步轻盈,步行速度足足比我快上二十倍。

    我手抚着梧桐树的粗大的树干,记起了和章薇薇一起在它们下面徜徉的情景,也想到了孔小茉站在这树下时那叫人心醉的侧影,此时不知她们正在做些什么。我慨然长叹一声,伸手到裤兜里去摸香烟,想清醒一下,尽快停止这种睹物思人的可笑行径,肩头突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芒种,是你吗?”

    “你谁啊?”我转身看着那人。

    “夏苇,还记得吗?瞧你,戴着个墨镜,怕谁认出你吗?像个间谍似的!”

    “你以为学校里没有间谍哪?这里可是前国防科工委下辖的大学。要注意保守国防机密哦!”我摘下墨镜,端详着她,眼前正是大学四年级时,碰到的那个考研女生。

    “我还真希望自己掌握国家机密级别的东西呢,可手里鼓捣的东西都被研究了快一百年了。”她把夹在胳膊底下的书,和手里拎着的水壶塞到了大大的书包里,问,“怎么没去体育馆参加学校的活动,一个人在这儿溜达?”

    “你怎么也来了,还背着个大书包?”我反问。

    “‘来’字用得不准确。”

    “怎么讲?”

    “其实,我一直就在这儿,从没离开过呢!尽管我现在挺想离开的。五年前,托你提供给我的那些考研资料的福,我考上了这里的硕士研究生,两年前我毕业了,然后开始读博了,还在这所大学。”

    “哟嗬,女博士啦?”

    “讽刺我吗?这个词现在已经变味了,大多数语境下,不具有褒义,甚至连中性都算不上。”

    “我嘴里说的可是没变味的好词!你都在这待了六年了,比我更有资格参加校庆!”

    “现在做什么呢?”

    “我?上班呗,还能干什么?”

    “真羡慕你,上班可比读博士舒心多了。”

    “我天天加班,你也羡慕?你看着好像比那会儿清秀了。”

    “谢谢你的夸奖!那时一百二十多斤呢,现在降到九十多了。”

    “也难怪,连着吃了六年食堂的伙食。”我咂着嘴说,“你气色看着不太好,目光涣散,让我想起了每每到了期末考试时的自己。”

    “读博士熬的,博三了,不但一篇SCI都没发出去,连小论文都不知道写点啥好。”她苦笑,“唉,整天着急。”

    “凡事别太较真!”

    “你结婚了没有?”夏苇没头没脑地问。

    “你看呢?”

    “我猜不出。”

    我沉默了片刻,指着由近到远,整齐排列在道路两旁的树问:“你说这些树怎么看上去,全都长得一模一样?”

    “连树干上的疤都一模一样。”

    “它们还是树苗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的。”

    “是否要去吃午饭呢?你毕业后,学校里新开了两个食堂,还不错。”她问。

    “不,不了,我不饿,我只想找个长凳坐一会儿,抽支烟。”

    “现在校园里到处都是校友,我刚刚从绿园的湖边过来,那里人少些,你有可能找到坐的地方。”

    “嗯,好。”

    “电话号码可变了?”

    “还是原来的。”

    “有空时,我是否可以打电话给你?”

    “做什么?”

    “不用紧张,什么也不做,只是打电话给你,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我沉吟道:“我知道。但说实话,工作日里面,心情往往比较焦躁,恐怕你听到我的声音,便会失去说话的兴致。休息日里面,我很少开着手机。”

    “原来是这样。”她喃喃道,“那能否给我个通信地址?我写信给你。”

    “写信?”

    “是的。”

    “我记不清楚上一次写信、读信是多少年前了。”我忍不住笑了,“博士小姐,中学生交笔友那一套吗?”

    “也不全是——”她踌躇着,“你只管收信即可,不一定要回复的,我也尽量不用问句之类的语气的。”

    “别为难啦,夏博士。”我接过她从书包里翻出来,并拿在手里的笔和记事本,把地址写在上面,“是公司的,不过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不想再干这份工作时,就离开了。”

    她接过本子:“那么,再见了?”

    “快去忙吧,早日毕业!”

    晚上我接到了陈大欢的电话,他和石磊在一起,都来到了学校,没有去参加电子系和班级的晚会,只想同室友们聚一聚,我欣然答应并邀请肖骐一起前往。我们来到学校西门外的一家嘈杂的小饭馆,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的四边,开始的时候,六年没见的几位还有些拘谨,只是默默地互相在他人脸上踅摸着岁月的痕迹。过了一会儿,才忍不住勾肩搭背,哈哈大笑起来。手腕上戴着“IWC”的石磊叫来了二十四瓶一箱的普通燕京和一条都宝,说要追忆大学时的味道。

    我们坐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就是已经失去联系的陶毅——这个古怪的人在大学里做的种种古怪的事了。毕业后没有任何人和他有过来往,不过石磊说他在英国读书时,曾碰见过陶毅,他那时在一家当地的唱片公司工作,当时已经是个颇有名气的乐评人了,据说后来还曾参与运作了鲍勃·迪伦来中国开演唱会。酒过三巡,大家仍然只是聊着自己道听途说的、系里面的风云人物和美女们的轶事,对于自己毕业后的生活却几乎从未提及。

    刚刚动过手术的肖骐,身体虚弱地靠在椅背上,不时用手捂住肝部。陈大欢看出他的异样,便询问他是否身体不适,肖骐才轻描淡写地说了说自己的病情,石磊和大欢听后都唏嘘不已。肖骐没有细讲回到103医院做“海扶刀”的住院经历,只是说要比之前的住院经历还要糟糕,但还好挺了过来。想起他切肋骨的遭遇,我无法想象更加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便没敢追问手术的细节。让人高兴的是,肖骐说手术进行得还算成功,肿瘤切除得比较干净,甲胎蛋白值虽然还有两百多,比正常值高出十倍,但已算处于比较安全的范围之内了,现在开始了漫长的抗病毒治疗。

    肖骐讲述他患病和治疗的经历时,陈大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听得聚精会神,不时长声叹气。肖骐说完后,陈大欢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不善言谈的他,主动讲述了自己毕业后的遭遇。陈大欢做了五年嵌入式开发工程师,几年来尽管工资一路上涨,每月却也总要拿出一半来孝敬给房东。他曾三次试图买房,三次都因为在选房时,恰逢房价猛涨,业主坐地涨价,或者自己稍稍的举棋不定导致其他买家捷足先登而作罢。每次暂缓买房后,过了不久看到房价甩开他可以承受的首付,一路绝尘而去,又后悔得想用头撞墙。就这样,他的房子越选越小,越选越老,越选越破,越选房屋坐落的环数越大。一年前,他终于横下一条心,决定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啃老啃到只留下骨头的钱,在五环边上买了一套六十平方米小两居,那房子的客厅和主卧都朝西,每天只有午后到太阳落山前的一小段时间,才能见到阳光。房产证上显示,房子建于20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那一年,大欢恰好出生。

    在和业主签约的当夜,他失眠了,辗转反侧了一宿。他想到自己头脑不笨,从小刻苦学习,在学校一路拔尖,考到了大城市后,在大学里也从不敢有一毫秒的放松,在父母和乡邻眼中一直是人中龙凤,毕业后努力工作挣钱,每天面对枯燥乏味的电路板,忍受着无休止的加班,大部分业余时间也用来学习新的技术知识和攻读在职研究生了,但靠自己的能力,却仍然难有立身之地。到头来,还要做渔民的父母把养老钱掏出来,资助给他,才能勉强买一套那样的房子。因为不善言谈,他一直没能交到女朋友,几次相亲,也都因为房子的问题没了下文,苦闷压抑的生活叫他看不到丝毫的未来。如今,他马上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却丝毫感受不到应有的喜悦和释然。他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孩子,住在这种房子里,实在令他蒙羞。从小面朝宽广海洋的他,觉得自己一定会在这房子里面压抑到死的。他对这套尚未入住的房子,已经开始有了十足的反感。于是,第二天,一宿没合眼的大欢通知房主毁约,损失了几万块的定金,却感到身上轻松了不少。

    陈大欢给父母打去电话,说他想念他们,要离开学习和工作的城市,回到家乡工作,回到他们身边。陈大欢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他是一心想要儿子的父亲坚持超生出来的,不过,陈大欢没有让他们的罚款白交,在他们眼里,陈大欢是村里乃至县里最争气的孩子,一定是祖坟上放了礼花,充斥着渔民和农民的宗族和乡党里才冒出这么一位出人头地的子嗣。可现在他却要放弃一切,离开给家庭带来荣耀的大城市,回到家乡,这不啻在乡邻面前,用胶水往脑门上贴了张写有“混不下去了”的纸条。对于这个决定,父母起先坚决反对,为此他和父母争执了很久,通电话时的情绪从来没有好过。看到爱子每天都生活得不快乐,于心不忍的父母最后同意了他辞职回家。

    但新的问题很快随之出现了。陈大欢回乡前,是个具有五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工资已然不低,在他们那个连大学生都少见的县里,压根儿不存在他以前工作过的那种行业,也根本找不到薪酬水平适合他的工作职位。而从小连家务活都不碰的他,不会也不愿从事家里面的渔业或农业相关的工作,于是陈大欢失业了。

    在家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家人和他自己都忍受不住了,于是他便听从家里的意见,去报考县里和市里的公务员。但陈大欢考了几次,自认为考得很好,却在面试中一次次落榜。困惑不解之际,偶然从在机关工作的一位亲戚那里得知,最终挤掉他被录用的人员,有的是大专生,有的甚至只有中学学历,本来就是在招考机关中工作的工勤人员,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这些人都是市县机关干部的裙带关系。他才恍然,为啥自己这个正牌高校毕业生一次次地在公考中铩羽而归了。

    了解到这层关系,陈大欢不禁郁闷而消沉,父母看到他这样,难免心焦,于是就塞钱帮他层层疏通关系,总算考上了附近某市的机关。托人花出去的钱比他前几年工作所攒下的积蓄还要稍微多一些。按理说,生活终于可以步入正轨了,但进入机关工作的陈大欢发现,他和这份工作的契合度并不太高。

    在他看来,家乡周围唯一还算说得过去的职位,也就是机关工作了,但这里却缺乏大城市里褒奖个人奋斗的公平精神,也没有技术公司里人际关系的单纯。身边充斥着他眼中学历低、能力差的“官”“富”二代,他们人浮于事,长于钻营和媚上欺下,闲来无事时谈论的都是吃喝玩乐。总之,尽管陈大欢耳边每天萦绕着在大城市里听不到的亲切乡音,但却和周围的人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久而久之,他主动和被动兼而有之地,和同事们孤立开了;而在领导眼里,他就是个不爱说话的高分低能的傻小子,自然也得不到赏识。每天上班的时间里,他唯一的盼头就是下班,下班回到家后却也没有可以交流的人,这种日子过得实在灰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成了一个会说家乡话的“外来者”。但他觉得,这要比回乡前做真正的外来者,还让人感到芒刺在背。

    于是,离开家乡,重新回到大城市的念头在他头脑里不断盘旋着,但作为家中独子,一次次地折腾,实在太让年迈的父母操心,他一时也下不定决心将这个念头付诸实践,因此每天过得备受煎熬。碰巧这时,他母亲患了尿毒症,他这次回来其实是带着妈妈来求医的。陈大欢对我们说,人生只是由身不由己地生、屈辱地活、痛苦地死三部分组成的,日子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什么希望,自己控制不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却可以干预中间的一部分。不知什么原因,他说的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也曾想反驳这个说法,却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而且当时也不能理解“干预中间一部分”的意思是否意味着去改变生活的积极说法。

    陈大欢说完后,石磊也打开了话匣子。他低着头,一支支地吸着烟,边捋顺着思绪,边用缓慢的语速告诉我们,他其实刚刚从澳洲回来,毕业后去英国读书,仍然走着本科时的老路,因为贪玩不好好学习,挂科严重,丢了不少学分,并且沾染了吸食大麻的恶习,他被学校除了名,花出去的钱和时间都打了水漂。然后回国胡混了两年,每天不是去酒吧泡妞,就是在深夜里酒后飙车。眼看光阴蹉跎,他爸爸只得花钱又给他办去了一所澳洲的学校,他来到澳大利亚后倒是有所收敛,想把学位尽早混到手。可适逢国内反腐风暴愈演愈烈,他妈妈所在国企的一把手因贪腐败露而落马,一进去就竹筒倒豆子般地供出了几十号人,也包含石磊的妈妈,她因贪污和挪用公款罪被判了刑,目前正在服刑。而石磊的爸爸不久前也被纪委盯上了,配合调查了很多次,并被调离了教委主任的实职岗位,限制出境,冻结存款。石磊的爸爸每天噤若寒蝉,觉得双规近在眼前。

    说到这里,石磊捻灭了烟,把头深深地埋在手里,说,现在澳洲的学费和生活费都难以为继了,这次回国是为了探视母亲和开导父亲,他的爸爸因持续焦虑,导致精神有些失常,情况比较糟糕。老爷子成宿失眠,不分昼夜地在屋子里面转磨般地溜达,听见敲门声或街上警车鸣笛就狂躁不安。有一次,在家待得五脊六兽的父亲,去楼下透气时,远远地望见了小区里的保安,碰巧保安制服的颜色款式和警察有些接近,他当即就跪了下来。石磊说,本来自己是没心情来参加校庆的,但父亲实在太叫他闹心了,再这样下去,他自己也离精神失常不远了,所以今天才来学校见见熟人,聊聊天,换换脑子。

    不知是情绪激动还是酒精的作用,石磊讲完后,脸上通红似关公,特别是鼻头,红得像雄鸡的嗉子。他们三个人,此刻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只差我没说了。

    我清了清嗓子说,和他们三位相比,我每天朝九晚八的枯燥码农生活,居然算是最平常、最上正轨的了,这让我觉得挺可笑。我的生活,平静得像一杯白开水——装在玻璃杯里,液面顶到杯子沿儿的白开水,一眼即能望穿,又没有可变化的空间。我常常感到枯燥,试图去思考生活的意义所在,并探寻一点点盼头,以便让自己对继续着的生活,给出一些合理的、能说服自己的解释。但这不仅徒劳无功,还叫人徒添烦恼,心烦意乱。于是,我选择不思考。

    肖骐没有饮酒,由于身体疲惫的关系,他中途自行离开了。石磊、陈大欢和我最后把整箱啤酒都喝光了,啤酒在胃里荡漾着,不停掀起浪花冲向喉咙,让人一阵阵作呕。我们走出了饭馆,沿着学校西面的围墙一步三晃地向前走,无言地走。校园里学生自发的庆祝活动还没有结束,大喇叭里播放着歌曲,一个青涩而缺乏音准的年轻嗓音,和着吉他伴奏在唱着:“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

    石磊听后,嘴里含混不清地叫嚷着:“看看……我……我们的宿舍,去看看我们的……宿舍。”然后转身折进了校门,晃晃悠悠地朝宿舍区走。我和陈大欢只得跟上他的脚步,也进入了学校。

    走了没有三百米,在一幢女生宿舍楼下,石磊喊着:“不会走直……直线了,坐……马路……牙子……上歇会儿。”话音未落,便“扑通”一屁股坐在了马路中间漆着的一段白虚线上,嘴里不停地哼着我听不懂的话。由于这“马路牙子”矮得只有一纳米那么高,他只得把双腿劈得很开。站在一边的陈大欢则说他憋不住尿了,要解决掉。我告诉他,再往前走一百米,进入教学区,就有通宵不锁门的教学楼,可以去厕所里面尿。但陈大欢还是迅速地解开裤子,在女生宿舍楼下,豪放地把他那小小的东西掏了出来,然后迅疾地把膀胱里那泛着啤酒花气味的液体倾泻了一地。他蹲在自己那摊体液上面,突然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在半夜显得凄惨而凌厉,简直就像闹猫一样。

    此刻,我感到头晕目眩,喝酒过量时,我总是头脑极端清醒,身体上却难受得要死。我的心脏“怦怦”地狂跳不止,仿佛有一个该死的木匠在那里面,用锤子一刻不停歇地在钉着钉子。我站在路旁,看着眼前坐在马路中央的石磊,和蹲在一泡冒着气的热尿上哭泣的陈大欢,也不知该迈步往何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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