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阿爸天天回来。每次回来，总是高高兴兴的，热得像一团火，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怎么怎么坏，讲工人农民怎么当家做主人。娘说：“当家做主？怎么不见你把钱拿家来？”阿爸说：“要是人人像你这样想，工人就当不成家了。工人当家做主，就要先为大家，后为自己。”谁知过不了多久，反革命血腥地屠杀起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了。那是四月十二日，深夜，大雨滂沱，阿爸突然踉踉跄跄跑回来了。外面，远处响着“砰”“砰”刺耳惊心的枪声，我和娘从梦中惊醒，心里像擂鼓一样咚咚跳着。给阿爸开了门，见阿爸浑身湿淋淋的，两只眼凹得深深的，眼圈发黑，脸色发白，闷声不响地转身把门急急闩上，坐在椅上直喘粗气。一会儿，他眼珠子瞪得像要蹦出来似的，恨恨地骂了一句：“狗娘养的！他们下毒手了！”阿爸身上的雨水滴滴答答顿时在脚下注成一摊。我一看，发现他手里攥着雪亮的钢斧，腿上往外在渗血。我说：“哎哟，阿爸！血！你腿上有血！……”他指头往嘴上一竖，“嘘！——”叫我别响。娘急得瞪大了泪汪汪的眼，找布给阿爸包扎。阿爸嫌娘包得慢，一把夺过来自己包上了。忽然，想了一想，拿起门背后的一把铁锄就移开屋角一只瓦缸刨起地来，三锄两锄刨了个长坑，忽然把他上工披了做雨衣的油布撕了一块，将雪亮的钢斧包了起来，埋进了坑里，掩上土，用脚踩实，再挪上了瓦缸。这时，外面夹杂在雨声中的枪声仍未停，又响起了脚步声和“嘭嘭嘭”的敲门声。阿爸似乎是知道有人来捉他，已经无法脱逃，整整衣裳，镇静地往椅子上端端正正一坐。“砰！”门被踢开了，进来了一群拿手枪歪戴铜盆帽的便衣。他们瞪起白眼球厉声吆喝，劈胸抓住了阿爸的衣襟，东抄西翻，什么也没找到，就把阿爸上了手铐。只见阿爸咧开方嘴对他们鄙视地冷冷一笑，朝地上“呸”地啐了一口，就被他们簇拥着押走了。
阿爸不知被逮到哪里去了，也不知他的死活。被杀的人太多了。他同厂的那些好朋友，我的那些阿伯、爷叔们都被杀的杀、抓的抓，遭到了大难。我跟娘真是走投无路。娘仍旧缝穷。我有时讨饭，有时拾香烟头拾垃圾换几个铜板交给娘。在阿爸被抓走后约莫一个月的一天，又是一个大雨哗哗的夜里，来了一个穿蓝布长衫的人，打把洋伞，铜盆帽子压着眉眼，轻声地在门口问：“这是老翼哥的家里吗？”我娘点头答应。他告诉娘：“老翼哥现在被关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监牢里，你们该去探望探望他。”接着，留下一个小布包，让我们先拿着用。他飘忽地走了。我们打开布包一看，里面是二十块洋钱。
从那以后，我们娘俩，每隔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总要去探望阿爸一次。阿爸被捕后受了重刑，但他是出名的牛脾气，敌人再凶也拗不过他！他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被判的是二十五年徒刑。先关在龙华，后来又关到漕河泾去。他的两条腿，受刑以后，又受了寒，竟完全风瘫了。他像被絮般瘫在草褥子上。后来，我们探望、送东西可以，见他面十分困难，需要花钱，人家才肯把他抬出来见一次。他的生命似乎只剩下了躯壳！
转眼十年，我们走的是一条充满泥泞、雨水和恐怖、哀伤的生活之路。我二十岁了，那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春天。经过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残废、衰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阿爸算是被放出来了。这时，在苏北老家的爷爷奶奶早冻饿死了，我娘怀着一肚子痛苦，加上穷病，也死去三年了。靠当年阿爸的一个穷朋友的帮助，我进了船厂学做焊工。我们原先住的那个茅草棚子早塌了。我一个光棍汉，搬到了船厂附近一条小弄堂里的一个灶披间里住。一个春雨潇潇的晚上，我去接阿爸出狱。十年的监牢生活，四十八岁的阿爸看上去比六十岁还苍老。他的两条腿肌肉萎缩，浮肿得发亮。他的背伛偻着，须发全白了。消瘦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硬刷刷的络腮胡有寸把长，遮没了他那过去喜欢开口笑的方方的大嘴。他两眼无光，浑身虚肿，已经完全是个可怜的废人了。我淋着大雨，背着他出了监牢，雇了一辆黄包车拉回住处，让他躺在床上。我抱着他放声痛哭。我说：“阿爸！我已经成人了！养活你没问题。你好好把身体养好！什么事都不要你操心！”
阿爸没有哭，静静地听着我的话，望着我。我给他理发、洗澡、换了干净衣服。他先是问我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情况，见我似乎什么都不了解，知道我没有同党接上过关系，他一双深陷的眼窝里透出冷冷逼人的目光，两道浓眉痛苦地挽成一个疙瘩，劈头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太糊涂，太脓包，太没心眼。接着，他望望我住的这间灶披间的四角，忽然问：“小翼，你搬家时，我那把斧子挖出了带来没有？”
不是他提，我早忘了。他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我像颗钉子钉在地上似的站着说：“哎哟！阿爸，没有！”
“你也真正糊涂呀！为什么不把它挖了带来！”他皱起眉心暴躁地责问，简直好像我把一坛金子丢在地里没挖出来似的。接着，就是闷声不响，自顾自地埋头闭上了眼，满脸泛出了病容。
那夜，他不断翻身叹气。第二天一早，我要去上工，他忽然睁开眼说：“小翼，放了工马上回来，背我去把钢斧挖出来！”
我说：“啊呀！房子早塌了，那儿成了垃圾场，哪能找得到呢？”但看看他那凛凛的病脸和他那两只眼睛的神色，我知道非去不可。我顺从地说：“阿爸，行！”
下午，放了工，我匆匆赶回来，带了把铁铲，背了他，穿过两条新建的马路，脚板踩得地面啪啪响，到那块老屋的地基上去。唏！遍地垃圾，到处荒草，三三两两拾荒的穷孩子在垃圾堆里乱翻乱找。过去我们的茅棚搭在哪里的呢？……阿爸却不模糊，对着西下的夕阳，观察、测量了方位，指指左近一块地方：
“就是那里，准错不了！”
我背他过去，把他放在地上，开始掘地。满头大汗，挖了两个圆桌面大一片，有一尺深，还是无影无踪。我脾气耿，越挖不到，越不服气。我怕阿爸着急，吁了口气拭着汗说：“阿爸，你放心，一定能挖到！挖到天边我也要把它挖出来！”阿爸点点头，他紧闭着嘴，那些雪白的钢针似的胡子纹丝不动，黄胖浮肿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是低头看着我挖出来的土。忽然，他叫起来了：“小翼，对了！你看，你现在挖的土色对了！这是黄土！你忘了吗？那年，是阿爸去挑了干黄土来垫屋的。你看，干黄土出现了。对！你再挖！往左边上前两步再挖……”他的语气兴奋热烈，鼓得我劲头更高了。
天渐渐向晚，凉风呼呼吹，远处传来黄浦江上船舶的汽笛声。……我鼻尖上沁着汗珠，一铲简直能掀起半担土。果然，一会儿，就挖出了油布角。我欢乐地高叫：“看，阿爸，宝贝在这里了！……”话声刚落，只见阿爸脸上掠过了一丝欢愉的笑意。十年来，探监时，没有见过他有这种笑意！自从昨天他出狱到今天，我也没有见到他有这种笑意。但现在他的确露出了笑容。微微的一点残阳余晖照着他的脸。他的钢针似的白胡子颤抖着。我又仿佛看到他当年咧开方嘴笑笑的模样了。我使劲地挖，两铲子就挖出了已经朽坏了的油布包。匆忙打开一看，我说：“阿爸，斧子在这里，到底是顶呱呱的钢斧，埋了十年还是老样子哩！只有一点点锈斑”。我扬起了雪亮的钢斧，阿爸笑了，浮肿黄白的脸上病容一扫而空，摇着头欣赏地说：“拿来拿来，快给我拿好，我们回去……”
我把斧递过去，他用皱裂僵硬的手指攥着斧子，看了又看，宝贝得像抱着一副心肝似的。我背起他，他抱着斧子，我吁吁喘着气拔腿就朝家奔。
回到家，他把斧子上的几个锈点磨掉以后，用油把斧子拭得雪亮，叫我马上特地去买了块红布来，把斧子包起。他把斧子放在枕边陪着他，才好像完了一件大事，疲乏地闭上了眼。
从此，阿爸没事就坐着拿起斧子来直勾勾地盯着看，好像是看老朋友的脸，又好像是看一本无字的天书，总看不够。看着看着，有时就望望自己那两条木柱似的风瘫了的腿，长吁几声：“唉唉唉……”摇摇头，用红布包起斧子，又躺在床上遐想起来。
他身体衰弱，但像一棵生命力非常顽强的老树，虽被雷电当头劈断过，那巨大的根茎却仍找到了泥土深深又扎下了根。他不愿我借债花钱给他找医生看病，总是说：“我这病，养养就会好的。”见他浮肿难消，我心事重重。他常问我共产党的消息，叫我多打听打听，常问我报纸上透露了些什么没有。我一有消息就告诉他。我告诉过他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一些情况，也告诉过他上一年冬天西安事变的事。这天，我告诉他：听说上海英文报纸上，登载了一张共产党的队伍正在向华北开拔奔赴抗日最前线的照片。他听了可高兴了，要我设法找那张英文报纸上的照片。我告诉他：我设法找过了，没能找到。他点点头，仿佛有滋有味地在体会什么似的。过了片刻，笑着对我说：“小翼，去买点炮仗来，我们放一放！”
我一时没弄清他的意思，我说：“阿爸，放炮仗干什么？”
他咧开方嘴笑笑：“我们庆祝庆祝！”
我这才懂得阿爸的意思，连忙去买炮仗。炮仗是他伏在床上亲自擦洋火点火放的。他怕声音太响，叫我用个空木头盒子把炮仗罩着，炮仗噼噼啪啪一阵响，他高兴得呵呵笑出了声，对我说：“小翼，你看，炮仗的颜色通通红，它爆炸得多猛烈，粉身碎骨都不怕，做人就要这样。人不是为活着而活着，人要有革命理想活着才行。我这次出狱，对你样样满意，就是一样不满意！老子革命，儿子也应当革命，可我见你在这上头差得远呢！”又说：“十年前，三次武装起义，我们打反动军阀，在闸北用洋油箱装上炮仗放，敌人吓得要死，以为我们有机关枪，连忙缴械投降……”说起往事，他呵呵地笑得不住声，病真的好像轻得多了。
第二天，也正是他回来后的第十二天，恰巧是阿爸生日。那天晚上下了班，我特意去酒店沽了些绍兴酒，买了些卤菜带回来，想让阿爸高兴高兴。忽然，经过一家香烛店，见到有红灯笼卖。我立刻想到了当年阿爸给我带红灯笼回来的情景。那时的阿爸，多么豪放，多么英武，多么高兴呀，他现在却风瘫了！那时，娘也没有死，可是现在娘早已埋在普善山庄的义冢里去了。我心里像喝了用山楂跟黄连煮的水，又酸又苦，拿着酒和菜，提着红灯笼，回想着往事，擦着泪水走回家来。见到了阿爸，我强打笑容，点起了红艳艳的灯笼，把它挂在窗口，把酒菜摆在阿爸床前，我说：“阿爸，今天儿子给您做生日，您喝一点，吃一点。”
阿爸那晚显得特别高兴，他呷着酒，吃了菜，看着那盏鲜艳的红灯笼，也想起了十年前那晚曾给我带过红灯笼回家的事，怀旧似的谈了不少感慨的话。突然，他拔出了枕边的钢斧，慨叹地说：“我的心上早就结满了老茧！可是心里包着的是通红通红的热血！可惜我五脏六腑都给天杀的敌人搅坏了，我的腿也毁了！不然，我爬也要爬到陕北或者华北去！……”说着，热泪就潸潸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一连好几天，他有时看斧子，有时到晚上就对我说：“小翼。把红灯笼点上吧！”于是，我点上了灯笼，让美丽可爱的红光弥漫破陋的灶间。阿爸在这时候，就看着红灯笼、拿着斧子遐想起来，好像又回到当年大革命时代那轰轰烈烈、扬眉吐气的日子里去了……
阿爸的身体确实令我担心。他早晚总咳得很凶，像要把心肝五脏都咳出来。他的浮肿再也消不下去，肚子上水光光的一揿一个凹。脸色像雪前冬日的天空——灰黄泛白泛青。再三劝他看医生，他总执拗地说：“我们做工的哪有那么多钱花。我知道，阎王老子勾不掉我的名字，我死不了！这病，养养就好了！”没钱也是事实，我只得依从了他。我每天一早照例去上工。临走之前，替他把吃的准备好孵在一个破棉套里让他中午吃。但是，谁又想到，他没人照顾，竟出事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他回家后的第十八天傍晚，我下工回来，发现他口吐白沫，歪着身跌躺在地上。我脑袋里“嗡嗡”响，惊叫一声：“阿爸！”他在喉咙里应了一声：“唔！……”我连忙哆嗦着把他抱上了床。原来他口渴，移动着风瘫了的身子想去用手拿开水，不小心从床上翻栽到地上。这一跤摔得不轻，我真怕他有什么意外，心都要裂开了！我把他抱上了床，他抿着嘴唇闭着眼，呼吸急促，咳呛得厉害，有时夹着呻吟。他先闭眼定神，一会儿又睁开眼来，额上淌出了汗水，忽然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液，发出一声细弱的叹息，命令我：“小翼，……点上红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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