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亮着,听着小亮亮均匀的呼吸声,我既无睡意也写不出批判稿。小何那张有着两只好沉思的大眼的脸庞,老在我眼前摇晃。叶娟好几次醒来,温柔地叹口气问:“你还在写?”最后一次,轻声地这么叮嘱了一句:“咱可不能丧良心啊!……”我,比刀子剜心还痛苦。我“哗”的将手中的一叠纸撕成两半,揉成一大团,“啪”的扔在地上,我对叶娟说:“你说得对!睡吧!……”
第二天下午,开何秉康的批判大会。天热,大家都出着汗。我扶病参加,心事杌陧。我相信我那本来苍白的脸色一定更苍白了,头昏昏的,腿里像灌了铅。没有批判稿,我只打算空泛地敷衍几句算了。就这样做,我也觉得自己已经很可耻了!我找了个角落坐下,见小何已来了,坐在前面第一排的位子上。会由老江主持。他先让小何自己检查。小何站了起来,我看清楚后,大出意料。他既不委顿,也不垂头丧气,庄重的脸上只是苍白了一些,态度很平静。他一甩墨黑的头发,昂着头,带点书生气地说:“我很好地检查了自己,缺点错误当然有,但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没有!我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和问题,动机是好的。我觉得,不实事求是不好,那样不利于一个人的进步和改造。在党的面前,我觉得自己应当是一个透明体!……”但他的话刚说到这里,可不得了!会场里的人像打雷触电一般,乱了起来。有人吼他“不老实”,有人骂他“反扑”……那喧哗声中,既有单纯的出于至诚的仇恨,也杂有天真的吵嚷和假充积极的嚎叫。老江站起来摆摆手让大家安静,说:“何秉康,不要你检查了!”他冷着脸用敌视的尖锐目光盯着小何,说:“现在,你站在那边接受批判!”小何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似乎憋着满腔的火。然而,他的脸色还是十分庄重。我心里既钦佩他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可是又隐隐作痛,为他着急唉!小何啊!你这样硬顶非吃大苦头不可!……就在这时,我听到老江点着我的名在说:“现在,由张毅同志上台揭发批判!”
我的思绪像潮汐一样涌来,拿刀戳自己的同志,拿棍棒打自己的同志,这样的事我能干吗?小何错在哪里呢?我参加党也多年了,难道真的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我汗水淋漓,感到天闷热得叫人窒息,迈着沉重的双腿向前边台上走去。直到这时,我连一句走过场的空泛敷衍的“批判”词儿也没有。只见小何脸色庄重朝我平静地看了一眼。我五脏六腑像拧到一块,思绪东闯西撞,心里乱糟糟地翻腾,额上冒汗,头里“嗡”的一声,眼前一黑,还没走到台上,竟昏厥过去了。我的病后衰弱的身体“救”了我。只知当时一跤摔倒在地,边上有人在叫:“他晕了!……”醒来时,已在家里床上了!
这以后,我在床上又躺了一段时间。叶娟下了班就温存、体贴地照应我,也没有谁再来要我带病参加运动了。我们单位的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我却好像感到有一种罕有的沉寂在开始笼覃着这里的每个角落。隔壁的小何、小李两口子搬家了,说是下放到郊区绿化造林站劳动。他们走的那天,下着牛毛细雨。我坐在床上透过窗户的玻璃凝望着他俩,算是用我的心给他们送行。只见他俩都提着、背着东西。体育运动员似的小何仍旧是脸色庄重,两只好沉思的大眼还那么明亮。而小李却头发湿漉漉的,蹙眉懊丧,面带愁容,一对泪水汪汪的眼睛临走还向故居深深一瞥。
再以后,听说小何因为“态度恶劣”被划为“极右分子”,同小李两个右派双双被送到一个什么县里去劳动了。他们无声无息地就像被大海吞没了似的在我眼前消失了。他们的无足轻重,就像秋天的树上掉了两片黄叶,谁也不再谈起他们,谁也不去打听他们在哪里。我想找老江问问,每每话到嘴边,看到他那冷冰冰的面孔就又咽下了。只是我们的小亮亮,起初偶尔在寂寞时曾睁着一双乌亮的眼睛、嚅动着小嘴侧着脸问我:“爸爸,小何叔叔和小李阿姨呢?”见我不答,她脸上又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气说:“我看小何叔叔和小李阿姨不是坏人!你说呢?……”但后来,时日长了,她也不再提了。只是在我和叶娟带她看电影看戏时,她仍喜欢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从她对小何夫妇俩的评论听来,孩子在判断好人和坏人的能力上,似乎已由简单进到比较复杂了。
谁心里没有一杆秤呢?我却得了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仅仅为了孩子,我也只能做好人,不能做“坏人”!何况还有叶娟!小何说:革命者在党的面前应当是一个“透明体”,能行吗?不,我不但不能做“透明体”,简直想用一块厚毡将我自己紧紧包起来。
用叶娟的话来说,我变得“更黏糊”了,“更稳得叫人受不了”了,变得“冷了”。她有时也怜爱地叹息着对我说:“唉!你那额上的三道川字纹更深了!……”
是呀!小何成了右派,成了坏人,我当然要做个好人!谁愿意做坏人呢?谁愿意不做左派做右派呢?说我心悸,我确实心悸。那天,当小亮亮发现小何成为右派遭到批判,倚在我身边,把脸贴着我的身子,一把抱住我说:“爸爸,你是好人!”说这话时,她那种欣慰、骄傲、自豪的表情,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每一想起,我心头就热乎乎的。连一年级的孩子都懂这点,我能不懂吗?这迫使我下定决心:只能做好人,决不能像小何那样犯错误成为坏人!也真奇怪,从那以后,我老觉得自己走的革命道路充满着危险。这种危险有别于战争年代。战争年代同敌人作战被打死了是烈士,现在一跌跤,被自己的同志整一通,会变成敌人。我还想,作为知识分子,我更要时刻提防,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掉到什么深渊里去。
我工作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可是顾虑却无穷大!'话更少了,口头语是:“我没什么意见”或“我还要考虑考虑”,再或是“研究研究吧”,……文章,尽量不写了。因为思想由于害怕也变得好像僵化了。一个革命者像我这样的思想境界真是太可怜了!可是不这样那会落得更可怜!过了一段,在编辑部里,有人夸我“稳”,夸我“细致”,夸我“勤恳”,夸我“耐心”;有人议论我“孤高”、“冷淡”、“遇事不表态”。总之,怎么说的都有,而我的内心世界,只有我知道,连叶娟也知道得不多,因为连在家里我的话也变得更少了。
人的遭遇是难说的。我在同小何夫妇分开后,谁料到竟又会重逢呢?
那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月里,编辑部派我到一个县里去了解情况。这个县是大搞群众运动的典型,由于大放“卫星”,名声很大;又由于制订了“大破资产阶级法权,两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划而上了报。我肩负着组织的信任,心中怀着热情和好奇,启程前往。
这是北方铁路线上平原地区的一个大县。我去时已过秋收时节。这里普遍实现了“吃饭不要钱”,到处竖着红旗和宣传标语牌,那气势,那种人们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热情,十分高昂,无法形容。来参观的人很多,应接不暇。下午,我在欢迎的锣鼓声中被请进了新盖的招待所。广播喇叭里不断传来奇迹般的工农业高产数字和豪言壮语。
傍晚,我被用大汽车送到最出名的一个公社去,住到了公社新建的很大的红砖房招待所里。点灯时分,女服务员端了羊肉水饺来。刚吃完,一个头上包块雪白羊肚毛巾的愉快的胖子出现在我面前。他满面笑容,个儿高大粗壮,说话高声大嗓,穿一身新的、但稍稍嫌小、裹紧了身子的灰布干部服,赤脚穿双黑斜纹布的圆口新布鞋,“嘿嘿”地笑着表示欢迎我,向我介绍他姓胡,说了个名字我也没记住。他颇懂人心意地说:“叫我胖老胡好了!……”并说,来参观的人很多,明早一起组织参观,晚上,到新盖的公社大礼堂,去看公社专业文工团演出的歌颂三面红旗的文娱节目。我感到这个县真是陶醉在过年过节的气氛中了。
第二天上午,胖老胡陪同参观。平原上灰土很大,远望有一丛丛的树林,有隐隐的村落。公路上,常见有急匆匆跑着的大车。道边的农田都经过大兵团作战,深挖平整过了。我们先在夹道欢迎中参观了“敬老院”。那真是动人的景象:一所大庙,泥菩萨早已砸得精光,改修成了敬老院。一大伙白发老大爷和老大娘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在敬老院门口敲锣打鼓欢迎参观。热烘烘的气浪迎面扑来。我们一到,老大爷、老大娘上来拉手的拉手,拍肩的拍肩,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有人问老大爷:“大伯,生活好不好?”有的老人马上回答:“好呵!托共产党的福呀!都靠毛主席呀!”有的老人回答说:“这样的好日子,还是第一回呀!……”进了敬老院,我一看,心里真是满意:一间间新隔开的小屋,都是明窗净几,雪白的门帘,炕上都是一色新做的花布被褥,每两个老人住一间,农村能有这样的居住条件,确是高标准的。在敬老院里,到处看到一种浑厚苍劲的毛笔字体,那“敬老院”三个字是这种字体,其他一些《敬老院规则》等等也是这种字体。笔迹很熟,我却一时想不出是谁写的。陪着参观的胖老胡满面红光,得意地取下羊肚毛巾摸着光头,特意向我介绍老人中谁是烈军属,谁是五保户。看来,胖老胡还能背点古书,用他的话说:“嘿嘿,上了年岁的老人这下真是‘老有所养’了!”我当然心里也平添了几分高兴。
接着,参观幼儿园。幼儿园离敬老院很近,在一片美丽的枣树林旁边,是新盖的一大溜平房,四周插了篱幛子,有个挺漂亮的木栅大门。入托的约莫有一百多个孩子,有七八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阿姨带领,也是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孩子们每人手里都举着一根煮熟的玉米棒子在啃,都挺得意。他们好像很熟悉这一套了,高叫“欢迎”,小脸蛋上一个个都搽了胭脂,像红苹果。看到这一张张天真的笑脸,当然,也不由得不叫人心里高兴。突然,我看到在那些“阿姨”中,有一个文静端庄的熟识的面孔。她那两只细长好看的眼睛在我面前一闪,我立刻认出了:这是李楠呀!我忍不住地叫了一声:“小李!”天已不热,这一声叫,我鼻尖上冒汗了!
仅仅一年,小李的变化可真不小。虽然她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但黑了,瘦了,眉眼间似乎比原来憔悴、苍老了许多。她仍文文静静地笑着,慢慢投来惊奇的目光,迎上来说:“呀!是老张呀!”我走上去讷讷地说:“怎么样?还好吗?”她笑笑点点头:“好好好,一切都好!”但那双虽然美丽的眼睛是失神、凄楚的,眼圈红着。陪同参观的胖老胡发现了,眼光像双蟋蟀的须角伸触过来,移身到我旁边说:“呵,你们认识啊!”我点头:“是啊!”看那样子,拘谨而神情恍惚的小李不会谈什么,我也不可能谈什么,胖老胡也并不想让我们谈什么。我只匆匆轻轻问了一声:“小何在哪?他好吗?”小李低着头说:“我俩都刚调上来。他在食堂!……”说完,她识相地又忙着照管起孩子们来了。这时,胖老胡大着嗓门笑着说:“嘿嘿,唱个歌子吧!”那些穿得花花绿绿、脸蛋通红的孩子们,马上放开嗓门大唱起《社会主义好》来了。这次参观,我当然也是满意的。中国农村的幼儿园如果有这样的水平,还能不满意吗?看样子,孩子们吃得不错,穿得很好,保育员阿姨对孩子们的教育、照顾也是有水平的。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自己的这点感受。离开幼儿园时,我想跟小李打个招呼再说几句,但她像是有意回避,远远离着我,始终不朝我这边看一眼。我只得快快地由胖老胡陪同,跟大家一起离开了幼儿园。
路上,常有老人、妇女、儿童一群群过去,抬石头的,抬土的,推车、拉车的都有,也不知他们是去干什么的,但表现得十分忙碌、紧张。穿过一条槐树林中的小道,脚踏芜蔓的衰草,前往食堂的路上,胖老胡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压着嗓门对我说:“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人是个右派,她男的也是个右派。是在咱这儿劳动改造的。”他大约见我临走同小李连招呼也没打,以为关系并不亲密,所以说:“嘿嘿,因为他俩都有点文化水儿,刚把他们调上来不久,一个放在幼儿园,一个放在食堂。有些写写画画的事儿就叫他们兼带做些。这个女的还行,那个男的表现很坏!”我“呣”了一声点点头,心里想:怪不得在敬老院里见到的笔迹那么熟哩,是小何的毛笔字呀!听说小何“表现很坏”,我问:“他怎么表现很坏?”胖老胡显然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农村干部,揉着他那双下巴,瞪起了眼睛,声音甚至带着冷酷,对我说:“他倔得说出话来牛都踩不烂!老是想反党,好事都给他说坏了!”胖老胡说得不具体,问题的严重性很鲜明。我心里急着想看看小何。虽然只不过一年不见,而我却时时在惦记着这个使我心灵受创伤、思想作风起变化的小何。他在蒙受了如此大的冤屈和打击后,现在是什么样了呢?胖老胡说小何“表现很坏”,不能不使我替小何捏把汗,我多么想找机会给他打个招呼,让他争取“表现好些”,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啊!想着小何,小李刚才那凄楚、惨淡的笑容尚在我眼边一闪一闪,她那红着眼圈说的“好好好”的话语声也在我耳边回荡。终于,食堂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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