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不很明亮，显出一种昏黄橙红色。这是耿爱民的办公室兼他的居住房间。耿爱民家在苏北阜宁农村，有妻子和儿子。妻子杏妮是个村干部。耿爱民随军渡江来到上海后，一直是光身一人随着机关生活，也总是办公室当家。他农村生活过惯了，对十五支光的灯泡很满意，自己只点十五支光，别人点大灯泡他就说是浪费。出版社里的人大多有家，下了班都回家去，住在出版社里的除老传达冯玉明和耿爱民外，一共不过两人，都是青年。青年人爱用大灯泡。耿爱民却要限制，顶多只让用二十五支光的灯泡，并且以身作则只用十五支光，说：“十五支光灯装在台灯上像个小太阳，看书够亮了！”为这种用电的事，耿爱民同不少编辑都有过矛盾，最后钱英主张可以用大点的灯泡，限制提高到六十支光，但强调不用就随手关灯。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编辑的视力，也便于在社里的青年人看书学习。但今晚远远看到耿爱民房里的昏暗灯光，钱英心头突然有一种较平日不同的感觉。自从同耿爱民一起工作以来，他发现这个纯朴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虽然有时被人目为“土包子”，有时也有一些与城市工作不相适应的做法与想法，但在本质上，却始终保持着朴实、正派，始终是身在闹市一尘不染。他没有为吃喝玩乐这一套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所引诱、侵蚀。他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崇高品质。就拿这昏暗的灯光来说吧，耿爱民也许是过于偏激过于算小了，因此曾引起过一些青年人的不满。但究其本质，他是怕浪费人民的电呀！他知道上海在经历过美制蒋机“二·六”轰炸后，电厂被炸，工厂全部停工。他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艰苦；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鲁南，经历过蒋军的“重点进攻”；他也经历过我军由弱变强，由失败转入大胜利的艰难历程，胜利得来不易。现在，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不久，还在抗美援朝，国家有困难，节约自然是必要的。他有当家做主的思想，因此才连一支光的电都注意节约，像个最会精打细算的当家人。这是主人翁的思想！今天下午的“三反”动员会上，谈到浪费时，钱英就想到了耿爱民平日的节俭。现在，看到了这昏黄的灯光，感受就更深了。他想：一个耿爱民，一个于瑞祥，两人之间差别多么大呀！钱英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好感跨进耿爱民住的二楼那间小房里的。
耿爱民正在灯下手捧数学课本用自来水笔做练习题。他年龄其实比钱英还小两岁，刚过三十岁，长得老相，额上一道道深刻的皱纹，眉角间也有网状的鱼尾纹。皮肤是黑黝黝的，有点连腮胡子，剃个平头，穿的那套供给制发给的蓝布列宁装棉袄裤不太合身，有时外面加件旧草绿军装上衣绷紧在身上。脚上是双杏妮由阜宁家乡邮来的厚底黑布鞋。他的这间小办公室除了写字台和椅子，除了桌上一些文具和一只算盘，除了墙上一块记录着要事和代办的小黑板外，剩下的就是一只社里的简易书架，上面放着些本社出版的样书，还有一只锁着的文件柜。此外，他睡一只小铁床，床上铺盖都很简单，铁床下塞着一只纸箱和一个包袱，床头有只军用黄布袋，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了。见到钱英敲门进来，他抬起脸来，放下自来水笔，笑着说：“啊，老钱？下着雨你来了，有什么事吗？”
钱英把湿了的棉大衣脱下挂在门后的挂钩上，在他床上坐下，拿出一支烟来，说：“心里有事，想来找你谈谈。”他递过烟去，问，“香烟抽不抽？”见耿爱民不接，就自己擦火柴点着了烟。
耿爱民摸起自己放在桌上的短旱烟袋，说：“我抽这个！”他在烟荷包里挖烟，装满了一锅，擦火柴点上：“是今天下午开会的事儿吗？”
钱英点头，说：“你猜得对！”
耿爱民有节奏地“啵啵”抽着烟袋杆，说：“我开完会后，头脑里也老在琢磨着一些事，心里也有些不是味儿。我在想，今天动员会上，市委领导说：目前有两种干部是不能发动群众搞‘三反’的。一种人是对于‘三反’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和政府，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极大的灾害。另一种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净，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对自己不利，所以就会掩饰贪污浪费的现象。甚至找出借口，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我在想，我们出版社的情况怎样？我认为你手上是干净的，你不经手金钱和物资，你的日常生活和为人我也都了解。这点没问题。但，对于‘三反’的重大意义认识够不够，就可以研究了。浪费和官僚主义同这是密切相关的。运动快要来临，我们都是党员，你是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我是管金钱物资的经理部经理，我们交交心，谈谈看法，很有必要啊！”
钱英吸着烟坦率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要让群众来检验监督，这不是我要同你谈的目的。我要同你谈的正如你所说的，是加深对这个运动的认识，以便今后搞好这个运动。”
耿爱民起身拿自己的搪瓷杯子从暖水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钱英，自己又坐下，说：“这一向来，我的心里很不平静。原先，没想到要搞运动时，整天上班、下班，说实话，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自己也从来没想到要检查自己有什么官僚主义。这一向来，就不同了。尤其是今天下午开了会后，我就想：我这个小小的经理，就是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的，整天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地签字、盖章，对于实际工作和群众情况，既不了解，也不研究。这种作风？对于贪污浪费当然是最有利的条件……”
钱英点头自我批评地说：“是呀，我也是终日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把自己的大部精力消耗在一些次要的枝节问题上面，不能掌握住工作的中心、问题的实质，因而仍然对于实际工作和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缺乏了解，这样势必不能正确地堵塞贪污浪费的漏洞引导群众前进。”
耿爱民“啵啵”地继续吸着烟袋杆，点头说：“我曾想过，觉得我们这是个新单位，旧人员不多，也许问题不那么严重。看来，也是一种麻痹思想。”
钱英忍不住说：“是呀，其实于瑞祥这个人就该打上几个问号！原先，听到些反映，也未深入去抓一抓……”说到这里，他忍不住把刚才散会后自己的想法和到“百乐舞厅”去的情况讲了一遍。
耿爱民瞪大了眼睛听着，大口大口地吸烟喷烟，心情似乎十分不平静，既吃惊又气恼。听完，一拍桌子说：“这都怪我，我是失职了！我这经理没当好。对于瑞祥这个人吧，其实我也是注意的，我不太放心他。可是业务上他有一套，他熟悉，他又是上海本地人，同外边打交道很方便很容易，不像我是‘土包子’，连讲话人都听不懂。再加上，史家禄也依靠他欢喜他，什么事都重用偏袒他。直到前些日子，史家禄还说我们这儿该算是个‘清水衙门’，他对于瑞祥是深信不疑的，我也怕自己主观主义。再说，从账面上看，确实我也没感到有什么可疑的问题。但现在，我想想，这个人是绝对有问题的。出版社要搞运动，这个人就得查一查。”
钱英点头说：“他进出版社，我有责任。他有问题，我是社长首先也得负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问题就要有决心暴露问题。今后运动开始了，我们要普遍抓好进行‘三反’的思想教育，去除障碍这一斗争的不正确思想，也要按照上级要求展开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采取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发动群众检举控告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揭发一切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耿爱民点头表示同意，说：“我们心中有数十分必要，但我们心中的数未必比群众的多。再说，我们出版社的浪费也是不小的，也要依靠群众揭发、依靠群众监督。”
钱英说：“节约方面你是注意的，我有时候还好讲个排场，讲个大方，还嫌你小气，现在看来，‘大方’和‘小气’都还需要具体分析。”
耿爱民思索着说：“进了城，我带着农村观点，有些地方确不太适应。在这方面，有时候，我同有些同志也有过矛盾。闹到你那里时，有时同你也有矛盾。现在看来，有的是我对了，有的我也不一定对，让群众教育我们也教育他们自己吧！”耿爱民脸上露出一种豪迈的气概，继续说，“入城以来，城市的五光十色，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猛烈侵袭与腐蚀，给党员干部的严重影响，我是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估计的。我老是注意在那些用完自来水后不关龙头，不用电灯时不关电门，忘了关窗户打了玻璃等一类小事上。不是说这些小事不该管，而是说忽略了大事了。今夜你来找我，我想，你是支书，我是支委，我们应当用共产党员的坦率与忠诚交换意见，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我想也不要紧。”
钱英感觉到耿爱民眼光里那种火一样炽热的党性感情，点头说：“当然，你尽管说，对我，尤其不要有丝毫保留。”
谁知，耿爱民说：“我不是要谈你。对你，我刚才已把该说的都说了。我要说的是：我对史家禄有看法。”
“史家禄？”
耿爱民点头：“对，是他！我这看法，埋在心里也不是一天了。当然，我只是感觉，没有证据。这就是我没有早讲的原因。再说，我也有私心。我是经理，他是副经理，我们有时候意见不一致，我更怕讲了会影响团结。”
黑夜静悄悄。雨，已经停歇，远处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和有轨电车隆隆声隐约传来。
钱英认真地看着耿爱民，吃惊地问：“你认为他可疑？是什么问题？贪污？”
耿爱民吸着烟，烟的火已经熄灭了，他仍丝丝吸着，边吸边说：“我认为他不像个好党员！”
钱英不禁想：史家禄在解放前搞地下时还是出生入死有过不少贡献的。据说，他不止一次差点被敌人逮捕。最后一次被敌人捕去，由于他的坚定无畏，敌人用了酷刑得不到口供，最后，仍放了他。再说，他在搞地下兵站时，曾经好几次成功地把苏北解放区急需的药物、钢铁、纸张甚至黄铜设法运过长江送到对岸目的地，功劳是不小的……他觉得耿爱民既这样说，必然有根据，就没作声，听着耿爱民讲。
耿爱民说：“你知道不？他过去对我有过不少不正常的手段！”
钱英抬眼看看耿爱民，脸上的表情仿佛是问：“什么不正常的手段？”这时，他不禁想到：史家禄和耿爱民之间工作上是常有龃龉的。有些地方倒也不一定就是史家禄的错。比如，耿爱民刚来出版社时有一句引人发笑的口头禅：“那有什么关系！”史家禄就最听不惯。史家禄办事喜欢讲排场，有时还要请客同一些纸商拉热乎，耿爱民总是不同意。史家禄认为不请客不讲排场事情不好办，要被人笑话。耿爱民总是说：“那有什么关系！”编审部发了稿以后，嫌出书时间拖得太长，魏原冰去提意见，史家禄同意编审部的意见，耿爱民却说：“那有什么关系！你们配合政治任务的急件哪回误了事？这些一般的书稿，迟出两个月就坍了天？你们编审部自己也得检查检查书稿涂改得有多乱！”又有一次，因为纸张的质量不好，魏原冰找到史家禄，史家禄就解释了当前纸张紧张，苏联报纸不够分配，讲得很有耐心。可是耿爱民却说：“那有什么关系！书好纸坏问题还不大，就怕纸好书的质量差！为什么非要用进口纸？这虽不是苏联纸，但是我们国产的，比我们过去在苏北鲁南时用的纸好多了！”诸如此类。史家禄、魏原冰老觉得耿爱民这人挺“土”，工作上难打交道！尤其在平时，他连一只大饼的钱都抓得死紧。史家禄常说他这人不好合作共事，没见过世面……钱英头脑里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却仔细听着耿爱民讲。
耿爱民咝咝吸着烟袋杆，说：“也许，你觉得我平时跟他在合作上不大协调，会认为我这是对他有什么成见。不，不是这样的。我这些事在心里盘算得也很久了。我起先是拿不准主意，所以一直闷在心上不说。现在，我越琢磨越准确了，他是可疑的。这都有迹象。本来，我也正在考虑怎么跟你说，什么时候说，恰好你今夜来找我了，我觉得倒是一个说出来的好机会了。所以我说一说，供你参考。你千万不要当作我这是私人意见，无端诬陷他！”
钱英点头，稳重地说：“说吧！老耿，我们都是党员，应当开诚布公，出于公心。”他揿息烟蒂，又接上了一支烟。
耿爱民搔搔平顶头，说：“我觉得他跟于瑞祥之间关系不那么正常。于瑞祥对他一举一动都很巴结。于瑞祥当我面时对我好像挺尊重，实际有时不听我的，笑我是外行，但他从来没有不听史家禄的……”
钱英听着，心想：这倒也算不得是什么问题吧？于瑞祥同史家禄关系密切，可能是因为都是上海人，这有历史原因。再说，他们对业务都熟悉，你老耿的脾气固执，业务确不熟悉……他没有作声，继续听着耿爱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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