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禄却有意加以利用了，说：“老耿这人有些地方还是不错的。比如注意节约水电啦什么的，平时为这我还老觉得他‘土包子’，今天看来，水电浪费也不好。这点，我不如他。”
李应丰头摇得像货郎鼓，说：“你比他强！反正，他的官僚主义是得好好反一反！”
两人走走谈谈，到了淮海中路口了。夜晚的淮海中路，橱窗有的仍亮着灯，行人也比较多。史家禄很想甩掉李应丰了，但意犹未尽，站在路口说：“小李，我的话，只是你要我谈我就随便谈谈的。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很对：中层干部情况最清楚，你应当找中层干部了解了解，听听大家的意见。”
李应丰逞能地说：“我们早有这打算了！”
史家禄惊诧地问：“你们？”
李应丰笑一笑，说：“是啊，我们一些团员已经商定了，我们决定分头找中层干部谈话，收集材料！”
“你们要找魏原冰？”
“那当然。他了解编审部的情况！”
“耿爱民呢？你们也要找的吧？他最了解老钱的情况，不过就怕他扯不开情面。”史家禄言外有意用问话的方式谈了自己想谈的话。
“是呀！”李应丰得意地点头，“我们是打算这么干！”他本来倒并没有找耿爱民收集钱英材料的意思，听史家禄一说，马上想把史家禄的意思变成自己的意见。
史家禄放心了。他要讲的话都讲了。想达到的目的估计都可达到了。黄源茂交给他的利斧，第一斧已经砍出去了！结果如何，尚不知道。这一斧砍出去，目标是指向钱英、耿爱民的，水即使不能大浑，也要小浑。至少，这矛头不会马上就指向自己和于瑞祥。
他决定马上甩掉李应丰，说：“就谈到这里吧，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谈。”为怕李应丰不高兴，又给李应丰戴个高帽子，说：“小李，你早够条件入党了！我觉得你各个方面都不错。过去，只是有的同志对你印象不好……”他这影射的是耿爱民，含而不露地透露给李应丰知道，“运动中好好表现吧！运动过后，再写入党申请。如果可能，我给你当介绍人！”
李应丰喜滋滋的。他是个好表现自己的人，也是个喜欢被人夸奖的人。史家禄的话投其所好，使他心里兴奋得热乎乎的。他同史家禄告别，说：“老史，明天见！”匆匆地转身回去了。
甩掉了李应丰这条尾巴，史家禄决定到淮海中路找个公用电话打给黄源茂。走了十几步，又决定不打电话了。自己的第一斧既已砍出，砍得又很成功，何必急着让黄源茂知道呢？让这只老狐狸多担担心也好嘛！他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心理，决定不打电话了！另一个念头涌上心头：现在时间还不迟，手表上刚指着九点钟。对，到钱英家去一次。
他到淮海中路，搭上了公共汽车。钱英家在汉口路，他估计二十分钟内可以到达。公共汽车人不算挤，售票员正同司机在聊天，聊的正是“三反”。售票员说：“官僚主义没什么反的，要反就得反贪污！”司机不同意，说：“共产党就是不一样！不好的事情就要反。贪污要反，官僚主义也要反！”有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乘客点头：“是呀，国民党那时候，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共产党就不一样，先反官僚主义，大公无私，不讲情面！……”史家禄不想听这些话。他毫无兴趣。“三反”运动大张旗鼓，看来，群众都动起来了。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是寒丝丝。公共汽车旧了，车门缝隙里寒风吹进来，有点刺骨。从车窗里望出去，外边街两侧店家亮着的灯已经不多了。经过一家小舞厅，门口亮着霓虹灯，但冷冷清清。他想：“三反”运动来了，上跳舞场的人也少了。那个于瑞祥，是个舞迷，恐怕也不敢上舞场了吧？旧上海的夜市，灯光绚丽，有时通宵达旦，不知为什么，现在令他有留恋的感情。共产党来后，上海的夜市基本取消了。上海居民的生活也在变化，而且是不小的变化。“三反”来了，看来生活会有更大的变化。想起这些，使他心里有一种形容不出的懊丧。似乎失落了什么东西似的。
公共汽车在汉口路石路附近停了。他下了车急急忙忙，快步向钱英家走去。刚才同李应丰一场谈话，他需要在钱英面前掩饰一番，也需要去摸摸底作些铺垫的工作。
他估计钱英此刻一定在家。他离开出版社的时候，钱英也刚走。他被李应丰拽住谈了一通，钱英此刻该早到家了。他到钱英家来得不多，一共不过数得出来的两三回。钱英的家是个幸福的小家庭。钱英和汤雪感情很好，一个小女儿星星长得活泼有趣。据说，钱英和汤雪从未吵过架，倒不是从来不存在矛盾，是由于两人是同过患难的夫妻，既有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互相都能互敬互让互相体贴。他对钱英这个家庭很羡慕，可惜自己办不到。汤雪长得白净美丽，眉眼清秀，风度翩翩，钱英又是个不管什么问题都善于正确处理的能干人。他既不如钱英能干，又偏偏只有一个病恹恹的黄脸婆，家庭当然不圆满。所以他只想同田瑛离婚，能由燕蓓芬介绍一个小姐妹，比如秦小姐或裘小姐给他。只可惜，秦小姐或裘小姐都有那种布下迷魂阵而又使你不得要领的本事，若即若离，让你抓不到又摆不脱。只要女人漂亮，他就可以忍让，像田瑛那样的女人，要他迁就忍让，他是做不到的。可恨“三反”来了！这个计划当然只有搁下，以后再说。想起这些，他又叹了一口气。
他匆匆走着，到了钱英住的弄堂里，找到了三十二号的后门，“剥啄”敲门后，楼下的一个老太太开了门，他就往楼上走。快走近二楼亭子间时，他高声叫了一声：“老钱！”
钱英家住的二楼客堂间加上一间亭子间。他叫声刚落，亭子间里出来一个人。他一看，正是钱英。“啊，是老史啊，你这么晚来？”
史家禄被请到亭子间里坐，说：“有点事啊，不告诉你于心不安，想想时间也不算迟，就来了！”
他见钱英正坐在桌前不知在写什么，台灯开着，桌上摊着纸张，纸上已经写了不少字了。
钱英说：“小星星感冒发烧了！汤雪抱着她上医院了！我正在写官僚主义的检查。官僚主义这东西，使人糊涂。通过检查，可以清醒一点。”
史家禄讨好地说：“官僚主义人人都有嘛！你也并不特别严重。”
钱英没有搭腔，问：“老史，什么事使你心不安啊？”
史家禄来的目的，主要是想配合第一斧把水搅浑，又想来从钱英这里摸摸底，见钱英这么问，说：“我是支委，有些情况知道了，理应向你通通气，让你也知道，今天散会后，有人找我收集你和老耿的材料。看来，他们认为反官僚主义首先要从你还有老耿的身上下手。”他故意先不把李应丰的名字说出来。
钱英坦然地说：“我是出版社的社长、书记兼总编辑，反官僚主义首先从我身上下手，这没错！”
史家禄摇摇头，抽出袋里的一包香烟，叼一支在嘴上点火吸了一口，皱着眉，装得对钱英十分亲切关心地说：“是的，这本来是对的，可是，据我估计，现在许多人都勾在一起了！……”
钱英突然敏锐地插问一句：“是你知道，还是估计？”
史家禄愣了一下，说：“当然是知道，但据知道的材料，有些是可以做出估计的。看来，要大搞你！你当然是不怕搞的。但他们还要大搞老耿。对老耿的工作，有意见的人很多。这次他们当然要反他的。奇怪的是，听说老耿又同他们伙同一气。老耿被他们拉住在向他们提供你的材料。”
钱英专心听着，微微笑笑，说：“他有这个权利！”
史家禄知深浅地说：“我就直率向你汇报了吧，李应丰他们一伙青年团员都在大肆活动。年轻人嘛，热情可贵，可惜不免幼稚。他们今天——”他故意把李应丰一个人找他，说成“他们”，以示来势凶猛，“找了我，我对他们说：我在等待着你们反一反我的官僚主义呢！可是，他们说：你是中层干部，对老钱的情况最清楚。耿爱民能提供钱英的情况，你不提供？这我才知道，他们正找老耿以及所有的中层干部在提供你的材料！”
钱英听了，平静地说：“这些也都很正常，不必不安。群众现在还没有发动起来呢！搞‘三反’，是非发动群众不可的。他们要你提供什么情况，你尽可以提供。”
史家禄心里有点着急，自己烧的火，碰到钱英这块湿布头，燃不起来，摸底说：“老钱，其实，我们出版社这种清水衙门，能有什么大问题呢？搞‘三反’油水我看不大的。你一天到晚辛辛苦苦，谁都看在眼里，谁对你不实事求是，我心里就不受用。我最怕同志之间的关系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和情绪。……”
钱英听了史家禄的话心里一动，想起了那一天下午参加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动员“三反”后，晚上同耿爱民谈了话。耿爱民说起的有关史家禄的事，他俩合作关系上是不太协调的，工作作风也不同。耿爱民认为史家禄与于瑞祥的关系不正常，又认为史家禄对他有过不少不正常的手段很可疑。但这些都是云里雾里尚无确切凭证的事，目前不能说是也不能说非的。需等运动发展、深入后，让群众发动起来后，才可鉴别真假的。今晚史家禄突然来汇报，钱英觉得史家禄颇有来讨好卖弄的意图。从史家禄的话里听来，认为出版社基本上应当算是清水衙门，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似乎正如市委负责同志在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说的：目前有两种干部是不能发动群众搞“三反”的，一种人是对于“三反”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的；另一种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净的。史家禄属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
钱英说：“老史，运动刚开始，单位和个人的结论都还不要下得过早。出版社是不是清水衙门？每个人是不是有大问题？都让群众和时间考验才行。”
史家禄意会到钱英的话的分量，警觉起来。他想摸底，底似乎摸到了一点：钱英这个人厉害！他自己站得正，身正不怕影斜，看来，这运动他是要坚决大搞下去的。他明白今晚来等于白跑。钱英对他说的话并不感兴趣。他只能装得平静地说：“是啊是啊，运动刚开始，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不能不让你及时知道。说了也就安心了！”他本来想问一句：“老钱，你觉得我工作中的缺点有哪些？”但一想，太露形迹了！不如不问为好。站起身来，看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你的小星星又有病，你不也该到医院去看看吗？我该走了！”
钱英说：“星星是感冒，问题不大。汤雪去了就行了。你走，我送送你！”
他送史家禄下楼。史家禄走到弄堂里，心里惧丧，独步踽踽地回去。他准备回去后告诉田瑛，他是到钱英家去的。这就也可以起一点掩饰他以前晚上经常迟回去的破绽的作用了！
在开放改革的时代，许多事千变万化，观念更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总是感到：有不少想法是不适应许多新见解的。听说一位中央负责人说道：我们的干部需要看看外部世界，对一些问题要重新认识。这很必要。我们被“左”的思想干扰得久了，“闭关锁国”的时日久了，如果在今天，再对外仍闭着眼睛，或用老眼光来看待新事物，显然不是看到许多事都很突兀，就是自己变得很可笑了！
去年春天，我到香港去了一次。香港这几年又有许多新大厦落成，消费水平高，经济繁荣。我们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的侵蚀，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用老眼光、老理论去全盘否定，而看不到它的创造力；如果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须借鉴吸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那些可以利用的做法，那是毫无见地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当然不仅仅指经济，而且也指的是包括在上层建筑中的某些如法制问题等可以参考的部分。
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分开来，来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应当说是明智的、符合马列主义的做法。但从理论到实践，在实践中由于“左”的干扰，我们往往一谈到资产阶级就“谈虎色变”，在对待资产阶级中那些“左”的态度和做法不能说没有发生过偏差。想到我们当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于早地要铲除资本主义，甚至在农村也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造成的不良后果不免遗憾。
这次到上海，见到小梁，听她说起黄源茂夫妇都已死了，但黄源茂的儿子在香港做生意却发了大财，不少人侧目而视。
六十年代里，黄源茂夫妇的这个独养儿子受出身的牵连，找不到出路，“文革”中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受歧视的女同学结了婚。那女同学的母亲与她的后父在香港，于是七十年代后期两人就去香港定居了。最初，生活艰难，但两人奋斗，终于闯出了一条路，开办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贸易公司。这几年，回过几次上海，也到过重庆、成都等地，受到青睐，处处被视为上宾。
小梁又告诉我：“听说黄源茂的儿子去年正在活动要替他父母平反。黄源茂后来是病死在狱中的……”
我不知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由于当时“左”的影响，也许黄源茂夫妇的问题中还有一些我还未曾认识和了解的地方；也许黄源茂夫妇的罪不该像后来被送入监牢所判的那么重！——那时法制是不完备的，量刑标准宽严也未必得当！当年对资本家的处理，看来，有必要重新认识和对待。
我是不会侧目而视的。但，我当时听后竟感到语塞，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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