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英点头，说：“我再补充一点，魏原冰平时工作中的表现是好的，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人的品质也是好的，没有什么腐化堕落的行为。当然，这同贪污问题无关。我到他的家里去过，他母亲有肝病，比较严重，弟妹都上学，生活困难。他本来在《大晚报》时，是工资制，参加革命后，变成了供给制，每月给他两石米的补贴照顾家庭生活，确实不够。他写稿，可以得到一些稿费收入开支家用。……”
耿爱民喷口烟说：“那也不是贪污的理由！”
钱英点头说：“是的！但这些情况我既知道，就说一说。”
史家禄笑了，用玩笑口吻说：“听来，老钱对魏原冰是有点偏爱和同情的。说实话，我对魏原冰印象本来也不错。这个人谦虚，像是比较老实。但他有了贪污罪行，怪谁呢？只能怪他自己！唉，可惜啊！这个人！”
他这里，话没说完，钱英也正要说什么，忽然听见“剥啄”的敲门声。敲门的人很小心，声音很轻，不是胆怯就是拘谨。
钱英嘴里说：“咦，谁呀？”他站起身去开门。
大家都眼睛对着门口，门开了，只见巧不巧地站在门口的正是魏原冰。
个儿高高的魏原冰，蓬松着头发，瘦削的脸上脸色苍白，近视眼镜下两只无神的眼睛朝屋里一扫，说：“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开会！……”他似乎进退两难局促不安，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钱英态度很好地说：“你还没有回去？”
魏原冰摇摇头说：“没有！老钱，我想同你单独说一说！只需要几分钟！”
钱英点头说：“你进来，这里没有外人。我们在开支委会，有事一起谈不要紧！”
魏原冰脸上疲倦潦倒，透露出不安，摇摇头，带着紧张情绪说：“不不不，我只要三分钟就行。你出来，我们就在门口谈一下就行。”
钱英皱皱眉，向耿爱民和史家禄招呼说：“好，我同他谈一下就来。”他跨步出门，将门半掩着。
屋里的人听得到魏原冰在絮絮叨叨不知跟钱英说些什么，声音很低，但显然是一件秘密的涉及他自己的事。
史家禄向耿爱民轻轻地说：“可能他自己主动坦白交代问题了！”
耿爱民抽着烟袋杆没有作声。史家禄觉得没趣，心里很厌恶这个“土包子”，有时常是这种阴阳怪气的架势，憋着气也闷声不响，看着梁锦兰身上那套列宁装。这个梁锦兰，本是烟草厂的工人，身材很好，一套旧的棉列宁装她穿在身上，依然有胸有腰，很合体。史家禄估计：梁锦兰一定是自己动手将宽大的列宁装改缝过的，不然，决不会这样贴体合身。
果然，魏原冰仅仅只占了三四分钟，没有多噜苏。一会儿，听到他的脚步声远去。钱英进房来，关上了门。
史家禄急着问：“怎么了？”
钱英手里拿着一只信封，用手扬了一扬，说：“魏原冰自己主动交代问题了。”
耿爱民问：“他说了些什么？”
钱英的一双眼睛眼光温和，闪烁着富有经验和洞察他人的光芒，说：“魏原冰说，编审部里不知谁扔下了一份揭发他的材料，有人拾到看过以后放在他办公桌上了。他看了那份揭发材料——这份揭发材料也在这信封里，跟投入检举箱的那份我们看到的一样。他心里很不是味。他说：他本来意会不到这是贪污，但既然怀疑并且揭发他贪污，他有必要自己交代一下问题。所以今天下班后独自在办公室赶写了一份材料交给组织。”
史家禄瞅着钱英手里的材料，说：“不知他怎样交代的？”
钱英把材料递给梁锦兰，说：“小梁，你给大家念一念。倒真好！说到曹操，曹操真来到了！”
梁锦兰将魏原冰的材料从信封里抽出来，一份是附的拾到的揭发材料，一份是他自己写的交代材料。梁锦兰说：“我来念一下！”说着，念起那份魏原冰写的交代材料来了。
魏原冰的交代材料是这样的：
通过学习，对“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我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昨天，我在办公桌中，看到一份不知谁拾到了放在我桌上的检举材料，说我犯了贪污罪行，今天，报上登载了北京市昨天公审贪污犯大会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临时审判长沈钧儒宣判对曾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的大贪污犯薛崑山和曾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的宋德贵处以死刑。又读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的讲话，使我十分震惊。现在，将我的问题写出来让组织了解。
自从参加革命以后，由于母亲肺病严重，需要治疗，弟妹三人上学，要缴学杂费，组织上虽然已经十分照顾我，给了米贴，但生活上仍难维持。为此，我仍同解放前一样，不断写点稿子，凭借稿费贴补家用。为此，除给党报副刊写点短稿外，还给私营出版社写过下列各种通俗小册子：
一、给火星出版社写了《三年解放战争》一书，共十五万字；
二、给通俗文化出版社写了《通俗哲学》一书，共十二万字；
三、给大众出版社写了《劳资两利、发展生产》一书，共十二万五千字；
四、给大众出版社编过连环画四册共计四百六十幅。
以上各书，均收过稿费，所收稿费，数字列表附后。
我现在思想上十分痛苦，因为我一直认为写稿拿稿费是劳动所得。这种劳动很艰苦并不轻松。我都是利用工作之余在夜晚写的，有时为写稿常常至夜间十二点以后才睡，以致损害了身体健康。我还认识不到我这样竟是贪污行为，贪污行为应是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而我写的稿，只起好作用，不起坏作用。是的，在写稿时，我思想上由于阶级觉悟不高，确实认识不到自己是国家工作人员就不应向私营出版社供稿，也认识不到替私营出版社写稿就是与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因为有些书稿是那些出版社的编辑来向我约稿的；有的是我以投稿方式寄去被采用的。我思想上一直以为这样做是可以的。从未把以写稿取得的稿费当作私商的贿赂看待。现在，我心中交杂着悔恨与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将情况全部如实交代如上，请组织上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给予处理。
下面，是附的一张开列了所收稿费的数字单。
梁锦兰将数字单也念了一遍，念完，自己拿起茶缸去开水瓶里倒水喝。
史家禄把头直摇，用一种机警精明的表情说：“我本来以为魏原冰挺老实，现在听到他写的交代，感到完全是会耍笔杆子的滑头。他承认的事实与人家揭发的基本一样，确有同资产阶级勾结的事，也确是受了资产阶级的贿赂而且数字不小。可是他轻描淡写地一写，往‘阶级觉悟不高’上一推，好像就没有什么责任了！而且，新的材料、人家未揭发的材料一点没有！太不老实！”
耿爱民咬着烟袋杆，说：“事情算是交代了，只是没有上纲，这不行！不上阶级斗争的纲，不合马列主义。”
史家禄不等钱英说话，抢在头里给耿爱民戴了个高帽子，说：“老耿说的这点对，到底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讲话有立场。魏原冰的事只要一上纲，什么性质还不清楚了吗？他在交代材料上说，看到薛山、宋德贵那样的大人物都枪毙了，十分震惊。如果意识不到自己贪污，会这样想的吗？他是明知自己贪污了，收了资本家的钱了，却不肯承认，玩花招，想狡猾抵赖呀！”说这话时，他心里想起薛山、宋德贵的死，打了个寒噤。为了要拿魏原冰当替死鬼，狠狠砍出这第二斧，也只好硬着嘴这么说了。
钱英朝史家禄看看，心中觉得史家禄今天有点异常的感觉更强烈了。他对魏原冰的交代，感到态度还是老实的。他对魏原冰提出的一些疑问，自己思想上也打着问号。但运动开始，不能右！这点，上级在做报告时也反复强调过。他觉得自己不能袒护魏原冰，也没有理由同史家禄和耿爱民辩论。魏原冰的问题只能就这么先搞着，也不必匆忙下结论，至于处理，等到运动发展下去再说，那时许多政策上的杠杠可能会明确些。他严肃地说：“魏原冰开始交代了，很好，应当鼓励他继续交代。根据他的交代，我们应当抓紧核实。现在，运动刚刚开始，突破口已经有了，说明出版社绝不是清水衙门，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应当一步一步使运动深入，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
钱英说“出版社绝不是清水衙门”。史家禄听来，感到是同他先前说的话针锋相对的。这种话他听了感到刺耳刺心。只是又不能反对，只得边听边点头，表示他是同意钱英说的话的。他思想上以为今天的会大约快要结束了。谁知，这时他见耿爱民“吧嗒吧嗒”吸着烟袋杆，忽然开口了。
耿爱民浓浓的眉毛向两旁竖起，声音洪亮地说：“老钱的话很对。我再三想了又想，于瑞祥这个人，非好好攻一攻不可！今天有了两封检举信，说明群众对他是有看法有警觉的。他的情况，我们也不是一点不掌握。”
他说到这里，史家禄心里一惊。
耿爱民接着说：“本来，决定给他立案，这当然对。现在，我建议应当将他当作重点来审查。要继续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内查之外，也要外调。这个人，我老觉得他脸上戴着假面具！”
史家禄心里又是一惊，尽量镇静，假作俯身下去系鞋带。
耿爱民高声说：“现在，在运动中该给他把假面具揭下来！”
史家禄呆呆坐着，精神纷乱。耿爱民说的话每一句他都不受用。他原来以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大家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魏原冰身上，魏原冰自己已写了交代。他觉得自己的第二斧砍得非常出色，谁想到：耿爱民忽然一下子又将矛头对到于瑞祥身上了呢？搞到于瑞祥，很容易“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呀！他心里像百爪剜心，坐立不安。想再说几句，又怕引起怀疑，只好装出一副思索的样子，剥着手指甲，憋住气不作声。
钱英把右手稍微举了一下，点头说话了，他说话时常有这个姿势。他说：“老耿的意见很对！于瑞祥是应当作为重点来审查的。这个人，目前的材料似乎还不具体，不如魏原冰多。实际上，他如果有问题，肯定比魏原冰要严重得多。出版科，同资本家交道打得多，不可不警惕！”
史家禄心里又气又怕。一句不说，心有不甘，说：“于瑞祥嘛，当然要审查。可是眼面前重点是不是还是放在魏原冰身上？魏原冰自己交代贪污罪行了，又有具体检举揭发材料，放着他不当重点搞，转移到了于瑞祥身上，群众怕会有意见的，我看不合适！”他明知胳臂已经拧不过大腿了，重点审查于瑞祥已经不可避免。说到这里，怕自己的尾巴露了出来，又说：“我的意思是魏原冰和于瑞祥都是重点！”补上这一句话，等于前边的话又变了调子，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点语无伦次了。
耿爱民不表示反对，只是抽烟。
钱英点头说：“意见看来没有什么不同。魏原冰已经是重点了，于瑞祥再作为重点来抓是必要的。我看，也许还会有更重点的贪污分子要在运动再深入后才会冒头，还需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好好训练一下积极分子队伍，让大家既掌握政策又能擦亮眼睛。同时，要使宣传工作紧紧跟上。”他对梁锦兰说：“小梁，这些都记上了吗？”见梁锦兰点头，又说，“你再记住，明天下午，再开全社大会，我来再作一次动员。你早上就出通知！”见梁锦兰又点头，钱英又问耿爱民和史家禄：“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史家禄抢在前头连声回答：“行！行！行！”
耿爱民依然吸着烟袋杆点着头也表示同意。
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雨，仍在哗哗地下，雨声急骤，外边黑沉沉的。钱英看看黑黝黝的窗外，问史家禄和梁锦兰：“雨这么大，现在走还是过一会等雨小些了再走？”
梁锦兰说：“我马上走！”她家在普陀路，家里有个老娘，她是个孝顺女儿。她带着油布伞，收拾东西拿起伞就走。这个女工出身的人事干事兼秘书，一向沉默寡言，总是埋头工作。会议结束，她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史家禄把风雨衣穿在身上，说：“不早了，我也马上回去了！”其实，他是急着想赶快出去，找个地方打电话给黄源茂，把今天的情况说一说，商量商量怎么办。他穿上雨衣，说了一声：“我走了！”也离开了社长室。
钱英见史家禄要走，说：“我想等会儿雨小一些再走。”看着梁锦兰和史家禄一前一后都走了，他在耿爱民对面坐下来，拿起热水瓶往玻璃杯里倒水喝。
忽然，耿爱民说：“老钱，先一会儿我没有讲。我对了笔迹，尽管写的人尽量改换笔迹，可是我总觉得笔迹有点熟。那三份检举材料，我觉得都是一个人写的。而且，我怀疑——”说到这里，他吧嗒吧嗒抽着烟，两眼炯炯发亮，用右手擦着平顶头，停住不说了。
钱英用含着深意的敏锐眼光望着耿爱民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说的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吗？”
耿爱民咧开大嘴笑了。今夜从开会到现在，他是第一次笑，点头说：“不错！我怀疑写的人刚才同我们在一起开会！正因如此，今夜开会我都不想多说话！”
钱英点头，但说：“我也这样想。但你笔迹认得准，不会主观主义？”
耿爱民点头说：“没错！我跟他接触得多。他虽改变了笔迹，字的精神变不了，有些笔法变不了。比如钩和撇，细细多看就是他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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