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党支部：
为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三反”运动，特据实检举我部副主任魏原冰的贪污罪行如下：
魏原冰解放前曾在私营出版社任编辑，与资产阶级来往关系密切。来我社后，与资产阶级仍有千丝万缕之联系，划不清界限，私商曾在酒楼宴请魏原冰赴宴。魏是否有泄露我社出版选题计划给私商，十分可疑！魏原冰身为国家出版社之干部，竟仍与私营出版社来往，为他们写稿，接受资产阶级所给予的酬金。此酬金名谓稿费，实际应作为贿赂看待。我社绝大部分同志都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魏原冰之类的蜕化变质分子当然是少数。“三反”运动中应当狠狠予以揭露打击，彻底查清其严重问题。……
署什么名字呢？史家禄决定署一个“群声”的假名。笔迹被人认出怎么办呢？找人代写没有恰当的人可以代笔，写仿宋体吧，怕也易被人认出来。他决定还是用左手来写这封信，尽量写得慢，写得与自己平时习惯的起笔与落笔有区别。人家是看不出来的。为了转移目标，使人相信这是编审部的人写的。他又决定在开头“特据实检举魏原冰的贪污罪行”一句中，在魏原冰的名字之前，加上“我部副主任”五个字，并且用编审部编辑们用的稿纸写——他知道那些编辑们的桌上有人是摊放着空的稿纸的，顺手拿几张就行。他想妥了腹稿，心里感到轻松，又决定复写两份，故意失落一份在编审部办公室的地上，不管让谁捡了去，声张开来，比用他自己的嘴说出来要巧妙有力得多了！自己可以在人们传开后，用一种出于义愤的态度来提议追究的。那时，魏原冰就打入十八层地狱做冤死鬼了！
想到这些，他认为自己设计的这第二斧，手法十分高明，一定可以奏效。他心里明知魏原冰的这些事同“贪污”之间是距离很远不能画等号的。魏原冰同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联系，私营出版社是政府允许存在的，写稿付稿费是劳动所得，并不给国家造成任何损失。这不同于贪污盗窃，并非不劳而获。但既有心把水搅浑，就该在这种可以把界限搞乱的地方搞得他乱糟糟的，搞得他似是而非。好在共产党废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废了律师制度，既没有一部法律条文，又没有律师辩护制度。你说它完全没有法律吧，好像也不是，政协有共同纲领，平时有些文件上也有点临时性的规定。但却是既不完整也不完备，极为随意也极为灵活的。人家都说：办事时要碰运气，碰到好干部是这样，碰到坏干部就那样，没一定的标准。拿现在要进行的反贪污来说吧！什么叫贪污？什么样才算贪污？什么样不算贪污？什么样的贪污治什么样的罪？都是一盆糨糊，随意性很大。那么，你魏原冰今天要想逃脱贪污这顶帽子，看来不容易！尤其现在运动刚开始，枪刀箭戟不知往哪里射！你魏原冰像只老虎似的一出现，大家的枪弹刀刃不往你身上放才怪呢！……想到这些，史家禄感到心里痛快，颇有几分得意。看看手表，离下班时间不远，大组学习会已经快要结束。他觉得从头到尾一言不发不好，就抓紧时机作了一通发言，态度是慷慨激昂的，声音是稳重有力的，内容是符合文件精神的，语气是不愠不火的。既不失一个副经理的身份，也表示了拥护“三反”运动的积极性，叫人揣摩不出他的真实感情。
他急着能早点散会，然后赶快设法完成往检举箱里投匿名揭发信的任务。
1988年4月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有位厦门大学政法学院的教授建议说：“冤案赔偿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当考虑制订冤案赔偿法，被错判的公民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经济上获得赔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上亦应有相应的规定。这样，我们的法律才能真正起到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不能不说，这个建议提得有一定的道理。
建国后多少年来，一些运动中由于无法可依，由于界限不清，由于无限上纲上线，由于逼供信，由于在没有法治而只有人治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冤枉了！假了！错了！给你平反似乎也就行了！既无经济上的赔偿，也无制造冤假错案者罪恶上、过失上的追究。这怎么行？法律不完备，公民的权利没有保障，既伤害了好人，也是容易被官僚主义者和坏人钻空子的。
建国后，花一封平信贴上八分邮票，写上一封匿名信胡乱诽谤、陷害人的事并不少于贴一张大字报编造些耸人听闻的罪行来置人于死地的事。大字报废除禁止了，诽谤陷害如今也有法律明文规定有罪了！这当然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进步。
对比当年，老老实实的魏原冰，他由于给私营出版社写过稿，竟被作为贪污论处，既是界限不清所造成，也是被人陷害和逼迫所造成。小梁告诉我：魏原冰现在在F大学中文系任教，已经是有名的教授了。回想起他遭委屈的往事，我有许多感想。他的感想应当更多吧？
知道他的住址后，我当时心里就决定：离开上海前一定要去看望他和他的爱人卢肃。看看他目前的生活，好好叙一叙旧。……
（七）
天，又下着冬天常有的那种淅淅沥沥的冷雨。
出版社楼下会议室里正在开会。会议室很大，可供全社工作人员开会用的。但此刻开的是支委会，人少，会议室里显得空落落的。
参加支委会的党支部书记钱英和支委耿爱民、史家禄正在研究一个星期以来检举箱里投入的一些揭发材料。出席会议的还有社长室人事干事兼秘书梁锦兰，她兼做记录。
虽然，学习文件已经一星期了，可是运动还刚刚开头。检举箱里的材料不多。可能是由于还缺少面对面揭发的勇气吧？检举信都是匿名的、改换笔迹的。
两份检举材料，是揭发于瑞祥有贪污嫌疑的可能，写得很简单，只是说：于瑞祥是旧人员，过去是土壤出版社的股东、副经理，本身应当说就是资本家。他同资产阶级肯定关系密切。他又曾去跳舞厅里跳舞，生活腐化，但从贪污方面来说，只是怀疑，没有具体事实。
一份检举材料，是揭发出版科办事员石勇，怀疑他可能在将工人课本及其他书籍送到工厂去销售时，有揩油售书款的贪污行为，但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事实和证据。
一份检举材料，是要求继续重新查处接收正中书局仓库后那些废品的处理问题：要求弄清内中有没有贪污行为。检举材料虽未提名，显然是涉及钱英和耿爱民了。
分量最重的一份材料，当然是揭发编审部副主任魏原冰的一份材料了。这份材料比较具体。一看检举信，使人觉得魏原冰问题很严重。经过比较，那三份检举材料，都等于“备案”，要在运动中进一步具体查清，重点讨论是放到了这份对魏原冰的检举信上了。
窗外的冷雨敲响着玻璃窗。讨论已经进行过一会了。钱英、耿爱民和史家禄都发表过意见了。史家禄装得惊讶，其实戏法是他变的。不但魏原冰的检举信是他写的，那石勇的揭发材料和要求继续查清正中书局仓库里那些废品处理的材料也是他写的。
史家禄大前天写揭发魏原冰的材料时，心里想：只写一份揭发魏原冰的材料未免太傻了！多写几份别的夹杂在一起岂不更可把水搅浑！所以，他又加写了两份。一份是石勇的；一份是锋芒指向钱英和耿爱民的。检举箱里的五份材料，除了揭发于瑞祥的两份外，其余三份全是他变换字体一手包办的。
今天，报上公布了昨天北京市召开公开审判大会判处两个大贪污犯薛山、宋德贵死刑的新闻。史家禄早上看了报，思想上、心灵上压力极大。但正因压力大，更想作一番挣扎。此刻，他装得情绪很好地在高谈阔论：“看来，魏原冰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这封检举信是有分量的，很像是编审部了解内情的人写的。既这样写……”
钱英打断了他的话插嘴说：“奇怪！我看这份材料同另两份揭发石勇和关于正中书局仓库废品处理的材料，好像出自一个人的笔迹。虽有变化，但仔细对照，仍像是一个人写的！”
耿爱民拿起几份材料来看，来比，默默抽他的烟袋杆，吧嗒吧嗒的响，眼角鱼尾纹皱得很深。
史家禄心里一惊：钱英真是有心人呀！但尽量镇定，说：“哦，是吗？……我看不大像呢！”又接着往下讲，“……既这样写，我认为不像有些材料是捕风捉影的。这是有根有据的。他已经将揭发材料故意丢了一份在编审部的地板上，并且也已听到编审部里传说魏原冰的事了，所以说，哦，据我听到编审部有的同志在说，魏原冰是拿了私商的钱的，而且不止一次！”他是有意把魏原冰拿私营出版社的稿费说成“拿了私商的钱”，来增加问题的严重性。
耿爱民将几份材料比了一下，也看不出他的判断如何，这时却说：“魏原冰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干部，竟拿私商的钱！不管是不是稿费，总是同资产阶级关系不清。问题确实不小！”
钱英突然像提问似的自言自语：“贪污有没有个界限呢？这问题我确实还拿不准！魏原冰拿的是稿费，稿费应当算是劳动所得吧？他是替私营出版社写过两本通俗读物的。国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可不可以替私营出版社写稿呢？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呀！……”
史家禄很激进地抬起深于世故的眉毛，说：“我们的政策是灵活的嘛！灵活就符合辩证法。稿费是劳动所得，但国家出版社的干部替私商写稿，就不是劳动所得了！这是利用职权嘛！如果这不算是贪污，不算是同私商勾结，还有什么才算贪污呢？”他并未能自圆其说，但拼命想把魏原冰往死里打，苍白的脸上布满了残忍的神色。
耿爱民在不知不觉中历来有个“左”比右好的思想，在苏北三查三整时，他得到的经验和体会就是“左”比右好，“左”是革命。再说，对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去给私营出版社写稿，他反感。有稿为什么不给自己出版社用？为什么要给私营出版社用呢？还不是为了贪图稿费吗？贪图稿费就是贪图金钱，贪图金钱而且拿的是私商的金钱不是贪污是什么？……
耿爱民烟气从鼻孔里冒出来，用一种绝不容争辩的肯定口吻说：“我同意老史的说法，对魏原冰的问题，当然应当肯定是贪污！马上就应该从他开始进入反贪污！要他坦白交代！”
史家禄得到耿爱民的支持，喜出望外，马上火上加油，连连点头说：“老耿的意见很对！运动刚开始，有人讨论时说：编审部的人员同贪污没有关系。好像经理部的人天生该是同贪污有联系的。魏原冰的事倒可以给他们看一看：主观想象胡乱怀疑人是不行的，要拿出具体的罪状来，才能下手！”他说此番话，目的很明确，在使人不知不觉间，既是为自己辩护，打个埋伏，又是为于瑞祥辩护。
钱英皱眉思索着，他头脑冷静，眼光既机巧又严肃。两票对一票！面前放着的是新事物：一次反贪污的运动，一次打退资产阶级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战斗！没有一部现成的法典放在面前，政策界限似明确实际又不太明确。比如眼前魏原冰的事就是，应当请示一下上级然后再办。但，上边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怕矫枉过正。运动刚开始，决不能右倾，右倾了就无法发动群众。运动尚未开展，就前怕狼、后怕虎地顾虑多端，怎么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呢？他想：老耿和老史都意见一致了！他们说的话我并不全同意，只是一时拿不出强有力的理由来驳倒他们的意见，怎么办呢？
钱英细长的眉毛，有力地向上扬着，诚实地沉吟着说：“有些属于政策上的问题，我想去请示一下。但这不妨碍我们开展运动。魏原冰的问题，既有人揭发，我们当然要立案审查，决不放忪。”
史家禄点头表示同意，心里充满了兴奋的感觉，又加强语气地说：“其实，像我们这样一个清水衙门似的出版社，我看逮到一个像魏原冰这样的老虎，就很不错了！应当让美术编辑画点漫画，向魏原冰开火，逼他交代！”
钱英点点头，说：“可以！”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在今天的会上，脸色苍白的史家禄有点超乎寻常的兴奋和积极。史家禄与平日有些不同。无论他的眼神还是语态，都透露出这一点。钱英心里在想：这是为什么？……
钱英老练而周到地朝着作记录的梁锦兰说：“小梁，你把魏原冰的情况讲一讲，让老耿、老史他们了解一下。”
梁锦兰的神情始终是平静的。她不很漂亮，但有一双又大又沉思的眼睛，一种出于天然风度的雅淡的美。乌亮的黑发直直的，列宁装洗得已经泛白，浑身没有任何加工，却又朴素得叫人看了舒服。在这种会上，她照例只是做她的记录，从不开口说话。
梁锦兰打开魏原冰的档案袋，介绍说：“魏原冰，今年二十九岁，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分学生，江苏镇江人，党外群众。现任编审部副主任。一九四七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曾在神州国光社任编辑，在《大晚报》做记者。一九四八年与我地下党有联系，与民主人士一同参加过民主运动。一九四九年六月由地下党同志介绍来我社工作。其父魏彬，原为律师，一九四九年冬病故，其母蒋巧云，家庭妇女。魏原冰有弟妹三人，均在上学。”念到这里，她合上档案，说：“魏原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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