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了决定后，他倒感到心里轻松些了。他将那些材料继续一份份翻阅下去，沉浸在思索中……
门，忽然“剥啄”敲响了！他叫了一声：“进来！”
进来的是门口传达室的老传达冯玉明。这是财务科出纳田寒晖的一个表叔，出版社里需要一个看门的，冯玉明本是“英联造船厂”的老工人，年老体衰退下来了。由田寒晖介绍到社里来工作的。冯玉明来送一封信，说：“刚刚一个女同志送来的，说是重要信件，让快送给你！”
冯玉明老头走后，钱英拆开信来一看，一笔娟秀的钢笔字呈现在眼前。信是一个名叫卢肃的女同志写来的：
钱英同志：
我名叫卢肃，是纺织工会的干部。我同贵社的魏原冰同志过去是同学，后来建立了恋爱关系，最近，他为写稿事，在运动中被人检举，他已将全部情况据实向组织作了交代。我同他相交多年，对他有较深的了解。他家有老母卧病，弟妹三人都在上学，经济一向困难。写稿是为了以劳动所得来维持家庭。他对革命一向热爱，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写稿全部用的是夜晚时间。而且，本人一向严格注重品德修养，不义之财是决不会取的，当然更不会做贪污盗窃勾当。但现在由于界限不清，似乎将他写稿得到稿费的事与贪污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写稿是否是一种艰苦劳动？如果肯定这一点，那与不劳而获的贪污盗窃是否应当区分？国家干部是否不能在业余写稿？过去无此规定，现在也未见有此规定，那能否将业余写稿就列为贪污？如说稿费系来自私营出版社，似乎这就是收受资本家的金钱应算贪污，那请问目前上海数十万私营厂的职工，每月从资方。取得的工资是否也应都作为贪污论处？凡此种种，不但魏原冰同志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贵社派出的打虎队员，日前曾来我单位调查我的情况，并又通过我调查魏原冰同志的情况。我除如实反映外，我单位领导已嘱我站稳立场，与魏原冰划清界限。但我觉得应当站稳的是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应当划清的是政策的界限、是与非的界限。魏原冰如是贪污分子，我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揭发检举。但他不是贪污分子，我也决心不能无中生有落井下石。魏原冰近来心情极坏，我也受他影响，但考虑到对党对革命负责，理应将事实真相和真实的想法向您汇报。您是魏原冰的领导，过去常听他说起您为人心直，政策性强，本想前来当面汇报，并听取教诲，但考虑到您忙，而且我也不愿到贵社抛头露面，所以写上此信。目的并不是要为魏原冰同志辩护，而是希望弄清是非界限，保证运动健康发展。信中倘有错误及不恰当之处，请予批评。写此信时，我也顾虑重重，深知万一不幸会蒙受立场不稳之嫌，但事关个人，也关运动，就不考虑到别的了！您忙，信可不复，但应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也从爱护年轻的同志这点出发，能俯听一下我的微弱呼声，则不胜感荷之至。
此致革命敬礼
卢肃敬上
1952年2月
桌上的一只小钟滴答滴答。钱英读完了卢肃的信，眼面前仿佛出现了一个有个性的正直的年轻女干部的形象。他没有见过魏原冰的这个对象卢肃。但文如其人嘛！读了信，仿佛看到卢肃带着询问和质疑的表情站在面前似的。他心里觉得卢肃信上写的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正在搞运动呀！如果马上就宣布说：魏原冰不是贪污，弄错了，那同李应丰等这样一些群众思想上的距离太大了。群众刚发动起来，就这样泼凉水显然是不利于运动开展的！但他心里作了决定：到适当的时候，可以实事求是说明魏原冰的问题。好在，在今天的会上魏原冰作了交代以后，已经作了决定：让他恢复工作处理稿件。下一步，是可以让他也参加打虎的！
这样想着时，他的心里变得比先前轻松些了。他将卢肃的来信顺手也放在那个文件夹内。
反对贪污、浪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始终是需要的。不开展群众运动，也不意味着不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也始终是需要的。
我这次来上海，听说了一件新鲜事。有一些里弄里，赌风曾经一度很盛。有些赌徒一个个都赌昏了，旷工的、偷窃的、卖衣物的、打妻子的……什么都有。那些赌徒的妻子们终于组织起来了。她们成立了一支禁赌队，“侦察”到了赌窝，团结起来根据法律一起去禁赌。结果，由于态度坚决，又能合情合理地掌握火候，正确对待，更得到公安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支持，那些男人们一个个都乖乖地戒了赌。
男女双方组成的家庭，双方都有维护的必要。妻子对丈夫或丈夫对妻子的规劝与监督十分重要。我这次来采访的这个案件中的主要当事人E的妻子，如果是个识大体、明大义的人，E恐怕就不至于坠入深渊不能自拔了。现在有些人收入工资不高，但大把大把花钱就像流水。钱从哪里来的呢？这种情况首先能察觉的应当是自己的伴侣。有责任的伴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能视而不见、“心里明白装糊涂”呢？
田瑛不知哪里去了？多少年来都打听不到！这次问起小梁她也不知道。我在采访E的案件时是常想起她的。史家禄贪污的事，她是规劝过的。而且史家禄很多事都瞒着她。在史家禄犯罪的事上，她没有责任。想起她，我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同情。她身体不好，也许早不在人世了吧？……
（十一）
史家禄家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金神父路改名叫瑞金二路！花园坊都是些红砖洋房，房子中等水平。他同田瑛住在二楼，包括一间客堂间、一间亭子间，倒是光线明亮，房间宽敞。自从同黄源茂勾结贪污以后，史家禄对这房子早不满意了。他一心想像黄源茂那样，也能住到上方花园那样高级的房子里去。只是，他也懂得，一下子就露富，会引起人怀疑的，需要等到同田瑛离婚实现，重新结婚以后慢慢再说。
晚上，史家禄下班回到家里，田瑛正在忙着准备晚饭。这些天来，史家禄总是在家吃晚饭，对田瑛的态度也好了。可是田瑛发现他的心情很坏，常有心事。他话不多，晚上总是开了收音机听听节目。收音机里常常播放的是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节目，连弹词开篇、沪剧唱段都是配合中心的。他不爱听。听着听着，就将收音机关了，然后拿起晚报或小说来看，有时还要叹口气。
田瑛对史家禄早有点怀疑了。经济上的犯罪，每每总是从生活上的变化可以察觉的呀！夫妇是同住在一起的，关系究竟同别的关系不一样。要想在一个朝夕与共的人面前完全掩盖一切，绝对是困难的。自从史家禄身上起了变化以后，田瑛一直在探索着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她是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对旧上海的畸形繁荣，声色犬马种种情况，大致都了解。在旧社会，许多原来可以上进的年轻人，只要堕落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之中，就像进了陷阱，常常毁灭了自己。史家禄过去是不错的，思想进步，有正义感，为党工作十分积极，将敌人的白色恐怖也放在脑后，不怕豁出命来。但解放了，他当上出版社的副经理了！是什么原因使他变了心，也变了气质和作风的呢？
那一度，史家禄常常深夜回来。多数都是喝了酒，回来后脾气暴躁，对田瑛百不顺眼，不是不理睬，就是呵斥。问他：“你到哪里去喝酒的？怎么这么晚回来？”他马上火冒三丈。只能不问，由他去。
有一天，田瑛在他的衬衫衣领上发现了一点红色。像是从女人嘴唇上擦拭下来的口红！一叶而知秋，一滴水可以反映海洋，史家禄在干些什么事，还不明白吗？
又有一天，田瑛在他的口袋里，摸到了几张百乐门舞厅的舞票。
又有一天，田瑛发现他有一根金表链和一只金的鹰洋。
还有一天，田瑛在他口袋里发现一个铜板大小的绿色赛璐珞圆片，是赌钱时用的筹码。
还有一天，他酒喝多了，回来就睡了。田瑛想检查一下他的黑牛皮拉链包，却发现他将皮包放在枕头下自己压着睡。是什么秘密使他喝了酒也忘不了这种警惕呢？……
又有一天，田瑛远远在出版社附近等着，看见他出来以后，远远跟着。见他走了一段，突然叫了一辆三轮车坐了上去，田瑛也连忙叫了一辆三轮车跟上。后来，发现他是到上方花园里一家人家去的，是个什么去处？田瑛不知道。到里弄里打听，才知道那家人家是个资本家，姓黄。
一些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事，加上史家禄有一天突然提出离婚的要求，使田瑛胸间酝聚了一块大疙瘩。这块疙瘩似可触摸又实在摸不到。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事只能构成疑问却还拿不到具体的把柄。比如衬衫上的红色，也许不是女人的口红呢？比如舞票，也许偶尔被人拉到舞厅去一次呢？解放前他干地下工作时舞厅有时也是去过的呀！比如金链什么的，他说是朋友放在他那里的，后来确也不见他再用了，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呢？比如绿色赛璐珞的圆片片，也许不是赌钱用的筹码而是什么别的东西呢？比如黑牛皮包枕在头下睡，也许里边有公家的重要文件呢？比如他到那家姓黄的资本家那儿去，也许是工作业务上的需要呢？田瑛是个规规矩矩、谨慎惯了的人，这些疙疙瘩瘩的事就只好放在心里，像一个隐病似的。
开展“三反”以后，田瑛忽然发现，史家禄又变了！从态度上看，好像变回到过去时的史家禄了！可是从精神、心理状态上看，史家禄并没有变回来！她老觉得史家禄像戴着一只假面具。她看不到他的真面目。她也听不到他心里的真心话。他像是在演戏，在敷衍她。田瑛是聪明敏感的。学校里也在开展“三反”，通过学习，她老是容易怀疑史家禄在贪污方面可能会有问题，虽然她没有见他带过大量的钱回来，没有抓住他的把柄，但她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从长期相处通过种种印象汇聚而成的感觉并不全是主观的。史家禄是副经理，业务上常同私商打交道。史家禄那一段时间，在外边的交际应酬非常多，总是很迟回来，总是吃了饭喝了酒回来。在史家禄闹离婚的阶段，她曾经不止一次想到出版社去找领导，反映史家禄的变化和问题。但她有点软弱，也爱面子，更不愿将夫妻关系闹僵而不可收拾，总希冀着史家禄能变回来。现在，“三反”开始了！史家禄是变回来了呢，还是未变呢？她又说不清了！她老觉得史家禄现在对她是个谜！身上有许多她无法猜测得到的谜！但随着“三反”、“五反”的逐渐开展，她似乎越来越可以肯定一点：史家禄是一定有问题的！问题大小她不知道，但史家禄心神不定，从平时的话语和表现看来，在运动中他对运动反感、抵触，甚至仇恨。他好像有沉重的包袱背着，心情阴暗，有时唉声叹气，有时夜晚睡着做噩梦，发出梦呓和惊喊声。
一晚，她问过史家禄：“家禄，你有心事？”
史家禄连忙摇头：“哪有什么心事？”又反问，“你怎么觉得我有心事呢？我会有什么心事呢？”
有一天，她高兴地告诉史家禄：“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是个贪污分子，已经给揭发出来了，大家可高兴了！”
史家禄脸色难看地说：“高兴个屁！……”
她也不知他为什么要这样骂？是什么情绪支配他这样骂的？他又为什么同情贪污分子呢？事后，她想得很久。
她曾想同他深谈谈，劝劝他：如果有问题，还是早点向组织坦白交代。可是她不敢。史家禄的脾气解放后越来越坏。这些时刚好一点，她一劝，一定要崩；不劝呢？不劝她又于心不安。
她决定要尽量设法了解史家禄的情况。
报上登着逮捕奸商王康年的新闻的那天，好像是二月四号吧？是星期天，史家禄一早起来就匆匆要出去，连刮胡子时都在看手表。她问：“去哪里？”
史家禄有点不乐意回答：“到公园里逛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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