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域与文学新思维-美学理论的现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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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面对起源于西方的美学理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本土化,二是如何对它进行现代阐释。而后者依然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学理论本身的阐释,二是把美学理论应用于批评实践。几十年来王向峰一直从事美学研究、批评与教学,在美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努力把西方美学本土化并进行现代阐释,而且研究中国美学,《〈手稿〉的美学解读》、《西方美学论稿》、《中国美学论稿》、《老庄美学新论》、《中国现代美学论稿》是他美学研究的实绩。十卷本千万字的《向峰文集》更是美学研究与批评的集大成。

    王向峰向马克思的美学原典深求,创造性地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手稿〉的美学解读》获得鲁迅文学奖。视点的聚焦与思想的辐射、理性的辨析与诗意的阐发、古典的融入与现实的关注,是王向峰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个性所在,其中所体现的精深的理论功底、精到的审美解读、精彩的妙趣哲思和精诚的现代意识令人叹服。不仅如此,他一直把美学理论应用于批评实践,为王充闾成功创作以理论形态的表述。他跟踪式研究王充闾的创作,出版《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走向文学的辉煌:王充闾创作研究》,尤其是后一本书可以说是创造了研究作家个体的成功范式。王向峰调动辽宁与全国批评界的重要力量,对王充闾的创作进行全方位的观照,对创作主体心理进行深邃透析,探求文学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立体性建构理论体系,使研究超越了单纯的个体作家的研究,成为富有理论张力、创造成功范式的对象化存在。

    王向峰实现美学研究、批评、创作的三位一体,显示出非凡的创造力与超常的定力。《向峰文集》是集大成,是他审美文化的自我对象性确证。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打捞马列文论中有关文艺美学的命题与范畴,并加以灵性的阐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建构现实主义的美学理论系统,显示了较强的创新性与浓郁的思辨色彩。他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思路,老庄美学研究更有许多个人的独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空白。他的研究与批评善于发现,以一种新思维面对文本对象,展现出创造性与开放性的特征。同样,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卓著,以《纸上的年轮》获得辽宁文学奖(散文奖)。这在中国的文坛显然是不多见的。王向峰几十年从事美学研究、批评、创作与教学,对美的守望所彰显的超常定力感动了另一个学者,牟心海以《王向峰的美学世界》坚守着自己对美的守望,而他们二人对美的守望创构了守望的美,感动着每一个读者。

    一 向马克思的美学原典深求

    一般来说,“解读”很容易陷入止于文本而难以深入的境地。它可以把文本解读得很细,也很周密,但同时也可能忽略创生文本的外部文化语境与内在心理构成,忽略文本创造接受历史过程中的意义阐发及与当下或本土文化的契合。而我们在王向峰教授从美学角度研究马克思《手稿》的理论著作《〈手稿〉的美学解读》(以下简称《解读》)中看到的是另外一种解读方式,即是在解读中的阐发与创生,它是以解读为手段,达到对《手稿》的创造性、开放性的理解与分析。《解读》一书把《手稿》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考察,在辨析中确立《手稿》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尤其是丰富的中国古典美学的学养使王向峰在解读中信手拈来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相关理论,并适当地融入对象当中,显示了解读的本土化取向;同时,多种艺术门类丰富多彩的个案分析更显示了其视野的开阔和灵感的撞击,把思辨与诗意融为一体。因而,我们看到的《解读》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手稿》美学价值的书,是摆在我们面前具有创造性与开放性的理性的美学。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评委会认为《解读》“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有积极意义”,此语不虚。

    1.视点的聚焦与思想的辐射既然书名为《〈手稿〉的美学解读》,作者关注的焦点当然是《手稿》。但是作者把自己的目光聚焦于《手稿》进行解读,不是孤立地就《手稿》而论,而是在马克思统一的思想体系中审视《手稿》中任何一个命题、概念或范畴的生成与发展。在开放的历时性的观照中探求《手稿》的特别之处。

    “艺术生产”是《手稿》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围绕这一命题,王向峰以三章的篇幅加以解读与论述,即第四章“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第五章“劳动产品与艺术产品”、第六章“艺术生产的特殊方式”。王向峰在论述中抓住《手稿》的原创意义同时又在联系与发展中观照同一命题。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引述之后,《解读》写道:“从这段话中,非常明确地表明,马克思是将艺术作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加以肯定,并与生产的普遍规律相联系,认为它受生产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不仅在《手稿》中体现,在其他著作中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手稿》之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这里也包括文学生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两次提到‘艺术生产’,并明确将‘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生产;《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也继续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而且在生产领域中包括艺术生产部门,并将生产劳动者与非生产劳动者相区分。”[115]王向峰以《手稿》为重点分析艺术生产,同时还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剩余价值理论》为依托,论述艺术生产的历史传承与作为生产的特殊方式。

    王向峰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都纳入自己的解读视野,可以看出他关于“艺术生产”思想的辐射特点。其他如论述艺术创作审美对象化条件时观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它的论述,论述实现艺术欣赏和享受的主体条件时观照《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同一问题的论述。这说明他是以流动的思维、全方位的开阔视野去对待《手稿》中每一个中美学问题的,避免了单一的文本解读的局限性,从而构成视点的聚焦与思想辐射的开放性解读方式。

    2.理性的辨析与诗意的阐发

    《手稿》问世后,因它“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学理的张力极大”,所以“作为文本它的注入空间非常广阔”[116],解读《手稿》的文章非常之多,对《手稿》价值、意义与历史地位的认识也五花八门,这就需要解读者在诸多的材料海洋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层层过滤中发现理性的闪光点,在辨析中确立自己的解读方式和论证角度。《解读》正是在此思路下进入《手稿》的美学世界中的。

    作者在《获奖作品创作谈》中说到,在解读《手稿》时,首先遇到了对《手稿》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典籍中性质与地位的认定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认识,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的“青年马克思”,另一种是认为他的《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论,如果因袭成见,那么预先就否定了后期著作所确认的“通过剥夺剥夺者而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废除剥削”的革命思想。传统理论据此把马克思分为“两个马克思”:成熟的“青年马克思”和“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的马克思。他们无视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并用共产主义制度保障的人的自由权利和全面发展的《手稿》主题,否定后来发展了《手稿》思想体系并写出《资本论》的马克思,力主回到“青年马克思”。这种观点根本不能发现和阐发《手稿》的新的革命的人本主义,和由此衍化出来的新的美学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的一些人用《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批评与攻击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些政治弊端,苏东的一些主流理论代表人物无视自己社会中的问题,否定西马所依据的《手稿》的革命思想价值,为社会弊端进行辩护,认为《手稿》中反对异化只是“道德上的愤慨情绪”。王向峰认为,我们今天科学地解读《手稿》,如果不认定它是马克思主义全面革命思想的新起点,不给予《手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性,就不能找到解读《手稿》的理论起点。他经过长期认真研读,并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相比较,认定了《手稿》的思想性质和理论价值,才随之作出了以人为本的全面的美学解读。

    理性的辨析需要不偏不倚,以敏锐的学术目光深入、准确地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习惯这样一种思维,对自己投入诸多精力要研究的对象总是珍爱有加,总是能从不同的角度发现它的意义与价值,甚至希望它是那个作者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其实,这样会陷入一种盲目的“崇拜”当中,也会于研究中在对象身上丧失自身。如果一切研究只为它的“最高”而存在,失去了作为一个研究者与解读者应有的判断力,这样的研究显然不是科学的和辩证的。不是研究它,它就是“最好”,发现对象身上独具的理论内涵和特殊的历史价值才是研究的真正旨归。《解读》通过对诸多研究成果的辨析,摆脱了西马和苏东派对《手稿》评价的两个极端,理性地把握《手稿》所含蕴的一切,正确评价了它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地位。

    这不仅是对《手稿》价值的理性判断,也可以说,是作者理论辨析水平的对象性确证。

    《手稿》中涉及的概念与范畴比较多,有些是马克思的独创,如“艺术生产”、“人化的自然界”理论;有些是马克思从前人那里拿来注入自己思想的理论,如异化等,这就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哪些属于马克思的继承,哪些属于马克思的创造。《解读》一书的第三章“美与劳动创造和劳动异化”以发展的眼光分析《手稿》的异化理论。黑格尔的“异化”有三层意思:一是将自己的特征客观化;二是商品拜物教中的资本主义异化;三是客观精神的绝对理念向外在自然界的异化。《解读》分析黑格尔“异化”的实质是“绝对理念的异化,尊崇的是客观精神”,“费尔巴哈于黑格尔之后将异化概念推延到宗教崇拜之中,集中解决了宗教的异化”,“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异化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异化理论放在人的劳动中,说明存在劳动的异化。而这是现实世界一切不合理的根源”[117]。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作者从四个层面揭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间的异化、劳动生活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这正是马克思的异化范畴的要义所在。

    《解读》一方面辨析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四个层面,另一方面在解读的基础上进行深刻阐发,使解读富有理论的张力。如对异化的分析说:“异化劳动对人自身的损害是极大的,比宗教对人的异化更严重。宗教虽是精神鸦片,但……宗教可以成为人的精神寄托,使人在消除自我的情况下,感到无比空静。而劳动异化将人变成非人,则没有任何快乐,甚至连幻想都没有,因而异化劳动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极度异化,使人从人降为动物,将人本来自由自觉的自然追求的活动,变成了反人类自身的活动。”[118]既然异化劳动使人成为非人,破坏了劳动、破坏了美感,那么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为什么还会有美的创造?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凸显作者的胆识与学识。作者把劳动创造美的原因概括为五点:①一个人的劳动融入劳动总汇中,个人异化的消极性越来越不明显。人化自然使其劳作之后的对象也有美的存在;②劳动者在劳动中有先在既定计划的创造,合乎自然规律、合乎目的的创造,以人的方式创造因而也是美的创造;③异化劳动是一种精良工艺施于产品身上的现代化劳动,因而创造的对象就成为美的对象;④竞争机制对形式美创造的促进;⑤群体创造减少了异化劳动的消极性显现。作者辩证地分析道:“在非异化劳动中,显然更有助于美的创造,而在异化劳动中,却不能充分发挥。但不能充分发挥不等于不能发挥,而且异化劳动又有其特别的监测限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的创造。”[119]虽然作者对五种因素未做具体阐述,但这五种思考本身即是一种创造性的阐发。

    其他问题如“人化的自然”与黑格尔“环境人化”、里普斯“移情论”、汉代“山水比德论”等相近意旨不同特质的辨析同样体现了创造性与开放性的结合。

    《手稿》的理论蕴涵丰富,但其作为一部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美学与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很大的难度。对象之所以成为解读者的对象,在于解读者的本质力量与对象内在构成的相适应。应该说,《手稿》写作难,解读《手稿》同样难,而解读《手稿》的文字能被读者接受更难。解读《手稿》的文字很容易因曲高而和寡。《解读》最大限度地拉近和读者的距离,这一方面得益于本书有八章内容来源于《手稿》美学研究的专题课,另一方面得益于作者适时适地的诗意阐发。

    作者从教近50年,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学问学养自不待言,其实最让人钦佩的是对课程本身的热情和课堂上那些汩汩而来的灵感。对《手稿》中的有些问题作者不是一开始就有如此系统深入的认识,而是在20年里,不断投入大量的精力才逐渐形成后来的深度把握。有的问题的思路是随着课堂上的讲解才不断清晰与明确的,这时候的感觉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或似曾相识的新朋友,一个真正的知音突然站在他的面前,使他得以获得一份意外的惊喜。这种思想的活力带给作者研究的活力,这里的真知灼见充满着灵动的韵味。

    《解读》虽是一本专业性极强的理论著述,但是每一个问题阐发之后的那些大小不同的个案分析都是充满诗意的,这不仅使《解读》一书成为开放性的创造,而且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与消化《手稿》中的理论问题。

    通读《解读》我们发现,作者插入的个案涉及世界范围内多个历史时期的多种艺术门类,也就是他在解读中力求找到古今中外艺术中最适合说明问题的那一种形式。诗歌、小说及其人物、音乐、京剧、舞蹈、绘画、建筑、雕塑等无所不谈。尤其对绘画美学的偏爱与解读让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即,比如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分析米勒《小鸟的捕食》提供的审美空间,用米勒的朋友对米勒《拾穗》的攻击说明实现艺术欣赏和享受的主体条件。另外,他用诗意的语言分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对象世界里才能肯定自己本质的丰富广泛性。“当你看到鲜花盛开,或月明星稀的天空,你能感悟到这个世界的存在,有诗情画意产生于头脑中,这是肯定自身的一种方式;听到鸟鸣而有所感悟,即从外部世界肯定自身的存在。中国古代的理论家,论述如何有感于清风明月,而且能够和别人交流,并且感觉的延伸或复现着自己的创造,也是在感觉中肯定自己。”[120]《解读》不是用一些晦涩的语言解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是用画家、哲学家、诸子百家的肯定自身的方式说明问题,接着用诗性的语言具体化,这样就能使大多数读者理解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认同作者逐渐深入的总结性观点:“特别是劳动创造把自身的本质力量显现为一种现实,不仅利用外在对象条件,而且将其创造成为一种对象,就能更全面、深刻地说明作为和这种对象构成对象化关系的那个主体的本质力量。”这种解读方式层层深入,以诗意的过渡调整单纯的解读可能带来的与读者之间的疏离,所以是一种理性的渗透与诗意阐发的融合,达到既能说明问题又能增强接受效果的目的。

    在浩瀚的艺术对象的海洋中,作者总是打捞那些与《手稿》概念与范畴相适应的富有代表性的个案来解释《手稿》,在诗意的阐发中显现理性分析与审美创造的灵性。比如,作者通过对白居易《琵琶行》的细致和贴近的分析阐述艺术创作的审美对象中审美主体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与“社会性的存在”的统一:“歌女的不幸遭遇的倾诉,以及她的对象化的表现,成为白居易的艺术创作审美对象化所面对的复杂的对象关系。白居易如果不具备与对象相适应的复杂审美能力,而构成他的本质定性中没有沦落天涯的身世感,没有仁爱的同情心,没有清晰的音乐耳朵,没有对于秋江月夜和心弦隐曲的敏感的捕捉能力,他就不能发生诗人的共鸣,也无法进行细微的描述,那时即使面对着歌女的对象化的肯定,也会充耳不闻,从中看不见对象化了的‘天涯沦落人’。可是白居易的本质定性中具有这种感受条件,他就能极适可地发现别人的对象化的存在,并以之为对象的材料,转而成为肯定自己的本质存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使自身的特点在对象世界中得到了非常有个性的观照。”[121]实际上,作者已经把《手稿》中的审美对象化理论完全化成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对《琵琶行》的分析既说明了审美对象化的本质,又构成对《琵琶行》的审美与理性的深度观照。他所完成的是对两个文本的解读,即对《手稿》的解读和对《琵琶行》的解读,并把这两个解读叠在一起,达到文本的互为渗透,成为解读中的文本间性的创造。

    在读完这种解读和阐发之后,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选择的说明文本似乎是唯一具说服力和论述深度的、与《手稿》能够构成互文关系的文本(虽然实际上可能不是),原因在于作者用自己的解读方式使我们陷入这样一种“跨读”当中,也就是说这种互文的解读是一种真正的创造,作者没有在《手稿》所涉及的一定范畴中丧失自己,而是能创生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解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创造的过程。

    诗意的阐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作者对创作的爱好。几十年来,他从未停止过研究,更从未停止过散文和诗歌的创作。理论研究、文学批评、诗文创作在他精神世界中的互动,构成了他特有的批评的灵动敏锐、创作的深度追求、理论研究的诗意阐发的诗学景观。从实际情况看,作者在创作方面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

    3.古典的融入与现实的关注

    《手稿》是西方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可能是出于对西方的偏爱或地域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国内研究《手稿》的著述与文章大多涉及的是《手稿》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与联系。《解读》却不同,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与理论是作者比较偏爱的。这同时也说明一些学者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漠视,或是根本就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素养,还不足以站在中西文化的制高点上去发现人类文化在某些问题上的共通性和个性。基于对中国古典美学领域的熟悉,王向峰信手拈来,适时适地把它们融入对《手稿》的解读当中。

    《解读》中出现了大量中国古典美学家和美学范畴,前者如老子、庄子、陆机、刘勰、郑板桥、刘熙载等,后者如“味与美”、“乐山乐水论”、“信言不美”、“眼中之竹”等。作者把对《手稿》的解读和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解说明融为一体。如在谈艺术生产的主体特殊性——主体的精神自由时,引《文心雕龙》中“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等。尤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人化的自然界”与艺术创造一章,作者在辨析“人化的自然界”与黑格尔的“环境人化”、里普斯“移情论”之后,谈到我国古典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作者对孔子、荀子、董仲舒、刘向、刘勰等人关于“人化的自然”相应命题观点的梳理与分析,使我们在开放的视野中发现《手稿》的理论张力、《解读》的理论张力及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意蕴。

    作者之所以能站在这样一种高度上,是因为多年来他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潜心研究,《中国美学论稿》、《老庄美学新论》等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他把自己投注其中,研究《手稿》和研究中国古典美学是同步进行的,虽然书籍的出版有时间先后的差别,但研究是同时进行的。同时研究两个领域有益于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两个领域中问题的思考会相互促动、相互渗透,这是单向思考所不能达到的理论深度和高度。因而,《解读》不是西化的、公共化的解读,完全是一种本土化的解读,所以才是一种创造。

    对现实的关注表明《手稿》超越时空的理论张力,及其对当下性意义与价值的特别阐发。“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剥出其中的极端性,所有的解读也都是在当下或暗含或彰显着对当下的解读。王向峰说:“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接触马克思的《手稿》以后,深深地认识到,这本著作饱含有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共产主义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内容,并形成综合张力,与后来的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是我们文艺思想的根基。如果能把这些重要理论观点放在当代的历史和文艺的语境中加以阐发,能找到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实践创造为基础、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共产主义实现作为人的社会的人的复归的保证等等这一系列文学和美学理论的前在理论,然后再把美的规律、人化的自然界、艺术生产、劳动创造了美、艺术修养与艺术感觉等理论问题与范畴,纳入文艺理论中加以阐释,我们就可以得到无限的美学智慧。”[122]事实也是如此,王向峰注重把《手稿》放在“当代的历史和文艺的语境中加以阐发”,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解读》第七章论述“人化的自然界”与自然美时谈到当下的生态危机。自然美显现在人化的自然中,人在人化的自然界的创造性中,也同时在自由自觉地创造着人自身的美。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有“真正与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相适应的人化,也有与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实际相反的‘人为’,这后者的实质是人在自然界中的迷误,自然则以异化的形式报复人类,构成了压迫自然和自然异化的实际过程”。对于当前存在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解读》重温经典,从中获得一种危机意识,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王向峰论述人化自然和当下的生态危机时,同样采用辨析的论证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要解放社会的人,必须解放属人的自然。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损害和对人的损害是同步的。只有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改变对自然的压迫。王向峰首先有限地肯定了西马的意义,但同时深刻认识到西马的局限。他指出,西马关注自然,唤起人对不合理制度的不满,但主张用和平改良主义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也不过是一种思想批判运动,是和平改良的性质,达不到马克思主义最终所指的社会解放的目标。所以,王向峰论述道:“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使人从不同角度向马克思的《手稿》寻求认识和解决矛盾的智慧。‘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和阐发,其中不乏一些创见,但由于他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方法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思想,因而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理论,实际上只能是一种新的社会乌托邦思想,除了具有批判作用,所以也无法真正作出对马克思《手稿》中所说的‘历史之谜的解答’,即在消除劳动异化之后,找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之路,达到‘人与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使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3]最后,作者用富有思辨色彩的诗化语言揭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质:“生态社会主义是想要造就一个建立于自然美的前提下的社会美的空间。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构想是自然和谐下的社会和谐。它标志着人怎样生活于和谐的环境里,首先求得更外在的空间的和谐。这种美是重要的。但现实经验也告诉人们:鱼,生活在水中,即使没有人去捕杀它,但如果水是被污染的,鱼同样是不能生存。这点对于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似乎更重要。如何造成自由的和谐空间,这是一个现实的大课题。”[124]从人化自然到自然美到生态危机中自然美被破坏,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作者的论述从美学谈起,但又超越美学,有一种开放的视野,也是一宗创造性的解读,更体现了一种诚挚的现实情怀。

    作者对《手稿》任何一个范畴或命题与理论问题的解读,都体现了对当下的现实关注。“人性的复归”与人文精神的张扬,“人的异化”与当下文学创作表现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手稿》本身具有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而对《手稿》进行创造性的美学解读的《解读》当然也具有现实意义。

    视点的聚焦与思想的辐射,理性的辨析与诗意的阐发,古典的融入与现实的关注,三方面共筑《手稿》的解读体系,创生并形成解读的开放性与创造性特质。

    二 现代美学理论的精妙演示

    《〈手稿〉的美学解读》获2004年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类奖,这是辽宁省作者首次获此类殊荣。评奖委员会对《解读》的基本评价是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有积极意义”。座谈会上许多专家学者继续深化这一主题,认为该书无论从系统建构、理论阐发到对当下观照,都有鲜明的个性立场,一致给予高度评价。王充闾特别赞赏《解读》作者的治学态度,他说,在人心浮躁、众声喧哗时代,有一些写评论的人不看本文、信马由缰,参加学术会议随便说几句,这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不好的学术风气。现在的学者缺少的是一种定力。在这种情势下,《解读》作为认认真真的一部学术著作才颇显可贵。

    1.精深的理论功底

    王向峰教授有一种迎难而上的精神。马克思的《手稿》直接谈美学问题的地方并不多,这给解读者带来很大的困难。王充闾认为,王向峰教授以独到的学术眼光,严谨、渊博的知识储备,在切实把握《手稿》全书主旨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个要点:艺术生产的特殊方式,人与社会的互制关系,人以全面方式占有自己全面本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与“人化的自然界”,工业历史的心理对象价值。然后用十五章20万字的篇幅,洋洋洒洒,纵横交错,深入解读与分析,杂而不越,不仅为建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而且为广大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知识空间。《解读》一书对诸多理论问题作系统而翔实的研究,如《手稿》和哲学著作的关系,而且统筹观照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占有多方面的资料,尤其是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从中足见作者知识的丰赡渊博。这和作者20多年的潜心研究有直接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界开始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呼唤人性的复归,当时还没有站在学术的高度自觉研究。而当时的王向峰教授就已经开始在《手稿》的美学研究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每年都在这一主题下写专题论文,并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手稿》美学研究”专题课。张毓茂认为,作者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搞研究,所以才有《手稿》中或显在或潜在的扎扎实实的理论功底。高海涛认为,从《解读》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传统马列文论的驾轻就熟、对西马的较多了解,也可看出对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融会贯通,显示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丁宗皓认为,《解读》倾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饱含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尤其是作者对中国古代、现当代知识的极大占有,这些都成了书中美学思想的生发条件。

    2.精到的审美解读

    彭定安高度评价王向峰教授在认真研读《手稿》原著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准确的阐述:一是对《手稿》主要精神的准确把握,二是对《手稿》美学观点的深入论证,同时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建构。20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断片的,是不成体系的。《解读》本身就是一个深入的反证,如对艺术生产、美的规律、人化的自然的阐述等,足以说明《手稿》的体系性。另外,《解读》一书的最后“论点摘录”和“词语标示”做得很有学问。王秀杰主要从“人化的自然”中感悟《解读》的独特性:人与自然、艺术创造与自然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解读》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自然,把人放到自然的关系中,真正融入自然,造成人化的自然界,才能创造艺术的美。这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即在艺术创造中摆正自己的位置,通过人化的自然造成美、探求美的真谛。高海涛认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常好说外国人的话,失掉了自己的话语权,缺乏独立性和主体性。而王向峰教授立足于学术研究的本土化立场,在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寻找支点,显示了高度的理论风范。高海涛和白长青一致认为,《解读》摆脱了西马和苏东派对《手稿》评价的极端立场,从人出发、从人的劳动出发进行深刻的人性阐发,中肯而缜密地分析《手稿》,尤其是“人化的自然”与艺术创造、美感与人性复归、“劳动创造了美”解读非常独到。白长青认为,《解读》具有深刻的实践精神,它以人为核心,讲人性,从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中看出,只有消除诸多异化,才能达到对人类本质的全面占有。

    3.精彩的妙趣哲思

    王充闾说,很多人研究西方理论“食洋不化”,而《解读》是王向峰教授在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明白通俗,给读者留下可供鉴赏的空间,获得审美的享受。马秋芬说,读《解读》有一般理论著述少有的审美快感。丁宗皓说,作者的精妙生发就像是到井的源头取水。

    4.精诚的现代意识

    马克思的《手稿》1932年正式问世,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王向峰教授对其进行审美的解读不是为解读而解读,而是以精诚的现代意识深刻挖掘《手稿》的内在构成及其深远影响。《解读》着重阐发的“美的规律”、“人化的自然界”、“人的异化”、“人性的复归”、广义的美感在今天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王充闾认为,《解读》推重马克思的现实原则,它为现实的审美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消费时代,艺术商品化,感性艺术泛滥,文学粗俗化倾向明显。所以,用严谨的学术态度对《手稿》进行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彭定安说,王向峰教授对“人化的自然”的分析与解读对作家的创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周兴华就“美的规律”和艺术规律来谈《解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艺术是具有灵性的审美创造,是显现人的自由主体精神的创造。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促进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曾多次出现违背艺术规律和美的规律的创作观念,如1958年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包括当下的一些主旋律作品对政策的图解,还没有充分艺术化。从这个角度出发,《解读》用现代意识回眸《手稿》中对创作主体自由精神的要求就有现实意义。丁宗皓认为,《解读》对作家有两个针对性:一是为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找到理论的支撑。当下的现实主义小说几乎处于一种空白状态,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距离太远,处于“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分离”、“精神与存在的分离”状态。《解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当下作家之间建构一架桥梁,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当下作家成功对接的理论支撑。二是正确理解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在大众文化时代,有些人把人的自由和大众文化混为一谈,结果逐渐被大众文化所吞噬。《解读》深刻分析人以全面方式占有人的全面本质,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马秋芬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谈《解读》对她的启发:正在写《铁西区》,《解读》对异化劳动的阐释带给她创作思考的新路径:可以从劳动异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大工业对人的影响。

    参加会议的专家有些人是王向峰教授的学生,他们对老师有许多真诚的肺腑之言。面对师长,就像面对一座大山;读《解读》,也有一种登山的感觉。老师永远是学生学习的榜样,老师的治学精神就像一座丰碑一样铭刻在学生的脑海中。老师在前面走,实际上是竖起一盏灯。他们慨叹,老师是他们的骄傲,不知何时自己才能成为老师的骄傲?

    三 给文学成功以理论形态表述

    王向峰教授主编的《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是研究王充闾散文的最新成果,这是一部很有理论含金量的学术著作。此书对王充闾的散文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观照,心理分析深邃透辟,立体式地建构周密而富有逻辑性的理论系统,显示了主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远的学术风范。

    王充闾的散文创作成就斐然。从初创期的《柳荫絮语》、《人才诗话》,到发展期的《清风白水》、《春宽梦窄》,直至成熟期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等多部散文集,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98年他以《春宽梦窄》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王充闾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他的散文备受好评。王充闾虽身在辽宁,却已经真正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王向峰教授可谓慧眼识珠,把王充闾及其散文视为一个巨大的文本库,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审美观照。这不仅对王充闾本人未来的创作大有益处,而且通过对这个鲜活个案的透析,有利于打捞出带有某种成功因素的特质,从而可以有力地推动辽宁以至全国文学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这本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王充闾散文研究在全国已有不少成果,但这些多是对其初创期和发展期的研究,而对成熟期的历史文化散文《面对历史的苍茫》和《沧桑无语》的研究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沧桑无语》标志着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已经达到了一个全面成功的审美高度,如何审视其发展轨迹,如何绎其内在的审美规律性,如何分析其外在的文本表现,如何揭示其含蕴的创作经验,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升华。王充闾成熟期散文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尚需整体的润饰、构建与整合。《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的立论,就在于“在对他创作历程作总体全面研究的框架内,以专著的形式与规模,突出研究其成熟期的创作经验”(《前言》); “就是想立足于他的新作,回顾以往的创作历程,对他已有的艺术成就与创作经验有一个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审美期待中的散文》)。在这样的总体意识和重点意识的统领下,此书以四编二十八章的规模建构研究体系,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与众不同的学术品位。

    1.全方位的审美观照

    《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汇集了辽宁以至全国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以王充闾的六部代表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以《沧桑无语》为重点,对王充闾及其散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美研究。

    此书的写作队伍庞大,实力雄厚。主编王向峰教授调动辽宁以至全国批评和研究领域中的有生力量,老中青三代共同上阵。辽宁的评论家有彭定安、春容、牟心海、白长青、高海涛、石杰等,全国其他的评论家有冯牧、兰棣之、谢冕、张韧、陈辽、阎纲、雷达、吴俊、周政保、李晓红、谢有顺等。评论家的广泛参与使《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视野开阔,保证了王充闾散文研究的全面性。该书从八个方面实现了对王充闾散文的全方位审美观照:①现实与历史题材向艺术的审美转化;②主体思想观念化为艺术情感;③作为散文作家的文体创造;④作家学识文化素养对创作面貌的制约作用;⑤作家自身在创造对象中的体认;⑥审美心理的建构与作品的外化形态;⑦艺术审美的创化与超越;⑧散文语言的艺术创造。一些高水平的评论文章的收录使这本书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文化厚度。如郭风从“散文文体的追求”、阎纲从“诗人学者的散文”、谢冕从“散文文体的个人风貌”共同论述了王充闾自觉的文体意识;雷达认为,王充闾“主体的情与描写对象密契无间,幻化为一种流动的、美丽的意象”,在行云流水中构筑了“有生命力的活文”,却不是“雍容华贵的死文”;谢有顺从历史的“诗性审美”、春容从“历史的审美叙述”的角度论述王充闾文化散文的别样表现,认为对“生命的奔放和飞扬状态”的向往与“平实、沉稳的叙述风格一道,构成了王充闾最为重要的话语面貌”;吴俊从学者散文的文化内涵入手分析王充闾散文的历史地位。主编王向峰教授不是利用名人效应为论著增光添色,而是看重这些著名评论家批评文本时的中肯态度,看重他们行文中显现出的超越的文化品位。如果没有这两点,即使再有名的人也不是主编要选择的对象;换句话说,倘若具备这两点,就是无名之辈的文章主编也刮目相看。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是王充闾散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既有研究的广度,又有理论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

    2.创作心理的深邃透析

    王充闾的散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评论家从各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分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王充闾为什么以散文的形式进行这样的文本表现?这与他的创作心理有着怎样的联系?创作心理研究是王充闾散文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亟须突破并进行理论透析的重点,更是整部论著是否有深度的真实表征。《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对王充闾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其他研究者和一般读者进一步了解王充闾及其创作提供了更好的理论视点。

    文体意识的研究在《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中受到了一定的关注。散文表现内容的自由和表现形式的自由与王充闾自由的精神追求实现了高度的契合,所以他选择了散文,化情思为艺术体式,在对象身上融入主体特殊的审美感悟,追求自然朴素的无华大美(《审美期待中的散文》)。在二十多年的散文创作中,王充闾在不同的时期采用的是不同的散文样式,早期的作品多是杂文,从《柳荫絮语》开始多是一般抒情散文、随笔等;到了《面对历史的苍茫》和《沧桑无语》,加重了文化含量,主要书写历史文化散文。王充闾的散文文体无定式,不拘一格(《自觉的文体意识》)。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王充闾对于散文的选择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而且他不断地在散文领域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历史文化散文是他创作中的一次自觉的选择,也是一次成功的选择。对散文文体意识的不断超越使他成为一位有个性的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选择了散文,散文也选择了他。研究王充闾的散文文体意识对揭示其散文的独特意蕴的形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审美心理研究在《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文体意识的研究让我们通晓王充闾和散文之间的“不解之缘”,那么,审美心理的研究就是我们打开王充闾散文文本表现内在审美动因的一把钥匙。沿着审美心理的研究思路走下去,就会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王充闾。王充闾在审美构思过程中,在他深层心理中集结着几种特别意识,不时地推动他的创作冲动,这就是他的审美心理情结:废墟情结、庄禅情结、梦幻情结和诗语情结(《审美的心理情结》)。论者对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而且是十分富有情采和理论色彩的精彩分析。论者这样论及废墟情结:“这是无边的历史辉煌湮没后,在人心中留下的永不消歇的回声。”“什么是废墟?废墟是历史行踪残留的模糊的痕迹;是时间老人反人工的消解性创造;是造物对人的永恒性的追求一种物化警示;是历史文明不甘于最后消亡的自悼,因此它是物的悲剧,是人的悲剧意识对象观照;是历史材料和想象创造才能复苏的辉煌;是最适于想象性的文学形象加以表现的荒残美;在作家心理中它是沟通庄禅与梦幻情结的一座桥梁。”对废墟的偏爱是王充闾散文创作挥之不去的情结,主要体现为“他对中国历史上已经湮没的名都、名城、名园、名街、名人遗迹等,也就是对昔日曾辉煌繁盛,而今却在时间过程里剥蚀颓败,仅存残迹,或灰飞烟灭,遗踪莫辨的对象存在所具有的一种追念心理”[125]。论者对其他三个情结的论述同样富有意味,如“诗语情结是王充闾散文创作的诗意源头,是他创化生活对象为文学对象时的一种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中介体,也是主体的先在的情绪引端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联通带”。王充闾以这样的审美心理进行艺术创造,论者以这样诗化而富有理论色彩的语言进行透析,二者可谓相互辉映。贝尔说,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精彩的文学评论是一种艺术创造,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自觉的文体意识与特殊的审美心理使王充闾选择了散文,而这一切又与他深层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对王充闾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探源:历史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和儒道意识(《散文创作思想探源》)。历史意识使王充闾把历史作为自己审美观照的对象;忧患意识使他写历史,又寄寓着对现实的深刻思考;悲剧意识来源于他对古人悲剧人生的深刻体悟;儒道意识来源于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一意识使其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传统文化的复杂使王充闾的文化心理也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儒家文化使王充闾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追求有价值的人生;道家文化又使他追求自由的人生,超越的生命理想(《生命理想与文化精神》)。文化心理的复杂导致创作文本的复杂,因而文化心理的深层透析完成了对外在文本表现的最终探源。

    对王充闾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特殊的审美心理、深层的文化心理的深邃分析构成了《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的鲜明特色,由此这本书也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获得了理论界的高度赞誉。

    3.立体式的理论建构

    作家研究历来受到文艺理论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但是,在欣喜之余,我们尚感到有些不足。这些论著在体例上有时会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创新之作不是很多。《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却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该论著不是一般性地梳理作家的创作历程,也不是一般性地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研究作家的创作成就,而是在对作家创作进行全方位审美观照的基础上,以四编二十八章的气势立体式地建构严谨周密的理论研究体系。

    《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有研究的广度、理论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要想使论著具有广度、深度和厚度单靠几篇论文的堆积是无法达到的,主编的统筹在此功不可没,就《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而言,其中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单独成篇,但它们又有机地统一于这本书的理论框架中。论著不是把从文本中绎出的审美规律性认识作为研究的框架,而是将其作为行文的潜在线索和研究的最终指向。以审美性认识作为整体框架,实际上不利于对作家创作的把握。论著采用的是立体式的方式,既有对作家创作历程的具体观照,又使对文本的审美性认识渗透在每一篇文章、每一节、每一编中。

    论著不是单纯地按照时间的顺序作历时性的评论,而是纵横交错。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是作为散文大家的综合研究,从审美期待、创作历程、思想探源、心理情结、心路探求、生命理想、艺术转化、文化语境等多方面确定王充闾散文的历史地位。综合研究是理论的确证和引领,既有横向的审美把握,又有纵向的理论评述。第二编至第四编是对王充闾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散文的研究。从编写体例上看,后三编是纵向研究,不过每一编横向的拓展和深入加强了对文本的审美规律性的认识,如第二编从见识、真诚和风韵等方面研究《柳荫絮语》。

    论著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以文本表现的某一点作为创生点,再由几个创生点化合成一个侧面,最后由几个侧面化合成一个整体,构成对某一时期文本的总体性的理性认识。“风韵圆融”、“诗人襟怀”、“性情流注”、“审美意味”四个创生点化合成对“充溢作品的清风雅韵”,它与“自觉的文体意识”、“散文的审美化境”、“散文的艺术包容”等几个侧面共同构成了对王充闾散文发展期艺术风貌的全面审视。

    论著既有对王充闾散文的外部研究,如创作历程的描述、文化语境的概论和别样表现的辨析等;又向内转,深刻挖掘文本表现的内在依据,尤其是对内在宇宙与精神世界的审美观照显现了论者的远见卓识。主编王向峰从历史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和儒道意识四方面对王充闾的散文创作进行思想探源,然后组织人力再对四个方面各个击破。其他如“心理情结”、“心路探求”、“自省自励”、“生命理想与文化精神”等也都是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对王充闾散文的心理研究,使整部论著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论著从主客互化的角度研究创作主体和客观对象如何成为相互的对象化存在,如“自然心性与自然审美”、“审美化境创造” “散文的审美超越”、“历史的现实解读与对话”等。文中从熔铸情理化合的艺术形象、对象与思想和艺术的统一、显性形象与隐性知识的统一、客观的直接对象与隐性结构的统一等多方面深刻地论述王充闾散文的审美化境创造。

    《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重视纵横、点面、内外、主客等多方互融互化,以对文本的审美规律性的认识作为研究的宗旨,它有一种向心力,聚合着全方位审美观照的各个侧面,共同建构一种立体的但又十分严谨周密而富有逻辑性的理论研究体系。这一高起点要求评论必须超越一般性的描述。这不仅是对参编者的考验,更是对主编的挑战。这要求主编既要熟悉王充闾的散文,又要深谙王充闾散文研究的方方面面,更能洞悉王充闾散文研究之研究。20年来,王向峰教授一直跟踪研究王充闾的散文,写出数篇有理论个性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同时极其关注王充闾散文研究之研究。所以,他主编此书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透析,高屋建瓴地建构独特的有理论个性的研究体系。王充闾的散文发出独特的审美光彩而成为独特的艺术创造,《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也因独特的发现、深邃的透析和立体式的理论建构而成为独特的理论创造。

    四 审美文化的自我对象性确证

    《向峰文集》是审美文化的对象性成果。2002年,《向峰文集》(五卷,即《艺术技巧卷》、《文艺美学卷》、《中国美学卷》、《文本解读卷》和《诗歌散文卷》)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近300万字。以后陆续出版六卷、七卷、八卷、九卷,2013年第十卷《向峰文集》出版。王向峰曾出版30余部学术著作,发表近600余篇专业论文,在厚重和深邃中闪耀着审美灵性与智慧的光芒。文集是王向峰50年理论研究、文艺批评与文学创作的集大成。在深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同时,建构自己的中国美学研究体系,老庄研究更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艺术文本的解读是其洞透力和现实观照的表征,而创作则是其审美灵性的直接对象化。《向峰文集》实现了研究、批评与创作的互动,是臻于化境的自我对象性确证。

    1.美学理论的深刻洞见

    王向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打捞马列文论中有关文艺美学的命题与范畴,并加以灵性的阐发,显示了较强的创新性与浓郁的思辨色彩。王向峰谈到,《共产党宣言》是“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使我确立的人生的思想航向,并成为我后来研究文学艺术与美学的基本指导思想”。[126]不仅如此,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尤其在手稿美学、“莎士比亚化”和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研究方面颇有创见。

    王向峰把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辉煌的开始”。他认为,《手稿》“所包含的道理之深、理论的张力之强、时间意义之大”[127]是其他哲学与美学著作所不能比的。他重点阐释了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艺术的生产方式、劳动创造美与异化劳动的关系、人化的自然界、美的规律、人的审美对象化问题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从美学角度讨论劳动创造美与异化劳动关系时,他先分析前者,劳动对人自身的创造,人的劳动的万能性使人把自然界变成了人的无机身体,人在劳动中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劳动的奇异效果使人欢乐;然后,分析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阐述异化劳动的四个层面;最后得出结论“异化劳动虽阻碍但也导致美的创造”。进而又从人化自然、以人的方式创造、现代化的劳动、形式美的创造和集约化的劳动等方面分析了异化劳动下劳动创造美的原因。这一富有逻辑性和思辨色彩的研究深化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正像马克思在《手稿》中说的那样:“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128]《手稿》之所以成为王向峰的研究对象,是因为《手稿》深邃的诗性哲学和理论蕴藏与王向峰深邃的理性思维和诗性品格相一致。

    王向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建构现实主义的美学理论系统。《文艺美学卷》收入的《现实主义的美学思考》一书,以真实性作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点,从表现对象、主体态度和艺术描写三者的实践统一来阐发现实主义的基本特性,并对现实主义艺术历史与理论历史作了科学的概括。在真实性问题上,第一次提出将生活事实、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三者划开界限;在典型环境问题上,从研究恩格斯关于《城市姑娘》的批评入手,第一次明确提出典型环境的描写不是一般典型人物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必备条件。他的研究深化了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王向峰在做研究时,有鲜明的体系意识。他从不步别人后尘,在切入任何理论问题时,都有自己的视角,从而建构富有个性的理论体系。《中国美学卷》收入的《中国美学论稿》是一部很系统的学术专著。聂振斌先生概括了此书的四个特点:第一,别人说得很多,自己又无新的发现,尽可能不说或少说。第二,被大家所冷漠、所撂荒的地方,则尽力去加以开拓。第三,自己有独到的研究,则尽情发挥,讲深讲透。第四,文字朴实,言必中的,论必有据,不说空话。[129]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创新,王向峰正是以个性化的学术姿态阐释中国美学的价值所在。以他对“意象”与“超象”的美学见解的论述来说,文中对此“进行了历史材料的整理和归纳,从《周易》的意象论到老庄的‘大象’‘忘言’论,一直论述到六朝以至唐人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艺术的‘审美意象的超象显现’的实践问题,这种在理论与实践上双重阐释的方法,又辅以中西比较的方法,终于完成对于一个美学范畴的输理与判定”[130]。他不重复,找到一个理论基点深砸下去、拓展开来,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揭示本有的结构系统,达到对一个范畴的完整而深入的研究。

    王向峰对《周易》、嵇康、司空图和曹雪芹等都发表创见,在老庄美学研究方面更具有重大突破。他从四个方面分析老子尚无的美学思想:美的存在——无在之在、美的表现——无美之美、美的作用——无用之用、审美主体——无我之我;又从四个方面研究庄子的美学要义:美的根源在于道,美的生命在于朴素,美的创造主体的心态在于虚静,美的高超状态在于看不见形式。这些观点都是作者的独到发现。老庄的原始材料玄妙难解,作者深入文本仔细探源,又超越文本进行系统而科学的阐释。深厚的古典文化根基和丰富的美学涵养使王向峰破译了老庄美学中许多玄妙的话语,真正实现了理论研究的超越。他自评道,研究过程“解决了三种科学性的转换,即把散在的评点转换成系统的观点,把形象的感悟转换成理论的逻辑,把神秘的玄言转换成现实的话语”[131]。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不断深入研究,再次超越自我,对老庄美学进行“新论”。《文本解读卷》收入《美与艺术的显形》一书,其中有关于老庄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从老庄的分论中发现其共性特征,并对此进行超越性的审美阐释,如对审美主体的研究,将以前的“无我之我”生发、深化、升华,构成关于审美主体的“无我之我”、“无为之为”、“无心之心”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论概括。

    王向峰的中国美学研究,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思路,而老庄美学研究更有许多个人的独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空白。

    2.文本批评的深层抽剥

    王向峰的理论著述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但是,他不是一个在故纸堆中“流连忘返”的人,他把理论的功底转化成文本解读的现实力量,表现了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现实观照。《文本解读卷》中,他以理论家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气质把文本意义解读与类型归纳为四个层次:“黍离”与农妇之鞋——解读的意义引发;节妇与“恋母情结”——解读的意义转换;伯夷与各家纷说——解读的意义分取;文本与指向重构——解读的意义误读。[132]作者调动了全面的知识储备,激活了沉淀已久的古今中外文学阅读的涵养,使这一切在文本解读的焦点上撞击,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冲击力。可以说,这是在文本解读方面最形象化、最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

    在文本解读理论的统领下,王向峰以不同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具体的美学问题为对象,论析了诗的特性、散文的特性以及多种门类艺术的实践经验,对欧美文学名著、中国古典诗词名篇以及当代散文佳作的解读都有许多新见解。

    王向峰对艺术文本的解读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有的放矢,一语中的。他的解读从没有套用虚空的理论,而是深入文本内部,透过文本表层抓住内质。对奥·亨利《二十年后》高度抽剥式情节的解读、对埃文斯《马语者》禅宗主题的解读、对电影《霸王别姬》象征意蕴的解读等,都以个性化的审美视角切入文本,如抓住关键词别姬、蝶衣、宝剑酬知己和小四来解读《霸王别姬》,指出蝶衣有三层象征意义:一是以蝶衣的花艳色彩来形容旦角的特征;二是这个名字对人物本身的命运、精神状态都有象征意义;三是把程蝶衣在一定程度上处理成一个由职业习惯养成的“装扮异性症”患者。[133]这些解读以丰厚的理论储备(如艺术技巧、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等)作为根基,把中国传统美学与新批评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既有文化底蕴又有现代意识的解读风格。

    对艺术文本的解读,作者实现了两个方面的渗透,一是上文谈到的向文本深层结构的渗透,二是向创作主体审美心理的渗透,而后者尤能显示解读的深度。他从个人心理体验与对时代的感受中解读奥尼尔心理悲剧创生的原因;从废墟情结、庄禅情结、梦幻情结和诗语情结中解读王充闾审美情结的创生意义等。这种解读方式与王向峰对审美心理的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与人合著《审美与鉴赏心理分析》一书。

    在文本解读中,王向峰实现了理论与批评的互动,显示了现实观照的情怀。他关注当下的文艺热点、解读当下富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作为辽宁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他把更多的目光对准了辽宁的文艺现状。他对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解读是共时性和历史性的统一,解读文本与解密心灵的统一,达到了知文与知人的高度契合。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解读,可以给作家带来启悟,促进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3.情思世界的深微展现

    理论体系的精心建构、艺术文本的审美解读是王向峰审美的自我对象性确证。如果说,《向峰文集》以广博的视野、丰厚的学识、思辨的色彩作为这一确证的底蕴,那么他的创作实践为这一确证增添了审美灵性之光。《向峰文集》第五卷《诗歌散文卷》收入两部诗集,分别是《方舟之恋》与《梦在天涯》;两部散文集,分别是《缪斯的沦落》与《回望的里程》。王充闾有感于此,欣然写道“独托诗人展素心”,“它充分显示了作为理论评论家所独有的审美创作才能,摆脱了专事理论研究或专事诗文创作单向发展的局限性,而把文艺审美规律探究成果成功地应用于文学创作的实践,灵襟慧性与躬行践作,相得而益彰,为文艺美学理论家实现起其发言的权威性提供了先决的条件”[1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向峰文集》实现了理论、批评与创作的互动。

    从事文艺研究50多年,作者并没有在理性思维中湮没自己的个性,他的创作富有诗意与情采,是审美灵性的直接对象化。他自己格外珍视诗文的创作,坦言道,诗文“才能更为具体地、深微地展现我的情思世界,显露我久积未发的审美创造灵性”,“是我最珍贵的心灵创造,不论在什么时候,它们都是纯然属于我的直接、切身的对象化的世界”[135]。诗是他的梦,诗是他灵魂的方舟,承载着他对人生、生命的审美感悟。他高唱《方舟》之歌:“在人类生存的危难点上/你提供了惟一落脚的天地/把人心中没有熄灭的追求/从无边的洪水世界/负载到一片希望的绿洲。”[136]在诗中,他追问自我价值的实现、追问申明的存在方式:“只有巫山上弥漫升腾的云雾/才是我自问我存在的声音。”[137]如果说,诗更多呈现的是作者个人的生命色彩,那么,散文随笔除此之外更具文化意蕴。如《伟大的朴素》、《井及其文化流延》等,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

    《向峰文集》在理论、批评与创作中自觉搭起一座互动的桥梁。理论使批评具有深度和厚度,理论与批评使创作更为自觉,而批评与创作又为理论提供最直接的审美经验,促进理论研究。三者相互渗透,相得益彰。这三者都是作者“观照自我的一面镜子,一旦把身心投向这里,就能找到一种外化的升华,把自身熔铸在伟岸的对象之中”[138]。三者的互动构成作者独特的生命样态:理论体系的精心建构、艺术文本的审美解读。诗文创造的灵性呈现都是作者的“唯一”。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13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向峰文集》是审美文化的自我对象性确证。

    五 学术发现的意义表征

    王向峰教授的论文《魔幻浪漫主义的长篇游走叙事——〈西游记〉的艺术首创》在《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发表后,得到广泛关注。王向峰教授创造性地提出“魔幻浪漫主义的长篇游走叙事”是《西游记》的艺术首创,而他的这篇学术论文则是“首创的首创”。从这篇论文受到的关注可以看出“发现”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1.问题的发现:学术研究的前提学术研究必须有独创性的观点,否则便不是学术研究。当下,重复的论题、重复性的研究不断刊载,严重影响学术的品质。在这种情境之下,重提创新和发现便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是学术研究的前提。论文《魔幻浪漫主义的长篇游走叙事——〈西游记〉的艺术首创》提出了三个以前没有提出的问题。

    第一,游走叙事。《西游记》开篇是孙悟空出世的游走,目的是追求自由,闯地府、入龙宫、闹天宫,都是率性而为。保唐僧取经的游走是小说情节的中心内容。在小说中,取经人的心性修养目标实现在游走历程的严峻考验之中,而其社会理想目标则实现在游走历程的终结之时。这个情节安排,在指导思想上已超越了坐禅修心的方法,是对觉行圆满的全面艺术展现。

    第二,魔幻浪漫主义。作者把浪漫主义细化,分为理想浪漫主义与魔幻浪漫主义,雨果的《悲惨世界》是理想浪漫主义的代表,而吴承恩的《西游记》是魔幻浪漫主义的代表。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虽多好使用神魔材料,但也有不使用神魔材料的理想表现,因此,作者将《西游记》定位于“魔幻浪漫主义”的游走性叙事,以示其浪漫主义的特殊性。《西游记》以想象为事,以生活为所指,设置奇幻的情节,塑造神奇超凡的人物,虽事不可能有,人不可能有,却是受事境局限的人们所希望的,这正是魔幻浪漫主义的典型表征。

    第三,神魔情节化实为虚。神魔情节无中生有,以虚记实,虚与实互化。任何幻想皆源于现实,只不过作者利用想象的逻辑,把现实情景加以变形,达到实以虚出。如按迹循踪,在折光中寻求现实,也不难辨认其幻象的由来。所以《西游记》中的神魔情节是直接世态事实的虚幻化,具有现实批判性和深广的历史意义。

    2.发现问题的论证:学术研究的高度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前提,而对发现问题的论证则决定了学术研究能够到达的高度。

    当今的理论界与批评界,存在这样的状况:有的研究是就现象谈现象,没有理论,没有深度;有的是空谈理论,完全没有涉及现象与文本,虚有余而实不足。而论文《魔幻浪漫主义的长篇游走叙事——〈西游记〉的艺术首创》是美学理论与实际文学现象的有机结合与相互生发,不仅使学术研究落到实处,而且达到相当的高度。其中涉及游走叙事、神话思维叙事、意象化叙事和魔幻叙事等。如关于神话叙事,作者从神话思维的本质、神话思维中的变形思维、假定的因果律、整体与部分的特殊关系等深入分析神话思维在《西游记》中的具体表现,神话思维理论与文本分析融为一体。

    3.发现的意义:学术研究的影响

    这篇论文的刊登、转载和获奖说明,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会得到学术界的接受和重视:论文寄给上海《社会科学》(CSSCI)不久便得以刊登;论文在公开发表之前即荣获2009年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芒种》2009年第5期选载其中谈幻与真的部分文字;《新华文摘》2009年第22期全文转载。

    这些都是对学术创新发现的认可,也是其学术影响的重要表征,是其意义之所在。这也启示着学术研究人员应该重视学术研究的发现。

    六 美的守望与守望的美

    阅读牟心海先生《王向峰的美学世界》,如临此境——我仰望的两位老师在美学中散步,卞之琳的《断章》于惶恐与欣喜中闯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不知何为“你”、何为“看风景的人”,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美的守望者。几十年的守望成为一种更加别致的风景,正是这种风景铸成守望之美。牟心海以饱满的学术激情走进王向峰的美学世界,在回归历史现场中探求王向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观照中型塑美的守望者。而这一切源于牟心海几十年对于美的守望情结。

    认识牟心海是从牟心海的诗开始的,多年之后却为他的学术激情所感动,未曾想过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这样一种选择。牟心海从诗的自由王国“遁入”美学世界,从表现美到研究美,从审美愉悦到理性追问,这样的学术激情似乎与年龄无关,又似乎有关。无关之说,指激情一直沉淀在他的思想深处,待语境安然、心境怡然之时勃兴而发;有关之说,指激情随岁月而增,激情与才情并存、与理性同步。如果说,对于作为诗人的牟心海,我们羡慕;那么,对于学人的牟心海,我们则是仰慕。王向峰教授本身便是一部大书,能读完并非易事,能读懂则更难,而读懂之后能够加以宏观的评述和深刻的阐发,更是难上加难。这需要学术研究的激情与才情、理论阐释的勇气与实力。在充盈的学术激情中,我们看到另一个牟心海,他徜徉于学术世界,品味别种人生。诸多卸任之士习惯于飞来飞去式的悠然考察,他却满足于闭门谢客式的悄然安居;诸多研究之士苦于冷板凳上的心寂与捆绑,他却乐于冷板凳上的神驰与坐忘。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时候的他是在另一个自由王国中仰望星空。

    1.双重架构:抽炼思想核心与回归历史现场

    牟心海对王向峰的美学思想研究严谨而自成体系,他重点探求王向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抽炼其美学核心。在分析王向峰的《解读》时他说,“他以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并通过教学实践”,对马克思《手稿》进行“科学地解读与阐释”,并认为《解读》对“马克思美学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肯定了《解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评判那些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手稿》的各种错误观点”,遵照“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进行阐释。

    牟心海认为《解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科学阐释,这看似自然而然,实际上,对王向峰的其他研究,他也首先开掘其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蕴涵,《美学新编》是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有特色的美学理论基础著作”,重点阐述“实践”观。《审美与鉴赏心理分析》在研究上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中国美学论稿》的成就在于王向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西方美学论稿》“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西方美学家的主张与论述”。可见,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王向峰的美学思想核心,王向峰以此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同时,牟心海也通过把握王向峰思想核心结构文本世界,同样也体现出一体化情势。

    《王向峰的美学世界》每一编的第一章是宏观概述王向峰在某一方面的成就,第二章介绍他的主要观点,最后对其成就进行述评。编章节目构成一个整体,也是论著的基石。虽然每一编都是围绕王向峰的某一部或某几部著作展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牟心海只是在做狭窄的“针对性”论述,他总是综合提炼王向峰的美学成就并在动态中加以阐发。在评述王向峰1990年主编的《美学新编》中关于自然美的研究时,牟心海融进王向峰的最新研究成果,即王向峰在2010年向世界美学大会提交的论文《探寻内在美的制约条件》。在论述王向峰2006年的《西方美学论稿》时,“拿来”王向峰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发表在《辽宁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的《对现象学几个关键词的是非分析》、被《新华文摘》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的《在形式主义路尽处发生的新历史主义》。王向峰对王充闾的研究是跟踪式的,《走向文学的辉煌》是此研究的集大成,牟心海却发现,在这部书之后王向峰仍然关注王充闾的文学创作。在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出版后,王向峰立即主持专题研讨会,并组织撰写论文发表。牟心海注意到从《中国美学百年分例研究》到《中国现代美学论稿》的变化,并肯定后者在动态中分析研究的创造性。因而,《王向峰的美学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观照,而不是断章式的读解。这一方面表明牟心海严谨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显示出其驾驭文本对象的能力。

    王向峰是著名的美学家,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具有集体力、耐力、精力、学力于一身的综合实力。把这样丰富的文本对象交给读者,开掘其美学思想的形成是一项“工程”。牟心海回归历史现场,把我们带到王向峰从事美学研究的历史情境之中,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学家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创造。对于王向峰的《现实主义的美学思考》,牟心海回到历史现场,考察时代表征,探寻成书之路,辨析意义张力。《现实主义的美学思考》思考于20世纪60年代,成书于80年代。一般来讲,我们会注意到时代造成文学研究的搁浅与悬置,但是牟心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其中的“妙处”: “王向峰在60年代初开始思考‘后来中断’,也许是件好事,因为那个时代对于学术研究是不可能‘到位’的。现实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的特点不一样,处于文化地位也有差别,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80年代前现实主义曾有至上的地位,以后各种流派进入中国,又出现了‘过时之论’,这种‘冷热’变化状况的出现,便是王向峰对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研究的文化背景,也是需要美学出来回答现实中问题的时候。”[140]对于王向峰的《文艺学新编》,牟心海则强调它是在“全国文艺理论教学研讨会的推动下的写作”,分析其不同于以往文学理论教材的学术超越性。牟心海回到历史现场,在大文化语境中审慎观察与冷静思考,一方面可见王向峰美学思想的历时性变化,另一方面可见王向峰美学思想的时代创新性。

    然而,牟心海回归历史现场,并不总是寻找那些大历史,有时他更喜欢打捞历史的“碎片”,“避重就轻”,建构一个新的“意义场”,为我们揭开另外的“谜底”。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美国版的《序言》中说:“有时候,我甚至于把某些本身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记录下来,只要我认为他们足以说明一个人或者他的时代。”[141]关于《解读》研究的历史之源,牟心海特别突出一件事,即王向峰1960年进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在会上购得《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其中关于《手稿》的观点对王向峰的吸引与启示。牟心海突出王向峰与《手稿》的第一次接触即被其精辟的理论紧紧抓住,对于购书细节的聚焦有利于我们把握王向峰美学研究的“原动力”。几十年中,王向峰一直有一种守望《手稿》并进行专门攻研之情结,所以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点中深钻,获得《手稿》美学研究上的巨大成绩。牟心海突出这一事实,表明学术研究不是研究者一时的热血沸腾而能成大事,需要几十年的恒常守望。这对于当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告白”,也是期待。

    2.两种思维:理论的实践性与实践的理论性

    牟心海回归历史现场,也回到实践场,探求王向峰美学思想的实践性特征和批评、创作教学实践的理论性特征。对于王向峰的每部美学著作,牟心海几乎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观照中进行研究。王向峰的美学研究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观,还在于他对于美学实践(教学实践与创作实践)的重视。换句话说,王向峰美学研究的实践性体现在多个层面。

    牟心海抓住王向峰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长的重要特征,尤其探讨了教学实践对王向峰研究的重要作用。谈《美学新编》“开始形成于从教学出发”,完成之后用于教学实践,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补充、丰富和修改”,“反复修改”,并再版。谈《文艺学新编》是王向峰“在文艺理论教学实践中”,“总结了教学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西方美学讲稿》是“教学与研究结合的成果”。牟心海特别注意王向峰美学成就是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丰富的。源于教学实践、完善于教学实践、再用于教学实践的教材,并不是普通的大众化的教材,而是充满理性思辨与内在张力的学术性论著。

    牟心海特别肯定教学对王向峰美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突出意义。一般的美学研究多源于书斋的独奏;但对于王向峰来说,美学研究源于书斋与课堂的合奏、理论与实践的“共鸣”。王向峰在美学研究方面的创造性与教学实践密不可分。有的学者躲在书斋专心研究,关于教学耽误时间、浪费精力之说不绝于耳。王向峰从教50余年,一直在教学一线,现在辽沈地区高校仍然聘他授课。王向峰在美的守望中传递美、培养美,获得精神的享受与美的愉悦。在倡导名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今天,它的现实意义更大。王向峰从事教学实践、忠于教育事业的美德,在牟心海看来,“把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这应该说是一种大美”。

    此外,牟心海还深刻分析王向峰的美学研究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如在谈到王向峰关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研究时说,其“对于创作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在评述《审美与鉴赏心理分析》时这样说道:“对于读者提升自身的审美与鉴赏能力有着促进作用,从社会意义看,对于人的美育也起到了指导作用。”牟心海认为,王向峰是以调动“两种思维成果的存储促进理论的建树”,这两种思维是指普泛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与批评”以及具体化的“理论指导与艺术创作”。的确如此,两种思维成就了王向峰的美学研究,牟心海的简约概述解开了“谜底”。然而直到文本最后,我们才清晰了解“谜底”的全部。

    牟心海对于王向峰两种思维的探求还在于他对王向峰文学创作(即王向峰美学研究实践性的最后一个层面)的研究。王向峰美学研究的实践性不仅体现在对于教学和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在于他本人的创作真正实践了他的美学主张,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两种思维。牟心海认为王向峰的创作是“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创作”,王向峰是“研究与创作双向发展的学者、专家和作家”。两种思维与双向发展,确实是王向峰的与众不同之处。回望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艺美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真正实现两种思维和双向发展的学者与作家大多出现在1950年之前,20世纪50年代之后越来越少。学科逐渐细化有利于研究的集中与深入,但知识窄化的现象也逐渐显现。对于从事美学研究、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人来说,非常尴尬的境况是鲜有人从事创作实践。也就是说,理论、批评“言之凿凿”,而创作却“抽身而去”。从这个角度上说,王向峰的文学创作弥足珍贵,而牟心海对于王向峰在美学指导下文学创作的研究意义则更加重大。王向峰从事旧体诗、新诗与散文等多种文体创作,散文集《纸上的年轮》获得2011年辽宁文学奖。牟心海从审美性、体验性与主体性等角度阐发王向峰文学创作的审美表现与艺术追求。

    牟心海的“评价体系”切中王向峰的文学创作的核心。美学家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实践自己的美学理想是读者关注的焦点,王向峰的文学作品何以产生成为第一追问。牟心海回归历史现场,发现王向峰美学研究过程中的诗性表达,即研究与创作的共时性和同步性。比如对旧体诗《庄生化蝶》的分析就是抓住王向峰研读老庄美学时的兴之所至。此外,牟心海运用王向峰的美学理论论述王向峰的文学创作,对理论的实践性与实践的理论性进行双重审视。如牟心海运用王向峰意义势能到意义动能的转换理论分析王向峰创作的审美实现。这一方面表明王向峰美学的实践性与实践的审美性特征,另一方面也显现牟心海阅读王向峰其人其文的穿透性与融合性。也许是王向峰研究与创作的共时性在不自觉中影响了牟心海,也许牟心海研究王向峰诗歌的理性调动与激发了自身创作的诗性,也许作为诗人与学者的牟心海一直在追求创作与理论同步,他在评论王向峰旧体诗时也有一首赠给王向峰的七绝,美的守望与守望的美,在这个瞬间化为一体。

    作为美学家和作家,王向峰有不同的审美体验,牟心海聚焦美学家的独特性体验充分开掘其文学创作的创造性审美价值。通常我们看到的是“雪花的快乐”,而王向峰看到的是“雪花不愿飘落”。牟心海捕捉到王向峰与雪花“共舞共落”的心神,揭示出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倾心诉说的潜在对话性,从而得出王向峰独特性体验的审美价值:“他看到并抓住雪花大而横飞,赋予它灵性,那就是不愿落地,为什么,好像它知道落地就是面临死亡,春风又将它送回天庭。这过程谁都知道,对他自己所体验的用诗表达出来,又区别于他人的写作,这便是一种创造。”[142]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关键在于审美体验的独特性和审美表达的独特性。

    美学家的创作不同于一般的创作,还在于主体性的审美表达。美学家的主体性充分体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牟心海从“为情叙事”、“化知为文”与“融理于趣”等角度分析王向峰学者散文的“情韵之美”、 “灵慧之美”与“理趣之美”等。从牟心海的文本表述中我们不仅看到王向峰文本的审美特征,更透视出王向峰与这些文本特征相适应的主体的本质力量(视野的广度、理论的深度、文化的厚度、精神的高度等),或者说正是王向峰作为美学家特殊的本质力量创生了文学创作特殊的主体性(心灵的向度、审美的维度与表达的适度等),而正是这一主体性造就了他文学创作独特的美学特征。牟心海的分析中肯,融智性与灵性于一体,富有张力。

    3.双向型塑:美的守望与守望的美

    《王向峰的美学世界》是牟心海的倾心、倾力之作,将王向峰美学研究之研究进行到底,在文本世界中为我们型塑一个美的守望者。值得追问的是,牟心海为何如此?其实,是一个美的守望者在书写另一个美的守望者。这一切源于牟心海的守望情结。望云斋是王向峰写作书屋的斋号,在谈到王向峰的《云斋守望》诗集时,牟心海说:“诗人在守望,守望这海守望那云……读者也跟着守望,变成大海中的一滴水。”[143]牟心海认为:“守望是一种追求,一种坚持。守望是实践,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实现和成功。”[144]两位先生几十年对于美的守望使我们看到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向峰的美学世界》。

    牟心海守望美的情结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大学读书时他曾在中文系的美学班学习过,非常喜欢美学,不过这个班半年后取消。作者似乎“耿耿于怀”,这种缺失与遗憾作为一种心理积淀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并被后来的生命体验激活,成为带有补偿性的“生命狂欢”。王向峰是全国美学研究专家,辽宁美学领域的旗帜,对他美学思想的探寻是守望美最好的心理补偿方式。二是牟心海是艺术的多面手,他从事诗歌创作,并酷爱摄影和绘画,是一个美的实践者,或者说是一个终日探“美”者。他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王向峰,与美的守望者在美学中散步。三是作为省文联的领导,牟心海的工作是与“美”者打交道,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围”美者。因而,无论在“公共空间”还是在“私人空间”,他总是与美纠缠,美总是与他“纠缠”。

    牟心海对于美的守望,是一种淡然的回归和欣然的创造。他夯实每一块基石,稳步走向美的守望者,在对美的守望中,找到灵魂深处的家。每一次开学术会议,牟心海匆匆入场、激情发言、匆匆离去,他很少等到“美餐”和“话聊”。他舍不得浪费任何一点时间,他沉迷于他美学研究的世界。回归本真,让我们想到杨绛先生的简朴生活,想到杨绛先生的丰富人生。简朴与丰富,“充实之美”就这样在知识分子的身上绽放。

    美的守望与守望的美,是王向峰的美学世界,是牟心海的《王向峰的美学世界》。

    两位先生的大美,学生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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