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好字与哈尔滨

    1940年8月20日凌晨，八路军120师猛烈的枪炮声扯破了康家会的夜空：枪子儿尖叫，手榴弹发怒，鬼子的碉堡被炸得火光一片。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70余人，歼灭增援日军50余人，揭开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序幕。康家会这个名字，也从此载入抗战史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34名康家会儿女血浴疆场，可以说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浸润着烈士的鲜血。

    这样的英雄之地，我不能不去。

    2009年3月3日，到达静乐的第二天，我就前往康家会镇。目的很明确，一是采访康家会中学，二是看看这个名镇。早晨从静乐县城出发，经过半个多小时即达。沿公路两侧的饭店，贴着红艳艳的春联，从窗口伸出的烟筒，漫不经心地吐着白烟。除了偶尔驶过的大煤车，路上的行人很少。整个镇子晒在太阳下，懒懒散散的，好像年酒喝多了，还没缓过劲来。

    车停下以后，我下去溜了一圈儿，试图找到一点半点当年的痕迹，但是一点也没找到。唯有一座纪念碑矗立在公路边，给我一种凛冽的感觉，像一个被炮火瞬间熔铸的战士，从那个夜晚，一直坚守至今。我上前抚摸了一把，碑身上除了一层霜和尘土，再就是让我手指一激的冰冷，还有冰冷刺激下，心底一涌而起的感慨。我想，这大概就是“纪念”：

    69年的岁月，早已将那个夜晚沉寂，但曾经的血与火，永远不会冷却，永远不会熄灭！

    康家会中学坐落在镇东边，我们去了的时候学校正上课，偌大的校园静悄悄的。一同前来的教育局的胡献青老师就是康中毕业的，他一边吆喝门房开大门，一边给我介绍说：

    康中创办于1958年，原名康家会农业中学。1968年改名为康家会中学，1970年又改为康家会高级中学，1981年重新恢复康家会中学的名字。创办至今，“大跃进”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改革开放也赶上了。50多年来，康中为静乐培养了大量人才，县里有不少干部就是康中毕业的。现在康中有6个教学班，有教职工43名，学生将近300名。

    2001年，前任校长张俊富创办特困班后，康家会中学就出名了，是静乐教育的一张名片。现任校长刘俊祥，也曾是康中的学生，人生得魁梧高大，说话直来直去，是一个十足的汉子。他说：

    我是1982年忻州师范毕业的，一毕业就回康中教书了。中间也当过联校长，但是转来绕去，还是离不开康中。当学生，当老师，现在又当了校长，要是没啥的话，我是再不会离开了，一直干到退休。康中培养了我，我这辈子也交给康中了。

    刘俊祥出身寒门，兄弟姊妹7个，只有他和二哥、妹妹读过书。因为家穷，他7岁上就离开父母，到娑婆乡最偏远的兑子沟村，住在大姐家，由大姐供他上学。上高中的时候，像前面写过的企业家李应奎一样，一年四季穿着一条裤子，冬天垫上棉花当棉裤，夏天抽了棉花当夹裤，穿得补丁摞补丁。如果搞“忆苦思甜”的话，绝对可以拿去展览。每天吃的是高粱面，蒸熟后一块一块的，静乐人叫“灯芯绒”，吃多了拉都拉不下去。但就这也吃不饱，一次下晚自习后饿得不行了，他发现学校后面的菜地里种着小葱，就和一位同学跑出去，偷吃了人家的半畦小葱，结果吃得生湿肚胀，一口一口吐绿水，连放出的屁都是辣的。

    1980年高中毕业时，全班只考住他一个，考的是忻州师范。当时，班主任不想让他去上，说：

    你还是补习吧，再补上一年，一定能考住大学，将来出息会更大。补习的学费、生活费，我都替你出。

    可是思前想后，刘俊祥都觉得不行，还是上师范好。因为家里穷得要命，供他上高中已经揪指头，花的是出聘三姐的钱，如果再补习的话就得典房卖地，不能为自己不顾家了。再就是班主任也穷，花班主任的钱实在于心不忍。几年前班住任去世了，他去祭奠，跪在班主任的灵前大哭了一场，一是哭那份师生情义，二是告慰老师：

    他上师范不后悔，愿意像老师一样，当一辈子教书匠，让更多的孩子学有所成，改变命运，告别贫困。

    20多年来，刘俊祥不管当教师当校长，一直干得兢兢业业，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由于工作出色，2008年教师节上，获得了县委、县政府颁发的教育功臣奖。

    最近几年，在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康中发生了很大变化，2002年建起了教学楼，2004年建起了宿舍楼，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今非昔比。刘俊祥是2007年担任校长的，担任校长后让他最感欣慰的，就是在校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有了保障，一靠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二靠社会关爱。

    说起社会的关爱来，刘俊祥显得很激动，一连用了四个好字：

    团中央的希望工程好，扶贫接力计划好，县里的助学工程好，一颗鸡蛋工程好。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好，我的那些穷学生，真不知道该咋办呵！

    为了证实他所说的“好”，刘俊祥便打发一个老师，从班里叫来两名贫困生，说黄编辑你该问问他们。再一个是，社会给了他们关爱，他们应该懂得感谢社会。而事实上，采访学生也正是我此行的目的。两个学生，一个叫赵丽华，一个叫于晋雅，都是初三学生。

    赵丽华16岁，是赤泥洼乡羊圈坪村人，家中一共7口人，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赵丽华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父亲娶下继母后，她就跟奶奶生活，父亲平时打工不在，她全靠奶奶照管。由于奶奶年纪大了，养活她已不容易，再供她上学就更不容易了，如果没有学校帮助，没有社会的关心，她早就失学回家了，像村里的许多女孩子一样，过上两年嫁掉。

    但是在学校和班里，赵丽华并没有因为贫困，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小瞧，反而正因为她贫困，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更多的关心帮助。赵丽华告诉我，每学期应交的120元伙食费，40元住宿费，25元作业本费，学校都给她免了，初中三年分文不掏。2007年学校订制校服，知道她家里拿不出钱来，学校也没跟她说，到发校服的时候，依然给她发了一套。

    两年多来，学校就像大家庭一样，让赵丽华倍感温暖，生活得活泼开朗，没有压抑，没有自卑。下面是我采访时，在笔记本上记下的一段与她的对话：

    你觉得家里好，还是学校好？

    都好，只是家里奶奶一个人，我回去有点孤独。

    现在学习怎样，在班里能排第几？

    还可以，在班里能排第六。

    再过几个月，你就要初中毕业了，想不想考高中？

    想，非常想。

    将来呢，比如高中毕业了，想到哪上大学？

    想到北京。

    为什么要到北京上大学？

    北京好呵。

    接着我又问，你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赵丽华说，志不坚者智不达，言必行者行必果。怕我没听懂，又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给我认真地写了。我继续问，你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什么？赵丽华想了想说，是在杂志上看过的一篇文章，叫《感恩生活》。这时我突然问，假如将来你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挣上钱了，买了一篮鸡蛋，第一个要送给的是谁？

    赵丽华回答，我奶奶。

    第二个呢？

    我老师。

    第三个呢？

    像我一样的穷孩子。

    第四个呢？

    赵丽华脸一红，把头低下去说，不知道了。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赵丽华对我说，她8岁上才第一次吃到鸡蛋，鸡蛋是姑姑来看奶奶，给奶奶买的。对第一次吃鸡蛋，赵丽华记忆犹新，不是炒了吃的，也不是煮了吃的，是奶奶给她荷包了吃的。现在她还香鸡蛋，但是没过去渴望了，因为学校天天给吃鸡蛋。然后高兴地告诉我：

    每天吃一颗鸡蛋，和每天不吃鸡蛋就是不一样。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以往上午一到第四节课，就感到精力不足，想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现在没那种感觉了，一直能坚持下来。

    于晋雅与赵丽华一个班，比赵丽华大一岁，典型的男孩子长相，生得虎眉杏眼，两只眼睛激溜溜的。我跟赵丽华交谈时，他一直坐在旁边，碰上赵丽华不好意思的时候，他就半捂了嘴，给赵丽华壮胆：

    说呀，怕啥？

    等赵丽华走了，我与他交谈的时候，便不等我问，他就盯着我的采访本，像连珠炮似的说：

    我最喜欢看的书，是郭敬明的书。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我要是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妈去看病。

    我要是买下第一篮鸡蛋，首先送给学校。

    “我我我”了半天，见我一个字也没记下，才明白自己说得太快了，不好意思地把话打住。我扑哧一声笑了，他也扑哧一声笑了，笑的时候鼻腔像打呼噜，一截鼻涕出来进去。可是，等我把他的话记下，他就又容不得我开口，继续抢着说：

    我在班里排名第二。

    我今年想考忻州一中。

    我将来想到哈尔滨上大学。

    说到这里，似乎怕我不明白，就赶忙补充说，他没去过哈尔滨，但是听说过哈尔滨，在电视上也看过哈尔滨。特别是冬天，哈尔滨冰天雪地的，树上挂着雪，房上盖着雪，给他的感觉非常美。仿佛已经到了哈尔滨，他一脸陶醉地说：

    忻一中是忻州最好的高中，我只要能考上忻州一中，我将来就能考上哈尔滨的大学。

    于晋雅是娑婆乡长湾村人，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一个81岁的奶奶。全家种着一亩多地，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地里几乎没有什么收入，父亲打工也挣不了多少钱，加之母亲常年患病，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家里很少能见到肉，一闻到别人家的肉香，于晋雅说：

    我的肚里就长虫子了，爬来爬去的。

    第一次拿到学校发的鸡蛋，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了又看，然后把发烫的鸡蛋，在两只手中倒来倒去，玩赏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磕碎了。吃鸡蛋的时候，不小心把指甲大的一块掉到了地上，他舍不得丢掉，就赶紧捡起来吃了。一起吃饭的同学们笑他脏，他说：

    脏什么脏，这是鸡蛋！

    和赵丽华一样，于晋雅有时也舍不得吃，把鸡蛋给奶奶带回去，但每次奶奶都拒绝了。奶奶说，我都七八十岁的人了，有口饭养着就行了，可是娃还小，娃吃了长身体。说到奶奶的时候，于晋雅的神色一下黯淡了，低声告我：

    我一定得考上学校，要不，这天天一颗鸡蛋就白吃了。

    下午，告别了康家会中学，为了不浪费时间，尽量多采访几个人，我又顺路去坂户希望学校和砚湾村，采访了联校长司国忠，采访了农民高厚则——

    司国忠（34岁，1996年忻州师范毕业，2007年担任康家会学区联校长）：现在学区有小学生600多名，初中生300多名。我们学区的特点：一是革命老区，27个村平均一个村一名烈士；二是贫困学生多，有20%来的；三是社会关爱多，希望工程和省扶贫工作队，给建起好多所学校，救助了不少孩子。2006年年底，一颗鸡蛋工程实施后，省委组织部扶贫工作队，每年给学区25000元。去年，学生一共吃了鸡蛋12000多斤，花了35000多元，除了工作队给的，剩下的钱都是县里出的。

    高厚则（63岁，上过高小，有4个儿子，一个姑娘，均已成家）：全家种20多亩地，每年能收入五六千块钱，再加上打点工，光景过得还可以。比起旧社会，现在是天堂呵。比如说，我娶女人的时候，只炸了一大盆油糕，把一盆糕吃完了，女人也就算娶过了。比如说，自古种地纳粮，可现在不但不纳粮，种地国家还给补贴。再比如说，娃娃们上学不掏钱，还天天给吃鸡蛋。这么好的社会，当农民的如不好好种地，当学生的如不好好学习，实在是折福哩。

    高厚则所在的砚湾村，是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紧邻忻黑公路，紧邻静乐的第二大河东碾河，距离康家会不远。王书东曾多次来过，我以前也来过，这个村的锣鼓出名，剪纸出名。

    康家会之战，八路军120师358旅的716团，曾于此设伏打援，打死打伤日军30人，俘虏10人，被称为358旅的经典之战。

    做爹妈的一种责任

    赤泥洼乡地处静乐东南山区，东与阳曲县毗邻，南与古交市相接，面积272平方公里，有30个行政村，9860口人，是静乐最典型的一个贫困乡。当年，打响百团大战第一枪的八路军，就是从赤泥洼挺进康家会的，是革命老区的老区。

    对八路军的情感，对共产党的情感，在这里根深蒂固。有关抗战的歌谣，像秋天晒在屋顶上的大红枣，一抓一大把。有一首歌谣叫《铁锨队》，就是专门写赤泥洼抗战除奸的——

    赤泥洼起了铁锨队，

    要打倒静乐牺盟会。

    惹恼阳曲工卫队，

    杀死马四杨根贵，

    骡子拉了整一对。

    可与老区光荣历史不相称的是，解放几十年了，这里的老百姓还相当艰难，没有解决温饱问题。2006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840元。2005年以前，几乎村村看不上电视，打不通电话，再加上严重缺水，和一到下雨下雪天，行路比登天还难，赤泥洼几乎被时代遗忘了。只有日日升起的炊烟，硏望着山外的世界；只有黄土坡上的大风，诉说着千年的企盼。王书东曾在他的手记中这样描述道：

    这里穷得缺了水荒了地；这里穷得缺了媳妇多了光棍；这里穷得缺了石头瓦砖少了墙；这里穷得有病拖着扛着躺在炕上；这里穷得年轻人打工不愿回家；这里穷得还和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两样，广种薄收，种啥吃啥。

    为了让老区人民早日告别贫困，省、市、县的好多领导都来过赤泥洼，有的领导不止一次，而是几次十几次地来。搞调研，引资金，上项目。2006年腊月十三了，省纪委书记金道铭还搁记着赤泥洼乡的吃水问题，委托忻州市纪委书记高璋，用4辆大水车组成拉水队伍，把水送到赤泥洼乡，解决了严重缺水的8个村，2110口人的过年吃水问题。

    在省、市、县的帮扶下，特别是在金道铭书记的关心帮助下，赤泥洼乡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仅整乡连片开发项目，国家就投入资金950万元。2005年通了电视电话；2006年全部村子实现通电；2007年拓宽改造通乡公路，打通了出境公路，特别是解决了长期困扰群众生产生活的缺水问题，老百姓幸福地吃上了自来水；2008年全乡人均收入1800多元，比2006年翻了一倍多。

    2009年3月4日上午，在前往赤泥洼的路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文佩，给我讲述着赤泥洼的今昔。李部长也是静乐李氏的后人，与静乐西河沟的“李”，五家庄的“李”，同属一个祖宗。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那种家族遗风：对静乐教育的关心，对静乐文化的关心，对静乐经济发展的关心，而且见解深刻。李部长说：这几年，赤泥洼的变化确实大，但老百姓还不行，要想过上好光景，还得下大力气。

    李部长的看法，我非常赞同。这已是我第四次来赤泥洼了，每次来每次总能看到变化。但是变化明显，落后也明显，像第一次来一样，仍感觉得到一股子穷气。啥时候穷气不去，啥时候穷根不除，赤泥洼就谈不上富裕。但是，这不像康家会打鬼子一样，多扔几颗手榴弹就解决问题，得需要时间。

    对静乐的各个乡镇，李部长都相当熟悉，在静乐的七八天，帮了我很大的忙，为我提供了诸多方便。今天，来赤泥洼福和希望学校采访，李部长就提前给打了招呼。

    前面已述，新的福和希望小学是由山西省纪检委协调兴建的，但用的还是旧名字。学校的三层教学楼盖得非常漂亮，比城市的还“城市”，用一位老师的话说，是赤泥洼“至高无上”的建筑。教学楼前立着一块巨石，巨石上刻着《建校碑记》：

    静乐县系国家级贫困县。赤泥洼乡是山西省纪委、山西省监察厅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的联系点，为改变其落后的教育状况，在省纪委、监察厅领导高度重视下，协调山西省国资委、山西省教育厅，筹资百万元兴建寄宿制小学，十月一日落成。建校面积九千平方米，建筑面积两千平方米，可供全乡四至六年级四百余名学生学习。

    二00八年十月立

    学校建成后，山西省水利厅又捐资25万元，为学校配备了静乐最先进的电脑教室。看着漂亮的教学大楼，联校长袁进平告我，在赤泥洼有一个地方最好，有一个地方最差，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最差的地方就是乡政府。袁进平说的一点不假，赤泥洼乡政府我去过，一溜平房破破烂烂，如果不是大门上的牌子，十有九个人进去，都不会相信它是乡政府。

    袁进平今年37岁，是静乐段家寨乡人，2007年担任赤泥洼学区联校长的。袁进平的村子叫木瓜山，曾经是个穷村子，一个工只值一两毛钱，一年到头不仅分文拿不到，还得倒贴。由于父亲去世早，袁进平家更是穷上加穷，一个大海碗扛在脸上，每天饿得舔碗底。在他的记忆中有多个“第一”：

    第一次吃好饭，是有一年正月家里请客，吃的是大米、烩菜，菜里有粉条、豆腐。第一次吃方便面，是上初中的时候，见同学们吃得香，自己也去买了一包。那牌子至今记得，叫“八达岭方便面”。第一次穿像样的衣服，是1990年考上农机校，要到忻州去上学，进城花了几十块钱买的。

    几乎每一个“第一”，袁进平都有一段酸涩的故事。上小学的时候，想买一支6毛钱的钢笔，缠着母亲哭闹了一上午，母亲才拿几颗鸡蛋到供销社卖了，给他买下一支钢笔。可是有了钢笔，却失去了鸡蛋。站在供销社的地上，眼巴巴地看着几颗鸡蛋，被售货员放到秤盘里，又从秤盘里放到柜台下面，他一下子打憷了，不知道要钢笔好，还是要鸡蛋好？从此他看见鸡蛋再香，哪怕香得一口一口咽唾沫，也不敢再跟母亲说，自己想吃一颗鸡蛋。因为每一颗鸡蛋，都是母亲从鸡屁股抠出来的，是家里的针头线脑，是家里的油盐酱醋，是家里一年四季的过用。

    可是现在呢？袁进平说，我的两个孩子，想吃啥就吃啥，想买啥就买啥，每天没20块钱下不来。但我的学生还不行，他说：

    赤泥洼乡是老区中的老区，也是穷乡中的穷乡。好多家庭不行，好多孩子生活得艰难，多亏了省纪委领导的关心帮助，多亏了希望工程，多亏了助学工程，多亏了一颗鸡蛋工程。要不，那些孩子早就撵牛放羊了。

    袁进平告诉我，全乡现有学生770多名，其中福和希望学校有170多名。所有的学生，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住的可以，吃的可以，学得也可以。全乡220多名住校生，每人每天补贴一颗鸡蛋，一天大约得四五十斤，一个星期大约得二百五六十斤。

    采访罢袁校长，我又采访了两名学生——

    张慧锋，13岁，五年级，赤泥洼乡羊圈坪村人。家里6口人，大姐19岁，在忻州技校上学；二姐14岁，在读六年级；妹妹11岁，在村里的小学读书。父亲常年给人放羊，母亲在家种地，一年全家能收入七八千元，不够供他们上学。自己最想吃的东西是苹果，最想做的事是学习。将来最大的愿望，一是考上大学，一是挣了大钱，买两卡车鸡蛋，一车送给学校，一车送给村里。

    张龙，10岁，四年级，赤泥洼乡桃府村人。家里4口人，父亲在古交煤矿打工，母亲在家种3亩多地，一年全家收入近一万元。最喜欢的零食是方便面，最好吃的饭是大米鱼肉，最爱看的书是《格林童话》，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如果将来能上了北京的大学，一定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定要在天安门城楼上照张相。

    离开福和希望学校的时候，太阳已蹲在当头顶。袁校长要留吃饭，我说下次的吧，决定再去采访一个地方，于是前往造军村。

    这是我第二次去造军村，第一次是2008年正月，去的是贫困学生李艳花家。赶到造军村，已过中午12点。这次去的是农民李海俊家，我们去了的时候还没有做饭。李海俊弟兄4个，两个弟弟另外住，他和哥哥住在一个院里，5间旧窑洞，哥哥住3间，他住2间。一间放东西，一间住人。

    大冬天也没生炉子，刚进去还觉得暖和，可坐上一会儿就冷了。一只猫卧在锅台上，一只小山羊立在地下。见一下来了几个人，小山羊表现得非常热情，缠着我们绕来绕去，奶声奶气地叫着。叫得女主人不好意思了，把小山羊撵了出去：

    这灰头，一见来了人，它就着急了。

    屋里东西满当当的，但是没一件像样的，唯一叫人眼亮的，是柜子上的一部电话。再就是，窑洞正面贴着一幅年画，让我觉得新鲜，好像一下回到了过去。年画的名字叫《红太阳》，画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两边配着对联：“红日东升山河壮，东风浩荡气象新”。

    李海俊一共5个孩子，4个姑娘和一个儿子。除二姑娘李晋峰去年从北京一所技校毕业，学的是酒店管理，现在古交市打工，其他4个还在上学。大姑娘李美峰在太原林校，一年得10000块钱；三姑娘李黛峰在静乐一中，一得4000多块钱；四姑娘李慧峰在静乐二中，一年得5000多块钱；儿子李慧忠在静乐三中，一年得4000多块钱。全部加起来，光供4个孩子上学，一年就得花两三万块钱。

    我听后几乎吓了一跳，一是吓他养这么多孩子，二是吓他花这么多钱，到哪里去挣呵？

    李海俊说主要靠种地，每年种40多亩地，再就是养着一头母猪，20多只羊。剩下的就靠借了，现在外借3万多元，有一万是从银行贷的，去年利息一分三，今年少了点，变成了八厘八。其余2万多，都是向亲戚们借的，能借的都借遍了，借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由于困难，好多年了盖不起一间新房，孩子们放假回来，再不方便也得挤在一条炕上睡。一吨炭大几百，冬天也生不起炉子，全凭用山柴往热烧炕头。可是，附近山上的山柴都砍光了，要想砍就得往返40多里，到一个叫界口的地方去砍。

    由于困难，李海俊患有疝气，土话叫“漏肠”，一干重活就痛苦得要命，但是一直硬撑着，舍不得花钱去看。妻子王爱英也患病，一次去找医生看，说她肚里长瘤子了，让她到医院检查一下。可她不敢去检查，一是怕花钱，二是怕真检查出个病来，就麻烦了。

    由于困难，夫妻两个一分钱掰成两瓣花，一年也舍不得吃几斤蔬菜。妻子王爱英说，去年夏天来卖菜的，一斤豆角7毛多，一斤菠菜2块多，一斤西葫芦2块多，一斤西红柿3块多，咋能吃得起呀？今年过年时，换了50斤豆腐，杀了一头猪。需要花钱的，除给孩子们买了点衣服，买了8斤粉条、5条鱼、5个大辣椒，别的啥也没买。5个大辣椒，也是准备请亲戚的，结果亲戚没请成，辣椒也放烂了，白白花了7块钱。

    见他们日子过得紧张，每年过年的时候，王爱英的娘家就少不了接济，今年过年父母给了2只鸡，三姨夫给孩子们买了一箱饮料，弟弟给丈夫买了一箱白酒，两个妹妹一人给买了一条烟。

    说到烟，王爱英赶紧催促丈夫：

    快把烟拿出来，给黄老师吃呀，给客人们吃呀！

    李海俊一下子醒悟过来，赶忙取出一条烟来，拆开让我们抽。烟是钻石牌的，一条大概二十来块钱。王爱英一边给我们找火，一边笑着说：

    他这个人受苦受傻了，来了人也不会招待。吃吧吃吧，他贵巴巴的吃不起，放着就是待客的。他吃的是小兰花，自己种的。

    李海俊今年44岁，王爱英今年41岁。两个人都已进入中年，正该是健壮的时候，却显得十分苍老，与年龄大不相称。供5个孩子上学，从小学供到初中，再供到高中、大学，一个孩子就是一座大山。别说李海俊一个农民，就是换给我们挣工资的人，也承受不了。我问李海俊夫妇：

    既然这样辛苦，那你们供出他们初中来，就不要再供了，回来帮你们种种地，不就负担轻了吗？

    李海俊的爱人掩嘴一笑，指着坐在炕边的李海俊说，你问他吧，人家非让上学不成。李海俊便搔着后脑勺说：

    这咋说呢？种地不能荒了，是庄户人的一种责任。生下孩子就得叫他们读书，也是做爹妈的一种责任。主要是社会不同了，如果大字不识一个，到饭店端盘都不用你。要是不供他们读书，将来上了社会咋混？

    李海俊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沉重，同时又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我想，只要多李海俊这样一个父母，静乐的孩子就多了一份未来，静乐的发展就多了一份希望，就离摆脱贫穷，实现“静地乐土”的梦想近了一步。

    采访李海俊，完全是我的临时想法，主要是想来看看，看看这个家庭到底有多困难。起因是，那天离开康中时，校长刘俊祥一再叮嘱我，一定要采访一下李黛峰，也就是李海俊的三姑娘。说这个孩子品学兼优，去年上了静乐一中，原是康中特困班“珠海班”的学生。

    珠海班是2005年成立的，由广东珠海市地方税务局资助，从初一到初三，每年资助班里44300元。班里的学生考上高中后，每人每年继续资助1000元，而且一直资助到大学。如果大学毕业了，愿意到珠海市地方税务局工作，税务局一定安排就业。

    去年，珠海班一共有16名同学考上了静乐一中，李黛峰是其中之一。李黛峰在班里学习刻苦，成绩名列全班前茅。平时很少回家，一是为了学习，二是为了节省钱。从造军村坐车到康家会，得花10块钱的路费，再从康家会坐车进城，又得花4块钱的路费。14块钱对李黛峰来说，就是两三天的伙食，就是家中两三个月的油盐酱醋。

    为了刘校长的叮嘱，那天晚上我回到宾馆，胡献青老师就给联系上了李黛峰，和他的一位老师一起来到宾馆。李黛峰很腼腆，但是交谈起来又很开朗，告诉我资助她上高中的，是珠海市地方税务分局一个叫李维泽的局长。去年资助她的1000块钱，她一考上高中就给寄来了。她给李局长写过两次信，在信中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志穷，她不会辜负李局长希望的。

    我听了当即表示，你说得好呵，李局长资助你，你将来要是考上大学，我也会资助你。我问李黛峰怎样，李黛峰说太感谢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附：李黛峰给作者的一封信——

    黄风哥哥：

    您好，最近工作忙吗？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一定会很惊奇吧？我就是静乐康中毕业的李黛峰。上次匆匆见面后，耳边常常响起您的话，让我不禁想提起笔来，写下我的言语。打扰您工作了吧？

    上次在您的采访中，我出奇地没有紧张。以前的我和陌生人说话都会脸红，紧张得总无法圆满表达心思。和您交谈之后，连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把心里话有头有序地说出来，这是您的可亲可近给我的力量，对吗？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感恩的心》、《爱的奉献》这两首歌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康中的校歌。因为在康中到处洋溢着爱。书本是免费的，吃饭也是免费的，就连我们穿的衣服也是好心的叔叔、阿姨们捐赠的。虽然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偏僻的山村，但在我身上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关爱，我感到了自己的幸运。“感恩”，以前的我总把它理解得那么茫然，只是心存感激而已，总不愿表达。自从上次和您聊后，我懂得了这一点，感恩的心，可以为我带来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

    康中校长——刘俊祥校长，是我深深感激的一位。他是一位值得我尊敬的好校长，见到他比见到老师都自然。我深深感激他，长大以后无论贫穷与富裕，无论成功与否，我都会像尊敬父母一样尊敬他，孝敬父母一样孝敬他。如果未来的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上学，那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缘于他，若谈感激的话，我想他就是我最应该感谢的吧？

    与您的交谈中，我真正领悟到了我的幸运。

    以前的我因为自己不能去梦寐以求的学校学习而感到上天的不公，因为整天被病魔折磨得紧咬牙关的父母而感到全家不幸。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其实很幸运。在我身边有许多没法上学的同龄人，有的是因为父母不愿出那份力，也有根本无法上的。如我初中的一位同学——辛丽清，她的家庭状况比我更惨，父母有病且精神上有问题，根本管不了家。吃饭由她做，就连村里人帮助种的几亩地也得由她照看，家里还有三个妹妹。她学习非常刻苦，中考时刘校长替她出了报名费，中考成绩很不错，考上了静乐一中重点班。第一个学期，她以为在珠海市税务局的叔叔、阿姨们的帮助下她可以上的，但家中根本无人帮扶，最终她还是退学了，永远离开了校园。我很替她伤心，同时又感到自己很幸运。

    黄风哥哥，拥有幸运，再加上努力，我的道路就会更加一帆风顺，对吧？

    您知道吗？上次见到您后，我很想和您拍张照片，但又想到您工作忙，也就没好意思开口。我真心期待我们下次见面，到时我一定会邀请您拍照的，再也不会让机会从我身边溜走。

    对于您的约定，我真的很感激，谢谢您。我会努力的，我不能肯定地说，我会做到的，但我可以说，我会尽力的。黄风哥哥，等我好消息吧。我知道，在这世上我该感激的人太多太多，我该报答的更是多。有许多双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我怎么忍心让你们失望呢？相信我吧，幸运女孩儿的未来是光明的，前途是无量的。

    祝您工作顺利，合家欢乐！

    小妹李黛峰

    2009年3月13日

    “三朵金花”的心声

    老张，赤泥洼是咋叫下的？

    因为穷得吃泥都得挖。

    那刁儿沟呢？

    狼也没吃的，只能叼娃娃。

    老张是静乐文联的副主席，叫张月升。人生得胖胖的，要多随和有多随和，到静乐几次与老张打交道，从没见他生过气动过怒，干啥都任劳任怨。说话慢慢的，冷不丁就崩出一句幽默来，让人忍俊不禁。有老张陪着，再不好走的路，路上走得时间再长，也不会感到寂寞无聊，时不时逗个乐子，让你非常开心。

    2009年3月5日，按照采访计划，我又去刁儿沟。刁儿沟很远，路也不好走，我怕打瞌睡，搞得大家无趣，就给老张“抛砖引玉”。老张两句话就逗得我、李文佩、司机，还有一个乡干部笑起来。不仅有满肚的笑话，老张还照相照得好，绘画画得好，唱歌唱得好，跳舞是一个把式，写剧本也是一个把式。能把过去的“四大样板戏”大段大段背下来，给你吼两嗓子绝对有板有眼。老张的摄影曾获过大奖，有好多作品刊登在报纸杂志上。熟知老张的人，都说老张多才多艺，只可惜年龄大了，只可惜呆在了静乐。老张却笑呵呵地说：

    不可惜，可惜啥？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在静乐就不赖，能为静乐做点事，咱就名垂千秋了。

    一过杜家村镇，就开始进山了。老张说赶紧准备好，石头要调戏了。老张刚说完，小车就猛地跳了一下，跳得几个人屁股下像生了弹簧，头撞在车顶上。一条疲敝不堪的通乡路，爬行在乱石遍地的河床上，河床又夹在两列大山之间。

    昨晚下过一场雪，来的路上都已融化了。这时，却又东一片西一片地出现了，而且越往里走越密，翻过一座大山以后，终于连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而且天气也明显冷了，车窗一露缝，山风就冲进来。

    被雪覆盖的路面，又刺眼又滑，车行得非常小心翼翼，赶到刁儿沟的时候已近中午。因为事先打过电话，校长弓建忠不在，村支书邱应应早等在学校，一见面就抱住我的手说：

    哎呀，黄老师又来了，晌午准备在哪吃饭？

    我说你就别忙了，我采访完回去吃。邱应应显得有些遗憾，勉强地笑了笑，便叫学校的老师，把我要采访的三个人找来——

    白春燕，24岁，忻州市忻府区庄磨镇上马村人

    付银萍，23岁，忻州市忻府区董村镇令归村人

    邱利芳，24岁，静乐县杜家村镇刁儿沟村人

    三个人都是忻州师院毕业的，2007年以志愿者身份，来刁儿沟学校实习，一实习就实习到现在，刚来每月挣300块钱，现在增加到了500块。在师院时，三个人上同一个班，住同一个宿舍，每天形影不离，现在又一起支教，依然形影不离。三个人都生得青春靓丽，亮了刁儿沟学校，也亮了刁儿沟村，被称为大山里的“三朵金花”。

    白春燕家庭很富裕，父亲是村委主任，既种地又经商，每年收入大几万元。对她来刁儿沟教书，父母最初反对，说市里有的是学校，干吗要到静乐的深山老沟去教书？但是，在她的坚持下，特别是听说刁儿沟很穷，学校非常需要老师，父母也就同意了。可同意是同意了，却放心不下，两次由舅舅开上车，来刁儿沟看望她。每次来都水果、蔬菜带一大堆，每次走时总要说一句：

    这么苦的地方，你咋非要来呢？

    白春燕第一次来正赶上下雪，快到的时候车不能走了，就深一脚浅一脚，步行到了刁儿沟。刚来了代五年级，五年级升成六年级，去年六年级毕业后，现在又代四年级，一共上6门课：语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写字。由于课程多任务重，平时很少能回家，一两个月回一次。再就是山高路远，回一次家很费事，先打的到杜家村镇，再坐公交到静乐县城，然后坐大巴回忻州，到了忻州再坐公交回村。早上从刁儿沟动身，回到家中就半后晌了。来去一趟，得路费100多元，花掉了工资的1/5。

    每次回到家里，父母问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想吃啥？只要她张口，父母就忙个不亦乐乎。因为学校的生活太艰苦了，每天不离山药蛋，很少能吃到肉。早晚是稀饭、馒头、咸菜，中午是烩菜、馒头。咸菜学校也没有，是做饭的大师傅给拿的，腌茴子白和腌萝卜疙瘩。

    付银萍的家庭也不错，有一个弟弟上高中。父亲搞装潢，还种着10多亩地，一年收入几万元。和白春燕一样，最初家里也反对她来刁儿沟教书，尤其是母亲去世后，家里非常需要她。现在父亲同意了，每次回去父亲最着忙的两件事，一件是给她改善生活，一件是过问她学校的情况。每次父亲都说，既然心甘情愿地去了，就一定要把娃们教好，别把娃们给荒了。

    付银萍来刁儿沟，比白春燕早一个星期。因为家乡董村镇一马平川，从小没见过大山，第一天来了便感到特新鲜，四周的大山连绵不断，把几十户人家圈在中间。弯弯的山道，在大山上盘来绕去，让她想起一句歌词：“这里的山路十八弯。”从此，在十八弯的山路上，和白春燕来来去去，一晃就是两年多。

    比起白春燕和付银萍，邱利芳就自如多了。十八弯的山路，她从小走到大，早已司空见惯。她是刁儿沟人，再回刁儿沟来教书，感到的不是艰苦，而是一种幸福。邱利芳告诉我：

    一是因为离家近，从学校回家，只有几步路。二是她一个山里娃，终于学有所成，能回村来教书，打心底里自豪。三是三个姐妹，在师院形影不离，现在又志同道合，天天一起教书，天天一起生活，她感到很幸福。

    可以说，白春燕和付银萍来刁儿沟支教，完全是在她的“蛊惑”下来的，用村支书邱应应的话说：

    我这娃有本事，一只凤凰变成了三只，为刁儿沟做了一大贡献！

    白春燕代四年级，付银萍代五年级，邱利芳代六年级，三个人的担子都很重。白天忙上课，晚上忙备课，星期天忙补课，几乎没有闲空。学校也没有电视，晚上邱利芳回家后，白春燕和付银萍备完课休息的时候，唯一可做的，就是给朋友发发短信，或者谈些女儿事，或者谈论学生，交流彼此的感受。

    全校57个孩子，从长相、年龄、性格、家庭，到志趣、学习、成绩，她们没有一个不熟悉。既是孩子们的老师，也是孩子们的姐姐，只要她们一出现在教室，一出现在活动场合，孩子们就快乐无比，好多孩子周末也不想回家，想和她们在一起。

    一到过冬的时候，她们就带孩子们进山砍柴，在满载而归的路上，一路走一路唱。一到中秋节的时候，她们就买来水果月饼，和孩子们一块儿欢聚。去年中秋节上，孩子们自编自演了小品、舞蹈，为她们演唱了《每当我轻轻走过你窗前》、《精忠报国》，她们为孩子们演唱了《希望》、《祝你一路顺风》，歌声笑语回荡在校园，吸引得许多家长也来观看。下面是我的一段采访笔记：

    2007年冬天，几个孩子因贪玩不听话，白春燕一气之下不干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忻州。可是夜里下起了雪，她和付银萍还没起床，就听到宿舍门口唰唰的扫雪声，两个人赶紧穿上衣服起来，出去见一个孩子正冒着大雪扫雪。天还很黑，看不清是谁，她们便把孩子叫过来，才看清是昨天的一个淘气的孩子。白春燕问：

    这么早，你不睡觉，干么起来扫雪？

    孩子腋下圪夹着扫帚，两手冻得通红，站在地上蹭来蹭去，也不敢抬头看她们，也不敢回答为啥。被她们问得捱不过去了，才吞吞吐吐地说：

    昨天惹老师生气了，怕你们走了，起来给扫扫雪。

    两个人听后半晌无语，随即接过孩子的扫帚清扫起来，从此再没有赌过气，再没有产生过离开的想法。她们觉得孩子们太可爱了，也太需要她们了。最初来刁儿沟教书，也许不免一时冲动，现在她们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对自己的决定毫不后悔，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学习一天比一天好，上了初中再上高中，将来都考上大学。

    在采访中我才得知，邱利芳是村支书邱应应的二姑娘，邱应应对二姑娘带回“两只凤凰”大加赞许，同时也为学校的生活不好内疚，于是三天两头，就把白春燕和付银萍叫到家中，让老伴包饺子、炸油糕、烙烙饼，拣最好的给两个人做上吃。在邱应应的带动下，村民们也把白春燕和付银萍当客人，叫到家里招待，吃饭的时候总少不了说：

    咱那娃不省心，你们就放开手管吧，打也不怕，骂也不怕，不打不骂不成器。

    邱应应读过书，又当了多年的村支书，再加上患病，常到城里去看病，在村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正因为见过大世面，邱应应对教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学习非常重视，两个姑娘都已学校毕业，大姑娘在宁武农业银行工作。两个小子上高中，一个在静乐一中，一个在静乐二中。邱利芳曾因为姐姐和两个弟弟读书，家里经济紧张，初中毕业后想放弃学习，但是邱应应不同意，说那样的话，你这一辈子就毁了，像你娘一样，跟着我头发白了，还守着个锅台。

    村里与邱利芳同龄，曾经一起上初中的六七个女孩子，有三个已出嫁，一个嫁到了杜家村镇，一个嫁到了祁县，一个嫁到了陕西，都已经生儿育女。可是她还没有对象，白春燕和付银萍也没有，按村里的习俗已属大龄。三个人因为活泼单纯，在学校也没谈过，现在就更顾不上了，而且钻在一个小山村里，也没有对象可谈。谈及对象，三个人多少有些茫然，但是很快就搁过了，抢着话对我说：

    这里的环境特别好，空气干净得水一样。一到晚上静悄悄的，天要多蓝有多蓝，星星亮得冰花似的。

    采访结束时，每人给我留了一个心愿。白春燕的心愿是，只要能把学生教好，爱怎么都不后悔。邱利芳的心愿是，三个姐妹不离不散，能一辈子在一块儿教书。付银萍的心愿是，如果自己将来有了孩子，一定带他（她）来刁儿沟看看，让他（她）知道这里有多艰苦，这里的孩子有多不容易，要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时光。

    采访罢“三朵金花”，时间已经不早，我原定采访两名学生，结果只采访了一名——

    邱献东，15岁，六年级，刁儿沟人。父亲邱新亮，在李家湾一个石料厂看门，家里种二三亩地，一年收入四五千元。母亲是贵州人，他不到两岁的时候，就回贵州了。平时吃住在校，假期上到30里外的姑姑家。小时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是饺子。8岁上吃的，包的猪肉馅儿，他吃了二十几个，憋得一晚上没睡好。再过6个月就要小学毕业了，他希望能考上县城的致远中学，将来再考上高中、大学，当一名科学家，造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对父亲最想说的一句话：要爱护身体，我想你。

    对好心人最想说的一句话：谢谢你们，让我天天吃上鸡蛋了。

    对三位女老师最想说的一句话：你们千万别走。

    附：付银萍的《一颗鸡蛋情义重，爱心注入我心中》——

    爱心注入我心中

    去年（2006年）寒假临近，同寝室好友邱利芳向我讲述了关于她村“一颗鸡蛋工程”的事迹，听后特别感动，有一种想去看一看的冲动。之后，她把《山西日报》、《忻州日报》拿来，我把王书东书记的《手记》从前至后，仔仔细细，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对我触动很大，“想去看看”这几个字眼就像是在心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待今年正月开学之后，当即给邱利芳打了一个电话，我要和好友白春燕一起去看看，去走走。3月7日，我俩从忻州坐早车，经过一天的颠簸，终于来到了高寒山区刁儿沟村。

    确实，这里的山很高，很陡，高耸入云；这里的沟很深，很黑，高低不平。说实话，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山，这么多沟，层层环绕，紧紧相连。

    走进校园，不足1500米的校园北高南低，校园没有操场，刚下过雪，泥泞不堪。操场没有篮球架，甚至没有一个打乒乓球的土台子。孩子们刚下自习，看到孩子们一个个又低、又瘦、又黑，我深深体会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良苦用心，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孩子们那天真活泼的举动，渴望求知的眼神，给我们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晚上，我们三人一槌定音，志愿在这刁儿沟中心小学教书，要在这儿贡献各自一份微薄的力量。4月份，学校通知我们报考村官时，我们都婉言谢绝了，立志要献身于山区教育事业。

    满腔热情精心育人

    在我任教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学生基础太差，没有学习目标，六年级学生连基本的生字词都不会写，“第一名”写成“第一明”；英语单词with[wi ]都能读成[w ：t]。当我问到他们今后有何打算，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时，他们对此含糊不清，一片渺茫，只是抱着一个“领一个小学毕业证，混完小学了事”的想法，这在我身上无形中又增添了一份重担和压力，对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面对此况，我首先给他们上了一节思想教育课，让他们认识到考大学不是一个梦想，而是自己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告诉他们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想摆脱这里的大山，解决每天山药、馒头都吃不饱的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必须努力学习，为自己争口气，为这座大山争口气，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改变这里的一切，改变这里贫穷落后的局面，为家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孩子们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决心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要把王书记和曹阿姨等社会各界的人们对自己的爱化为感恩和学习的动力。

    在对待学生学习基础差的问题上，我自觉放弃自习时间，周末时间，进行统一补课，对其进行监督学习，跟班作业。采用“互动学习”的教学模式，组织“伙伴教学”，以“团结互助”为准则，激励学生奋发向上，团结互助。一段时间之后，学生的学习目标更明确了，合作精神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进步，单元测试由原来的一两个及格，变成了一两个不及格。

    为了能让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上课能够踊跃回答问题，我采用了转移、启发、追问、等待的提问技巧，使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中掌握知识，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使课堂气氛充满了生机，而且也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

    爱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坚持每天6点起床，晚上10点之后才能休息，备课、写教案、判作业，一天不落。虽然这样日复一日地辛苦，但由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太差，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为此，我常常寝食不安，明里暗里不知掉过多少次眼泪，有时后悔自己不该选择此职业，真想就此放弃，任他们随波逐流，或是外出打工，远走高飞。

    但是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挥之不去，他们每天为我争着干活，在星期天领我们游山玩水，给我们烧土豆吃。记得有一次，在大雪纷飞的早晨，邱献东同学一大早起来，冒着鹅毛大雪为我们扫雪，哗哗的扫雪声，从睡梦中把我们惊醒。当我们起来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么寒冷的早晨，为我们扫雪时，他的回答让我们很是震惊：“我怕你们走。”一句简短的话语，一句发自幼小心灵的呼唤，让我们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最近，我回家走了两天，孩子们对我十分思念。在家里，我的心总是七上八下，总是惦记着孩子们，想他们在干什么，作业完成了没有……一天见不到他们，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当我得知邱献东同学是一个自幼失去母爱的孩子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他身上又比其他孩子多操了一份心。我亲自去他家拜访，了解他的生活状况，除为他经常洗衣服，买好吃的外，这次回家后，将我弟弟的衣服拿来两套让他穿上。等下次回家，我还准备给他再带几套，促使他安心读书，努力学习。

    “健康进万家·一颗鸡蛋工程”播下的是爱的种子，“一颗鸡蛋”已远远超出一颗鸡蛋所具有的物质营养，它更是一种精神营养。每个孩子一颗鸡蛋，这是爱的涌动，生命的涌动，激情的涌动。一颗鸡蛋虽小，但体现的是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心，表达的是国家和政府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关注。它可以激发孩子们对社会的爱，对社会的责任，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我坚信有爱就有希望，他们会在爱的雨露下健康成长，长成参天大树。我也会拿出自己的满腔热情，以身立教，为人师表，为祖国培养一批又一批人才。一切尽在不言中，请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此乃万民夙愿

    昨天下午，返回静乐宾馆已经不早了。由于满路积雪，越野车也没了脾气，爬坡的时候，气喘吁吁地拉上我们一段，我们就得下去推上一段。快到杜家村了，路上的积雪才没了。小车松了一口气，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刁儿沟确实“刁”：进是进不去，出是出不来，一进一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我切身体会到了，那年邱应应下山办事，为啥一场雨下得半个月回不了家。

    第二天，我感到特别累，本想休息一天，但还是没有休息，决定去娑婆学校采访。说句大话，之所以能挺住，有90%的动因，是受了三位姑娘的影响，刁儿沟那么“刁”，她们都能坚持下来，而我一个大老爷们，跑两天就扛不住了，实在有点脸热心跳。

    从静乐县城去娑婆乡很远，途经娘子神、砚湾村、康家会，然后顺静乐的东碾河北上，再经柳林、兴头旺，才能到达。静乐的好多村名很“□□”，比如什么鸦圪垛、胡乃沟、席麻咀、骡子洼、昆仑滩、老婆地，比如什么长棱角、木树头、南枪杆、大开化、后文明。而且有的非常野性，像娘子神原叫“狼窝”，丰润村绰号“驴球村”，后来才改成丰润，取“丰衣足食，雨露滋润”之意。

    娑婆也一样。如果叫“婆娑”，顺顺当当，是一个很美好的词，用来形容树影、舞蹈的，却偏要颠倒一下，让人拗牙。后来我才知道，娑婆乃保护照应之意，有一段美好的传说，涉及一位“显应侯”，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二郎神。娑婆原名善庆村，还叫“黑夜沟”。

    为啥叫黑夜沟，我问过当地不少人，都摇头不知。张月升的解释是，传说中的羿来静乐偷婆姨，躲在娑婆的大山沟里，左等右等天不黑，就一箭把太阳射球了。

    陪我去黑夜沟的，还有联校长王怀胜。王怀胜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据说在忻州师范上学时，全班54个同学数他年龄小，数他个子低，踢足球的时候防不胜防，就从人们腿下钻。但是全班又数他脑子快，下象棋无师自通，上数学课一点就懂，门门功课学得都不错。每天上晚自习，别人都忙着做作业，他却钻到桌子下，玩玩这个的鞋巴，挠挠那个的脚心，折腾得周围同学不得安宁。

    王怀胜上师范是因为家贫，急于抱个“铁饭碗”，但师范毕业时醒悟了，想出去继续考大学，将来也到政府机关混个一官半职。可是，1984年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辛村乡教书，一教就是8年，教得小后生变成了老后生，教得大学梦也成了泡影。从此一心扑在教育上，把三尺讲台当作大舞台，一笔一画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1992年9月调到静乐二中继续当教师，2001年3月调到王村学区任联校长。之后南征北战，从王村学区调到中庄学区，又从中庄学区调到娑婆学区，一转眼已年过不惑。不管当老师，当校长，王怀胜都干得出色，学生评价是位好老师，老师评价是位好校长。陪我去娑婆的路上，王怀胜对我说：

    咱草民一个，还想咋呢？领导能看起眼，学生能说个好，老师能说个好，这就行啦！

    娑婆学区，在静乐是个大学区，现有小学15所，在编教师49人，在校小学生783人。过去娑婆学区比较差劲，现在各方面都不错，4个100%：专任教师合格率100%，校舍合格率100%，图书达标率100%，教学仪器、文体器材、劳动教育设施达标率100%。

    娑婆学校是学区最大的学校，全名“娑婆乡逸夫学校”，我在前面提到过。在校门口的墙上，镶嵌着一块刻在黑色大理石上的《建校碑记》，全文如下：

    娑婆乡中心学校原设于娑婆村歇马店古庙内，校舍年久失修，残垣断壁，危机四伏，冬不避寒，夏不遮雨，师生终日无安。承蒙省委组织部扶贫工作队精心规划，协调多方筹集资金，新校于一九九九年春开工建设，二零零零年主教学楼竣工，并投入使用。二零零二年完成校园硬化绿化美化，新建师生宿舍，配备了教学生活辅助设施及体育器材等。此乃万民夙愿，千古好事，可喜可贺。

    新建学校占地壹万平方米，教学楼建筑面积贰仟伍百平方米，宿舍建筑面积捌佰平方米，可容纳壹拾贰个教学班，陆佰余名师生。工程总投资壹佰玖拾万元，其中香港名流邵逸夫先生捐资伍拾万元，遵其意愿，学校取名为娑婆乡逸夫学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盛世兴教，自古而然。为使这一惠及子孙之善举世代相传，流芳千古，启迪和激励后人发奋图强，故以碑文记之。

    静乐县娑婆乡人民政府

    二零零二年七月

    学校盖得相当气派，像赤泥洼的福和希望学校一样，在娑婆乡也是“至高无上”的。一进校门，一瞧那教学楼，你用不着打问，就知道学校条件不错，管理得也不错。

    在校长闫俊生的办公室里，我们简单地坐了坐，就开始采访，第一个采访的学生叫刘丽娜。上六年级，是娑婆乡会子湾的，今年14岁，个子长得不低，但看上去很单薄，清清秀秀。刘丽娜没有母亲，爷爷奶奶也早下世了，是父亲把她拉扯大的。

    父亲已经50多岁，因为有病也不能出去打工，全靠在家种着20亩多地，每年收入两三千元，来维持他们父女的生活。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刘丽娜平时住校，到了星期天或假期，要回也是回二姑家。二姑家在长棱角，离会子湾二里路，只有隔得时间长了，才回去看看父亲。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回去，和父亲贴上对联，中午包饺子吃了，晚上就又回二姑家了。是父亲让她走的，父亲说二姑家过年热闹，跟着他冷冷清清的。

    临走时，父亲给了她100块压岁钱，吩咐她：

    俺娃一过年就又大了一岁，到了二姑家一定听话。

    说着父亲就流泪了，她也流泪了。她不准备去了，要留下来和父亲过年，可父亲还是摇摇手说：

    去吧去吧，爹老了不红火，俺娃还小，去二姑家过年好。

    刘丽娜的母亲是云南人，是父亲从人贩子手里买下的，生下她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又回了云南，从此杳无音信。对母亲的记忆，刘丽娜很模糊，甚至说没有，但是她非常想念母亲，而且越大越强烈。

    下面是她的一篇日记——

    2008年5月28日星期日晴

    昨天夜晚我们学了《母亲》这篇小短文，里面的母亲为了挣儿子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在毒烈的阳光下卖韭菜。这是一个多么可敬的母亲，啊，由此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她真狠心，竟然在我两岁时抛下了我和爸爸，现在就真是她站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她。看到别人的妈妈给孩子买吃的，一起玩，手拉着手……爱护自己的孩子场面，我是多么羡慕啊！我多想也和我的妈妈手拉着手，一起玩，哪怕是一会儿我也满足了。妈妈，我真恨你，你知道没有你我有多大困难吗？老师让填父母姓名时我都急哭了。爸爸每天都要干许多活，每天筋疲力尽，躺在炕上就睡着了。每当我伤心时就会想起妈妈，黑夜里泪水浸湿了我的枕头。每当爸爸来看我时，同学们就会问，你妈妈怎么不来看你？这叫我怎么回答呢？

    我多么想有一个和文章里的一样的妈妈啊！悲痛欲绝。

    日记是写在“红旗”抄本上的，写得特工整，没有一个字潦草，没有一处涂抹。我把日记带了回来，每翻一页就禁不住流泪，就想起那句熟悉的歌词：“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篇日记大概是老师布置下的，老师在其后的批语中写道：

    “对不起，老师并不是有意让你提起这不高兴的事，望原谅。不要把痛苦停留在这，要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努力学习吧！”

    由于家境困苦，刘丽娜非常懂事，与同学相处得好，学习也很刻苦，全班47名同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生活上更是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

    这是她的另一篇日记——

    2008年9月17日星期三晴

    自从在家里拿了压岁钱150元以后，我就节省着花钱。今天，我准备把身上的5角钱花2角，还剩3角钱。可是，花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唉，又把珍贵的5角钱给弄丢了，我的炸豆腐泡汤了。这天，我看见有许多同学都拿着雪糕吃，我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身上倒是还有老师给装的5元钱，但那是下一星期的零花钱。今天，我和朋友说：“明年我一定采更多的蘑菇，把丢了的钱赚回来，把明年的零用钱赚回来。”

    采访将要结束时，我问刘丽娜，你最大的心愿是啥？她说，将来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去云南找妈妈。我又问，你现在最想对妈妈说的是什么？她说，妈妈你回来吧。

    第二个采访的学生叫冠宝平，与刘丽娜一个班，学习也很好。冠宝平今年15岁，是娑婆乡横泉村的。村里有100多口人，由于生存条件恶劣，县里已实施整体移民。冠宝平也没有母亲，父亲去年患喉癌也去世了，只剩下他和姐姐，与奶奶一起生活。奶奶靠大爷、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养活，他和姐姐又靠奶奶养活。由于奶奶是个哑巴，已经70多岁，每到周末的时候，他和姐姐就赶紧回去，帮奶奶挑水劈柴，把一个星期要做的事情做好。

    跟刘丽娜的母亲一样，冠宝平的母亲也是被贩卖来的，是晋东南沁县人，他三岁上走的。与刘丽娜的母亲不同的是，他母亲最初走了的几年，还常打来电话问候一下，还回来看望过两三次。最后一次是2005年，由姥爷带着回来住了一夜，全家吃了一顿煮挂面，给他和姐姐一人留下100块钱。第二天，就又由姥爷带着走了。那天正刮着大风，他们送到村口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

    你能回就回来吧，两个娃想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拒绝了，然后抱住他和姐姐一阵大哭，哭罢丢下他们就走了。从此，母亲再没回来过，电话也再没打过。后来他们听人说，母亲在沁县也有家，是被人贩子拐骗来的。

    母亲生得很漂亮，待他们也很好。但是，冠宝平对我说，他不想母亲，一点儿也不想，他想的是死去的父亲，是家中的哑巴奶奶。他感谢学校关心他，感谢社会上的好心人帮助他，父亲去世以后，让他和姐姐能继续上学。

    他想对社会上的好心人说：

    谢谢你们了！

    他想对老师说：

    你们辛苦了！

    闫校长是娑婆乡李货郎沟人，1975年从康家会中学毕业后，就回村当了民办教师，1998年转正。现在已经教书35年了，其中在娑婆学校教了15年，称得上与学校“荣辱与共”。过去的娑婆学校，就是那碑上写的：“年久失修，断壁残垣，危机四伏”，50%的校舍是危房，不得不租民房上课。教学条件谈不上，生活条件谈不上，一见老天爷变脸，师生就度日如年。闫校长说：

    今天的娑婆小学，哪方面都不错。学校能有今天，全凭了县里重视，全凭了社会帮助，全凭了那些好心人。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应该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闫校长不仅对娑婆学校熟悉，对整个娑婆乡也熟悉，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由于过去长期的贫穷落后和生存需要，造成了静乐农村两大特殊现象：

    一是“男尊女卑”和“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至今根深蒂固。许多农民为生儿子，不怕违犯国家政策，不怕政府罚款，直到生下儿子为止。在静乐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拥有三四个子女的家庭相当普遍。二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不少农民因为娶不起本地媳妇，从人贩子手里买下外地妇女，这些妇女大多来自云南、贵州等地，后来被政府解救或自己逃离，留下孩子跟父亲生活，或者跟爷爷奶奶生活。有的甚至沦为孤儿，连监护人都找不到。

    在娑婆学校的200多名学生中，单亲家庭的占20%之多。像刘丽娜、冠宝平一样，这些孩子非常需要关心。说到这里，闫校长又一次感叹起来：

    谢谢啦，实在是谢谢啦！对希望工程，对那些志愿者，对那些好心人，还有县里的助学工程，一颗鸡蛋工程，我真的谢谢啦！如果没有这一切，我的学生就上不起学，就得当“睁眼瞎”！

    说着，闫校长拿出一份珍藏的名单来，让我一定记下，并且一定要写到书中，以替他表达感激之意。名单如下：

    救助学生救助人救助金额

    于文龙（已毕业）张俊500元

    于文丽（已毕业）郑漫淇500元

    闫桂林（已毕业）郑伟栋500元

    马丽华（已毕业）周漫萍500元

    胡佳杰（已毕业）韩静川1000元

    胡芝东（已毕业）王志刚1000元

    胡东梅（已毕业）李月琴1200元

    孟晓玲（未毕业）张敏华500元

    李国伟（已毕业）卫军1000元

    郭艳梅（已毕业）梅振未1000元

    于晋杰（未毕业）张飞500元

    刘鑫（已毕业）陆金弟1000元

    周鹏飞（已毕业）张玉娟500元

    王巧莲（已毕业）陈玮玲500元

    王强（未毕业）朱胜俊500元

    吴金锦（已毕业）郑伟斌500元

    毛巧巧（已毕业）朱慧卿1000元

    刘红梅（已毕业）严剑华500元

    周晋华（已毕业）上海拜达日化公司500元

    一共19名学生，救助的人都是上海人。而这一切缘于一个叫沈吟的志愿者，沈吟是深圳市人，2006年8月来娑婆学校支教。来学校支教后，看到班里有许多贫困学生，她经过家访，发现这些孩子很需要帮助，便通过网上与上海联系，发起了“献爱心活动”。活动发起不久，十几个上海人就乘飞机到太原，又从太原坐大巴来到学校。当天看过学校，当天就走了，根据学校提供的资料，他们很快就选定了各自的救助对象，把第一笔救助款寄来了。

    19名被救助的学生，有16名已经毕业。毕业上了初中的，仍在接受救助，但是不再经过学校，都是直接联系。

    在娑婆学校采访完，我觉得还应该采访一户农民，便在闫校长的带领下，前往长棱角村于银亮家中。长棱角在一条宽阔的山沟里，紧邻东碾河的一条支流，支流没有名字，也叫东碾河。沿河有几片杨树林，河面上结了白花花的冰，但看得出，一到夏天就干枯了。

    于银亮住着5间平房，破得龇牙裂嘴，后墙上糊满泥巴，其中2间住人，3间做堆房。院墙是用七八根树干围起的一道栅栏，就像牛栏一样。院子里遍地畜粪，有两头晒太阳的驴，一只汪汪叫的狗。站在栅栏前，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住人的地方，连声问闫校长人在哪住着？闫校长把手一指：

    就这里呀，进吧，一步就跨过去了。

    于银亮今年43岁，妻子于宝爱38岁，两人种着30多亩地，去年地里净收2000多元，又卖了一头猪1000多元，一共收入将近4000元。和赤泥洼乡造军村的李海俊一样，也是5个孩子：

    大姑娘于艳17岁，在康家会中学特困班读书；二姑娘于小艳13岁，在娑婆学校读书；三姑娘于艳萍11岁，在本村小学读书；大儿子于旭东15岁，在康家会中学特困班读书；二儿子于瑞东9岁，在本村小学读书。

    同样是5个孩子，但光景过得远不及李海俊，可以说疲敝不堪。一年满打满算4000元的收入，供几个孩子就得3000多元，剩下的还得种地投入。于银亮苦笑道：

    有时紧得打转呢，但是没办法，挨下咋还得咋。实在憋不过来，就问亲戚借，问朋友们借。

    我说既然这么紧张，当时为啥不少生一个？听了我的话，于银亮的女人呀了一声，接过话去，咋不想少生呢？生一个娃病一场，咋不想少生呢？可是不生不行呀，我们不像你们公家人，老了国家养活，我们老了全靠娃们。再一个，她说：

    几个娃都懂事，在学校学得都好，回了家也乖。像大小子旭东，星期天从康家会回家，30多里的路，为给家里省个钱，每次都是步走。在回来的路上，还要给家里捡一抱烧火柴。

    一旁的闫校长证实说，她村里上学的两孩子我不清楚，其他的三个我都知道，确实不错。问题是，孩子是好孩子，供孩子上学也是应该的，但是像她这光景，上高中上大学，孩子们再继续上下去，钱从哪里来？于银亮的女人便笑道：

    刚才他爹不是说了，挨下咋就咋吧，我们俩辛苦点，再问人借上点。能供到哪算哪，多识一天字总比少识一天强，现在社会上做事，到哪也要文化，当瞎汉实在是不行了。

    接着告诉我们，就这也得感谢政府，咱计划生育早超生了，超生了政府还让娃们上学，不掏学费书费，还给吃鸡蛋。如果没有政府关心，他们再拼上力供，娃们也早上不成了。

    在于银亮家的一个多小时中，我注意到他家中像样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正面摆着的一个旧躺柜，一个是挨炕蹲着的一个铁炉子。再就是大瓮小瓮，挨墙摆了一溜，一个瓮里腌着山野菜，一个大盔子里堆着猪食，散发出满屋的酸味。我还注意到，柜子上放着一嘟噜药。见我看那药，于银亮的女人又一笑：

    唉，那是我吃的。越穷越事多，我得关节炎不说，2005年还出了一次车祸。咱说撞死算了，可是没撞死，一下花了不少钱。

    从于银亮家出来已一点多，途经一片杨树林时，我从车窗看到一个老羊倌，或者说一个老牛倌，站在林边的一个沙堆上，周围不见羊也不见牛，手里空耍着一根鞭子。先笑嘻嘻地看着我们的车，等我们的车一闪而过时，大吼起来：

    鬼子的飞机在头上扔炸弹，

    顽固军、白匪军在地上乱窜，

    八路军是实干，

    决死队是帮办，

    牺盟会在搞宣传，

    老百姓拖儿带女在逃难。

    结尾让阳光永远

    2009年3月9日，我结束了静乐之行返回太原。

    从第二天起，我每天上午去单位处理《黄河》的事，下午就关在6楼的家中，接受《静乐阳光》的“燎烤”。被烤得受不了时，就到阳台上放放风。我住的那栋楼房，与太原34中一墙之隔，站在阳台上，越过两三片屋顶，看得清清楚楚。一到下午活动时间，那并不宽敞的操场上，就充满孩子们的欢乐。有时还播放着歌曲，与孩子们的欢乐交织在一起，热闹得不得了。

    那天下午，播放的是一曲《春天的故事》：“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正好刚下罢雨，空气像洗过一样，歌声像洗过一样，听起来十分舒服。启窗而入的风，仿佛来自南国，带上了海腥味。歌声中的“老人”，每个中国人都熟悉。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当初经受的贫穷，不亚于我采访过的那些孩子，如果没有这位老人恢复了高考制度，没有1981年考场上的三天奋战，我一定还被囚在那黄土小院里。

    是他给中国的教育发展带来了曙光，是他给中国的读书人带来了福音，是他改变了中国千千万万农家子弟的命运。他有关教育的论述至今英明：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1986年4月19日《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5年5月19日《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的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的建设。（1985年5月19日《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讲话要点》）

    静乐作为革命老区，几十年来的贫穷落后，使老区人民承受了巨大艰难，一顶贫困县的帽子至今戴着。而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要摘掉头上的帽子，除了国家扶持，根本的还要靠老区人民自己，靠勒紧裤带培养人才。也就是那位老人说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荒掉一个“娃娃”，就荒掉一份希望；成就一个“娃娃”，就成就一份未来。就像王书东说的：“农民子女是农村的未来，多一名失学儿童，将来就有可能多一个特困户，多救助一名失学儿童，将来农村就多了一份希望。”

    在静乐采访期间，我感受到了艰辛与泪水，但感受更多的是坚韧与欢笑，是关爱之下的温暖与幸福。从希望工程到扶贫接力计划，从助学工程到一颗鸡蛋工程，从李肇基到赵明厚，从刘丽娜到李黛峰，讲述的都是“春天的故事”。尤其一颗鸡蛋工程，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个叫董慧萍的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一颗鸡蛋下肚，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也许，一颗鸡蛋对于有些人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我们这些贫困孩子来说，它却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一颗鸡蛋里饱含着一种博大的爱。

    每吃一颗鸡蛋，我的心里就会多一份感激。作为一名幸运者，我感激为我们奉献爱心的人；我感激为我们风雪里奔波的人；我感激为我们四处呼吁不辞辛苦的人。

    但愿，我们能沐浴着“一颗鸡蛋”的春晖，早日成为有用人才，为祖国尽一己之力，为家乡尽一已之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童叟无欺，一颗鸡蛋工程究竟如何，应该说孩子们最有发言权，他们说出的最是真心话。这使我想起了山西食物与营养咨询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德宝给王书东的信：

    “感到一些地方的领导一讲创政绩即建广场、栽草坪、安大门……这些举动俗得要命，无惠于民。”

    “感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只讲空话，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办成一件件惠及百姓的实事。‘一颗鸡蛋工程’就是这样一件实事。”

    像这样的实事多多益善，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执政理念，一种执政追求，是关注民生的根本所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老百姓来说，特别是背负苍天，面朝黄土的农民，一万个形象工程，哪怕是琼楼玉宇，也不及一碗小米饭知冷暖。别忘了：

    “天地间有一杆秤，秤砣是老百姓！”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说，“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而一颗鸡蛋工程体现的正是这种“公平”，正像许多专家学者评价的，让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对静乐的穷孩子而言，一颗鸡蛋工程就是最大的以人为本，首先保证他们身体健康。一颗鸡蛋工程的意义，已远非就鸡蛋论鸡蛋了，它是一项健康卫生工程，是一项人力资源工程，是一项铸魂启智工程，是一项爱心和谐工程，它的意义将日渐显现出来。

    经济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发展也离不开经济，是蛋白与蛋黄的关系。2007年7月，王书东刚调到静乐听取文教体育局局长的汇报后，曾说，学生辍学最大的原因是一个“穷”字，“普九”工作没做好最大的原因也是一个“穷”字，一切都是“穷”字惹的祸。

    为解决这个“穷”字，王书东在任4年多来，与其他领导一道，抓经济发展一直也没有松过手。大唐集团、鲁能集团、霍州煤电集团、山东新汶矿业集团、潞安集团等多家国内知名企业，相继走进了静乐，多项重点工程在静乐落地生根。到2008年底，全县共储备项目366个，涉及投资705亿元。付出了一头汗水，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财政收入连年攀升——

    2004年8054万元，2005年10017万元，2006年10349万元，2007年14668万元，2008年17568万元。2008年，全县GDP11.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09元，城镇居民收入8411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每一项都是几倍、几十倍的增长。1978年，全县GDP只有2000万元，财政收入只有75.2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0元。

    县里有钱了，教育自然也肥了。近几年对教育的投入，每年以平均28%的速度增长，2008年达到了8611万元，比2004年增加5429万元。去年，静乐人大通过了一颗鸡蛋工程的财政预算：2007年20万元，2008年增至30万元，保证孩子们把一颗鸡蛋吃下去。

    2008年11月，王书东因工作需要，调到河曲县担任县委书记。人到了河曲，“一颗鸡蛋”也带到了河曲，从2009年3月5日起，包括高中在内，河曲所有中小学住校生和住校老师每人每天免费供应一颗鸡蛋，比静乐的范围更加扩大。

    在静乐，王书东虽然走了，但是一颗鸡蛋工程，并没有因为他走而中断。新任县委书记杨存虎仍不遗余力，在2009年静乐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明确强调：

    “要继续实施‘一颗鸡蛋工程’，让这项民心工程惠及更多的家庭和孩子，推动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群众受益的方面倾斜。”

    作为一颗鸡蛋工程的倡导者、参与者、实施者，县长张春一如既往，在2009年全县的经济工作会上，同样强调：

    “继续实施‘一颗鸡蛋工程’，使更多的农村寄宿制学生受益。”

    两位新旧一把手，无疑告诉静乐的每一位家长，每一位孩子，一颗鸡蛋工程决不会因人而易。一任接着一任，一代接着一代，让静乐阳光永远温暖下去，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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