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岑山书院

    在静乐采访的七八天中，我时时被一些事情震撼着，被一些事情感动着，给我一个强烈感受，那就是静乐贫困是贫困，但是从未放弃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届领导接着一届干，对教育不遗余力。上至国家下至省市，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有普通老百姓、企业家、社会有识之士，以及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在静乐支教的志愿者，都为静乐的教育做出了贡献。

    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关爱是一种不屈的传承，关爱是一种不屈的接力。如果没有这种传承，没有这种接力，静乐的教育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教育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孩子。政府行为也好，个人行为也好，奉献出的都是爱，泽及的都是子孙后代。具体到一颗鸡蛋工程，只是其中的一缕阳光。

    如果寻找传承源头的话，那就是静乐的岑山书院。

    2009年3月7日，在我采访即将结束时，特地起了个大早，去岑山书院拜访了一次。在山上碰到一位晨练的老人，老人的祖父就是岑山书院培养出的秀才。老人对岑山书院非常关心，他说：

    现在的书院，只是修复后的一部分。大概是1997年吧，国家拨款15万元，对岑山书院进行了维修。后来王书东书记来了，县里又集资在山上建起一座文峰塔。

    老人原在乡下一个人生活，这几年身体不行了，才跟着儿子进了城。老人好读书喜锻炼，一边抚摸着胡子，一边爽朗地告诉我：

    文峰塔有9层36米高，如今已成岑山书院的标志，静乐的文化标志。只要你留点神，坐车一进静乐城，就能远远看到。

    岑山书院坐落在静乐县城东北的岑山上，站在文峰塔下望去，几片灰色的屋顶围起一处院落。也许我去的不是时候，在灰蒙蒙的早晨，书院显得有些荒凉寂寞。但是在老人的指点下，当我走进那院子后，气宇轩昂的殿宇，与屋檐下的一通通石碑，一下子让我肃然起来，不由得去想象当年的情形：

    古殿森森庭阁连，晨钟暮鼓伴书声。

    岑山书院创办于北宋大观年间，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毁于大火，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重建。到了清末，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静乐高等小学堂，1919年又改为高级小学。再往后发展下去，就是今天的静乐一中、二中、三中。

    除了作过学校，1937年冬天到1938年初，岑山书院还作过贺龙、关向应的驻地。1939年3月5日，日军占领静乐后，又作过日军的“洪部”（司令部）。当年贺龙住在山上的情景，一些老人至今还能记起，说贺龙的警卫员上山下山时，总爱甩着两条胳膊，就走就唱当时老百姓编的《贺龙来到静乐》：

    亲爱的贺龙同志呀，

    你们大家辛苦了呀，

    不分明呀不分夜呀，

    星夜来到静乐县呀，

    ……

    从北宋创办至今，岑山书院可谓饱经沧桑，但是它的重教尚学之风，从未因沧桑而中断过。我从院中的一通石碑上发现：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知县张彦绅重修过书院；清朝乾隆十七年（1752年）年，知县李钟份重修过书院。

    碑是一个叫江云霆的知县立的。江云霆乾隆五十九（1794年）出任静乐知县，他又大修了书院——

    霆初莅斯邑，即有志重修，因频年行役川陕，未克果举。嘉庆五年春，乃集邑士公议，人皆悦心。霆即捐廉为倡，劝诸有力者共得千余金，遂估工兴事。分东西北为一路，岭南为一路，庀材鸠工，一时振作。自闰四月初经始，会学师崔君登云来司铎，品正学优，以振兴学校为己任，先出斋俸多金，克期兴作。于是，匠有资，材有羡，经营布置，依次而作，大功就绪。

    正是由于这些七品官员，不管是从哪里来的，都“以振兴学校为己任”，岑山书院才得以书香永续，人才辈出。在明清两代，岑山书院共考取进士10名，考取举人51名，考取贡生211名。

    1907年，岑山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后，仍培养出不少人才，高君宇就是其一。除了高君宇，还有王之璜、武绳祖、郭炳、秦大镇、弓杰、邢润物，以及改成高级小学后毕业的吕调元等等，这些人在上世纪20年代都投笔从戎，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奔走在战火硝烟中，甚至付出了生命。其中——

    郭炳：1924年，与王之璜、武绳祖、秦大镇、弓杰等10人，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与刘志丹为挚友。曾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河南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冬，经刘志丹介绍找到徐向前，被任命为副师长，后任军团政委。在第一、二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号称“猛张飞”。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时年27岁。

    邢润物：1918年留学日本东京神田学院，留学期间，与国民党元老李树生之女李淑卿成婚。1920年归国。1937年绥东百灵庙战役发起后，捐献家产支持抗日，并支持妻子李淑卿与刘亚雄等人组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1944年因病去世。临终之前，一再嘱咐家人要献身革命，遵其遗嘱，全家三代27人投身革命。

    吕调元：1924年考入太原成成中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第二年又转入北平大学法律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左联”和“反帝大同盟”。1932年在街头演讲时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结识了薄一波、安子文、刘亚雄等人。1935年被营救出狱后，参加了薄一波主持的牺盟会，任总部组织训练委员会委员。1938年，与牛荫冠、张绍方筹建了民族革命青年团。1939年，阎锡山“十二月事变”后，送几位青年去延安时被捕，在狱中折磨而死。曾留诗：“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耍。抛我头颅血，浇开革命花。”

    在岑山书院的“历届毕业生”中，除了高君宇大名鼎鼎，对后世影响不小的，还有李銮宣、李锡书。二李不仅是同族弟兄，而且并驾齐驱，同中“乾隆乙亥举人”，同登“乾隆庚戌进士”金榜。

    李銮宣曾教授过八旗皇室子孙，人称“龙大人”。每到一地做官，都“重教益学，兴利废敝，造福当地”，老百姓拍手欢迎，在广东做按察使离开时“送者如堵”。所著《坚白石斋诗集》，被称为“一代杰作”。李锡书在外做官时，同样是“兴学校，勤农桑”，好多贫民子弟因之获得读书机会。李锡书一生著述甚丰，有《四书大成直讲》20卷，《周史集成》10卷，《锦官杂录》10卷。族弟李銮宣称其诗：“风流文采磨未尽，横扫笔陈倾词源。”

    李锡书做人更是刚直不阿，及第后与其他进士一道，按惯例去拜见和绅，轮到李锡书拜见时，和绅见他衣着不够体面，就说：

    看你破衣烂靴的，还像个进士的样子？

    李锡书听了，立马回答：

    我的靴子虽破，可鞋底是正经的。

    一句话触到了和绅出身卑微的痛处，噎得他半天反应不过来，对李锡书从此怀恨在心，使李锡书的仕途日后大打折扣，没做一个像样的官，就告老赋闲了。

    受弟兄两个影响，村里至今尚学之风蔚然。李銮宣所在的五家庄村，在静乐叫“文风圪洞”，意思是读书人多，光教书的就有80多名。李锡书所在的西河沟村，1990年以来，全村考取大学生100多名，硕士、博士生16名。对于一个仅有800多人，经济尚不发达的村子，能考住这么多大学生、研究生，不能不叫人赞叹。

    两个村子我都去过，一个在汾河左岸，一个在汾河右岸，相隔不过十几里，都是依山傍水的好村子。更让我惊奇的是，两个村的村支书李耀煊、李文亮都是李氏后代，而且都秉承祖传遗风，对学校非常重视。让孩子读好书识好字，是两个人当村支书的头等大事。

    在这两个村子，最好的房舍就是学校，公的私的都比不上。西河沟村建学校花了150多万，五家庄村建学校花了56万，两所学校在静乐都是一流的。西河沟村规定，每考上一个大学本科生奖2000元，每考上一个专科生奖1000元。五家庄村也规定，每年村里都要拿出2万块钱，用于师生奖励和生活补助。而花在学校的好多钱，却是他们自己掏腰包的。像西河沟学校，投资150多万元，国家只给了27万元，剩下的都是李文亮个人解决的。

    2007年我去采访时，西河沟学校已经基本建成，李文亮带我在教学楼里，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儿，然后指着正在修建的操场说：

    就差操场了，建成后也是邻村最好的，我要让娃们学得舒服，耍得也舒服。

    除了李銮宣、李锡书，西河沟村的李珥、李光裕、李源宏、李灵通，五家庄村的李子檀、李□、李肇基，也都是静乐过去有名的人物，十分重视兴学育人。“一邑桃李，半出门下”，好多静乐子弟曾受惠于李氏家族的教育，可以说“无李不成才”。

    在李氏家族中，李肇基是为静乐教育最献身的一个。

    李肇基是岑山书院的最后一批生员，出生于1891年，1909年考入山西大学，1913年毕业后，便投身于“教育救国”，在村里创办了静汾中学。是静乐的第一所初级中学，也是静乐的第一所私立中学。为了创办静汾中学，李肇基东奔西走，到太原找同学筹划，找老乡募捐。1921年夏天，学校盖房缺下了木材，李肇基就带人到大山里，砍伐自家的山林，在山沟里搭起窝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两个月，将砍下的木材扛到汾河边，然后再水运回五家庄。又把家中的5垧地（一垧3亩）当掉，将当下的1000块大洋，全部用于修建学校。在学校地方不够的时候，他又拿出家中的3垧地，给学校做了房基，修建了操场、球场。

    一个秀才出生的人，细皮嫩肉，别说其他的，光是不怕蚊虫叮咬，不怕山岚瘴气，不怕虎狼豺豹，在大山里能同工人呆两个月，就足以叫人感动。七八十年前的情形，远不同于现在，那种辛苦之状完全可以想见，即使换给今天的人也吃不消。

    李肇基几经努力，终于建成了静汾中学。建起教室两座6间，学生宿舍5排29间，教师宿舍4排12间，伙房、饭堂一排5间。在建校的同时，又高薪聘请了老师，前前后后投资下来，几乎花费掉了他的半个家业。学校开学后，李肇基又亲自上门动员学生，怕贫困学生上不起学，李肇基就规定：

    一，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可以免交学费；

    二，家庭贫寒的学生，可以免交一部分学费；

    三，家庭不很富裕的学生，可以缓交学费；

    四，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补贴助学金和供应学习用具；

    五，经济极端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发给制服单衣一套。

    五条简短的规定，几乎等同于2005年国家对农村中小学开始实行的“两免一补”：免课本费，免杂费，补助贫困学生生活费。

    学校第一届招收学生20名，来自静乐的18个村，近一半是贫困子弟。学制三年，开设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混合算法、历史、地理、自然、图画、体育等。学校办得相当不错，可是由于省政府不给备案，从1922年到1926年，仅创办4年就停办了。

    1926年，李肇基被推选为山西省参议会议员。1929年秋天，李肇基去太原参会时，由于仗义执言，替老百姓说话，激怒了一些政客议员，又因为他是共党分子，被人在阎锡山跟前告了一状。阎锡山听后大怒，说们还没咋呢，共产党就找上门来造反了，当晚就下令严查，捉拿李肇基等人。在弟弟李立基的帮助下，才侥幸逃脱。1930年7月，李肇基外逃几个月，从上海返回静乐后，县长以宴请他为名，席间在水中下了毒，将李肇基毒死。

    被害时年仅39岁。

    得知李肇基遇害的消息，全县皆悲，出殡的那天，好多人前去送行。李肇基去世后，李肇基的儿子李文聘仍不忘家乡教育，1969年回乡探亲时，把家中的5间大厅捐献给了学校。并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五家庄教育发展基金会，又捐款1000元。

    为了让岑山书院的重教尚学之风代代相传，2007年春天，年逾九旬的全国公安元老刘涌回静乐探亲时，将自己毕生积蓄的30万块钱捐献给了家乡，设立了“岑山书院刘涌助学基金”，资助和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静乐子弟。

    刘涌是静乐西马坊镇双村人，1934年在太原上学时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奔赴延安，1948年12月受李克农命令，率领被称为“一百单八将”的中共中央社会情报、保卫、公安人员训练班，分乘5辆缴获的国民党的美式卡车进京，接管北京市警察局，为保卫开国大典、首都安全，为新中国公安事业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勋。曾参与侦破多个重大案件——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北平支台”案；

    国民党潜伏北平“397号情报组”案；

    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万能潜伏台台长”特务案；

    马德福股匪阴谋暴乱案。

    刘涌参加革命后，虽然戎马倥偬，一生奔波在外，但始终惦念着家乡，惦念着家乡的教育。早在1995年，儿女们给他祝八十大寿时，他就把儿女们孝敬的祝寿钱节省下来，再加上一部分积蓄，一共10000块钱，捐献给了希望工程。在给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的信中说：

    “希望工程”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的一件大事，我的家乡地处山西省静乐县西马坊镇双村。静乐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当地人民为创建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是我的八十生辰，儿女们原拟为我操办八十大寿的庆祝，经过研究只做家庭聚会，将此项活动之款加上我自己的积蓄合计人民币一万元，捐献给“希望工程”，区区之款希望给家乡作为振兴小学辅助之用，略表心意！

    安得校舍千万间

    胡献青是静乐文教体育局纪检组长。在静乐采访时，我说到哪里，胡老师就到哪里，没有半句推辞的话。后来他去市里开会，仍把手机号留给我，不管啥时候打，一打就通，帮了我不少忙。

    胡老师原在静乐纪检委工作，调到县文教体育局没几年，但是对静乐的教育相当熟悉，他告诉我静乐的教育发展，主要是1978年之后，经历了80年代、90年代、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

    1976年“文革”结束后，静乐的教育百废待兴，最“废”的是校舍，好多学校破旧不堪，一到冬天寒风饿号，冻得师生不能忍受，一到夏天又四处漏雨，随时面临倒塌的危险。在一张旧照片上，我看到一所学校的校舍破烂得像羊圈一样，几乎不能想象。几个孩子由老师领着，站在教室外面晒太阳，一个个灰眉土眼的，像一家老小在逃荒。由于校舍破烂，事故难以杜绝——

    1985年5月，遭受暴雨袭击，全县58所学校倒塌校舍345平方米，新增危房面积2742平方米。

    1987年12月，东大树学校一座教室倒塌，压住老师学生14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3人，轻伤1人。抢救无效死亡1人。

    1990年12月，西马坊小学因土炕被老鼠窜洞引发火灾，烧毁校舍8间，办公桌6张，课桌凳45套，教学仪器1套，师生口粮350公斤。

    1993年5月，康家会中学一座教室倒塌，所幸无人员伤亡。

    1996年1月，岔上小学一座教室倒塌，当场压死学生1人，压伤13人。

    上世纪80年代，静乐几乎没有一个乡镇的校舍无危房，不少校舍破得龇牙裂嘴，悬在老师学生头上。风声雨声代替了读书声，老师教书教得提心吊胆，学生上课上得心惊胆战，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墙皮脱落，椽檩折断，屋顶哗啦一声坍塌下来。

    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校长告我，当时那个担惊受怕呵，就像早年打鬼子一样。一遇电闪雷鸣，不管学校有没有学生，都得披块塑料布巡来转去，啥时候雨不歇，啥时候心不安。他说：

    那时候，我和老师们每天想的，不是把书教好，而是校舍千万别出事。一旦出事砸着学生，就是大事。

    面对这种情况，静乐的领导急了，静乐的老百姓急了。1983年12月24日，20多个单位的30多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老干部、老教师、老工人、老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就像1978年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为分田到户，在“生死契约”上按下血手印一样，在一份名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自发成立了“静乐县群众集资办学董事会”，由一名董事长、8名副董事长、30名董事组成。向社会发出《吁请信》，呼吁静乐的各界人士，为家乡办学慷慨解囊。

    《吁请信》发出后，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好多静乐在外工作的人士纷纷寄钱回来。我在采访时得到一份名单，是静乐在外工作之人的首笔捐款，一共7个人——

    贺本绪 城关人陕西中医研究所600元

    高凤义白道底人北京142信箱20分箱200元

    辛有为盆子水人甘肃兰州市泰安路60号100元

    温炎城关人安市西北电业管理局100元

    刘祖武康家会人大同市副市长100元

    范光亮双路砚湾人河北玉田县52874部队100元

    张泽民上村人四川永川县建设银行100元

    从名单上可以看到，捐款最多的一个600元，一个200元，剩下的都是100元。也许，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1983年，却已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1983年，静乐的财政收入只有96.5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百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足200元。

    一时间，岑山书院传承的重教尚学之风，历经“文革”浩劫，在静乐重新掀起。从县城到边远山村，从县领导到老农民，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都在为集资办学尽一把力。

    ——1984年，全县集资66万多元，新建校舍4500平方米，更新校舍2449平方米，维修校舍3880平方米；

    ——1985年，全县集资22万多元，新建校舍2806平方米，维修校舍3107平方米；

    ——1986年，全县集资30多万元，新建校舍4512平方米，维修校舍3078平方米；

    ——1987年，全县集资37万多元，新建、扩建、翻新、维修校舍近7000平方米；

    ——1988年，全县集资37万多元，新建校舍2697平方米，扩建、翻新、维修校舍3451平方米；

    ——1989年，全县集资40多万元，新建校舍2393平方米，扩建、翻新校舍1572平方米。

    好多农村，好多农民，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踊跃。在一处处建校工地上，时常能听到筑基打硪的号子声，把汗水夯进去，把希望夯进去，夯得齐心协力，夯得生龙活虎：

    “哎嗨兄弟们来擂上手呀，号号的嗨呀，号号的嗨呀！”

    1987年发生教室倒塌事故的东大树村，为了不再让事故发生，不再让老师孩子受苦，村集体从牙缝里抠，老百姓从牙缝里抠，硬是抠出54900元来，盖起一座新学校。

    龙家庄乡送返村的老羊倌刘丙元，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在大山里撵牛放羊，几乎没走出过大山。1984年村里集资办学，刘丙元便把自己省吃俭用，多年积攒下的1000块钱，毫不犹豫地捐献给了学校。当时的1000块钱，远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相当于几十亩莜麦的收入，相当于上百亩山药蛋的收入，相当于一户农民种地几年的收入。在贫困的小山村，它可以娶回一房媳妇，可以碹起几间新窑，可以供几个娃上学。在静乐1984年的办学集资表上，我看到许多单位的捐款才1000元。

    在静乐1984年的办学热潮中，刘丙元老人无疑是第一人，也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把那么多钱捐献给学校，老人的认识很简单：

    我两眼漆黑，当了一辈子瞎汉，不能让娃娃们再瞎了。我苦了一辈子，不能让娃娃们再苦了。

    从1983年到1989年，经过七八年努力，静乐的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不少学校告别危房，师生住上了安全舒适的新校舍。在此基础上，1990年再掀集资办学的热潮，全县上下，“官捐民也捐，富捐贫也捐，老捐少也捐，夫捐妻也捐”，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

    王村乡的“五保户”刘拴牛，把自己连油盐酱醋都舍不得买，一分一毛攒下的100块钱，捐献给了学校。杜家村镇5所学校30个班的学生，把平时买书本、吃饭节省下的钱，分分毛毛地筹集起来，筹下896块钱，交给镇里修建学校。

    刘丙元老人所在的龙家庄乡，全乡仅有1600多口人，人称“穷山僻壤”，有的老百姓穷得片瓦根椽都没有，只有一间土窑洞。但是有刘丙元榜样在先，老百姓没有一个因为穷困，在集资办学中拖后腿，“每户1条椽、10斤栈，每人1元钱、10块砖”。像当年轰轰烈烈支前一样，9个村的老百姓人拉肩扛，从四面八方，把砖瓦木料运送到乡政府，建起一座中心小学。

    1990年，全县共集资242万元，几乎是80年代的集资总和，新建、扩建校舍9000平方米，维修校舍3170平方米，添置课桌凳2000多套，为38所中小学配备了教学仪器。

    1990之后，随着国家扶贫力度加大，静乐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团中央希望工程的实施，静乐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好多学校“鸟枪换炮”。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加之房屋寿命，旧的危房在消灭，新的危房又在产生。据2001年统计，全县仍有校舍危房10000多平方米，涉及125所学校，占全县学校数的30%。

    这时，国家对未“普九”的县开始实施第二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2001年启动，2005年结束。工程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消灭农村中小学危房，新建一批寄宿制小学，寄宿制初中。对静乐来说，既是天大的机遇，也是天大的压力，机遇是会获得国家投资，压力是危房改造必须达标，如果不达标，“普九”就别指望过关。

    为之，静乐县委、县政府出台了《静乐县“第二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实施方案》，成立了“第二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领导组”，实行县四大班子领导包乡包校，县直单位具体包建制度，按照“一年突击，二年扫尾”的任务要求，动员全县的力量投入到校舍建设中。从2002年起，经过两年努力，完成了危房改造工作，2005年接受了山西省政府的“普九”验收，并一举过关。

    在此期间，静乐开始加大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其增长幅度是前所未有的，平均每年增加28%，2008年达到了8611万元。与1983年的137.4525万元相比，增长了近63倍；与1978年的79.5万元相比，增长了108倍之多；与1953年的19.596万元相比，就更是天地悬殊了。

    从“79.5”到“137.4525”，从“137.4525”再到“8611”，像里程碑一样，一个数字凝聚了一个时代。在过去30年中，静乐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静乐的教育也取得了巨大发展，如今校舍危房已经基本不存在。老师和学生再不用挨冷受怕，坐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享受阳光的温暖，享受教与学的快乐。

    那温暖和快乐，是老师和学生的，也是每一位关爱者的，他们因付出而获得分享。有的虽然不在了，但在九泉之下，也依然会感到欣慰。武润英就是这样，生前她一再嘱咐儿子，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事，为家乡的孩子盖一所学校。她去世后，儿子经商挣了钱，成为一名企业家，便不忘她的遗愿，为村里盖起一所学校。2006年9月，以其名字命名的润英希望小学，在静乐段家寨乡贺丰村落成，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儿子完全可以告慰母亲了：

    妈，学校建成了，您老可含笑九泉了。

    今天，完全可以这样说，不管去了静乐哪里，随便挑一个地方，哪怕是最偏远的山庄窝铺，最好的房屋就是学校。走进那书声琅琅的校园，给人的感觉就像盖上一床新棉被一样舒服，永远不会再像一位老师写的：

    寒风光顾

    呼啸在教室游走

    门，无力阻挡

    窗，无力阻挡

    我的心在颤抖

    孩子们的手在颤抖

    让红领巾迎着太阳

    几次到静乐，我总想去一个学校看看，那就是上店村学校，但是几次也没有去成。我之所以想去上店村学校，是因为该校是“希望工程”援建静乐的第一所希望学校，也是援建山西省的第一所希望学校。

    希望工程，是1989年10月由团中央发起，主要服务于教育的工程项目：一是汇聚社会爱心，救助因贫困失学或即将失学的学生；二是多方筹集资金，为贫困地区兴建学校。希望工程实施后，在全国各地建起一座又一座学校，让成千上万的失学儿童，像流浪鸟一样有了家园，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0年7月，静乐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实施希望工程试点县。1991年5月25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投资，援建静乐的第一所希望学校，也是山西省的第一所希望学校，在上店村破土动工。

    上店村地处扶头会河畔，原属西坡崖乡，2001年撤乡并镇后，划归静乐鹅城镇。西坡崖乡是革命老区，有21位烈士为国捐躯。1947年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到达静乐，就在西坡崖乡住的。但与老区革命光荣不相称的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乡里的不少学校还破破烂烂，不能为师生遮风避雨。

    上店村小学就是其中一所。老师和学生呆在破旧的教室里，一到阴雨连绵，或西北风刮起时，就不得安宁。是希望工程改变了他们的处境。从动工到建成，不到一年时间，师生就搬进了向往已久的新学校，孩子们高兴得又蹦又跳。

    新学校占地4000平方米，为二层小楼，510平方米大。除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8万元，山西省教委捐款2万元，团省委捐款1.5万元，县、市捐款4.5万元，上店村老百姓捐款4万元，总投资20万元。1992年4月28日竣工典礼时，团中央和省、市的许多领导前来祝贺，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静乐希望小学。

    上店村希望学校的建成，拉开了希望工程在静乐的序幕，让众多的老师和学生听到了福音。从1991年到2007年，希望工程以平均每年3所学校的速度，在静乐建成希望学校52所，为改善静乐农村办学条件，为静乐后来的“普九”，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93年12月4日，香港无线电视台畲雪峰等4名记者，从香港到静乐，深入山庄窝铺，进行了两天采访，制作了电视专题片《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1994年7月27日，中国电视艺术协会《希望不是梦》大型系列摄制组，到静乐进行了两天拍摄，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为摄制组题词：“为了孩子，为了明天”。

    “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在各路媒体的宣传之下，地处穷山僻壤的静乐，以一副苍凉心酸的面孔，走向了海内外。《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播出后，立刻引起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关注。看了那贫困的家庭，那破旧的学校，那可怜的孩子，好多侨胞潸然泪下。

    远居马来西亚的何宝莲女士，当即决定出资30.2万元，援建静乐一所希望学校。这是静乐获得的第一笔海外捐款，也是山西实施希望工程以来，获得的第一笔海外捐款。何宝莲女士援建的希望学校，选定在地处大山深处，明朝万历年间建村的择善村，1994年5月12日奠基，12月9日建成。学校建成时，激动的师生，激动的村民，敲锣打鼓，像正月十五闹元宵一样。

    与何宝莲女士一样，也是因为看了电视专题片《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新华银行香港分行总裁陈加亮先生，派人从香港专程赶赴静乐进行考察，决定在王村乡王村投资20万元，兴建一所学校。让远隔千山万水的香江之情，汇聚到晋西北老区的汾河。学校1995年6月动工，1995年年底建成，取名“泛海小学”。

    在海外关注的同时，国内也予以极大关注。1995年5月31日，一场由文化部艺术局、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为了爱乐希望小学”大型募捐义演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大提琴家司徒志文、二胡演奏家宋飞、钢琴家鲍惠荞，以及著名演员袁晨野、黄越峰、王蕾等300多人参加了义演，义演由俄罗斯著名指挥家雷洛夫指挥。所得票房收入10.8666万元，全部捐献给静乐，在静乐建起全国第一座“爱乐希望小学”。

    最让人感动的，是义演发起过程中的幕后故事——

    义演最初票价60元一张，但主办者考虑到建一所希望小学至少得10万元，于是把票价提高到80元，还增设了一排特价票：200元一张。5月9日，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及部内20余位司、局长带头购票，一下卖出37张。5月23日，音乐会售票尚未过半，5月24日，新闻媒体报道了义演售票遇挫，社会各界反应强烈。刚刚出差返回北京的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陈昌本闻讯后很快买票。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常务副书记刘鹏买了10张，北京市副市长段强1000元买了3张，剩下的全部捐献希望工程。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给自己家人购票后，又以中央电视台办公室的名义捐赠4506元。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得知后，自己掏钱买票5张，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孙家正等领导也自己掏钱买票。

    到5月29日，1147张票全部售完，无一赠送。参加音乐会摄制的37名电视台人员，提出不买门票不入场拍摄的要求，每人交了80元票款，因为没有座位，一律站在通道两侧。音乐会结束后，文化部部长刘忠德代表音乐会全体演员、观众，把10.8666万元捐款交给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克强。文化部在静乐扶贫挂职的董耀鹏、张彤得悉此事后，立即赶回北京向组织汇报静乐人民的企盼，将全国第一所“爱乐希望小学”争取回静乐。经静乐县希望工程实施领导组研究决定，报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批准，在静乐西关村兴建“爱乐希望小学”。西关村无偿献出6亩土地，群众又集资10万元，共建“爱乐希望小学”。

    1995年12月30日，爱乐希望小学落成后，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带领文化部扶贫慰问演出团和文化部有关司局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西安出席了剪彩仪式。出席剪彩仪式的还有省、市领导，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文化部部长刘忠德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在严寒中，著名演员李谷一、柳石明、傅笛声、石维坚、杨青、李媛媛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北京音乐厅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与中南海相对，东望天安门广场，是荟萃国内外音乐及艺术精英的场所，是展示首都及中国音乐的窗口，是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艺术天堂。

    在如此“阳春白雪”的天堂，能为“下里巴人”的静乐，能为静乐的孩子募捐义演，实在是静乐的骄傲，是静乐孩子们的福气。第二年5月31日，北京音乐厅再次为静乐希望工程举行义演，爱乐希望小学校长王俊杰带着4名学生，应邀去北京参加了义演。6月1日，他们又参加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会、北京音乐厅共同举办的“’96希望工程‘六一’联欢会”。在联欢会上，爱乐希望小学的学生领唱了静乐民歌《割莜麦》，和中央广播少年合唱团共同演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一说起那次北京之行，王俊杰就激动不已，告诉我那地方非常气派，不愧为艺术天堂。刚去了的时候，他们这些“割莜麦”的人还“发山”呢，山得两眼发呆。可是，那些艺术家们真好，待你像老乡一样，很快就没了发山的感觉。他说：

    那两年，北京音乐厅真成了我们静乐的天堂，一次义演给我们静乐盖一座小学。第二座小学，就是我们参加的那次义演捐的，票房收入10万元，建在静乐的泉庄村。

    如同12年之后，王书东作报告的声音回荡在北京首都大酒店的锦云厅一样，静乐《割莜麦》的歌声回荡在北京音乐厅：

    哥勒哥我在山顶上，

    手拿镰刀嘶喽唰喽，割莜麦，

    小妹妹你，白格格胳膊银手镯镯，

    手拿铲铲咯丢咯嘣刨山药。

    从《割莜麦》到一颗鸡蛋工程，从关心贫困孩子的“住”，到关心贫困孩子的“吃”，是静乐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进步。

    《割莜麦》表达出来的那种黄土地的豪迈、柔情与苍凉，像黄河岸边船工们背负的纤绳一样，牵动了一双双关爱之手，在静乐援建起一座座希望学校。每一座学校，都是一艘幸福的船，承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红领巾迎着太阳，

    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

    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

    从1991到1999年，全国援建静乐希望学校29所；从2000年到2008年，全国援建静乐希望学校23所。就像一把把大伞，支撑在静乐的“黄土高坡上”，为老师和孩子们遮挡住寒风苦雨，哪怕再过“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他们都将“一望无际唱着歌”。

    香港蒲公英康富集团总裁黄远平先生，就是为这“一望无际唱着歌”而来的。黄先生是香港著名人士，除了担任康富总裁之职，还兼任奥迪斯有限公司总裁、天国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成功文化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等职务，1997年被评为“香港十大传奇人物”。黄先生母亲的叔父，就是当年令日军闻风丧胆，与琼崖纵队、八路军、新四军一道，被朱德并称为“中国抗战中流砥柱”，活跃在华南的著名抗日纵队—东江纵队司令曾生。由于受家庭影响，黄先生一生爱港爱国，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静乐的情况后，便当即决定：

    我一定亲自去静乐，亲自去看看静乐的贫困孩子，为他们送上我的一份礼物！

    此后不久，黄远平先生就兑现了自己的允诺，决定投资15万元，在静乐西马坊村和张旗村，一个村援建一所蒲公英希望学校，让像征春天的“蒲公英”，飞越千山万水，把美好带给大山里的孩子。两所学校1998年动工，1999年相继建成。1998年5月1日，西马坊小学奠基时，黄先生带着香港“爱心大使”吴刚等二十几人，从香港来到静乐，坐在西马坊村的农家炕头上，吃过农民亲手做的饭菜，直到太阳落山才离开。西马坊村的贫困，西马坊老百姓的纯朴与热情，让黄先生难以忘怀。临走时，他对送别的乡亲说：

    学校建成时，我还会来的，带着我女儿来，让她看看你们，看看山里可爱的孩子。

    可以说，每一所希望学校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每一所希望学校都值得介绍，但是限于时间，我无法去一一追寻；限于篇幅，我只能择其“一二”——

    故宫希望学校

    地址：静乐辛村乡辛村

    援建单位（人）：国家故宫博物院

    总投资：25.733万元

    援建经过：1995年8月28日至9月7日，静乐连降暴雨，多所学校受损，通过文化部寻求支持。在文化部的帮助下，先后联系18家在京单位，其中故宫博物院捐助8万元，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捐助3万元，中国文化报社捐助2万元，中国美术馆捐助1万元，中国革命博物馆捐助1万元，中国展览交流中心捐助5000元。故宫博物院的8万元捐款，用于辛村希望学校的建设。学校占地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除了故宫博物院的8万元捐款，县、乡投资14.233万元，村里集资3.5万元。学校1996年3月动工，同年9月建成，由著名书法家刘炳森题写校名。

    静乐坂户友好希望学校

    地址：静乐康家会镇红崖湾村

    援建单位（人）：日本琦玉县坂户市

    总投资：510万日元

    援建经过：1996年8月，静乐东碾河暴发特大洪水，学校围墙被冲垮，多间校舍倒塌。1997年11月，日本琦玉县坂户市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吉野延子来静乐考察访问，了解学校的灾情后，决定投资51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9.58万元，援建一所希望学校。原学校为康家会寄宿制小学，新学校在旧学校基础上建成，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1998年5月11日动工，同年8月建成，建成后改名为静乐坂户友好希望学校，由坂户市市长宫琦雅好题写校名。学校奠基时，除了吉野延子，还有日本友人伊藤雪江、乡家一郎、市川源次、公野利代、清水武司、木田启子、乡家一二三。

    杜家村光彩希望学校

    地址：静乐杜家村镇杜家村

    援建单位（人）：山西光彩事业促进会

    总投资：60多万元

    援建经过：2000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看到有关杜家村小学的报道后，深为学校的破旧震惊，深为学校老师的奉献精神所感动。2000年4月14日，委托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纪友伟，带着10000元慰问金专程来到静乐，看望了学校特困教师杜绪亮。同时，为杜家村小学积极争取资金，建起一所占地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新学校。2001年5月开工，同年10月投入使用。其中，争取国家投资30万元，通过山西光彩事业促进会，获得香港王氏宗亲捐款20万元，村里自筹10万元。王兆国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西贺希望学校

    地址：静乐王村乡西贺村

    援建单位（人）：日本友人乡家一二三

    总投资：18.2万元

    援建经过：乡家一二三曾在山西大学教书，父亲乡家一郎曾是日军司机，抗战期间在静乐呆过。1997年，日本坂户市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吉野延子来静乐考察访问，乡家一二三和父亲就一同来过静乐，为坂户友好希望学校的援建出了很大力。乡家一二三看到静乐的许多学校很破旧，便决定再单独援建一所希望小学。2001年5月，乡家一二三出资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6万多元，西贺村自筹2.2万元，建起一所希望学校。学校占地68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0平方米。2001年5月动工，同年9月竣工，可容纳学生300多名，解决了西贺及周边4个村的学生的上学问题。

    除了上述学校，还有香港陈廷骅基金会援建的福和希望学校，北京崇文区文化馆援建的崇文希望学校，日本政府援建的中日友好利民学校，香港邵逸夫先生援建的逸夫希望学校，中山完美公司援建的中山完美希望学校，台湾台塑集团援建的明德希望学校，山西移动公司援建的白道底希望学校，著名书法家谢德平先生援建的新开岭学校，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援建的东大树希望学校，中远威药有限公司援建的以已故国家领导人陈云的夫人命名的岔上村若木希望学校。

    等等，等等。

    其中东大树和岔上村，就是1987年和1996年教室倒塌，砸死砸伤多名学生，给静乐教育留下惨痛记忆的两个地方。

    此外，自国家实施定点扶贫政策以来，山西省派驻静乐的各个扶贫工作队，也为静乐改善办学条件立下了汗马之功。扶贫期间，他们虽然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人换情不换，对静乐教育的关心一如既往，对老师和孩子们的关爱一如既往，让静乐人民永志难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山西省委组织部，为扶贫点娑婆乡和康家会镇修建学校26所；山西省审计厅，为扶贫点赤泥洼乡和娘子神乡修建学校8所；山西省中小企业局，为扶贫点辛村乡修建学校7所；山西省司法厅，为扶贫点择善乡修建学校4所；山西省编办，为扶贫点娘子神乡修建学校1所；山西省民政厅，为扶贫点王村乡修建学校1所。

    山西省纪检委扶贫工作队，是2006年进驻赤泥洼乡的，和其他工作队一样，在帮扶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当地教育。2008年4月筹资110万元，在村外另选新址，为赤泥洼乡建起一所新的福和希望学校。学校占地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解决了附近七八个村170多名学生上学的困难，成为全县最好的一所乡村学校。

    省纪检委书记金道铭，先后8次深入赤泥洼乡，每次到赤泥洼乡都要去学校看看。新的福和希望小学，就是在金道铭书记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之下建成的。金道铭书记对教育的关心，在赤泥洼乡留下好多故事。他在赤泥洼学校教室的专栏上，看到一名学生吃上免费鸡蛋后写的作文，很受感动，嘱咐县乡的同志要把这件好事办好，并把这名学生写的文章带回了机关。还有一次，他在赤泥洼下乡途中，看到下牛庄小学的国旗破旧了，便停下车走进学校，当即掏出500块钱，交给校长说：

    一定要买面新国旗，一定要让庄严的国旗在学校迎风飘扬！

    隔山隔水难隔情

    准确地说，这个小标题是一篇文章的名字，刊登在1995年11月3日的《中国教育报》上。在此之前，10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专稿《山西静乐县2000余名中、小学生受到18省（市）人士和港澳同胞救助，安心上学》。在此之后，11月16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静乐的希望效应》。

    三篇文章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希望工程好，不仅为静乐建起一所所学校，还救助了一批批失学儿童。一位“卸甲归田”的老校长告我，早在1990年，静乐被定为全国首批希望工程试点县，上店希望学校还未建之前，希望工程就救助了100名失学孩子。接着，满头白发的老校长一连用三个“救”字来形容：

    又救学校，又救东西，又救娃们，我以前没有见过。除了希望工程，除了共产党，其他的什么，都不会这样干的。

    从学校到物资，包括教学设备、图书器材，再到失学儿童，希望工程对静乐的援助，几乎是全方位的。1990年12月18日，新年将至的时候，山西榆社县青年星火研究所赵荣耀捐赠的30台“星火CN—Ⅲ型教学增流装置”运到静乐，是静乐接受的第一批希望工程援助物资，也是山西接受的第一批希望工程援助物资。

    1991年3月29日，太原市青年路小学与静乐君宇小学结伴，建立了“手拉手”联谊学校。短短六七天时间，就为君宇小学捐款3460元，捐学习用品1000多件，还有图书、电教设备、自然实验仪器、风琴等。1994年3月11日，太原市青年路小学再次举行“手拉手，献爱心”联谊活动，为君宇小学捐款10000多元，捐图书1000多册，捐衣物26大包，每包30多件。

    像两所学校一样，希望工程将全国之手与静乐之手紧紧牵在一起，“既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也有一般干部职工；既有社会团体，也有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既有艺术家，也有文人学者”，甚至包括国家领导人，将款物从四面八方汇寄到静乐。

    ——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委托扶贫志愿者王树生，为康家会中学捐赠一套50册亲笔题写的《小学生班级书架》。

    ——日本坂户市，为坂户友好希望学校捐赠电视机、VCD、教学光盘和文体器材，价值17000元。

    ——“团中央机关干部和首都师生”，为康家会中学捐款6000元，捐图书12000册，衣服1440件，以及价值2万多元的文具、计算机、录音机、磁带等教学用品。

    ——山西大学、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医科大、山西生物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山西艺术职业技术学校、太原市职业技术学院、忻州师院、忻州一中8所省、市高校和重点中学，为静乐8个乡镇的17个学区，捐赠钱物21万多元。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除捐款27万元，为东大树建起一所希望学校，又捐款7600元救助失学儿童。

    ——北方交大扶贫志愿者张俊虎，动员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为支教的学校捐赠电脑15台，图书3000多册，衣物10000多件。

    北京国际饭店的职工高歌，看到有关静乐的报道后，1992年便通过希望工程，资助静乐步六社的失学儿童王秀芬上学。从此，像对待亲女儿一样，高歌惦记着王秀芬的学习，惦记着王秀芬的生活。

    1995年8月18日，高歌带着儿子一路辗转，从北京来到静乐看望王秀芬，给王秀芬带来一个闹钟、一台收录机、10多盘学习磁带、30多本书籍、30多件衣服、100多块钱的药品、玩具，还给王秀芬家带来一台电视、3块手表。晚上住下后，高歌发现王秀芬家实在是穷，穷得连电灯也点不起，第二天一早起来，便进城买回600米电线和电视天线、灯口、开关，为王秀芬家接通了电，安上电灯。进城买电线的时候，又给王秀芬家买回15斤大米和几块布料。

    从静乐返回北京后，高歌又动员同事朋友，加入到静乐失学儿童的救助行列。1999年10月，高歌得知步六社建起了希望学校，便买了一套扩音设备，还有收录机、字词典、国旗、国歌磁带等，再次来到步六社，赠送给学校。并资助两名失学儿童。

    1995年2月22日，元宵节的气氛还未散尽，许多商铺的大红灯笼还高挂着，静乐希望工程办公室就收到一封来信。与所有的来信一样，信封、信纸都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一行行读下去，办公室每一个在场的人，眼中禁不住溢满了泪水。信中说：

    希望办公室的同志：

    你们好！这是一封迟到的信件，本不想写信，但考虑到关系着一个死者对生者的希望，关系着一个怀着美好愿望、热爱生活、热爱友善与一个贫困而失学儿童的成长，所以我不得不提笔将此事略述，以使心静并告慰九泉之下的亡灵。

    去年9月22日，我将120元整寄往了山西省静乐县希望工程办公室，不知您们是否收到？这120元钱虽然谈不上丰厚，却饱含了一个普通捐款者救助失学儿童的爱心。这名捐助者已于去年8月24日被肝硬化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9岁。生前他已为山西省静乐县辛村乡柴水村小学学生刘星天同学捐助了学杂费。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来说是想象不到他救助失学儿童的内心世界的。他从小就身体不好，上了初中三年级时患上了乙肝，家里当时有未工作的姐姐和正在读书的弟弟，还有疾病缠身的老父母。为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卖过冰棍，凭着勤奋好学，他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大学二年级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走上工作岗位后，他实实在在地工作在科研岗位上。从他患上乙肝病之后这么多年，由于远离家乡，由于工作辛劳，由于补给不足，他的病每况愈下，但他从没放弃对生命、对生活的追求，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为失学儿童捐款。他想一次付清小星天的学费，在我的规劝下，考虑到一次拿出确不实际，于是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捐助小星天。但是去年8月24日，他却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面对一切，我们活下来的人当然只有把他的遗愿实现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他。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这个绿色的印有“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志愿者证书”。走进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东城区园恩寺），将小星天九五、九六两个学年的资助款通过邮局汇到贵处，接到汇款后请团委的同志们妥善用好款项，并尽心帮助小星天好好读书，健康成长，我替亡灵感谢你们！

    至于我是谁，这无关紧要，逝去的和健在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这是义不容辞的义务，谢谢你们。

    谢谢！

    1995年2月6日

    信的内容让人无法抑止地感动，也叫人透不过气来地沉重。一位生者在替死者表达，在替死者继续未竟的事业。信没有落款，生者和死者都隐姓埋名，只留下一个共同的名字：

    “中国共产党党员”。

    时隔14年之后，2009年5月8日的深夜，我完全以一个陌生者的身份，再读这封信时，依然止不住泪夺眼眶，落在敲击电脑的键盘上。它让我想到了文山会海，想到了灯红酒绿，想到了香车宝马，还有街头曾发生的无数围观者的麻木。一切的赞美都不过分，什么崇高呀，什么伟大呀，但是一切又都扯淡。

    “1995年2月6日”，我推算了一下，是1995年正月初七，春节的欢乐仍沉浸着大地。在千家万户的欢乐声中，“生者”如此写下心中的祭奠，如此承担起无悔的托付，有着比“死者”更大的沉重，更值得我们去敬仰。不是他“替亡灵感谢你们”，而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呵。每一个静乐领导，每一个静乐百姓，每一个静乐老师，每一个静乐孩子，都应该把头埋下，深深地埋下，向他们道一声谢谢，再道一声：

    谢谢！

    信第二天转交到了时任县委书记李高山手里，李高山在信上当即批示道：“这是一封来自北京不具姓名的信，请县委办印发五套班子领导和各部、委、局、室、各乡（镇）、各中小学、联校。我一连看了几次，每次都很震颤，很感动。昨天，我去柴水村作了了解，信中说到的死者叫朱江吉，是国家档案局科研所的干部。他远在北京，身患重病，却深情惦念着和救助着我县的失学儿童，直至病逝。他的同事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寄来救助失学儿童的费用。”

    “这封信深刻地反映了一种爱心、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一种风貌。我们要在全县大力宣传、学习，弘扬朱江吉同志和写信来的同志的精神，五套班子领导带头，副局长以上干部带头，关心和救助失学儿童。”

    当天下午，县里就召开了县五套班子联席会议，组织学习“北京来信”。之后，3月8日，又召开了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大会，号召学习、宣传朱江吉同志的事迹。之后，3月23日，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救助山里娃仪式，一上午捐款2万多元。再之后——

    全国许多新闻媒体闻讯纷纷来静乐采访报道朱江吉这一感人事迹。《山西日报》第一版连载报道这一事迹以及在静乐引出的效应。山西电视台《今晚9:30》节目也作了连续报道，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纪实电视剧《真情曲》剧组，专程来静乐拍摄了《北京的好心人》电视剧。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东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山西电视台、贵州电视台、西藏电视台等电视台相继播放了该剧。

    从1990年救助100名失学儿童开始，到2007年，希望工程与静乐一道，十几年来，累计救助失学儿童近4500名。在这些孩子当中，有不少是文化部救助的，每一个被救助的孩子，都牵动着文化部上至部长，下至普通工作人员的心。

    文化部1995年与静乐结对扶贫后，先后有12批队员来静乐挂职扶贫，先后帮助静乐建起22所希望小学，遍及全县的14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文化部留下的一片真情。

    文化部原副部长高占祥，曾用自己的稿费救助了静乐水峪、孟家洼10个贫困孩子。每次给孩子们寄钱寄物的时候，高占祥总要附带上一封语重心长的信，像对待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充满疼爱之情。这是其中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

    ××同学，你好！

    首先祝你新春快乐！

    时光飞逝，流走了悠悠岁月，留下了浓浓情义。自从我见到你们后，就很喜欢你们，并且时刻想念你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我要在新年之际送你们一句话：智慧源于勤奋，伟大出自平凡。你们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是，要从小做一个好学要强的人，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争取成为一个对人民、对祖国有益的栋梁之材。

    请代我问你们的老师、父母好！

    高占祥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七日

    第二封信

    ××同学，你好！

    又到了你们最高兴的日子——“六一”国际儿童节，我要向你们表示节日的祝福！

    我与你们相识的时候，北风吹得正紧，现在山里一定是满眼翠绿，满目山花了吧？你们的学习也进步了吧？我要是能和你们一起过节该多好呀！我经常都在想着你们，由于我在北京工作很忙，不能去你们那里，我托文化部的叔叔、阿姨给你们带去贰千元（每人贰百元），希望你们能买一些学习用品和你们喜欢的东西，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同学们：你们生长在农村，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田野是你们的书斋，自然是你们的读本，土地需要常耕耘，成才需要勤学习，学问是苦根上长出的甜果。希望你们从小立大志，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常给我来信。代问你们的爸爸、妈妈、老师和同学们好！

    祝你们和知识智慧一起成长！

    时刻惦记你们的高占祥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三封信

    ××同学，你好！

    北京的燕子又南飞了，山里的树也落叶了吧。花开花落，光阴似箭，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看着南行的大雁，我想你们是不是又要带给我好消息。你们是不是又长高了？学习是不是又进步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老师和同学们都好吧？我时刻都在想着你们，想着你们的生活，想着你们的学习。在新的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我又攒了一点稿费，给你们每人凑了200元，现在交给你们，希望你们用它买些书本及学习用品。

    有播种就有希望，有耕耘就有收获。我送你们一句话：精耕自有丰收日，时光不负苦心人。我希望你们记住它，热爱劳动，刻苦学习。我衷心盼着你们快点长大，早日成才，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服务。

    有什么困难，随时给我来信，等到杜鹃花红满山岗时，我还要到山里看你们。

    此致

    敬礼

    高占祥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1996年3月，为救助扶贫县的失学儿童，文化部机关党委发出通知，要求机关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包括各厅、司、局及直属单位，近3000人参加了活动，把捐下的款物，一部分寄给了静乐，一部分寄给了另一个扶贫县娄烦。在带给孩子们书声的同时，也带给孩子们歌声，平均每两年就组织演员、歌唱家，来静乐进行一次慰问演出，让老区的孩子不再悲伤，让老区的孩子充满快乐——

    蓝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

    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

    在田野，在草地，在湖边，在山冈

    小鸟小鸟，迎着春天歌唱

    ……

    “你别走，你别走”

    2001年7月的一天晚上，月朗星稀，静乐娘子神的乡亲们彻夜难眠，学校的孩子们彻夜难眠，因为一位好老师明天就要走了。

    这位好老师叫李海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是深圳行知职业中学的教师。2000年，作为团中央“扶贫接力计划”的第五批志愿者，李海霖从深圳来到静乐，在娘子神学校支教一年。第五批来静乐支教的志愿者一共10名，其余9名是：

    李亦阳团中央故宫希望学校

    马宪泰沈阳海关故宫希望学校

    何敏毅深圳故宫希望学校

    黄晨深圳故宫希望学校

    刘岩团中央娘子神学校

    骄敏全国政协娑婆学校

    王仲森全国政协娑婆学校

    修春景深圳娑婆学校

    谢清良深圳娑婆学校

    从东南沿海最发达最繁华的城市，来到晋西北偏远落后的静乐；从教学设施先进，环境优美的职业中学，来到鸡犬之声相闻，巴掌大的娘子神小学；从沐浴习习海风，来经受“黄土高坡”的大风；从歌唱《春天的故事》，来聆听《娘子神的传说》，李海霖最初的感受可以想见，仿佛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尽管作为一名志愿者，她来之前对静乐已有所了解，也早有准备。

    面对生活与环境的天壤之别，和所有志愿者一样，李海霖无怨无悔，一头扎到工作当中，扎在孩子们中间，履行一名志愿者的职责。每天“闻鸡起舞”，顶着星星起床，顶着星星入睡。不仅教学生还教老师，李海霖多次为学校的老师，为学区的老师举办讲座，把自己在大学学到的教育理论，把自己摸索出来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山区的老师们。

    2000年寒假，李海霖回深圳过年时，为了让自己单位的师生了解老区的贫困，了解老区的学校和孩子，在深圳行知职业中学自费举办了《黄土情》展览。展览获得巨大成功，行知职业中学的师生纷纷解囊，为娘子神小学捐款5万元，并给学校建起了“行知希望图书馆”。回首200多个日日夜夜，娘子神已让她魂牵梦绕，现在她要走了，回到遥远的深圳去，孩子们舍得下吗，乡亲们舍得下吗？

    第二天一早，李海霖准备动身时，时下只有老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面，在李海霖的面前发生了。孩子们来为她送别，乡亲们来为她送别。有的提着鸡蛋，有的端着红枣，有的带着莜面，有的拿着黄豆，还有的拎着山药蛋。给她往衣兜里装，给她往挎包里装，装得她手忙脚乱，装得她热泪盈眶：

    谢谢同学们，谢谢乡亲们，我一定把你们的情带回去，一定把你们的义带回去！

    像这样的送别场面，每年志愿者走的时候，在静乐都会看到。一年支教期满后，旧的一批走了，新的一批又来了，来的风尘仆仆，走的难分难舍。从1996年到2008年，共有13批，160多名志愿者，来静乐支教。他们虽然来自天南海北，来的地方不同、单位不同、生活不同，但是他们的志愿相同，目的相同：

    不辜负自己的承诺，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服务，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服务，把一片爱心奉献给社会，构筑共同的美好。

    “扶贫接力计划”，是1996年5月由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制定实施的，1996年7月，静乐被确定为该计划的第一个试点县，叫“静乐项目”。静乐之所以被确定为试点县，一是因为是国定贫困县，选择静乐具有全国意义；二是因为是革命老区，是高君宇的故乡，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三是因为是山西希望工程首批实施县，团教合作得很好，静乐项目又是与希望工程有着密切联系的项目；四是静乐离北京、太原、忻州近，便于试点工作开展。

    静乐项目确定后，1996年9月2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晚报》连续刊登了志愿者招募启事。一时间报名者踊跃，仅仅半个月的功夫，就报下370多人，遍及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

    最后经团中央挑选，确定了“静乐项目”首批22名志愿者。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20岁；党员5名，团员12名；硕士2人，本科生6人。主要从事初、高中英语、物理、化学，小学教学，医疗卫生，食品机械等专业的志愿服务。22名志愿者分布在康家会中学、娘子神中学、段家寨中学、故宫希望学校、丰润中学、择善希望学校等8个服务点。

    1996年11月4日，22名志愿者齐聚北京，团中央和中国青年者志愿协会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欢送会由时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刘鹏主持。座谈会一结束，22名志愿者就坐上火车，穿越巍巍的太行山，踏上广袤的黄土地，第二天到达忻州。然后坐县里派去的大巴，从忻州赶到静乐，在静乐宾馆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上，一张张朴实的笑脸，一条条大幅的标语，一阵阵喧天的锣鼓，让志愿者感受到了老区人民的热忱，感受到了老区人民对他们的企盼。仿佛不是来支教，而是来作客。一位志愿者回忆说，那场面就像上世纪40年代欢迎八路军，就像50年代欢迎志愿军，就像60年代欢迎知青上山下乡。用一连三个“就像”，来形容当时的激动，他说：

    虽然在静乐，我只呆了短短的一年，只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但是静乐留给我的深情厚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将会温暖我一生！

    次日，22名志愿者就奔赴各自的服务点。从此之后，一批接着一批，每一批走的时候，每一批来的时候，都要举行庄严的交接仪式。让奉献在接力中传递，让爱心在接力中传递，把足迹留在老区，把汗水洒在老区——

    第一批志愿者

    志愿者王树生积极牵线搭桥，使康家会中学与北京两所中学结成联谊学校，为康中建起图书馆，为康家会镇建起青年科技图书站，并资助150名失学生。志愿者张燕红四处奔波，为故宫希望学校捐赠衣服1500多件，书籍2500多册，教学投影机1部，现金2000元。志愿者杨敏自己掏钱买地膜，买小鸡，为故宫希望学校建起蔬菜大棚，教学生科学种菜，科学养鸡。志愿者孙国荣、王志荣利用课余时间，骑毛驴翻山越岭，为当地农民传授果树管理和农业生产技术。志愿者陈其一通过上海团市委，为静乐县医院争取到上海市医药管理局价值10万多元的医药用品捐助。

    第二批志愿者

    （16名，8个服务点）

    志愿者李燕红，放弃北京每月3500元的工资待遇，来故宫希望学校支教，在学校办起英语启蒙班。志愿者孙燕，在故宫希望学校代初三政治，1998年中考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孙燕还利用星期天，举办两期裁剪培训班，为当地培训60多名青年妇女。还从家乡常熟市，给学校争取到1100元打井款，500元奖学金，3000多件衣服。志愿者张向合、贾记胜，自费带领岔上小学的8名师生，到济南、北京欢度“六一”。张向合的单位济南广播电视局，为学校捐赠2000多元的图书文具。贾永胜的母校华北电力大学，为学校捐赠电影机1部，教学用品1000多件。志愿者宁澈、张俊虎、杨更胜、胡晓兵，在康家会中学支教时，积极为当地农民寻找致富门路，推广脱毒马铃薯种植，建起蔬菜大棚，创办了“青年花卉苗木场”，栽植了“三倍体毛白杨志愿者林”。宁澈还从团中央争取3万元扶贫贷款，买来脱毒马铃薯种子，分发给农民种植。志愿者韩斌，深入8个乡镇23个村庄，为农民义务修剪果树，传授栽培技术，并撰写了《关于静乐县经济林发展的调查报告》。

    第三批志愿者

    （18名，6个服务点）

    志愿者杨槐，在赤泥洼中学身兼四职，除担任初一班主任，代初一英语课，还代初三语文、物理，还办起家电维修培训班，培训初三学生和当地农民。志愿者刘辉代两门主课，并兼任赤泥洼中学校长，通过一系列教改，使一向榜上无名的赤泥洼中学，1999年中考化学成绩跃居全县第五名。志愿者蒲馨，在故宫希望学校，一个人代8个班的音乐课，还兼任全校的少先队总辅导员。志愿者张俊□，在岔上小学任教期间，帮助农民潘天寿四处联系，办起了蚂蚁养殖场。志愿者田贞祥，通过自己的单位北京怀柔县物价局，为故宫希望学校争取到电视机、学习机、VCD、录放机、录音机、教学光盘、录音带等，价值7万元的捐赠。

    志愿者的奉献太多了，我实在笔头苦短，无法一一写出。诸如，第四批志愿者洪鼎鸣，自己花10000多块钱，买回面粉机1台、维型磨1台、大型碾米机1台、电动机3台，为学校办起粮食加工厂。诸如，第八批志愿者王振华，来静乐支教已经50岁了，但是依然尽心竭力，与一同前来的6名志愿者，为学校的100多名贫困生争取到了救助。还自己花12000块钱，为学校买回一辆吉普车。诸如，第九批志愿者朱舜勤，假期上回到单位江苏吴江电视台，动员同事们为学校募捐，电视台副总监孙玲玲，一个人就捐款5万元。

    还有，来自山西大学的志愿者丁浩，回母校发起“为静乐支教助学”的爱心活动，为他支教的学校捐款4600元，捐图书650册，捐衣物价值2万多元。来自北京的自愿者王丽红，动员爱人为学校捐赠电脑6台。来自全国政协的自愿者王仲森，为学校联系投资6000元，硬化了学校的篮球场，并为学区的老师每人发放救助金500元。

    等等，等等。

    静乐县委宣传部长赵亚峰，当部长之前一直在团县委工作，是团中央扶贫接力计划静乐项目的见证者，参与者。对前来静乐扶贫的志愿者，有许多赵亚峰都熟悉，她说，每一个志愿者都让我们感动，如需概括的话，那就是“奉献、友爱、互助、敬业”，每一个受助孩子的笑脸上，都有他们一缕关爱的阳光。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从‘静乐项目’开始启动至今，一个个志愿者尽最大努力克服了气候、语言、饮食、文化等各方面的困难，生煤炉，睡土炕，主食是面食和粗粮拌土豆。没有电话，没有影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直面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单调的文化环境，过着与山区百姓一样的生活，还要忍受别子离亲，寂寞相思的痛苦，但他们一个也没有退却，一个也没有后悔，而是尽心竭力地为贫困落后的静乐自愿服务。”

    赵亚峰的文章充满感谢、感激与感恩之情，代表了静乐老区16.2万人民的心声，她最后说：

    “静乐的山间小路留下了他们的串串脚印，静乐的教育科技发展史上渗透着他们的滴滴心血，静乐人民的记忆深处铭记着他们的光辉事迹！”

    1997年9月2日，来自江苏江阴市的首批志愿者计承兵和黄燕，由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两个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走到了一起。他们支教的康家会中学，以当地最隆重的礼仪，为二人举办了婚礼。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发来贺信。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支树平、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学谦，以及忻州地委、行署和静乐县的有关领导参加了婚礼。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前来看热闹的大爷大娘，看着两个人灿烂的笑脸，竟抹起眼泪来：

    远天远地的，来教咱娃娃们不容易，亏了他们，也苦了他们，应该为他们把喜事办好。

    第二天，也就是1997年9月3日，首批22名志愿者，结束了静乐一年的扶贫生活，踏上了归途。计承兵和黄燕也带着幸福美好满载而归。那天，几乎是同一时刻，在8个服务点上，都呈现了一幕幕难分难舍的场面。

    ——故宫希望学校。一位孩子因为没有换上新衣服，穿着旧衣服不能去送老师，在家里大哭起来。老师知道后，去家中左劝右劝，把孩子带到学校。在欢送仪式上，不知哪个孩子唱了一句《你别走》，全场都跟着唱了起来，歌声中带着哽咽，说不清是哭还是唱。欢送仪式结束后，志愿者坐上汽车离开的时候，孩子们紧追不舍，有的挥手召唤着老师，有的就哭就唱。志愿者从车窗探出身来，一个个泣不成声，大把大把地抛泪。

    ——赤泥洼中学。有的孩子拽着老师的手，临别的一刻还在哀求，老师你能不能不走？老师你能不能再多在一天？我还没给你做好礼物呢，我娘这个星期还想请你去吃顿饭。在村口，汽车已经远去，消失在黄土大道的尽头，好多孩子还站在坡上不肯离去。看着孩子们伤心的样子，连赶来采访的记者也忍不住落泪。

    ——丰润中学。老师紧紧抱着孩子，孩子紧紧依偎着老师。孩子说，老师你别忘了我，你要记着我。老师说，老师怎能忘了你？老师不会忘你的。要动身了，老师给每一个孩子擦掉脸上的泪，说老师会来看你们的，别哭。话还没说完，老师就先哭了，孩子们也放开声哭了，校园内哭声一片。

    2000年，娑婆中学第四批志愿者走的时候，村里的乡亲和学校的师生，在村口送别以后，听说志愿者要到县城集中，然后再去忻州，乡领导便带着学区校长、部分村民和老师，又一起搭上车进城，去为志愿者送行。4名志愿者的手，被一双双手紧握着，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有反复的叮咛：

    你们走了以后，一定要再回来看看！我们等着你们，一定要再回来看看！

    一年的支教生活虽然短促，但是一年结下的情谊地久天长，像静乐的山一样，像汾河的水一样，永驻在志愿者心间，永流在孩子们心头，包括那些淳朴厚道的乡亲们，都将是志愿者一生的珍忆。此时此刻，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唱那首歌吧：

    你别走，你别走，

    你别走，你别走，

    你别走，

    别把我的心儿带走……

    附：第十二批志愿者，江南大学教师季王飞的《从来不须想起，永远不会忘记》（摘录）——

    入夜，很静。当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遭受热浪侵袭时，我很感激静乐略带寒意的夜晚，总能伴我香甜的美梦到天明。可昨夜我却怎么也无法入睡，在电脑前一直默默地坐着，敲击键盘的双手几次拿起，又几次放下，虽然在静乐已是我人生第二次做志愿者，可是心中的万千感慨依然不知从何说起。深知今天的座谈会就意味着结束，意味着我与“扶贫接力计划”的别离。纵然心中千百次的归心似箭，但距离告别时刻越来越近时，多少有些畏惧。

    在静乐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段家寨小学进行支教服务，跟当地学校的老师生活在一起，没有丝毫的特殊照顾。跟我曾经优越的城市生活不可同日而语。但生活条件的艰苦，并没有难倒我，我克服了各种困难，一直坚持下来。

    根据学校对我的安排，我负责担任六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并同时教授语文、英语两门主要课程。为了做好工作，我只有早晚加班，有时连周末也不休息，给学生进行辅导，尽己所能提高孩子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我和学生一起吃饭，一起做游戏，和学生打成一片。

    我除了给孩子们传授书本知识以外，不管是在课上还是课后，更多的时候想给他们带来新的观念、新的思想，也希望能帮助他们了解人生的理想、体会学习的乐趣。因而上课时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大山外面的世界，讲一些我曾经在云南的志愿生活，每次我讲得绘声绘色的时候，学生们就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出他们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和生活，每当这时候我总会告诉他们要想走出大山，要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应该好好学习，以此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鼓励他们刻苦努力。

    当然除了在学校上课外，平时周末我主要的活动就是家访了，一年来，我几乎走遍了段家寨地区的每一个村落，有些村落的情况我以前在电视里见过，但当自己真正深处其中，自己的内心依然有不小的震撼。每次家访可以用翻山越岭来形容，有时候无法赶回来，只好投宿在学生家里，与学生家长合睡一张炕。

    我也知道，一直以来，我从来不是孤身奋战，母校江南大学是强大的后盾。在临近2008年春节之际，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朱拓，学生处处长朱飞，团委书记张菁燕一行三人利用寒假，不远千里来到山西省静乐县，代表全校师生来看望我，并向静乐县段家寨小学捐赠爱心助学金8000元人民币，同时江南大学校团委与山西省静乐县团委签订共建友好团委协议。

    另外我还担任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静乐项目”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协助团县委做好志愿者服务工作，平时关心队员的生活工作状况，跟队员经常交流支教心得，相互学习，相互勉励，使我们每个队员的支教生活都顺利度过，跟志愿者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队的所有队员都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回首过去，我付出了泪水，获得了欢乐，付出了汗水，获得了成长。我相信，每一道痛苦的犁沟，都将换来一排金黄的稻谷。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播种以后立即收获，同样在精神世界，必须有一段努力工作的时期，然后光明才能到来，太阳才能闪现荣光。

    我们的生活不会是花香常漫，天色常蓝，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对每一次对困难的克服中得以凸现的，这就是几年来我做志愿者所体会的、所欣赏的、所培养的，并决心践行的人生观。

    夜依然很静，时针已过了凌晨，伴着丝丝寒意，心中也豁然开朗。付出就有收获，磨砺就会成长，珍惜拥有的一切，让心灵在这黄土高原上再次涤荡，在这蓝天清风中再次抚摸阳光的灿烂。其实结束也是一种开始，一种更加崭新的开始。

    一年的静乐生活在我生命中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都不会忘记！

    一位老总与6个孩子

    在静乐，有不少山区的老百姓，对一个人或许一时叫不来名字，但是，只要他出现在电视中，就会一眼认出来：

    他是省里的，来过咱们村，是他给咱们通了电，安上电灯的。

    静乐老百姓眼中的这个“他”，就是驻晋单位唯一的“十七大”代表，原山西电力公司总经理王抒祥。王抒祥来静乐的次数并不多，但每次来了总要走村串户，看电通畅不通畅，再看能不能为当地办点力所能及的事。因为在他眼中，静乐不一般，曾为国家做出过巨大牺牲，为的就是争取“光明”。今天“光明”了，如果老区还黑灯瞎火，对他们电力部门来说，对他们这些被称为“光明使者”的电力人来说，实在说不过去。

    而这一切都缘于“户户通电”工程。2006年5月17日，户户通电工程在静乐三家庄村启动，本书开头所描述的一幕，一个叫刘老太的老人端着半碗黑墙皮，让现场的工人去看时，我的朋友籍满田在场，王抒祥也在场。和现场的工人一样，王抒祥被老人的半碗黑墙皮，被老人的辛酸震惊了，他说：

    农民的日子要富起来，电是基础。为老百姓送电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领导，我们当然要讲经济效益，但在为农村送电上，我首选的是社会责任。

    从此，王抒祥就跟静乐结下不解之缘，与王书东也成了朋友。户户通电工程启动后，三家庄村除了国家负担的，村民需要自己负担的一部分费用，仍有一些村民负担不起，山西电力公司忻州分公司，便动员职工捐款91625元，为村里的特困户、“五保户”和军烈属安上电灯。一年后，2007年6月12日，王抒祥再次来到三家庄村——

    推开了村民牛虎栓家的门。领路的村委主任说：“你们看谁来了？”牛虎栓高兴地说：“哎呀，恩人王抒祥。”一家人手忙脚乱，又是让座，又是递碗。

    面对淳朴的村民，王抒祥倍感激动：“通电一年了，我们来看一看农民朋友满意不满意，用电安全不安全，还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忙的。”

    “快让王总吃个油糕。”女主人硬是将油糕夹到王抒祥面前的碗里。王抒祥一边吃一边又问了电价和当地电力部门的服务。一位农民说：“供电人可辛苦了，去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风刮得也大，村里停了电，我们打了个电话，他们就骑摩托车来了，雪地里干了半天，有了电才离开。”

    了解到村里家家用上了吹风机，有23户看上电视，还有部分村民用上洗衣机和电风扇，还安上了路灯，现在正建磨房，要大力发展加工养殖业等情况，王抒祥很欣慰。

    这是作家赵瑜和诗人柴然合著的《开眼》中的一段文字。

    那天，在牛虎栓家吃过油糕，王抒祥就离开三家庄村，到赤泥洼乡检查公司的扶贫项目。与乡政府的领导，在赤泥洼小学召开的座谈会上，当他看到学校破烂，看到老师们坐的椅子棉花都掉出来了，当下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学校如此，那孩子们呢？从静乐返回太原后，他便和爱人商量，决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资助6名贫困孩子上学，从小学一直资助到大学，每人每年1000元。

    跟爱人商量好以后，王抒祥就给籍满田打电话，让他在赤泥洼乡给挑选6名贫困孩子。籍满田经过走访，先挑选了10名，最后选定了6名——

    吕瑞峰，男，1991.6，赤泥洼乡上双井村，静乐一中

    石改珍，女，1994.5，赤泥洼乡土岭村，下马城小学

    王燕红，女，1994.6，赤泥洼乡下牛庄村，君宇中学

    李艳花，女，1995.7，赤泥洼乡造军村，赤泥洼小学

    马玉林，女，1996.12，赤泥洼乡下马城村，下马城小学

    李静，女，1997.6，赤泥洼乡下双井村，下双井小学

    6个孩子的家庭都很穷困，但个个品学兼优，当时除吕瑞峰已上高中，其余5个都在上小学。

    深居大山里的6个孩子，连同他们的家长，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资助自己上学，资助他们的孩子上学。由于家庭穷困，6个孩子的家长，原本只是让孩子开开眼，根本没有供孩子上学的长期打算，能上到哪算哪，并不指望成个气候。现在有人资助，真是喜从天降。一位家长得知后，喜极而泣：

    老天爷开眼了，我娃遇上好人了，我娃将来会有出息了！

    王抒祥当山西电力公司老总之前，一直在国家电网公司农电部工作，由于工作之便，他去过全国不少农村。又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孩子有着一种特别感受，一看到农村的贫困孩子，他就想起自己的童年，为了生活艰难求生。在他亲眼目睹的广大农村，他觉得既需要电的光明，更需要知识的光明，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才能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他资助贫困孩子上学的愿望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由来已久，在此之前就资助过贫困孩子上学。

    山西沁县窑尾沟村，一个叫阎妞妞的孩子，就是在他的资助下成长的，孩子给他来信说：

    怀着感激的心情，在爱华技校我发愤读书，多次在班里排名第三和第二，得到了老师的赞赏。您捐助我上学的事也成了同学们讨论的热点，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找到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没有了山里人的自卑。在学校生活中，每每想念亲人，我的眼前总闪现出您雨中打伞送电的情形。您的那一份关爱，那一份企盼，时时激励着我，鞭策着我，伴我成长。

    像阎妞妞一样，王抒祥资助的每一个孩子，都不忘他这个恩人，隔一段时间就给他来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王抒祥也一样，一隔得时间长了，要么自己亲自去看望，要么委托别人去看望，始终搁记着孩子们的成长。

    2007年10月5日，王抒祥带着从北京赶来的爱人和儿子，带着资助的学费，还有两三千元的东西，到赤泥洼乡看望6个孩子。在李艳花家，当王抒祥夫妇拿出带来的水果时，李艳花的弟弟看着水果，尤其是黄澄澄的桔子，小眼珠子越瞪越大，把一个指头含在嘴里，不知是何物。那惊异之状，让王抒祥夫妇不胜感慨，一种在市场上随处可见，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水果，在山区孩子的眼中竟如此陌生和稀罕。从那以后，王抒祥给6个孩子再买礼物的时候，就额外多了一份，那就是给李艳花弟弟的。

    离开李艳花家，去王燕红家时，由于刚下过几天雨，小车一出村就抛锚了。王抒祥就把车丢在村口，一家三口和一同前来的人踏着泥泞，前往王燕红家。早晨6点从太原出发，等到看完6个孩子返回静乐县城，已是下午4点多钟。十来个小时的奔波虽有些累，但是老区人民的那种朴实真诚，让王抒祥和家人打心底难忘，打心底感动。就在他们去王燕红家的时候，李艳花的父亲带着一家人，一直守候在村口抛锚的小车旁，整整守了3个多小时。怕村里人看新鲜，一不小心把车弄坏了。

    此后不久，王抒祥去北京参加“十七大”回来，把从北京买的7盒巧克力和600块钱交给籍满田，让他替自己再去看望一下6个孩子，并且特别叮嘱，有一盒巧克力是给李艳花弟弟的。2007年过春节的时候，籍满田到省电力公司办事，王抒祥又给他带了600块钱，让他给6个孩子一人买上一身新衣服，赶年前送去，叫孩子们高兴高兴。

    2008年正月，我因事到静乐采访，听说此事后，便放下手头的采访，决定去看看6个孩子，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天是正月十六，古老的静乐县城张灯结彩，载歌载舞，连我们坐的越野车都一路喜气洋洋，像头小叫驴。

    从静乐县城去赤泥洼，有六七十里路，沿途积雪未化，一派白茫茫的壮丽，天上不见飞鸟，路上不见行人，偶尔裸露出的大片泥土透着苍凉，透着凛冽的春意。车窗一掀，就能听到呼呼的山风。6个孩子的家，司机老隋己去过几次，轻车熟路，在赤泥洼的大山中爬上爬下，盘来绕去，但感觉并没有费多少周折。

    我们先去的是吕瑞峰家。村子叫上双井，七八十户人家蜷缩在一条大山沟里，在大雪覆盖下静悄悄的，听不到一声鞭炮响，感受不到一点过年的红火，好像在睡大觉。吕瑞峰弟兄三个，老大在外打工，老二也在外打工。全家住着4孔老窑洞，一年收入7000多元，而供吕瑞峰上学就得6000多元，家里根本没有余钱干其他的。吕瑞峰的学习不错，高一第一学期考试得了二等奖，第二学期考试又得了二等奖。

    看着墙上贴着的奖状，吕瑞峰的父亲说：

    王总是恩人呵，要是没王总帮助，我是不打算让他念书了。他大哥二哥还打光棍，媳妇也没娶，哪有钱继续供他念书呀！

    我们去了的时候，一家人还没吃早饭，不管我们吃不吃，老吕赶紧叫老伴把饭端上来。笼里馏着二十几个饺子，四五个大蒸馍，再就是煮山药蛋稀饭。大正月的，最叫我难忘的是，端上的菜盘子里，只有一碟烂腌菜（泡菜），一碟煮黄豆，一钵子醋。过年都这样，平时就可想而知了。

    从吕瑞峰家出来，我们又去李静家。李静的家在下双井，两个村相距不远，十来分钟就到了。和上双井一样，走进村子静得烟都不打弯，从屋顶的烟囱扶摇直上，消失在瓦蓝的天空中，只有院门上的对联，窗上的窗花透着过年的迹象。空空荡荡的街上，有两个孩子穿着新衣服，腿扭腿地跳拐拐，就跳就唱着老早的儿歌：

    小同学，高才有，

    不洗脸，不洗手，

    鼻涕抹了两袖口，

    人人见了说他丑。

    李静家无人，但是院门大敞着，满院的羊粪蛋蛋，我们出来进去好半天，才在院门口等住两个人，帮我们找回李静的爷爷来。老人一见面就说，李静去她姥姥家了，李静的父母腊月二十四回来，正月初六就又走了，到太原打工去了。在一间糊了厚厚的窗纸，光线十分昏暗的老窑洞里，老人指着墙上的七八个奖状说：

    娃娃是好娃娃，在学校里读书很要强，一考试就得奖。可是我老了，六七十岁的人了，带着她弟妹三个，实在顾不过来。不知道她父母咋办，不知道他们以后咋办。

    说着，老人就流下泪来，用手掌一抹一把，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以为我也是供电局的人，就紧紧抱住我的手说，你们王总是大好人，我老汉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几次让娃娃打听一下，打听人家住在啥地方，咱也去看看，可是娃娃打听不到，我老汉也没办法，只能盼望王总他好，我和娃娃天天给他念佛了。

    送出我们来，老人站在院门口的街坡上，像一棵树似的一直招手。我们的车快出村了，他还站在那里招手。这时，村子的上空响起几声鞭炮，带着长长的尾巴，哧溜哧溜的，是我们从上双井到下双井，第一次听到了过年的声音。

    比起吕瑞峰和李静家来，李艳花家要稍好一些，住着几孔明亮的窑洞，一屋子热热闹闹的过年气氛。但就是孩子多，大大小小4个，最小的就是那个没见过桔子的弟弟。虎头虎脑的，我问桔子好吃不好吃？他盯着我说好吃，接着又说好吃，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这么大，一瓣一瓣地剥了，满嘴的甜酸。我想再问点什么，他就一下躲到母亲身后，抱住母亲的腿再不吭声了。

    由于孩子多负担重，李艳花的父亲常年泡在地里，看上去黑瘦黑瘦的。一个人种着二三十亩地，收入却只有七八千元，光大姑娘在县城读书，一年就得花掉五六千元。手头紧巴紧的，全靠亲朋接济，过年时夫妇两个有啥穿啥，只给孩子们添置了点新衣服。

    李艳花在家排行老二，我们去了的时候，正穿着王总给买的一身新衣服，趴在炕上做假期作业。孩子十分懂事，一见我们去了就赶紧下地，又是端茶又是递烟，然后不等父母说话，就告诉我们王叔叔给她买的衣服很漂亮，在学校同学们很羡慕。说：

    去年下半学期，我期中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名，期末考试的成绩还没下来，今年一开学就知道了。我觉得也不错，不是班里的第一，就是第二。

    李艳花家的村子叫造军村，相传唐王李世民当皇帝后，大将尉迟恭于此屯兵，为部队打造兵器。村子坐落在一处山坡下，在傍午的阳光下，山上的积雪大部分融化了，袒露出东一块西一块的梯田。光秃秃的，看不到一棵树，只有两三头散漫的牛驴，时而盯着远处，时而埋下头去吃草。一个放羊汉坐在圪塄上，周围并没有一只羊，但是一看那打扮就知道是放羊的，先抱着头像是丢盹，接着突然仰起头吼了起来。吼得撕心裂肺，吼得我们都吓了一跳——

    刮了一股股黄风下白呀雪，

    下白呀雪，

    因为那妹子冻了我的脚，

    冻了我的脚。

    洋白铜手镯你不给买，

    昨有你那顽皮脸揣我的奶。

    你要揣来慢慢地揣，

    捏着那奶骨骨不坐胎。

    告别了李艳花一家，告别了造军村，在放羊汉的吼声中，我们沿着一条干河又去王燕红家。十几里深的大山沟，日头圪蹴在天空，听不到一声鸟叫，也不见一个人影。直到走了多半路，才碰上一个中年妇女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两个柳篓子，篓子上贴着过年的红签。毛驴走得老气横秋，对我们的车毫不理会，隋师傅按了几次喇叭，都充耳不闻。妇女紧跟在驴后边，便扬手吆喝：

    往边边走，往边边走，你个灰头没长眼的，也不看车呀！

    王燕红姊妹4个，还有一个哥哥，她是老小。父亲王海栓人很精干，每年种着三四十亩地，可是由于多病，地种得很是力不从心，一年下来满打满算，收入也不过五六千元，连供孩子们上学都不够。全靠一个弟弟帮助，再就是向亲戚朋友周借。对于王总资助自己的孩子上学，老王心里堆满了感激，堆得说话都不自然了：

    咱以前跟人家又不认识，给咱娃送钱来见过一面。去年电视上看十七大，见记者采访人家，后来又问籍局长，才知道了一二。知道了就想去看看，咱也没啥稀罕的，就琢磨着拿上点胡油、莜面，再让顺车捎上十来袋山药。可琢磨半年了，也没闹成。

    王燕红到学校补课去了，老王拿出一张照片来让我们看，是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姑娘，趴在一片如茵的草地上，双手托着下颌，一脸灿烂的笑容。看着那笑容，我在心里祝愿她把学一定要上下去，走出这大山，让笑容在未来的春天里绽放。

    王燕红的家在牛庄村，下一个要去的马玉林家在下马城，从牛庄到下马城得顺原路返回去，扎上另一条路，再走十几里才到。到了马玉林家已是中午，司机老隋把车停在院门口，领着我们一进去就说，中午在你家吃饭了。一听就是老熟人了，老马和妻子赶忙把炕擦了又擦，让我们炕上坐：

    哎呀，吃吧吃吧，平时请都请不来你们！

    那天老马正好请人，请一个回来过年的叔叔，妻子围着灶台转来转去，一个人忙着炒菜。锅是煮饭的大锅，有一截露在外面，擦得黑亮黑亮。炒好一个菜把锅洗了，再炒一个菜。嚓啦嚓啦的油气把脸熏得红扑扑的，不时抬起头来，拿手背抹一下额头上的汗。

    老马有4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6岁。见我们去了，孩子们都不再四处跑跳，一溜儿坐到挨墙的一条凳子上，怯生生地盯着我们看。老马不善言谈，老马的妻子一边炒菜，一边跟我们说话：

    这几个娃可累人呢，他又打工常年不在，我家里一头地里一头，一到中午下学回来，吵饭吵得头还疼呢。

    老马和妻子都30多岁，本该轻松潇洒的年龄，却抚养了这么多孩子，想不累也不行。我说，那你们不能少生一个？老马的妻子脸一下红了，看一眼站在一旁的男人，吃吃地笑道，他想要个儿子呀，生了一个姑娘，又生一个姑娘，最后才生下一个小子，生得你还泼烦呢。然后指着凳子上的一个孩子说：

    那个小东西就是。

    司机老隋便问，那生了四五个孩子，乡里也没罚你们？老马的妻子脸又一红，又看着男人笑道，罚来，怎能不罚？给人家钱不够，还让拉走三只羊呢。老马一直站在那里听着，这时望了望窗外说：

    不生不行呀，我们不像你们城里人，老了有退休金，我们老了全指望孩子。到时姑娘出嫁了，只能依靠小子。

    老马在太原打工，因为没有技术，每月只挣一千来块钱，而且还不管吃住。但比在村里种地，还是要稍好些，月月总能见到现钱。看着4个孩子，老马显得又疼爱又无奈，每个孩子从小学供到大学，起码得八九万块钱，4个孩子就得三四十万。这三四十万，听起来都吓人，仅凭他和妻子的能力，是远远办不到的，甚至说不可能。所以孩子们上学，能上到哪里算哪里，能供得起就供，供不起也就算了。

    马玉林是老二，小学成绩一直不错，眼看着就要上初中了，王总每年资助1000块钱，实在是雪中送炭，帮了他的大忙。

    一谈到王总，老马的妻子赶忙从柜中取出一身新衣服给孩子穿上，说这衣服就是王总给买的，怕孩子弄脏了，平时也舍不得给穿。穿上新衣服后，孩子搓捏着两个指头，在我们面前扭来摆去的，显得很害羞。我问，王叔叔给买的巧克力，你吃来没有？孩子用力点点头，然后指着坐在凳子上的弟弟说：

    我只吃了一块，就被他抢走了，给我姐姐和妹妹分了点，剩下的都叫他一个人吃了。

    说着噘了嘴，白一眼弟弟，又白一眼弟弟。

    和其他5个贫困孩子一样，马玉林也非常懂事，年前收到王总的新衣服后，给王总写了一封信，可是村里买不上信封，信写好几天了也寄不出去。急得没办法，就给太原打工的父亲打电话，让一定给她买个信封回来。老马接到孩子的电话，一刻也不敢怠慢，匆匆忙忙地买了一个信封，在腊月二十四赶回来，第二天又花了一块钱，托村里进城的人才把信寄出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马把4个孩子都打发了出去。饭菜很丰盛，大盘大碗的，要多实在有多实在，但就是不见蔬菜。我一边吃饭，一边想着被打发出去的4个孩子，想着那封邮寄艰难的信。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一块菜板，那菜板是用一块五合板做的，中间烂了一个拳头大的窟窿，转周满是刀痕。但老马的妻子非常珍惜，我们在炕上吃饭的时候，她一直在地上忙乎，把菜板揩来揩去，时不时还用指甲抠抠，然后盖到了水瓮上。看着水瓮上的菜板，我才知道它一顶二用。

    下午，去看望最后一个孩子石改珍时，那菜板仍像墙一样堵在我心上。司机老隋和一同前来的另外两个人，大概也受了我感染，一路上默默无语。走时，我给孩子留下200块钱，惊得老马夫妇手足无措，一直送出院门来，一直目送我们的车远去。

    在王抒祥资助的6个孩子中，石改珍是生活最为艰难的一个，出生4个月母亲就去世了，留下姐妹三个，与患病的父亲，年迈的爷爷奶奶，靠十几亩薄田度日。见到石改珍和她爷爷后，我什么也没再问，把身上还剩的200块钱留下就走了。晚上回到宾馆，我一夜难眠，在当天的采访笔记中写道：

    静乐的冬天异常寒冷，吼叫的西北风能把地冻破，可是除了马玉林家生着炉子，而且烧的是最便宜的煤泥，天一稍好就不生了，其他5个孩子家都没有生炉子。因为炭太贵了，买一吨炭得几亩地的收入，家家都烧不起。全凭老窑洞支撑着，支撑着一双双寒冷的眼睛，透过结满冰花的玻璃，巴望着春天的到来。

    一天的走访，让我感慨颇多：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而最终忽略了的又是什么？在中国，在山西，在静乐，像6个孩子这样贫困的家庭，像6个孩子这样贫困的山里娃，到底有多少呢？尽管从去年开始，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已免，可上高中、上大学呢，他们又该咋办？

    一盏老油灯可以用时间来考量，一个人却无法用时间来考量。如果得不到社会的关爱，如果错失了人生机会，这些孩子的命运就注定轮回：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一如既往地生养四五个孩子，一如既往地挣扎在大山里……

    这次又来静乐，我非常想再去看看6个孩子，但是至走也没有去成。后来打问朋友籍满田，他告诉我6个孩子都挺好，吕瑞峰现在已经上高三了，其他5个上初中了。王抒祥希望通过自己的帮助，他们能顺利地读完初中，能顺利地读完高中，将来都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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