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东村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东渡黄河，出师华北，首战平型关，火烧阳明堡，侧击正太线，势如破竹，旗开得胜。1937年10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为协助国民党友军守卫娘子关，离开五台县南茹村，经盂县、寿阳向一二九师师部靠拢。未曾料到的是，在八路军尚未赶到之时，娘子关已经失守，一二九师救出了被包围的国民党军曾万钟部千余人，并收容了大批溃军、伤兵。此后，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在正太路上接连伏击日军，取得了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的胜利。由于正太路方面中国军队战斗力较弱，10月26日晋东门户娘子关失陷，29日平定失守，30日阳泉落入日军手中，11月2日寿阳失陷。晋东失利，太原局势骤然危急。尽管阎锡山下令死守太原，无奈军心涣散，防御不力，11月8日，太原失守。

    太原失陷之后，国民党军队退出山西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华北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村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讨论了太原失守后的形势、兵力部署和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布置开展了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任务。

    之后，为靠近第二战区长官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又率八路军总部转移，于11月14日，经榆社县城，首次进驻战云密布的太行腹地武乡县东村，这是八路军总部第一次进驻武乡。

    八路军总司令部，也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集总）。在总部到来之前，总部的后勤人员提前来武乡号房子，在武乡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八路军总司令部住在了东村一所青砖挂面的四合楼院内，这是地主段雨田家。段雨田是武乡财主“八小家”之一，由于武乡建党较早，党组织活动频繁，抗战开始后，不少地主受我党统一战线主张的影响，思想也比较激进，抗日的国民革命军进驻，他也表示支持，并把院里的许多房子都腾出来让八路军驻扎。当时，总司令部住在段雨田、段雨森家前院，朱德住段雨田家后院，彭德怀住段雨森家后院，左权与参谋处一起住在前院。

    距东村不远，就是武乡四大古镇之一的段村镇，朱德总司令到达武乡东村后，听说这里刚刚组建了一支牺盟会游击队，他便不顾劳累，在左权将军的陪同下，又连夜赶到段村去接见牺盟游击队员。这天晚上，在段村镇的马厂（现在的县宾馆一带），不仅有牺盟会游击队员，还有武乡青年抗日救国公学的师生，附近数十里的百姓，听说平型关打了胜仗的八路军来到武乡，也都纷纷赶来。他们敲着锣鼓，打着彩旗，欢迎八路军。

    朱德总司令不顾鞍马劳顿，向牺盟游击队的队员们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介绍了八路军在晋北的战绩，阐述了当前的抗战形势，之后，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有话剧、快板、戏曲等。

    因为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迁到临汾，为了加强与二战区的联络，八路军总部将向临汾方向转移，以靠近第二战区的指挥中心，15日早晨，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离开东村，经沁县、沁源、安泽等地，于25日渡过汾河到达洪洞县高公村。

    该旧址土改时分配给了许多户人家，后来，在村居建设改造中，前半部分已经被拆除改为街道，仅存段雨田家后院（现为魏玉良家），也就是朱德总司令居住过的正楼。

    （第二节）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马牧村

    1938年4月初，日军以第一〇八师团为主力，第十六师、第二十师、第一〇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由同蒲路之洪洞、太谷、榆次，正太路之平定，平汉路之高邑、邢台，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以及临屯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出发，分九路向我根据地扑来，准备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

    针对敌人的企图，八路军总部立即作出《以一部兵力钳制各路进攻之敌，集中主力相机破其一路》的决定。关于粉碎敌向晋东南围攻之部署，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左权、刘伯承：曾（万钟）军主力隐蔽集结于东田、西营一线，待敌进至襄垣以北侧击之；刘（伯承）师以协助曾军适时打击涉县向辽县前进之敌；徐（海东）旅及决死一纵队打击或消灭沁源东进之敌；朱（怀冰）部集结马陵关、白壁地区，待机向祁县、太谷、寿阳之线活动；曾（国华）支队、陈（锡联）旅积极向平汉线袭扰……

    此时，八路军总部驻扎在沁县小东岭村，而敌人一路已经进逼襄垣县虒亭一带，距小东岭只有20公里，为避其锋芒，更好地指挥反围攻战斗，4月10日，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总部离开小东岭，向东北方向转移，当天傍晚到达武乡县城以西的马牧村。

    八路军总司令部到此后，驻扎在旗杆院郝善昭与西院郝天才家两个院子里，朱德总司令住在旗杆院正房，彭德怀副总司令住在西院东房；机要科、直属政治处驻扎在上头院郝宝琛家。八路军总司令部曾在村里的老爷庙召开反围攻军事部署会议，做反围攻军事动员，开会结束后，还组织文艺宣传队给村里的群众进行了宣传演出。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在马牧村给划归东路军的国民党将领曾万钟、朱怀冰、武士敏发出《粉碎日寇围攻战役战术的指示》，要求各部以连或营为单位采取运动防御姿态，配合本地自卫军、游击队昼夜袭击，疲劳敌人，分散敌人，迷惑敌人主力，出其不意突然袭击而消灭其一部。

    11日，从长治出发的敌另一路柏崎延二郎的一一七联队3000多人，由苫米地旅团长直接指挥，已经北进至襄垣下良镇。朱德总司令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此路日军有经武乡进攻榆社的可能。果然，13日占领武乡县城（今故县），日军不仅在武乡城大肆掠杀，而且还派出队伍围着武乡城四处乱转，妄图搜寻到八路军重要指挥机关。下午5点钟左右，有一股部队居然闯到了马牧村附近，总司令部人员不用望远镜，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在对面走来走去，多亏中间隔着一条马牧河，虽然春季河水不大，但当年的河床比较宽，而且河水刚刚开冻，冰凉刺骨，敌人也是无目的地搜索，并没有发现目标，所以也没有过河。当时，在总司令部的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要是他们闯上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引开敌人，解除总司令部之危，左权决定亲自去调总部特务团打沁州。左权出行之后，朱德和彭德怀首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观察，认为该敌在此地搜索不过是无目的的乱撞，如果没有结果，将有进取榆社的可能。从武乡到榆社，要经过一道长达数公里的山沟，这条山沟弯弯曲曲，两岸陡峭，如果布置兵力，定能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根据我军集结情况，准备在武乡、榆社间夹击消灭该敌。此时在武乡、榆社附近的东路军部队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朱怀冰的九十四师和武士敏的一六九师。朱德命令：朱怀冰部集结于榆社、武乡交界的云簇镇附近；武士敏部除在驻地阻击敌军外，以一部向沁县方向游击；曾万钟部以一部向武乡以北边战边退，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附近山地，待日军通过后立刻猛烈进攻，同朱怀冰部夹击日军。但因友军部分部队没有按前令行动，致使夹击计划未能实现。为安全，八路军总司令部于14日凌晨，趁天不亮时继续转移，上午到达武乡县义门村。

    八路军总司令部在马牧村驻扎时间较短，以往对旧址的保护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修权马公路时，大部旧址已经被拆除，还有部分也因房屋破旧，老百姓进行了改建，所以，旧址基本不存在了，现仅从老爷庙总司令部召开反围攻军事会议旧址。

    （第三节）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义门村

    八路军总司令部于1938年4月14日从马牧村转移进驻义门村。

    13日下午，占领武乡县城（今故县）后的日军，不仅在武乡城大肆掠杀，更为重要的则是以武乡县城为中心，派出了大批搜索队，四周找寻，妄图找到我八路军主力而进行决战。四处乱撞的一股敌人，突然闯到了马牧村附近。当时，八路军总部首长沉着冷静，准备万一遇到不测将采取紧急应战的措施。为解除总部之危，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去调总部特务团打沁州，以调动柏崎回窜，左权带领警卫人员，疾马飞奔到松村一带大放枪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

    这一晚，朱德、彭德怀认真分析了敌人的动向，认为敌人的搜索，企图寻找我八路军主力，以求决战，妄想消灭我军主力及总部机关。在此没有发现什么目标，应该继续北上，可能会到榆社一带继续他们的企图。为了证实这一判断，派出了侦察人员对敌人的情况进行侦察。同时为考虑总司令部机关的安全，决定立即转移。14日凌晨，八路军总司令部趁夜幕掩护，离开马牧村，向北转移，到村里人吃早饭的时候，到达义门村。

    义门村四面环山，地形十分隐蔽，又靠近武乡至榆社大道，便于观测战况。是个较为理想的指挥所。总司令部来到义门村后，村里的牺盟特派员在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立即召集村抗日自卫队员们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寻找房屋，安排食宿。同时，要求自卫队员们为保护总司令部安全，站岗放哨。

    朱德总司令住任迎秀家，由于首长年龄较大，房东怕首长怕冷，就安排在西窑洞里，可惜窑洞年久失修，在20世纪80年代窑面坍塌；彭德怀副总司令住任志忠家楼房；司令部住李永生家的西楼与南房。为了保证首长安全，村自卫队与八路军战士一起，还在村里挖了防空洞。

    在义门村，朱德、彭德怀两位首长进一步分析与观察，认为日军到榆社后，因我军已经部署广大民众坚壁清野，敌人找不到粮食等，难以维系生活，很快会返回武乡，关河河谷伏击敌人的机会还会存在，所以继续命令朱怀冰、曾万钟、武士敏部执行前令，同时为确保战斗胜利，急调在武乡西部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同时指挥在涉县西戊地区活动的一二九师迅速西移，以配合友军作战。一二九师接到命令，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部连夜急行，经石瓮、石门到达宋家庄、贾豁一带。朱德、彭德怀两位首长的部署是非常周密的，也是切合实际的。然而友军并不习惯于打游击战，并未实施行动，再次致使夹击计划流产。

    15日，日军再返武乡县城。这一次日军更加疯狂，千方百计寻找牛羊畜禽，杀以充饥。为了打击这股敌人，朱德、彭德怀继续使用连环计。15日黄昏，一二九师主力来到武乡县城以西的东、西黄岩一带。此时，日军肆虐武乡县城之后，沿浊漳河东去。朱德、彭德怀立即与刘伯承、邓小平通话，部署作战任务，要求一二九师并指挥三四四旅之六八九团在武东歼灭敌人。

    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首长迅速作出指示，以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纵队，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以七六九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陈赓率七七二团、七七一团向东猛追。16日拂晓，三八六旅追到长乐村附近，日军正行进在狭窄的河谷里，一面是浊漳河，一面是山崖。七七一、七七二团左右两路部队形成了极好的夹击之势。早上7时许，由于六八九团和七六九团因接到通知较晚还未赶来。陈赓放过柏崎联队主力，将柏崎部队之笠原大队以及辎重队约1500人，包围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将日军截成三段，激战至下午4时，消灭了鬼子2200多名。因日军辽县方向援军开来，为保战果，我军主动撤出战斗。

    长乐村战斗，是一二九师在抗战初期第一次打大规模运动战，八路军四个团全部投入野战，比平型关战斗的规模还大。这是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斗关键的一仗，此役的胜利，为我八路军开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宣传长乐村战斗成果，表彰参战部队的功绩，鼓舞晋冀豫军民的抗战信心，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组织召集根据地军民庆祝胜利，总部首长指示，让野战政治部收集战利品，总结战斗经验，以表彰战斗中的模范事迹，驻扎在寨上村的野政工作人员，积极筹备。

    18日，一二九师在榆社县郝壁村为在长乐战斗中牺牲的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朱德、彭德怀等首长离开总司令部前往吊唁。之后视察了三八六旅、一二九师，19日傍晚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接到野政消息，祝捷会已经准备妥当，而且也为司令部机关驻扎做好安排，望次日总司令部移驻寨上村。4月2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离开驻扎6天的义门村，移驻寨上村。

    （第四节）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寨上村

    1938年4月2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移驻寨上村。

    此前于4月10日，总司令部移驻马牧村时，野战政治部就驻扎在了寨上村，由于寨上村相对隐蔽，总司令部转移到义门村时，野战政治部在此坚持做发动群众工作。长乐村战斗结束后，野政一边准备召开“反敌九路围攻祝捷大会”，一边为总司令部移驻寨上做准备。

    20日一大早，总司令部机关离开义门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军，来到寨上村。此时，在村东南玉皇庙前的开阔场地，召开了反敌九路围攻祝捷大会。祝捷大会上，朱德总司令作了重要讲话，刘伯承师长介绍了长乐村急袭战战况，左权副参谋长作了《全民参战，抗战必胜》的动员报告。大会结束后，八路军宣传队表演了文艺节目，有歌舞、小话剧、快板等。在会场东侧，专门设置了陈列区，堆满了长乐村战斗的战利品，有各种长短枪、机关枪、大炮，炮弹、子弹，还有马匹、无线电设备等。参加大会的广大军民参观了展览。

    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寨上村驻扎下来。

    总司令部在村北的殷家场大院。朱德总司令住在西楼院殷玉书家正楼西屋；总司令部住中楼院此院为正楼五间，东西各三间，南房五间；彭德怀副总司令住村东李相林家楼院，此为三合院，彭德怀副总司令住正楼二间，警卫人员住东小楼；左权副参谋长住村北端的殷家后院殷苟孩家正楼，此院宽阔向阳，参谋处住东楼。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康克清住新楼院正楼；马夫、勤务人员住新楼院西楼院，这里有马棚供喂养马匹。

    在寨上村期间，八路军总部指挥所部反击日军的九路围攻，八路军乘胜追击，从21日到29日，先后收复了武乡、沁县、安泽、沁源、壶关、屯留、长子、高平、榆社、辽县、晋城、阳城、沁水、长治、涉县、黎城、潞城、襄垣等18座县城，经过半个月的反围攻战斗，共歼敌4000余人。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朱德与彭德怀电令一二九师主力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

    4月下旬，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在辽县西河头召开会议，研究具体行动部署。一是决定将全师主力以平汉铁路为分界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由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由徐向前副师长率领，向冀南挺进，飞兵下太行。二是成立冀南军区和晋冀豫军区，由宋任穷和倪志亮分任司令员。开展平原游击战，表明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新的重大战略意义的新阶段。从此，八路军开始在华北地区实行从山区到平原的第二次战略展开。

    5月20日，八路军总部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致总部并长江局电报：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鲁、苏、豫、皖四省挺进。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总部准备向南移动，经过紧张的准备，1938年5月23日，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离开寨上村，转移到沁县南底水村。

    （第五节）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砖壁村

    1939年7月初，日军纠集了5万余人的兵力，在第一军军长梅津美治郎的亲自指挥下，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即第二次九路围攻。当时，八路军总部驻扎在潞城县中村以南的龙泉山（现为长治市郊区管辖）。由于龙泉山距长治较近，日军的行动，对我总部造成极大的威胁，为避开日军锋芒，八路军总部决定立即转移，7月7日离开了龙泉山。与此同时，总部侦察人员根据总部首长指示，迅速赶到武乡进行选址，通过侦察，初步选定砖壁村。

    砖壁村位于武乡县东部太行山深处，东面靠着大山，南、北、西三面临崖，只有几条险道可通行，地势极为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攻守兼备、便于隐蔽的战略要地。7月15日，总部机关经襄垣、黎城等地，渡过漳河，进驻武乡县砖壁村。总司令部住在玉皇庙，参谋处办公室在玉皇庙正殿，总部会议室在玉皇庙南殿，一科（作战科）参谋人员住玉皇庙东西配殿，总部秘书长办公室和秘书处下设的参议室在玉皇庙戏台的东西耳房，三科（通讯科）住马奎元家，四科（管理科）住旧楼院李水秀家（代号“西湖”），五科（机要科）住王进才家（代号“芜湖”）；朱德总司令住在靠玉皇庙不远的新楼院，彭德怀副总司令住在紧靠玉皇庙的李家祠堂，左权副参谋长住在玉皇庙后面的奶奶庙；后勤部住马国英家（代号“新昌部”），电台设在张生尧东房（代号“巫山部”），总部特务团六连住小场的东西两串院，手枪排住李冯贵家，六连和手枪排负责警卫司令部机关的安全。哨所则分别设在村周围的官地圪梁、风神庙、池岭上、龙王庙、小松山、文昌庙、望乡台和葫芦嘴等关口要塞。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等机关分别驻在周围的村庄。

    总司令部在砖壁村指挥了第二次反九路围攻战斗。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共进行了大小战斗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收复了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县城，粉碎了敌人聚歼八路军主力和总部的企图。同时，还组织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8月9日，召开了武乡士绅会；13日，召开了纪念“八一三”暨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大会；9月11日，在西堡村召开了晋冀豫区党委第一届党代会；18日，在土河村隆重召开了“追悼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杨裕民大会”；同日，在土河村召开了为期3天的武乡士绅名流座谈会；10月3日，召开了总部干部会议……

    由于没有足够的旱井，百姓饮水十分困难，尽管朱德带领八路军战士曾为村里修下了蓄水池，但池修好后，天未下雨，蓄水池未能蓄水，还是无法解决饮水问题。10月11日，总司令部移驻西南10公里的王家峪村，砖壁村仍有留守人员。

    1940年6月27日，日军突然包围王家峪，总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警卫部队与游击队的掩护下，首长及机关工作人员紧急转移，八路军总司令部机关二次进驻砖壁村。7月上旬，针对日军在华北各地增修道路以围困封锁八路军的阴谋，彭德怀与左权多次研究，左权副参谋长还亲自到榆社县谭村征求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意见，决定乘青纱帐起对日军进行以交通线为破袭正太铁路战役，也就是后来着名的“百团大战”。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在砖壁村正式下发了破袭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指示晋察冀军区、一二〇师及一二九师，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破袭正太铁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8月20日晚，战役正式开始。大战进程分三个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为交通破击战，重点破击了正太路主要目标；9月20日至10月5日为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是继续扩大第一阶段成果，重点则在歼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各根据地内部之日军据点；第三阶段从10月6日开始至翌年1月24日，中心任务是反击日军大规模的报复“扫荡”。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也是在砖壁村指挥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了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北方局与总部在砖壁村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重点讨论了形势、统一战线、财政经济政策、经济建设和1941年的经济建设计划，10月14日，日军分路进袭，总司令部离开砖壁村，轻装转移，经石瓮村到达黎城县西井镇。

    日军撤退后，八路军总部再次返回武乡，一边派侦察人员到砖壁村侦察情况，一边经拴马村到达宋家庄村暂住，得知敌人已经在我军打击下退回原地，10月24日，总部机关再次回到砖壁村。

    此时，敌人并没有放弃在武乡寻找八路军主力的企图，10月28日，沁县之敌冈崎大队800人，又摸到武乡东部的关家垴附近，与我军相遇后占据关家垴高地，企图以险拒守。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下令集中在武乡的部分部队，歼灭在关家垴宿营的冈崎大队。29日晚，彭德怀赶往石门村召集各部队负责人开会，作了战斗部署，决定调集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新十旅主力及决死一纵队两个团，围歼该敌。10月30日凌晨4时发起总攻，双方鏖战两昼夜，31日下午日军又调集1500余人，在10余架飞机配合下分两路增援。在歼敌500余人后，彭德怀下令撤出战斗。关家垴战斗之后，日军在武东一带往返窜扰，企图捕捉我八路军总部，寻机报复。由于百团大战期间电台讯号过于频繁，总部住址有所暴露，11月3日，敌多路进袭，为了保证指挥机关的安全，4日总部离开砖壁村，向辽县武军寺一带转移。

    1942年5月下旬，日军纠集3万多兵力，向辽县、武安进行铁壁合围，我八路军总部惨遭袭击，副参谋长左权不幸以身殉国。总部突围后，于27日，再返砖壁村，并在此为左权副参谋长举行了第一次追悼会。6月17日，总部又迁回麻田村。

    从1939年7月15日第一次进驻，到1942年6月17日最后一次离开，八路军总司令部经历了“四进四出砖壁村”的过程，总计驻扎229天，这是八路军总部历史上驻扎次数最多的一个村庄。

    （第六节）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王家峪村

    由于砖壁村吃水困难，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移住王家峪村。王家峪村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一条小河从村子的中央流过，这里地形复杂，是一个四叉沟的汇集点，非常便于疏散隐蔽。总司令部迁驻该村后，总司令部首长住在张昌绪家院内，朱德总司令住东房；彭德怀副总司令住东院西房；左权副参谋长住南房；房东住正面的窑洞里。参谋处住张照来家；秘书处住郝书尧家；机要科住张俊祥家。

    这年年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使得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明朗化，中共中央从抗日大局出发，指示八路军对山西反共旧军要区别对待，对阎锡山要继续争取他抗日；同时，对阎锡山要加强戒备，掩护支援新军自卫，谨慎而坚决地同阎锡山反共行动进行必要的斗争。我党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总部电台曾先后发出《朱德总司令彭怀怀副总副司令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朱德同志就山西“十二月政变”发表谈话》等电讯，晓以民族大义，电请国民党中央杜绝摩擦，巩固团结，坚持抗日，并制止了阎锡山进攻山西新军势态的扩大；彭德怀副总司令还亲自到陕西宜川秋林镇会见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并到洛阳会见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就国共摩擦问题进行了商谈。但国民党方面的挑衅不仅没有得到制止，而且还在升级。1940年2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北方局杨尚昆书记、野政陆定一副主任等在八路军总部招待所驻地下合村，与国民党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进行了为期7天的谈判，力陈我党团结抗战的主张，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闹分裂、破坏团结的言行。3月3日，八路军总部又在下合村南的城墙根一片空地上，召开了“晋东南各界反汪拥蒋大会”，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加强团结，声讨汪逆，肃清内奸，抗战到底。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及根据地军民，共计3万余人，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罗瑞卿、聂荣臻、吕正操等八路军领导出席了大会。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会上发表演说。

    但是，反共急先锋朱怀冰仍然执迷不悟，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他想用武力来解决，于是数次与八路军发生摩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3月5日至8日，我八路军以一二九师部队及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共13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朱怀冰三个师，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巩固了我太行山抗日阵地。

    3月16日，朱德总司令亲自赴晋城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争取双方休战，共同抗日。根据谈判协议，双方划定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驻防区，界上不驻军，两军不越界。我军坚决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退出太南、晋豫区，史称“太南退军”。5月，根据实际情况，同国民党军签订了以漳河为界的作战线，也叫“漳河划界”。

    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八路军总部进行了许多的外事活动。11月7日，在野战政治部的直接参与下，由经过改造的日本俘虏成立了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日人觉醒联盟”。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在王家峪总部，接待了前来华北敌后支援中国抗战的各国朋友。1939年12月21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峪接见了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以及德国医生米勒等国际友人；12月24日，总部在王家峪主持召开了追悼为支持中国抗战而病逝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大会；接见了从重庆来到前方的朝鲜义勇队负责人石鼎；还接见了几位从南洋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谢宾元、白刃、黄登保等。

    1940年4月20日，根据毛泽东、王稼祥电示，朱德总司令离开总部前往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并准备亲赴重庆面见蒋介石。朱德总司令在洛阳停留8天，此间多次与卫立煌商谈，并取得共识，维持了国共两方军队的抗日统一战线。因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朱德总司令改变行程取消去重庆的计划，经西安回到延安，主持延安总部工作，此后，朱德总司令一直在延安工作，前方总部由彭德怀副总司令主持。

    反顽斗争结束后，八路军总部组织有关领导进行了讨论研究，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把分散的政权统一起来，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成为摆在共产党面前的紧迫之作。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于3月底在王家峪村召开会议，讨论了根据地建设及财经政策、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加强青委工作等问题，并决定召开北方局高干会议。4月11日，由北方局主持，在黎城县北社村召开了有冀南、太行、太岳等根据地主要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通称黎城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总结华北地区两年10个月的工作，提出今后任务是建党、建军、建政，巩固抗日根据地。

    1939年秋到1940年春，日军的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在华北大力修筑公路、铁路，挖壕筑堡，由点连线，由线成面，扩大其占领区。抗日根据地日益被封锁、切割，对华北实行“囚笼”政策。为此，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提出了“面向交通线”的口号，在总结平汉路破袭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出了破袭白晋线的计划。在八路军总部指挥下，一二九师所部和参战民兵、自卫队3.5万人，进行了白晋线破袭战，对来远至段柳段的白晋铁路进行全线出击，激战两昼夜，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使其补给线受到严重破坏。

    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峪驻扎期间，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是八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但他们处处以普通士兵的姿态出现，保持了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当时，总部首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帮助老乡春种、夏锄、秋收。1940年春播关头，旱象十分严重，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便组织总部和警卫连战士帮助老乡担水点种，保证了王家峪1000多亩农作物全苗旺。日军“扫荡”时，战士们就帮助老乡空室清野，掩护群众安全转移。

    6月27日，驻扎在段村的日军突然包围了王家峪。总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警卫部队与游击队的掩护下，首长及机关工作人员紧急转移，同时对村里的百姓也进行紧急疏散。当天，总部分路突围，离开王家峪村，再次进驻砖壁村。

    （第七节）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石瓮村

    1940年10月上旬，日军调集大规模的部队向我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分多路包围榆社、武乡地区，日军的目标直指武东，这表明日军已经怀疑武东山区一带有八路军高级指挥机关驻扎，而调动重兵来围剿。

    日军的“扫荡”来势凶猛，他们从沁县、潞城、武乡、辽县等据点出发，采取拉网式搜索，步步为营，包围圈越压越小。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我八路军总部，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与敌人展开巧妙的周旋，契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日军在榆辽公路以南地区搜索无果之后，向南迫近，13日，集中在武乡东部的洪水、蟠龙、西营一线；14日继续东进，靠近大陌、东堡一线，八路军总部指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等部节节阻击。

    敌人越来越近，八路军总部，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轻装转移，于是，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后勤部等机关，向东山撤退，利用深山树林作掩护，翻越琉璃顶，临近黄昏的时候，转移到石瓮村。

    八路军总部离开砖壁村后，立即派侦察人员赶往石瓮村安排住所。当时，薄一波同志刚刚在砖壁村参加完北方局高干会议，就立即协助侦察人员简单安排。14日晚黄昏时分，八路军总部来到了石瓮村。

    八路军总司令部驻扎在圪廊儿一家富户张凤河家的院落，现在分别是张炳法、张怀云、张彦云、张拴纣、张兰纣、张希圣、张海川家，这串院前后共四个院落，前后相通，彭德怀副总司令与薄一波住前院东、西房，现为张炳法家；秘书处、机要科、管理科住二院，左权副参谋长与作战科、情报科住三院，现为张拴纣家；直属政治处住后院，通讯科住张专才家；并在观音庙、龙王庙等处设立了岗哨。

    总部机关安顿下来，通信科立即架设电台，与各部取得联系。继续指挥三八五旅陈锡联、三八六旅陈赓，要求在武东地区打击来犯之敌，阻止敌人继续东犯，威胁总部机关的安全。

    由于日军纠缠不退，为确保总部机关安全，第二天一早，总部机关离开石瓮村继续东移，于15日晚到达黎城县西井镇。

    （第八节）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拴马、宋家庄村

    1940年10上旬，日军调集大规模的部队向我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他们从沁县、潞城、武乡、辽县等据点出发，采取拉网式搜索，步步为营，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为此，我八路军总部离开武乡转移到黎城县西井镇。

    在西井期间，总部根据百团大战开始以来的形势，并结合日军频繁“扫荡”和报复行动，向各部队发出了反“扫荡”作战命令：（1）百团大战后敌抽集兵力向我“扫荡”，敌人已开始向太行和平西“扫荡”；（2）各部队应注意速作反“扫荡”的准备：①敌人对我采取空前毁灭政策，我党、政、军、民应密切配合，深入战争，领导空室清野；②军队应集结适当位置休整，准备坚持歼敌一至二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分散敌人；③为了保持长期不断战争，注意兵员补充；④各部应为粉碎敌人“扫荡”，而配合作战，互相策应，共收战争胜利之功。

    而就在这时，由辽县出动之敌到达东崖底一带，而由沁县出动之敌，在武乡未能寻找到八路军的总部，也准备翻越太行山到黎城。在这样的形势下，总部首长决定与敌人来一个大回旋，就在敌人调动的同时，总部又出其不意地返回武乡。机关人员于10月22日早从西井出发，经过崎岖山路，在这天下午，终于登上了大井盘。由于人多不便，总部机关分为两路行动，野政机关与北方局机关在政卫队的保护下经石瓮、郊口翻过琉璃顶，深夜再次住进了烟里村；而总司令部沿盘山小路来到了大井、拴马村。

    22日傍晚，总司令部驻扎于拴马村，总司令部驻扎在韩海全家西房，彭德怀副总司令住韩银全家正房，左权副参谋长住韩银全家西房。

    在这里他们接到二十五团团长苏鲁与参谋长李懋之派人送来的情报：我二十五团在温庄与敌人血战一日，完成了阻敌东进的任务，政委凌则之不幸牺牲。彭德怀、左权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悲愤和惋惜，他们为这位英雄的团政委的牺牲脱帽致哀。

    敌人在这一带活动，其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还在寻找我八路军总部，根据敌人动向，有继续东进的可能。此刻，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为野政与北方局机关担心，他们是否顺利回到烟里村？为确保野政与北方局机关安全，连夜电告三十八团，让其向大陌、烟里一线靠近，以保护野政与北方局。次日凌晨，马上派出侦察人员前往砖壁村、烟里村进行形势侦察，另一方面与敌人进行了捉迷藏行动，日军向东行动寻找我总部，我部将向西行动，再次使敌人计划落空。根据首长指示，总司令部启程前往宋家庄村。

    宋家庄村是我军首脑机关的一个常驻点，从1938年春开始，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机关多次长期在此驻扎，1940年2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又驻扎在这里，直到后来改编为新十旅，群众基础非常好，也有较好的住宿条件。所以，八路军总司令部与敌人进行迂回战略，自然会选择在宋家庄。23日早，总司令部从祥良出发经东沟、大有等地，傍晚进驻宋家庄。机关驻扎在王万鳌家，司令部住前院，总部首长住中院，后勤科、直属政治处住后院。

    深夜，派往砖壁村的侦察员赶到宋家庄，报告了砖壁村附近的敌情，由于日军已经进至黎城，武乡一带基本平静。24日，彭德怀决定，总司令部返回砖壁村。

    （第九节）八路军政治部驻地——东村

    在红军改编八路军的过程中，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红军总政治部改编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设宣传教育部、组织部、敌工部、保卫部、地方工作部。1937年9月6日，八路军总部离开陕西泾阳县云阳镇，东渡黄河来到山西抗日前线，总部直达晋北五台县南茹村，政治部住东茹村。10月初，由副主任邓小平带领傅钟、陆定一等政治一部到达山西孝义、汾阳一带开展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以任弼时同志为首的政治部大批人员随同八路军总司令部一起行动，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村召开会议以后，八路军总部继续南移，以靠近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11月14日傍晚，经榆社县城，进驻太行腹地武乡县东村。

    八路军政治部驻扎在富户段德堂家，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为深入了解武乡情况，他避开地主家说话不方便的顾虑，以身体不好需要住窑洞、睡热炕为由，选择了农民段昌先家的土窑洞。

    在这里，任弼时主任邀请了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书记、抗日自卫队队长王玉堂，县委组织委员、牺盟特派员韩鸿宾，县委委员、中区中心支部书记武三友，对武乡党的活动与抗战宣传情况进行了了解。

    王玉堂介绍了武乡地方党组织发展情况，群众发动情况和组建游击队、自卫队情况；韩鸿宾介绍了利用牺盟会这一组织加强统一战线、鼓励县政府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开展发动群众的过程；武三友介绍了武乡的地理条件及自然条件，以及农民五抗运动对当地地主的影响。

    听了他们的介绍，任弼时主任非常满意，武乡，不愧为尚武之乡，而且有许多优势：一是地理条件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二是武乡建党早，群众基础好；三是人少地多，粮食产量颇丰，且地下资源丰富，便于军队驻扎；四是目前已经形成了群众抗日高潮。

    任弼时主任对武乡的详细了解，成为八路军高级指挥机关以后数次进入武乡，把武乡作为八路军指挥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枢的主要依据。

    第二天早晨，总部按照预定计划，离开东村向南进发，当晚抵达沁县开村。

    几天后，邓小平率政治一部由孝义来到武乡，原准备在此与总部机关会合，但因时间错过，邓小平一行在寨上村住了几天，对在武乡活动的八路军工作团、谢张大队、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扩军组等进行了工作布置和安排，然后与六八六团扩军组的杨勇等一起到达襄垣。

    （第十节）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寨上村

    193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主任任弼时，副主任傅钟、谭政；并将华北前线的八路军政治部改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称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简称野政、集政），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野政主任，随八路军总部行动，主持前方政治工作。3月初，任弼时同志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离开前线转道延安赴苏，遗职由王稼祥担任。

    1938年4月10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跟随司令部一起离开沁县小东岭村，来到武乡，司令部进驻马牧村，傅钟、陆定一等领导率领野战政治部进驻二里之外的寨上村。

    野战政治部住殷俊秀家的中楼院，此院为正楼五间，东西房各三间的三合院。房东住正楼三间，傅钟主任住正楼两间，东房为野政组织部办公，西房为敌工部办公；陆定一副主任住圪垯塔上弓金泉家楼院，此院与殷俊秀家的院落结构相同，东房为野政宣传部办公，西房为锄奸部与军法处办公；民运部驻东沟弓福泉家东房。

    在寨上村期间，野战政治部为动员八路军、广大地方民众，以及划归东路军的友军部队在反九路围攻中，积极参战，发布了《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队做好准备，动员民众实行空室清野。

    4月15日，一二九师部队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日夜兼程从河北涉县西戊地区出发，经石瓮、石门、贾豁，来到武乡县城以西的东、西黄岩一带，根据朱德、彭德怀首长的指示，要求一二九师并指挥三四四旅之六八九团在武东歼灭敌人。为此，野战政治部与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政治部一起对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这场战斗，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斗，要求战士们在经过长途行军之后，不顾疲劳，克服困难，迅速地、坚决地将敌人包围在武乡一带的河谷中彻底消灭。16日，我八路军将日军包围在长乐村一带的河谷里，进行了着名的长乐村战斗，毙伤日军220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马枪1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抗战以来最辉煌的战绩。为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朱德、彭德怀与傅钟等领导商定，由野战政治部组织在寨上村布置举行“反九路围攻祝捷大会”。将长乐村战斗的战利品用牛车和毛驴全部运送到了寨上村，辎重炮、枪支、子弹、手雷、服装等物资，堆放在弓狗娃和殷五孩家的窑洞里。4月20日，八路军总部在寨上村玉皇庙前的场地召开了反敌九路围攻祝捷大会。大会还专门设立了陈列区，摆放了长乐村战斗的战利品，会议结束后广大军民进行了参观，大家对这次战斗赞不绝口。

    敌人九路围攻被粉碎后，野政派民运部部长黄镇率领民运部全部人马，包括炊事员、通讯员、饲养员等20来人，组成八路军工作团，离开武乡去长治，开展统战、民运工作，实际是配合地方党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傅钟主任还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和敌后抗战的特点以及部队的实际情况，及时以八路军政治部或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名义下达电文，在部队贯彻执行；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部署、检查工作，总结交流政治工作经验。

    1938年5月23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总部向南移动，野战政治部与八路军总司令部一起，离开寨上村，转移到沁县南底水村。

    （第十一节）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烟里村

    1939年7月初，日军又纠集总兵力5万余人，分九路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避开日军锋芒，7月7日，八路军总部离开了龙泉山，经襄垣县普头村、黎城县河南村、霞庄村，于7月15日进驻武乡。

    这一天，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扎在烟里村。野战政治部驻酒坊院。该院院主是财主杨启珍，因开酒坊而得名，分上酒坊院和下酒坊院，下酒坊院有前后两串院落，中有一暗道相通。野政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驻下酒坊院的前院正楼上下；傅钟主任住后院的东房，陆定一副主任住后院西房，后院正楼由房东一家居住；野政机关移驻下合村时，傅钟主任调离前线，返回延安，由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接任主任一职，次年6月27日，野政机关再返烟里村时，罗瑞卿住后院的东房；锄奸部住赵先来家；敌工部住杨秃孩家；冀南银行住杨启贵家；野战医院住史毛孩家；野政电台设在上酒坊院。

    野战政治部在这里与总司令部一起指挥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为了保证群众纪律，加强军民团结，野政于1939年8月24日发出了《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三天后，又以傅钟的名义发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命令》，要求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天天争取小的胜利，并派干部、发枪支，组织更多的游击小组与自卫队。9月11日，在野政与北方局的领导下，晋冀豫区党委第一届党代会在东堡村、西堡村中的祟法寺召开；12日，野政又发出关于保卫秋收之训令。8月9日与9月18日，在砖壁村与土河村先后召开了武乡士绅大会与武乡士绅名流座谈会，会议贯彻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表讲话，表彰开明士绅为抗战捐输，华北《新华日报》以《发展农村中的统一战线》为题发表社论。到会的有着名士绅裴玉澍等50余人，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野政主任傅钟等领导参加了会议，号召士绅名流们带头执行总部七大纲领，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团结抗战，反对投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士绅们情绪十分高涨，争先恐后地为抗战捐款捐粮，并发出了《告晋东南士绅书》，在太行区形成了踊跃捐献的热潮。

    同时，结合追悼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爱国民主人士杨裕民先生，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参加会议，毛泽东从延安发来挽联，朱德总司令题写了悼词。21日，总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颁发了“改善民生实行民主、巩固统一战线、开展生产事业、发动游击战争、加强抗战教育、巩固部队、厉行锄奸”的《七大纲领》。纲领一宣布，立刻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贯彻实施改造旧政权、发扬民主、参军参战、空室清野等民众运动，由八路军所在的太行山区，迅速发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这期间，傅钟主任曾亲自深入到武乡县政府所在地姚庄村，协助开展地方工作。10月11日，野政又发出了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针对敌探、汉奸、土匪和反共分子对我军的破坏活动，我军必须加强锄奸工作，以保证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

    由于砖壁村、烟里村百姓饮水十分困难，加之八路军战士大量驻扎，无法解决饮水问题，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部移驻西南10公里的王家峪村，同时北方局也移驻前王家峪，野政移驻下合村。

    1940年6月27日，日军突然袭击王家峪，总部与野政不得不再返砖壁村、烟里村。此时，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已调回延安，由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接任野政主任一职。野政各部门再次驻扎烟里村。由于华北日军加紧“扫荡”，根据地遇到很大困难，为此，6月29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至八路军各兵团电》。

    8月，为协助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野政积极布置了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发出《正太线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强调指出，这一战役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敌后多打大胜仗，激励全国与敌占区同胞的信心；孤立与打击投降派；提高我党我军威信；争取时局好转。为取得百团大战胜利奠定了基础。9月25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决定，组织战地工作巡视团赴晋冀鲁豫地区帮助新组建的部队整顿连队、培训干部。巡视团由野政组织部部长周桓任团长，总部参谋处处长阎揆要任副团长。出发前野政主任罗瑞卿亲临讲话，要求巡视团注意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当“钦差大臣”，既要作政治工作的模范，也要作战斗中的模范。按照罗瑞卿的指示，巡视团深入晋冀鲁豫边区各地，一面参加百团大战的破路斗争，一面帮助连队工作，同时还发现和解决了有的部队执行锄奸政策极左，把游击队大部编入主力等方面的问题，对部队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期间，野政还与北方局杨尚昆书记一起组织了北方局黎城会议，对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作出了明确指示。为了落实黎城会议精神，又几次在砖壁村召开高干会议，罗瑞卿在北方局砖壁村高干会议上作政治工作报告，就抗日战争中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抗战三年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检讨、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作长篇论述。

    由于总部指挥百团大战的电台讯号过于频繁，日军集中众多兵力多次在武东地区“扫荡”，妄图找到我总部，10月14日，野政离开烟里村转移到石瓮、西井等地。22日，野政与北方局从黎城返回武乡，经大井盘转移返回烟里村。关家垴战斗之后，日军继续在浊漳河岸往返窜扰，企图捕捉我八路军总部，寻机报复。11月4日野战政治部离开烟里村，与八路军总司令部一起转移到辽县武军寺一带。

    （第十二节）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下合村

    1940年10月11日，野战政治部移驻下合村，野政驻扎在娲皇庙，宣传部副部长王东明、教育科住西配殿，宣传科住东配殿；民运部部长王卓如住西廊坊，社会调查科住正殿东侧房；野政卫生所设在娲皇庙偏院正房；野战政治部会议室设在娲皇庙戏台。

    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住在魏昌中家院内，土改后分配给了梁安平家。1940年5月傅钟离开前方回到延安，由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接任野政主任一职，也是住在这个院子里，傅钟、罗瑞卿先后住东房，因年久失修房顶损坏；陆定一住东窑楼，原为楼房，后上面的楼房损坏拆除，只留下砖窑洞。秘书处（也叫总务处）及先后两任处长青中兴、陈志彬住魏永旺家；组织部及部长周桓住魏永江家；锄奸部及部长杨奇清住杨金凤家；军法处及处长阎揆要住魏怀德家；管理科住旗杆院；生产部住魏国平家，总部招待所住魏国华家。

    1939年冬，政治部直属政治处，在下合、枣林村举办了多期基层骨干和支委训练班，对提高总部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年年底，山西发生了“十二月事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阎锡山反共达到巅峰。而在南京，大汉奸汪精卫和日军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卖国密约，投降危机十分严重。值此“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的危急关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12月16日，在此召开了总直机关千余人参加朱德总司令的祝寿大会，借以宣传德高望重的总司令，赞扬在华北前线艰难转战、英勇杀敌的八路军，充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将士的无耻诽谤。同时，野战政治部还在这里接待了不少友军将领、爱国人士，如国民党高级参议周励吾，第一战区高级联络参谋王葆贞、申凌霄，着名爱国知识分子李公朴，战地妇女儿童慰问团陈波儿等。

    在日军频繁军事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经济封锁，根据地军需民用困难重重。1940年1月17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陆定一，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号召全体部队及各界民众，务须一致努力，振我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奋起参加生产自救运动。指出开展生产运动，力求经济上做到自力更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极重要条件，要求部队一年至少自给4个月的粮食、蔬菜及马料。司政机关组织了生产委员会，所属单位也相应成立了生产机构，有效领导了开垦荒地，兴办作坊，养牛养羊等生产自救运动。傅钟、陆定一正副主任亲自带领政治部机关人员，到圪洞沟、龙洞沟开荒种地，到上北漳河滩、下北漳河滩砸坝造地，在驻地附近植树造林等。生产自救运动的开展，保障了部队的供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根据地渡过难关，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

    在北方局的领导下，野政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久，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到八路军总部来公开寻衅，我总部首长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和杨尚昆、陆定一等同志以礼相待，在设在下合村的总部招待所与之进行谈判，但朱怀冰一意孤行，数次与八路军发生摩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年3月5日至8日，集中我八路军13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朱怀冰三个师，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巩固了我太行山抗日阵地。

    为支持反顽斗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晋察冀军区两个主力团和冀中警备旅来到武乡，支援晋东南和冀西区的反顽斗争，聂荣臻司令员在此向北方局和总部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总部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华北《新华日报》作了专题报道。2月下旬，野战政治部在下合村驻地的娲皇庙前空地召开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干部会议，由聂荣臻介绍晋察冀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此次会议主要是学习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经验，筹备成立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建立作准备，所以太岳区的薄一波、三专署的戎伍胜、冀南区的杨秀峰、宋任穷也都回总部参加了会议。

    1940年3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在下合村南城墙根，召开了晋东南各界3万余人参加的反汪拥蒋大会。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0年夏，日军“扫荡”太北地区，到处放火烧麦田、烧村庄，给根据地带来很大的灾难。战后，野战政治部派出慰问团，带着筹集的数十石粮食到榆社、辽县（今左权县）等灾区进行赈济慰问活动。

    野战政治部一直重视上层统战和农村统战工作，同样也十分重视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加强国际交往努力争取世界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援助。傅钟、罗瑞卿、陆定一等野政领导人，曾先后在驻地接待了不少国际友人、爱国侨胞和友军将领。如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德国医生汉斯·米勒，英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新加坡爱国华侨、军火专家谢宾元，英国记者何果，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负责人陈光华等。白求恩大夫牺牲后，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通令全军哀悼，并电慰白求恩家属……这些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在政治部首长的热情接待和宣传影响下，都自动参加了我国的抗日战争，有的甚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在政治部驻地的日俘杉本一夫（前田光繁），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于1939年11月7日，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时，为了表达他们的革命性，与松本英男等人一道，宣告成立了日人反战组织“唤醒联盟”，后改名为“觉醒联盟”，这是在华日本人组织的第一个反战团体。在太行山武乡县下合村首开其端，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震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0年6月27日，日军集中兵力袭击以王家峪为中心的总部驻地，总司令部与野政不得不转移，野政各部门离开下合村，再次驻扎烟里村。

    （第十三节）八路军供给部驻地——义门、寨上村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此时我军的后勤保障建设分为前方和后方两部分。在延安的原总后方勤务部精编为：供给部，部长张元寿；卫生部，部长姬鹏飞。供给部、卫生部和副官处直属于军委总参谋部。八路军前方后勤部门由原红军总供给部和总卫生部分别改编为八路军供给部、卫生部；供给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谢古今；新设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同年11月，赵尔陆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杨立三任部长。

    1938年4月，杨立三部长率供给部机关跟随八路军总部移驻武乡，先后在义门村、寨上村驻扎。在义门村时，供给部驻扎在富农李茂堂家，因全院用石板铺就，所以村里人称为石板院。这个院子在20世纪70年代拆除，木料用于修学校。部长杨立三住东楼一间小屋，当时，供给部下设被服厂，被服厂也在李茂堂家院里驻扎。

    4月20日，总司令部迁往寨上村，警卫部队也随之行动。为保证后勤工厂的安全，供给部及被服厂也迁到寨上村。供给部部长杨立三及被服厂住村中的旗杆大院，因前清出过武举人而在大门旁立有旗杆两个而得名。这是武举人的后人弓富荣家的院子，有东西两串楼院，杨立三部长住东楼院东房，被服厂的缝纫组也在东楼院，缝纫机安装在三大间的西房内，供给部机关住西楼院，手工组也在西楼院。两串院落共20间，除两间房东占着，其他房屋都住着八路军。

    当时由于八路军已经发展壮大，但军费严重不足，被服厂的原材料供给有点捉襟见肘。寨上村的富户较多，在八路军首长的动员下，他们以抗日事业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动员会上纷纷表态，愿意为抗战出力，于是个个慷慨解囊，筹集了许多银元，在故城、段村等镇收购了大量的土布，捐赠给了八路军被服厂，极大地支持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表扬。

    1938年5月23日，八路军总部向南移动，供给部与被服厂也一起离开寨上村。

    （第十四节）八路军后勤部驻地——砖壁、王家峪村

    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方的后勤部门主要有供给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谢古今；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由于没有统一的后勤领导机构，使得后勤管理不协调，更严重的是，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而国民政府一直限制八路军发展，仍然按改编之初确定的4.6万人的编制发给军费，日本帝国主义又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封锁和军事破坏，这样，部队的物资、经费、弹药供应都异常困难。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实际出发，提出设立八路军后勤部，统一管理，发展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加强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这一情况，1939年2月，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致电延安毛泽东等，要求派杨立三来前方主持后勤工作。3月，杨立三奉命来到晋东南前线，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部长，正式成立前方总部后勤部，将原来的供给部、兵站部、野战卫生部划归后勤部领导，并新设立兵运部、财经部。6月，又将总部军工科改建为军工部，也归后勤部领导。

    1939年7月15日，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砖壁村，后勤部驻扎在砖壁村马国英家（代号“新昌部”），现旧址已经翻修，改变了原貌。同年10月11日，总部移驻王家峪村，后勤部驻南窑科，南窑科是王家峪的一个自然村，村子里一共十户人家，所以附近的人们称这个村子为十家庄。庄上有一户富农，九户贫农。后勤部设在崔恒林家，杨立三部长住在村民王建业家的小正房，秘书李志凯住在冯冬生家的小南房，庄上还住着勤务员、马夫、警卫班，并设有灶房和马棚。

    杨立三就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之后，针对当时太行地区经济严重困难，提议由总部和北方局召开全面研究根据地建设的会议，会议决定大力发动部队垦荒种地，建纺纱厂、织布厂、制鞋厂、兵工厂，办合作社和银行，以解决部队吃饭穿衣，武器弹药供应，发展根据地经济，开展与敌经济斗争的问题。同时，成立了以彭德怀同志挂帅的华北财经委员会，由彭德怀、张慕尧、杨立三、聂荣臻、邓小平、郭洪涛、高捷成7人组成，彭德怀任书记，张慕尧任副书记；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杨立三同志主持。

    1940年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峪村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号召全体村民开展植树造林和军民大生产运动。当时，村里的树都属于个人所有，军民种植杨柳树都用“树栽子”作树种，也就是将树上的树枝伐下来，作成三四尺长的树来栽种，需要在树上砍伐，杨立三部长配合村干部、民兵来砍伐“树栽子”，当时也有个别人不同意在自家的树上砍树枝，杨立三部长经过耐心的说服，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军民共同植树两万余株，朱德总司令亲手植下“红星杨”。

    杨部长除担负供给部队后勤军需和配合植树造林外，还带领部队向群众学习纺花织布，由庄上的妇女负责教战士们，为村民和部队织了大量的白布。当时，村里的王建业、崔占寅两家开着染坊，杨立三部长就亲自学习染布技术，把织好的土布染成灰色，解决了军队的被服问题，同时还帮助群众开荒种地，打柴割草，担水看病。

    1940年6月，后勤部再次返回砖壁村。同年11月，离开武乡移驻辽县（今左权）下麻田村。

    （第十四节）八路军供给部驻地——西堡村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由潞城移驻武乡砖壁村后，供给部也一同来到武乡，驻扎在西堡村，对外番号“黄峪部”。供给部驻扎在李祖寿家东楼院。部长周玉成住东房，副部长谢今古（黄达）与部机关住西房，后有周文龙接任副部长仍住这里；当时，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经常来指导工作，住正楼西屋。后勤部直属的制鞋厂（村里人都叫鞋工厂）住李海旺家；卫生队住土地庙；专门供应卫生部的药材站住在李海生家。还有负责运输的辎重营也住在西堡村。

    供给部在西堡村期间，由于当时八路军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国民党政府给的供给非常少，而且还常常拖欠，这给八路军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为了保证八路军的衣食住行，供给部遵照坚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想方设法解决部队供给，比如开办经济合作社，组织农村妇女纺花织布，组织易货贸易等，并创办了被服厂、皮革厂、纺织厂、肥皂厂、卷烟厂、毡帽厂、造纸厂、毛巾厂、织袜厂等。

    1940年4月，朱德总司令到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时，供给部通过多方周旋，国民政府同意补发所欠军饷，周文龙副部长带领供给部的有关人员，包括科长、出纳和从兵站部调来的两个运输连，还有专门驮运军饷的10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骡子，跟随护送朱德总司令的队伍一起前往西安。为了把领饷工作做好，周文龙与西安八办领导反复研究，商讨对策，如怎样进行交涉，办理领款手续；除领回应发的军饷外，如何追回去年被扣发的款项；由于货币贬值，如何要求增加物价补助；为了便于运输，要适当增加大面额的钱币等等，都进行了研究。但国民党方面确设下重重障碍，先是派特务绑架了我方办事人员，后又说我方准备兑换的旧币是假币，利用各种方式来刁难。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周文龙再次对领军饷的每一个步骤、措施，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和部署，使这项工作再也没有出现漏洞和挫折。直到6月29日，才把该领的全部军饷领齐，共计257.795万元。加上以旧币兑换新币5.1万元，两项合计共263万元。7月20日，周文龙率队终于回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砖壁村。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和他们紧紧握手，彭德怀说：“这一趟出去了整整三个月，你们辛苦了，你们为总部办了一件大事。大家感谢你们！”

    1940年11月，由于日军频繁“扫荡”，八路军总部离开武乡，供给部也转移到辽县（今左权）大林口村。

    （第十六节） 野战卫生部驻地——土河坪、刀把嘴、左会村

    1937年8月，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保证八路军医疗卫生工作，同时将中央军委卫生部改编为八路军卫生部，由姜齐贤任部长，刘惠农任政委。为战争需要卫生部一分为二，前方卫生部跟随总部前往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3月，前方卫生部由晋西南撤回延安，前、后方卫生部即合并，合并以后恢复为原来的军委卫生部兼八路军卫生部，领导全军卫生工作。但由于我军分别在各个敌后根据地，交通不便，也不可能统一业务领导，实际上也只是负责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卫生工作。

    1938年秋，朱德总司令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期间检查了军委卫生部工作。认为卫生部有五个领导，部长姜齐贤，政委刘惠农，副部长姬鹏飞、孙仪之，副政委易秀湘，这在人才短缺的时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特别是医疗卫生工作，延安后方没有很多事，而前方却大量缺少医护人员，严重影响战场救护工作。于是决定，调姬鹏飞去新四军工作，调刘惠农到晋西北，调孙仪之去前总组建野战卫生部。同年10月，孙仪之率后方卫生部少数干部及一个兵站医院，到达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成立八路军野战卫生部。

    1939年7月15日，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县砖壁村，同时，野战卫生部驻扎在距砖壁村不远的土河坪村。在土河坪村时，卫生部住岳兆祥家，部长孙仪之住岳兆祥家西房。当时，部机关有100多人，分设医政科、医药科、供管科、秘书科等几个科室。

    鉴于反“扫荡”时人多行动不便，总部号召精简机构，要求是在战况紧急的情况下，不可能派兵掩护，要具备各自为战、单独行动的能力。1939年10月野战卫生部自动精简，由100多人减为11人，包括部长1人、助理员3人、秘书1人、警卫通讯员6人，不设机关。精简下来的人员，都有专业技术特长，一部分充实到了野战医院，另一部分组建了卫生学校，校长由孙仪之兼任，政治主任兼教务主任由任傅九担任，专门为总部直属单位、一二九师及所属旅培养卫生人才。

    之后，野战卫生部根据情况随所属卫生学校、野战医院或制药厂行动，除土河坪村外还经常驻扎在刀把嘴村，孙仪之部长住韩四尧家西房，由于野战医院、总部制药厂也在该村，房子非常紧张。野战医院又来了许多伤员，村里的房子住得满满的，没有做手术的地方，孙部长就将自己的住房腾出来作为手术室。为解决住房问题，孙部长还想出一个办法，在房子的梁上拴一根绳子，把手术床吊起来，做手术的时候放下来，手术结束后，吊在空中，腾出地方来办公休息。

    为解决药品供需矛盾，野战卫生部将总部原有的制药所和一二九师制药厂合并，成立了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制药厂），并设立几个分厂，利用当地中草药制作药品，还研制出第一支柴胡注射液以及丸、散、膏、丹中成药，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困难，还补充了附近各医院的药品不足。

    1939年秋，为了支援八路军抗战，还有一些外国朋友来支持我们，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印度援华医疗队，另外还有一名德国医生米勒。延安总部考虑到太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便由延安军委卫生部秘书马寒冰陪同几位外国医生来武乡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几位外国医生为八路军的医疗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0年秋季反“扫荡”，野战卫生部也经常遭到袭击，孙仪之部长带领部机关及野战医院经常转移到武乡东部的深山里。在反“扫荡”中，别的部门的东西可以埋藏，便于转移，而野战卫生部因有伤病员，不能远途转移，只能就近活动。比如，敌人袭击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时，总部转移圈子特别大，走了几百里，而卫生部只跑了几里路，钻在深山里。医院伤病员轻的组织随队转移，重的隐蔽在山沟山洞里。卫生学校便成了武装队，担任侦察警戒，同时还在转移时抬担架，运送伤员。药厂人员搞粮食，靠机动灵活，单独活动、自力更生、自保安全。

    1940年底，为了加强后勤机关的战斗作用，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根据八路军总部决定，将野战卫生部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合并，由一二九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担任部长，野战卫生部部长孙仪之担任政委，合并后，仍称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下设医政科、供管科、秘书科；卫生部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秘书科。机关设在左会村，住在申培民家，机关住正房，部长钱信忠住西房。次年2月迁至辽县（今左权）东隘口村。

    （第十七节） 八路军军工部驻地——柳沟村

    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管理军事工业的第六科，任命刘鹏为科长。第六科跟随总部同住于潞城县北村。第六科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晋东南、冀南、豫北地区我部各师、旅、团、支队及地方政府的修械所和炸弹厂（那时对地雷、手榴弹统称为炸弹）。经过分头到各地调查，当时，部队和地方抗日政府都先后成立了一批修械所和炸弹厂，但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修械所只能是少量的修修配配，不能制造枪械。炸弹厂的产量也很小，规格不一，质量不稳定。要发展军火生产，就必须把这些小型所、厂集中起来，进行改造，扩建成兵工厂。在军工科的提议下，八路军总部决定：首先接收了两个条件较好的修械所和炸弹厂，并以他们为基础，改造扩建成两个兵工厂。一是由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修械所、一二九师高平修械所、晋豫游击支队阳城修械所合并成立八路军总部修械所，设在榆社县韩庄村；二是接收武乡县抗日政府的鼙山工厂，改名为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厂。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军火生产的要求越来越大，为此，管理军事工业的领导机构也要加强。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第六科为基础扩大组建军工部，直属八路军后勤部领导，根据总部指示，军工部在武乡柳沟村成立，部长刘鹏，下设政治处、总务处、工程处，分别由孙开楚、徐长勋、郑汉涛任处长。驻扎于柳沟铁厂南厂部。旧址现已经坍塌。

    八路军总部移驻武乡后，为扩大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为避免敌人的破坏，工厂需要搬迁到更为隐蔽的、安全的地方重新建设，使它成为我军的造枪基地，经过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工厂新址选择在黎城县黄崖洞，将韩庄修械所改建为水窑兵工厂，也叫黄崖洞兵工厂（也称军工部一所）。同时，在平顺县西安里建立了军工部二所。同年10月，又在辽县（今左权县）高峪村建立军工部三所。冬，由陈志坚等人又在昔阳县里沙窑建立军工部四所。

    1940年5月，根据朱德总司令提议，调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担任军工部部长，刘鹏同志改任副部长。为加强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军工部机关迁驻黎城县上赤峪村。

    （第十八节）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军法处驻地——南山头、下合村

    八路军军法处，是八路军的军事裁判与执法机关，隶属于野战政治部。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来到武乡以后，军法处设在南山头村，处机关设在弓三胖家，处长曾传六住在弓国梁家，10月初曾传六处长调离，由阎揆要接任处长。审讯室在弓三胖家西窑，东西房住军法处办公人员。

    1939年由八路军政治部起草的《八路军军法条例》，是我军历史上比较完备的军事刑法草案之一，其中详细规定了军事刑法的立法依据、目的和刑罚种类，军人犯罪的各种罪名及处刑幅度。但出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未能公开颁布和在军内统一实施。为适应团结抗战需要，使军法工作有章可循，野战政治部制定了《八路军军法处工作条例草案》，对八路军各级军法处的设置、职权、刑种、诉讼程序等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一时期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一是沿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制定的法律、法令；二是结合各地抗日政府和军队制定的法律、法规；三是考虑统战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适用国民党《六法全书》的有关法律条款和有关单行法规。

    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部移驻王家峪村，军法处也移驻距此不远的襄垣县西营镇花豹拐村。1940年春，又搬迁到下合村，军法处及处长阎揆要住魏怀德家。旧址已经翻修，改变了原貌。

    同年6月，再次返回南山头村驻扎。年底迁往辽县（今左权）滩里村。

    （第十九节） 八路军总部通讯科驻地——南山头、北上合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由潞城县进驻武乡砖壁村后，为加强通讯联络，立即在周边布置了电台。负责领导和管理电台的是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科，当时也叫通讯营，由海凤阁任科长，通讯科驻扎在南山头村，科长海凤阁与通讯科办公地点住弓金月家。下设4个电台分队，一分队设在砖壁村，二分队设在小坪，三分队设在安其盘，四分队设在史家嘴。

    1939年10月，总部移驻王家峪后，为方便联络，通讯科也迁至北上合村老爷庙，通讯科（通讯营）驻新窑院韩德秀家，科长海凤阁住一亩儿任生祥家。一分队设在北上合村的玉帝庙，二分队设在南上合村，三分队设在枣林村，四分队设在王家峪。

    1940年6月，总部返回砖壁村后，通讯科及各个分队仍然返回砖壁、南山头、小坪等村。

    （第二十节） 八路军总部直属政治处驻地——烟里、枣林村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由潞城县进驻武乡砖壁村后，负责总部政治工作的直属政治处也同时进驻武乡，直属政治处住烟里村杨秃孩家。1939年10月，总部迁到王家峪时，直属政治处迁至枣林村，住在李专官家。主任康克清住在正窑，1940年4月底，康克清同志跟随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由吴玉琳接任主任一职。同年6月，再次返回烟里村驻扎，还住在杨秃孩家。1940年11月，随总部转移到辽县（今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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