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烟里村

    1939年7月15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率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转战抵达武乡县砖壁村一带，在这里指挥反“扫荡”作战。北方局驻扎在烟里村，代号“香港”，烟里村相距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砖壁村仅3里。北方局与杨尚昆书记住韩布霄家院子里，机关办公在西房；杨尚昆同志住东房；局机关各部均住在烟里村的民房里。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秘书长杨献珍、青委书记宋一平、直属政治处主任康克清也都驻扎在该村。同时，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住在烟里村。

    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员统一穿八路军的军装，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对外称为野战政治部第二梯队，杨尚昆同志的对外职务也是野战政治部第二梯队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主要职能是：领导华北地区的党组织，正确执行党“巩固华北”的方针，创建华北各根据地；管辖区域包括：晋、冀、鲁、豫、察、热、绥各省和平、津两市全部，以及皖、苏、辽部分地区。

    中共中央北方局进驻武乡烟里村后，正是日军向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的时刻，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指挥华北军民与日军在各地展开作战，保卫各抗日根据地，寻机歼灭敌人。而在此时，顽固派却乘机向八路军、抗日政府、山西新军和抗日民众不断发起进攻，一味地制造摩擦，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华北抗日军民面临“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局面。面对这种虎狼夹击的严重局势，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社会各种力量抗日，杨尚昆书记研究了华北的形势，要求各地八路军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的政策，揭露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可耻行径。1939年9月，在北方局指示下，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在武乡县东堡村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全区党的战斗任务，要求太行区各县党组织要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伪夹击，巩固根据地。10月，就山西开展反逆斗争的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山西形势继续逆转，必须有适当的斗争才能克服这一危机。10日，以山西省委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1日，为解决生活缺水问题，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移驻到王家峪村。

    1940年6月27日，由于日军突然包围王家峪村，对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形成了威胁，北方局再次返回烟里村。紧接着，两日后，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一起发出《对晋西北工作的补充指示》，要求晋西北在发展进步势力及反对顽固力量方面加强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工作，爱护一切抗日人民的利益，用一切方法来帮助民众，减轻民众负担。紧接着，杨尚昆同志又在《党的生活》第十六期发表《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总结了抗战以来华北党的工作，指出“没有共产党坚持华北抗战的正确方针，没有八路军在敌后的英勇奋战，就不会有今天的河北、今天的山西、今天整个华北的局面。”

    8月1日，遵照北方局黎城会议精神，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涉县东辽城正式成立。20日，北方局领导协同总部在华北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百团大战。

    9月，北方局再次在砖壁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杨尚昆主持，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长篇报告，重点讲了形势、统一战线、财政经济政策、经济建设和1941年的经济建设计划。会议强调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给自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提出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统一根据地领导机构的建立，推动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方局会议刚刚结束，华北日军就集中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其重点是八路军总部、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晋冀豫区党政机关所在的太行区，以武乡、辽县、黎城、涉县一带为重点。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北方局离开烟里村，于10月14日经石瓮村向黎城西井转移，10月22日返回武乡，经大井盘、石瓮、郊口再次返住烟里村。这时，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冈崎大队800余人向八路军总部设在黎城县北部的黄崖洞水腰兵工厂发动进攻，该厂是总部最大的兵工厂。得此消息，彭德怀决定寻歼冈崎大队，将其包围在关家垴村，彭德怀于29日下午到石门村，指挥部署战斗，经过两昼夜激战，歼敌500余人。

    日军在关家垴遭受沉重打击后，于11月3日集中兵力合击八路军总部。刘伯承得到消息，下令三八六旅到西营、蟠龙以东的大陌村南北一线，阻击进犯之敌，掩护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转移。11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一道，从烟里、砖壁村撤出，经黎城、涉县，转移到达辽县，北方局驻扎在上南会村。

    （第二节）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王家峪村

    为解决生活缺水问题，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到武乡县王家峪村。北方局驻扎在前王家峪村赵秃孩家，杨尚昆住正房。北方局妇委、政权工作部、秘书处、调查研究室、财经委员会、社会部、城工部等都分散在该村群众家办公。

    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区党的工作，在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基础上，又于11月15日创办了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正如发刊词中说：它的出版，适应了当时华北抗战，单靠少数同志努力是不成的，必须使《党的生活》成为担负巩固、发展华北党组织的历史重任，成为全华北党集体的刊物。在此期间，在下北漳创办了鲁迅艺术学校，为根据地培养文艺宣传骨干。

    由于在阎锡山授意下，山西发生了新旧军冲突，也就是“晋西事变”，为了抵制顽固派的逆流，于1940年1月12日，在王家峪村召开了北方局扩大会议，讨论在反逆流斗争中自卫反击的问题。经过我们的有力反击，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逆流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反而吃了不小的亏，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2月，杨尚昆在《党的生活》上发表《论晋南政治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的教训》一文，总结这次反逆流斗争中我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晋南地区的教训，强调：（一）要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问题，坚决打击已经明目张胆地实行投降反共的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和中产阶级，继续抗日下去；严重的正确的斗争可以保持已取得的革命阵地，可以团结整顿革命队伍，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二）要提高革命警觉，预见情况发展趋势，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临汾失守后，山西境内逆流横行，有人主张停止新设施，打击进步青年，排斥进步军队，有的同志常常从“顺境”方面着想，丧失应有警惕；原因是在民族抗战怒潮中发展起来的党，“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缺乏革命失败的切身体会”，这就要扩大政治眼光，注意国内国际的政治动向，学习党的历史，恰如其分地处理“可能到来问题”。（三）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清除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彻底改造抗日的政权机构。（四）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等。

    1940年3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在离八路军总部驻地王家峪村仅三里之遥的下合村与城底村中间的城墙根，召开了晋东南各界反汪拥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晋东南军、政、民各界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共3万余人。会议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痛斥了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后，号召全华北的军、政、民广泛开展反汪运动，反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汪精卫”。号召各抗战党派、军队和人民，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聂荣臻以及青年、妇女和抗日团体代表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讲演。最后，大会决议：以3万军政民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界同胞，加强团结，声讨汪逆，肃清内奸，抗战到底。这次大会，对坚持华北抗战，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和肃清暗藏在抗日营垒中的投降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总结抗日战争以来党在华北的工作，根据新的形势和中央关于1940年工作的指示，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前，在王家峪北方局驻地召开会议，讨论了根据地工作，并决定在黎城县北社村召集太行、太岳、冀南三区和一二九师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11日至26日，北方局黎城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由杨尚昆、邓小平主持。杨尚昆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邓小平作了《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和会议总结，刘伯承作了《关于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薄一波作了《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会议提出了建政、建军、建党三大建设方针，强调纠正在反逆流斗争中出现的“左”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建政、建军、建党工作。会后，杨尚昆等领导立即返回武乡北方局驻地，从5月开始在八路军中进行了整编工作；在各级组织内，重点是基层党组织开展了第一次整党。

    6月27日，住段村的日军与襄垣日军配合，从北、西两个方向突然包围王家峪村，面对这一紧迫的形势，总部警卫部队立即对敌进行反击，掩护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撤退，当天，北方局再次返回烟里村。

    （第三节）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大塘村

    八路军部队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作战中，给予了日军以非常沉重的打击，日军从1940年10月上旬开始，纠集了驻辽县、武乡、沁县、潞城等地3000余兵力，向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分多路包围榆社、武乡地区，日军的目标直指武东。这充分表明日军已经怀疑武东山区一带有八路军高级指挥机关驻扎，而调动重兵来围剿。

    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驻扎在砖壁村、野战政治部与北方局驻扎在烟里村，日军正是探测出了武乡东部地区有密集的电台讯号，从而判断出有我军高级指挥机关驻扎，所以集中重兵前来“扫荡”，以图报复。

    日军的“扫荡”来势凶猛，他们从沁县、潞城、武乡、辽县等据点出发，采取拉网式搜索，步步为营，包围圈越压越小，企图在榆社、武乡一带寻找我八路军主力和高级指挥机关，妄想一口把我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吃掉。13日，糜集武乡东部的洪水、蟠龙、西营一线；14日继续东进，犯至大陌、东堡一线，八路军总部指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等部节节阻击。

    敌人越来越近，距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烟里村、砖壁村两村已不足4公里。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为避免损失，彭德怀、左权等首长决定，立即将不易搬运的物资就地掩埋，轻装转移。于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离开驻地向东山撤退，利用深山树林作掩护，翻越琉璃顶，回旋于深山密林之中，临近黄昏的时候，转移到石瓮村，中共中央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驻扎在距石瓮村1里远的大塘村。

    北方局驻扎在张凤亭家院里，秘书处住西房，杨尚昆住东房；野战政治部驻扎在隔壁的张水林家院里，罗瑞卿主任住东房，陆定一副主任住西房。他们刚刚住下，就一边安排做夜饭，一边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吃过晚饭后，北方局书记杨尚昆、野政主任罗瑞卿就在大塘村驻地接见了石瓮编村党支部书记张泉，支部委员、村长张遇元等人，听取了他们发动群众支前参战的情况汇报，并作了指示：现在正在秋收季节，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百姓秋收，进行残酷扫荡，妄图从生活上、经济上打垮我们，村里要积极组织民兵与敌人打游击，掩护群众抢收粮食，村里住着决死纵队二十五团的连队，必要的时候可以与他们联系，军民配合共同作战，以保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

    虽有我军奋力抵抗，但日军纠缠不退，企图寻找我总部，为确保总部安全，15日一早，中共中央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离开大塘村继续东移，于当日晚到达黎城县西井镇。

    （第四节）中共晋冀豫区党委驻地——东堡村

    1938年12月，晋冀豫区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提出准备召开中共晋冀豫区党代会的建议，并提出会议的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二是选举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根据杨尚昆同志的指示，晋冀豫区党委做了充分准备，并由区党委书记李雪峰执笔，写出《十七个月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上报北方局和中央。

    根据北方局指示，决定召开中共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因当时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都驻扎在武乡县，为保证会议的安全，减少警卫部队调动，同时也方便北方局与总部首长参会，将会址选在武乡县东堡、西堡中间的崇法寺。为做好会议筹备工作，1939年8月，晋冀豫区党委机关从辽县（今左权）高家井村搬迁到武乡东堡村。区党委驻扎在赵江河家，李雪峰住史生元家，黄镇住籍秃狗家，王树声住史钟秀家。

    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从9月10日开幕，28日闭幕，总共开了19天。在这19天里，代表们不仅到崇法寺参加了大会，听取了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李雪峰、张玺、何英才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同时也在东堡村分别进行了多次讨论，就根据地党的建设和工作任务、扩大正规军开展对敌斗争、大胆开展民主运动、巩固社会统一战线、开展生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交流。最后选举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区党委委员。经过选举，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为：李雪峰、何英才、王孝慈、王维纲、王树声、关山复、陈敬贤、赵武成等。新选出的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员有：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黄镇、安子文、彭涛、王维纲、王卓如、张玺、王孝慈、赖若愚、李哲人、张晔、王树声、程式兰、刘建勋、冷楚、陶鲁笳、吴作民、唐天际、嘉康杰等。

    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结束后，于10月初，晋冀豫区党委迁往辽县西黄漳村。

    （第五节）晋冀豫二地委、太行三地委驻地——陌峪、东沟、大有村

    1938年春，八路军谢张大队进驻武乡，住在陌峪村的清泉寺。不久，晋中特委转移来到武乡，也住在清泉寺。在这里，依托谢张大队保护开展工作。

    1939年9月，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结束之后，将全区划分为5个地委，分别是晋东、冀西、太南、太岳、晋豫地委。但到1940年春，反顽斗争之后，由于形势变化，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原晋冀豫区党委又划分为4个区党委，即：晋冀豫区党委、太南区党委、太岳区党委、晋豫区党委，晋冀豫区党委又分设了5个地委。晋冀豫第二地委在武乡成立，地委机关设在陌峪村清泉寺。

    同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县北社村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华北敌后的形势，提出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根据会议精神，调整了地委机关，武乡、辽县、榆社、黎城一带划为太行第三专区，将原晋冀豫第二地委机关改为太行第三地委机关，5月，三地委机关在武乡东沟村成立，地委书记王一伦。地委机关设在王贵新家，地委书记王一伦住王振华家。

    黎城会议之后，也重新调整了军区、军分区，成立了太行、太岳两个军区，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三八六旅兼太岳军区，冀南军区为独立的战略区。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其活动范围和5个地委相同。其中太行三地委书记王一伦，兼太行第三军分区政委。1941年1月，太行军区决定由决死三纵队兼三分区机关，先由决死三纵队政委傅雨田兼任三分区政委，同年8月，傅雨田调走，继续由王一伦兼三分区政委。由于1941年以后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军更加疯狂，为加强根据地对敌斗争，方便工作，从1941年8月王一伦再次兼任三分区政委之后，三地委机关迁到三分区机关所在地大有村，机关住在裴家大院该院共有13串院落组成，三地委机关住过的院子，目前已经翻修，改变了原貌。

    太行根据地经过3年多的发展，成为华北敌后一个最重要的抗日堡垒。武乡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在这里指挥华北的抗日战争，更使日本侵略者感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特别是百团大战前两个阶段对日军进行了重大打击，为了摧垮太行根据地，日军从1940年10月开始，又调集重兵，加紧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损失。同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进一步实行封锁、包围和进攻；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接踵而来，人祸、天灾，使得根据地的困难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艰苦。这期间，三地委领导各县党组织，进行了整党工作，首先从审查各级干部入手，整顿基层组织，加强和培养党员中的骨干，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支部的领导权，掌握在经过考验的忠实可靠的干部手中。并用《党章》标准要求和教育党员，使他们了解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共产党员不代表哪一个阶层、哪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必须为整个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忘我工作，努力奋斗。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办事的，必须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团结群众，联系群众，带领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特别是1940年3月，地委遵照区党委的指示将辽县、武乡、黎城确定为区党委的实验县，建立实验制度，抓住典型，推动一般，地委主要领导人，分别深入各实验县帮助工作，使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这对以后艰苦的对敌斗争，对迅速开创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1年以后，根据地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地委根据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发表在《党的生活》上的文章《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精神：“全区同志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性，用一切努力来克服目前的严重局面”。认真贯彻了邓小平在文中提出克服困难的方针和办法：首先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因此，党政军民要以一切努力发展、建设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队伍，过去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的一切偏向必须加以纠正。只有以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才能克服其他一切困难。其次，以武装斗争形式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要加强敌占区、接敌区的工作，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要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加紧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要开展强烈的文化斗争，启发人民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揭穿敌人的奴化教育和造谣宣传，要加强锄奸斗争，开展统一对敌。再次，要有细致的组织工作，及时检查，具体指导和帮助。最后，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心理。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展开了以全面对敌斗争为中心、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努力扩大和巩固地方军及人民武装，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坚持和保卫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2年，太行区普遍展开反“蚕食”斗争，部队经常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2月19日，日军突然包围了大有村，我三地委、三分区机关受到严重威胁，王一伦与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将军率领所部指战员，分路进行阻击，在战斗中，王一伦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英勇奋战，郭国言将军不幸牺牲。之后，鲁瑞林接任三分区司令员一职。三地委与三分区密切配合，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特别是领导开展了政治攻势，从夏季一直延续到秋初。在两个多月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中，组织民兵、武工队到敌占区、游击区的500个村进行了宣传，摧毁了100多个村维持会，建立了百余个抗日民主村政权及部分抗日民主县、区政权。接着又配合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了冬季政治攻势，减租减息中，三地委对所属各县民兵和地方武装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发展了新党员，使战斗力明显提高。

    1943年3月，太行三分区与三八五旅合并，三地委及三分区机关离开大有村，移驻熬垴村。

    （第六节）太行三地委驻地——熬垴、中村

    1943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在涉县下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温村会议”，会议确定了各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今后的任务：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战争，加强抗日武装的建设，恢复与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以根据地和敌占区各方面积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做准备。会议要求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更多的武工队、小部队，大力开展敌占区工作。

    根据温村会议精神，太行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三八五旅旅直机关与太行三分区合并，由陈锡联担任司令员，鲁瑞林改任副司令员，王一伦同志上党校学习，彭涛同志任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为了搞好军区与旅机关的合并工作，3月初，军区机关迁往三八五旅驻地熬垴村，三地委机关同时迁移到熬垴村，机关住乔三孩家东房，地委书记彭涛住西房，地委在这里进行了整编工作。

    这一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加强对日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的宣传工作，反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加强瓦解日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展开反汉奸、反维持运动。在布置对敌政治工作时，区党委和军区强调以各级党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为核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攻势以县为重点，组织党政军民各部门协同参加，把政治攻势与其他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进行。为此，各地组织武装工作队和武装宣传队，深入到敌占区去。政治攻势的内容主要是展开群众性的普遍宣传运动，揭穿敌人的各种阴谋，动摇和瓦解敌伪军，提高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敌占区群众人心向我，同时开展敌占区游击战争，打开敌占区的斗争局面。

    1943年，敌伪仍把太行根据地作为“扫荡”的重点。对此，三地委一直有充分的准备。为加强游击集团的战斗力，春季，三地委与三分区相配合，将基干团（营）大部分到各县、区，与基干队、民兵组成游击队伍，团、营、连各级干部参加县、区、村指挥部，统一指挥群众性的反“扫荡”。各地普遍建立起群众性的情报通讯网，在各交通要道、重要村镇设立秘密中心情报站。在群众中进行了空室清野与转移演习。在边沿区普遍实行抗日戒严，展开群众性的除奸防谍斗争。

    6月中旬，日伪军近3000人窜到武乡县蟠龙镇地区，在此设置据点，修筑公路，分割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阴谋，太行三分区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群众配合下，于7月19日发起蟠（龙）武（乡）战役，一举歼敌500余。此后，在三地委的指示下，武乡县委、县政府与三分区部队配合，组织了蟠龙围困战，将蟠龙周围的13个编村、49个村庄3万多群众转移出来，采取军事上围困打击、生产上劳武结合、打击汉奸特务、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办法，与敌展开长期斗争。围困蟠龙长达8个半月之久，于1944年2月17日收复了蟠龙镇。

    在围困蟠龙战斗中，为了便于指挥战斗，三地委与三分区机关曾迁往中村，地委机关住韩三则家。1944年春又返回熬垴村，一直到抗战胜利。1944年秋，彭涛调冀南工作，王一伦再次接任三地委书记兼三分区政委。

    经过1943年的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和政治攻势，伪军、伪组织受到打击和削弱，战斗力明显下降。面对这种变化，区党委在1944年1月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敌斗争，乘敌调动之机，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加强对敌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进一步扩大根据地。1944年9月中旬，区党委召开了太行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开展政治和军事整训问题，拟定了整训实施纲要。会后三地委与三分区一道，对部队进行了轮训，在整训中，民兵、自卫队也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同时，三地委在精兵简政、整党整风、大生产运动中都领导各县积极参加，做出了巨大成绩。

    1945年11月，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太行区党委决定，对各专区进行了调整，原第三专区的县大部与第二专区合并为新的第二专区，三地委也合并改组为新的二地委，地委机关迁至辽县。

    （第七节）太行三专署驻地——西中庄、西坡、观庄、大道场村

    1940年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在涉县东辽城正式成立。太行区共36个县，被分为五个专区，其中设立的第三专区，当时称为太行第二办事处下辖：祁县、榆社、辽县、武乡、襄垣、武（乡）西、辽（县）西7县。这个办事处是由原来的晋冀豫区三专署路东办事处改成的，原来设在辽县西黄漳村，由侯振亚同志任主任，1940年8月改称太行第二办事处（第三专署）之后，侯振亚调沁源，由刘亚雄接任主任一职，并将办事处迁至武乡西中庄村，二办机关住史运生家，刘亚雄主任住王生华家。后迁至姚庄西坡村，专署机关住南头王生云家，公安局设在张丙成家，专员刘亚雄住张彦河家。

    太行第二办事处（第三专署）在武乡正式成立后，立即展开工作。太行第三专区的辖区位于白晋铁路以东，所辖7个县总人口40余万，是山西着名的产粮区，而这一带也是八路军首脑机关驻扎地。太行第三专区的成立，其第一项工作就是保证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的衣食供应。征粮，政策性很强，以前，向地方过量强派粮款以及其他违反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本来就非常贫苦的农民生活，而且也使群众对抗日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专区领导刘亚雄通过对农村进行调查，十分敏锐地觉察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她马上召开各级干部会议，重申党的政策，严厉批评了上述违纪做法，组织干部学习上级有关指示，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为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二五减租，当即降低征粮数额，除去了农民的额外负担，群众对人民政府交口称赞。

    1941年春，由于一冬无雪，天旱的厉害，刘亚雄到监漳村下乡发现有一股小溪流，就和全村党员干部商量修一条渠，把沟里的水引出滩里浇地。她找来技术人员就地测量，确认修坝截流选址，为了修好这条渠，刘亚雄决定将太行第二办事处（第三专署）搬到监漳来，驻扎监漳村西1里的观庄村南会仙观，刘亚雄专员住东廊房。

    组织八路军战士、机关工作人员和村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开挖了一条5里长的引水渠，并筑起了一条20余米的拦水坝。水渠竣工时，村干部请刘亚雄题词“人力胜天然”五个大字刻在渡槽上。

    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上，正式选举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对边区的行政区划分及行政管理系统作了调整，太行第二办事处正式改称太行第三专署，由刘亚雄担任专员。由于监漳村位于交通要道，是武乡、襄垣、沁县日军“扫荡”武东的必经之路，为使工作环境相对安定，临时参议会结束后，8月24日，太行第三专署搬迁至大道场村，专署机关住武闯关家，专员刘亚雄住武增善家。

    在刘亚雄的有效领导下，三专署短期内完成了党提出的“二五减租”和换契手续，解决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押地和典地问题。三专署公布规定：押地债户，只要已交付超出借债本利两倍以上者，地主要无条件将地归还债户，已经典出的土地，必须按原价归还。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由于政策对头，措施有力，三专署粮食产量的提高当年即见成效。有了这个底数，刘亚雄便和有关部门研究，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适量增派粮款。具体做法是：向地主、富农大量征购，以让地主献粮为主、按地力摊派为辅征粮筹款。这样，由较富裕的农民合理分担，贫苦农民的基本利益也得到维护，农民应征粮食的热情很高，顺利完成了三专署的征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为了解决部队与群众的生活困难，刘亚雄采取群众分散制作和政府办厂生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创办了制鞋厂、皮革厂、造纸厂、肥皂厂等工厂。

    为了粉碎敌人封锁，促进全区经济繁荣，刘亚雄和有关单位还制定了相应措施，采取对敌经济斗争一元化做法。比如：成立了西营镇工商局，规定全区一切用品均由工商局代买批发，商人买卖要受工商局监督审查，这样，根据地的物资得到保证，又使敌人得不到任何经济投机的空隙。由于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三专署各地经济逐渐繁荣起来，食油、纸张、布匹等人民生活用品，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上级专门组织了敌占区进步士绅前来参观，当他们看到这里货物不缺、市场活跃的情形时大为惊讶，对共产党的理政能力大加赞赏，十分佩服。

    为了加强对敌斗争，刘亚雄领导三专署所属区县，提出了“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把敌人困死、饿死”的响亮口号，要求各村镇政府都落实了坚壁清野任务，粮食埋在哪里，生活用具怎样处理，敌人来时牲畜的藏匿地点在什么地方，等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日军扫荡时，往往村内无人无粮无物，喝水都很困难，根本无法站住脚。

    三专署所辖地区，特别是山区农村，长期封闭的社会生活，造成了群众精神世界的愚昧、落后，会道门组织活动频繁，某些帮会头目和日军暗中勾结，用迷信思想干扰政府工作，打击思想进步的农民，还常常利用一些人的愚昧无知，替日军搞特务活动。当时，农村中吸食鸦片的现象很普遍，敌人控制烟源，只要有谁替他们通风报信，就供给鸦片过瘾。这一手相当厉害，一时间汉奸特务的活动相当猖獗。专署向老百姓宣讲汉奸特务们丧尽天良的罪恶，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正义感。同时，对汉奸、特务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严惩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胁从者投诚可将功折罪，宽大处理。群众也被进一步发动起来，几乎家家订有“家庭公约”：绝不当汉奸。村村设立岗哨，连妇女、儿童也参加盘查汉奸特务的工作。

    1942年五月反“扫荡”后，刘亚雄离开武乡，经太岳前往延安。由邓肇祥接任三专署专员。1943年8月，由武光汤同志接任三专署专员职务，同时将三专署迁往洪水九龙庙。

    （第八节）太行三专署驻地——洪水村

    1943年8月，武光汤同志接任三专署专员职务后，由于当时太行三地委、太行三分区驻扎在洪水村附近的熬垴村，为减少警卫连队，方便三分区党、政、军的联系，将三专署迁往洪水村，驻扎在九龙庙。

    九龙庙建于明代，因庙中塑了九条不同色彩的龙像，因而人们称之为九龙庙。专署各办公机构分别住在九龙庙、观音庙及东西厢房。

    武光汤担任太行第三专署专员后，当时武乡处于敌我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三分区正组织兵力与根据地人民一起开展蟠龙围困战。三专署领导了根据地的坚壁清野和反“扫荡”斗争。当时三专署提出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把敌人困死、饿死”。武光汤专员除号召各县开展反“扫荡”斗争外，将反特除奸也作为重要任务。经过武光汤等专署领导和各级干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法令的贯彻。

    这期间，由于战争年代的形势需要，三专署曾转战于下寨、史家嘴等村短暂驻扎，大部分时间驻扎在洪水村的九龙庙，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由洪水供销社在该庙经营，因供销社进行扩建，九龙庙旧址于1970年被拆除，修建了供销大楼。

    （第九节）武乡县委、县政府驻地——寺背后、魏家庄

    1933年8月，武乡县党组织创始人李逸三得到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维公关于建立武乡县委领导机构的指示，在武乡县城（今故县）高沐鸿宅第后院西屋秘密成立了中共武乡县委员会。1934年2月县委遭到破坏，同年秋经于中共山西省工委联系，又成立了中共武乡县工委。1936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工委再遭破坏。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派徐子荣、王玉堂来武乡整顿党的工作，并成立中共武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这一时期只有领导成员，没有办事机关，党组织也处于居无定所。1937年底，八路军工作团进驻武乡，与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紧密配合，发动群众抗日，并着手组织县委机构，1938年2月，中共武乡县委正式成立，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陆清廉任书记。县委机关住寺背后村高鸣庆家，同年9月，陆清廉到晋冀豫区委党校学习，中共晋冀特委决定将武乡县委改制为中共武乡中心县委，刘建勋任书记，机关移驻魏家庄村史巨仓家，一部分机关住在郝家庄，中心县委指导榆社、祁县两县县委工作。1939年7月，在郝家庄村召开了中共武乡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县委领导机构，刘建勋任书记，张烈任副书记，武三友、魏效泉、王宗琪任委员；选举出出席晋冀豫区党委首次党代会代表；同时取消中心县委，恢复中共武乡县委建制。

    1938年8月，通过斗争撤换了阎锡山政府委任的旧县长，晋东南三专署委任郭腾蛟担任抗日县长，1939年1月，又调谭永华接任县长。县政府设秘书科、武装科、教育科、财政科，所增设公安局、交通局、民政科、粮食科、建设科、司法科。

    1939年7月，日军再次攻占武乡县城，中共武乡县委、抗日县政府迁至王庄沟村。

    （第十节）武乡（东）县委、县政府驻地

    武乡（东）县委、县政府驻地——王庄沟、东坡、大道场、狼卧沟、大有、东沟村1939年7月，中共武乡县委、抗日县政府迁至王庄沟村。先住在地主马兴世家，并组织犯人在西沟自己打了窑洞，然后住进自己修好的窑洞中，村民将这条沟叫做县政府沟，后来县政府搬走后，由于无人居住，已经坍塌。

    1939年7月，中共武乡县第一次党代会后，恢复了中共武乡县委的名称。同时县委机关始设组织部、宣传部和秘书室。同年秋，日军占领白晋线的权店、南沟等地。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中共武乡县委决定分设武西办事处，由武光清任主任，王宗琪任八路军工作团政委（实际为武西工委书记），负责武西地区党政工作。1940年3月，为了深入基层工作，依靠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将中共武乡县委改建为中共武乡实验县委，由温建平任实验县委书记。实验县的创建，为武乡县的各项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之后，县委又遵照上级指示，进行了全面整顿党组织的工作。通过整党，武乡党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加强，使党组织进一步纯洁，党的作风得到转变。在此基础上，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全县48个大编村，村村建立了抗日人民自卫队。

    1940年7月，日军占领武乡中部段村镇，把武乡分为东西两块。为适应长期抗战需要，武乡县正式划分为武乡（东）县和武西县。武乡（东）县大部分为根据地，武西县大部分为游击区。8月，武乡（东）县委和抗日县政府组织民兵群众，密切配合主力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41年后，日军加紧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清剿”与“扫荡”。所到之处，施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武乡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为了战胜天灾敌祸，渡过难关，中共武乡（东）县委、县政府在三地委、三专署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权建设上，实施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政权。其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各阶层的抗战积极性。再次，在经济方面，成立工商管理和贸易机构，扩大根据地的商业财贸工作，与日伪开展经济斗争。最后，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安置灾民。1941年春，位于沁（县）襄（垣）武（乡）三县交界的上司、下司、圪老湾一带成为日军争夺的焦点，县委决定派姜一、李尚春等成立前方指挥部（后也叫路南办事处），统一领导该地对敌斗争。8月，中共武乡（东）县委在狼卧沟村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李友九任县委书记，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克服悲观情绪，增强抗战必胜信心，配合主力部队，与敌人开展长期艰苦的斗争。1943年6月，日军占据武东重镇蟠龙后，县委、县政府在太行三分区部队的配合下，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围困蟠龙战斗，经过8个半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将日军挤出蟠龙，使武东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

    县政府还将区划进行了调整，设立8个区：一区洪水，二区石门，三区东堡，四区蟠龙（姚庄），五区树辛，六区古台，七区禄村（姚家庄），八区曹村（上司）。日军占据蟠龙后，在芝麻角一带设立新八区。县委工作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室。政府工作机构有：秘书室、民政科、教育科、财政科、粮食科、建设科、公安局、司法科、交通局、民运科、实业科、工商科等12个工作机构。群团组织有：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并成立武乡县各界抗日救国会。

    这一阶段，县委、县政府机关曾先后在王庄沟、姚庄东坡、大道场、狼卧沟、大有、东沟等地驻扎。在东坡村住张大朴家；在大道场村住武四英家；在狼卧沟村住李生金家；在大有村住裴家大院，目前该旧址已经翻修；在东沟村住王琴书家。

    1944年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武乡（东）县委、县政府，发动妇女纺织，开展军政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训练，为大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8月，武乡人民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攻克了日军盘踞5年之久的段村镇。武乡县境全部解放，1945年10月，武乡（东）、武西两县合并恢复原武乡县建制，县委、县政府迁回武乡县城住进老县衙（今故县）。

    （第十一节）武西县委、县政府驻地

    武西县委、县政府驻地——圪嘴头、元则沟、闹林沟、神西、楼则峪、蚂蚁辿、石盘、泉之头、会同、南家沟村1939年秋，日军占领白晋线的权店、南沟等地。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中共武乡县委决定分设武西办事处，由武光清任主任，王宗琪任八路军工作团政委（实际为中共武西工委书记），负责武西地区党政工作。武西办事处主要在楼则峪、张村驻扎。

    1940年7月，日军占领武乡中部段村镇，把武乡分为东西两块。为了适应新的对敌斗争形势需要，在武乡县的原辖区东村以西至分水岭一带成立了武西县，并将沁县白晋路东地区划归武西，同时将我县分水岭一带白晋路西的西郊、贾封等33村划归平遥。在原武西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武西县委、县政府机构。中共武西县委成立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先后由王宗琪、贾步彬、李务滋任县委书记。武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由宁运程、李超周、郝培苗、任时、王子清任县长。工作机构有：秘书室、民政科、武装科、财政科、粮食科、教育科、财粮科、司法科、公安局、交通局。群众团体组织有：武西县各界救国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

    县委、县政府先后驻扎十来个村庄。在圪嘴头村住郝培兰家；在元则沟村住郝建强家；在闹林沟村住自己挖的土窑洞，该村于20世纪50年代移民，旧址已经破坏；在神西村住任秀生家；在楼则峪村住武银楼家；在蚂蚁辿村住张春旺家，县武工队住张仁俊家；在石盘村县政府住陈怀林家，该房屋在抗战时被日军烧毁，县委机关住陈宝书家；在泉之头村住陈启瑞家；在会同村住刘福英家；在南家沟村住李丙申家。

    1941年8月，中共武西县委在榆社县南村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之后，在太行三地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始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清除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树立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军民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开展了艰苦的反“蚕食”、打“维持”、反“清剿”、反抢粮斗争。广大民兵运用地雷战、麻雀战、窑洞战、围困战等形式，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汉奸，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武西县委、县政府组织生产，发动妇女纺织，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渡过了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

    大反攻阶段，武西人民与武西独立营，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攻克了段村镇、南沟村等日军据点。1945年10月，根据太行区党委、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示，武乡（东）、武西两县合并为武乡县，县委、县政府迁回武乡县城（今故县）。

    （第十二节）中共武乡（东）县路南办事处驻地——漆树坡村

    1941年春，位于沁（县）襄（垣）武（乡）三县交界的上司、下司、圪老湾一带因是我军连接太行、太岳两区的重要交通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成为日军争夺的焦点，日军经常组织兵力到这一带“扫荡”，并一心要将这里变为“维持村”，妄图扩大占领区，分割我根据地。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县委决定派姜一、李尚春等成立前方指挥部，设在漆树坡村，统一领导该地对敌斗争。前方指挥部在此建立了民兵联防村和民兵游击小组，采取了除汉奸、打“维持”等措施，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1943年6月，日军侵占武东重镇蟠龙，以蟠武线为界，割断了武乡（东）县委与前方指挥部的联系。武乡（东）县委遂即根据太行三地委、三专署的指示，结合斗争实际，将蟠武公路以南地区划为路南区，在前方指挥部的基础上建立了路南办事处，李甫堂任主任，李尚春负责武装工作，姜一全面领导党的工作。办事处设在漆树坡村武云庆家。7月，路南办事处驻地的高岭、漆树坡、上司村一带成了段村、蟠龙、沁县、襄垣等四路日军合击的目标。日军妄图摧毁处于三角地带的抗日机关，实现其“沁、襄、武全面维持”的野心。

    针对这种危急状况，一方面路南办事处的干部党员深入驻地及附近乡村，发动群众打窑洞，搞战备，扩大民兵武装和区干队，既开展军事训练，又进行政治测验，提高了群众及民兵配合部队开展作战的本领。同时，县委主要领导还不断越过日军封锁线，到漆树坡驻地传达上级指示及文件，具体指导斗争工作，坚定党群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太行第三军分区派郑国仲带领七六九团一部来路南支撑斗争局面。民兵、游击队、区干队与主力军组成了强大的游击集团，而区党委和军区又指示灵活地与襄垣县委联系，配合斗争。这样，大大地增强了战斗力，扭转了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

    驻地漆树坡民众为保护路南办事处这一武乡党的重要机关，在1943年7月20日的反“围剿”中，隐蔽在桑树沟一个窑洞内的民兵与群众，同日军进行肉搏战，也就是着名的窑洞保卫战，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保证了东洞内路南办事处机关人员的生命安全。到了1944年2月，围困蟠龙胜利后，形势好转，武乡（东）县委决定撤销路南办事处，所辖村庄又归回武乡（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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