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驻地——蟠龙镇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为满足华北前线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转移到晋东南前线办学，归八路军总部指挥。抗大总校由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从陕北开赴前线，但因汾河水涨，敌人又在大举进攻晋东南，不得不改道晋察冀，到达灵寿县陈庄，又于1940年2月，由晋察冀军区组成的南下支队护送，辗转来到武乡，与此前由何长工率部来到晋东南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直接接受八路军总部的领导。校总部驻扎在距总部不远的蟠龙镇，对外番号为“青年抗日联合纵队”，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训练部部长王智涛。

    当时，总校下设3个分校，一分校刚刚从晋东南开往山东，二分校设在晋察冀，三分校设在延安。各分校都由总校与各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双重管理。在之后的一年里，又分别在苏北和太行建立了第五分校、第六分校。

    蟠龙镇是武乡四大镇之一，村大便于较大的机关驻扎，再加上交通条件便利，又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较近，只有10里，便于联系工作，也方便邀请总部领导来讲政治和抗战形势等。抗大总校到达蟠龙镇后，校部机关驻扎在原义昌家，训练部设在镇中心的法云寺。总校采用军事编制，下属四个团：第一团团长苏振华，政治委员王赤军，政治处主任张力雄；第二团团长郭林祥，政治委员杨光池，政治处主任傅祟碧；第三团团长刘忠，政治委员黄志勇，副团长聂凤智，政治处主任张昌大；第四团团长罗华生，政治委员穰明德，副团长洪学智，政治处主任何善元。

    在总校到蟠龙之前的1939年12月底第五期学员全部毕业，总校来到蟠龙后，立即着手进行招生工作，在4个团的基础上，又新招收一个特科大队和两个直属女生队，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副大队长邓国卿，政治处主任铁坚。加上原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千余学员合并进来，第六期学员共4900多人，分散驻扎在蟠龙周边的村庄。

    4月15日，抗大总校第六期在武乡县蟠龙镇南的河滩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仪式。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野战政治部傅钟主任都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作了指示。朱德总司令鼓励同学们说：“你们这一期比以往任何一期都幸福，能够直接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来受教育，接触更多的实际。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前五期的光荣成绩，努力学习，吃苦耐劳。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它的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要求大家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在毕业以后积极参加部队工作，下决心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

    平时，总校各团以连为单位在驻地村庄上课、生产、练武；重大节日或聚会，在总校校部蟠龙镇活动。当时抗大师生，不仅克服了给养的种种困难，保证了自己生存发展，同时还尽可能帮助地方的工作，如宪政运动、社会文化教育、武装建设与训练等，这对于推动根据地的建设起到很大的作用。总校的政治、军事教员轮流到各学员队去讲课，总校领导经常不断地深入到各团、营、连、队去检查指导工作。5月4日，抗大总校与鲁迅艺术学校的学员联合在蟠龙镇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五四”青年节纪念活动。6月1日，总校在蟠龙镇南河滩举行了纪念抗大成立四周年庆祝大会，会场中央挂着“迎滕送罗”的巨幅横标。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了罗瑞卿、滕代远的任命：罗瑞卿副校长调任野战政治部（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滕代远继任副校长之职。

    6月下旬，日军开始对武乡地区进行“扫荡”，蟠龙镇位于武东交通要道，为保证抗大教学不受影响，总校机关离开蟠龙镇，移驻石瓮村。

    （第二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驻地——石瓮村

    1940年6月下旬，日军对武乡地区进行“扫荡”，为保证抗大教学不受影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机关离开蟠龙镇，移驻石瓮村；驻扎在白家庄村的抗大政治部也同时来到石瓮村。总校校部及政治部、训练部等机关驻扎在张凤河家，总校首长滕代远、何长工、张继春住在张太宏家。

    石瓮村东依太行山，地形隐蔽，又便于撤退，一旦日军袭击，可以在短时间内藏进深山。当时，太行抗日根据地十分困难，学员们一连数月只能吃高粱、荞麦和黑豆。特别是黑豆，原本是喂牲口的饲料，加之缺少石磨，只能用石碾压一压，吃后肚子发胀，难以消化。尽管如此，抗大的教职学员还得把它当做主食，不仅做饭用黑豆，做菜也是黑豆，致使许多人患了胃病。即使是这样的粗粮也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经常要到距离学校驻地几十里以外的抗日游击区或接敌区去背。抗大后勤部门要预先派人去收购，并在长达130公里的交通线上设置十几个粮站，布置武装掩护转运。为此，校务部专门成立了购粮委员会，统一划分地区，组织购粮工作队，负责采购与收集，而后再通知大家去背。为了背粮，有时甚至要停课。

    为解决做饭烧柴的困难，尽管村里的老乡们不断地送些柴火来，但他们知道老乡们的时间非常紧，又要种地，又要站岗，又要坚壁清野，还要进行民兵训练，他们坚持不要老乡的柴火。总校后勤部门为此经常组织大家上山砍柴，自己解决柴火问题。有一次一位学员在砍柴时误砍了漆树，致使许多人都中了毒，皮肤过敏，有的全身红肿，连衣裤都穿不上。尽管生活十分困难，抗大学员仍然坚持政治、文化、军事理论学习，坚持军训。石瓮村的南场成了抗大学员的训练操场。

    由于日军的“扫荡”，滕代远等总校领导人，不得不频繁地组织指挥全校师生向安全地带转移。1940年8月间，由武乡石瓮村转移到黎城县的西井，后又移至霞庄一带。

    （第三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驻地——白家庄村

    1940年2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校部移驻武乡蟠龙镇后，抗大总校政治部驻扎在镇北不远的白家庄村。

    政治部住在安苟孩家，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组织部部长袁子钦、宣传部部长谢翰文、保卫部部长吴格成等领导住在李义堂家，教室设在村中天主堂。

    抗大总校在武乡招收了第六期学员，第六期开学后，政治部对学员成分作了调查，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太行山土生土长，知识分子学员的数量比第五期大幅度减少，工农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据统计，出生于工农家庭的占学员总数的86%，他们主要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等部队、抗日群众团体以及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基层领导工作经验，对敌斗争坚决，经得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这是办好第六期十分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学员的文化程度与第四期、第五期比较明显降低。第四期、第五期的学员大部分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第六期文盲与半文盲占学员总数的43%，高小文化程度占24%，中学文化程度占31%，大学文化程度仅占2%。学员有近1/2的人不能记笔记，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同志也只能记简单的笔记，大部分学员自学和理解能力较差，有的根本不能自学。这种状况给第六期的教学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一期学员还有一个明显弱点，即由于农民成分的学员比例加大，思想上往往反映出较浓厚的农民意识，加之靠近家乡故土，经常有些家乡问题的牵挂，或多或少会给学习带来消极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政治部加强了政治学习与思想教育，把学员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思想境界，还有计划地进行形势任务教育、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教育、红军的优良传统教育等，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学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由于学员驻地比较分散，政治部编印了政治课本下发各学员连队，还不断派干部深入各连队去检查指导，做好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1940年6月下旬，日军对武东地区进行“扫荡”，为保证抗大教学不受影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机关及各团学员向太行山里撤退，抗大政治部机关也移驻石瓮村，与校部机关在一起办公。

    （第四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团驻地——韩家垴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来到武乡，驻蟠龙镇。抗大第一团驻扎在韩家垴村，第一团团长苏振华，政委王赤军，政治处主任张力雄。团部机关住在韩安锁家，团长苏振华住东房，平时党员在村东灵霄殿上课。该团在这里招收了第六期学员，4月15日正式开学，以连为单位分别住在东沟、郭家垴、皮烟（今尚元）等村。

    学员平时以连为单位进行学习、训练，团部领导经常分头到各连队检查指导。有时也集中学员到蟠龙上大课，听总部首长讲抗战形势。为了加强学习和组织各项活动，团部组织选出了军事研究委员、政治研究委员、文化委员、体育娱乐委员，经济协助委员等，由各委员负责组织学员参加各项活动，使学习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气氛。

    1940年6月初，该团三营跟随总校第四团开赴涉县。下旬，日军对武东地区进行“扫荡”，该团离开驻地，向东以游击形式在关家垴、韩登、窑湾等村短暂停留后，于8月初转移到黎城彭庄。曾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该团随总校迁往邢台浆水镇。

    （第五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团驻地——石门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来到武乡，驻蟠龙镇。抗大第二团驻扎在石门村，第二团团长郭林祥，政委杨光池，政治处主任傅崇碧，团部机关住在圪廊儿郝玉泉家后院。并在这里招收了第六期学员，4月15日正式开学，教室设在村中的清泉寺，当地习惯称为大寺上，学员大部分住在该村的百姓家中，大陌村住了一个营。

    清泉寺是石门村最大的寺院，有前后两进院，还有东西廊房。非常适合办学。学员除在大寺上上政治、军事、文化课外，还在南场儿、灰井湾、上池上等几处开阔地进行军事训练。他们还在老林沟等地开荒种地，8月初遵照抗大总校指示，转移至黎城。

    到秋天村里群众帮抗大收了粮食，却不知道抗大转移到何地，只好将粮食转交给了太行三分区供给处。

    （第六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三团驻地——长立头（马垴）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来到武乡，驻蟠龙镇。当时抗大第三团被派往冀中地区与冀中军区随营学校合并，就地培训干部。同年6月，由冀中军区将抗大第三团调回归建，6月下旬，抗大第三团长途行军达到武乡，当时抗大总校刚刚移驻石瓮村，抗大第三团也就驻扎在离石瓮村不远的长立头村。第三团团长刘忠，政治委员黄志勇，副团长聂凤智，政治处主任张昌大。团部首长住当村院郝炳宏家，团部机关住上当村院郝兆文家，后勤处住圪崂儿郝树则家。各连队分别住在附近的芝麻角、垴上、韩登等村。为了种地方便，长立头村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移民，搬迁到二里之南的马垴村。

    8月初遵照抗大总校指示，转移至黎城。

    11月间，总校从第三团抽调了100名教职员，组成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由洪学智、吴胜坤同志率领，去华中新四军盐阜地区，加强在江苏省盐城县成立的第五分校，又有一大部分教工调往山东，本期结束时，第三团建制撤销。

    （第七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四团驻地——老中脚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来到武乡，驻蟠龙镇。抗大第四团驻扎在老中脚村，第四团团长罗华生，政委穰明德，副团长洪学智，政治处主任何善元。团部机关驻扎在老中脚村李珍林家，有部分连队住在李家坪、苗杜等村。

    6月3日，遵照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和抗大总校的指示，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共9个队1000余人，由第四团新任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以及新任政治处主任铁坚等同志率领，前往一二九师驻地河北省涉县王堡，准备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第三营由总校直接领导，下旬，转移到南郊村，不久又转移到黎城。

    （第八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特科大队驻地——季家岭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来到武乡后，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根据刘鼎的建议，经八路军总部同意，决定开办特种技术训练，在各地抽调人员组建了特科大队，刘鼎任大队长兼政委，邓国卿任副大队长，任铁坚任政治处主任。下辖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兵器研究所等，特科大队大队部驻扎在季家岭村李厢则家，大队长刘鼎住李叶仓家（现已翻修），课堂设在村中三官庙社房（已拆除）。

    特科大队专门培养从事参谋业务和特种兵的技术人才。其中在训练部下面，设立的兵器研究所，由沈丁祥担任主任，有四、五名干部。刘鼎从延安出发时，就在延安兵工厂的库房中，选择了机枪、步枪、手枪等各式轻武器，作为研究对象，刘鼎对于兵器研究所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指导，准备在前方的兵工厂进行研制生产。刘鼎对通讯连的培训也非常严格，主要内容有：养军鸽，发展军鸽通讯；养军犬，为部队侦察兵服务；开展旗语通讯，方便远距离联系；发展灯光通讯，方便夜间联络。

    5月底，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本期特科大队学员也提前结业，学员除少量回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大部分跟随刘鼎到达黎城县下赤峪村，继续学习，后来这批学员在各部队的参谋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九节）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驻地——烟里村

    为大力培养抗日干部，提高全党、全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于1939年1月8日，在潞城县中村创办了党校，由朱德兼任校长。北方局党校是华北地区党组织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

    党校的组织形式采取党、政组织合一制，受北方局直接领导，以校委会和教务主任为领导机构，日常工作领导关系隶属北方局组织部及宣传部，由李大章部长兼任教育长。有关部队学员入学、分配及其他问题，协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处理。党校在潞城办了一期之后，第二期学员入学不久，由于日军组织对晋东南地区实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北方局党校随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向武乡转移，党校校部驻扎在烟里村赵玉龙家，教室设在奶奶庙（该庙现已经倒塌）。第二期学员在这里继续学习。党校没有专职教师，各项课程都有总部机关的首长亲自授课。朱德总司令讲《军事战术概则》，杨尚昆书记讲《联共党史》，李大章部长讲《中国革命近代史》，陆定一副主任讲《唯物辩证法》，傅钟主任讲《党的建设》等。其学员管理由学员总支书记鲁瑞林负责。

    1939年9月1日，第二期学员在烟里村奶奶庙戏台上举行了结业典礼，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杨尚昆书记、邓小平政委、傅钟主任都出席了结业典礼活动。邓小平政委介绍了一二九师建立晋冀豫、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部队由原来的几千人发展到十来万人，需要大量的军政干部，欢迎学员们到一二九师工作。最后李大章宣布本期学员学习完成结业，学员们有的回到原单位，有的调到一二九师工作。

    9月15日，党校第三期学员报到，由于这次招收学员较多，烟里村驻扎着北方局和野政机关，住处紧张，移驻本县上北漳村。

    （第十节）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驻地——上北漳村

    1939年9月15日，北方局党校第三期学员开始报到，由于这次招收学员较多，烟里村驻扎着北方局和野政机关，住处紧张，北方局领导决定将党校移驻本县上北漳村。

    党校教务处驻扎在东村郝培堂家，代号青海部，由杨献珍担任党校教务主任。党校移驻上北漳村后，第三期招收学员100余名。这些学员大多为八路军的旅、团级干部；这些人在前线都是很能打仗的战将，有很高声誉。课程主要是：政治理论和联共党史，也讲授一点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党校还安排了军事课，主要内容是八路军的军事原则、战略方针、游击战的战术原则等。教授方式大多为上大课：选一块村头空地，学员席地而坐，教员站着讲课，大家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到了冬天，由于天冷，不能到空地上课，就选晴朗无风的日子，在窦二灯家院子里上课。这个院子是个半圆形的院落，村里人们叫“圪崂儿”，朝阳避风，坐在院子里很暖和。

    1940年春暖花开时，学员们结业了。当时太行山环境比较稳定，有大片根据地，敌人“扫荡”也少了。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决定继续开办党校第四期，并扩大学员人数。由于杨献珍同志离开上北漳住在王家峪北方局机关，党校将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三期学员刘华清同志留校担任学员党总支书记，负责领导党校的日常工作。刘华清住在窦如玉家正窑。

    党校第三期学员有200多人。学员中有地方上的县、专署干部，军队有太行、太岳、冀南、山东等地的八路军旅、军分区级干部。都是高级干部，每个学员都带有警卫员、马夫，加在一起近千人。

    党校设总支委员会，党总支下设两个学员连队，每个连队一个支部，支部下分组，作为日常活动、学习和党员生活的单位。从学员中选任小组长和各支部书记。每周开小组生活会，每月开支部大会；有事就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解决。

    他们常到附近的襄垣、武乡等县、乡去背粮担菜，来回一趟往往要一整天。刘华清和管理科的人都去背粮担菜，主要是小米和白菜、萝卜。有一次，为了进行劳动锻炼，全校学员都去背粮，每人15公斤，走几十里路。这些学员已经较长时间没干过这种重活了，回去就累坏了。以后背粮担菜，只好让他们带上马匹，实在走不动，就以马代步。

    北方局党校本期学习的课程有：联共（布）党史、中国问题、党的建设和党的政策等。主要有张衡宇、漆克昌、刘锡五等领导作为理论教员，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杨献珍等领导也抽空来讲授课程。由于学员当中职务、党龄、文化程度、社会出身、工作部门、理论修养、斗争经验有很大差异。

    在学习的间隙，党校还组织学员同上北漳村群众一起在南滩修筑了一条百米长坝，造地20多亩，党校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在这里种植了粮食、蔬菜，使生活基本达到自给。

    1940年4月下旬，朱德总司令离开武乡返回延安，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继任校长。1940年底，由于日军经常不断地围剿武乡，党校无法正常授课，只好随总部机关转移到辽县上口村，1942年5月反“扫荡”后又转移到熟峪村，1944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前方的北方局党校宣告结束，学校又转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党校合并，也就是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

    （第十一节）抗大六分校驻地——平头村

    1940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华北军分会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专门对抗大的教学进行了讨论，指出“由于党所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新四军的扩大，要求专为训练八路军、新四军骨干的抗大，必须随之加强与扩大”，“为了扩大抗大培养干部的事业，应继续准备在晋冀豫、晋西北、华中、一一五师等处增设分校”。

    根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的指示，6月3日，抗大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共9个队1000余人，由第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政治处主任铁坚等同志率领，前往一二九师随营学校驻地河北省涉县王堡村，准备与该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但由于日军正对太行山区进行“扫荡”，抗大总校派出的9个学员队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先后转入反“扫荡”战斗，筹建工作被迫暂停。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抗大总校离开武乡，经黎城迁往邢台浆水镇一带。反“扫荡”结束后，总校派出的9个学员队及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又返回到武乡，于1940年11月底在武乡正式成立抗大第六分校，校部驻平头村。

    因洪学智同志调往抗大总校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穰明德同志也调回总校，总校另派刘忠同志任校长，黄欧东同志任政治委员，姚继鸣同志任教育长，胥光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12月初，抗大六分校陆续招生编队，学员全部是一二九师的基层干部和部分晋冀豫边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共设五个营：第一、第二营是连、排军事干部，第三营是政治干部，第四营是轻、重机枪和炮兵等特科干部，第五营是地方干部，学员约2000余人。1941年3月初，经过各部队推选，学员陆续来到平头、中村、义安。18日，在中村滩举行了开学典礼仪式，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吴格成出席了大会，刘伯承作了《敌后干部训练问题》的报告。

    六分校下设政治部、训练部、供给处、卫生处。六分校校部住平头村张宏志家，训练部住张拴柱家，卫生处住张兴全家。当时规定军队干部的学习训练为一年；同时开设地方干部轮训班，每3个月为一期。六分校开学后，太行根据地一直处于反“扫荡”的战斗环境，学员们一直是边学习、边战斗、边开荒生产。军事课程主要有战术课、技术课，请炮兵专家赵章成、刺杀尖子高孚、优秀参谋田牧等参加讲课。

    到1942年春节前，日军开始所谓“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纠集12%000余兵力，对我太行地区进行“扫荡”。六分校奉一二九师的命令，以第四营（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步枪数百支，组成一个加强营，在营长谢光粹、政委邢亦民等同志率领下，分散活动于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以精干的小分队，携带机枪、迫击炮，对榆社、洪杜、段村等敌人据点进行夜袭，牵制迷惑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所谓“总进攻”。4月28日，太行区反“扫荡”胜利后，本期学员全部毕业，分配回部队和地方机关工作。六分校机关离开武乡，奉命调回总校归建，教职员大部分返回总校工作，至6月间合编就绪，第六分校即暂告结束。

    根据抗战形势需要，1943年3月，在抗大总校基本科一营、二营、三营基础上，恢复了六分校建制，1944年春，该校部分分配到太行军区，由第二大队编为抗大太行大队，1945年3月改称抗大太行分校，同年10月，改建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1948年5月，该校与晋察冀军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前身是抗大二分校）合并，组建华北军事政治大学。1950年，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高级步兵学校，后改名为石家庄步兵学校，1999年7月改建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第十二节）抗大六分校政治部驻地——义安村

    抗大六分校在武乡成立后，校部驻扎在平头村，校政治部驻扎在义安村，政治部机关住关福寿家，供给处也住在义安村的老爷阁。

    第六分校是由抗大总校四团一营、二营及一团三营与师随营学校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虽然两个学校的任务与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工作作风、组织形式及工作制度都有差异，人员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也不尽一致。为此，学校政治部狠抓了组织建设，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成立了校临时党务委员会和5个党总支委员会，建立了组织工作制度和会议汇报制度。对全校1406名党员进行考察，对排以上干部学员进行鉴定。从而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政治质量。使学校切实做到互助、互让、互谅，加强了军政干部、新老干部的团结，保证了分校的顺利发展。

    政治部还负责对地方干部的培养，开设了地方干部轮训班，3个月一期，先后培训3期。

    1941年4月18日至19日，第六分校在义安村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32名。政委黄欧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政治部主任胥光义作了组织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学校成立以来党政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共抗大六分校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目前学校党的任务就是加强学校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学校教育方针之实施，完成教育计划，为军队培养大批坚强军政干部；要求全体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加强党的生活与支部工作，教育干部和学员成为模范干部，建立正规的党日制度。会议决定，“七一”前在全校开展创造模范支部、模范干部、模范青年的活动，造成学习、工作的热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及抗战4周年。

    这一时期，为解决生活问题，经常组织学员到外地背粮，但政治工作一刻也没有放松，政治部利用行军前的政治动员，休息时的政治课和行军中的“走谈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保证学习和背粮任务的完成，在政治部的引导下，各个中队都办了自己的小报。一张纸，一瓶墨水，一支笔，一两天出一期。这些小报文字短，内容多，有消息，有问答，有故事，及时具体，大家都爱看。在行军背粮途中虽然大家负荷很重，累得满身大汗，但通过唱革命歌曲，讲故事，使大家精神振奋，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学员们通过学习、背粮、战斗，学到了真本领，回部队后大都成了军政兼优的骨干。

    1942年4月28日，第六分校离开武乡，奉命调回总校归建。

    （第十三节）鲁迅艺术学校驻地——下北漳村

    鲁迅艺术学校，简称鲁艺，1938年4月10日成立于延安桥儿沟，是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39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鲁艺与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青训班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前方。鲁艺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吕骥任副院长。华北联大大部分师生开赴晋察冀办学，其中一部分人来到了武乡。

    为培养更多更好的文艺骨干，来促进根据地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倡导与支持下，以延安鲁艺调来的教职员工为基础，决定成立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由于1939年11月28日，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恢复“鲁迅艺术学校”，为与之区别，取名为“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也简称“前方鲁艺”。

    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于1940年1月1日在武乡县的下北漳村正式成立，学校归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双重领导，设立有校务委员会、教务处、总务处和党支部等机构，由李伯钊任校长、陈铁耕任副校长，拧∧任教务主任。下设三个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分别由伊林、常苏民、杨角等同志任系主任。之外，还的一个普通科，这是一个各种艺术领域都学一点儿的初级班，同时也有彦涵、洪荒、朱杰民、吕班等一大批着名文学艺术家来任教。不久，由延安派来的鲁艺木刻团也归属前方鲁艺领导，在木刻团的基础上创办了木刻工厂，同时创建了鲁艺实验剧团、鲁艺戏曲团、还成立鲁艺校刊编委会创办了校刊。这中间，曾拟成立文学系，后因条件不具备没有办成。

    校部住李怀庆家，教务处住在李怀庆家后面的地主李克明家，李克明家西房是教室。

    鲁艺学校是军事化管理，学员的生活既严肃紧张又生动活泼。每天早晨吹号起床之后全体出操跑步，白天上课和工作，晚间自由活动。这时，或在街上刷新标语，张贴墙报；或给老乡扫院、担水和打扫街道；或到学校开辟的小菜园劳动以补给伙食、部分蔬菜及粮食，尽量做到生活自足；同时，也经常组织学生到山上打柴以解决煤炭不足……

    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挤出时间来给学员们作报告，讲抗日的形势。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尚昆同志、傅钟同志、罗瑞卿同志、陆定一同志……都先后来到学校给大家讲课。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首长到学校讲课时，没有大教室，同学们只好坐在老百姓的打谷场上，没有桌凳，只有坐着小凳子、砖头、石头蛋，把小木板或书本放在膝盖上做课桌，写笔记。尽管如此，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却是非常高涨，不仅认真地做课堂笔记，课后还要进行热烈的讨论。

    为了提高学员业务水平，学校组建了鲁艺实验剧团和戏曲团，组织师生创作结合战斗形势的剧本，并由老师和学员共同演出。在李伯钊同志的提示下，无论是歌曲、木刻、版画，还是剧本，都结合现实生活，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1940年夏，敌人占领了武乡段村，在这里扎下了据点，从此不断出来骚扰、“扫荡”，严重地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为了保证学校安全和继续教学，学校曾一度转移到大陌、城底等地，等敌人撤回据点后，又转回到下北漳村。8月间，我八路军总部发动了“百团大战”，学校组织宣传百团大战英勇事迹文艺活动，深入部队慰问演出。百团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八路军总部与北方局等机关转移到了辽县，前方鲁艺也跟着转移到了辽县上武村。1941年底，李伯钊同志回延安，由陈铁耕同志代理校长，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和宣传部王东明部长直接参与学校的领导。

    1942年5月反“扫荡”以后，根据前方严重的战争形势，野战政治部决定，撤销前方鲁艺，合并入延安鲁艺，一部分同志回了延安，还有一部分同志分配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团体。1943年4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1950年4月，又从延安大学抽调原鲁艺教职工，组织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

    （第十四节）八路军野战卫生学校驻地——土河村

    1939年7月，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机关由潞城移驻武乡，总部野战卫生部也同时到达，驻扎在土河村。

    由于日军经常“扫荡”，鉴于在山区转战，人多行动不便，带来了许多的困难，根据总部精简机构的精神，野战卫生部孙仪之部决定将部机关由100多人减为11人，包括部长1人、助理员3人、秘书1人、警卫通讯员6人，不设机关。并结合当时根据地部队兵员猛增、医务人员奇缺的实际情况，将精简下来的专业人员，一部分充实到了野战医院，另一部分组建了野战卫生学校，校长由孙仪之兼任，由任傅九同志担任政治主任兼教务主任。学校设在土河村，校部住在张福生家，该院已经翻修，教室设在申家祠堂。

    经过紧张的筹建工作之后便招收学员，为总部直属单位、一二九师及所属各旅培养卫生人才。分设军医班、护理班、兽医班，高级班。为了让学员从理论到实践更好地的掌握技能，经常带领学员到驻扎在刀把嘴村的野战医院边讲解示范、边给伤员治疗。卫生学校在土河村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培训了七期学员，为我军培养出医生326人，司药34人，护士72人，兽医31人。为八路军培训了一大批医疗护理人才，特别是培养了一批奇缺的初级、高级兽医人才。

    1940年底，由于战争形势严峻，野战卫生学校移驻辽县（今左权县）西隘口村。

    该校于1945年秋编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学校，后与太岳军区卫生学校合编为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1952年10月改为第七军医大学，1954年4月，与第六军医大学合编为第三军医大学。

    （第十四节）太行工业学校驻地——温庄村

    为解决军火生产的专业人才，1940年9月，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军工部以抗大特科大队和从冀中军区调入的部分干部为基础，在黎城县下赤峪村成立军工部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由李非平任队长兼工科教员，厉瑞康任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下设两个分队，一分队培训军事工业技术，二分队培训军事通讯联络。为配合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军工部机关编制为两个梯队，干训队编在了第二梯队，开赴武乡砖壁村，此时，彭德怀副总司令正在组织布置关家垴战斗，军工部一、二梯队开赴石门作为战斗预备队。战斗结束后，干训队选址温庄村驻扎下来，继续进行业务训练。一分队主要学习金工常识、钳工操作等，二分队学习电台、通讯、密码等。

    1941年1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此基础上，组建一所“军事工业学校”，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于是，八路军总部向各根据地的部队发出指示，要求选派一定名额的干部和战士到学校来学习培训，不久，各地学员陆续到来。

    1941年5月1日，太行工业学校在温庄村正式成立，校长由军工部刘鼎部长兼任，总部还派柳沟铁厂副厂长、英国留学生、冶金工程师刘致中担任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李非平任教务主任，厉瑞康任副政治教导员，夏明任教职干部党支部书记，校部驻扎在温庄村的财主李应南家东房、西房，教室在正楼，土改后分配给了杨更新和郝振方。这里村落较大，而且又靠近柳沟铁厂，学习条件较好，学员可以根据学习进度分步骤到厂里实习。

    学校共有教职工20人，学员129人（含原干训队学员33人），根据文化程度分别编为两个机械专科班，两个普通科班，1个预科班和会计班。5月初，在温庄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同时，这6个教学班又分编为3个武装排，以适应边学习、边战斗的形势需要。

    普通科：学制6个月。以培养具有高小文化的学员为主，主要学习国文、算术（代数、珠算）、物理、画图和政治，普通科毕业可升入专科。

    专科：学制8个月，学习内容按专业而定，机械专科主要有数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热学、力学、电学）、原动（锅炉附属品、蒸汽机、内燃机）、材料（金属组织、铁、硫、钢、铜）、制图（复杂机件图）和机构。化工专科主要有普通化学、工业化学、化学工程、物理、数学（代数、三角）和机构。矿冶专科主要有冶金、采矿、矿务、物理、化学、算术和政治。专科班在学习期间，均有认识实习和毕业实习，根据不同专业，分别到对口厂、矿完成。通过实习锻炼动手能力，培养劳动观点，精通技术手段，学会管理生产。

    课堂讲授是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形式，教室在李应南家正楼上，讲专业课时就在这里上课，政治课、基础课以大班的形式，一般是在操场上、树荫下作课堂，门板当黑板，背包当坐凳，膝盖当课桌。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师生热情都很高，课堂秩序良好，教师讲课也非常认真。在教学中联系学员实际，从军工生产需要出发，自编讲义，深入浅出，具体生动，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精讲多练，复习作业题全批全改，深受学员欢迎。为加强学员的理解能力，不断组织深入到柳沟和显王兵工厂进行机加、铸锻等工种的认识实习。预科班的大部分学员，到兵工厂去当学徒，会计班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工作。

    1942年5月反“扫荡”中，学校转移到黎城西头和南陌村一带，后又转移到辽县青城白寺蛟。反“扫荡”结束后，学校又返回武乡温庄村。直到1943年6月，日军占领了蟠龙镇，距工校驻地仅4公里，直接威胁着学校的安全。同时，太行山区正值严重干旱，粮食供养十分困难。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候，工校不得不停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9月初，朱德总司令从延安致电彭德怀副总司令，大意是陕甘宁边区正在加紧兵工建设，因缺乏技术力量，请从晋东南抽调。此时，彭德怀同志已经离开前方，走在了回延安的路上，准备去出席党的七大，八路军前方总部杨立三副参谋长接到指示，授意军工部，“太行工校原则上开赴延安”。

    1944年5月，历时3年的太行工校奉命停办，部分教师开到延安，留下的员工安排在兵工厂。1946年2月，由于国民党积极内战，战争形势非常紧张，晋冀鲁豫军区军工处决定，恢复太行工业学校，继续为军工生产培养人才，改名为长治工业学校。1948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兵工局又将此改建为兵工职业学校，校址迁往太原市上兰村原进山中学院内。1958年扩建为太原机械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1963年更名为华北工学院，成为国防科委直属的八所院校之一，2004年更名为中北大学。

    （第十六节） 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驻地——大陌村

    抗大一分校成立于1938年12月，其组成部分包括原抗大的第五、六大队全部，第三、四大队一部，旬邑陕公分校和安吴堡青训班大部，学校组成后东迁晋东南办学。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兼党务委员会书记，韦国清为训练部长。一分校组建后，即从延安来到山西屯留故县村（今属长治市郊区）。全校学员有3000多人，1939年7月，转移壶关县神郊村。11月，中央军委命令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将留一部分人员，组成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留守大队以四大队为基础，将因病因故不宜长途行军的同志，以及第二期招收的1300多名学员组成留守大队，由何长工总负责，赖光勋任大队长、铁坚任政治委员，在何长工领导下，北移武乡，迎接抗大总校的到来。11月19日，何长工等率一分校留守大队来到武乡。

    一分校留守大队驻扎在东部山区的大陌村，大队部住在村西的刘新发家，校长何长工、大队长赖光勋、政治委员铁坚就住在正楼下，楼上是教室，几个连队住在村中的刘中祥、刘楚三、刘克诚、刘发祥、刘清才、刘世宁等人家，由于学员很多，房子非常紧张，为了缓解住房问题，村里的百姓与学员们一起，用木棍夹着高粱秆作成篱笆，并在里外抹上麦糠泥，搭成临时建筑，为解决取暖，村里组织人员到村西挖来浅层的煤炭供学校生火用。

    留守大队仍然坚持教学，每天早上都要出早操和军事训练，上午学习政治与文化课，下午学习军事课，而且每周安排几天去各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政治课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战理论》、《党的建设》以及形势、任务、政策教育，有时也请八路军总部首长来讲课；文化课除识字外，主要学习写信、打便条、写申请、写报告等，还要学习地理、历史等知识；军事课主要学习步兵战斗条例、游击战术，还有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和爆破五大技术训练。各连队的生活都非常规律，从一日生活入手，培养紧张有序的战斗作风，起床、晨练、吃饭、上课，有严格的时间和标准。操课时，武器随身带，背包当坐凳，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

    1940年2月26日，抗大总校抵达武乡蟠龙镇，留守大队即归入总校建制，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正式取消，何长工被任命为抗大总校教育长，赖光勋担任总校军事教育科科长，铁坚担任新设立的特科大队政治处主任。4月15日，抗大总校第六期正式开学，留守大队的学员也分别编入新的团队，但大陌村仍然驻扎第二团的一个营。

    （第十七节） 八路军供给学校驻地——桥南村

    1939年初，八路军供给部在屯留西白免村成立供给干部训练队（简称供训队），对外称会昌校，同年7月该队移驻武乡桥南村，供训队在艰苦的环境下，一面与鬼子周旋，一面进行训练。一年时间里，为八路军各直属部队输送了一批供给、财务干部到部队工作，1940年1月下旬，第二批学员毕业。在毕业典礼仪式上，朱德、杨立三、周玉成、周文龙、刘鹏等领导同志出席。就在这次仪式上，朱德总司令亲笔为供训队题写了“洁己奉公”四个大字，这也成为该校的校训。在典礼结束的时候，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宣布，经八路军总部批准：供给部供给干部训练队正式扩编为八路军供给学校。由供给部部长周玉成兼任校长，雷代夫任副校长，栾俊任教育长。学校住地主冯来聘家，原为前后两串院，后院已经倒塌。春节之后，供给学校正式招生，主要为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的八路军各旅、团培训供给主任和会计科长、股长，加强业务技能，培养后勤人才，学制通常定为6个月。

    1940年底，学校离开武乡，迁移到涉县，同时由一二九师供给干部训练班并入。1945年10月，改名晋冀鲁豫军区供给学校；1948年6%月，与晋察冀军区经理学校合并组成华北军区供给学校；1951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改建为第六后勤学校；1952年9月，又改名为北京通县财务学校，隶属总后方勤务部，负责培训全军营职以下后勤专业勤务干部。1958年6月裁减整编中，与其他后勤学校合并成武汉高级后勤学校；1986年12月，武汉高级后勤学校和襄樊后勤学校合并改建成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

    （第十八节） 华北财政经济学校驻地——韩壁村

    为了加强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领导，北方局于1940年4月1日发出了《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提出了系统的财政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制度、关税税率、田赋原则、货币政策、生产建设、统制贸易等。为加强太行、太岳、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合与统一领导，建立统一的政权机构，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统一财经货币，统一认识，加强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4月11日至26日，北方局在黎城一二九师司令部附近的北社村召开了由冀南、太行、太岳3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通常称为“黎城会议”。会议提出建党、建军、建政是巩固敌后根据地、支持长期抗战的战略任务。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党政军群工作。

    为了统一指导各根据地的财政建设工作，北方局还成立了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彭德怀、张慕尧、杨立三、聂荣臻、邓小平、郭洪涛、高捷成7人组成，彭德怀任书记，张慕尧任副书记。通过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管理，统一了根据地的党、政、军财政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为解决财经管理人才的缺乏问题，并决定设立华北财政经济学校，将原来在冀南创办、后转移到太行黎城县的冀南财政经济学校，进行了整编，改建为华北财政经济学校，任命八路军总部财政经济部部长兼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书记张慕尧为校长，柳林（周子明）任教育长，彭圣昔任政治处主任。

    1940年5月，华北财政经济学校在武乡县韩壁村正式成立。该校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共同领导，校部设在李炳家，教室设在西关老爷庙，该庙在街道改建时拆除。

    下设财政班、税务班、金融班和高级班。财政、税务、金融三个班培养一般工作人员，高级班培训各专署的财政领导干部。培训干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北方局所领导的区域，同时，从扩大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员充实了老师队伍。由于各地学员到太行十分困难，山东分局的学员要在途中走3个月，根据这一情况，北方局决定创办分校。1940年10月，先后在冀南（后迁冀鲁豫）、山东、晋西北创办三所分校。1941年秋，以华北财政经济学校总校为基础创办了晋冀鲁豫行政干校，各分校继续存在。1945年4月改称太行行政干校，1946年一部分并入长治师范，一大部分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新组建的北方大学，建成北方大学财经学院；1948年8月与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合组成华北大学。1950年，在此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第十九节） 太行三中驻地——王庄沟、义安、向阳、神南村

    1941年，为培养抗日革命干部，巩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太行三地委、三专署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示，在武乡王庄沟村创建了太行第三中学。学校党的工作由太行区三地委领导，由地委组织部分管；学校行政领导属三专署。

    根据上级指示，筹建时，从人员编制、教学组织、机构设置、教学方法以及生活制度都破除了旧的一套，从现实出发，因陋就简地筹建学校。建校初期，教职员工人数很少，三专署派教育科科长李克（李子康）任校长，校部只有一个文印，一个校医，一个半工半读的公勤员。学校设两个处：教导处，主任张萃中，教导员师文英；事务处，主任张春。专职教员很少，王子香教数学，路扶之教语文，李映浩教地理，魏镜如教体育，他们都是老教师。短期任教的还有吴天林教语文，李克兼教英语，张萃中兼教公民（政治）、历史课。学生主要来自三专署所属武乡、襄垣、榆社县一带根据地，也有少数是从敌占区来的。

    学校开始设在王庄沟村，驻扎在地主马兴世家。经过紧张的筹备，1942年1月举行了开学仪式，太行三专署专员刘亚雄同志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讲话。开学典礼仪式就在地主马兴世家举行，刘亚雄站在窑楼上讲话，学生们站在院子里。土改时分配给多户村民，后村民新建房屋，该旧址被全部拆除。

    开学时学生人数有40多名，以后陆续增加到60多名。学生中有基层干部，小学教员，剧团团员，警卫公勤人员和各届高小毕业生。他们的年龄、文化程度和社会经历参差不齐，给教学增加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开学不久，敌人就向太行区发动了春季大“扫荡”，奔袭三分区八路军主力，在武乡蟠龙一带烧杀抢掠，学校只好及时疏散转移，大部分同学和少数老师回家，留下的人员疏散到离校不远的山上。

    敌人“扫荡”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找一个便于小集体疏散，又能及时集中的地方，以利用战争空隙多学习一些。于是就迁址到东部的义安村关来荣家，在这里开始正规上课，成立了学生会，开展了课外活动。学校没有基本的设施，教室、宿舍都是借用老乡的房子，听报告、上大课在打谷场，除少数人自带马扎，大多数人垫一块石头或木头。做笔记双腿就是桌子，只有简单的教具，如黑板、教鞭、粉笔之类。文化课主要选用一些老的教材，刻印一些活页文选。政治课除社会发展史外，还进行时事教育，传达讨论边区各项建设任务和方针政策。

    两个月后，根据地委指示，校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反“扫荡”斗争，全校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师生员工进行了轻装，准备了干粮（炒面）。这次采取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小集体疏散转移到石瓮、向阳村，校部住向阳村李天琪家西房，学员在向阳和石瓮村分别进行教学。有时敌人来了，就进“枯井洞”（现开发为太行龙洞）躲避。为适应频繁的战争，加强自卫能力，军分区给学校发了枪支和手榴弹，派了军事教官，讲解军事知识，进行实际训练，学习使用武器的方法。教官针对学校实际情况讲解在反“扫荡”中如何自卫，着重讲了四个字“躲、窜、藏、打”。“躲”：学校师生与战斗部队不同，师生反“扫荡”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躲避敌人的杀伤。“窜”：窜到比较安全的地带，和敌人转山头，以逸待劳。“藏”：窜不出去时，躲藏起来，准备打。“打”：认真学习瞄准射击技术，掌握投弹方法。教学期间组织了步枪的实弹射击和投弹训练。秋季反“扫荡”结束后，由于向阳村缺水，为解决吃水问题，学校又迁到神南村，校部住在关乃云家，教室设在黄河地三官庙，在这里继续进行教学。

    （第二十节） 抗战建国学院（边区师范）驻地——安乐庄、李坪村

    1940年8月，冀太联办成立以后，决定成立抗战建国学院，经过紧张的筹备，学院在辽县泽城正式成立。名誉校长杨秀峰，学院设秘书处，张柏园任秘书长，主持学院的全面工作；下设教育处，王振华任教育长；总务处，马溪山任总务长；政治处，杨克夫任主任；研究室，赵文敏任主任。

    抗战建国学院的培养目标是为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培养区以上各方面人才，学生来源是抗日根据地各县或区推荐的优秀青年学生。学制为半年左右。主要课程有：本院研究室编着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着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时事政策教育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等内容，军事教育学习《游击战争》等着作。学生学习期满毕业后即分配到各抗日根据地参加工作。

    1940年9月举行了隆重的学院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学院先办了一个师范班（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正式成立，该师范班也叫边区师范），主要培养小学教师；然后开办了由县政府科长和区长参加的行政干部班，培养行政干部。第一期招收学生近百人，杨秀峰校长和罗青（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等到会，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学院由秘书长张柏园与研究室赵文敏、政治部杨克夫、崔耀先等组成党团，负责全学院的党政工作。党团归属太行区党委，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彭涛及李大章、赵迪之等具体负责联系指导工作。学院各部门和学生中的党员分设党支部，崔耀先任党总支书记，公开名义是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杨克夫调离后由崔耀先主持政治部工作。政治部有数名政治工作人员，负责机关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学院的教师队伍是上级从白区特别邀请来的思想进步的教育工作者。由数十名爱国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学院研究室，负责编写教材和进行教学工作。研究室还担负着抗日根据地其他教材的编写任务。

    由于是战争环境，敌人每年要有几次大的“扫荡”，所以，学生班中除负责教学的任务外，还设有负责军事行动的队长。1942年5月反“扫荡”时，抗战学院干部班转移至赞皇；师范班（边区师范）转移到平顺。不久，边区师范又转移到武乡，分为两个队，一队住安乐庄牛丙南家西房，负责人赵文敏；二队住李坪李鸿家，负责人张超，学生学习在村东龙王庙。

    学生的生活极为艰苦，用粮和烧柴全靠自己动手。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习，学生们的学习劲头却很高。

    1943年1月精兵简政过程中，根据上级指示，抗战建国学院和太行另三所中学合并为太行联中，边区师范合并到太行三中，改称太行联中三队。边区师范撤销，学员从安乐庄、李坪搬迁到芝麻角村，并入了太行三中。

    （第二十一节） 太行联中三队驻地——芝麻角村

    1942年开始，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根据地实行了精兵简政。1943年晋东南闹灾荒，继续裁减冗员，精简机构，缩小编制，晋冀鲁豫边区的直属学校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和合并。1943年1月，边区政府直属的太行区四所中等以上学校，即抗战建国学院（包括边区师范）、太行一中、太行二中、太行三中，合并成立了一所联合学校——太行联中。

    合并成立的太行联中，由王振华任校长，李棣华任副校长，赵文敏任教育长。把原来各学校进行政务：一中改名为联中一队，二中改为二队，三中改为三队，抗战学院部分教职人员及边区师范并入第三队。当时，一个队基本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学校，三个队一个总校部，分驻在四个地方。校部驻在涉县悬钟，一队驻左权县寺坪村，二队住涉县固新镇，三队驻在武乡芝麻角村。

    校部设在霍福堂家，教室设在三官庙。太行联中三队的教师有路扶之、王子香、魏镜如、王同民、孟一民、郑雪樵等。教导员有张超、师文英、魏玉高等。当时各队的教学计划基本上是统一的。教学和办学方式都是仿照抗大的做法。正规教学三、四个月后，日军来扫荡了，于是又组织学员进行了两个月的反“扫荡”战斗。当时正处灾荒时期，群众没有吃的，军民生活也困难，学员们一直是吃野菜和黑豆，有时就杀羊吃羊肉。在艰苦环境里，全队师生员工情绪却很高涨，平时努力学习，战时没有一个掉队的，而且课外活动、群众工作也搞得很活跃。他们还到野外去开荒种地，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由于联中总校不方便管理，基本上还是各队就是原来的各校，只是改变了名称。各队分散在各县，相距很远，也没有往来联系，独立性很大。1943年5月，决定三个队都集中在涉县悬钟校部所在地，但时间不长，在战争环境中，单位太大，调转不灵，于是又分散到各地。三队迁驻黎城王家庄。

    （第二十二节） 华北《新华日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驻地——大坪、安乐庄、上庄村

    《新华日报》华北版（也称《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领导的华北敌后最大的新闻报纸，1939年1月在沁县后沟创刊。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以后，《新华日报》华北版也于9月底从沁县迁驻武乡，住在大坪村魏松英家。

    为了加强华北根据地新闻对外发布，沟通华北与延安、重庆新闻稿的交流，以及对诸多国际通讯机构的联络，1939年10月19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在大坪村正式成立，但并没有设立独立机构，而是同新华日报社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总分社社长由报社社长何云兼任，陈克寒、林火担任正副总编辑。收发报由报社电务科统一安排，每天向延安新华总社发稿。12月，报社又移驻安乐庄村。对外称为“十八集团军教导队”。

    《新华日报》的编辑方针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苏联；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宣传广大军民的抗日斗争；宣传抗日民主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的成就；揭发日军的暴行；报道国内外大事。在抗日战争中，在艰苦的岁月里，这份报纸无论是对前方还是后方，无论是对军队还是人民，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特别是在指导根据地的工作上作出巨大贡献。所以说，它既是根据地军民喜闻乐见的宣传阵地和动力，也是广大军民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

    在安乐庄村时，报社社长何云住西沟籍承贵家西房，办公室住东房；编辑部住籍贵江家东房；电台住三亩儿白海元家西房；排字车间住东场儿牛丙南家东西房；印刷车间住牛明玉家东西房；总务科住圪老儿白二云家正窑；发行科住籍春芳家东房；灶房住圪廊儿籍承祥家东房，事务处住正窑；警卫科住老顶儿李金水家四合院，有30多名警卫战士；刻字室住牛玉华家西房，负责人叫宋克志。首长出门都是骑马，养着五匹大红马，马夫住籍锦绣家。

    当时报社的工作人员很多，整个村子住的满满的。报社的编辑、记者，刻字、印刷工人与村里的人都住的很熟悉了。还有专门刻木刻版画的为报纸插图，村里人知道他们刻版需要特殊的木头，就主动把自己家里的梨木、果木、枣木送给搞木刻的同志，每到这时，八路军总是要付给老百姓冀南票，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村里群众自觉性都很高，知道八路军抗日是为咱老百姓，咱作点贡献是应该的。有时，村里群众还专门上山里砍檀木，送给他们。檀木是细木头，过去老百姓刻象棋都是用檀木，又没有枣木、梨木硬，是刻人物画像的最好木料，刻版的同志非常高兴，为了报答百姓们的支持，给群众钱人们不要，他们就做些小本本，送给村里的孩子们让大家学文化，有空也组织村里人读夜校，办识字班，还把多色套印的年画赠送给村里群众，村里人非常高兴，当时农家墙上都贴过报社印刷的年画。

    新华日报社同志们在村里驻扎时，经常给群众担水、扫院，夏收秋收时还帮助老百姓劳动，群众见他们出力流汗，送点南瓜、豆角，他们从来不要。敌人来了，他们就转移到东山上的树林里继续工作，不让报纸耽误了出版。

    1940年10月，报社转移到上庄村，住在崔中厚家，报社社长及编委会住东房，印刷车间住西房，其他人员分住村中各户。关家垴战斗期间，曾派出战地报道组开到前线进行采访，并油印出版了号外版。

    创办在小山沟沟里的《新华日报》，在整个根据地产生了巨大影响，连国统区也有许多订户，就是苏联、美国的新闻机构都专门订阅。报纸的长年发行量在3万份以上。当时报社还设有丛书编辑部，专门编印各类图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1940年底，八路军总部离开武乡以后，报社也随之迁到辽县（今左权）后庄村。

    （第二十三节）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驻地——土棚、安乐庄村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是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朱瑞同志主持筹办，于1938年10月在长治正式成立的。社长张柏园，副社长杜毓沄。下设编辑部，由陈沂任部长；文化教育部，由杜毓沄兼部长；出版后勤部，由杨叙任部长。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络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训练小学师资，开展抗日教育工作；编辑出版小学教科书及各种图书、教材、宣传画。其所出版图书主要由陆定一、李大章和陈沂负责审查。1939年7月，因日军发动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出版社撤出长治，迁往壶关。由于经常遭遇日军“扫荡”，又几经搬迁，后迁到武乡土棚村。这个树子很小，只有20多户人家，出版社住在王家彦家，职工分住农民家里，他们在背后的石崖下垒起房子做图书装订车间。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杜毓沄任报社副社长，2月底到3月初，出版社员工全部搬迁到了安乐庄村。合并后，报社成立了两个编委会：一是报纸编委会，由原报社编辑成员组成；二是图书编委会，由出版社的编辑成员与报社丛书编辑部组成。图书编委会住在白海元家。

    合并之后，虽然在管理上成为一个单位，但所编印的书籍，仍然以“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名称出版。图书编委会由副社长杜毓沄主管，张磐石任主任。该出版社在武乡期间编印了大量的图书，主要有：《新千字文》、《华北形势详图》、《华北敌后——晋察冀》、《世界地理初级读本》、《世界简史》、《关于宪政问题》、《近代史讲话》等。

    1940年底，八路军总部离开武乡以后，随报社迁到辽县（今左权）。

    （第二十四节） 《胜利报》社驻地——石门村

    《胜利报》于1938年5月1日在和顺县园街村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得较早的报纸之一。创办之初属中共晋冀特委机关报，1939年9月20日改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安岗任社长兼总编辑。1941年7月7日《胜利报》改名为《晋冀豫日报》，同年12月底奉命与华北《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而终刊。

    《胜利报》的报头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笔题写。报纸以“胜利”命名，其意义十分重大。正当日军大举进攻时期，在太行农村诞生了这份抗日救国的报纸，其本身就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日军的侵略一定会取得胜利。报纸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导抗日军民反“围攻”、反“扫荡”的胜利，激励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报社驻地遭敌频繁“扫荡”，所以在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转移于和顺、榆社、辽县、黎城等县的许多村庄。

    1939年9月，晋冀豫区党委在武乡东堡村召开首次党代会，为报道、采访会议情况，《胜利报》移驻武乡石门村，住在陈全金家。记者们步行数十里去东堡进行了采访，回到石门村进行编写稿件、刻蜡纸、油印等工作。9月20日，根据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决定，《胜利报》中共晋冀特委机关改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领导机构无变动，只改隶属关系。报社在石门村驻扎近一个月时间，离开武乡，经黎城迁往辽县（今左权）高家井村。

    在离开石门村时，报社发行部部长、记者鲁兮曾写下一首诗：“石门山上白云低，野草荒榛乱马蹄。东西黄漳情共切，迎来烽火换肩齐。”

    （第二十五节）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驻地——下北漳村

    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由郭沫若、茅盾等97位文艺名人发起，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成立会后，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的战斗作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地纷纷成立分会组织。

    随着八路军总部转战进入武乡，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成为抗战的灯塔、革命的圣地。许多满怀抗战热情、革命理想的青年和爱国人士，特别是一大批文学艺术界名人，相继从国统区、沦陷区涌向太行山，来到了武乡县。

    1939年11月28日，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们会聚一堂，在下北漳村召开了“晋东南文协分会成立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随总部来到晋东南的文艺工作者李伯钊、刘白羽、陈荒煤、伊林、洪荒以及全国文协总代表叶以群等40余人，还有部分地方文艺工作者，新老作家、诗人。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选举了李伯钊、何云、孙泱、刘白羽、陈荒煤、蒋弼、高沐鸿、王玉堂等14人为理事。主要负责人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孙泱、北方局宣传科科长李伯钊，王玉堂负责总务。日常工作由李伯钊与王玉堂负责，不久，李伯钊担任新成立的鲁迅艺术学校校长，“文协分会”就是王玉堂一个人负责，还有陈默君、王博习等几位干事。文协分会驻扎在李二苟家，他们的工作是，编辑会刊《文化哨》（后改为《文化动员》），还负责编印抗日丛书，油印发行。在武乡的时间里，他们共编印10余本丛书，如《送到前线去》、《晋东南备战小唱》等。

    这是文协第一个敌后分会，当时起名为“晋东南分会”主要目的是加强统战，利用阎锡山这个招牌，实际上“文协分会”所负责的是整个晋冀豫区的抗战文艺活动。文协分会成立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分别到太南、太岳、太北、冀西等区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使敌后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文协分会”还兼管着一年来先后成立的“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分会”、“晋东南文化教育救国总会”、“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晋冀豫边区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的会务日常工作。

    1940年底，“文协分会”离开武乡，移驻辽县（今左权县）东黄漳村。

    （第二十六节） 鲁艺木刻工作团（木刻工厂）驻地——拐垴村

    1938年冬，由延安鲁艺二期部分同学组成鲁艺木刻工作团，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同志率领，于1939年1月到达了太行山根据地。鲁艺木刻工作团以胡一川为团长，成员有罗工柳、彦涵、华山等。1939年7月，鲁艺木刻工作团跟随八路军总部来到武乡，木刻团驻扎在拐垴村，当时叫果烟垴，团部住刘帮魁家。前方鲁艺成立后，该工作团隶属于前方鲁艺领导。

    木刻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结合抗战形势，捕捉抗战中发生的生活瞬间，利用木刻这一艺术形式，来达到宣传抗战、活跃军民文化生活、激励民众积极投身到抗战中来的目的。木刻团在拐垴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木刻作品，创办了《敌后方木刻》，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副刊出版。他们创作的木刻作品受到广大军民的喜爱。1940年春节前，针对当地百姓贴年画的风俗，他们创作了一套以表现战斗和生产、参军、支前为主要内容的新年画，如《保卫家乡》、《春耕大吉》（门画，彦涵作）、《送子弹》、《军民合作》（胡一川作）、《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罗工柳作）、《抗日军民大团结》（陈铁耕作）、《织布图》（杨筠作）。新年画印出后，在王家峪、蟠龙、西营等地集市上销售，深受农民的欢迎，两万多张新年画很快就出售光了。有些住在偏僻山区的老乡，听到消息后，还带上干粮跑几十里路到木刻工作团住处来购买，使大家深受感动。

    1940年春节期间，八路军总部召开了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太行的文艺界名人何云、李伯钊、徐懋庸、任白戈等人出席，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朱德总司令在会上提出，笔杆子要赶上枪杆子，木刻等艺术形式要充分发挥作用，要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的文艺作品，要积极宣传抗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得知新年画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事情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还专门给彦涵他们写了一封信，肯定木刻团的工作，对他们提出表扬。同时，提出文艺要为农民服务，要为军人服务。这些极大地鼓舞了彦涵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工作干劲。

    由于群众对新年画的欢迎，木刻团队伍进行了充实，调来的邹雅、黄山定、艾炎、刘韵波、赵在青等同志也参加新年画的工作。1940年秋，为扩大木刻作品的宣传作用，野战政治部决定，派胡一川带领木刻工作团的罗工柳、刘韵波、邹雅、杨筠等人到冀南根据地。留下来的一部分同志由彦涵负责，组建了木刻工厂，仍然驻扎在拐垴村。木刻工厂，吸收地方和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参加创作，使印刷年画成了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1940年底，木刻工厂离开武乡，转移到辽县（今左权）。

    （第二十七节） 太行山剧团驻地——桥南、下广志村

    太行山剧团成立于1938年5月，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领导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华干”）话剧组和陵川县游击支队宣传队合并组成。赵洛方为团长，赵迪之任政治指导员，洪荒（阮章竞）为艺术指导员，王炳炎为大队长。受晋冀豫省委（后改为晋冀豫区党委）领导，创建之初，朱瑞要求：“太行山剧团要像太行山一样的雄伟坚强，为太行山根据地的军队，特别是为广大农民演出，永远和太行山军民在一起，深入宣传、动员一切抗日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成为太行山剧团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

    该剧团紧跟抗战形势，不仅演出话剧、歌剧、歌舞剧、活报剧、街头剧、秧歌剧等，也演出晋剧、评剧、上党梆子等地方戏曲。其演出活动，遍布太行区的各个主要村镇，是太行山上最活跃的一支文艺队伍。

    1939年9月间，中共晋冀豫区委在武乡县东堡村筹备并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为了给大会助兴，太行山剧团也奉命来到武乡，驻扎在桥南村，团部住在马保云家。

    为了搞好演出，剧团的人员每天徒步奔波于剧团驻地与党代会参会代表驻地车堡村之间，中午没有休息的地方，吃罢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一坐，算是休息。他们白天在村里搞政治宣传，也排练一些短小精悍的节目。晚上给会议代表及当地军民演出，主要演出的节目有《国际活报剧》（歌舞）、《红星旗下》、《流寇队长》、《人命贩子》等节目。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卸了装，收拾了道具，清理了舞台，时间已经很晚，但他们还要步行摸索着走过高低不平的山区小路回到驻地。其疲劳状况可想而知，学员们都累得一上土炕便和衣而睡，但剧团的领导同志还要在油灯下研究工作，安排第二天的活动情况。剧团的演出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会议结束后，剧团还在武乡的蟠龙、洪水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于10月下旬离开武乡开赴辽县（今左权）西黄漳、芹泉一带。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期间，根据区党委指示，要求剧团慰问榆辽战役胜利凯旋的战士们，太行山剧团在团长赵子岳的带领下，经黎城来到武乡驻扎在下广志村，剧团领导住东沟儿刘振文家，先后在洪水、中村等地演出，关家垴战斗结束后，再次离开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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