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武乡士绅座谈会会址——土河村真如寺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转移来到武乡时，正是日、伪、顽向我根据地疯狂“扫荡”的严重时刻，其进攻的矛头直指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坚定不移地实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由于八路军发展壮大，而国民政府给的军饷微乎其微，还常常拖延不付，致使我军生活极其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9月18日至20日，在土河村真如寺召开了武乡士绅座谈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武乡士绅共有50人，他们是：王敏政、王建都、史标青、申步青、申国贤、石斯珍、冯步云、冯高翔、刘述尧、关守城、李康、李泉、李喆、李中元、李化南、李香亭、李培荣、李凤洲、李振基、李振瑨、杜青史、吴文彦、张士堂、张承武、杨起秀、范希云、周兴、郝文昭、郝玉泉、郝培兰、郝培棠、郝茂森、郝象升、郭衍宗、郭衍汾、高子豹、赵希森、赵晋候、崔作风、程世芳、裴玉澍、暴来庆、魏韶、魏文澜、魏云宗、魏云亭、魏孝钦、魏培柽、萧兰馨、窦一山。会议由武乡县抗日政府与武乡县牺盟会召集并主办，县长谭永华、牺盟特派员张烈参加。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首长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傅钟、陆定一等人来到座谈会会场，与大家共商抗战大事。

    会议期间，在真如寺的大庙前悬挂起了“只有彻底肃清‘反共’‘防共’‘反对牺盟会’的汪派汉奸，才能粉碎敌寇围攻，争取相持阶段到来！”的标语，大会由张列特派员作了政治报告，贯彻了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七七”宣言，动员各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坚持抗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村中的统一战线。

    朱德、彭德怀等首长与爱国士绅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一起进行了探讨，并对士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予以回答。裴玉澍、郝培兰等得知八路军军费紧张、生活困难的消息，当场自报捐粮190石，捐献银洋2000元。在他们的带动下，参加座谈会的开明士绅纷纷慷慨献粮，其中，杜青史将家中的土地、钱财除生活费外全部捐出。朱德总司令对武乡士绅毁家纾难、捐款献粮的爱国行动倍加赞赏，并为与会士绅躬授奖旗。

    在这次座谈会上，经一致讨论，作出了九项决议案：第一，请求政府处决汪精卫、周佛海、张璧君等及其党羽，并严惩宁江、河北两事件祸首张荫梧等；第二，反对抗粮抗差，对有钱不出钱行为，要求政府法办此等非法行动；第三，拥护新法令，并确保执行；第四，请政府普遍民选村长；第五，要求政府肃清长毛道、孔子教等，并枪决其首领；第六，贫苦人家支差由政府给津贴；第七，应由政府通令各村公所，确实登记秋收粮食，除按人口必须消耗者留用外，尽数归公保存；第八，应规定合理负担重新审定标准，以资划一而期允公；第九，应规定民选村长资格。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做出了三项决定：第一，县政府聘请士绅为经济委员，当助政府筹粮款，并宣传出粮出款为光荣。第二，推举士绅组成县优抗属委员会，进行优抗事宜。第三，发了3个通电。一是拥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电，八路军军风军纪严明、所过无犯，诚为一路之福星，希望军民精诚团结，抗战到底！二是拥护谭县长、张牺盟特派员电，政府极力整制，百废俱举，和衷共济，劳苦不辞，坚持抗战，成效卓着，人民爱戴！三是告晋东南士绅书，提出了“一、以出钱出粮支持抗战为绅民无限光荣；二、努力参加生产合作事业，加强经济建设；三、士绅应为执行抗战法令之模范，帮助政府解决其困难；四、保障抗属不受饥冻，不受灾害，救济灾难民；五、提倡宣传文化教育，努力学习抗战理论，力求进步。”

    这次座谈会，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建设，许多士绅由中间派变为进步力量，抗战力量得到增强。三八六旅野火剧团还到会进行了慰问演出。之后，县政府又在姚庄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座谈《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和政府的屯粮法令，并发起了在全县囤积6万石公粮的运动。在实行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公款的基础上，本着有粮出粮、无粮不出的原则，制订了具体的囤粮办法。全县士绅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捐献粮款，5天即完成6万石公粮的囤积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军用急需，对粉碎敌人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提供了根本保证。

    （第二节）杨裕民先生追悼会会址——土河村真如寺

    杨裕民，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人。抗日民族英雄，留美博士，曾经留美学习，回国后在河北工业学院任教多年，1931年首创“碱法亚硫酸盐苇浆造纸技术”，是中国有名的化工专家。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在我党“全民族实行抗战”号召的感召下，毅然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决心毁家纾难，投笔从戎，与好友洪麟阁、连以农等共谋光复冀东事宜，参加华北人民自卫会并任委员，他典卖了家里的50亩土地，又说服哥哥从家里拿出资金，购买枪支弹药资助抗战的部队。他与洪麟阁一起发动河北工学院部分师生组成“工字团”参加抗战。并带领杨效贤、杨效棠、杨效昭等子女在天津、冀东地区，动员广大群众，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冀东抗日武装。1938年7月，他积极参与了由李运昌等人组织的20多万民众参加的震惊中外的冀东武装抗日大暴动，以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冀东暴动后，任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因汉奸告密，杨裕民和洪麟阁等百余人被3000敌人围困于玉田小狼山，杨裕民奋勇杀出重围，与洪麟阁、李楚离等率队配合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先后攻克丰润、玉田数座重镇，亲手活捉日军顾问，经大小战斗50多次，名扬冀东。后在西撤途中队伍受挫，杨裕民幸得脱险，辗转天津、冀中，矢志不渝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八路军总部设立军工科，为发展根据地的军工事业，准备将军工种扩编为军工部。当朱德总司令得知杨裕民先生的情况后，便电召杨裕民先生来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准备请杨裕民主持总部军工部工作。已经年过五旬的杨先生不顾严重的老胃病，从平西来到晋东南，由于战争年代生活极度艰苦，身体每况愈下。朱德、彭德怀等总部首长得知杨裕民同志的病情，立即安排卫生部孙仪之部长用好药为他调养，但此时日军正在对晋东南地区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杨裕民也不得不随总部后勤机关频频转移，因奔波劳顿，积疴日深，渐至不支，虽经总部野战医院医治，但还是无力回天，不幸于7月21日在屯留县老军庄逝世于野战医院。

    八路军总部得知这一消息，都非常沉痛，但因当时敌人疯狂扫荡，战事十分紧张，无法为他举行悼念活动，只好吩咐将他的遗体保护起来。晋东南第二次反九路围攻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总部决定，为杨裕民先生举行追悼活动，追悼会选定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就在7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动武力，向中国发动了武装侵略，选定这个日子，为让人们不忘国耻，以继承杨先生遗志，坚持华北抗战。

    1939年9月18日，“晋东南各界人士纪念九一八、追悼杨裕民先生大会”在总部驻地附近的土河村真如寺的庙院里举行，根据地军民5000多人参加，这是八路军总部召开的抗战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大会。正在这里参加八路军总部召开的武乡士绅座谈会的武乡50多位爱国士绅也参加了追悼会，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傅钟、陆定一、杨立三、刘鹏等首长出席了追悼会，杨裕民先生的侄子、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也前来武乡参加追悼会。

    在真如寺殿前临时搭建的追悼会会场上，张贴了毛泽东主席亲书的横额：“浩气长存”四个大字，毛主席还从延安发来挽联：“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也都送了挽联；朱德总司令撰写了挽词：“渤海毓雄，民族之杰；霭霭风仪，异质挺特；冀东义起，倭奴气慑；瞻彼真容，彪炳日月。”

    追悼会由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主持，朱德总司令致悼词，朱德总司令在悼词中高度赞扬道：“杨先生一生刚强正直，没有半点奴才气，他面对强敌，从不低头屈服，而是横下一条心，坚决斗争。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是广大知识分子、科学家、教育工作者的榜样。我们八路军最欢迎这样真诚的朋友，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父老和同志们，都要向杨裕民先生学习，积极投身于民族革命的事业中……”

    会后，5000军民为杨先生送葬，1950年，杨裕民遗体迁至邯郸烈士陵园。

    （第三节）中共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会址——东堡村崇法寺

    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太行根据地中唯一的一次党代会。这次党代会于1939年9月10日至28日召开，当时为了保密，对外称为“民运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党的七大的精神下，结合选举出席党的七大代表而召开的。

    我党最早提出召开党的七大，是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六中全会批准了以上决议，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各地代表由各地的“代表大会选出”。1938年12月晋冀豫区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时，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提出准备召开晋冀豫区党代会的建议，并提出会议的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二是选举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

    根据北方局指示，晋冀豫区党委决定召开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并组成区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由何英才、徐子荣、陶鲁笳、赖若愚、吴作民5人组成。大会筹备期间，由于反顽斗争形势已经紧张，日军又于7月发动了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使一些地区由于应付反“扫荡”工作，未能按规定召开党代会选举党代表，会议也只好几次推迟。

    1939年9月10日，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乡县东堡村与西堡村中间的崇法寺正式召开。东堡村、西堡村位于太行根据地腹心区，大会会址距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驻地砖壁、烟里村仅5公里路程，附近各村都驻扎着八路军总部附属机关，比较安全；而且这两个村比较大，富户较多住宿条件比较宽裕；同时也便于北方局与总部首长参会。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29名，另有列席代表137名，总共266名。9月10日大会正式开幕，大会选举了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名誉主席团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爱尔克里、狄亚斯、冈野进、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王明、朱德、彭德怀、胡服（刘少奇）、朱瑞。主席团为：杨尚昆、李大章、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黄镇、彭涛、王卓如、张玺、王孝慈、张晔、刘建勋、程式兰等；大会秘书长为徐子荣；大会向中共中央、朱德、彭德怀发出贺电，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慰问电。朱德总司令到会祝贺，受到热烈欢迎；彭德怀副总司令到会，并作形势报告。

    大会由宣传部部长徐子荣致开幕词，区党委副书记张玺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杨尚昆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李雪峰代表区党委作了工作报告，何英才作了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之后，还进行了专题发言：陈克寒讲《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刘长清讲壶关县农村支部建设，于林讲赞皇反摩擦，宋子杰讲交通发行工作，张晔讲太南区工作，马更青讲敌区工作，高宗智讲晋豫区工作，王继均讲沁博地区做土匪工作的经验，刘有年讲陵川反摩擦工作，王卓如讲农民运动，李敏唐介绍一个模范党支部，赵国强讲职工运动，申芝兰讲青年工作，秦武山讲党的工作作风，李哲人介绍敌区工作经验，李伯钊讲文化工作。这些专题发言，都是针对根据地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细节问题，在各地相互间起到了很好的交流作用。

    最后，大会选举出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区党委委员。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为：李雪峰、何英才、王孝慈、王维纲、王树声、关山复、陈敬贤、赵武成等。新选出的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员有：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黄镇、安子文、彭涛、王维纲、王卓如、张玺、王孝慈、赖若愚、李哲人、张晔、王树声、程式兰、刘建勋、冷楚、陶鲁笳、吴作民、唐天际、嘉康杰等。

    开会时，为避免日军轰炸，整个寺院用白布遮顶，会场张贴了宣传抗战的标语。

    现在，崇法寺已经倒塌。

    （第四节）晋东南各界反汪拥蒋大会会址——下合村

    1939年底，大汉奸汪精卫和日军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卖国密约，投降危机十分严重，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为声讨汪贼，肃清内奸，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1940年3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在武乡县下合村南城墙跟的一片空地上召开了晋东南各界反汪拥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晋东南军、政、民各界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共3万余人。会场上，不仅张贴了标语，而且更多的是由鲁迅艺术学校师生们绘制的漫画——“汪精卫汉奸游十八层地狱”，以精巧的连环画构图，活灵活现地描绘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让观众在观看中愤怒声讨。

    会议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主持。大会推选林森、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团，会议主席团成员有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罗瑞卿、李一清、徐国华、王贵灵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部来太行参加反顽，也被选入主席团。

    当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吕正操等首长走上主席台时，全体军民一起起立，振臂高呼口号。会上，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痛斥了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后，号召全华北的军、政、民，广泛开展反汪运动，反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汪精卫”。他号召全社会各抗战党派、军队和人民，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聂荣臻以及青年、妇女和抗日团体代表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讲演。

    最后，大会决议：以3万军政民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界同胞，加强团结，声讨汪逆，肃清内奸，抗战到底。这次大会，对坚持华北抗战，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和肃清暗藏在抗日营垒中的投降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节）关家垴战斗动员会会址——石门村老爷庙

    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中，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敌人的扫荡首先从太行开始，以后又在平西、晋西北、晋察冀、冀中等地进行。

    10月25日，辽县来敌由左会向东进犯，在板山一带与三八六旅激战。同日，攻占西井之日军另一部三十六师团之冈崎大队800余人并辎重民夫400余人，趁我军主力被牵制在左会附近之机，突然向黄崖洞进犯。26日，该部遭到我三八五旅十四团一部的阻截后，开始翻越太行山向武乡方向回撤。28日，日军在左会附近遭我军打击后，从芝麻角、韩登一线西窜，这时，攻打榆社城的陈赓旅和决死一纵队一部正在蟠龙镇以东的关家垴附近休整，敌人在与我军相遇后，立即占据关家垴高地，紧急抢修工事，准备迎战，企图以险拒守。

    而这一消息马上被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获悉。早在反扫荡初期，彭德怀就发现日军在“扫荡”根据地时，很多时候都是以一个大队为一路。由于一个大队的兵员少，集中起来较为容易，行动迅速，使得我军在每次反“扫荡”中准备时间都相当仓促，十分不利。为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彭德怀早有寻机歼敌之一个大队以此来震慑敌胆的设想，使之不敢再以一个大队为一路对我根据地实施进攻。这样就能够使日军以后“扫荡”的时间间隔延长，空隙增大，从而，在日后的反“扫荡”中增加我军的回旋余地。

    冈崎大队孤军深入，被我军包围在关家垴，这下子真是机会难得，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心消灭这股敌人，于是立即决定开会制订歼敌计划。29日下午，彭德怀电令一二九师旅以上干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集中主力歼灭该敌。会址选定在距关家垴5里远的石门村。

    石门村西口，有一座关公庙，村里人都叫它“老爷庙”。这座庙比较大，可容数十人，而且环境较好，便于警卫，所以将会址选择于此。傍晚时分，参会首长陆续骑马赶来石门村报到。

    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领导会议，总部机关前来参会的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北方局书记杨尚昆、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白天、作战科科长王政柱；一二九师及所属各旅首长有：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新十旅旅长范子侠，总部直属的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炮兵团团长武亭，还有刚刚被任命为冀太联办副主任的决死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彭德怀讲了这次战斗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日军许多次“扫荡”都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的，这样兵员少，集中容易，行动迅速，作战便捷，进退自如。因而，使得我军在每次反“扫荡”中准备时间都相当仓促，十分不利，而且也给根据地民众造成极大威胁。如果我们这次能集中优势兵力，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可以起到震慑作用，敌人以后定然不敢再以一个大队为一路，猖狂行动。目前日军兵力不足千人，而我军现在武乡集结了四个旅的兵力，可以说是十倍于敌，完全有能力吃掉这股敌人。

    接着，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作了战前动员，他对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分析，日军的疯狂“扫荡”，使民众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许多村庄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片瓦无存，其状极惨，特别是有许多百姓惨遭日军屠杀。今天，日军进入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必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才能解老百姓心头之恨。为了打好这一仗，要求各部队首长立即深入各营连作战斗动员，鼓舞我军士气，坚定必胜信心，确保战斗取得胜利。参会领导纷纷表态，一定要全力以赴，奋力拼杀，消灭这股敌人。

    经过认真研究，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一二九师之三八五旅、新十旅为右翼纵队，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两个团为左翼纵队，归陈赓指挥；总部特务团、炮兵团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山炮设于附近高地。集中兵力，于翌日晨4时向敌攻击，务求彻底消灭。

    左权将军最后强调道：我们之所以要在凌晨4点发起攻击，是因为敌人在我们的围困下已经疲惫不堪，特别是他们又刚刚构筑完工事，肯定是累得不行，困得不行，我们就是要趁敌人酣睡时进行偷袭，这样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以取得胜利。

    会议之后，各部领导人连夜赶回部队进行战前准备，总部首长也不顾疲劳，立即进入前沿阵地，去迎接战斗。

    （第六节）北方局妇女干部训练班举办地——石圪垤村关帝庙

    中共中央北方局妇委在武乡驻扎期间，为了认真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直接抓好华北敌后的妇女工作，锻炼、培养和为各单位输送大批优秀的妇女干部，于1940年初，在王家峪附近的石圪垤村举办了两期妇女干部训练班（简称妇训班）。妇训班设在石圪垤村南的关帝庙。

    妇训班的学员，一部分是来自晋东南各县的妇救会主席和副主席，一部分是山西十二月事变后由晋西北转移来的妇女干部，白涛、王泓、丁芳、白玲、刘金、侯俊英、王淑玉、洪立、于奋、齐跃纯、南林、朱叔玉等，以及武乡妇救会的王昭、范成秀、段子峰、武兰芳、任秀兰等50余名妇女干部都参加了学习。妇训班的班长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同志，支部书记是左权将军的夫人刘志兰同志，浦安修同志则以北方局妇委负责人的身份，也经常到妇训班来进行辅导，参加班、组讨论。

    妇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党的基本知识及根据地妇女工作、妇女解放的道理和内容、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同时还适当讲一些军事知识。在教学方法上，学习延安陕公、抗大的经验，划分小组，反复讨论，出讨论题，请人解答，自我总结，鉴定收获。然后，同志们提出意见，进行具体的帮助。讲课教师，主要是北方局宣传科科长赵守攻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秘书刘文华等同志。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北方局杨尚昆书记也曾到妇训班来作报告。

    为了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妇女干部，北方局妇委还组织了妇女工作队，深入乡村具体帮助指导，进行大量的工作。浦安修同志还亲自带队到土河村协助地方开展妇女工作，她们把组织妇女参加救亡运动和妇女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组织妇女挣脱神权、族权、夫权的束缚；启发妇女放脚、讲卫生，参加养鸡喂猪、纺花织布等力所能及的劳动，逐步改善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同时他们还在农村办了妇女识字班，扫盲兼学政治。

    第一期妇训班，历时3个月，于4月底结业；7月份又组织了第二期妇女干部训练班。这期妇训班的学员，一部分是来自太行区各县的妇女干部，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冀鲁豫的妇女干部。支部书记是程克，组织委员是王泓。学员有梁柯平、高光前、尹平、武珂、郝赋梅、刘金、柳文、洪立、程达等同志，共50多人，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学习期满后，又都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两期妇训班，对培养妇女干部，组织妇女抗战，开辟和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妇训班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分赴太行山各地，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层层抓培训妇女干部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七节）长乐村战斗遗址

    武乡县城东20公里处的长乐村，是抗战时期我八路军主力粉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实行“九路围攻”的主要战场。

    1938年4%月，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集中兵力3%万余人，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发，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大举围攻。妄图在辽县、武乡、榆社一带消灭我八路军主力，摧毁我初创的太行抗日根据地。4月16日，日军北犯榆社扑空后，毁弃武乡，向襄垣窜去，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徐向前副师长的指挥下，以四个团的兵力追歼敌军，我军以急袭手段将日军压缩在马庄、里庄至长乐村一带的河谷地区，截为数段，各个击破，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是役歼敌2200余人，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取得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而且也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9月18日，武乡、沁县、榆社、辽县、襄垣、黎城等七县军民近万人，在长乐村召开了庆祝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胜利大会，并决定为长乐村战斗牺牲的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石盘云簇战斗中牺牲的新一团团长丁思林立碑纪念，年底纪念碑在长乐村附近落成。

    为了更进一步反映长乐村战斗这一辉煌历史，在省、市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1986年，武乡县委、县政府又在里庄村东建起了雄伟的长乐村战斗纪念碑。纪念碑的碑体为四方形，底座面积为30.3平方米，碑身总高16.6米，其正面大理石上镌刻着原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亲笔题写的碑名：“长乐村战斗纪念碑”。碑体背面镌刻着亲自指挥此次战斗的原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的题词：“长乐村战斗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碑座正面镂刻着的“长乐村战斗纪念碑志”简明地概述了长乐战斗的经过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左侧面嵌着部署此役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与左权副参谋长的题词，右侧面嵌着指挥这次战斗的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同志的题词，背面嵌着直接参加战斗的原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和原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和七七二团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同志的题词，既留下了革命老前辈的珍贵墨迹，又对长乐村战斗作了高度的评价。

    （第八节）关家垴歼灭战遗址

    关家垴歼灭战是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中，由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的一次着名战斗。

    10月下旬，日军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约800人，由黄崖洞西犯，窜到了武乡左会地区，在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袭扰之下，冈崎大队于10月28日被迫撤到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附近，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恰巧，刚打完榆（社）辽（县）战役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部队，正在蟠龙镇附近休整，我军当即对敌进行合围，日军冈崎大队连夜占领了附近高地关家垴。

    10月29日下午，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火速赶到石门村，决定亲自坐镇指挥。左权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人也先后赶来，当晚，彭德怀在石门村召集一二九师的师、旅干部开会，正式下达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新编第十旅各一部，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决死第一纵队二十五、三十八团，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特务团、炮兵团山炮连，于10月30日凌晨4时对日军冈崎大队发起攻击。具体攻击部署是：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和总部特务团为一路，从关家垴东北、东南侧攻击；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为一路，从关家垴的西北侧与前一路并肩攻击；决死第一纵队为一路，由南向北推进，在关家垴南侧对日军的左翼进行牵制；新编第十旅为一路，由西向东封锁日军西逃之路。会议结束后，各路参战部队迅速向指定的攻击位置进发。彭德怀、左权的指挥所设在韩登村西；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所设在三角坡圪梁，后推进到温水圪梁；陈赓、罗瑞卿指挥所在马垴村西西腰桥，后推进到石门坪。

    10月30日凌晨4时，八路军总部指挥所发出了总攻击信号。随着几发炮弹准确地落到日军的前沿阵地，在日军火力尚未展开之际，八路军对关家垴和柳树垴同时发起了攻击。片刻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这次战斗打的异常激烈，日军联络几架飞机前来轰炸与扫射，给八路军以很大的威胁，我军英勇顽强，多次向敌人发起进攻，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八路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一些指战员见不少战友先后倒在了自己的面前，不禁怒火中烧，即使负了重伤也不下火线，要坚持战斗到底，誓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战斗进行到31日下午，在总部首长的号令下，我八路军向敌人发起了总攻，部队分路向敌人冲击，关家垴之敌受到重创，只有少数残存之敌在顽抗。此时辽县、黎城、武乡等地出动了3000余敌分5路驰援，为保存战果，我军撤出战斗。此次战斗中，八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范子侠将军光荣负伤，许多战士为保卫根据地流尽最后一滴血。关家垴一战，歼敌冈崎大队500余人，毙敌中尉大队长3名，中少尉军官各4名，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500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胜利地结束了敌人的疯狂“扫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我军在此歼灭战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08年，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关家垴村修建了关家垴战斗纪念碑。

    （第九节）漆树坡窑洞保卫战遗址

    1943年7月16日，漆树坡民兵利用窑洞作为依托，抗击了千余日军的重兵“围剿”，保卫了县、区抗日机关和广大群众的安全，为开展“窑洞战”创造了先例。

    漆树坡位于武乡、沁县、襄垣三县交界处，是武乡抗日县政府路南办事处和新八区区公所所在地。这里不仅是武东路南地区重要根据地，而且是太行、太岳两个根揭地的交通要塞。1943年7月16日黎明，日军纠集段村、沁县、襄垣等6个据点之敌1000余人，向漆树坡合击“包剿”，企图吃掉我路南抗日机关，一举摧毁这块抗日根据地。在敌人四面合击的形势下，路南办事处领导安排群众和机关分别转移到6个战斗窑洞。

    漆树坡村的民兵们分为3个战斗组，利用地雷战、麻雀战阻击敌人达3小时之久。大量杀伤敌人后，分别转入窑洞，指导员武志芳带领6个民兵进入桑树沟窑洞。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发现了这个设在半山崖上的洞口，当即组织大队人马扑来。洞口的地雷、石雷接连爆炸，炸死了十多个日军。恼羞成怒的敌人调整兵力后，又一次强攻洞口。7个民兵居高临下，用6支步枪配合手榴弹，凭借他们挖的“设三关、拐三弯、楼上楼，天上天、住得久、跑得脱、熏不着、饿不死”的战斗窑洞，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数次将敌人击溃。敌人对这些民兵奈何不得，就使用烟熏毒计，民兵们马上进入翻口盖上石板，一丝烟也进不去。这时，敌人又从一旁发现了出气口，蜂拥而上，搭起人梯，妄图从此突破打进窑洞。可是上去一个，报销一个。敌人气急败坏地从拉来一门山炮，对着窑洞连续轰击，直到傍晚，才将窑洞轰开个豁口。武志芳在洞内观察到敌人已将窑洞上下前后团团围住，为了保护洞内群众的安全，带着民兵冲出洞外，扑向敌群，展开了肉搏战。这时坚守在其他几个窑洞的民兵已奔上山头，联防区各村的民兵也闻讯赶到，响起了“油桶机枪”、土炮。在茫茫的夜间，日军摸不清底细，以为陷入八路军重围，急忙狼狈而逃。此次战斗，血战一整天，击毙敌伪军60余人，全村群众安然脱险，抗日机关未受损失，创造了着名的“窑洞保卫战”战例。我7名民兵血洒故土，壮烈殉国。为了永远纪念这次窑洞保卫战和武志芳等7名先烈，武乡路南办事处上将桑树沟改为“英雄沟”。

    1989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漆树坡村建立漆树坡窑洞保卫战纪念碑。聂荣臻、陆定一、原太行区武乡路南办事处政委姜一、太行军区司令员鲁瑞林、朱德警卫团团长钟明锋、武乡县武委会主任赵志云均为纪念碑题了词。纪念碑于1989年7月4日奠基。同年10月1日落成。纪念碑高8米，底座高2米，周围有护栏、台阶，碑身正面是陆定一题写的“漆树坡窑洞保卫战烈士纪念碑”，背面是邓小平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两侧是象征民兵武装的浮雕，底柱正面是武乡县委、县政府为纪念碑撰写的碑文，背面是烈士英名录，两侧分别刻有徐向前、聂荣臻、姜一、鲁瑞林、赵志云、钟明锋的题词。

    （第十节）李峪村地雷战遗址

    李峪村地雷战遗址位于武乡县城东23公里的李峪村。

    抗日战争时期，李峪村自卫队队长王来法带领李峪村民兵活动于蟠武公路上，在上级调拨武器不足的情况下，他们集群众智慧，想方设法，就地取材，自己制造地雷，还利用当地的山石，凿开石头，自配土炸药，制成石头雷，在李峪村一带桥防滩大摆地雷阵，给小鬼子以沉重的打击，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上百次“扫荡”。他们制造的“踏板雷”，专炸日军的汽车，“碎石雷”专炸整体行进的日军部队，气急败坏的日军，调来工兵，用探雷器探雷进行排雷，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又研制出了“头发丝雷”、“真假雷”，专门对付排雷的工兵，使日军束手无策。同时，他们在村里家家户户的角角落落都埋上地雷，进村扫荡的鬼子一推老乡的门，地雷响了，一掀锅盖，地雷又响了，炸得日军寸步难行，无处躲藏。

    1943年6月14日，日军进占蟠龙，进一步“蚕食”我太行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太行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成立军民联防指挥部，组织广大军民，围困蟠龙敌人。李峪村民兵王来法和本村民兵多次在村东官道坡公路上巧布地雷，断绝了蟠龙日军与段村据点的联系，有一次炸毁了日军两辆汽车，还有一次王来法用22个地雷炸死28个日军、两匹马。在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蟠龙的日军被迫于1944年2月28日，撤回段村据点。在整个抗战中，该村民兵运用地雷战的形式，先后毙敌123名，俘敌40余名。1944年11月，王来法在太行首届群英会上荣获“地雷大王”的光荣称号，晋冀鲁豫边区赠给王来法“抗战柱石、建国先锋”锦旗一面。

    1962年，以李峪村等地的地雷战故事为素材拍摄的电影《地雷战》，被部队当做教学片，成为我军一门独立的作战方法。王来法的地雷战扬威太行，令日军闻风胆寒，在中国革命的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壮丽的一页，1964年位于武乡县东部沁涉公路上的李峪村地雷战遗址对外开放，20世纪70年代初在村西建起王来法英雄事迹陈列室，吸引了国内外游客。

    （第十一节）蟠龙围困战遗址

    1943年6月14日，日军三十六师团葛目联队的小林大队，指挥围剿共军第一师赵瑞、段炳昌所部，共约3000余人，在大汉奸郝竹亭的指引下，侵占了武（乡）东重镇蟠龙，在我太行腹地插了一把刀，妄图分割我根据地，使三分区的形势起了严重的变化。蟠龙地区13个编村的老百姓，按照县委事先发出的紧急通知，进行了空室清野，连夜撤到大有、洪水、东堡、西堡、朱家山等山区根据地。为了安置这些群众，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如贷款、组织运输、发救济粮来救济转移出来的群众，并指导蟠武线的广大群众建立野外生活，坚持生产，全县人民也发扬同舟共济的友爱精神，对转移出来的群众给了很大的帮助。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太行三分区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研究决定，并请示一二九师及太行军区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蟠（龙）武（乡）战役，抽调6个团的兵力来参加这次战役：七六九团攻蟠龙；总部特务团攻侯家垴，决九团攻白家庄，二十团攻奶奶凹，十四团攻胡峦岭，决七团向西打援，封锁段村日军。本次战役的目标是：攻歼蟠龙周围以及蟠武公路沿线之日伪据点，孤立蟠龙据点的敌人。1943年7月19日至20日进行了战斗，给敌人以极大的打击。

    之后，我太行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根据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指示精神，蟠武沿线的广大军民纷纷响应，立即组织劳武结合的围困蟠龙斗争。我正规军结合民兵组织了围困部队，他们一方面派遣飞行射击手、爆炸手主动到堡垒、据点跟前活动，一方面机动顽强地打击出扰的敌人，使蟠龙10里以外的群众能安然进行生产，并且在我武装掩护下抢收了据点附近40顷麦子、60顷秋田。而敌人却见不到群众，抓不到壮丁，修筑工事、碉堡等一切劳役都是伪军来干。在蟠武线上，敌人经常遭受我军的伏击、冷枪与爆炸。如地雷大王王来法带领李峪民兵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使敌人感到非常害怕，不得不以一个团的兵力轮番地掩护蟠武线的运输，因为蟠龙是一无所有的，一切用具、粮食、弹药都得从段村运来。蟠武线变成了敌人的死亡线，封锁和控制了敌人的运输线，这样把蟠龙变成了敌人的一座坟墓。我武东军民两万多人投入了这场历时8个月零14天的围困斗争，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3275次，总共歼敌2100多名。在我政治攻势中，伪军逃跑、投诚者共240多名。在我广大军民的团团包围之下，敌人被迫于1944年2月28日五更，趁夜色仓皇逃走。1944年3月4日，太行三分区在蟠龙镇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庆功祝捷大会。4月3日太行《新华日报》第一版，以显赫的标题发表了《向蟠武线军民致敬》的社论，表彰了蟠武全线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坚持围困蟠龙敌人的广大军民。

    1945年4月5日，武乡（东）县党、政、军、民各界代表近万人在蟠龙镇举行公祭大会，祭奠蟠武战役、蟠龙围困战以及武乡7年来在抗日战争为国牺牲的烈士，并在奶奶凹黄沙岗竖了死难烈士纪念碑。

    （第十二节）八路军修筑的圣人泉——左会村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砖壁村，是年冬，总部又在左会东南边的黄崖洞水腰山里创建了华北敌后最大的军工基地——黄崖洞兵工厂。同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医院也进驻左会村。1941年夏天，日军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吃掉我总部机关，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黄崖洞兵工厂。这一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旱，也在太行山上漫延开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为了保卫总部，保卫兵工厂，指挥反“扫荡”作战，左权副参谋长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天，左权副参谋长又来到左会村，了解医药卫生的情况时，发现这里水源奇缺，十年九旱，水井干涸，溪水断流，老百姓没水吃，卫生员给伤病员洗衣服、洗绷带，还得跑20多里路。当地曾有传说，是因二郎神送水时村民不敬而把圣水压到山里，有句歌谣叫：“欲得圣涧长流水，除非圣人过山来”。

    左权副参谋长虽然不相信神话故事，但他从神话中受到启发，判断山中会有水源，他把左会村缺水的事记在心上，回到总部和其他首长一商量，便决定亲自率领总部特务团一部，上水华山找水。他考察古碑，勘察地层，仔细探索水源的迹象。在水江沟南水，左权副参谋长发现这里树木格外葱郁，花草特别茂盛，拨开古藤一看，见有湿润的泥土。左权副参谋长分析这里有泉水，于是组织特务团战士，顶着烈日，挖山找水，终于挖掘出一股山泉。于是，左权副参谋长组织战士，开挖水渠，遇到山沟就用松树挖成渡槽，将山泉引到村里，左会村里的军民终于吃上了清澈甘甜的“自流水”，及时排除了当地人民的饮水困难。当地群众称左权副参谋长为“左圣人”，便为此泉水取名“圣人泉”。

    （第十三节）觉醒联盟驻地——枣林村

    1939年秋，经野战政治部批准，杉本一夫等经教育思想转变的7名日军俘虏，筹备成立一个日人反战组织，筹备组设在武乡县枣林村。经过认真的筹备，于11月7日，在武乡县王家峪村成立了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

    觉醒联盟（开始叫唤醒联盟）成立大会，由野政敌工部副部长漆克昌主持，杉本一夫作了筹备工作报告，宣布了组织章程和工作纲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陆定一等首长也到会祝贺。大会通过了“唤醒联盟”的宗旨，即：“呼唤广大日军士兵觉醒，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和平与侵略中国的本质与罪恶。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议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这是敌后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

    觉醒联盟成立后，设在枣林村西庄李碾成家。

    觉醒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敌军工作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根据地纷纷效仿。1940年5月1日，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创建了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6月2日，在一一五师敌工部的支持下，由本桥朝治发起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山东支部；1941年8月15日，水野靖夫创办了日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1941年11月25日，秋山良照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1942年8月1日，渡边三郎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太岳支部。

    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广泛建立，培养了一批反战活动骨干，在日军中影响日益增大，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在日军士兵中或明或暗地传说着，例如1942年的榆（社）武（乡）公路上的白庄战斗，一次就俘虏了6名日军士兵，比前几年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日人反战组织，已经成为抗战中的有力助手，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1940年底，该组织迁至辽县（今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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