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著作收藏于图书馆，有的是作为批判读物汇集成册的，有的是改革开放解禁后再版印刷的。阅读中，我仿佛进入另一重陌生而新奇的天地，发现他们不仅一个个高寿，而且全都硕果累累，是那种属于大师级的重量人物。
世界在我眼前渐渐变得丰富完整起来。
而阅读林语堂的过程，更是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岛建省，作为开发空间最为广阔的经济特区，一股“海南潮”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波及、蔓延、席卷开来，成千上万的内地人才揣着淘金热的梦想汹涌南下，成为20世纪末的一道独特景观。即将大学毕业的我也禁不住诱惑，决定前往“考察”一番。1989年5月，我孤身一人从湖北来到广州，又从广州买了一张前往海南三亚的船票。客轮离开码头，在一望无际的洋面航行。没有同伴，我静静地坐在甲板上，捧着一册书静静地阅读。而这本书，便是林语堂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他以一种朋友般的“闲谈”口吻聊哲学，谈思想，讲人生，说旅行，道艺术，一切的一切，显得那么亲切，那么朴实，那么平和，与盛行一时的居高临下的“文革体”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正如他在该书《写作的艺术》一节中所言：“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应如庄严之塾师对其生徒，而应如亲熟故交，如是文章始能亲切有味。”于是，字里行间的思想、见解、态度、好恶等，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和风细雨般的氛围，在我心头弥漫开来。
海轮在浩瀚的洋面航行了大约40个小时，《生活的艺术》始终与我相伴，白天在甲板阅读，晚上躺在四等舱的卧铺上思考。那两天的天气一如我的心情格外地好，太阳静静地挂在头顶，洋面上只有我乘坐的惟一一条海轮在航行，看不到一块陆地，见不到一艘船只，连海鸥也销声匿迹无所寻觅。周遭除了大海，还是大海；除了蓝色，还是蓝色，大海的蔚蓝与天空的蔚蓝在遥远的天际融为一体。恍惚中，我觉得自己的心境也变得宽广、纯粹而透明，仿佛变成了一颗晶莹的蓝色琥珀。生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似有所悟，但一时间又说不出什么具体的道道来。总之，艺术化的生活在我心中从此凝为一道永恒的风景与追求。
因了这一缘份，林语堂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此后，我又陆续购买并阅读了他的《中国人》（即《吾国吾民》）、《苏东坡传》、《武则天传》、《京华烟云》、《辉煌的北京》、《信仰之旅》、《中国传奇》、《赖柏英》、《奇岛》等主要作品。
这些年，我与林语堂是越来越近了。这种“近”，除了心灵的近，还有空间的近。我从武汉调到厦门，他的故乡平和坂仔及祖籍漳州五里沙就在近邻。而他与厦门也结下了不解之缘，鼓浪屿教会学校是他迈向广阔人生的第一步，厦门大学是他施展抱负为家乡教育事业报效的阵地。1926年，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招揽了鲁迅、顾颉刚、孙伏园、潘家洵等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批英杰，他于厦大中文系实有着开创整合之功。
林语堂与鲁迅，都是我敬佩并喜爱的伟大作家，但他们的性格、文风又确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有时突发奇想，竟不由自主地躬身自问：如果我与他们置身同一时代且相互交往，会取怎样的态度？鲁迅深刻而尖刻，一言不合，便有横眉冷对之虞，与其诚惶诚恐，莫如敬而远之；林语堂幽默而随和，即使不悦，也会笑颜相对，忘形之际，我也许会没大没小地直呼语堂，他不仅不介意，恐怕还会乐呵呵地应声作答。
鲁迅与林语堂之间，产生过诸多矛盾，既有广为人知的磨擦，也有秘而不宣的恩怨。这些磨擦恩怨，有思想认识的差别，但更多的，则缘于相互间的误会。
这种误会，一是生活中的过节。一次朋友聚会，鲁迅受人挑拨，两人在席间突然争吵起来，鲁迅面红耳赤转身欲退席离去，在其他朋友的劝说下，总算坐回桌前。双方争吵，两人都有原因，但负主要责任的当在鲁迅。对此，郁达夫的第二任夫人王映霞在《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见鲁迅发脾气，当时就想，这事其实是不用发这么大脾气的，大约是鲁迅生病的关系，一种病态的表现吧。”
另一种误会是“代人受过”与后人的误解。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给读者的印象，仿佛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他不仅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还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其实，周作人才是“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鲁迅的批判，表面上针对林语堂，实际瞄准的是周作人。鲁迅与周作人反目成仇后，鲁迅念及手足之情，也避免两人因家事纠葛而节外生枝，从未指名道姓地对周作人进行抨击。林语堂善解人意，对鲁迅的做法表示理解与支持，也就心甘情愿地扮演了“苦肉计”中的黄盖。令林语堂没有想到的是，正常的文艺论争不断升级，一桩早已过去的历史往事，却在建国后重新提及，且演变成两条不同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曾在抗战时期提倡幽默文、小品文，后又旅居美国、定居台湾的林语堂在劫难逃，自自然然地成为一名“异己分子”、“帮闲文人”与“反动文人”。
尽管如此，林语堂对鲁迅并无责难与怪罪之意，他在《鲁迅之死》中写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意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确需要一种大的超越与胸襟。
林语堂的著作自1950年起在大陆长期遭禁，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印行。没有官方的倡导，没有特别的宣传，他的作品却以千万计的数量畅销全国，并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林语堂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终其一生，林语堂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吾国吾民》初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目上名列榜首，开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文坛成名之先河；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自1937年问世以来，已成为欧美各界老少阅读的“枕上书”，仅在美国便发行40版以上，英、法、德、意、丹麦、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版本，也如美国一样畅销，经久不衰；因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成为中国第一位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早在1946年，就开始研究、发明中文打字机；72岁主持编纂自认为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5年后完稿，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1800页；一生创作了60多部作品，1000多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日、法、德、葡萄牙等21种文字，几乎囊括了全世界的主要语种；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出版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林语堂作品约700种，其中外文版300多种……
林语堂一生最大的贡献与功绩，是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近代将西方文化引入、介绍中国者，从严复、林纾始，可谓代有传人，薪火不绝；但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除了利玛窦、汤若望等外国人，国人中林语堂虽非唯一，但要数他最为成功。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并无他人超乎其上。林语堂一生出版了36种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京华烟云》、《苏东坡传》、《武则天传》、《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信仰之旅》、《辉煌的北京》等主要作品，几乎全都先用英文创作，在国外出版发行，而后才译成汉语介绍到国内。
林语堂去世后，一篇纪念文章曾客观公允地评价道：“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林语堂极喜欢李密庵的《半半歌》：“半之受无用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便有人概括他乃“半中半西，亦耶亦孔”。他自己也曾自我赋诗曰：“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一位生长于漳州闭塞乡村的农家子弟，与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子，两者之间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们且看个性、环境与时代，如何造就了这样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作家与学者，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
“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此诗见于林语堂《四十自叙》，他将自己学问修养的根基归结于生命的最初起点——福建省平和县坂仔乡。坂仔座落在一个四面环山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山谷间，地形极像盆子，闽南语中，盆子与坂仔谐音，故名。东湖是坂仔的别称，十尖、石起是位于坂仔前后的山名，它们不仅哺育了童年与少年的林语堂，且时时伴随着他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在睡梦中萦绕入怀，在思念中吸取营养，在回望中感受温馨……
林语堂在坂仔生活了十年，十年的乡村生活，留给他的是新奇与欢乐。
说林语堂是一位农家子弟，其实并不怎么确切。他的父亲林至诚做过挑夫小贩，没上过学校，完全靠自学识字读书，24岁进入教会神学院，成为一名牧师。林至诚家在漳州天宝镇五里沙村，那里有祖上传下来的一幢房屋。林语堂出生时，林至诚被长老会派往平和县坂仔镇传教。因此，林语堂的祖籍地位于漳州五里沙，而他的出生地则在坂仔，如今两地都属漳州市管辖。漳州的那座老屋林语堂肯定去过多次，但他更钟情并将其视为真正故乡的，却是坂仔。从漳州五里沙到平和坂仔镇，行程近百华里，即使今天坐车，也得近两个小时。而当时从坂仔到漳州主要走水路，行程需整整一天。
在此，我不得不特别提及林语堂的基督教家庭背景，正是这一西方宗教，影响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早在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传教士就进入中国传教，发展教徒。17世纪康熙、雍正年间，因罗马教皇企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清廷禁止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处通商口岸，传教士也随之涌入。他们在输入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与科学，对中国铁板一块的封建传统，多多少少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与解构。
其实，林家的基督教身份可以一直追溯到祖辈，林语堂的祖母在一名漳州牧师的影响下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至于父亲林至诚，则属“自幼随母皈主”。
据《基督教坂仔堂会简史》记载，1872年，美国基督教会派遣卢九伯牧师到福建平和县传教，两年后基督教传入坂仔。1880年，已是牧师身份的林至诚受聘主持基督教坂仔堂会教务，他不仅新建了礼拜堂，还以堂会的名义创办了一所铭新小学。林至诚主事期间，是“坂仔基督教会最兴盛的时期”。
1895年10月10日约凌晨5点，林语堂呱呱坠世。其时，父亲外出布道染上重感冒转为严重肺炎，卧病在床无法行动，而林语堂选择的出生时辰——卯时又格外地早，接生婆也来不及请或者说没人雇请，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冲破黑暗与混沌。母亲无奈，只好自己为自己接生。所幸生产顺利，林语堂送给世界的第一道“幽默大餐”才不至于适得其反。
整个世界在幼年的林语堂眼里充满了惊奇与欣喜，而教堂悠扬的钟声与唱诗班的歌声更是让他陶醉不已。闭塞的乡村，唱诗班歌唱时，不知有没有管风琴伴奏，也不知是否讲究多声部的对位与和谐，反正父亲给他取了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小名——和乐。和乐，既可以是和谐的音乐，也可以是和和气气、快快乐乐。
林家兄弟六人，姐妹两人，也算得上一大家子人了。林语堂在儿子中排列第五。父母乡邻、兄弟姐妹全都“和乐”“和乐”地叫来叫去，儿时的语堂就是有什么不愉快，也会转瞬间烟消云散，变得和气快乐。由此可见，小名和乐对他未来幽默、闲适、随和的人生态度，自有着一种难以估量的作用与影响。
父亲幽默成性，布道时在讲台上喜说笑话，回到家中在饭桌上也爱跟孩子们开开玩笑。受父亲影响，林语堂从小幽默顽皮。一次，他被大人关在门外不让进屋，就将一粒石子扔进去道：“你们不让和乐进来，石头替和乐进来。”再一次，他与大他五岁的二姐美宫吵架吵输了，便躺在泥地里像猪一样打滚，然后爬起来说：“好啦，现在你有脏衣服洗啦。”还一次，老师批改他的作文，认为辞不达意，便挥笔写道：“大蛇过田陌”；时年八岁的林语堂当即对曰：“小蚓度沙漠”，意指他像一条小小的蚯蚓，在辽阔的沙漠上蠕动着不断追求学问。
八个子女除四哥和平早夭外，全都存活下来。如果摊在“文革”，这么多的孩子，一个个肯定得饿肚子。那么林语堂童年的生活与回忆就不是快乐的笑声，而是痛苦的痉挛了。在既无田土，也无祖产的情况下，林至诚能够顺利地养育这么多子女，主要得益于他主持堂会教务的“薪水”。因此，和乐兄弟姐妹不仅生活无虞，也不必承担农村孩子常做的普通农活，如上山打柴负重，下地栽种收割等。林语堂儿时常做的两件事，一是扫地，二是打水。扫地自不待言，打水也就是从院子里的一口水井中提水，给自家水缸灌满，或是浇浇菜园，算不得真正的体力活。对于这样的劳作，林语堂不仅没有苦不堪言之感，反而充满了一种难得的乐趣，“我很快就发觉打水满有趣”，他曾经这样愉快地说道。
孩子一多，全都聚集、居住在一间不怎么宽敞的平房内，免不了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父亲就像给教徒及民众布道那样，教育孩子们要相互友善，不要愁眉苦脸，尤其不要吵闹打斗。大家很听话，也就常将笑容挂在脸上。
六岁那年，和乐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教会创办的铭新小学念书识字。
一到晚上，兄弟姐妹就围坐在油灯前听父亲讲《圣经》中的故事，识字的孩子还得轮流朗读《圣经》。耳濡目染，他们常用《圣经》中的语言、故事、意义表达自己的感情，并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生活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里，林语堂自然小时就受了洗礼入了教会。于是，他不仅看大人们祷告做礼拜，饭前睡前，自己也要不住地祷告。每次祷告，他都很虔诚，且有几分惶恐的意味，因为他相信祷告时，主必定在天上注视着他并认真倾听。
然而，林语堂从小就有自己的头脑与想法。比如饭前祷告时必说“感谢上帝的赐予”，可是，林语堂身在农村，明明知道手上捧着的一碗米饭不是上帝给的，而是农夫们勤扒苦做劳动得来，这让和乐困惑不解。再比如，父亲布道时总说上帝无处不在，只要善良虔诚，祈求就会灵验。于是，囊中羞涩的语堂就非常虔诚地祈求上帝赐给他一个银角子，好买一个芝麻饼，或是几粒糖果满足口腹之欲。而每次祷告祈求的结果，自然是让他失望不已。正是这种独立思索，使得他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远离了基督教。
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一处闭塞乡村，简直就是一个独立遗存的世界。从坂仔到厦门，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乘坐客车只需三个小时，而在当时坐船，得整整三天。因此，尽管西方文明开始渗入中国，坂仔离通商口岸厦门并不太远，可林语堂当时所置身的社会，与外界基本没有什么交流。他们一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主要得益于一张小报。这是一份上海基督教会主编的《教会消息》，油墨印刷，每周一期，每期一张，订费一年一元。正是从这份报纸中，林语堂从小开始了解西方，并且学到了许多有关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
纸上得来毕竟肤浅隔膜，犹如观看刺绣背面。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儿时的林语堂亲眼见识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坂仔礼拜堂建筑不知怎么出现了倾斜，远在西溪教区主事的英国传教士范文礼博士前来视察，决定从美国购买钢筋加固。施工时，林语堂挤在人群中好奇地观看。他看见范文礼带着他的太太亲自坐阵指挥，命人将运来的钢筋用一只螺旋钉固定在中间，并把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上。随着螺旋钉的慢慢扭紧，钢筋开始一点一点地将木条牵拉在一块，不知不觉间，大家清楚地看见教堂的屋顶给提高了几英寸。用钢筋将屋顶拔高，将礼拜堂扶正，不仅是和乐，就是当地的群众，也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此外，范礼文博士和他太太在林语堂家住宿后留下的一枚纽扣，几个盛牛油的罐头，都让他感到新奇与惊喜。
终其一生，林语堂都保持着这种难得的新奇与惊喜，这也是他人生的丰盈之源与创作的经验之谈：“真正之文学不外是一种对宇宙及人生之惊奇感觉。”
范文礼博士带来的西方书籍，基督教，还有常读常新的《教会消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山地孩子而言，能接触到这么多西方宗教、哲学、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简直就是一种奢侈。正是这样的环境，才使得林语堂对西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和，并乐此不疲地浸淫其中。
与此同时，父亲林至诚也没有忽略孩子们的国学修养。每逢寒暑假期间，早晨八时，父亲必摇铃召集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学习《诗经》、《论语》等古典诗文，一边哦哦吟诵，一边娓娓释义。最有趣的还是父亲那不知是“突发奇想”，还是“蓄意谋划”的行止，他将朱熹的一幅对联挂在坂仔教堂的墙壁上。朱熹曾在漳州任过知府，留下了不少墨宝，林至诚好不容易弄到一幅，不禁如获至宝。这在教规森严的基督教会看来，当属“违禁违规”之举。幸而坂仔僻远，这种“中西合璧”才不至于受到申饬整肃。
十岁那年，父亲决意送林语堂离开坂仔，到厦门鼓浪屿去念书。这些年，他已充分感受到自己这第五个儿子与生俱来的聪颖与天赋，深深厚爱并对他寄予殷切希望。他认为坂仔的学校不够好，他希望和乐将来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去读书。而在当时，即使厦门，也没有几人听说过这么一所学校。
到厦门念书，自然也是免费的教会学校。林至诚的牧师“薪水”，顶多只够补贴家用，至于额外的费用与开销，就让他有点勉为其难了。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望着儿子说：“和乐，你要读书成名。”年仅十岁的和乐没有父亲那么多的沉重与复杂，他点了点头，一副十分轻松的样子。过了一会，父亲又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语堂又点了点头，说：“我记住了。”
父亲当时最大的愿望，恐怕就是让儿子进柏林大学与牛津大学念书。读书第一，至于成什么才，出什么名，成多大的才，出多大的名，脑里肯定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和乐，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林语堂，后来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成为红遍中西的文化巨子。
2004年9月12日早晨，我乘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林语堂生命的最初起点——坂仔。
我在闽西永定县看过土楼，从龙岩市搭车，又偶尔转乘一辆小型货车，于前一天晚上八点多抵达平和县城。小货车车主乃平和县摄影家协会主席，他热心地告诉我，林语堂故居位于坂仔镇中心小学。在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租了一辆摩托。摩托手知道坂仔路线，听说过林语堂，但不知其故居的具体地点。那就先到坂仔，然后去找吧。
从县城到坂仔镇约15公里，骑摩托不过半小时。一路行来，满眼都是绿色的香蕉林。漳州历来盛产香蕉，个大味好，儿时的和乐，体内肯定储存过许多这种水果的丰厚滋养。一片又一片的香蕉林尽头，极目望去，是一座座高耸的青山。
来到坂仔中心小学，正值星期天，校园空荡，只有两个小孩在玩耍。犹疑着上前询问，他们伸出小手，肯定地往旁边一指。出校门，进入一道园门，便是一块硕大的空地，几棵高大的南洋杉将空地遮成一片充满温馨的绿荫。一位老者正在左旁的菜地上侍弄，望着走过来的我，还有摩托车主，打量了几眼，仿佛早已知道来意，指着右边一栋房子说：“那就是。”我还是问了一声道：“那儿是林语堂故居吗？”他点点头，就忙自己的去了。是的，一位外地人专程来此，只有一个目的与可能，那就是与右边那栋房子，与房中曾经居住过的一位小主人有关。
这是一个自成院落的房舍，三间紫瓦房，两横一竖，竖着的与两间平行的呈90度直线相交。其中一栋的山墙上，开有一扇暗红色木门，木门紧闭，门上的白墙上，写着“林语堂先生诞生室”，字迹较暗，若非走近，实难认出。
听到说话声，一位姓林的老师从另一间近邻的平房中走出，主动向我介绍有关情况。那幢平房也显得十分破旧，问林老师，才知是中心小学教师宿舍。刚才进入校园，新修的坂仔中心小学校舍相当不错，没想到老师的住宿条件如此之差。
林老师告诉我，如今的坂仔镇中心小学，便是铭新小学前身；当年那座礼拜堂早已不存，但在不远处，又修了一座新的；林语堂居室，曾开放过一段时间，但游客少，经费紧张，只得关门落锁。
这种境遇我能理解，一般读者，翻翻语堂先生的著作即可，若非格外崇拜痴迷，谁会跑来坂仔参观他的故居呢？我曾多次问过厦门、龙岩、漳州等地的作家、文学青年，并无一人前来坂仔参观过林语堂故居。就连坂仔附近的文学圈内也是如此，何况路途遥迢的圈外之人？即令我，若非为了写写有关语堂先生的文章，也不会专程“到此一游”。
没有观众便没有门票收入，没有门票收入就无法运转难以为继。其实，即使观众如云，像文化名人这样的景点，门票也只是象征性的。文化名人是无法名码标价的，他们的价值是潜在的，其影响也是无形的。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应该具有一定的气度与远见，拨出一定的经费用于类似的文化景点。
无人管理，门上落锁，无法进入房内。那么，就像当年的林语堂给关在门外，扔石子替他进去一样，姑且让目光从窗棂射入，带我观赏观赏里面的情景吧。
好在院落中的那口水井仍在，无法锁入房内。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饮水思源，林语堂先生故居饮水井，坂仔镇政府立，1994年10月”等字样。担心小孩或异物掉落其中，井口盖了一块护板。揭开护板露出井口，我倾身下望，井底有水，井壁密密麻麻地砌着一块块卵石。这口水井，是林语堂儿时生活的确凿见证，在健身劳作的同时，给他带来过无限的乐趣。我掏出相机，对准井口，给了它一个“特写镜头”。
谢过林老师，便去看新修的礼拜堂。当年的礼拜堂，是林语堂了解、认识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个难得的切入点，他那好奇的目光，常常透过教堂后的一个小窗朝里面张望。
新修的礼拜堂与镇卫生院毗邻，显得十分高大，三楼的顶层采用典型的西方哥特式建筑形式，尖顶立一个粉红色的十字架。礼拜堂铁门紧闭，也落了一把大大的铁锁。正遗憾着又不能进入其中，住在一旁的坂仔堂会主任庄文水、长老苏和平得知我的来意后，不禁热情相邀。庄文水先生带我进入礼拜堂参观，并介绍有关情况。坂仔礼拜堂由海外华人苏子卿、苏协民等人捐资兴建，于1994年落成。楼下设有吟诗班、幼儿班、纪念室及孤子房，二楼为居室，上到三楼，眼前不觉一亮，坂仔四围的自然风景，无遮无拦地映入眼帘。越过田畴，便是高山。那环绕坂仔的一座座绵绵不绝的青青高山，曾激发过儿时林语堂多少激情与梦想，对他的个人性情、艺术观念及人生发展，又起过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呵！
林语堂曾从不同角度观赏过故乡的山岭。
站在盆地看山的情景，他在《八十自叙》中写道：
坂仔地之南，极目遥望，但见远山绵亘，无论晴雨，皆掩映于云雾之间。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锯齿状，危崖高悬，塞天蔽日。冬日，风自极狭窄的狗牙谷呼哨而过，置身此地，人几乎可与天帝相接。
面对高山，除了产生梦想与幻想，便是油然而生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上帝的敬畏。
他也曾站在山顶眺望乡村。幼小的他，不知与谁，抑或独自一人，也不知是怎样爬到那高耸的峰巅的，总之是站在山顶往下一望，心底就有了一种无可言喻的震憾，那曾在他眼中显得高大的农人与庞大的耕牛，还有仿佛无边无际的村庄，全都变得十分渺小：人像蚂蚁，田园像棋盘，房屋像棋子……
有了站在山顶俯视的经验，“于是，你当然觉得摩天大楼都可笑，都细小得微不足道。”同时，也不会在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权势与主宰一切的金钱面前诚惶诚恐、俯首贴耳：“财富、政治、名利，都可笑之至。我是农家儿子，以此自诩。在山里长大，使我心思和偏好都简朴，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观念，而不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
仰视高山，它“逼得你谦逊恭敬”；而俯视中又能打破一切人间神话，保持独立自主、自由尊严的人生。正是这不同的视角，使得林语堂在面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时，不会产生偏执一端的局限，不会去钻什么牛角尖。
关于大山的深刻影响，林语堂在《四十自叙》中曾以一种感恩的心情笔走龙蛇：
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秀美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一个简朴的农家子弟的眼睛来观看人生……如果我会爱真、爱美，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如果我能够向着社会上一般士绅阶级之孤立无助、依赖成性、和不诚不实而微笑，也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能够窃笑踞居高位之愚妄和学院讨论之笨拙，都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自觉我自己能与我的祖先同信农村生活之美满和简朴，又如果我读中国诗歌而得有本能的感应，又如果我憎恶各种形式的骗子，而相信简朴的生活与高尚的思想，总是因为那些青山的缘故……
站在楼顶眺望空溕青翠的远山，我沉浸于林语堂的“青山观”中，感染与认同油然而生。
让庄文水先生为我以青山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正要下楼，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道：“唉，差点忘了，还一样东西没让你看呢。”
原来是钟，一口不远万里从英国运来的铜钟。凝望中，我觉得这口钟是一根无形的纽带，将新旧两座礼拜堂紧密地连在一起。有了这口钟，我仿佛看见了语堂先生的成长，是的，他就是在这清脆的钟声中诞生、成长的。四围的高山围住坂仔，形成了一个天然巨大的“音箱”，钟声经过“音箱”的过滤与共鸣，在盆地上空萦绕回荡。无论语堂先生走出多远，哪怕异国他乡，这钟声也会在他心中缠绵盘旋，不绝如缕……
我极想拉动铃绳，听听铜钟发出的清脆之声，可我不便向庄先生开口。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下午三点教徒们就会在钟声中礼拜祷告，我不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给好客的主人“添乱”。
辞行前，庄先生又找出一些教会资料，让随行的摩托车主拿到街上为我复印。其中有一份林语堂父亲林至诚撰写的《平和教会史略》，显得尤其珍贵。
在坂仔的最后一项内容，便是看河，那条将林语堂带向外面广阔世界的小溪。
这是一条发源于西北青山间的小河，名曰花山溪，后汇入西溪（九龙江），流经漳州，流向大海。
小溪流经坂仔时拐了一个大弯。不知这道河湾是专为坂仔而设，还是居民选中了这处风水宝地。实际情况当属后者，但我心中更希望是前一种情形。
林语堂当年前往厦门念书，先在屋后乘小舟上船，进入西溪后再换五篷船，然后顺流驶向厦门鼓浪屿。呆在船上的三天三夜，于林语堂来说，又是一番新的感受，并且是一扇认识社会的小小窗口。对此，他以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写道：
两岸看不绝山景、禾田，与乎村落农家。我们的船是泊在岸边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树，竹叶飘飘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盖着一条毯子，竹叶摇曳，只离我头上五六尺。那船家经过一天的劳苦，在那凉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衔烟管，吞吐自如。其时沉沉夜色，远景晦冥，隐若可辨，宛是一幅绝美绝妙的图画。对岸船上高悬纸灯，水上灯光，掩映可见，而喧闹人声亦一一可闻。时则有人吹起箫来，箫声随水上的微波乘风送至，如怨如诉，悲凉欲绝，但奇怪得很，却令人神宁意恬。我的船家，正津津有味地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乐何如之，美何如之！
除了大山，水流对林语堂生命的影响，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林语堂在厦门读书七年，在上海求学四年，每年寒暑假，几乎都要回一趟故乡。“但我从不悔恨那多天的路程，因为那一年或半年一次在西溪民船中的航程至今日仍是我精神上最丰富的所有物。”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林语堂都在九龙江（西溪）及其支流来回往返，在大海漂泊远行。直到1917年，父亲林至诚完成了教会授予的布道使命，离开坂仔回到老家漳州天宝五里沙，林语堂便也再没有回过这块养育并决定了他未来人生走向的故土。那一年，林语堂21岁，已在北京清华学堂任教。
我静静地站在小溪岸边，但见河水清澈，水流舒缓。两岸及河滩的树木野草，与河水的碧绿相互辉映，构筑了一个美丽的绿色世界，仿佛叙说着一个充满了绿色的神奇童话。整整一个世纪前，年仅十岁的林语堂第一次踏进浮在水面的小舟时，也就踏进了一个童话般神奇而美丽的世界。那时的水，肯定比现在更加碧绿更加丰盈，流淌得也更加顺畅激越。水承载、输送着林语堂，他在水的流淌与西溪两岸如画的风景中，在大海的浩淼与苍茫中，感悟着水性与人生。后来，他能够超越基督教的视野，领悟并服膺道家，写作《老子的智慧》一书，肯定从船底至柔至刚的水流中受到了莫大的启发。老子的道家哲学，与水有密不可分的内在相通之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从小溪而江河，而大海，正是无所不在的水引领着林语堂走向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超越了山地及传统农耕文化的局限，将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融为一体。
小溪早已不通舟楫，而当年的岸边，应该有一个浓阴覆盖的小小渡口。当地人告诉我，原来这里建有一座木桥，2001年12月，古旧的木桥被一座现代水泥桥所取代。关于木桥，林语堂在《信仰之旅》中也留下了一段文字，其中有语道：“桥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圆木条铺平，但没有铺上厚横板。”当地人告诉我的那座木桥，肯定不是林语堂当年描写的那座简陋之极的木桥了。而出现在我眼中的，又是另一种新材料建成的桥——钢筋水泥桥。
来到桥边，正转动照相机的变焦镜头，突然间闻得一股恶臭。仔细一看，不远处的岸边，成了一处生活垃圾倾倒处，不时有苍蝇飞舞。我只好避开垃圾，避开那些不堪入眼的人为破坏，将自然美好的景致纳入镜头。
当时的坂仔，是一个闭塞的村庄，如今已发展为一个小镇。商业化、全球化风暴也将这一偏僻的小镇纳入当下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中，人口猛增，建筑如雨后春笋，经济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
西方文明的渗透既给坂仔带来了生活的富足，也相应地留下了某些无序的弊端。可以想见的是，正在发展中的坂仔，并非语堂先生心中构想的那种中西合璧的理想境界，还有待于改造与完善。
厦门读书七年，从鼓浪屿教会小学到厦门寻源中学，从少年到青年，正是林语堂热情求知，逐渐认识西方文化的一段宝贵时光。
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中文、英文、地理、算术、地质学等，基本以西方的教学模式为标准。林语堂以他聪颖的天赋，无需多加努力，就可获得第二名。从小学到中学，他始终保持着这一固定不变的名次。林语堂最为用功的，就是利用当时少有的图书馆设备，读课外的其他书籍，“独自与天下文豪结神交”。
除读书外，林语堂也开始接触当时纷繁驳杂的社会。鼓浪屿乃“万国租界”，许多国家在岛上设有领事馆，西方文化无不体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他第一次见识西方舞会，看到外国男女互相偎抱时，感到“可骇可怕之极”，认为是“狎亵无耻，行若生番”；第一次见到具有无穷威力的美国军舰时，赞叹羡慕之余，不禁生出一些恐惧；还有活动电影，外国俱乐部的铜管乐队等新鲜物事，都在林语堂那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象。
鼓浪屿对林语堂的生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这里，不仅是他迈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是他感受西方文明的“前沿阵地”；而且留下了花儿般艳丽，又如花儿般凋谢却刻骨铭心永难忘怀的爱情，直到晚年身体衰弱行走不便，林语堂听人提及昔日恋人陈锦端的名字时，竟脱口就说要去看望她；还是在这里，新的爱情长出嫩芽，他与富商之女廖翠凤共结百年秦晋之好，成就一段终身不渝的美满婚姻。
17岁那年，林语堂离开厦门鼓浪屿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父亲的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可是，为了让儿子成行，得筹备最起码的一百块银元。林至诚东奔四跑，四处举债未果。后来突然想到一位昔日学生陈子达。林至诚在陈子达最为潦倒之时，送过他一顶十分珍贵的帽子。发了财的陈子达面对林至诚的求助，顾念旧恩，专程赶到坂仔送来一个蓝布包。打开一看，一百个亮闪闪的“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顿时将父子俩的忧愁，变成充满了酒窝的笑脸。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把英文差不多学通了”，将图书馆拥有的5000多本图书都看了，还嫌图书馆太小“不过瘾”，他还以英文写作短篇小说获得学校金牌奖……除功课外，西方的一些体育项目如网球、足球、划船、赛跑等，也是他的所爱。特别是赛跑，他曾创下五分钟跑一英里的大学纪录。
如果说坂仔是林语堂接触西方文化的最初启蒙，厦门、上海是认识、学习、接受西方文化的转型期，那么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北京清华大学的三年，则是他掌握、充实、钻研国学基础知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补课”期。在这三年时间里，他置身于与中国历史融为一体的北京城，博览了《人间词话》、《四库集录》、《说文玉篇》、《广韵》、《骈字类编》等国学书籍，而对《红楼梦》研读用力尤多。
站在中国看西方，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毕竟属“雾里看花”。要想对西方有着真正认识，只有漂洋过海，置身其中，学习、工作并生活，才有可能谈得上真正了解。1919年，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林语堂申请到每月40元的半官费留学费用，偕妻子廖翠凤乘“哥伦比亚号”轮船由上海赴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所深造。
当父亲林至诚得知和乐要出洋到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念书时，简直高兴得合不拢嘴。现实与理想，农家子弟与留洋博士之间，不啻于两重天地。临行前，林语堂带着新婚妻子特地回了一趟老家与父亲话别。林至诚将他们送至船上，这回却默默地什么也没说，那深情的目光，只是在儿子、儿媳间不停地移来换去。没想到此次分手，竟成为父子间的最后永诀。当林语堂由美转法，又由法转德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突然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父亲长辞，等于带走了林语堂心中的一个世界。死者长矣，但“你要读书成名”的殷切嘱咐却犹在耳际，永远激励着他不断前行，迈向新的世界与新的起点。
1923年，林语堂携音韵学博士学位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直到1926年遭北洋军阀通缉南下，林语堂在北京又生活了四年。
如果没有前后七年的北京生活，他就写不出叙述北京数千年历史演变，展示北京文化各个层面的《辉煌的北京》一书；如果不在北京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潜心研究国学，也就无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只有中西兼备，西方文化与传统国学相互“杂交”，才能结出眩目的神奇之果。
1926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林语堂先后辗转厦门、武汉，后定居上海，创办并主编《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创作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作品，因提倡幽默文学、性灵创作而声誉卓著，同时也因此而备受非议。
在此，我不得不又一次提及林语堂与鲁迅的矛盾与疏离。1934年，鲁迅曾给林语堂写信，劝他不要提倡什么“幽默”、“小品文”、“性灵”之类的玩意儿，恳切地建议他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而林语堂则回信说，这样的事情，得等他老了再做。鲁迅一向重视翻译工作，并将其提高到“为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的地步，他的意思，是想让林语堂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而林语堂呢，心中所想则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两人的想法几几乎截然相反。向中国人介绍西方，与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这两种方式无所谓对与错，只是各人的认识与行为方式不同而已。然而，鲁迅因年长14岁，便认为林语堂的“等他老了再说”是讥讽他老了，因此，有过冲突并开始缓和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缝。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都没有来往。
林语堂除了对鲁迅无怨无悔的友情，对他的境遇，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共产党早在他们的英雄堂里为他安排了神位。大体上，我认为他要做偶像，平添了许多麻烦、刺激，也实在摆脱不开。”
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倒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林语堂听从鲁迅建议，专心致力于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情形会怎样呢？
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暂时保持与鲁迅之间恢复了的友情，也仅是“暂时”而已；二、翻译出一批质量上乘的欧美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也就失去了用英文创作的36部属于自己的优秀作品，更不可能被美国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也就不复是广大读者眼中的“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的林语堂，并且，我们今天能不能知道这么一个名字，会不会阅读并研究他的作品，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换一个角度来看，翻译介绍西方名著是“为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而向西方介绍中国，让他们客观正确地认识东方这一古老文明国度的传统文化，又何尝不是一种追求独立自由，树立民族尊严的举措呢？
因此，当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向林语堂抛来“绣球”，正式邀请他去美国写作的时候，林语堂不仅欣然接受，还卖掉了位于上海愚园路的花园洋房，作了长期留美的打算。
从1936年8月远赴重洋，到1965年2月结束旅美生活，林语堂在海外差不多生活了30年时间。30年中，虽然几度归国，但都只作短暂停留。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林语堂不仅过着西方式的生活，而思想认识，更是深得西方文明之精髓。因此，当他站在西方观照、回望有着切肤之感的遥远故乡与无法割舍的传统文化时，便能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客观与深刻，正如儿时在坂仔看山一样，取仰视与俯视相结合的角度，既能出入其中，又能超乎其上。
以西方文化的视点切入中华文明，认真审视，比较反思，林语堂在一条前人未能很好开拓的漫长之路上探索前行。他研究老庄道教、孔孟儒学、中国化了的佛教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把握中西文化的发展流变，探究人生的意义与真谛，最后却选择、回归了传统。他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有资格、理由取得“绿卡”加入欧美国籍，然而，他最终却毅然决然地飞向故土，回到香港，后定居台湾阳明山。
也许，林语堂的英语说得比普通话还要流畅，英文写得比汉字还要顺手，但他感到亲切与认同的，还是故乡的话语，特别是闽南方言。台湾原住民中，约80%为闽南移民，因此，林语堂定居台湾后，处处可闻闽南乡音。为此，他将闻听闽南语视为“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的两条：“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
读着以上两则“不亦快哉”，透过文字表面，我感觉着语堂先生的内心底里，实实在在有着一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遗憾，甚或是凄凉，那就是无法回到故乡。是的，台湾再好，闽南语再亲切，哪有故乡来得“正宗地道”？叶落归根，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时，已是71岁的老人了。而当时，大陆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林语堂正作为鲁迅“主流话语”的对立面而受到猛烈攻击与批判，他就是想回，也回不了呵！他想听故乡的闽南话，想见故乡那充满了灵性的水，特别是那给了他人生信仰与支撑的绵绵大山。一次，老人曾在女儿林太乙的陪同下游玩香港，女儿赞叹香港有山有水，风景像瑞士一样美丽。林语堂当即正色道，这里的山，哪有坂仔的好？女儿问，坂仔的山是什么样子？林语堂一字一顿地说道，青山，有树木的山，高山！他说出的这三种山，其实也是一种表象，坂仔那重重叠叠的青山绿水，已积淀、内化为林语堂生命的象征、思想的高度、梦中的思念与精神的依托。
自从有了这次与父亲的对话，女儿林太乙心中，自然涌出了一睹坂仔高山的强烈愿望。然而，正如林语堂晚年没能回到故乡一样，林太乙的这一心愿也没能实现。
2002年3月，长期担任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的林太乙与妹妹林相如应邀为新建的漳州市林语堂纪念馆举行塑像揭幕仪式，她们从美国华盛顿经台北、香港辗转飞抵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然后又从厦门赶往漳州。说好了要去平和县坂仔镇，谁料妹妹林相如突患急性盲肠炎，不得不住进厦门中山医院开刀救治，原定计划因此而取消。眼看就要目睹、感受那给了父亲以生命之源的坂仔青山，却因不可预知的意外变故而失之交臂，曾写过《林语堂传》、《林家次女》等著作的林太乙在她晚年的寻根之旅中，只好留下这一连读者也不得不为之扼腕的遗憾，并且是永难弥补的遗憾——2003年7月5日，77岁的林太乙因患胰腺癌在美国不幸去世。
晚年林语堂曾多次惋惜地叹道：“唉，我此生是没有机会回故乡了。”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与世长辞，安葬于台湾阳明山家园。他生前虽然没有回来，遗体也未能归葬故乡，然而，他的灵魂，却在祖居地拥有一方永久的栖息处，那便是2001年10月落成的漳州林语堂纪念馆。
林语堂纪念馆建在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五里沙村的虎形山上，耗资160多万元。纪念馆山后，是林家祖坟，一块写有“林公至诚牧师暨淑配杨大人之墓”的石碑明确地标示着林语堂父母的安葬地；山前不远，便是五里沙村庄，其间有着一幢具有典型闽南建筑风格的瓦房，那便是林氏祖屋。这间祖屋，曾被父亲林至诚卖过一次，因为林语堂的二哥要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赎回的。林语堂纪念馆似乎遵循了某种传统“风水”建筑观，建在祖屋与祖坟之间中轴线的制高点上。
于漳州五里沙，青少年时期的林语堂随父母自然来过多次，每次都会居住在那间祖宗留下的瓦房内，并与村中的小伙伴们一同玩耍；即便1919年出国留学前携夫人廖翠凤回乡省亲，也没去坂仔，而是呆在漳州五里沙，因为林至诚那时已被教会派回漳州任职；但林语堂在作品中似乎很少，或者说没有提及祖籍地，在他心中，平和坂仔的影响显然更深更大。
林语堂很少或没有提及漳州祖居地是一回事，而为五里沙村民办实事也是事实。不少村民仍记得，林语堂曾为村里修建学堂，购买田地，雇人挖鱼塘，还购买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及其他树苗给乡民栽种。而淳朴的五里沙村民对林语堂一家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深情厚谊。“文革”期间，林语堂父母的坟墓面临挖掘毁弃的危险，是当地乡亲自觉保护，使之完整无损。他们为故乡出了这么一位世界名人而感到骄傲，修建林语堂纪念馆的160多万元中，就有五万元是当地农民捐助的，那可是他们一元一角、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呵！
看过坂仔，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至漳州五里沙，终于站在了离漳州市区约6公里，建有林语堂纪念馆的虎形山下。
时值正午，太阳当空，时令虽已进入秋天，南国仍有一种火辣辣、热烘烘的感觉。从坂仔镇而平和县城，又漳州天宝镇，再到五里沙，行程虽不是太远，但一路乘车转车，加之旅行包内一大堆书籍资料与照相机沉甸甸地压在肩头，已弄得我气喘吁吁，疲累不堪。
林语堂纪念馆就在眼前，但得攀爬一层层平台与一级级台阶才能到达。后看资料方知，平台共五个，台阶为81级，象征着语堂先生一生所经历的五个人生转折阶段与81岁高寿。我稍事调整，振作精神，开始一级级地往上爬。爬了一会，就是一个平台；再爬一阵，又是一个平台；也记不得爬了多少级台阶，上到第几个平台了，只是一个劲地往上爬。台阶两边是绿意盎然的香蕉林，每株香蕉树中间，都挂着一长串长得密密麻麻的香蕉，那种结子抱团的丰硕，看着煞是令人喜爱。攀爬中，不知怎么回事，竟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南京的中山陵。中山陵在我眼中，颇有几分封建帝王的陵墓气息，建造者所追求的效果，恐怕与一生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孙中山先生之本意相去甚远。而眼前的林语堂纪念馆，也有几分王者味道，与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墓葬地十分接近。这，恐怕与林语堂的个性特征、人生信念、处事方式有着一定的区别。尽管多次介入政治，但他一生的追求，都在进行着一种逃避政治的努力，不依门户，不结群结党，过一种随意闲适、自由洒脱的艺术化生活。他的精神原则，便是做一个著书立说，且具有特立独行、人文关怀、道义担当等品质，属于西方本真意义的那种有着一定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林语堂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人生追求与境界。由此，我不由得想到了“命运”二字，不要说整个人类，就以个体生命而言，冥冥中似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林语堂在前行道路上哪怕只有一个细微的环节出现差错或者脱节，人生历史就得重新改写，就不可能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度与境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基督家庭背景，传统文化的薰陶，这些作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现代知识分子素质固然重要，可那些命运转折关头起决定作用的偶然也常令我感慨不已。如果林至诚没有给那位后来发了财的学生送过一顶帽子，就难以筹集100块“袁大头”，为让另一个儿子上学，林至诚已将仅有的财产——祖屋卖过一次。不能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实难想象林语堂会有多大出息。就拿他下决心举家移居美国而言，也为多种因素所促成，大有一种不得不走的味道。事情的起因，自始至终与赛珍珠有关。她希望有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向西方世界较为完整而真实地介绍中国的书，但这样的作家实在难找。后来遇到林语堂，两人一拍即合。花了整整一个夏天，林语堂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吾国吾民》。该书于1935年在美国由赛珍珠与丈夫主持的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后，就在当年的美国畅销书目上名列榜首。林语堂出名，赛珍珠获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赛珍珠才会正式约请林语堂赴美专事创作。而当时的林语堂，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他提倡抒写性灵的小品文，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发表幽默作品的刊物，在暴得大名与获得“幽默大师”头衔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左右不同阵营的猛烈攻击。以个人之性情倡导性灵文学、幽默文学，竟遭致劈头盖脑倾泻而至的猛烈“炮火”，实在出乎林语堂的意料之外。于是，他不得不辩解，甚或予以回击。他越是辩解回击，向他射来的箭簇也就越多。特别是左翼联盟，随便找出一本他们编辑的刊物，就有一大半文章的矛头是对准林语堂的。几个回合下来，林语堂深感厌倦。而摆在他面前的道路似乎只有两条：要么缴械投降，要么销声匿迹中途退场。投降意味着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与创作原则，这自然非林语堂所愿。那么，就只有“避战”一途可走了，林语堂只得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正在这时，赛珍珠向他抛来“绣球”，这既是一个体面退场的台阶，也是一处避风的“静静港湾”。于是，林语堂没有半点犹豫，就接受邀请，并作出了长住美国的打算。
如果没有长达30年的欧美生活，以林语堂当时的名声及才华而言，留在国内也能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但是，也就不可能继续坚持英文写作，不可能创作出更加绝妙而畅销的《生活的艺术》，不可能写出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的《京华烟云》，一句话，就不可能有几乎每年一本共36本英文著作流传于世，更不可能红遍东西两半球。
缺少一个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林语堂，地球自然照转不已，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会绵延不绝，然而，西方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就会失去一扇亮丽的窗口，中西间的交流与融合，就会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疏远与隔膜。
林语堂的成功，更与个人的努力与把握密不可分。
林家兄弟全都有着优异的禀赋，个个聪明优秀。林语堂的大哥林景良曾就读于鼓浪屿救世医院医科学校，后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任职；二哥玉霖先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至诚卖掉漳州五里沙的祖屋，便是为他筹集学费，后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三哥林憾（原名林和清）也是一位作家，与鲁迅、巴金过从甚密，与林语堂不同，林憾主要致力于乡土诗歌的创作与尝试，虽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在1920年代的厦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兄弟间有着共同的生活环境、基督教背景及家庭教育，天赋都相当卓异，但人生道路却不尽相同。林语堂排行第五，三哥虽与他有着共同的爱好，但创作路子却各各有别，其影响更是大相殊异。
我最为佩服语堂先生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笔耕不辍，奋力追求。60多部等身著作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于艰难的探索中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他从传统出发，服膺西方文化，而后又回归传统，看似绕了一个圈，实则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他一出生，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被动地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成为一名教徒。然而，在人生的探索中却对基督教那些神奇的传说，枯燥的教条，繁缛的礼仪感到荒诞、厌倦与困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因了一位同事有关宗教与上帝的交谈，林语堂便走出了昔日的信仰，“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没想到的是，经过又一番研究探索，晚年的林语堂重新皈依基督教，并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表面看来，似乎是回到了生命的起点，但此次皈依，与儿时的被动入教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先理解后信仰的皈依。我虽然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有着一定的了解与研究，但作为一名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中浸润的普通中国人，我的心中，实难产生那种执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但是，我能够理解并充分尊重各教各派信徒们的心灵指归。林语堂说他经过一生的追寻，最后才发现基督教符合自己的理想。有人认为这并非真正的宗教信仰，不过是一位老人疲乏的心灵找到了一处歇息之地。对此，我不以为然。从小就沉浸在宗教氛围中的林语堂，不仅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薰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同时，也培养了他难得的宗教情怀与哲学追求。基督教之于林语堂，正如坂仔的青山于他一样，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体认，一种他人无法企及的虔诚与向往。《信仰之旅》一书，便真实地记下了他在哲学、宗教、思想等方面的怀疑与困惑、探索与皈依。
林语堂性情平和、幽默洒脱、不喜争斗，并不等于没有个性与血性，他也有拍案而起、争执冲突、强烈固执的时候。比如1926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时，他坚决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成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遭到北洋军阀的通缉。比如他与鲁迅、赛珍珠间的友谊，也经历了由亲密到疏离乃至争吵破裂的过程，主要原因虽然不在语堂先生，但也有偏执一端、意气用事之嫌。闽南文化中的激进心态，也不时体现在林语堂身上。对此，至友郁达夫说他提倡性灵是“有意孤行”，“可视为消极的反抗”，说他的文章“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尼采”。还比如他曾花十年时间耗十万美金研制发明中文打字机，差点弄得倾家荡产，女儿林太乙认为“便是他固执的结果”。是的，如果过于消沉暮气、柔弱圆滑、无爱无憎、与世无争，何以成就一位伟大作家？
我所认识及心目中的林语堂，是一个绝无造作、不慕权贵、真实洒脱的形象。当我带着某种失望上完最后一级台阶时，我见到了一尊立在纪念堂外的林语堂塑像——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手握烟斗，面带微笑地坐在一把古色古香的靠背椅上，身穿长袍，足蹬皮鞋，透出一种平和闲适、幽默达观、亦中亦西的神韵。我仿佛听见了他那嚅动的嘴角，正轻轻地吟诵着：“幽默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犹如潺潺溪流或者照映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的阳光。”不错，这便是我想象中的林语堂！认同之间，不觉踱至他的身边，靠着他的右肩，让纪念馆副馆长林胜利为我按动快门，与栩栩如生的林语堂塑像照了一张合影。
林语堂纪念馆被一片绿色茂盛的香蕉林所包围，主体为半月形两层建筑，西式拱门，西班牙螺旋圆柱回廊，典型的西洋风格，而屋顶却覆盖一层褐色中式琉璃瓦，据说是借鉴了台北林语堂故居的建筑格局设计而成，暗示着林语堂中西合璧的思想理念与毕生实践：“亦耶亦孔，半东半西，所谓卸下洋装留革履，洋宅窗前梅二株”。走进馆内，有一种高大亮堂之感，与坂仔诞生室的低矮局促形成一种鲜明对比。一楼是资料室、会议厅与接待室；二楼是展厅，分六个部分介绍林语堂的生平与创作，橱窗内陈列着林语堂著作的不同版本、研究资料及生前用过的部分实物。林馆长热情爽朗，他带我参观，为我讲解，送我有关林语堂纪念馆简介的文字画册资料、漳州市芗城林语堂学术研究会主办的《林语堂研究》刊物及一套印有林语堂隽语的精美书签，让我充分感受到了林语堂故乡人民的好客、真诚与胸襟。他们建立林语堂纪念馆，笑迎八方来客，凭着一种质朴与本能做着这一切，也许说不出什么道道与理由，却实实在在地进行着一种传播文化与追求、信念与理想的坚韧努力。
林馆长告诉我，馆藏的书籍、照片，大部分是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与林相如赠送的。面对这些珍贵的不同语种、不同版本的林语堂作品，我不禁想了很多很多。文化是智慧的结晶，不同的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的聪明才智及独特创作，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障碍。特别是全球化一体化冲击的今天，西方文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主流态势，正无孔不入地深入到世界的不同民族与各个角落，弱势文化无不竭尽全力抗争与保护。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人类未来的战争，便是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冲突，这一预见已被“9！11”恐怖事件、美伊战争所证实。因此，不同文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与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永恒话题。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失态、失落、失语的尴尬，如何在西方与东方、中心与边缘、解构与建设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改变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林语堂先生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取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多元整合视角，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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