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将所能找到的有关郑成功的人物传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等认真地研读一番后，不由得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觉得郑成功的一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浑洒自如，而是充满了太多的激昂与悲愤、坎坷与艰辛、痛苦与失落。
首先是郑成功的身世，可能就会让那些只闻其名不知其详的普通读者略感意外——郑成功祖籍福建南安石井，出生于日本肥前平户岛，母亲田川氏是一名日本女子。不过田川氏也不是纯粹的日本人，父亲田川七左卫门，原名翁翌皇，福建泉州人，长期在日本经商，靠锻铸刀剑起家。翁翌皇娶了一名地道的日本女为妻，后成为肥前平户岛主，也就改用日本姓了。尽管如此，郑成功有着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则是不争的事实。
传说郑成功降生时，母亲正在平户千里滨游玩，腆着怀有身孕的肚子在海滩上寻找、捡拾那一颗颗美丽的贝壳。突然间肚痛难忍，来不及回家，举目四望，但见身旁乱石错杂、积垒成堆，其中卧着一块比较平坦的大石，田川氏于匆忙中靠在这块大石上生下了郑成功。于是，当地日本人便把这块石头称为“儿诞石”，还在附近立了一块碑，上书“郑延平王庆诞芳踪”几个大字。如今，“儿诞石”仅存一小堆积石，因与郑成功的人生之初联系在了一起，也就变得身价百倍，成了一处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平户市市长在一次访问中国时，曾将“儿诞石”作为中日文化交流信物，分别赠送给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及南安市郑成功纪念馆，作为两馆珍藏文物。
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川内浦市街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1630年七岁时才由父亲郑芝龙接回国内。
郑芝龙是一名威震东南沿海的海盗首领，势力非同一般，拥有帆船1000多艘，兵员七万余人。与那些专靠打劫为生的海盗不同的是，郑芝龙除了抢劫，还从事商贸活动；即便武装掠夺，也带有不扰平民、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某些理想主义色彩。此时的明朝政府，正困于西北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及东北部急剧扩张的满清八旗劲旅，对东南沿海的郑芝龙武装集团实在无暇顾及，只好采取招抚之策。郑芝龙也想借正统之名行事，二者一拍即合，很快达成招安协议，明朝政府授予郑芝龙守备之职，郑芝龙也就摇身一变，由昔日海盗成了朝廷命官。队伍未经改编，地盘没有缩小，性质一仍其旧，却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朝廷的旗号对抗各种势力，翦灭诸如李魁奇、杨六、钟斌、褚彩老等其他海盗商人，实在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交易”。在他的称霸与控制下，东南沿海一带，“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郑芝龙最为鼎盛时期，拥有大小船只万多艘，由招抚前的“富甲全闽”跃升为“富可敌国”的程度。
正是父亲郑芝龙的开创之功，为郑成功此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及军事实力。
郑芝龙虽然陶醉于自己的海盗霸业，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原罪般的耻辱与不安。将儿子郑成功从日本接回福建，安顿在老家南安石井，为他聘请了一名专职老师，教他读书习字，希望他换一种方式，远离海盗武装，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郑成功不负父望，15岁升入南安县学，19岁参加乡试，21岁便顺利地考进当时的最高学府——南都南京国学（国子监），成为一名监生，拜大学问家、南都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
郑成功的人生道路与未来前途，似乎正依照父亲的设计与安排，日益变成现实，一步步地走向目的地。然而，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早已拉开序幕，正愈来愈烈地在中华大地上演。所有生活在东方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经受生活的磨难、生命的砥砺、道德的考验、灵魂的拷问乃至生与死的抉择。
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深刻巨变，既有异族满清的铁蹄践踏，又有农民义军的相互混战，还有明廷内部的残酷纷争，三者汇在一起，仿佛一股吞噬一切的巨大洪流，由北而南、由西至东地泛滥奔涌。
1644年，是华夏民族灾难深重的难忘之年，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具有关键转折性质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李自成攻占北京，随着崇祯皇帝的自缢身亡，明廷朱姓王朝走完了它的276年漫长历程；这一年，满族八旗入关，清脆的铁蹄声成为汉人又一次异族统治的可怕梦魇；这一年，福王朱由崧从江北辗转来到明廷南都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可悲的是，面对清军大举南下、迫近南京之势，南明弘光朝的官吏们不仅无所作为，反而陷入派系之争的内讧不能自拔，除了眼睁睁坐以待毙外，根本无暇、无策、无力抗击清军。
仍然是1644年，郑成功及太子监的同学们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不禁纷纷离开南京返回故乡。临行前，郑成功前往明太祖朱元璋墓地明孝陵凭吊。1644年初考入南京学习，年底就不得不黯然离去，前后不足一年。学业未成，壮志未酬，也不知这一离别，是否还能再临南京，念及于此，郑成功不由得更加神伤。
1645年6月，清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弘光政权仅仅存活了一年时间，就土崩瓦解了。
清军继续南进，汉人的地盘愈来愈小，而反清烽火却越燃越烈。朱元璋的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受到诸多将领拥戴，在福州称帝，建立南明隆武政权。
隆武帝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所倚仗的，主要是以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为主的军事力量。为拉拢重兵在握的郑氏集团，让他们尽力效命，隆武帝不得不一再封侯赐爵：先封郑芝龙为平虏侯，不久晋升为平国公加太师；封郑鸿逵为定虏侯，后升为定国公，拜大元帅。
正因为置身拥有实力的郑氏家族，郑成功也受到了隆武帝朱聿键的特别重视与格外青睐。
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十七日，郑芝龙带长子郑成功陛见皇上。隆武帝见郑成功长得器宇轩昂，英俊非凡，问了好几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十分赞赏，拍着他的肩膀道：“难得的人才呵，可惜我没有女儿，不然的话，就招你为驸马了。你可一定要尽忠朱家，不忘故国啊！”隆武帝说着，当即赐予国姓，将他的原名改为成功，任御营中军都督之职，在礼仪规格上与驸马相同，后又封忠孝伯。
郑成功祖籍福建，出生的“儿诞石”旁有一棵松树，父母便叫他福松。后改为郑森，取其茁壮、茂盛、兴旺之意。自隆武帝朱聿键赐姓改名后，便叫朱成功了。但后人仍用原姓，习惯地称他郑成功。因皇帝赐姓，所以民间又呼他“国姓爷”。
面对皇上亲自赐姓改名、封官晋爵这莫大殊荣，郑成功不由得感激万分，一次陛见隆武帝时，他俯首跪拜，含泪奏道：“臣受厚恩，义无反顾，愿以死报效陛下！”
除了报答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母亲田川氏的惨死，也更加坚定了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意志与决心。
郑成功七岁那年，父亲郑芝龙将他从日本接回时，自然也想将爱妻田川氏一同迎回。可日本幕府有女人不准出境的规定，田川氏只好继续留在平户。直到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郑芝龙才疏通关系，将郑成功生母田川氏接回福建。可她在石井只生活了一年多，清军就攻入南安，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在冲天的火光与放荡的淫笑中，田川氏惨遭清军士兵蹂躏，“被淫缢死”。
郑成功闻讯赶回故乡，抱着母亲尸体，剖开她的肚子，掏出肠胃，用清水洗涤干净，重新放入腹中，再行归葬。“质来洁来还洁去”，母亲受辱而死，郑成功悲恸至极，采用“倭法”还其洁净，用一种在国人看来极端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挚爱，对清军的愤恨。
清军如此之快地占领福建侵入南安，实则与郑芝龙密切相关。
郑芝龙以海盗行径奠定基业，深知实力之重要。没有实力，在一个政治腐败、兵荒马乱、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你什么也别想干。因此，正义责任、诚信忠贞之类的荣誉与训条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保存军队、扩充实力。于是，一旦遭遇风险，郑芝龙那注重实利、首鼠两端的本性便暴露无遗。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隆武帝领军御驾亲征，命郑芝龙扼守出入闽地的重要关隘仙霞关。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当清兵主力逼近仙霞关时，郑芝龙竟未经一战，就全线撤兵，“拱手奉山河”，使得清军从容过关，轻而易举地攻入福建，直接导致朱聿键兵败身死，隆武政权迅速覆亡。
郑芝龙为了继续保全实力，保住这些年苦心经营的财富，在清廷征南大将军罗托的利诱下，决意效仿明朝招安前例，故伎重演。于是，郑芝龙下令闽军全部南撤，仅带500士兵前往福州受降。为表忠心，他还“密献舆地于大清”。郑芝龙一降，闽东南屏障尽失，清军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南安民众以为郑芝龙做了降臣，故乡可以免遭涂炭，也就未加任何防备。不曾想清军暴掠成性，进入南安后兽性大发，烧杀掳抢，无恶不作。郑芝龙一念之差，不仅累及乡亲、爱妻，也将自己推向险恶莫测的边缘。清军担心纵虎归山，并没有将他放回，而是挟持北上，在北京软禁起来。可怜一代豪杰，从此失去人身自由，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地的可悲下场。
是随父亲降清，还是举起抗清义旗报效皇恩，为母亲复仇？忠孝不能两全，郑成功不得不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其实，郑成功对父亲拥兵自重、保存实力一直反感，对降清一事，更是极力反对。无法劝转父亲，又担心自己受到挟制，郑成功偷偷渡海逃到金门。郑芝龙受降前夕，专门派人前往金门劝说儿子与他一道同行。郑成功当即手书一封：“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背叛、变节。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着丧服而已。”在忠与孝之间，郑成功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当郑芝龙受制于清廷软禁于京城之后，又多次写信劝儿子投降。郑成功心里十分清楚，他越是对南明朝廷尽忠，父亲的生命也就越发危悬，离孝道也就越走越远。
投笔从戎，武力抗清，不仅是忠与孝之间的抉择，也是郑成功个体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抉择。尽管他在日本从小就喜欢武艺，“学剑道于指南花房某”，回国后继续操练剑术，还喜读兵书，尤爱《孙子兵法》与《吴子兵法》，但就本质而言，郑成功算不得武士，也非军人，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儒生。从读书习学的儒生到征战沙场的武将，不仅仅是角色之间的转换，更是一场从外表到内心、从性格到行动的艰难转型。
国恨家仇犹如一把烈火，煮沸了郑成功的满腔热血，除了高举义旗、矢志抗清外，他已别无选择。于是，郑成功脱下一直穿在身上的儒服，带往南安孔庙烧毁，然后对着孔子牌位，痛哭失声地跪拜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
一番祭告过后，郑成功站起身来，再向孔子作了一个长揖，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带着90多名追随者前往广东南澳募兵。
南澳岛上的驻军原为郑芝龙旧部，郑成功振臂一呼，他们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就拥有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
1647年初，郑成功将募集的军队从广东南澳带到厦门鼓浪屿，大会文武群臣，举行誓师仪式，升起“杀父报国”大旗，正式走上武装抗清道路。
独撑东南困局的历史性命运，就这样落在了年仅23岁的郑成功身上。
郑成功一旦举旗抗清，戎马倥偬，劳于王事，再也无暇读书，所有精力与心血，几乎全部花在了治军征战上。
起事之初，郑成功不懂打仗，只能在实践中学习军事。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虽是他的长子，是宗法社会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却没有力量完全继承父亲地位，郑芝龙属下的兵力分别由郑成功叔父郑鸿逵及郑成功族兄弟郑彩、郑联所拥有。郑成功掌控的兵力十分有限，不过几千名从广东南澳招来的兵员，占据的地盘更是狭小局促，只能在鼓浪屿、海澄一带海域活动。
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反清复明不过是一句停留在口头的空话。因此，郑成功不得不作出一次重大的决定，想方设法将父亲手下的兵力控制在自己手中。谁也不愿放弃既得权力与利益，为了实现心中的愿望与理想，郑成功不得不向自己的族兄弟郑彩、郑联开刀，设计兼并他们的军队。其时，郑彩、郑联驻军厦门，这是一个四面环海、面积128平方公里的孤岛。郑成功虽然占有依傍于厦门岛旁的鼓浪屿，但该岛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回旋的余地实在有限。而一旦拥有厦门，不仅延缓、阻隔不善水战的清军进攻，还可以作为一处理想的反清复明基地。只要除掉郑彩、郑联，郑成功就能够名正言顺地以郑芝龙长子身份向这些驻厦部队发号施令。可是，郑彩、郑联毕竟是他的表兄弟，他们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前不久，还曾在一起联合抗清，有过愉快的合作。郑成功于心不忍，实在是下不了手。
然而，如果长期迟疑不决、错失良机，他的那些誓言与理想，只能是一些空话与梦想。怎么办？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郑成功只得硬着心肠、强忍痛苦，趁郑彩外出远行之际，亲选500名健卒，设计杀死郑联。当部下拿着割掉的郑联首级前来报告时，郑成功捶胸顿足，悲声痛哭道：“谁杀吾兄？不共戴天！”是掩人耳目，还是真情流露？包括他自己，谁又能说得十分清楚呢？二者也许兼而有之吧。此后的一切，按预先的设计与安排有条不紊地进行，郑成功占据了厦门，接收了郑彩、郑联十倍于己的兵力，得到了一大批舰船物质。
谋杀族兄的愧疚，虽然被收获与喜悦暂时冲淡，但冷酷残忍与温柔亲情，将是他心中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一个永难消解的痛。
直到1651年，叔父郑鸿逵因犯过失主动交出所属船只兵将及金门地盘，郑成功这才接收、控制了父亲郑芝龙降清后留下的所有“遗产”。
拥有了金门、厦门这两处稳固的抗清基地，郑成功便开始拓展地盘，补充兵源，扩大粮饷供应，在闽、粤及江浙沿海地区频频出击，与清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与拉锯战。在一系列战斗中，他的卓越才华日渐显露，坚强的斗志、优秀的操守、严明的执法更是受到人们的敬佩，威望和信誉与日俱增。
尽管打了不少胜仗，收复了一些地盘，获得了不少新的兵员与粮饷，但郑成功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他心中念系着的，是驱除满清势力，恢复明朝故土。因此，他一直谋划、准备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那就是北伐南京，定鼎中原，驱逐满清。
前三次筹备因故搁浅，直到1658年，郑成功第四次挥师北上，这才蔚为壮观，形成一股震慑清廷、鼓舞民众的巨大力量。
这年春天，郑成功亲率8000艘战船，20万水师步骑，号称80万大军北伐。但见舟师齐发，旌旗蔽日，浩浩荡荡，好不威风。明朝遗民对郑成功的军队望眼欲穿，对这次北伐寄予极大的期望，真可谓箪食壶浆，以迎大军。
郑军一路行来，奋勇鏖战，出舟山，攻瓜州，克镇江，直捣南京。
郑成功兵临南京城下，肯定想到了当年黯然神伤的离别。一晃14年过去了，他已由当年血气方刚、稚气未干的青年儒生，成为一名威震天下、统领大兵的武将。望着那即将踏破的城墙，郑成功不由得意气风发地挥毫写道：“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处，不信中原不姓朱。”
是的，郑成功多么希望此次北征能够收复南京，跨越长江，打到北京，一鼓作气完成抗清复明的宏伟大业啊！令人扼腕的是，自14年前那次离开后，他终于未能再次步入南京城内。第四次北伐前后不过一个月，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检讨失败的原因固然多多，比如郑军北伐路线，与后来英军在鸦片战争时侵犯南京几乎完全一致，但英军至镇江后留兵驻守，断绝运河交通，将清朝切成两段，北京之兵不能南下，江南漕运不能北上，清廷不得不屈志求和，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和约》。而郑成功却犯了操之过急、轻易冒进、直抵金陵的大忌，未在镇江布兵设防；比如郑成功围困南京后轻信敌兵的假投降信，没有从速攻城，结果坐失良机；再比如郑成功陶醉于暂时的胜利，疏于军事，将主要精力放在拜谒明孝陵，准备庆贺35岁诞辰之事上；还比如郑成功放松警惕，大敌当前，郑军却以饮酒捕鱼为乐，让清兵钻了空子……不错，这些都是郑成功第四次北伐的“致命伤”，但后人在分析反省、检讨总结时，全都忽略了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清军不仅势力过于强大，远远超出郑军，并且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廷，那种新型的机制、高速的效率、强劲的活力更是远非腐朽、堕落、衰败的朱明政权所能比拟。
1645年明朝南都沦陷后，抗清主力唯有东南的郑成功与西南的李定国互成犄角，海陆呼应。随着清廷将主要军事力量投入西南战场，李定国连连败北每况愈下，郑成功仅凭东南之隅的一己之力，实难独撑整个抗清局面。日益危机的形势于郑成功而言，可供采取的战略方针无非两种：一是固守金厦，凭借海上优势抵御清军进犯；二是乘清军未将主力全部投入东南之际，集中全部力量主动发起进攻。前者有被动挨打、坐以待毙之虑；后者呢，则有孤注一掷之嫌；二者皆非上策，但又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况且无论采取何种策略，最后都免不了要与清军决一雌雄。
作为一面高举着的反清复明大旗，郑成功毅然选择了主动进击、倾师北伐之策。他的北伐壮举确实起到了震慑清廷的巨大效果，据说年幼的顺治帝受到郑成功围攻南京消息的惊吓，准备将都城从北京撤回盛京（今沈阳）。在皇太后的训斥与激励下，才稳住阵脚，拔剑大呼御驾亲征。
但也仅止于此，即使郑成功占领南京，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也难有更大作为。郑成功孤军远征，没有后续部队接应，而清军据有辽阔的疆域与雄厚的资源，可调动各地军力围剿。关键的一条，就是军心的向背。郑成功第四次北伐途中的几次重大战役，其作战对象并非正儿八经的满清铁骑，大多都是汉人投降后效命的伪清军。仅以人口而计，满清只有汉人的1%，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挥师南下，招降纳叛，攻无不克，远非“天命”二字所能涵盖，其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内在因素。
透过满汉民族之争的表面，清军入关后发动的无数次惨烈战争，大多为汉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汉人降清，多如过江之卿。不讲信义的武人降清，而以忠孝信义标榜的文人也一个个“心悦诚服”地供清廷驱驰，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是文人，为清廷献计献策的大学者钱谦益更是郑成功的老师。
就拿清人征服福建、台湾而言，说到底，也属闽人之间的内争。清军攻克福建，背后便站着一个一手举屠刀、一手拿诏书的原明重臣、福建南安人洪承畴。洪承畴降清入关、总督南征军务后，采取恩威并重之策，对乡人故旧先是招降，招降不成，便以屠刀相见，正是他杀死了高举抗清义旗的大学士、62岁的福建漳浦人黄道周。此后清军攻克台湾，更是叛将施琅一手促成，而施琅原为郑成功部下，乃福建晋江人也。
两相比较，郑成功在我们眼里也就显得更其高大而伟岸！
南京之败，是郑成功举旗抗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失败，损失了甘辉、张英、陈魁等优秀将领，兵员骤减，士气衰落，不得不引军南返。
出兵前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郑成功怎么也接受不了兵败溃退的严酷事实，好几次拔出佩剑，想以自刎的方式告慰那些死去的英灵。幸而部下及时劝阻，才放弃了自杀之念，决心重整旗鼓，继续抗清：“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亦何虑哉！”
清军一路跟踪追击，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安南将军达素到达泉州前线，会同总督李率泰、提督马得功及郑军的两员叛将黄梧、施琅，准备向厦门、金门发动大规模进攻，郑成功又不得不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郑军兵败南京后，清廷严厉清查迎降附郑的州县军民，株连被杀者不计其数，江南士民的复明之心，从此黯淡泯灭。郑成功在退出长江口时，想攻占崇明岛作为日后再度北伐的军事大本营，多次猛攻都未成功。退守金门、厦门岛后，局势更是危如累卵，除了自保，一时间也难以大有作为。郑成功的内心深处，也肯定清醒地认识到了反清复明的无望，不由得悲痛万分地吟诗一首：“故国山河在，孝陵秋草深。寒云自来去，遥望更伤心。”然而，作为一名真正吸收了儒家精华的将领，明知其不可为，却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夕整戈矛。”正是这种锲而不舍、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才有此后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
清军集中水陆精锐，气势汹汹逼来，企图一举攻占厦门，消灭郑军主力。郑军作为一支长期以大海为活动舞台的海上武装集团，充分发挥优势，利用熟悉水情、地理等有利条件，打了一个自南京败退之后的翻身仗，取得厦门大捷，粉粹了清军覆灭郑军的妄想。
此役虽然获胜，但以金、厦两地的有限之地，如若再次打败清军更大规模的进犯，将十分困难。而欲图恢复大业，仅仅偏安于弹丸小岛，更是难上加难。郑成功的目光，不得不跳出金、厦，实行抗清战略大转移。
就在这时，福建南安人、原郑芝龙部下、现台湾通事何斌拜见郑成功，向他献上一份自己暗中测量、绘制的台湾沿海地形图。
何斌献过地图，又不适时机地说道：“国姓爷如挥师东渡，驱逐红夷，则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国可富，兵可强，进可攻，退可守，足可大有作为。”
何斌之言，正中郑成功下怀。自古就属中华领土的宝岛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侵占38年之久，富有远见卓识的郑成功早有拯救台湾同胞，在那里建立抗清基地的打算，只是条件不够成熟，这一宏愿长期埋在心底。有了沿海地形图，港湾、航道、潮汐、要塞历历在目，加之何斌对荷军的兵力、兵器、兵船部署等情况了如指掌，郑成功不仅可以顺利抵达台湾，更可知己知彼及时投入战场，先发制人，打败荷兰侵略军。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一日，郑成功亲率文武官员、将士在金门料罗海滨祭江，正式誓师，东征台湾。
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一生的不朽功绩，被人们长期称颂的并非那矢志不移的抗清功业，而是收复台湾、统一祖国、开辟荆榛的伟大壮举。
为了达到恢复大明天下的目的，郑成功殚精竭虑，将个体生命的能量几乎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状态。据一则史料记载，郑成功曾一再遣使日本，意欲借兵抗击满清。日本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曾作过认真考虑，准备派遣军事分队远征中国，但其目的显然不是援助郑氏，而是“占领大明”。在明清两朝漫长的交替过程中，日本虽然以极大的兴趣、焦虑的心情旁观中国巨变，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还是采取了保持中立、不予干涉的策略。然而，只要时机、条件成熟，这个虎视眈眈的邻居便会大举进犯、实施淫威。
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在鲜明的反清复明旗帜下采取的一项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非凡举措。在金门料罗海滨的出师誓词中，郑成功明确说道：“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伐，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数万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等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
郑军打败荷军收复台湾，并非后人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毕竟，荷军是一支有着大炮、枪械、舰艇等近代武器装备的能征善战队伍。郑成功出师前对战争的酷烈早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将自己所有能打硬仗的将领几乎全部带走，只留少数部队驻守金厦，大有一种破釜沉舟、“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大无畏英雄气慨。
战事进行得相当艰巨而漫长，荷军头目揆一以守军及援军共约三千兵员的力量与郑成功亲自率领的三万多将士抗衡对垒达九个月后，才在断水绝粮、重重围困之下，迫不得已派人谈判，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订18条相当宽大的投降条款，带着500多人高举白旗走出城堡，退出台湾，鼓轮而去。
面对回归祖国怀抱的山河故土，郑成功热血沸腾，感慨万千，不由得再次挥毫泼墨，赋诗疾书：“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仅只四个多月，便于1662年6月23日与世长辞，年仅39岁。一颗闪烁的流星划过漫漫夜空，照亮了沉寂的黑暗，遗憾的是，这迸发而出的灼灼光华转瞬即逝。
导致郑成功流星陨落、英年早逝的原因错综复杂，稍加分析梳理，可用悲愤、羞愧、痛心、忧愁四词予以概括。
正当郑成功欢庆光复台湾之时，突然传来南明永历皇帝父子被吴三桂绞杀的噩耗。自隆武帝死后，郑成功一直以桂王永历帝为正朔，遵永历年号，并不时遣使朝拜。永历帝父子败亡，意味着明朝朱姓一线残存的血脉彻底断裂，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也就失却了最后的依托与支撑。
郑成功东征台湾时，命长子郑经留守金门。没想到郑经与四弟乳母陈氏私通，生下一个儿子，还派人前往台湾报喜，说是侍妾所生。郑成功未满40而获孙男，甚为高兴，当即赏赐金银布帛无数。而谎言一经戳穿，郑成功不禁又羞又愤，当即作出杀妻斩子、除灭淫妇的决定。兄长郑泰及部将黄廷、洪旭等人接到令箭后，只将乳母陈氏及所生儿子杀掉了事。郑成功接报，一定要以治家不严之罪将妻子董氏斩首，长子郑经更是不能宽恕，并解下随身所佩宝剑交给使者，带往金厦，严令执行。可是，郑泰、黄廷、洪旭、郑经等人不仅没有照令行事，反而在金厦两地部署军队，派兵防御，与郑成功进行军事抗衡。郑成功闻讯，更是悲愤难忍，忧郁成疾。
正在这时，又从大陆传来确报，清廷将长期软禁在北京的父亲郑芝龙及其眷属11人斩杀，其余家属流放东北宁古塔；还采纳郑军叛将黄梧建议，挖掘郑成功祖坟以泄地脉，将郑氏先祖骨殖抛露于野。只因反清复明，才使得父亲及其眷属惨遭清廷毒手，就连葬在地底的先人也不得安宁。郑成功为自己的不能尽孝痛心疾首，而尽忠于明朝，也失去了着落，痛心与忧愁如一张巨网，严严实实地笼罩着他的身与心。
内讧外患交织，一连串的失意、打击与噩耗接踵而至，使得郑成功急火攻心、悲愤郁悒、心肝受损，加上感染风寒，内疾外病相侵，病情不觉一日重于一日。去世前几天，郑成功摧肝欲裂、悲痛万分地大声叹道：“自家国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今日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出师未捷身先师，常使英雄泪沾襟。”天不假年，呜呼哀哉！
郑成功因病而逝，似乎已成公论，但有一则“另类”的记叙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据《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所载：“成功恚甚，得狂疾，索从人佩剑，自斫其面死。”郑成功虽染重疴，也不至于骤然病入膏肓、无法救治。究其死因真相，这段记载较合情理。南京败退，郑成功便有过多次自杀行为；面对永历帝被杀、父亲遇害、儿子欺骗、部属抗命等深重的内忧外困，郑成功不由得悲愤交加，陷入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之中，神志恍惚，迷离失常，引发狂疾，难以自持，自杀而亡。
后人论及郑成功时，有将他与诸葛亮、岳飞相提并论之说。这种比拟虽然有点牵强，但他们三人之间，确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气节情操，简直如出一辙。论武德才略，郑成功以一介书生，能获数十万之众，仅凭两座孤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十多年，且直捣清军腹地南京城下，搅得清廷手足无措，与当时的一般文臣武将、抗节之士相比，不知胜过多少倍。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郑成功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缺憾与不足，《海上闻见录》说他“用法峻严，果于诛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也属实情。正是这些与生俱来、难以克服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郑成功反清复明大业的顺利发展。
郑成功最大的失误，就是性格暴躁，遇事冲动，感情用事，诛杀过宽、过严、过酷、过滥，“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郑成功终其一生，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诛怯斩败的次数自然很多，有的是非杀不可，但动辄诛杀全家，特别是对那些不服征输抗拒的城寨屡施屠戮，当属擅杀之过了。
他犯下的第一件诛杀大错，便是杀死镇将施琅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等人。施琅有过在先，但也不至于处死，更没有严重到累及家小的地步。施琅幸得副将吴芳藏匿帮助，才逃得一命。吴芳包庇施琅脱命，郑成功又将他妻子五人杀掉。施琅逃脱后选择人生的方式，并不一定非投降清军不可，这一所为自然是他人格的缺失，但也是郑成功逼迫的结果。郑成功追缉施琅未果，当即顿足叹道：“唉，吾不幸结此祸胎，贻将来一大患。”事实也正是如此，施琅原为郑军先锋，对郑成功的用兵布阵了如指掌，他投降清军后官至水师提督，多次与郑军交战，给郑成功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麻烦。而郑成功卒后21年，还是这个施琅，最终造成了明郑三世的灭国之祸。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亲率水师两万人、战舰300艘东征台湾，在澎湖海战中歼灭郑军主力，迫使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
就以郑成功因长子与四弟乳母私通生子受骗，遣使诛杀妻子董夫人及郑经等人而言，也有不分轻重、意气用事之嫌，结果造成部属借故抗命，不与台湾往来，使得郑氏集团内部不和，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与危机。
受郑成功个人人格魅力的吸引及反清复明旗帜的感召，不少清军将领（自然也是汉人）归附来降，郑成功对他们总是“投之以重赏，羁之以厚爵”。同时，也有十多员镇将以上的将领因郑成功御将失当、情事所激而投奔清廷，这些叛将对郑成功的进取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永历十年（1656年）六月，海澄守将黄梧因受郑成功捆责心怀不平，又以军法苛严为惧，心生异志，裹胁副将苏明、知县王士元降清，损失“粮粟二十五万石，军器、衣甲、铳器无数”。海澄是金门、厦门两岛的外围据点，黄梧之叛，不仅损失粮草军械无数，更重要的是，金、厦两处基地失去了一道有利的保护屏障。此后，黄梧又向清廷献平海五策，直接导致郑家祖坟被掘，郑芝龙等11人被杀，郑氏家属流放宁古塔。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七月，曾投降郑军的原清朝漳州知府房星烨复叛入京。房星烨在郑军中担任要职七八年之久，对金门、厦门两岛情形了如指掌，叛郑投清后向清廷进言，将沿海居民迁居内地，不许寸板下海，给郑军给养及海上活动带来极大困难。
永历十六年（1662年）三月，驻守南澳的郑军老将陈豹因清军施以反间计，郑成功轻信谗言，误生猜疑。陈豹遭受郑军夹击，投清前不禁悲愤地哀叹道：“此乃藩主相逼，自坏长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
郑成功是一名超越了平凡与普通的伟人，但他并非神灵，那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难以避免的内在弱点并不影响他的崇高伟岸，反而将他的英雄形象衬托得更加真实而丰满。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影响，不仅早已超越了当年反清复明的目的，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自1640年开始，郑芝龙就控制了东南沿海一带。郑成功在接管父亲的军事大权，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后，实际影响更为扩大。他以国际航路上最重要的中转口岸——厦门作为大本营，向北反清复明，影响深入内陆，威震中国中部和南部；面向海洋则辐射到东海、南海的大部分辽阔水域，受到远东诸国的敬畏，主宰着一个没有边界的“海上王国”，成为欧洲殖民扩张主义的真正障碍。
就当时实际情形来看，国内几大军事势力正忙于相互间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根本无暇顾及海洋权属；日本迫于无奈撤出海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于是，以荷兰人为首的欧洲殖民者基本窃据了东南海商的传统航路，唯一能够与之对抗的，只有郑成功领导的武装势力。如果1662年郑成功没有将台湾从荷兰人手中收回，那么今日之台湾，早已离中国而去，成为欧洲人的一块永久殖民地了。台湾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岛屿，它是中国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的一处落脚点、一个中转站与一块重要的基地。失去台湾，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被封闭在由日本列岛、冲绳群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等一长串东亚岛链组成的狭窄水域内，将永远与全球性大国无缘，永远局限于东亚地区的影响与宿命。
郑成功死后，郑氏武装集团依然存在，仍强有力地控制着东南亚海上贸易。台湾，成为满清完全征服中国的最后一个障碍。直到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攻入，郑克塽投降，郑氏武装集团才告彻底覆亡。
郑成功逝世，郑氏武装集团瓦解，清廷虽然征服了金门、厦门、台湾，占据了郑成功的地盘，但他们并未将影响扩展到郑氏武装集团控制的辽阔海域，而是着眼于脚下与陆地，采取向内转的封闭政策。于是，西方殖民者再次乘虚而入，东亚诸国的厄运就此来到，成为欧洲列强的囊中之物与蹂躏对象。
当年，郑氏集团在降与不降的问题上，内部存在极大分歧。反对意见倾向于弃守台湾，移师菲律宾等南洋岛国，最后结果是投降意见占了上风。设若郑克塽当年不降，而是远逃他方，今日菲律宾等南洋诸国，经过华人300多年大规模开发，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
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将郑氏集团，将郑成功的活动放在更为复杂、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洞见那深藏背后的意义与影响。郑成功之死，郑氏集团灭亡，也就意味着远东诸国确保政治、经济、地理完整的最后一道屏障消失，意味着东南亚人民保卫家园、免遭外敌入侵与剥削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
郑成功在台湾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除收复主权外，还积极从事政治与经济建设，大力开发台湾，尽量消除殖民痕迹：以大陆模式建立政权，设置县、府、镇等政权机构；团结高山族长老，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注重农业生产，寓兵于农，实行屯垦，大力传授、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贸易，通洋裕国……
一百万年前，台湾与大陆东南并未横亘宽阔的台湾海峡，而是一片紧密相连的陆地板块。台湾与大陆不仅动植物相同，就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三万年前的台南县“左镇人”化石，也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为堂兄弟关系，属北京猿人后裔。台湾先住民高山族的祖先，便是汉代生活在东南沿海一带的闽越人。据有关文献记载，汉代前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就有通航，隋代正式经略台湾，宋代起大批汉人迁徙入台。但真正大规模开发台湾，还是郑成功率军进入以后。台湾现住民约80%为闽南人，他们便是当年以闽南人为主的三万多郑军后裔。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延续了明朝正朔，更带去了大陆先进的制度与文化，成为引导台湾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使得台湾与大陆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信仰相似，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同种同源，不可分割，为两岸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郑成功对厦门的开发，也是功不可没。
郑成功驻军厦门前，四面环海的厦门岛还只是一个相当落后的渔村。但当郑成功将厦门作为一处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后，便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建立系统的政治军事机构，从内贸、外贸、铸币、军火、造船等五个方面开始大力着手对厦门的开发与建设。
郑成功在厦门、金门两地常驻军队20万。为维持庞大兵员的正常运转，他在京师、苏州、杭州、山东等地开设五大商贸组织，将外地的丝绸、匹缎、杉桅、桐油、铁器、硝黄以及粮油等物运回厦门，满足军需民用；他充分发挥厦门良港的有利优势进行海外贸易，准许西班牙、荷兰、英国商人在厦门设行经商，输出丝绸、瓷器、药材、茶叶，特别是茶叶贸易，经荷兰等商人运送到欧美各国，使得厦门成为海上茶叶之路的“第一输出口岸”；郑成功从海外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胡椒、苏木、象牙、鱼皮、海味、药材、铜、锡等。早在鸦片战争惨败，清廷迫不得已将厦门辟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的200年前，厦门就已是一处相当开放的对外通商港口，基督教、天主教、洋楼、钢琴等西方宗教、建筑、音乐、文化自那时起就纷纷涌入厦门。
为适应“通洋”与战争需要，郑成功采用西法在厦门自铸银币，大力发展军火业，“督造军器、藤牌、战被、火箭、火筒、火罐等项”，成为创建厦门工业、手工业的鼻祖。
正是这些“以商养战”、“通洋裕国”的开放措施，不仅打破了厦门的封闭状态，改变了单一的生产结构，建立了一个将中国与海外连成一体的庞大贸易网络，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厦门由封闭渔村向开放城市的过渡，而且创建了一种被后人所称道的“延平文化”。
延平公、延平郡王，是桂王永历帝赐予郑成功的封号。延平文化，便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华夏文化与闽南中原古文化、西方海洋文化的结合与转型，是华夏文化在特定区域的延续与发展。
延平文化，是一种以海洋为特征的开放文化，所依赖的是海运、海商、船队与水师，这也是我们几千年传统内陆文化所缺少的一种内在基质。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各国联系日益加强、世界正逐渐过渡为“地球村”的今天，延平文化具有特殊的借鉴与现实意义。
郑成功与厦门，二者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厦门是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根据地，是他一生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托，厦门成就了郑成功的基业。没有厦门，就不会有郑成功北伐南京、东取台湾的伟大壮举。而厦门也离不开郑成功的锻造，郑成功的重要活动有力地改写了厦门的历史，使得一个海岛渔村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没有郑成功，厦门的城市建设、历史蕴涵、文化品位、包容大度都将大打折扣，最为重要的是，缺少郑成功的厦门，将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正确的价值导向。
郑成功在厦门活动的十多年时间里，留下了一处处珍贵的历史遗迹，有郑成功读书处，郑成功杀郑联处，国姓井，延平故垒，水操台遗址，郑成功驻军要地嘉兴寨遗址、集美寨遗址、高崎寨遗址，郑成功演武练兵的演武场，训练水师的演武池……走在厦门的大街小巷，虽然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市声的喧嚣嘈杂，然而，不经意间的一处古迹，或是一块石刻、一个地名，就会将我们拉回郑成功当年驻军厦门的历史，眼前幻化出一队队威武雄壮的郑军水师，一幕幕你死我活的厮杀场面，一声声撼人心魄的悲壮呐喊……郑成功及其手下的骁勇兵士，曾将生命的能量压进了厦门岛的每一块岩石、每一寸土地。
厦门人民一直缅怀郑成功的伟大功绩，将他留下来的一处处遗迹辟为旅游胜地，还在鼓浪屿水操台遗址附近建立了郑成功纪念馆，在鼓浪屿东部的覆鼎岩海滨辟有郑成功纪念园——皓月园。郑成功纪念馆通过实物、文献、档案、照片、图片、沙盘、模型、雕塑、绘画等，系统介绍、全面展示郑成功一生的奋斗历程与丰功伟绩。皓月园内，当游客面对一组栩栩如生的郑成功率师出征的青铜群雕像时，恍若置身当年战马嘶鸣、杀声震天、刀光剑影的战斗场面。最让人震撼的则是高高耸立在覆鼎岩上的郑成功花岗岩巨型石雕像，雕像高15.7米，重1616吨，雕像脚下的覆鼎岩突兀险峻，向海中延伸30米，将郑成功雕像衬托得更加恢弘磅礴。
我所在的办公大楼工人文化宫与鼓浪屿覆鼎岩隔海相望，站在13楼办公室窗前，便可清晰地眺望这座巨型石雕。但见身着盔甲的郑成功伫立蓝天之下，雄姿勃发地东望台湾，那身后飘舞的披风，仿佛一面当年大军进发台湾时猎猎作响的军旗。
厦门人说，自从这座雕像建成后，侵袭厦门的台风就少了，大都避开绕道而行，是郑成功的巨型雕像起了阻隔、遮蔽之效，是他的英魂在默默地护卫着厦门这座海上花园之城。于是，这座高高耸立在鼓浪屿覆鼎岩上的郑成功巨型雕像，在厦门人眼里，也就成了抵御台风的镇港之宝。
是的，在厦门人心中，郑成功就是一位守护他们的伟大神灵。300多年来，郑成功那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移孝作忠的儒家精神、创业图治的建设精神、大公无私的治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厦门人前仆后继、建功立业。在厦门集美出生长大的陈嘉庚先生，就是在对延平故垒、集美寨遗址的缅怀中，受郑成功英雄事迹的熏陶与爱国精神的感染，从小立下为国为民的宏伟志向，顽强拼搏，奋斗不息，树起一面永远受人景仰的华侨旗帜。
除游览郑成功在厦门的遗迹、纪念胜地外，2004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携爱女玄子，与厦门友人宋永贤、潘清河等人，驾车专程前往郑成功故乡南安缅怀、凭吊。
在南安石井镇鳌峰北麓看过南安郑成功纪念馆及郑氏家庙，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南安水头康店乡郑成功墓地。说实话，我真正向往的还是郑成功墓地，只有那里，才是一处与他本人真正相关的所在，而其他地方，则或多或少地有着后人的附会与想象，掺和着一些人为的因素与印痕。
走错一回道，问了几次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郑成功陵墓。
南国的暑天漫长而炎热，特别是中午时分，炽烈的太阳当空高悬，阳光直射而下，照得大地一片滚烫，皮肤仿佛炭火在灼烤。郑成功陵墓被一道高大围墙圈住，早已疲乏不堪的友人站在墙外的树荫下歇息调整，我与女儿玄子则坚持着走进围墙，走在寂无一人的长长甬道，走向郑成功陵墓。
郑成功逝于台湾37年后，清朝康熙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朱成功系明室之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两柩归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祠祀之。”对满人昔日征服汉人的最后一道障碍、不共戴天的生死冤家进行大张旗鼓地肯定与褒扬，自然是清廷收买人心的一种伎俩，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康熙帝也着实被郑成功的精神与人格深深地打动了。诏书颁发后，他又特地写了一幅对联予以肯定褒扬：“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天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这样铿锵叹服的句子，若非出于本心流露，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不由得想到了同是南安人的洪承畴，在清人南下的征途中效忠尽力，也将生命的能量发挥到了另一种极致状态。然而，即使在清廷主子眼中，也不过是供其驱驰的鹰犬而已，虽利用而不信任，虽建功而蔑视之，价值一旦榨尽便弃如敝屣。哪怕死后，也将他打入另册，列入《贰臣传》中。
一段时间，我通过不同渠道收集了一些有关洪承畴的研究资料，想从汉奸文化这一角度写写他，也想去他故乡南安英都镇走一遭。然而，一旦着手，心底便涌出一股难以克制的排拒与厌恶。无法进入冷静客观的境界，我只好打消这一念头。
对于那些曾经背弃汉民族的叛者，不论迫于何种情势，出于何种动机，想达到何种目的，作出过何等贡献，从本质而言，他们都是大节有亏之人，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而人格，就是尊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主要表征，一旦人格丧失或低贱，也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精神侏儒了。
由此想到近些年关于民族英雄的定义与争论，有人认为如今蒙古、满族与汉族已融为一体，都属中华民族的范畴，那么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便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这种奇谈怪论实在不值一驳，如今人类正在向全球一体化迈进，如果我们从全人类的角度着眼，则“民族英雄”一词也该取消了，那么，正义与奸邪、高尚与卑下、美好与丑恶又当如何界定？评价一个人物，应将他放到当时、当地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予以论定，如果将他们从古代或当时生硬地拉扯到今人所处的时代，也就失却了客观标准的尺度，难以得出公正信服的结论。
不论对内抗击满清，还是对外驱逐荷夷，郑成功都是一名大义凛然、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从台湾魂归故里，并非单独树碑立墓，而是拊葬在郑氏祖茔。也就是说，我默默面对、凭吊的墓茔并非郑成功一人所有，而是郑芝龙、郑成功与郑经祖孙三代及其先祖的合茔。郑成功的曾祖西庭公、祖父明庭公在叛将黄梧的建言下掘尸于野，骨骸不知所终，重修的墓地，只是他们的衣冠冢而已。就在郑成功与儿子郑经灵柩由清廷御林军护送着从台湾移葬南安时，被害于北京柴门外、仅剩木主牌位的郑芝龙也在清庭的默许下回乡归葬。正面的墓碑上，竖刻着这样几行大字：“明石井，乐斋郑公，淑慎郭氏，桥梓五世孙、六世孙、七世孙茔域。”乐斋公，乃郑成功七世先祖；而五世孙、六世孙、七世孙，分别是郑芝龙、郑成功与郑经；郑陵所葬，除郑氏先祖乐斋公夫妇外，还有郑芝龙与田川氏夫妇、郑成功与董氏夫妇及郑经夫妇。
郑氏合茔位于覆船山腰，覆船山原名橄榄山，一群附清文人为讨主子欢心，刻意将有史为记的橄榄山改为覆船山，意在诅咒郑成功水师翻船覆舟。中华民族历史上，总是不乏此类厚颜媚骨的无耻无聊文人，着实让人丧气不已。
覆船山称之为山，也算不得名副其实的山岭，不过一座较之周边地势稍高一点的土包，但四周树木，却长得蓊蓊郁郁、苍翠欲滴，充满一种令人欣喜的勃勃生机。
郑成功尽管没有单独的陵墓，毕竟与先祖列宗在地底团聚了，与父亲郑芝龙“和解”了。生前忠孝不能两全，死后庶几可以弥补这一亏欠了。“想先人亦含笑九泉而无憾也”，郑克塽在送回先父先祖灵柩安葬祭拜时，曾如是说道。
郑成功以一介儒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不得不面临多种痛苦而艰难的抉择，但他的脚步从来就没有犹疑过，总是走得那么坚定而豪迈；他虽然勉为其难，但竭尽心智，以一己之力挽大厦于既倾，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精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不已；他生前虽然没有完成反清复明大业，但他创立的反清组织天地会在他死后转入海外，仍长期致力于他的未竟之业，终于帮助孙中山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统治……
郑成功的英雄业绩、高尚品质、浩然正气与伟大人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受到方方面面的推崇、热爱与敬仰。在日本，郑成功被神化为大和民族的一种民间信仰，他在平户市的诞生地已成为一处永久的历史圣地，日本人在那里建有延平郡王祠、郑成功庙，立有郑成功及母亲田川氏的青铜塑像；在台湾，郑成功是一名家喻户晓的伟大人物，从小学教科书、大学历史教材，到一般政论、社教性刊物，都将他塑造成一位典型的民族英雄；在中国大陆，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一种象征，内化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正推动着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逐步走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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