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移居厦门，我明显地感受着两个人对厦门这座现代化开放城市的深刻影响，一位是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另一位是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们的影响是那样巨大，仿佛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场”，一股醇酒般浓酽的氛围，弥漫在厦门上空，哪怕一次又一次强劲的台风登陆侵袭，席卷横扫，也丝毫不能吹散半分。
郑成功曾将厦门作为反清复明、收复台湾的大本营，留下的遗迹及纪念物几乎到处都是，如郑成功读书处，郑成功杀郑联处，郑成功屯兵遗址，郑成功水操台遗址，郑成功演武场，国姓井，延平故垒，郑军使用的各种兵器……而每一个地道的厦门人，差不多都可以绘声绘色地道出一两则关于郑成功的故事与传说。
厦门集美区，耸立着一片风格独特、色彩艳丽，有如童话般美丽的建筑，那便是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厦门岛东南，是陈嘉庚创建的曾被列为中国前十所高校之一的厦门大学；集美鳌园不仅是陈嘉庚的永久安息之地，也是厦门市二十名景之一，国家4A级旅游区；由陈嘉庚提议修建的鹰厦铁路、高集海堤至今仍是厦门与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要道；此外，还有陈嘉庚倡办的中国唯一展出华侨历史的华侨博物院，供海外华侨回国居住的归来堂……
如果说郑成功留下的是遗址、历史与传说，是一股静静流淌的作用于今天的精神潜流；那么，陈嘉庚留给后人的除了精神因素外，更有物质的参与、现实的创造以及未来的期许。厦门大学、集美学村源源不断地吸纳着无数来自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又源源不断地将他们输送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未来建设的栋梁之材。嘉庚远逝，而他开创的事业却与世俱进，永远年轻，永远灿烂。历史、现实与未来，仿佛经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轻轻点化，就这样神奇地契合、交融在一块了。
陈嘉庚，是我笔下怎么也绕不开的一位人物。
为了真切地感受嘉庚氛围，搜集有关创作资料，2004年6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出厦门岛，专程来到陈嘉庚的故乡集美镇。
在集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林朝晖的安排下，《新海湾》杂志主编卢建端不仅为我找来了有关陈嘉庚的书籍、杂志等出版物及电视专题片光碟，还陪我游览了陈嘉庚诞生地、陈嘉庚故居、诚毅楼、归来园、鳌园等景点。
在观看与阅读中，一个立体而丰满的陈嘉庚形象日渐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浸润与感受中，我揣摩着陈嘉庚的真实内心，仿佛洞见了一颗闪光的灵魂。
在对比与思索中，我深深地感到，不论是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还是充满不定变数的未来，嘉庚现象、嘉庚人格与嘉庚精神，都永远是炎黄子孙值得继承与发扬的宝贵遗产。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于集美颖川世泽堂。该堂至今犹存，位于集美镇尚南路48号。
我与建端兄在导游的引领下来到了陈嘉庚人生航程的最初起点。
房屋低矮，三间，前后两进，中有天井、走廊。这是一栋典型的闽南民间建筑，给我的感觉是那样质朴那样亲切，迈入其中，就像融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陈嘉庚就在它的容纳、抚慰与庇护中度过了宝贵的童年、少年生活。童年是生命的起点，对人生信仰、个人性格、未来发展等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影响。那伴随了陈嘉庚一辈子的平民风格，自然与世泽堂密不可分。
世泽堂内仍住着两位老人，在一股浓厚的生活气息中，我看见中堂的墙龛内，供奉着陈嘉庚及父亲陈杞柏、胞弟陈敬贤的照片与牌位。陈嘉庚诞生时的声声长啼在想象与恍惚中犹在耳边回响，而眼前的牌位却又实实在在地告诉前来拜谒的后人，过去的一切已定格为一段永恒的历史。
走出世泽堂，我不由自主地转身回望不已，它虽然没有宫殿的雍容华贵与森严气象，但自有一股内在的精气神韵。精致玲珑的飞檐翘角，红色彩绘图案与淡黄的墙底、深黄的屋瓦相映成趣。周围是耸立的现代楼房，世泽堂紧贴大地不卑不亢地静卧其间，让人感受着一股深沉的底蕴与历史的沧桑。
陈嘉庚在故乡集美，在诞生之地世泽堂生活了17年，于1890年在父亲的函召下乘船前往新加坡。
中原汉族曾分别于西晋末年、唐朝、唐末五代及北宋时期四次大规模南迁进入福建，今天的闽地居民，其先祖多为中原士族。陈嘉庚远祖即从河南固始县经江西、闽南漳州，于1343年辗转迁居同安集美捕鱼为生，传到他这一代，已是第19世了。在漫长的家族迁徙过程中，祖先的停泊地，便成为下一代新的起点。在迁徙者眼中，每一留经之地，不过是一处短暂的驿站而已。当然，他们并非为了漂泊而漂泊，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农耕文明传统的民族，其内心深处，每时每刻都渴望安宁，都在寻找一处世外桃源，都向往着一个永久的家园。然而，残酷的现实总是将他们的梦想击成纷飞的碎片。如果说陈嘉庚远祖的第一次南迁是为了逃避战乱，是一种被迫；那么其后的多次迁徙，大多则出于对栖身之地的贫瘠与穷困不满，为追求美好富裕的生活而自我放逐。
集美，位于厦门岛北面大陆南端，原属泉州府同安县的一个滨海渔村。集美集美，本应集天下之美，而陈嘉庚诞生之时，旱灾、风灾、鼠疫及村民械斗、家族内讧等天灾人祸，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这块面临大海，位于同安湾之西南尽头的土地。如果生活安宁富足，陈嘉庚的父亲还有什么必要漂洋过海，将生命与青春付诸大海的惊涛骇浪与岛国的蛮荒瘴疫呢？
17年的早期集美生活，在陈嘉庚身上无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郑成功曾屯兵集美，位于海滨的延平故垒、集美寨国姓井便是当年的遗存，也是孩提陈嘉庚讨小海时常常光顾的歇息之地。郑成功是他顶礼膜拜的英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从小便刻在了他那幼小的心灵深处。也许是为了报答郑成功对他的启发鼓励与精神滋养，1922年，陈嘉庚专门捐资在此修建延平楼，并在古寨门前的巨石上亲笔镌刻“延平故垒”四个大字。
陈嘉庚14岁那年，村民发生大规模械斗，打死十余人，焚毁房屋十多间；第二年，械斗再次爆发，又有两人倒毙在乱棍之下。这不得不引起陈嘉庚的深深思索，都是同居一地的乡亲，何以刀棍相向，如此凶暴残忍？恐怕不能仅仅以“贫穷”二字予以解释。那么，其内在因由何在，怎样才能彻底根除？如果明事理，有知识，懂文化，械斗陋习是否可以避免？于是，陈嘉庚不由得想到了教育二字，并寄予极大的期望。
陈嘉庚九岁入私塾，17岁夏天因师亡而辍学，他在诵读四书五经的所谓“念书歌”中度过了八年时光。这八年光阴，对他今后的人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陈嘉庚由此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另一方面，他对传统教育的弊端认识颇深并恨之入骨，“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塾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儿童上学固属不易，其比例不到十分之一；而入学儿童所学，又是一些不求甚解的枯燥教条；没有地理、历史等学科之分，学生只知“天下”，不知道还有世界各国，对自然科学更是一无所知……陈嘉庚此后兴办的现代教育，便是对昔日传统教育的一种补救与反拨。
1890年，17岁的陈嘉庚告别母亲及不满两岁的弟弟陈敬贤，带着对故国的思念，带着对故乡集美的复杂情愫，在厦门港登上了一艘开往新加坡的客轮——“美丰号”。同船300多位乘客，就有260多名是被掳掠而去从事苦力的“猪仔”。与他们相比，陈嘉庚是幸运的，毕竟，父亲已在新加坡闯出了一片天地，开创了一番事业，奠定了发展基础。
汽笛一声长鸣，客轮缓缓启动，陈嘉庚踏上了漂往异国他乡的旅程。望着“美丰号”如犁铧般划出的一道道白色波涛，他的心头，自自然然会涌出一股豪迈与自信、激情与誓言。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报效故土，这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传统，是每一位远离故土的华人的动力与支撑，陈嘉庚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这些凝练的字眼与积淀的传统于他而言，有着一番不同寻常的理解与阐释，赋予了新的意义与内涵，升华到一种超迈的境界与高度。
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南端，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面积618平方公里，当时人口18万，其中76%是华人。
新加坡的面积人口与陈嘉庚故乡同安县虽然相差无几，但它紧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是英属海峡殖民地首府，一处繁荣的港埠，经济、金融、航运、贸易相当发达。
陈嘉庚到达新加坡后，在父亲经营的米店里帮着管理现金、货款，并兼做记账员，一干就是13年。除娶亲结婚，创办惕斋学塾，安葬母亲三度回国外，其余时间，则全部耗在了父亲的米店。
在这13年中，陈嘉庚学会了经营，掌握了企业运作的有关程序与基本模式，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大街小巷，行驶着的虽是上海出产的人力车，晃动着的多是拖着辫子的华人，但当时的新加坡，毕竟是英属殖民地，西方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占据主流、主导地位。从17岁到30岁，表面看来，陈嘉庚在这13年时间里长期依附父亲，没有什么变化，事业也没有多大发展。而当我们深入底里，就会发现在这人生可塑性较强的13年时间里，陈嘉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中西文明两相比较，陈嘉庚会不知不觉地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正是在这种身与心的洗礼中，其人生观念、个人性格、思维方式、办事作风等逐渐走向成熟与定型。
1903年，父亲一手创办、经营的企业不仅破产，而且资不抵债，留下25万元高额债务。按英属新加坡法律，父亲负债，儿子无须承担债务。在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度里，面对父亲的债务，陈嘉庚完全可以“拍屁股走人”，置之不理。然而，深受“杀人偿命、父债子还”传统观念影响的他，为挽回父亲的信誉与声望，主动向债权人承诺：父亲欠下的25万元债务，全部由他来偿还。
在自我施加的沉重压力下，陈嘉庚以筹集来的7000元资金为起点，独自创办了一座名为“新利川”的菠萝罐头厂。资金有限，一切只有因陋就简：厂房以木板、茅草搭建，机器买二手的，采购原料赊账。他每日两次巡视生产车间确保产品质量，每日亲自接见商户代理，每日盘算结账一次，对工厂盈亏了如指掌，以便及时调整方略……
经过一番艰辛努力，罐头厂正如其名“新利川”一样，利润有如源源不断的大川大河之水哗哗流淌。
独自创办企业小有斩获，陈嘉庚继续掘进，看准了呈上升势头的橡胶种植业并介入其中，不久即获利25万元。
尔后，他又创立“谦益号”米行，经营房地产业，开办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
从1904年立志替父还债，到1910年营运总核算，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陈嘉庚不仅还清父债，还积有百万资产。诚如他本人所言：“一种实业的成功，不在初创时拥有雄厚的资本，而在经营得法与否为断。初创时都是极其渺小，经过长期奋斗，渐渐扩大，终成巨富。”
1925年，陈嘉庚公司达至鼎盛时期，他以橡胶业为主，兼营多种产业。特别是橡胶业，形成了集农、工、贸为一体的企业实体及产销对外贸易一条龙的经营方式，橡胶园扩大到60万亩，生胶厂、熟胶厂、黄梨厂等30多座，国内外分店100多个，遍布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代理商49处，公司员工三万余人，总资产以新加坡币计算，多达1200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陈嘉庚公司成为当时新加坡最大的企业之一，他本人则被称为星马橡胶王国四大开拓者之一。一时间，陈嘉庚以“华侨大实业家”之名驰誉海内外。
当年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地位极其低下，绝大多数靠卖苦力为生，被蔑称为“猪仔”。他们吃的是粗菜淡饭，住的是通风、采光极差的“鸽子笼”，等待着他们的，是两手空空、客死他乡的悲惨命运。
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普通华人，负债经营，创办实体，在西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阴影下，能够干出这么一番辉煌的事业，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与大多数华侨相比，陈嘉庚是幸运的。然而，陈嘉庚的成功决非偶然，有丰富的阅历与经验的积累，有诚信、毅力、勤劳、刻苦的支撑，更重要的，还有不断完善的谋划与审时度势的抉择。
其实，每一生命个体在人生的道路上，都面临着无数机会与挑战，就看你怎样选择与把握。
面对父亲的破产负债，陈嘉庚选择了责任与担当，这为他赢来了诚信；创办公司，他选择的是加强管理，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在多种可资拓展的实业中，他看准了橡胶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及军事方面的广阔前景，便大胆试种，成功后又不断扩大种植与经营规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料及产品运输发生困难，他选择了有利可图的航营业；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胶着状态，战争必需品重于消费品，陈嘉庚果断淘汰黄梨罐头业，发展橡胶制品，大量生产胶片，直接运销欧美市场……坚毅果断的正确抉择及脚踏实地的成功操作，造就了陈嘉庚庞大的企业王国。
其实，陈嘉庚可资利用的个人资源相当有限，负债经营起点低，而天赋也显得极其平常，他曾在《个人企业追记》中写道：“至十三四岁读四书注，始有解说，十六岁略有一知半解，既限于天资，又时读时辍，故虽就学许多年，识字甚少。”由此可见，陈嘉庚的天赋、直觉与灵感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格外卓异、特别超群，有如天才。
他的经商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诚实信誉、顽强拼搏、坚韧毅力、坦荡无私等个人优秀的内在品格。
我们将看到，这些品格在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中所起的作用会更其凸显。
陈嘉庚经商取得了异常的成功，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将面临更多的人生抉择。拥有庞大的私人产业，同时意味着拥有随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选择的方式自然多多：可投资再生产扩大企业规模，可馈赠亲友，可供个人挥霍消费，当然，也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众所周知，在个人内在优秀品格的推动下，陈嘉庚选择了后者。
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方式与途径也有无数选择，修路、搭桥、建公园、办学校、造楼堂馆所等等，都属公益事业的范畴。在陈嘉庚眼中，“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于是，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兴教育、办学校。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确曾建立过辉煌而眩目的文明，然而，这种文明却成为后人固不自封、不思进取的包袱，成为遥不可及的光荣梦想。当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便是，凡是昔日文明发达的地方，如埃及，印度，属古巴比伦地区位于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国家，不是动荡与战乱，就是落后与穷困。当某种文明发展到极致而无法突破时，其惰性就会变成一种阻力；而曾受其惠的民众，也会陶醉在历史的荣光中浑浑噩噩地打发时光。
华夏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唯一，然而，她也染上了文明古国难以避免的老昏病，这在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黄色的传统文明被蓝色的西方文明冲击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号称文明古国而文盲率却高达96%，疾病、瘟疾、落后、穷困、饥馑、愚昧、野蛮如密布的乌云纠结缠绕，笼罩在中华大地，压得整个民族喘不过气来。西方列强环伺，稍不留神就会沦入亡种亡国的万劫不复深渊。一切有志之士都在为民族的振兴与富强呼号、奋起、搏击。而教育，当为民族起疲振衰的本源。先贤们大多有此认识，只因当时形势急迫而未能施行，救国甚于启蒙，保种压倒了一切。如孙中山早年在伦敦与严复相遇，严复劝他回国以兴办教育为要，孙中山回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教育固然重要，可来得太慢了，等到初见成效，早已垂暮老矣，个体生命消耗不起呀！于是，孙中山回国后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以建立一个民主人民共和国。
在此，我们并不想对孙中山当年的选择说长论短，迫于形势的危急，他不得不投身政治与军事。只是政治、军事要人做，教育、文化更要人做。政治、军事可以立竿见影，而教育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封建王朝也如走马灯似地更迭兴衰不已，唯有潜在的文化，静静地流淌不息，守护着我们的根本。而文化，又由教育决定与改造。
陈嘉庚置身新加坡，放眼五大洲，苦苦地探索着西方富强的内在根源：“英美德法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百人中则占九十六人，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由此，他得出“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结论，并决定付诸施行。
陈嘉庚携巨资踏上了归国航程，与某些衣锦还乡的成功者相比，他的归来并非为了炫耀，而是投资教育，造福乡梓。陈嘉庚心中装载着的，是国家的振兴与富强，远远超出了个人与家庭的狭隘范围。
他考察了福建省会福州及同安县的教育现状，感到祖国的教育实在是太落后了，学校少，条件差，教学质量堪忧。而他每每所到之处，但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裸体者”。面对此景，陈嘉庚不禁忧心如焚，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少儿与教育无缘，长此以往，我文明古国“恐将退处太古洪荒之世”。于是，他决定以故乡集美为办学试点，从小学办起，尔后中学、大学，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模式。
其实，早在1894年，陈嘉庚的实业稍有起色，收入略有盈余，就出资2000元在集美创办了惕斋学塾。尽管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陈嘉庚捐资办学之始，但惕斋学塾毕竟规模有限，教学内容、方法也与传统私塾没有什么两样。而眼下的兴学，与往昔自不可同日而语，陈嘉庚不仅要扩大建校规模，广泛吸纳学生，还要办成现代新式学堂。
1913年1月27日，乡立集美小学样借陈氏祠堂等地开学了，学生135名，分为五个班，从而结束了集美分设私塾的落后教育局面。然后，陈嘉庚又在村西选址，日夜督工，在短短八个月之内修建一栋木质校舍。于是，学生们告别借读的祠堂，搬进正式校舍。
与此同时，陈嘉庚还创办了女子小学。女子上学，这在集美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儿，为吸纳学生，校长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学校还特地规定，女子上学不仅免费，每月还可获得三块大洋的补贴。
陈嘉庚的办学事业得到了胞弟陈敬贤的支持，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想当年，陈嘉庚第一次应父命前往新加坡时，陈敬贤还不到两岁，而现在，他已出落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并在新加坡有过一番经商历练。为了帮助兄长，1916年，陈敬贤离开新加坡回到集美，开始大规模建设学校。从此，陈敬贤便与陈嘉庚的名字连在了一起，集美学校师生将陈嘉庚称为“校主”，陈敬贤称为“二校主”。
1918年，陈嘉庚从自己的做人准则、办事精神中提炼出“诚毅”二字，作为集美学校校训。诚者，以诚待人，忠诚祖国，大公无私；毅者，以毅处事，果断坚毅，百折不挠，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精髓与体现。“诚毅”二字不仅写在木牌上，刻在石碑上，更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贯穿在90多年来的集美教育事业与发展之中。“树人须百年，美哉教泽长。‘诚毅’二字中心藏，大家勿忘，大家勿忘。”无论何时何地，以“诚毅”为本的做人准则伴随着《集美学校校歌》，将永远飘荡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集美学子心头。
以集美小学为起点，陈嘉庚借鉴西方教育文化，建立各种类型的专业学校。为彻底改变福建教育落后的状况，陈嘉庚兴办了发展教育的“工作母机”——师范学校，将招生范围扩大到闽南30多个县，所有费用全由学校包干；为了“力挽海权，培养专才”，陈嘉庚创办了集美学校水产部，后发展为集美水产航海部；为改革旧教育制度，陈嘉庚创办集美商校，并根据学校课程开办实习商店、实习银行，开创店校结合、行校结合的办学模式……总之，陈嘉庚一改传统教育“死读书，读死书”的观念，强调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协调发展，学生“不但要教其识字而已，其他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需要与正课相辅并生”。这样的办学理念不仅在上世纪20年代是一个创举，即使在素质化教育盛行的今天，也有着可资借鉴的广泛意义。
有了小学、中学，陈嘉庚决定倡办一所大学，构筑较为完善的教育学制体系。于是，他带头认捐400万大洋作为启动资金，以创办厦门大学。在他的计划中，大学“二三年后略具规模，即向富侨劝募巨款”。
福建华侨当时资产多达百万、千万者不乏其人，但具有陈嘉庚类似胸怀与境界的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陈嘉庚第一次向一位拥有4万万盾资产的同乡富商募捐失败，又向万隆泗水的两位富侨劝摹为厦门大学建一座图书馆，所需资金不过数万，但也相继遭到拒绝。陈嘉庚不由得仰天长叹：“自助者天助！”失望之余，他决定全力发展自己的公司，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投入教育，独力支撑厦门大学。
为寻找理想的厦门大学校址，陈嘉庚带领一干人马，踏遍厦门岛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位于南普陀寺前东侧的原郑成功演武场成为首选之地。这是一块背山面海、风景秀丽的地盘，陈嘉庚决定将它建成面积两千余亩，可容纳三四万名学生的大学。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学生也不满千人，而陈嘉庚心中却有三四万名学生的宏伟蓝图，其胸怀、气势、眼光确实非同一般。而令人感佩的是，他的规划并非空中楼阁，乃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
1921年4月6日，中国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学，首届招生136名。
同年5月9日，厦门大学正式奠基。
陈嘉庚及聘任的校长，都想通过厦门大学而“建立中国最新、最完善之文化”。厦门大学刚刚成立，便拥有许多超乎国内其他大学的优越之处，仅教授薪金就定为三百大洋，远远高出当时一般教授数十大洋的薪金水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厦门大学就吸引了文学家鲁迅、林语堂，数学家姜立夫，化学家刘树祺，物理学家朱志涤等大批来自国内外的一流教授学者。
华侨置身海外，祖国是他们的血脉与根基，是他们背后的支撑与依靠。国家强盛，他们的腰秆会挺得笔直；国运跌落，他们也将倍受凌辱。国运的兴盛与衰落，华侨的感受会更为敏感，更加深刻。
陈嘉庚在海外经营实体获得成功，主要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回报祖国，同时，国内的政治风云、社会发展，也是他不得不关注并介入的重心所在。
为推翻满清统治，陈嘉庚剪辫加入同盟会，并将公司产品商标全部改为钟牌，以喻敲响革命警钟之意；武昌首义成功，福建随后光复，陈嘉庚得知后汇去两万大洋予以支持；1911年12月，孙中山旅欧归来途经新加坡，陈嘉庚见其经济拮据，当即赠送一万元以作盘缠；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发来急需用款的电告，陈嘉庚马上汇款五万……
国内政治动荡，局势不宁，陈嘉庚哪怕不想介入，也不可能。
1923年，闽南军阀混战，集美、厦门交通阻隔，学校师生粮食将绝，陈嘉庚不得不亲冒被流弹击中的危险采购粮食。不久，学生李文华遭闽军枪杀，陈嘉庚悲愤不已，联络各方力量，强烈要求军阀从集美撤军，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辟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为揭露日本意欲侵吞中国的事实真相，陈嘉庚将他掌握的一份“田中奏折”复印一万份，散发南洋各地，使华侨认清日本“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狼子野心。
1938年10月10日，为支援国内抗战，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主席，成为第一个把东南亚各地华侨组织在一个统一团体内的华侨领袖。
华侨捐钱捐物，全力支援抗战。在翻阅当年有关资料时，我发现了一组确凿的具体数字：1937年至1941年间，南洋华侨义捐五亿国币；抗战期间华侨认购两亿五千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献祖国；南侨总会发动华侨多寄侨汇赡养家庭，折国币50多亿元。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有关报告统计，1938年全年战费支出为18亿元国币，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的总战费支出中，海外支援占了三分之二。此外，陈嘉庚还发动华侨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卡车及各种汽车数百辆，组织3000多名南侨司机、机工回国支援抗战……面对尘封的大量事实，惊讶之余，我内心深处涌出的，是对华侨的无尚敬意与感佩。他们背井离乡，顽强奋斗，克勤克俭，好不容易获得一点积蓄，却不图回报地奉献给危难与苦痛中的祖国。血，毕竟浓于水呵！
陈嘉庚怀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不得不关注国内政治；而一旦介入其中，又不得不面临新的抉择——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抉择。
1940年，他回到国内，先到重庆，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与堕落，不由得痛心疾首地说道：“国家有了贪官污吏，无异于胶园生恶草与白蚁。”不久，他又到达陕北延安，感受到共产党的清廉、民主、平等与朝气。两相比较，陈嘉庚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坚定地站在了共产主义这一边！
在人生的多次抉择中，在大是大非面前，陈嘉庚似乎每次都洞察了事物的本质，把握了发展的规律，占据了先进的主流。这，除了敏锐的直感，理性的分析外，更多的则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坦荡胸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毛泽东送给陈嘉庚一幅单条，题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对他的个人功绩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与肯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电邀陈嘉庚回国参政，陈嘉庚虽然觉得“本人对政治是门外汉，并且国语不通”，但出于强烈的爱国赤诚之心，还是回到了祖国。1949年10月1日，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创立者一同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国家安宁，政治清明，陈嘉庚可以一门心思地发展教育了。1950年5月，他在亲友们依依不舍的送别中，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奋斗拼搏长达60年之久的新加坡，独自一人回国定居。尔后，又婉辞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留任京都的美意，回到故乡集美，实践早年“教育立国”的理想。他深信，这一理想不论多么艰巨而遥远，只要“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
陈嘉庚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同时又是一名心中时时充满激情与浪漫的理想家。只知实干必定胸无大志，过于浪漫则又流于幻想。陈嘉庚将实干与理想集于一身，便具有了超越常人的素质、秉赋与风采。
我站在陈嘉庚先生故居前，这是一幢两层古罗马风格的欧式小楼，一眼望去，显得既雅致又简朴。这座故居不同于陈嘉庚出生地，是他出洋后回国修建的，也是他与弟弟陈敬贤兴办教育的工作与生活之所。因此，自1918年6月兴建之日起，此楼就被集美师生及当地百姓称为“校主厝”或“校主住宅”。
抗战期间，陈嘉庚组织“南侨总会”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祖国，受到日寇忌恨，他们纵火焚烧了陈嘉庚公司最大的橡胶制造厂。1938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岛后，又对集美学校、民宅进行疯狂的报复性轰炸与扫射。1939年4月23日，“校主住宅”在日机投下的燃烧弹中全部焚毁，屋顶、楼板、门窗荡然无存，仅剩残垣断壁，默默地诉说着日军的暴行，见证一段民族的屈辱与悲伤。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办好教育，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科技水平，提高综合国力，达到振兴祖国之效。
1950年，陈嘉庚重回故乡集美全力兴办教育。76岁的年迈之躯，焕发出一股蓬勃的朝气与活力，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想在现有学校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规模庞大的集美学村；他重新规划厦门大学的宏伟蓝图，要将它建成海内外著名的一流高等学府。新一届中央政府先后拨款700多万元予以支持，陈嘉庚将所有资金全部用于校舍的修复与扩建，对毁弃的故居，则迟迟没有动工修复。一连几年，故居之地瓦砾依旧，杂草丛生。对此，他曾表明心迹道：“若重修住宅，所需不过两万余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直到1955年，才由政府拨专款，按原来的格局开始修复。1957年底，陈嘉庚再次入住其中，两年后因病前往上海、北京治疗，从此便成永诀。
在陈嘉庚晚年大兴教育的十年中，他主持修葺集美学校校舍四万多平方米，新建校舍13.6万平方米，新建面积比解放前增加两倍多；在厦门大学，也新建了南大会堂、芙蓉群楼等校舍；此外，他还主持建造了以鳌园为中心，包括游泳池、龙舟池、亭台水榭等在内的建筑群，充分开发集美旅游资源，为集美旅游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陈嘉庚故居，于1980年经过再次修缮，已由原来的木质房舍改为钢筋水泥结构。故居一楼，陈列有集美学校校史。二楼居中是陈嘉庚生前的会议室兼会客厅，东侧乃二校主陈敬贤生平事迹陈列室。陈敬贤襄助兄长兴办教育，积劳成疾，年仅50岁便撒手人寰。陈嘉庚早年创建教育有成，与乃弟的支持密不可分。会议室西侧，是陈嘉庚晚年的工作室、卧室、洗涤室、餐厅，里面摆放着陈嘉庚当年用过的写字桌、靠背椅、圆木桌、圆木凳、旧式木床、书橱，以及两张规格、式样迥异的沙发，还有生活用的储水陶罐、脸盆、口盅、搪瓷痰盂等，一切的一切，显得那么简陋朴素。实在难以想象，这里曾是拥有亿万资产，身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旧宅。
二楼西侧另一室设置的玻璃橱窗中，展示着陈嘉庚生前用过的棉背心、蚊帐、鞋帽、手杖、剃须刀、布伞等遗物。特别是那把布伞，别致到了不伦不类的程度：伞布破了，补一补再用；年长月久，补丁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实在不能再补了，就将原来的布块拆除，重行蒙上一块新的白布；只要伞架完好，便舍不得丢弃。布伞静静地躺着，凝望中，主人陈嘉庚的形象不觉凸现在我的眼前，笔挺的西装显出他潇洒的风度、严谨的作风与昂扬的气质，头上的礼帽折射出传统文化的烛照，而嘴唇的一抹胡须，则透出一股坚毅顽强的神情。恍惚中，我似乎听到了当年他那简短质朴、掷地有声的闪光话语：“（伞）不像样不要紧，能用就行了！”一位亿万富翁撑着一把破伞在暴风骤雨中迈步前行，该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只要这么一想，陈嘉庚那搏动跳跃的赤子之心，便强烈地震憾着每一个认真面对的灵魂……
出了故居，在一棵飘着幽幽馨香的玉兰树下走过，我们来到了位于故居西侧的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列馆。馆有三层，分为三个展室，以文字、照片、实物等方式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陈嘉庚的一生。
生平事迹中，最令我感动的是“毁家兴学”的无私奉献。
陈嘉庚捐出资产，承担责任，兴办教育，并没有谁强迫过他、要求过他，一切的一切，完全出于个人的自觉与自愿。推动着他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是对故土的深沉挚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他完全可以坐拥亿万资产优哉游哉地享受人生，也可以象征性地捐出一笔款项博取美名，然而，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陈嘉庚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智慧，全部的财富！
1926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陈嘉庚公司也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工厂、企业第一次出现严重亏损。尽管如此，他仍为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支出90万元。此后三年，陈嘉庚公司连年亏损，资产损失过半，在艰难地支撑公司危局的同时，他依然没有中止办校经费的支出。1929年，陈嘉庚公司累计亏损320万元，已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此时，英国汇丰银行副总经理查理找到陈嘉庚，愿意给予一定的照顾，但“必须停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两校为条件”。陈嘉庚想也没想，就断然拒绝了。他宁可公司破产，也不愿牺牲个人理想与教育事业。
为求生存，1931年，陈嘉庚不得不对公司进行改组，成立陈嘉庚有限公司。身任董事、经理的他每月领取工资4000元，留下100元作生活费，其余的全部汇往集美学校。财会人员不无担忧地问道：“你家里生活怎么办？”陈嘉庚答道：“家庭费用由业已长大的子女们自行照料，3900元每月及时汇出，别误。”他还将位于新加坡经禧律42号已经过继给长子、次子的三幢大厦卖掉，“出卖大厦，维持厦大”，资金汇往国内作为办学经费。
1933年，陈嘉庚有限公司又遇到了困难，一位大银行家主动找到他，愿意提供资金，帮助他再创实业，但条件依然是不供厦门大学、集美学校两校经费。陈嘉庚坚决回道：“不！企业可以收盘，但学校不能停办。”又说：“学校如果关门，影响社会之罪大。”
陈嘉庚晚年在集美兴学期间，月薪539.8元，但他自定每天不超过5角钱的伙食标准，每月留下15元用于生活开支，其余的全部存入集美校委会会计处，作为建校费用。
陈嘉庚在遗嘱中规定家人每月每人生活费男子25元，女子20元，有职或出嫁的不给；其他积蓄，全部捐给集美学校充作经费，总计多达300多万元。他说：“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在论及爱子观时又道：“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
在金钱方面，陈嘉庚有一条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据不完全统计，陈嘉庚累计捐出用于教育的资金达1亿多美元，在国内外创办、支持和赞助的各类学校发展至今，已有118所。
在陈嘉庚刚刚创办厦门大学时，黄炎培就曾说过：“发了财的人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嘉庚先生。”
岁月匆匆流逝，近百年光阴一晃而过，能像陈嘉庚这样“肯全部拿出来的”，至今我们还找不出第二人。
陈嘉庚的捐献为何如此决绝彻底？除“为爱国愚诚所迫”外，更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他人。1920年，他在一次筹办厦门大学的会议上说道：“兹出家财之丰，或十分之三四，恐仍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并亲自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成功，使其华侨有所感动也。”
的确，在陈嘉庚的影响下，海外华侨掀起了一个捐钱捐物、回报祖国的高潮。
陈嘉庚公司停盘，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办学经费遇到严重困难，陈嘉庚向马六甲曾江水募15万，新加坡叶玉堆募5万元；而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不仅于1935年为学校募捐35万元，在16年任职期间不拿一分校长薪金，还在临终前立下遗嘱，为厦门大学、新加坡华侨学校捐资40万；陈嘉庚族亲陈六使于1942年一次汇款700万支援祖国，他的长女婿李光前创办“李氏基金”，为星马地区的8所大学、20所中小学提供资助2000万港币……
在此，我想将其名为“嘉庚现象”。
春雨润物细无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陈嘉庚的倡导、感召与精神作为一种优秀传统延续下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投资办厂、捐资办学，为祖国的崛起提供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福建省经济总量居全国第22位，2001年跃升为第11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建华侨在全国首屈一指，正是他们的投资与捐献，才使得福建的经济实力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与提升。
海外华侨，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与联系。
中国最早的华侨，便是循着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出国从事商贸活动的侨民，他们从流寓到定居，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华侨聚居区，但数量毕竟有限。大规模的出国高潮，乃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多重因素制约，他们大多以卖苦力、当小贩为生，或以三把刀（剪刀、剃刀、菜刀）作为谋生手段，介入缝纫、理发、餐饮行业。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论东南亚城镇的形成，还是横贯美洲各大铁路的通车，无不渗透、凝聚着华侨的智慧与血汗。
置身海外，侨民们总是相互帮衬抱成一团，形成固定的聚居区，兴华文学校，办华文报馆，保留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传统习俗、伦理道德，对祖国有着一股特殊的眷恋与深情。
为使中国文化在异国他乡得以传承、延续，陈嘉庚鼓励华侨子弟回集美读书，不收侨生寄舍费与学杂费。为团结海外华侨，陈嘉庚一番深思熟虑，决定修建一座象征性的建筑——归来堂，“取其坚固雅致，能传之久远，以期后辈不忘家乡之义”。令人遗憾的是，直至去世，陈嘉庚的这一愿望都没有实现。时任总理的周恩来获悉陈嘉庚这一遗愿后，立即指示从速兴建。1962年秋，归来堂终于竣工落成。
看过陈嘉庚生平事迹展览，走出陈嘉庚故居，穿过一条不宽的马路，我们便见到了归来堂——白石砌墙，飞檐画栋，琉璃瓦屋顶，极富民间传统建筑风格，给人以庄重厚实之感。是的，漂泊他乡的游子回到祖国怀抱，有一处落脚之地，心中自会涌出一份难得的踏实、温暖与光明。
1983年，归来堂又扩大为占地约一万平方米的归来园，庭堂、亭榭、水池、鲜花、绿草、竹丛相互辉映。归来园内，还矗立着一尊高2.3米，重一吨的陈嘉庚铜像：嘉庚先生神态自若地眺望南方，仿佛正以伟大的人格，神奇的魅力，召唤着海外华侨的归来，为祖国的建设与崛起增砖添瓦。
陈嘉庚在集美的纪念胜地，已形成三片六景：一处为陈嘉庚故居与生平事迹陈列馆，另一片为归来堂与归来园，这两片四景相互毗邻；还有一处稍远，便是位于集美镇东南角的嘉庚公园与鳌园。
小车缓缓驶动，向嘉庚公园与鳌园驶去。
如今的集美，在陈嘉庚的打造与影响下，可谓今非昔比。高集海堤与厦门大桥将集美与厦门岛联成一体，集美镇离厦门市区约16公里。2003年底，厦门市进行区划调整，集美区面积已达270平方公里，人口约28万。在厦门市建设海湾型城市的规划与进程中，集美作为海湾的中部，有着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
集美的街道并不宽阔，建筑也不甚高大，但整个市区面貌，透着一种洁净、雅致与温馨。
伴随大规模的兴学活动，自然出现了一批教学大楼及礼堂、图书馆、科学馆、音乐室、钟楼、医院等相关建筑。在设计这些建筑时，陈嘉庚充分考虑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既具传统闽南红砖民居特征，又有西洋欧式风格。具体而言，便是以西洋风格或外廊式建筑为主体，加上重檐歇山顶、三曲燕尾脊等传统闽南式建筑屋顶，每一座都显得个性突出、新颖别致，而当它们汇为一个整体时，又是那么艳丽漂亮、赏心悦目。人们将这种中西结合建筑形象地比喻为“穿西装，戴斗笠”，又以“嘉庚风格”四字概括。因此，当它们作为一个群体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如雨后春笋耸立在集美镇、厦门岛时，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延续至今。
集美镇由集美学校发展为集美学村，这些建筑逐渐遍及全镇，影响、改变并决定着当地居民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这是一片诞生在中华大地的别致建筑，仅为厦门地区所独有。它们耸立在大海边，或鹤立于普通建筑群中，在蓝天、白天、绿树、碧海的映衬下，显得厚重而灵动、现实而浪漫，为建筑园地增添了一名新的“家庭成员”，在中国建筑史上树起了一块独特的碑石。
如今，集美学村已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海外教育、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占地面积与陈嘉庚逝世时的1961年相比，扩大了四倍多，在校学生多达三万余人。而由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具有较大影响的综合性大学，为社会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宝贵人才，仅2004年夏天，就有4000名学生从这里毕业。
陈嘉庚，一个看似普通的常人，凭着自己的诚毅、顽强，创造了一系列惊人的奇迹：负债经营创建庞大的企业实体，团结八百万南洋华侨支援国内抗日战争，没有学过系统的建筑理论却设计建造了一批具有嘉庚风格的经典建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提出“教育立国”的理念并付诸实践，在故乡撑起了这么一片亮丽而瞩目的教育天空……
毋庸置疑，陈嘉庚改变了集美，提高了厦门的知名度与综合实力。仅旅游而言，厦门被评为国家4A级的旅游区共两处，一处是久负盛名的美丽小岛鼓浪屿，另一处便是位于集美的陈嘉庚纪念胜地。如果没有陈嘉庚，厦门的文化氛围将大为减少，文化品位也将大大降低，这是谁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穿行集美，置身厦门，到处都是陈嘉庚的气息，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精神汇聚在一起，它们仿佛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场”，一股强大的“核能”。成千上万来自大江南北的莘莘学子经过“场”的浸润与“核能”的辐射，又将它们带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冥冥之中，一个人的影响与力量是如此之大，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由陈嘉庚，我不禁想到了清朝末年的武训，他通过乞讨、放高利贷等手段，购地兴办“义学”。武训走的虽是另一条办学之路与建校模式，但在本质上与陈嘉庚却是相通的。由武训，我的思绪不由进入了“文革”时期对电影《武训传》及武训其人的猛烈批判。于是就想，如果陈嘉庚的生命延至“文革”，肯定会躲不过一场肉体与精神兼而有之的声势浩大的批判。那时的陈嘉庚该作何感想？又该是多么地伤感与心酸呵！只是这样稍稍一想，我的心头，便有了一股深深的惶惑、恐惧与悲哀。
所幸陈嘉庚死得其时，没有亲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难以看到当年针对他的“教育救国论”所发动的荒谬批判，无法知悉对他及集美校委会所进行的攻击诬蔑与歪曲诋毁……更所幸的是，那场浩劫已成为历史与过去，中华民族在颠踬与挫折中开始变得理智、清醒与成熟，那种疯狂与愚昧，是再也不会重演了！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在北京一家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8岁。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朱德、陈毅、廖承志等首都各界2000多人公祭陈嘉庚先生；海外华侨，也掀起了一个悼念陈嘉庚的热潮。生前正气，死后哀荣。陈嘉庚的遗体被运回故乡集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如今，陈嘉庚陵墓已与嘉庚公园、鳌园融为一体。
嘉庚公园以鳌园为主体扩建而成，按传统园林布局，具有纪念性、文化性、游乐性等特点；而鳌园，又以集美解放纪念碑及陈嘉庚墓为主体。
走进嘉庚公园，满眼是高低错落的亭台楼阁，它们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嘉庚建筑风格。
鳌园座落在三面临海的一座小岛上，小岛形如巨龟大鳖，闽南人视龟鳖为吉祥长寿之物，泛称为鳌，故名鳌园。
来到鳌园门廊，左右两侧全是画面，上部是50米长的青石镂雕，撷取中国古代史与现代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下部为陈嘉庚生平事迹摄影图片展览。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左侧总名为“诸葛亮马前课”的24幅石刻。所谓诸葛亮马前课，即孔明卜卦，是一本占卜预言书，叙述三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近两千年的有关历史真相。清朝时该书藏于圆明园，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时被英人劫去，后由留英学生购回印售。此书国内很少看到，陈嘉庚避乱印尼爪哇时偶然得之，一番揣摩，慢慢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道道，将它视为一本预言中国历史发展的奇书，并对书中的预言及其解释深信不疑。对此，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视作迷信，而我，则更多地将其看成一种奇妙的神秘。茫茫宇宙，存在着许多人类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不信鬼神，不信任何宗教，但我相信冥冥之中的神秘与力量，常以一种敬畏的情怀视之。
步入鳌园，仿佛进入了一个石头的艺术世界。除门廊、游廊外，围墙、栏杆、柱子……到处都是影雕、沉雕、浮雕、线雕、圆雕、镂雕、水泥雕等各种形式的雕刻之作。“精美的石头会说话”，这些静止的石头经过一个个能工巧匠的雕凿打磨，正以栩栩如生的形象，向游人述说着自然的神奇与历史的奥妙。
鳌园中心，耸立着一块高大的集美解放纪念碑，上面题刻着毛泽东的手书。由毛泽东主席为一处区镇级的解放纪念碑题名，实属罕见。因为陈嘉庚的诚请，集美才获得了如此殊荣。纪念碑的高度、台阶、雕刻与文字，将陈嘉庚的生平事迹与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结合在一起。
终于来到了坐北朝南的陈嘉庚陵墓前。墓表由13块水磨石镶成，呈龟寿形，与鳌园的总体形象相互呼应。墓碑为白色水磨花岗石，墓圹形似马蹄，周边15块青石浮雕，再现着陈嘉庚前半生的重要经历。
默默地站在陈嘉庚墓前，我的脑海里，突然涌出四个字来：大无大有。
是的，我想用“大无大有”概括陈嘉庚辉煌的一生。他捐出了所有资产，落得口袋空空，两手空空。然而，他的个人资产却变成了社会财富，恩泽后世，哺育着一批批栋梁之材；他的高尚人格与诚毅精神，正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昂扬向上；他在失去了个人物质的同时，又实实在在地拥有一切，拥有整个世界！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无即大有，陈嘉庚是一位少有的洞穿了人生真谛的血肉之躯。
海风阵阵，潮水渐涨，盛夏的阳光穿透洁净的空气浮光跃金地照耀大地。我眯缝双眼，将目光推向遥不可及的远方。除了碧蓝的大海，蔚蓝的天空，飘浮的白云，我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但我知道，天空中正运行着一颗编号为2963的小行星，那是一颗经由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命名的“陈嘉庚星”。嘉庚先生的灵魂正依附于那颗行星，俯视着我们芸芸众生。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曾有许许多多古今中外人物出现在我的笔下，对他们，我全都持有一定的距离与保留的态度，既率性又客观地臧否褒贬。是的，只要是人，哪怕再伟大也罢，再神圣也好，总会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然而，当我面对陈嘉庚先生，不禁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完全征服了。我的心中，除了敬佩，就是服膺。
一个人，舍弃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财富与享受，向社会捐出所有，奉献一切，这该是一种怎样的超脱与境界！
近一百年来，也只有陈嘉庚一人能够做到。
因此，他是我眼中少有的完人与圣人。嘉庚人格、嘉庚现象、嘉庚建筑、嘉庚精神，在我心中，构成了一个完美而和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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