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对瞿秋白而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17岁那年，母亲因家境困窘之极与流言蜚语的中伤，吞服烧酒拌和的两盒火柴头，在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痛苦折磨中凄然离世，这种不正常死亡的阴影从此便深深地烙印在他那忧郁而敏感的心头。自从投身革命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秋白也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而在他担任党的重要领导人期间所经历的一系列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加之久治不愈的严重肺病，更使他感到“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心中长期盘踞的念头，就是“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回忆1930年初或是1934年8、9月间的情形，一连用了三个“休息”，并在后面打上两个惊叹号。人生有大休息，也有小休息，秋白所说的“休息，休息，休息”，自然是指离开人世的“大休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休息，对人生痛苦的解脱与灵魂的永恒安息。
尽管如此，当死亡真正降临时，瞿秋白还是感到了一种本能的对人生的依恋与执着。
红军主力决定转移，秋白收拾好行李，准备和大家一起长征。据吴黎平在《忆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一文中所叙，当瞿秋白突然得知自己将要继续留守苏区时，神色黯然，“心情有些激动，但没有吭气”。会后吴黎平邀请瞿秋白到他家吃饭，“秋白同志那天酒喝得特别多，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国民党必将以十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把一个重病在身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留下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然而，党性原则极强的瞿秋白除了服从外，终究是什么也没说。但透过神色黯然、一声不吭、大量喝酒等神态举止，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窥见到他那复杂的真实心态。秋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心胸狭窄的当权派王明等人是不会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带在身边的。当然，他们防备了瞿秋白，却疏忽了当时也是重病缠身的毛泽东，一场“遵义会议”，就将一部中国革命现代史给全部改写了。
1935年初，国民党以十万多正规军的绝对优势兵力，还有空军的协助，向坚守苏区的少量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伤亡颇大，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头突围。而此时，瞿秋白的肺病也愈加严重了。中共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瞿秋白从瑞金突围转移，取道香港赴上海就医，同行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及身怀有孕的项英妻子张亮。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商人及眷属离开江西瑞金，18日抵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并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瞿秋白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想到，正是汤屋的逗留给他的人生埋下了隐患与祸根。为保证瞿秋白等人的生命安全，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又抽调了200多名战士沿途护送。在汤屋，苏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之中。他们昼伏夜行，安全地通过了敌人一层又一层严密封锁，于2月24日拂晓渡过汀江，来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桩岭附近时，阴沉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连四天，他们攀山越岭，秘密行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早已疲累不堪。加之一路行来，并未遇到什么危险，也就放松了警惕，决定吃个饱饭，避避雨，休息调整一下，下午继续上路。没想到一时麻痹，酿成无法挽回的惨重后果。他们正在山上一户人家吃饭时，被地方武装保安团发现，立时遭到围攻。邓子恢突出重围，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身体虚弱、行动艰难不幸被俘。
瞿秋白与同时被捕的张亮、周月林按事先的化装及准备好的口供应对审讯。秋白说自己名叫林琪祥，36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曾在上海经营旧书店与古董生意，后又学过医术，在游历漳州时被红军俘虏，送到瑞金后在红军总卫生部任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等职。而张亮则是一名被红军“绑票勒索”的香菇客商老婆，周月林为红军护士，她们俩自然都用了化名。
瞿秋白被俘不久，便押解到上杭监狱。因从瞿秋白身上搜出黄金、港币等贵重物品，且随行人员大多携有驳壳枪，保安团怀疑所谓的林琪祥极有可能是一员共党“要人”。然而，不论敌人如何严厉审讯、酷刑逼供，瞿秋白始终坚持最初口供，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林琪祥。因为事先有过可能被捕的心理准备，所以瞿秋白的年龄、外表、气质不仅与扮演的林琪祥这一角色十分吻合，其心态也相当从容，敌人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于是，他们准备放人了，只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证明身份，或是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明自己与共产党确实没有关系，就可以开释。
鲁迅、周建人、杨之华收到瞿秋白以林琪祥名义写来的信，得知秋白落入敌手，立时采取营救措施，找铺保，汇钱寄物。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遭敌袭击牺牲，其妻徐氏被俘，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供出了在濯田地区抓获的俘虏中，就有共产党的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因为瞿秋白一行在汤屋停留时，曾受到万永诚夫妇的热情接待，徐氏自然知道瞿秋白的行踪。
后来，为追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无辜的张亮与周月林可谓背尽了“黑锅”，因为随行人员中，只有她们俩知道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一时找不到真正的叛徒，“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也就顺理成章并为多数人所认可。并且很快就有了一则关于张亮的传闻，说她出狱后辗转来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找到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项英一见叛徒妻子，怒不可遏，不待张亮辩解，当即拔出手枪，将风尘仆仆的张亮一枪击倒在地。直到今天，这一传闻仍以讹传讹地在报刊、网络广为流布。其实，项英当时颇有耐心地听完了张亮的叙述，一同听完的还有曾山。张亮并非死于丈夫枪口，而是将儿子送往延安后，于返回皖南的乱世途中失踪。而活着的周月林更是惨遭折磨，解放后一直关在监狱里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在一份国民党当年的报纸上发现“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的报道，且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等资料相互印证，才给周月林平反昭雪，无罪释放，并为她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办理离休手续。
当年指认瞿秋白的郑大鹏是一名被俘的苏区收发员，他虽然没有担任红军要职，但因工作关系认识瞿秋白。投降变节的郑大鹏于暗处证实，所谓的林琪祥确系共产党前任领袖瞿秋白。
于是，情势急转直下，瞿秋白作为要犯于1935年4月25日左右解送到设于长汀一中的国民党36师师部。以防意外，上杭方面派出一个连押送，36师派出部队中途接应。
瞿秋白刚被敌军抓获时，采取的态度是积极求生，期望等待。而身份一经暴露，秋白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对审讯的敌人坦然一笑道：“既经指认，也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述口供，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瞿秋白心里比谁都更加清楚，身份确认后无非面临两种结局，非死即降，二者必居其一。降非所愿，那么只有待死一途了。当希望破灭，早已作好赴死准备且曾经多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的瞿秋白也就彻底打消一切生还努力。从所有留存下来的资料来看，就连破壁越狱这一羁押者最容易闪现的念头，秋白心中也从未有过。
而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及瞿秋白妻子杨之华，仍在想法营救。特别是对瞿秋白怀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深厚情谊的鲁迅，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他打算与陈望道一同发起公开营救活动，未获成功；又通过蔡元培的声望及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内部打开“缺口”，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特别是国民党右派代表戴季陶坚决要求“处决”瞿秋白。
国民党36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多为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师长宋希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对他的学问甚为仰慕。瞿秋白的身份暴露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再也不是普通囚犯的待遇，而是住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伙食按国民党36师师部人员标准，有时还加几两白酒。自师长宋希濂以下所有与瞿秋白打交道的官兵，都对他表现出相当的尊重，皆以“瞿先生”相称。
瞿秋白囚于一室，失去人身自由，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感到了自由的可贵与生命的紧迫，而给敌人的印象，却是从容而坦荡，表现出一副不卑不亢、刚柔兼济的态度。瞿秋白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赋得一手好诗，还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印。国民党官兵知道后，求诗索印者不断。秋白也不拒绝，平日忙于革命及党务工作，难有吟诗刻印的悠闲，在“大休息”之前，重温一下昔日所学，也算是对人生的另一种总结吧。一有机会，瞿秋白还不忘向看守他的士兵宣传一些共产主义思想与道理。
这期间，敌人少不了要他写一些所谓的招供之词。在一篇长长的“供词”中，瞿秋白写的是苏区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国民党军队残酷的军事围剿予以严厉谴责。瞿秋白虽然深受王明路线的折磨与危害，并对肃反扩大化持有异议，但他坚持党性原则，在“供词”中并未透露半分。国民党文人赵庸夫曾对这篇“供词”作过一番“点评”“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
从隐瞒身份到叛徒指认，秋白的内心深处，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与艰难痛苦的转型——从希望到绝望，从绝望到坚强，从坚强到反思。
敌人外松内紧，瞿秋白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终点，正一天天地向他逼近。他知道死亡的不可避免，他不惧怕死亡，但总觉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件紧迫的事情没有完成。
自关押在长汀一中国民党36师师部后，瞿秋白那多病的身体，除有些咳嗽、头晕外，却没有生过一次大病。如果换了常人，羸弱的身体不堪精神重负，病情会更加严重。而秋白则不然，一种无可言说的力量支撑着他在人生的最后期限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便是他以惊人的坦诚留下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
这是一件非完成不可的大事，又是一件不得不认真对待、慎重考虑的大事。写，还是不写？秋白进行过拉锯式的反复思想斗争，内心十分矛盾。不写的话，一些个人隐密将随着肉体的消亡带入坟墓，永难为人知晓；而将一些内在情绪、真实想法形诸文字，又会带来一种怎样的后果呢？也许会遭致敌人的利用，同志的误解。身份刚一暴露，秋白肯定就动过书写的念头，可直到一个多月后，也即5月17日，他才打消犹豫，开始动笔。
他不知道国民党会怎样处理他的文稿，是全文留存发表，还是断章取义、大加删改，或者干脆销毁了之？他更不知道自己的文稿能否送达同志、亲友手中，并且连如何处理、请人转达、秘密送出之类的努力也不曾有过。他不知道，也不想、不管、不问，只是凭着生命的本能，在一种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下进行写作，对自己人生来一次总结，向个体生命作一个交待，给复杂历史留一份见证。死亡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只有到了这样一种生命“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的最后关头，瞿秋白才抛开一切顾虑，进入亢奋的创作之中。
既然要写，就写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人生道路，真实的思想认识，真实的心理状况……不矫情，不掩饰，不诿过……当然，这也得有一个前提与底线，那就是不能暴露有关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机密。
再过一段时日，灵魂便从躯体脱窍而出了。于是，秋白就以这样一种即将来临的状态，让灵魂跳出肉体，对自己36年的人生进行一次全面客观的审视与反思。生死已不重要，功名利禄早已置诸脑后，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也不予考虑，个人荣辱更是不在话下，重要的是坦诚与真实，“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于是，我们所见到的《多余的话》，便是一篇撇开了多重顾虑、超越了外在羁绊、达到了自在境界而留下的叙述——一份人生道路的真实记录，个体灵魂的深刻剖析，思想信仰的逻辑发展，复杂心灵的坦荡呈示。
秋白说他并无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不过想“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与变故，他母亲自杀、家庭离散后，便独自一人跑到北京，挑了一个既不要学费，又不要资历的学校——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于是便开始了一段在他看来属于“历史的误会”的人生历程。“五四”运动一开始，瞿秋白在谁也不愿出面的情况下，不得不担当起俄文专修馆总代表之一，成为学校的“政治领袖”。李大钊、张崧年等人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秋白因为俄文及对社会主义最终理想产生兴趣的缘故，也就加入其中，并读了一些促进思想猛进的书籍。然后就有了机会去莫斯科，秋白原意，是想看看那“新国家”，并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地研究一下。适逢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秋白就当了他的翻译。陈独秀回国时，也就跟着一同回到了北京。在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常委会。至此，秋白完全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不得不放弃平生酷爱的文艺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
瞿秋白笔下描叙的人生历程，真的就像一个苛刻者审视着另一个与他不甚相干的个体。没有豪言壮语，也不刻意装点自己拔高自己，只是凭着事实的真相与本色，静静地述说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置身国民党监狱，还能保持如此平静的心态，一种豁达的胸襟、人格的魅力、高尚的情操顿时跃然纸上。
武汉国共分裂之后，陈独秀退出中央，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在他担负共产党直接政治领导人的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约一年时间里，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暴动与秋收起义。这三大起义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挽救了共产党，也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秋白将功绩归于其他同志，说他只不过发表了一般的政治主张，因为对组织特别是军事不甚明了，也就完全听凭组织部军事部去办。这时，他对自己所扮演角色已明显地表示不满，觉得自己没干实事只在空谈，就想退出领导核心位置。而这样做，“又觉得好像是拆台”，他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终究说不出口。于是，秋白就在一种勉为其难的状态下继续留任要职，竭尽全力地工作着。无可形容的重负压在肩头，十天八天不安眠是常有的事，长期的消耗弄得他身体衰弱，精神倦怠。直到1931年1月上旬，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撤销领导职务。外力的作用除却了他内心一直想解脱而又难以启齿的重负，他当时的感受，是“觉得松了一口气”，终于得到了一个休息调整的机会，
在秋白主持工作期间，率领中国共产党摆脱右倾路线，闯过险遭国民党扼杀的难关，经历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艰难转折，功莫大焉。然而，秋白对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实际情况的指手划脚一直不满，在他们的控制下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他的所谓“盲动”，很大程度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所带来的后果。苏联对中共的控制，除了不懂中国国情外，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几乎都是在围绕苏联转圈，为苏联服务，为苏联“保驾护航”，创造一种有利于苏联存在和发展的东方环境。于是，秋白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的想法，对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提出批评，并在处理某些具体事情时得罪了联共。秋白的做法自然引来联共及共产国际有关领导人的忌恨，撤职打击也就在所难免。而此后深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并严格执行其方针路线的李立三、向忠发、王明等人也就在“左”倾的道路上一以贯之、“合乎逻辑”地越走越远，由盲动错误发展到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乃至不成比例的情况下，冒险与教条使得中国共产党惨重损失，不得不进行万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
瞿秋白虽然早就不想担任要职，但共产国际的粗暴作风、宗派主义、政治打击仍让他感到压抑与不满，体面而愉快地离开领导职务，才是他心中的渴望所在。
我曾多次捧读约两万字的《多余的话》，感受最为深切的，就是瞿秋白的一生，总是处于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作用于他的身体，一种无可言说的痛苦与沉重、压抑与灰暗、勉强与无奈撕扯着他的灵魂。
秋白出身于世代读书做官的绅士家庭，儿时的生长环境与生活背景决定了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绅士意识及贵族知识分子气质，“一种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然而，他不得不时时压制这样的意识与情感，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创造新的情感、新的理智与新的意识；他个人最为爱好的是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然而，他不得不撇开所爱投身到不感兴趣的政治组织工作之中；他只想在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名教员，而那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却让他当上了共产党的领袖；他是一个连杀一只老鼠都不会、也不敢的懦弱书生，却不得不领导共产党开展所谓“杀人放火”的武装暴动；他在做着繁重的政治工作时，心中想着的，却是“替别人做的”，每次开会也希望早早结束，好回到属于自己的个人天地；他内心有着自己的政治观点、独到见解，却不得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他内心有时软弱得如同一个“婆婆妈妈”，可有时却坚如钢铁；他认为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可又不得不在党内党外进行一系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他身体虚弱，1919年就得了吐血症没有好好医治，而1926年的肺结核已使他的生命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可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迷的几天外，其他时间，都在一刻不停地学习、工作、思考……
我们在《多余的话》中所读到、认识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二元人格、复杂思想、矛盾心态的真实人物。秋白以一种超拔的努力，让自己的灵魂站在炽目耀眼的聚光灯下，拿着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着另一个曾经的自我，切割、化验、分析，那种犀利与透彻简直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一个人，能够这样地解剖自己、审视自己、反思自己，暴露内心真实世界，点中自己的“穴位”，道出自己的弱点，敢于承担，勇于自责，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除了瞿秋白，在我心中还没有他者与之比肩。当然，也有过类似解剖自己的文章、书籍，他们不是囿于时代局限、个人见解、狭隘视野，就是矫情伪饰、刻意曲笔。唯有瞿秋白，以一个文人兼政治家的特殊身份，一个平民而领袖的丰富阅历，一种超越苦难的勇气决心，一种洞彻人生的坦诚洒脱，才能达到这样少有的高度与深度。
秋白一旦撤职，也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他虽然还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教育部长等职，但多属“清闲职务”，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还得遭受各种指责、批判乃至宗派主义、左倾路线的迫害。据有关资料记载，就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陆定一也有意避免与瞿秋白接触，以免引起他人的猜测怀疑，遭致更大的迫害。
在压抑与迫害的沉重氛围中，秋白没有怨天尤人，仍是以一副坦荡的态度，将成绩归功于别人，错误归咎于自己。他对自己那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与二重人格给革命工作带来的客观效果，视为敷衍、消极、怠惰。前面已是绝壁，路已尽，灯将灭，他无法再生，可在回望来路时，尽管“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与完美更是相距遥远，可他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后悔。至于身后的一切，他不愿顾及，也不是他所能顾及得了的。只要自己以一颗赤诚之心，坦荡地对待一切人与事，包括历史，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一切，这就够了。
瞿秋白任凭自己的情绪与本真一吐为快，在尽情的倾诉与流畅的文字中，潜藏着的分明是杜鹃啼血般的生命绝唱。快要完篇时，秋白面对即将到来的“伟大的”休息，无可掩饰地流露出对生命的执着与依恋，他想再读一读自己喜欢的书，尝一尝很好吃的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豆腐。然而，这种依恋如火花般一闪即逝，一个历经坎坷跌宕，遭受无情打击的沧桑之人对人生不会作脱离现实的空幻美丽之想，于是，他赶紧收住笔墨，以前所未有的决绝凝重地写道：“永别了。”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也就不致于遭到后来的一些误解与批评。然而，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研究者，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后人的视野与言说之中。正因为有了这不得不说的《多余的话》，瞿秋白在我们眼中，才变得如此丰富而真实、立体而深刻、伟大而浪漫。面对《多余的话》，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虽经官场政治历练而不失赤子之心，虽存在一定的缺陷却有血有肉，功业虽然不甚圆满而人格却超拔伟岸的真实灵魂。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个体生命不可能没有弱点与缺陷，关键在于能否直视自己，勇于承担。有些人曲意掩饰了，或者说刻意拔高了自己，我们见到的只不过是其人生某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部分与侧面，这样的形象难免失血与苍白、单调与单薄。
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对人生也就没有半点留恋与遗憾了。在等待死刑的最后时刻，他的心境，进入了少有的平和与平静。当一切喧嚣远去、繁华凋尽，一幕轰轰烈烈的活剧就要落幕的最后时刻，瞿秋白享受着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宁静与旷达。然而，国民党免不了要来干扰他的心境，打搅他的宁静。一位有着如此卓著声望的共产党领袖落入他们手中，自然要竭尽心力地争取，改变其信仰，纳入彀中为其所用。国民党南京军委会曾派专员劝降，无功而返。临刑前夕，中统特务、训练科科长王杰夫与叛徒陈建中又从南京前来长汀，充当劝降说客。“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早已作好引颈一快的瞿秋白，仍不得不面临人世的各种诱惑。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权威，无论什么样的诱惑，也不会改变他的主意与初衷，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增加一段插曲，留下一个新的亮点而已。
1935年6月17日夜，与瞿秋白有着较多接触的国民党36师参谋长向贤矩又一次来到他的囚室。向贤矩这次来不是与秋白聊天，也不是求诗索印，而是私下向他透露蒋介石下达的处决密令。
这是一个既短暂又漫长的夜晚。该说都说了，该写的也写了，该做的也做了，面对早在意料之中的死神，瞿秋白神色沉静而安详。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并不平静。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作为宇宙中的万物之灵长，在一种同类间的残酷争斗中悲惨而逝，特别是像秋白这样对佛教有过认真研究，对人生有着深邃洞见，在本质上属于知识分子的学人，关于人生的道路，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本质，人类的未来等等等等，肯定想了很多很多。秋白在5月间摄于汀州狱中的一张照片背面，就透露过一种与佛教有关的深刻的虚无：“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下面还有一段小字注释：“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没有资料记载秋白在最后的一个晚上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当执行命令的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及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进入瞿秋白囚室出示枪决命令时，只见他正在伏案疾书一首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此诗并非创作，而是唐诗集句，诗前秋白标有一段注释：“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诗后对当时挥笔录述及36师要员正式下达处决令的情景也有所记：“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面对行刑者，秋白平静地说道：“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又从容不迫地写完跋语，并特意署上“秋白绝笔”四字。
做完所有这一切，秋白毫无挂碍、神态自若地走出囚禁了一个多月的小屋。行刑者也为之肃然起敬。师长宋希濂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既震惊，又感动，默默离开了那间堂屋。”
从36师师部到刑场罗汉岭约三华里路程，途中得经过长汀中山公园。秋白缓步而行，来到公园凉亭，让人拍了一张遗照。面对亭中早已备好的四碟小菜、一瓶美酒，他一边自酌自饮，一边与如临大敌、紧紧押随的行刑者谈笑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中快乐，辞世长逝为大快乐。”
对于秋白的行刑，宋希濂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从长汀一中到罗汉岭刑场由警卫连全线戒严，禁止百姓观看。出中山公园，秋白沿途用纯熟的俄语唱《国际歌》，又唱《红军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秋白高呼所唱，没有普通大众，仅有的也只是行刑的36师国民党官兵。但秋白仍忘我投入地高歌呼喊，完全出自内心的坚定与需要。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讨厌伪饰，拒绝表演，崇尚本真，也看重自我。
站在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坪上，秋白知道，这里就是他人生的最后归宿之地了。他环顾四周，青山在目，田畴满眼，盎然的绿色让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与依托。他盘腿坐在地上，对慢慢举起枪托的刽子手微微一笑，又点点头道：“此地正好，开枪吧！”
秋白的生命，在枪声的尖啸中以36岁的短暂春秋划上了句号；秋白的神态，在视死如归的从容中凝成永恒；秋白的灵魂，在赤子般的坦荡中与大地融为一体……
宋元符四年（1101年），遭贬谪的苏东坡自海南“遇赦北归”，经广州、赣县、南京而至常州，突染重疾，不幸病逝。相隔约800年后，19世纪的最后一年，瞿秋白在一个严寒笼罩、万物萧疏的日子诞生在常州武进县青果巷一座名为八卦堂的宅院内。仿佛苏东坡的精灵转世，秋白也以少有的天赋在文艺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留下了政治理论、文学艺术、言语文字等500多万字的创作及翻译作品。作为一名文人的文人，直到今天，苏东坡仍有不少文人从他的作品及人品中吸取养料。然而，苏东坡的那颗智慧脑袋，虽然能够不断喷涌出一篇又一篇流传千古的绝文妙章，可一旦卷入政治，就变得“糊涂”而被动，总是在明争暗斗的潜流裹挟中遭致一次次的败北及一次比一次更为偏远的贬谪。秋白也是如此，只要涉足政治，就难免“捉襟见肘”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地位虽与东坡有别，但过程及结局却同出一辙。
东坡与秋白的人生际遇，不得不让我们想到“文人从政”这一既老生常谈又咀嚼不尽的话题。
一个真正的文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具有西方本真意义的知识分子，是不适合于官场与政治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人类与世界怀有一种悲天悯地的情怀，藏着宽容、温柔、多情、纯粹、正义、责任等理想主义因素。而不管怎样美化政治与官场，就其本质而言，是与残酷无情、黑暗阴谋、虚伪奸诈等负面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人从政，以内在的本性应对不得不遵循的官场规则铁律，其结果可想而知。最要命的是，文人在从政的同时，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本行”，总是想着一种风花雪月、宁静致远的情调，时不时心血来潮吟诗挥毫。当官与做文都不彻底，夹在二者之间仿佛跳着带着镣铐的舞蹈。比如秋白，在主持党的工作时，心里却总是想着卸下重负，找一清静之地，读书作文，过一种与跌宕起伏的政治人生截然相反的隐士般的逍遥宁静生活，“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这样的矛盾心态，又如何能够优游于政治呢？据曾经出席过“八七”会议的李昂回忆，瞿秋白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在主持会议时却显得“神经紧张，气馁胆怯……脸上涨着青筋”，完全没有一个老练政治家的风度。
由此可见，秋白的人生，长期处于两难撕扯的矛盾痛苦中，不仅其结局，就过程而言，也充满着浓厚的悲剧意味。而他的个人家庭生活，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在他人的施舍与冷眼中长大，从小饱尝人生悲苦。母亲自杀，更是给他青春的心灵留下了一道永难愈合的重创。就个人情感而言，新婚不到半年，爱妻王剑虹便患肺结核病逝。很快地，他又爱上了王剑虹的同学兼好友杨之华。而杨之华是一位有夫之妇，经过一番波折，秋白如愿以偿，与杨之华缔结姻缘，并将她与前夫所生之女独伊视为己出。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秋白并无血脉留世。令秋白感到安慰与温馨的是，继女独伊挚爱着他，将他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亲热地呼他“好爸爸”。秋白就义后，杨之华对他的感情与怀念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漠，反而一往情深，弥久弥烈。有人劝她不必从一而终改嫁他人时，杨之华解释道：“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
秋白以一名地道文人“误入藕花深处”，进入风云变幻的政治中心，哪怕没有落入敌手，不说难以根治的身体疾患折磨，即以现代革命历史发展及脉络的大视野而言，也不会有太好的结局。如果他跟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延安，或者取道香港前往上海成功，也会成为历次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靶子。虽生犹死，苟活将比死亡更加痛苦。即使能够熬到如疯似狂的“文革”时期，最终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秋白的生命之叶在长汀飘然落地，于他本人自然是一场灾难与悲剧，对长汀而言，则给这座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一层新的人文色彩与厚重气息，抹上了一道奇异眩目的亮光。历史上曾有不少名人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足迹，如唐代宰相张九龄，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世界法医鼻祖、《洗冤集录》作者宋慈，明代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等；20世纪30年代左右，长汀县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唯一的苏区市，有“红色小上海”之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叶剑英等一大批共和国开国元勋曾在这里谱写过一页新的历史篇章……然而，他们都是匆匆过客，唯有秋白，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长汀大地。
长汀原辖八县，为古汀州的州、郡、路、府所在地，一直是古代闽西客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代时期，福建行政区划分为八府，这便有了至今享誉海内外的“八闽”之称。当时的汀州府，即为八府之一。优美的山水自然环境，加上千百年的人文积淀，使得长汀这座古城笼罩着一种少有的美丽与祥瑞。50多年前，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来到长汀，面对这里的古朴幽静，不禁赞叹有加地说道：“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
2004年9月9日，我从厦门专程来到长汀，这座小城依然是那么古朴而美丽。长汀能在工业化、全球化风暴冲击下依然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与亮丽，很大程度得益于她那偏僻而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汀位于福建、江西交界之处，四周群山环抱，发源于北部武夷山脉的福建四大水系之一——汀江傍城而过，不仅给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灵动的气息，更带来了繁忙的航运与兴盛的景象。以长汀县城为中心的水上交通枢纽，曾是闽粤赣三省边界物资集散地及商业贸易中心。随着公路、铁路等现代交通网络的形成及发达，长汀的枢纽地位日渐衰落。昔日桀骜不驯、气势磅礴的汀江急流，也变成了一条温柔宁静的小河，缓缓向南流去。“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长汀的功能萎缩了，她又回复到悠悠古城的本来面目，昔日的喧闹与繁盛虽然消失，却在这片土地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汀州试院、文庙、天后宫、城隍庙等一处处名胜古迹，还有保留得较为完好的古城墙、城门、城楼及唐宋传统古街、民居，无不向远道而来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激情与辉煌。
在长汀县客家宾馆住下，稍事休息，便由长汀县文联副主席庐弓先生陪同，来到毗邻的汀州试院，当年的国民党36师师部便驻扎于此。
这里已辟为长汀县博物馆，除汀州试院旧址外，馆内还设有汀州客家博物馆陈列展览、长汀革命历史陈列、福建省苏维埃旧址及瞿秋白被囚处等。
博物馆内古木森森、绿草如茵，建筑布局显得相当规范、严整，于清幽中透出一种整饬、肃穆、恢弘、威严的气象。宋元时期，这里曾是汀州禁军、卫署旧址，明清两代改为汀州书院，也就难怪雅致中透着一股森严了。当年的国民党正规军36师如临大敌地在此囚禁一个文弱书生，在那短短的40天时间里，雅致与粗鲁、文明与野蛮是那样泾渭分明地在此形成一种对比，也算得上是汀州试院历史的重演与浓缩了。
瞿秋白囚室位于汀州试院后面，穿过一条幽长的小巷，来到一个里外两间的小套间。室内陈设一仍其旧，木地板上，仅置一桌、一椅及一张小床而已，秋白就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宝贵时光。室外有一个小小的天井，角落长着一棵百年石榴。石榴枝叶婆娑，但躯干已大幅倾斜，一截长形石条将它直直地撑着，才不至于仆倒在地。这棵石榴是能够见证当年秋白狱中生活的唯一生命，尽管它是一个静静的生命，默默无言，却记载着一切，蕴涵了一切。秋白关押的日子，这棵石榴正满树红花，放风之时，望着一树烂漫的火红与一方蔚蓝的天空，秋白那压抑的心灵，肯定会变得格外开朗而热烈。
本来，秋白可以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即使写，也可以将《多余的话》写得昂扬激烈，他不仅具有这样的才华，更跳动着一颗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移的火热心灵。秋白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积极向上，他曾写过“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江南第一燕》）那样昂扬的诗篇，他以前“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极少流露消沉不满的情绪，生前似乎从未向他人敞开过自己的内心世界，表露那深藏着的矛盾与痛苦，包括深爱着的杨之华，也从未提及。如果那样写了，秋白将是慷慨高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另一种英雄形象，在某些强调单一、苛求纯粹的人眼中，形象也许会更加高大，但也将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与我们隔膜远离的符号。然而，秋白讨厌这样的作态、作秀与作势，他不愿如此欺骗自己、欺骗同志、欺骗历史。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生命，秋白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无情地剖析自己、指责自己，勇敢地道出真实、承担一切。这种人性的闪光与人格的高尚，比引颈一快需要更加无畏的精神与境界。
由此，不由得想到了《可爱的中国》一书作者方志敏。瞿秋白与方志敏的人生归宿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人几乎同时被捕、囚禁、牺牲，颇为巧合的是，他们留下的最后遗墨，都辗转到上海谢澹如手中一同保存。方志敏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及感召力打动看守答应将狱中文稿送出，因此，他所倾诉的对象，就是自己人、党中央。他认为死是为主义殉身，他以一颗毫不怀疑、毫不动摇的忠诚之心，总结经验教训，希望有益于共产党未来的前途大业。方志敏的遗稿《可爱的中国》，笔调激昂，感情单纯、情绪热烈、格调明朗、健康向上，充满豪言壮语，极富感染力，有着很强的政治宣传价值，是一本数十年长盛不衰的共产主义红色经典。
方志敏是真诚的、积极的，是一个没有功利思想的为主义、为理想献身的烈士。其实瞿秋白也是这样的一个高风亮节的伟大烈士，只是人们的理解与认识有别。不同的人生背景、阅历、性格、地位决定了《多余的话》与《可爱的中国》是两种互异、互补的文本。而《多余的话》在思想性、文学性等方面，当更加复杂、丰富而深邃，更富警示与启发意义，更具文本价值。秋白的真实坦诚，对人生、历史、社会的深刻认识，生命火炬最后燃点放射的核能光芒所烛照的高度、洞见的深度，直到今天，也少有共产党人能够企及。
《多余的话》与《可爱的中国》这两部不同风格的遗稿，决定了作者身后不同的命运。在一个崇尚单一单纯，以黑白、美丑、善恶、忠奸两极为标准衡量一切的国度里，秋白的遭遇可想而知。此外，我们还有着“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历史道德渊源，有着几千年人格压抑扭曲、表里言行不一、弄虚作假成风的封建传统，秋白的冷静解剖、极端真实、坦诚布公是对正统、虚伪、假崇高、伪道学极大的威胁、反拨与解构，它犀利地触及了民族心理积淀的最深层符码，也将某些人心灵的阴暗烛照无遗，也就难怪秋白其人与《多余的话》是那样地不能见容于社会了。于是，他那透着深刻的有着悲怆、低调、虚无色彩的文字，如遗诗“廿载浮沉万中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浣溪沙》），便成了首鼠两端、动摇革命、萎靡颓废的“事实”与“把柄”。“文革”时期，瞿秋白被诬为“贪生怕死”、“自首变节”的叛徒，《多余的话》被误解、曲解为“叛徒的自首书”，他在北京的坟墓被掘、墓碑被毁，在长汀的纪念碑碑文被抹去，包括刑场途中照过像、喝过酒的中山公园凉亭，也因为与他有关而遭拆除。
其实，秋白也需要他人与后人的理解，他写《多余的话》也包含着这样的用意，让人们从他的文字中理解他的人生经历、革命态度与思想认识。
庐弓说，长汀的早晨是晴朗的。而下午三点步入汀州试院，天已变得阴沉。当我们来到瞿秋白就义之处时，天空飘起了小雨，雨点越来越大。庐弓一边撑开雨伞，一边对我说道，每有文化人前来长汀秋白墓地拜谒，天空就要飘下雨滴，好几次都是如此。我说，这是秋白在显灵呢，只有真正的文化人，才能理解他的一片苦衷。遇到知音，他才会表露自己的真实内心与情绪，一吐积怨与不公。“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多余的话》还没开篇，秋白就在文前引用了《诗经！离黍》中的这一诗句。
秋白当然也看重自己的身后名誉，他在狱中曾横眉冷对地怒斥劝降之敌道：“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但他追求的，是去掉伪饰虚假、装腔作势的历史，一种坦诚至极、清澈见底的的真实。
巍峨壮观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及就义地的瞿秋白塑像在晶莹的雨滴中变得更加洁净，他的遗骨后来虽然移往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他的生命与灵魂却永远地留在了长汀的山山水水间。
如今，单一浅薄的评价模式已然消解，秋白的复杂与深邃、丰富与深刻、价值与高度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与认识。当我们在秋白那不仅不多余，反而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的《多余的话》的光芒烛照下，这才恍然大悟似地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那样地缺少质朴与诚挚、坦荡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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