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古田会议”四个字所包含的沉甸甸份量：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从1929年12月决议形成的那一刻起，便一直成为共产党的“法宝”。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
5月20日，参加笔会的八名厦门作家乘火车于当晚十点半左右抵达闽西龙岩市，然后换乘汽车驶往位于上杭县古田镇的古田会议纪念馆。
车灯炽白的光芒划破黑夜，照着七弯八拐的山路，两旁的崇山峻岭从黑暗中浮出朦胧的轮廓，又一点点地向后消隐重新融入黑暗。同行的作家大多与闽西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他们曾在这里插队，挥洒过一段无法忘怀的宝贵青春。在山虫们自由自在的弹奏及青蛙们无拘无束的的鼓唱中，他们的谈话与思维，正沉浸于那段特殊的时光。而我则随着汽车的前行，仿佛穿行在一条幽长的历史邃道，走向一段更为遥远的日子——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的峥嵘岁月。
其实，那段历史也算不得多么遥远，相对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那些动辄以世纪、千年为单位计算的史实，70多年的短暂时光，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这又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不能忘怀的岁月，它不仅是中共党史的关键一环，也是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改变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并且这种影响与改变还将继续下去。
面对大量有关古田会议的回忆、描写及研究性资料，我透过那层笼罩着的闪亮光环，一步步地走向历史的深处与真实，终于发现了一个让我吃惊且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古田会议虽只开了两天，正如它那深远的影响一样，其召开也有一个艰难的酝酿与铺垫，甚至还有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党内复杂斗争。
古田会议的精神与内核，无疑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块重要奠基石。这一思想在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队就已初露端倪，古田会议建立党委领导制，不过是“三湾改编”的发扬光大，是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形成决议，全面贯彻执行。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将秋收起义后转战井冈山的军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除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外，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与前敌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以实行军队的民主化；而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全军由前委统一指挥、领导。
党内的争执与矛盾，古田会议的由来与召开，很大程度上与“前委”有关。
“三湾改编”时，紧紧跟随毛泽东的1500多名官兵都是他的“嫡系部队”，他的思想自然能很好地贯彻下去。不久，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700多人，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军及湘南暴动农军800多人，他们与毛泽东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部队的实力增强了，一些新的复杂的问题却出现了，不同的思想认识迅速滋生、蔓延，矛盾与争执随之而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不同的思想认识反映在诸多方面，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单纯军事观点。将军事与政治对立，认为红军只是单纯打仗的队伍，对政治工作表现出厌倦情绪，要求党远离军事，提出“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等口号；二、非组织观念与极端民主化倾向。非组织观念表现在少数不服从多数，主张军官权威高于一切，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阀主义路线。极端民主派则反对民主集中制，强调“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党内的分歧与争论愈演愈烈，导火索源于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争论逐渐尖锐公开，矛盾的焦点最后归结到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冲突。
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一个极其温和宽厚的长者，真没想到他与毛泽东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过节，在我所知道的中共党史中，似乎也从未提及。只记得“文革”时红卫兵要揪朱老总的辫子，毛泽东说了一句“你们不要杀猪（朱）拔毛”的话保护了他。当年红卫兵要揪的“辫子”，可能就是当年的这桩“公案”。
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要求“军委统辖于前委之下”的指示；而曾经担任过军委主席的朱德，则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明确支持限制前委权限的决定。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而受中央指派刚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则站在朱德一边。林彪与刘安恭介入其中，两人各为一方，各执己见，剑拔弩张，毫不相让，将党内分歧推向极端，使得双方关系愈趋复杂，矛盾更加激化。而朱毛两人，则发展到几乎天天都要吵架的地步。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1929年6月8日，在闽西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的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上，他愤然提出了辞职请求：“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由于毛泽东毫不退缩的坚决态度及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在随后的举手表决中，最终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表面看来，前委与军委之争告一段落。然而，矛盾并未彻底化解，而是以其他形式，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此后的行动之中。半月后，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毛泽东与朱德各自阐述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会议主持人陈毅担心红四军分裂，为了息事宁人，对毛泽东与朱德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态度，分别给予毛泽东、朱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事隔55年后，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并参加过此次会议的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傅柏翠回忆，因为迟到，当他进入会场时，毛泽东与朱德正在激烈争论，随后又目睹了陈毅采取折衷立场，对他们俩大声斥责的一幕，不禁大为震惊。
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前委机构，不少营团干部对毛泽东爱发脾气、喜欢骂人的作风颇为不满，于是，“中立人物”陈毅被推到前台，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
历史上，陈毅曾有两次取代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另一次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其实，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早在井冈山会师仅十多天后，就已出现在各自率领的军队之中。南昌起义部队瞧不起秋收起义队伍，认为他们是农民组成的杂牌军，缺乏战斗力；而秋收起义的队伍则认为南昌起义军队的旧军阀习气严重，纪律性差。当时担任南昌起义部队的党代表陈毅及时提出了改编两支部队，干部互相交流的方案，才使得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初始矛盾得以弥合，成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朱毛红军”。
毛泽东曾有过多次遭受打击乃至撤职的经历，而“七大”对他的刺激尤为强烈，“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前委书记落选，大权旁落，这种意外的结果令他几乎伤心、失望到了极点。考虑再三，毛泽东作出了离开红四军的决定，“卷定包袱，买定草鞋——决心出走”。
各路才俊汇聚一堂，思想认识、性格特征、处事方式各各有别，要想在某些大是大非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得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是在革命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大敌当前，敌强我弱，而内部又无法团结统一，一时间，红军陷入内外交困的危难境地。而党内斗争一点也不比敌我斗争逊色，有时竟达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残酷程度，如鄂豫皖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便是以消灭对方肉体的极端方式达到纯洁队伍、统一思想的目的。死于敌手属悲壮殉职，若不明不白地死于自己人之手，实在是太冤枉、太可惜、太可悲了。所幸的是，井冈山及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党内斗争，从未发展、演变到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而间接的残酷并不少见，如中央红军长征时，将身患重病的瞿秋白留在白区，结果导致他的被俘牺牲；身患虐疾重症的毛泽东最初也列入留置人员之中，若非努力争取随主力红军一同长征，很有可能遭致瞿秋白类似的悲惨命运与结局。
既要与敌人作殊死搏斗，还要同党内不同的思想行为进行不懈斗争，这种长期历练，加上湖南人喜吃辣椒性格爆烈的特点，自自然然地形成了毛泽东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风格与斗争哲学。
当这种斗争哲学上升为整个民族的统一认识与行动时，所带来的恶果就可想而知了。而毛泽东也的确在这种斗争中找到了难得的乐趣，因为每一次斗争的结果，便是他权力与威望的不断升级，最后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认识——只有一个大脑在运转思考，其他人的所有想法，要么是附庸与注释，要么属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异端邪说。
在有关毛泽东的大量史料记载中，我注意到一种颇为奇特而神秘的现象，每当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处于低潮时期，其自然生命也随之跌入低谷——难以治愈的恶性虐疾总是不依不饶地侵蚀着他的肌体与健康。离开红四军后如此，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被夺权后也是如此。每次虐疾于毛泽东而言，都是一种内敛与积蓄力量的过程，犹如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一样，红四军夺权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又回到了前委书记的岗位；而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召开，则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被剥夺的领导权，从此奠定了他那至高无上地位的坚实基础。
红四军夺权半年后重新恢复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并非毛泽东斗争得来，而是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与需要。大敌当前，毛泽东渊博的理论知识，独到的政治远见，智慧的战略策略，卓越的指挥才能便显得尤为突出与重要，加之陈毅离开闽西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一人单挑重担的朱德大有捉襟见肘之感。此时，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冒进东江损失惨重，广大官兵从实践中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都希望他回来。朱德不无幽默地对左右说道：“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毛就过不了冬。”并写了一封信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
毛泽东不仅对落选一事寒心，对陈毅的调和中立也颇为不满，不由得在回信中写道：“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来。”
解铃还需系铃人，到达上海的陈毅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及赣南、闽西、粤东江的情况后，与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达成共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应继续由毛泽东担任。于是，陈毅带着由他起草，周恩来签发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常称“中央九月来信”）返回闽西，主动向毛泽东检讨错误，并敦请他复职。
中央指示加上红四军官兵的再三催请，毛泽东自然无话可说，心头的郁闷一扫而空，满腔积怨化为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当即提笔给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我病已好……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见已完全达到。”
毛泽东重新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职位虽然没有提升，但实际权力与威望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针对军内、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决心来一次彻底整肃与统一。
于是，就有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之召开。
约摸深夜十一点半，我们一行才在汽车的颠簸中到达目的地——古田会议纪念馆。
古田会议纪念馆所辖除陈列馆外，还包括散落在古田镇周围的古田会议会址廖氏宗祠，红四军前委机关和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毛泽东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旧址协成店，中共闽西“一大”旧址文昌阁及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树槐堂等多处革命旧址，形成了一个以古田会议为主题的纪念建筑群落。
古田镇地处闽西偏远山区，群山环抱，交通不便，正因为此地易守难攻，毛泽东才进军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员代表大会。自新中国成立后，古田的幽静被打破了，特别是“文革”时期，这里曾是一处相当热闹的所在，耸立在廖氏宗祠上特制的八个红色大字“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吸引着一批批中外游客、观光团、考察团以朝圣般的虔诚心情或拜谒瞻仰，或“学习取经”。
我们在陈列馆旁的纪念馆附属宾馆下榻休息。狭长的谷地偎依在莽莽苍苍的大山怀抱，古田的夜显得格外苍茫而寂静。我走在灯光斑驳、树木苍翠的林荫道上，感觉着一步步走近的陈列馆就像一座唐宋时期的幽幽古庙。而现实又在不断地提醒我，古田会议召开不过70多个春秋，陈列馆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两旁的大树也算不得古树，只有30多年树龄。然而，要想进入那段历史的真实河流，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得拂去特定时代打下的烙印，穿透某些人为的迷雾。
第二天下午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我们从陈列馆开始，徒步走向红四军前委和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松荫堂是一座飞檐翘角、砖木结构的紫瓦房，已有近200年历史。红四军当年驻扎古田后，就将前委、政治部安扎于此，毛泽东正是在这里赶写了近三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一部历史，总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机缘，若用辩证的眼光视之，便是必然中的偶然。古田会议也是如此。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后，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势在必行，但在古田镇召开，却有着一定的偶然性。
在闽西长汀县作出召开“九大”的决定后，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移师新泉进行整训。新泉镇位于古田西北，属连城县管辖，是闽、粤、赣三省交通运输要冲之地。“新泉整训”，主要是整顿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加强政治军事领导，以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九大”准备各种材料。整训分军事与政治两大块面，军事整训由朱德负责，政治整训由毛泽东与陈毅共同主持。如果不出意外，“九大”在新泉召开，不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那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历史事实，即会议性质未变、内容未变，“古田会议”之称则由“新泉会议”之名所取代。
然而，江西敌军金汉鼎部于12月中旬迅速攻占长汀，并气势汹汹地向新泉逼进。新泉既为交通要道，便无险可守。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撤往群山环抱的古田镇，“在新泉整训的基础上，安安稳稳地开它三两天会。”
回顾当年的风云变幻，新泉镇镇长吴志坤先生在2004年5月22日于新泉镇政府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仍唏嘘感叹，遗憾不已。
1929年12月20日，红四军全体战士4000多人进驻古田，四个纵队分散在不同的四个村庄。
朱德所在的红军司令部设在东兴堂，距松荫堂不过50米，也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平房建筑。前委、司令部毗邻，有什么事情也好互通声气。由此可见，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擦与磨合，已进入新的融洽期，这种亲密关系此后再也没有疏远与中断。
松荫堂与东兴堂今日都未住人家。缺少人气，屋内便有一股霉味异味。而东兴堂前，更是堆着杂物，低洼处蓄满了积水。
从松荫堂、东兴堂到古田会议旧址廖氏宗祠，得走一段较长的崎岖山道。路边的民居，墙上刷满了红军标语。大多自然是后人重写上去的，也有当年留下的极其珍贵的“绝版”。纪念馆的专职解说员告诉我们，他们将利用此处的独特资源，建一条别具特色的标语墙长廊供游人参观。
与年久失修的松荫堂、东兴堂相比，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的廖氏宗祠则显得明丽亮堂，特别是那高高耸立、赫然醒目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更是将其衬托得庄严神圣。
廖氏宗祠为一四合院平房建筑，建于1848年，又名万源祠，乃古田第一大姓廖氏家族所建。青砖白墙紫瓦红柱，做工考究，风格古朴。木梁斗拱、大门窗户上，或刻有精致的彩绘图案，或写有“福”、“喜”、“耕种”、“礼仪”等字样及长幅对联。
1929年底，雪花在寒风的搅动中漫天飞舞，高山大地银装素裹一片洁白。与天寒地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廖氏祠堂一片热烈沸腾，12月28日至29日，意义深远的古田会议便在这里隆重举行。
跨入廖氏宗祠，穿过前院，便是当年的古田会议旧址。室内依旧保持会议召开时的情景：正面墙上挂着党旗、马克思与列宁的画像及一幅写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会标；主席台上，摆放两张拼在一起的四方桌及一条长凳，桌上放着一把大茶壶、四个小茶碗；主席台右侧及会场四周的地板上，至今仍留有一块块斑斑黑迹，据说是会议期间天气寒冷，代表们烤火取暖留下的。
尽管古田会议的酝酿与筹备充满了曲折与波澜，而会期却只有短短两天时间。改变个人命运、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也就那么短暂的一瞬，比如滑铁卢战役，诺曼底登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阿姆斯特朗跳出登月舱落在月球表面，等等等等，概莫如此。
120多名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及地方干部代表、妇女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会议是务实的，议程安排相当简洁，不像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某些会议那样繁缛冗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的核心与精华，便是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经过长期思索、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几番风雨几经磨难，红四军终于在思想上、认识上达成了统一。此后，毛泽东要将古田会议的原则精神由红四军推向全军、全党、全国，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又得进行一番艰难努力乃至曲折斗争。
古田会议结束，便是1930年新年。为此，红四军在会址右侧的草坪上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军长朱德在官兵们连拉带拽的“起哄”下“请”到台上，给大家演唱了一首即兴创作的革命歌曲。
70年后，仍是廖氏祠堂前，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前来老区慰问演出。谁料天公不作美，演出当天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五万多当地群众撑着雨伞，穿着雨衣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演员们临风沐雨坚持为大家演出，就在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登上舞台时，奇迹出现了，还在刮风下雨的天气，竟突然放晴，云缝间射出几缕灿烂的斜阳，天空中挂起一道绚丽的彩虹。于是，当地老百姓就说这是毛泽东的魅力，是他老人家在“显灵”。
古田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毛泽东及古田会址的“神话”与传说，在当地老百姓眼里，毛泽东简直就是一尊神，只要他当年呆过的地方，都笼罩着一层祥瑞。
面对某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普通民众一时无从解释，便赋予浓厚的神话色彩。“文革”时期的造神运动，很大程度是我们脚下这块广袤土地的“特产”，是几亿民众共同“导演”的结果。
毛泽东不是神，他是一位有着血肉之躯的凡人。
他虽然是一位与普通人一样充满五情六欲的凡人，也有着这样那样许许多多的缺点与失误，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时代伟人。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无论革命处于怎样的低潮险境，还是个人遭受何种排挤打击，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始终葆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一股昂扬的激情与充沛的活力。最能代表这种情愫的，便是他的诗词，那种吞吐日月、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不知激动、感染过多少读者。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也曾挥毫留下了两首激情豪迈、脍炙人口的诗词。一首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另一首为《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的著作、诗词曾在“文革”时期作为主流强势话语深深地楔入了我的学生生活，他的大部分诗词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包括以上两首。而那些著作，也有不少篇章记忆犹新。其中有一篇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信，印象更是深刻，因写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主要针对林彪“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有感而发，于是，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写于井冈山某地。当我确凿无疑地站在毛泽东当年创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协成店时，才纠正了盘踞心中长达20多年之久的错误。
协成店位于古田镇赖坊村，距古田会议会址廖氏祠堂约一公里。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进两厅，面宽三间，建于1922年，距今已有80多年历史。称之为店，而不叫楼或房，原来这里是上杭县白砂镇商人傅光甫经营土纸及木材生意的商号店铺。
如今的协成店掩映在鳞次栉比的村落房舍间，暗红色的外墙，紫瓦铺就的屋顶，二楼砌着一道高可及腰的白色护栏，护栏下雕有龙纹图案。一眼望去，其结构、面积、气势一点也不比周围新建的民居差多少。据有关资料介绍，当年房主耗费巨资修造此楼，历时三年。可以想见，当年的协成店该是多么地华丽而气派，它不仅吸引了当地百姓的眼球，其魅力更辐射至周围许许多多的客商。
然而，一栋位于闽西崇山峻岭间的楼房与店铺，生命力再强，也只能兴盛于特定的时期；影响力再大，也无法超越有限的空间；随着社会的剧变与岁月的淘洗，恐怕早就逸出人们的视野了。
这一切，因为毛泽东的介入，协成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受到了历史的特别关注与垂青，由一栋普通楼房升华为一处革命遗迹与红色象征。
古田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便由松荫堂搬进了协成店。林彪于1929年12月20日率红四军第一纵队经新泉整训后移师驻扎赖坊村，早就入住于此。面对新来的贵客，主人傅光甫迎接不暇，马上让出楼上采光、通风最好的房间。毛泽东考虑到傅家女性全住楼上，上下出入颇为不便，就住进了楼下的一间小房内。
而这时，国民党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对红军进行闽粤赣三省“会剿”，各路敌军呈合围态势，咄咄逼人地向闽西扑来。面对强大的敌人，林彪感到红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希望相当渺茫，对革命前途不禁产生了怀疑。于是，便以新年献词为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张贺卡，文字虽短，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早在半年前于瑞金召开的一次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林彪便提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其实，林彪的怀疑也是个人心迹的一种袒呈，当时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相比，力量的确过于弱小，弱小得简直不成比例。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如果不是内部发生争斗蒋介石穷于应付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如果军阀之间并非勾心斗角保存实力，如果蒋介石对刚刚诞生的红军引起足够重视亲自率兵围剿，以红四军简陋的武器装备及区区4000员兵力，势必危如累卵。而当时的林彪，还不到23岁，在同龄人中，自然属于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受年龄、认识等因素制约，林彪的短视与悲观也在情理之中。
当时的毛泽东，不仅在年龄上比林彪年长14岁，而且阅历丰富，视野开阔，理论成熟。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对革命的前途与未来，对武装夺取政权的信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坚定的信念与昂扬的激情对成就一番事业，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林彪旧调重弹，不仅是一种个人情绪的流露，其实代表了红四军的普遍思想。对革命的前途与命运产生悲观乃至怀疑，必将弱化红军的素质与作战能力，影响革命大业。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决意认真回复。
饶有意味的是，两人同住一村一院，林彪以贺信的形式表明心迹，而毛泽东呢，见信后也不与林彪面谈，而是以同样的方式——书信作答。
面对三省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决定转战江西。1930年1月3日，林彪留下贺信后不待毛泽东回复，便率第一纵队先行离开赖坊村，向目的地进发。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后行一步，也在1月7日离开协成店。战争一触即发，局势相当危急，而坚定红四军的革命信念，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认识更是刻不容缓，这不仅关系到眼前的生存，更关系到革命大业的发展与成败。于是，在着手部队转移、阻击敌人的前两天，也就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协成店那间栖身的小房间，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7000多字的回函。
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写道，之所以没有立即回复，一则“有些事情忙着”，二则搜索枯肠以便“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一旦构思成熟，毛泽东便挥动手中毛笔，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毛泽东住在协成店一楼左侧，房间不足六平方米，室内陈设简陋，唯有一桌、一凳、一床而已。而伏案写作的他，在一星如豆的油灯下，目光早已穿透小小的陋室，射向广阔的世界与未来；桌上闪烁的灯火，在他眼里也漫成了熊熊燃烧的通天火光。他激情昂扬地写着，身体处于一种最佳竞技、亢奋状态。不知不觉间，公鸡打鸣，长夜远逝，天边的一缕曙光透过窗棂射进房间，在即将完篇的文稿上跳跃浮动。毛泽东站起身来，探身望望窗外，深深吸了一口山间清洌的空气，以一种盎然的诗意与豪迈的激情在回函的结尾继续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此函虽为私人通信，但针对的是当时存在的一种普遍倾向，所以，毛泽东题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红四军的基层党支部公开传阅、讨论、学习。
如果说古田会议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为中国革命夺取胜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与方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古田会议旧址与协成店这两座标志性建筑犹如一对“双子星座”，它们相互辉映，在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起过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关于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观之，已经历了由私人武装、家族武装、军阀武装，过渡为政党武装，又向国家武装、人民武装迈进的历史转折阶段。每一次过渡与转型，无疑都是一次巨大进步。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没有古田会议的召开，没有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与领导，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将是一句无法实现的空话，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而言，古田会议有着永久的价值与意义。
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则坚定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斗志，把准了发展道路的脉博，其科学预见很快变成现实，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星星之火燃遍神州。“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年后，毛泽东那站在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湖南口音，将永远凝固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头。
然而，恐怕令毛泽东当年没有想到的是，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造神”运动中，他本人也由一点闪烁的“星火”，变成了一轮耀眼的“太阳”，受到全国人民如疯似狂的景仰与崇拜。
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以为，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胜利实难逆料，至少得在黑暗中进行一段更为漫长的摸索。而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没有及时转轨，仍然沿袭、套用战时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将一切活动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比如“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难道毛泽东真的昏聩到弄不清水稻亩产十万斤这样的浮夸是多么虚假与荒谬吗？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水稻亩产量多少，他比谁都知道得更加清楚。之所以让这场“闹剧”上演，不过是加以利用，以纯洁所谓的无产阶级队伍，完成心目中的政治革命与思想改造而已。
毛泽东的“一言堂”、“家长制”封建作风，早在古田会议前的闽西革命斗争时期，就已为其他共产党人所警觉。在此，我们不妨将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对毛泽东的几点批评摘抄如下：“A、英雄主义；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决议的小结写道：“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这样的批评应该说是一针见血的，虽有某些不合实际之处，但大都比较中肯。比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二者之间原来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当毛泽东的威望建立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像早期那样敢于揭短“挑刺”了；或者说一旦供上“神坛”，那五彩光环便遮掩了一切过失。就拿当年指陈毛泽东缺点的陈毅来说，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最初的怀疑批评，到愧疚于心、主动改正、紧紧跟随、敬佩仰慕，而晚年更是将毛泽东奉若神明。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噙着眼泪对毛泽东回忆道：“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还是吃了点寿面，他说他要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面对前后判若两人的陈毅，我的心中，涌出的是一股难以抑制的辛酸。战友、同志之间敞开心扉坦露自己的观点，思想认识产生分歧展开激烈争论，这是一种难得的平等与民主，也是共产党人胸襟坦荡的一种境界，容纳百川的一种见证。然而，随着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快速推进与发展，东方专制政体与民族文化积淀共同合谋，将毛泽东推向了“神坛”。浮躁过后是冷静，动荡过后是思索，于历史的检点中，我们不能白交“学费”，总得有所反思，有所吸取，有所借鉴，才对得起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先烈。
还是回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来吧，它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及当事人命运的沉浮几经改头换面。1947年，《毛泽东选集》收入此信时，题目简截明了，题为《毛泽东写给林彪同志的信》。1948年，身居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东北局书记的的林彪致函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印行《毛泽东选集》收录这封信时，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以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在国外造成“种种无益的推测”。毛泽东善解人意，不仅同意了林彪的请求，还对信的开头及结尾进行了相应的删节修改，标题改为后来人们熟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51年，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在此文的注解中写道：“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在我收藏的三种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选集》中，都无一例外地标有这一注解。
1971年，林彪谋反事泄，仓皇出逃，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于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党中央副主席变成了反动恶魔与跳梁小丑，鼻梁给涂上了一抹象征性、符号化的白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为他反党、反革命、反毛主席的罪证与批判材料。在铁的事实面前，林彪无可置疑地成为回避革命的可耻逃兵、动摇革命的怀疑分子、反对革命的破坏分子。
历史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不能为了某一目的刻意篡改，或粉饰拔高，或抹黑贬低。对待它，我们应该采取科学认真的客观态度，拂去尘埃，还其本来面目。林彪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正如对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评价一样，对待林彪，我们也不能因为他那身败名裂的归属而抹杀从前的所有功绩。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林彪的军事天才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确曾发挥过他人难以企及，或曰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低潮时期对革命的未来产生悲观情绪，也是人之常情。即便如此，毛泽东在删去的段落中也曾一分为二地写道：“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由此可见，林彪对革命的态度在本质上也是坚定的，只不过对时间的迟早有所怀疑罢了。
74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导游掏出钥匙，打开了挂在协成店大门上的铁锁，我们一行人踏入了森森的院落。院内已有好久没住人了，不仅清冷，还散发着一股潮湿与霉味，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红火热闹相比，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每一时代都有着它特定的主题与烙印，如果说我们所置身的时代是以商品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侵袭，是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那么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的时代主题，则是革命，是斗争，是通过武装手段夺取政治话语霸权。每一置身那一时代的热血青年，都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
从一楼来到二楼，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我们的脚步在铺设的木地板上橐橐作响。犹如巡行般一遍走过，同行的厦门、福州及闽西作家大多走出了清冷的院落，而我仍站立二楼，沉浸在当时的氛围之中。此时，太阳正在西下，一道血红而艳丽的阳光越过新建的赖氏宗祠射了过来，一瞬间，我的心头一闪，不禁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感觉。我将目光推向前方，挥了挥手，学着毛泽东的样子，大声叫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已然走出院落，站在协成店门楼前的同行们闻言仰头，不由得异口同声地笑道：“哦，还真有点天安门城楼的味道呢。”
我不知道，74年前的毛泽东站在协成店的二楼时，是否有过天安门城楼那一幕动人情景的预演；但我知道，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正是凭着一股对共产主义坚不可摧的激情与信念，才使得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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