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如豆的油灯下，一位憔悴的书生手握笔管，正凝神聚气，一丝不苟地伏案书写。端正的字迹出现在略显粗糙的纸页上，他稍稍停笔，以一种欣赏而满意的姿态认真地看了看自己留下的“墨宝”，伸笔在书桌右端的砚台里蘸了蘸浓稠的墨汁，依着一旁的古籍，又开始“照葫芦画瓣”般往下抄写。不知不觉间，油灯出现了小小的灯花，灯花慢慢变大，灯光在闪烁中变得黯淡起来，模糊了书生的目光。他叹一口气，凑近油灯，将凝结的灯花挑落在地，屋子陡然亮堂了许多。书生揉揉模糊的双眼，又默默地低下头颅，将一个个沉甸甸的汉字一笔一画地涂抹、写将开来。摇曳的灯光将他的身影怪异而夸张地映射在身后的墙壁上，端庄的字迹如水流般断断续续地流淌在书生笔端，抄完一张纸页，他又铺开了另一张新纸……手抄的纸张在一天天地积累，在不屈不挠地变厚，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本新书终于在这艰难的抄写与不断的变厚中装订成册，脱颖而出。
墙壁与身影，时间与生命，寂寥与复制，抄写与古籍，它们构成一块特殊的纪念碑，穿越茫茫时空，赫然矗立在我的眼前！
然而，四堡的出现很快就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强势话语挤占了这块纪念碑的地盘，它不得不迅速退居幕后，让出曾经占据的历史舞台。
四堡的地位一旦奠定与稳固，也就变成了一块新的纪念碑。新碑的诞生与存在，建立在对前一块旧碑的颠覆、解构与破碎之上。
走笔至此，哪怕对“四堡”毫不知情的读者，也该多多少少知道一点藏在这一名词背后的意义与内涵了——四堡，肯定与传统书业有关。
是的，在明清时期，四堡曾与北京、汉口、浒湾齐名，并列为我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
尤为重要的是，当北京、汉口、浒湾三地的辉煌随着时代的推进烟消云散，找不到昔日的半点留存与遗迹时，四堡作为全国目前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雕版印刷遗址，就显得更其珍贵与突出了。
说实话，此前我对四堡知之甚少，少到连“四堡”二字，也是在调到厦门后才知道的。不过四堡一旦进入视野，我便通过相关资料及知情者的交谈，特别是吴尔芬先生描写四堡雕版印刷的长篇小说《雕版》一书中，感到了她的份量与厚重。
然而，中华大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一处位于大山深处的边缘所在，由她来见证一段漫长的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中国雕版印刷文化，那看似单薄而柔弱的肩头，承载如此深厚的历史，是否显得过于艰难而沉重？
疑问与困惑弥漫心头，以刨根究底为乐的我终于寻到一个机会，踏进了四堡的“领地”。
2004年5月，我应邀参加闽西作家协会、《厦门文学》杂志社、《闽西日报》社等单位在上杭县古田会议纪念馆举办的“第九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会议结束，本应随厦门市文联副主席陈元麟、《厦门文学》副主编谢春池等人返回厦门，适逢一同参加笔会的《闽西日报》副总编马卡丹、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编审吴世灯等人前往四堡，我便临时改变行程，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
四堡原为四保，位于福建西部连城县北端。昔日的四堡乡，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数十个村落分属于闽西长汀、连城、清流、宁化等四个不同的县份。当初名为四保，便有四县共保之意。今日人们所说的四堡，专指明清时期长汀县所辖的四保里，1951年后划归连城县。四保四堡，仅地名一望而知，她不仅位于四县交界之处的偏僻边远地带，而且时时面临侵扰与动乱之苦。
进入福建，便走进了山山岭岭的怀抱，占全省面积约90%的山地与丘陵将八闽大地切割成一条条峡谷与一块块盆地。闽西红土地的山岭高低起伏，绵延不绝，显得格外峻峭挺拔，小车便在无数零零碎碎的夹缝间由一条飘带般的公路牵引着朝西北方向疾驰，绿色山岭在车窗外如屏风般一扇接一扇地展示着它们独有的美丽与风骚。
依傍苍翠的青山，间或出现了散落的村庄，自然的山水注入生命的灵动与鲜活，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恍惚中，听得欢歌笑语随袅袅炊烟自一栋栋农舍飘逸而出。
小车沿西北继续曲曲折折地蜿蜒前行，进入位于福建三大河流闽江、汀江、九龙江三江源头的客家连城县。出了县城，一块硕大的伞状峡谷平原仿佛上帝手中滑落人间的闪亮玉片，奇迹般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村庄与村庄连成一体，村庄与城镇呵成一气，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行驶，如果不是两旁不远处的山岭提醒，我还以为自己正置身故乡坦荡无垠的江汉平原呢。
四堡乡，便座落于这块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距县城莲峰镇26公里。
古代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赓续，除了上下辈及师徒间的口授心传，其主要形式与媒体就是书籍。
书的原始形态以甲骨、青铜器、石头、木简、竹简、布帛、羊皮等为材料与载体，直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纸张发明，才于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后人认可的书——纸写书。
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流传以手抄笔写的复制方式为主。每一种书，在短时间内难以抄出无数复本，于是，不少文明成果的命运，便维系于为数不多的抄本之上。在水、火、虫等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面前，稍有不慎，某种书便成孤本珍本，一旦失传，便是某项文明成果的断裂。特别是那些只有凭借天才、灵感与偶然才能诞生的文明成果，它们的失传与断裂，便意味着无法回归与永远失落。此外，手工抄写不仅费时费力，数量稀少，还容易出现纰漏舛误，以讹传讹，贻误读者。
而印刷术的发明使用，则完全克服了手工抄写的弊端，一本书，只须经过一套早已设定的生产程序的运转，便可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复本。书籍的成本降低了，时间缩短了，数量增多了，质量提高了。复本一多，图书不仅难以亡佚，知识也会迅速得到传播与普及。
谁也不会将手工抄写与书籍出版连在一起，只有大批量的印刷与复制，才谈得上真正意义的出版。因此，印刷术于书籍而言，不啻于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棒。马克思将其称为“最伟大的发明”，是“科学复兴的手段”，“创造精神发展必要前提的最伟大的推动力”；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则视印刷术的发明为“一切革命的胚胎”。
谈及印刷术的发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发明的时间、人物及技术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时间，历来虽然争执不一，但多数学者认可“唐代发明说”，唐代文献的多处记载及唐朝印刷品实物的不断发现也为“唐代发明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至于发明人，据有关研究资料分析推测，既非世俗百姓，也非政府官员，极有可能是佛门中的睿智之人。隋唐时期为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除开为数众多的国内信徒，朝鲜、日本等东南亚邻国也常来人怀着一颗虔诚之心朝拜学习。如此一来，佛经的需求量大得惊人，手写有限，跻身佛门的高明之人为光大佛门，不得不绞尽脑汁，耗费心智，独辟蹊径，师承印章之法在木板上刻字，依照当时的捶拓技术，终于发明了一门新型的雕版印刷术，以满足不断传播的佛教需求。一个无法抹杀的事实是，历年发现的唐朝印刷品，全是一些与佛教有关的佛经、佛像、咒语等。
印刷术发明后，还在不断发展、提升与更新：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过渡为近现代的铅字机械印刷，一直发展到20世纪的激光照排印刷。
那么，四堡雕版印书，在中国印刷史中又占据着一种怎样的地位呢？
我手头的几份介绍性资料皆大同小异地写道：明清时期，四堡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坊刻中心之一，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
应该说，这样的概括与定位，还是颇为客观而贴切的。
四堡印刷业“起源于宋，发展于明，鼎盛于清”，也就是说，当印刷术最初在唐代发明、推广与应用之时，四堡根本与之无缘。不惟四堡，即使整个福建，当时也还是一块“化外之地”，要到五代时期，福建才有刻印书籍的记载；而两宋则是闽刻的发展兴盛时期，其中心地一为福州，一为建阳；延至明代，福建的刻书数量跃居全国第一，对此，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写道：“凡刻书之地有三：吴、越、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
从五代到明朝，当福建蛮荒的阴影被刻书的文明之花覆盖与驱除之时，四堡，还是与之无缘。
四堡实在是太偏远太闭塞了，她静静地躲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不可能参与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也不可能“得风气之先”。她必须等待，耐心地等待，等到种子落入湿润的土壤，因缘际会，才会萌芽生长。
四堡居民，多为客家移民。为避战乱，为了人格与尊严，这些“另类”的中原先民，背着祖先的骨殖，也就是背着一段无法割弃的传统与历史，在无尽的颠沛漂泊中来到了四堡。他们在大山的闭塞中找到了安全，在土壤的肥沃中找到了温饱，在环境的适宜中找到了归宿。“时时为客时时家，处处为客处处家”，在与土著的磨合交融中，他们反客为主，成为四堡的主要居民，形成马姓与邹姓两个庞大的家族。
在流离辗转中，尽管食不果腹，但客家人始终保持着耕读的传统之风，也就为刻书业在四堡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与书绝缘，四堡的刻书“种子”将无处“落脚”。
与此同时，客家人过于浓烈的宗族传统也造成了他们心胸的某种褊狭。四堡的马姓居马屋村，邹姓聚雾阁村，两村相距约1公里，阡陌相连，鸡犬之声相闻，世代联姻往来不绝。然而，马姓与邹姓之间，家族大规模的械斗却时有发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两姓间还曾动刀动枪，爆发过带着某种现代战争色彩的械斗。
于是，关于四堡印书的起源，也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马姓人说，四堡的雕版印刷业之始作俑者为原籍四堡马屋村的马驯。马驯曾宦游各地，巡抚湖广，官至二品，其随行亲戚故旧中，多有经销书籍者，是他们将汉口等地的印刷业带回了故乡。
邹姓人说，四堡的刻书业由邹学圣首倡。明万历八年（1580年），时任浙江杭州税课仓大使的邹学圣辞官返乡，在雾阁里首开书坊，“镌经史以利后人”。
到底是谁将雕版印刷技术带到四堡并不重要，就连印刷术由谁发明也无法确定，为一个传播与赓续的名份进行争执又有多大意义呢？重要的是，一直要等到明朝中叶，雕版印刷术才在四堡人的牵引下来到这块虽闭塞但肥沃的土地。
晚是晚了一点，但种子一旦萌芽，就开始茁壮成长了。四堡的自然资源与人文传统，为印书业的扎根、发展与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堡周围高耸的山岭森林茂密，生长着取之不尽的小叶樟、山梨、梓木、枣木、毛竹、松柏，为雕版印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充足的生产原料。枣木质地坚韧，梓木硬度适中，小叶樟、山梨纹理细密、松软轻便，都是雕镂镌刻的上好板材；毛竹造纸，质量上乘，当时印书用得最多的是便是毛竹制造的土产毛边纸与连史纸；而由松柏制成的松烟墨不仅是优良的书写材料，也是印刷的上好着色原料，所印之书，字迹清晰均匀，绝少模糊漫漶。
由耕读传统形成的人文基础，与印刷所需的丰富资源相互联手，使得飘落四堡的印刷种子萌芽生根，生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印书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对四堡印刷业的繁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刺激与催生作用，“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累相望。”时至今日，马屋、雾阁两村保存下来的先辈因从事刻书业获利后所建的高大屋宇仍比比皆是。
四堡印书业从萌芽发展，到取代闽北建阳达至顶峰，跃居为我国南方的坊刻中心，具体时间为清代中叶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载着我们的两辆小车在简易公路上疾驰，一同前往四堡的，除司机外，还有参加“第九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的另两位作家，连城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吴尧生及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陈小培。
四堡越来越近，关于她的历史与想象，也就越来越真切了。
属长汀县时的四堡乡，共有44个村庄，但从事印书业的，主要是居于马屋村与雾阁村的马、邹两大家族。据有关资料统计，仅马、邹两姓便有72%的居民，1200多人从事刻书印刷；印书坊至少在100家以上，著名的大书坊有马氏万竹楼、林兰堂、五美轩、文萃楼、经纶堂，邹氏敬业堂、文海楼、翰宝楼、碧清堂、万卷楼、素位山堂等40多家。
印刷与出版，在四堡形成了“一条龙”的生产销售机制。
高山密林中砍伐声此起彼伏，马氏、邹氏居民就地取材，以毛竹造纸，松柏制作松烟墨，樟树、枣木、梨木、梓木雕刻书板。而村中书坊，则是另一番动人的繁忙景象，压模工、印工、调墨工、裁纸工、装订工、针线工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即使那些看似不怎么起眼的管灯火、守仓库工人，他们也恪守岗位，各尽其责。书印好了，装订成册，一个个挑工将它们放入担子，又将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肩头，然后默默地踏上通往外界的山间小路。书籍的初始运载中，不仅仅只有挑工，应该也有古代农村独享风骚的木轮手推小车的身影，那吱吱作响的叫声与乡间天籁交融，会是一种怎样的超世绝响呵！然而，四堡的周遭是大山，穿越乡村后，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排拒了独轮小车的参与。是的，在穿越包围四堡的深山密林中，只有挑工前行的成排身影，不可能出现一串串小车的踪迹。那山外的世界，流淌不息的汀江、闽江岸边，早已停泊着一艘艘船只，经由一个个“足迹几遍天下”的四堡书商操纵，将一册册古籍，销往四面八方。
四堡书籍的运销线路主要有三条：北线经清流，入沙溪，下闽江，或经宁化进入南昌、九江、武汉、长沙、重庆等地；西线，水路沿汀江乘舟南下，入广东、广西、云南，乃至越南北部，陆路则入赣南、湖南；南线，经连城，入龙岩、漳州、厦门、泉州等地。当时经销四堡古籍有记载的书商为629人，书籍远销13个省份150个县市。对此，《汀州府志》写道，明清两代，四堡木刻雕版印刷业极其繁荣昌盛，500户人家设有书坊300间，出版物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出版总量仅次于北京、汉口，排名全国第三。
而四堡马氏、邹氏也以刻书为乐，雾阁邹氏的墨香书屋曾题诗曰：“数亩书田世守长，富储千卷号书仓。年年不用输王税，留作传家翰墨香。”于世传刻书之业，诗中弥漫着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
进入四堡，三里古街热闹非凡，川流不息的人群，真可谓摩肩接踵。鸣笛声被喧腾的市嚣所淹没，小车被密集的人流裹挟着蜗牛般向前爬行。当地风俗，逢农历三、六、九赶集，我们正碰上了初六这一圩日。
与赶圩的喧腾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雕版印刷的衰亡与断裂、落寞与寂寥。
雕版印刷早已成为只可追忆的过去，今日的四堡不可能一以贯之地固守一段辉煌的历史让时光凝滞。那么，他们的身上，总该刻印着先辈留下的某种标记吧？
然而，今日的四堡却多多少少地让我失望。
雕版印书固然不存，而祖先的血脉还在后人身上流淌，那种开拓精神、进取之风当永存不灭。我所说的标记，也是对四堡的一种期望。四堡，应该在雕版以后的时光中出现另一种创新与事业，田园里将长出某种与时俱进的新型产业。可是没有，似乎半点也没有。雕版印刷衰亡后，四堡又退回到地地道道的传统农耕社会。
今日四堡，真的与中国大地上其他普普通通的乡村没有多大区别。雕版印书不过是一场没有留下多少痕迹的风暴，一番席卷过后，一切的一切，也就归于平静，回到了男耕女织那怪圈般的传统轨道。
古街依旧，赶圩依旧，当然，还有那些曾经红火过的刻坊建筑，也依旧高高耸立。
四堡坊刻，曾遭受过三次大的冲击。
以横扫儒教、推翻满清为使命的太平天国，曾将战火烧到了闭塞的四堡。而四堡印制的书籍，又多为儒学典籍。于是，四堡也就在劫难逃了，毁于兵燹的书籍、版刻不计其数。然而，四堡利用旧有技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清咸丰、同治年间，上海出现了石印，印刷快捷，装帧美丽，与雕版印刷相比，占据明显优势，对四堡书业构成潜在而有力的威胁。尽管如此，四堡并未感到多大危机，印书业仍在过去的轨道上照常运转。
清朝末年，致命的竞争与打击出现了，国外铅印新工艺传入中国，很快垄断市场，四堡无法抗衡，遂一落千丈，一蹶不振。书坊大多停业倒闭，只有残存的几家苦苦支撑，惨淡经营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终于落下了最后的帷幕。
雕版印刷的衰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稍加反省，四堡的衰落，又与自身有关。
当四堡的印书业如日中天之时，外地书商往来云集，江西浒湾的书商在雾阁买了一块地皮，搭房盖屋，坐地采购转运，大发书财。这本是一桩进一步促进四堡印书业更加繁荣的好事，可四堡人却眼红了，寻找各种借口刁难排挤。浒湾书商一气之下购走四堡刻版，回到故乡经营自己的印书坊去了。如果没有四堡的刺激与嫉妒，明清时期的中国雕版印刷基地中，很可能只有三地，不会出现浒湾之地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
有着如此心态，四堡在石印、铅印的侵袭下没有转型获得新生而直趋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以为新的转型不外两个方面，其一，利用旧有的生产供销一体化资源，像先人那样，引进、采用新的印刷技术；其二，科举废除后，印书内容应有所扬弃，从大量应试需用的儒学经典，转到时尚课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读物。然而，四堡人没有这样做，也许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只是一味地躺在祖宗留下的遗产上固步自封。
不惟四堡，即使整个民族，在新技术面前也表现出相当的守旧与顽固。早在900多年前的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就发明了效率大为提高的活字印刷术，可这一被国人自豪地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先进技术却长期没有得到推广。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活字印刷不仅没有取代雕版印刷，就连相应的发展也微乎其微。对此，有人做过专门统计，清末版本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共著录历代书籍7748种，不同版本计20000部，其中活字印本只有220部，仅占总数的1%强。
寿终正寝后的四堡，到处都是积压的书籍，长霉的雕版，废弃不用的房舍，以及各种杂物。即使风光不再，利用这些旧物还原、再现当年的辉煌与风采，也不过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是，虫蛀、霉变、朽烂，特别是人为的毁弃，对四堡的雕版遗存构成种种破坏与威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文化虚无主义，更是给四堡带来了一场极大的灾难，不少古籍、雕版在“破四旧”的熊熊大火中顷刻化为灰烬。
文革结束，中华民族终于变得理性起来，逐渐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然而，面对一片废墟，保护该从何入手？一切只有从零做起。
同行的马卡丹曾任连城县文化局局长，20世纪90年代初，他利用当时下拨的500元人民币作为启动经费，一元一块，向当地居民征集私藏的残存雕版。一元钱，即使在那个年代，又能够做些什么呢？费用只是一种象征，主要还是捐献。四堡，是卡丹的祖居之地，也是他的第二故乡，从15岁到19岁，他在四堡度过了将近五年的青春岁月，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谊。在他的感召下，500元经费，竟征得了500块雕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也充分体现了当地民众的责任与情怀。
有了良好的开端，那些劫后余生的残存遗物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开始一点一点地汇集到文化工作者及当地政府手中。
2001年7月，四堡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国庆期间，“中国四堡古雕版印刷基地展览馆”终于诞生了。
展览馆建于雾阁邹氏祖祠——定敷公祠内，除必要的图片文字说明外，陈列有印书、裁纸、装订的各种生产工具，还有一块块古牌匾额，自然少不了那些珍贵的木刻雕板与线装古书。展出的物品虽然不是特别丰富，但足以勾勒出整个雕版印刷的流程与原貌。
观看中，我对当年的印书品种之多及已然萌生的版权意识尤感兴趣。
四堡刻书种类可分为启蒙读物、经史子典籍、课艺应试用书、医药书、日常实用读本、堪舆占卜星算、小说故事戏剧、诗词及个人文集等八大类，有确切记载及留存实物的达900多种。什么书畅销就刻印什么，读者熟悉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四书》、《药性赋》、《神农本草》、《康熙字典》、《奇门遁甲》、《唐诗三百首》、《荡寇志》、《牡丹亭》、《西厢记》、《桃花扇》、《拍案惊奇》及四大古典名著等，这里都有印刷。被列为淫书、禁书的《金瓶梅》，在专制统治者的严密监控下，北京、汉口、杭州等通都大邑难以出版，而天高皇帝远的四堡，却“明目张胆”地大量刊印。此外，他们还根据市场需求自编书籍，最著名的要数邹圣脉增补的《幼学故事琼林》。此书刚一问世，便风行天下，历经数百年不衰，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蒙学读物。
遗憾的是，搜集陈列的书版中，大多残缺不全，只有一部完整的书版。
为避免恶性竞争，四堡的马氏与邹氏宗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族人利益的措施。每年春节，马、邹二族各书坊都要张贴公布一年来新刻书籍的封面，表示“版板所有”，其他书坊不得擅行刻印同类书板。如现存《四书典要辨讹》雕版封面，便赫然印有“本斋藏板，翻刻必究”字样。其他书坊实在要印，也只能租借书板，所印之书，也须沿袭原书坊的堂号、封面、颜色及装订式样。
版权意识，是出版业走向规范有序的必由之路。可惜的是，由这一意识所引发的相关活动与秩序并未在四堡出现。
讲解员解说一番，拿过一块雕板，涂上黑墨，为我们每人在备好的宣纸上印制了一幅别致的古画，并盖上刻有“中国四堡古雕版印刷基地”字样的大印。我接过一瞧，但见两位身着古装的男女相对而立，仿佛在深情地诉说着什么，画面上部的文字说明则写着“梁山伯祝英台全本”。由此可以推测，我们手中拿着的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封面，至于“全本”内容，可能是小说、故事，也有可能是戏曲。
同行的吴世灯先生兴致更浓，他拿过雕板，在解说员的指导下，又亲手涂墨，亲手印制了一张《梁山伯与祝英台全本》封面。吴世灯心中，有着一股浓浓的“四堡情结”。1992年，为挽救、挖掘、整理、研究四堡雕版印刷遗产，作为省新闻出版行业的研究人员，他曾三进四堡，白天与当地百姓交谈，挨家挨户寻找雕版、旧书、契约文书、族谱等相关资料，晚上则翻阅材料，摘录记载，认真研究。在驻扎四堡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积累、掌握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材料，写下了《清代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等颇有份量的论文，发表在《出版史研究》等国家级刊物。作为四堡的有功之臣，他的大名被写入展览馆前言。
挖掘、宣传四堡的有功之臣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及的外国友人——美国俄勒岗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包筠雅女士。1993年8月，她曾不远万里来到四堡“安营扎寨”，刻苦研究，在四堡雕版文化与海外世界之间，架设了一道传播的金色桥梁。
也许是对四堡有着过高期望的缘故，因此，我产生了对其现状不甚满意的心态。其实，只要稍稍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就会觉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乡村，在统治当局没有任何扶植与奖励，还曾不断抽厘加税榨取的情况下，将雕版印刷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四堡先民，可以说曾将生命的活力与生活的激情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
书坊是文化发展的晴雨表，欲紧跟时代步伐，超越雕版印刷，采用西方先进的铅印技术，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转型之上。而中国近代前行的蹒跚步伐，足以说明历史的包袱之重、积淀之沉与转型之艰。
四堡，仅凭一个小小的乡村之力，是怎么也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型与超越的。
明乎于此，打量四堡的目光中，也就多了几分欣赏与赞美。
出了展览馆，又去马屋古书坊。
马屋距展览馆约一公里路行程，一座座耸立的房舍显得十分宏大。建房之初，房主要考虑到两方面的功用与实效——既作印刷场所，又是生活民居，这便决定了每座房舍的格局与规模：作为数十乃至上百雕印工人、部分书商的工作之地及家庭所有成员的生活所在，建筑面积少则上千平方米，多达上万；而业主的财大气粗、印书的特殊氛围又决定了它的富贵与高雅，门楼泥塑石雕，屋脊飞檐彩陶，梁檩木刻雕花，窗屏彩绘漆画……建筑工艺与室内布置颇为讲究，精美雕刻与书画文墨比比皆是。
每走进一座古旧的书坊，虽是大同小异的厅堂、天井、回廊、上房、横屋，但其搭配、格局、朝向又各各有别。大多房间现已弃之未用，满地都是堆置的杂品旧物，木制构件在蛀蚀、朽坏，许多院墙在倾斜坍塌，不时有浓浓的霉味扑入鼻端。穿行在这些老迈而破败的廊坊间，心中不禁发问道，那个石盆，该是当年贮墨用过的吧？那间宽敞的厢房，是否当年的雕印场所？那座横屋，恐怕是一间藏板房吧？还有那成排低矮的房舍，是否当年堆放古书的仓库？推测与揣想中，四堡昔日那热火朝天的一幕幕场景，也就穿越时光的隧道，一一复活，历历在目了。
陪同的四堡前文化站长老包及新站长小邹告诉我们，当地政府准备投资开发，将马屋保存较为完好的林兰堂辟为四堡雕版印刷流程馆。届时，游客不必推测想象，即可实实在在地观赏到古代雕版印刷从刻版、上墨，到印刷、装订、裁切的整个操作过程与生产程序了。我说，还可印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籍如《论语》、《三字经》、《百家姓》等古籍向游客出售，这不仅复活了雕版印刷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还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走出林兰堂院落，门前的空地上，铺晒着一摊摊地瓜粉条。太阳当空高悬，四周静静的，空气中似有咝咝微响，一种淡淡的馨香在隐约浮动。当年这里排列的，则是一些刚刚用过的雕版或散发着油墨味道的线装古书。
马屋村的每座书坊，都别有洞天，自成一体。而当它们错落有致地排在一起时，又构成了一处鳞次栉比的建筑群落与引人注目的独特景观。最让我感到惊叹的是建筑者当年所具有的防火意识，书坊与书坊的外墙间，都砌有防火砖。是遭过火灾后的补救，还是建房之初就具有了这样的防御意识？不论何种情况，我以为都是一种少有的忧患与创举。
一条名为花溪的小河沿马屋书坊，缓缓流向远方。河道狭窄而水量丰富，虽不能行船航运，却是马屋的生命之源，印刷及生活用水，无疑要依赖这条浅浅的溪流。
马屋村头，横卧着一座进入四堡的古廊桥——玉砂桥。玉砂桥以石为墩，上架枕木，顶张伞篷，桥面铺设鹅卵石，两旁以栏杆为栅。作为四堡辉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玉砂桥虽经300多年风雨侵蚀，仍显得精巧美观，楚楚动人。
四堡印书业主要由马氏与邹氏支撑，因此，除马屋外，邹姓雾阁村也留下了相对完好的古书坊群落，那里的敬业堂、文海楼、素位山房皆颇负盛名。因行程匆忙，下午还要赶往连城著名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冠豸山，与雾阁古书坊，此次也就只好失之交臂了。
四堡，在明清时期曾以一己以力，独自支撑起中国南方印书业的广袤天空。多重合力的作用，使得一个偏远闭塞的乡村，爆发出一股威力巨大的核能，在中国印刷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都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惊叹之余，我更加看重的，是她今天拥有的地位。当一处处印刷古迹在岁月的流逝中化为青烟与云雾一道飘散，变成灰烬与历史一同尘封之时，四堡，却挣脱了云烟与灰烬的吞噬，卓然独立，遗存于世。雕版印刷，曾是中国古代印刷业的主宰，而四堡又是硕果仅存的雕版印刷古遗存，由此可见，四堡在中国印刷史、考古史、传播史、文明发展史中，占据着怎样重要的位置。我不知道国外是否还有如此规模庞大的雕版印刷文化遗迹，即使有，四堡也称得上世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是四堡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她的今天。偏远闭塞于文明而言，有着一种天然的排拒与阻隔；然而，当文明的春风一旦吹入，闭塞的环境又会成为保护文明绿地的有力屏障。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虽然严重地惊扰了四堡的雕版文化之梦，但时间短暂，未能构成毁灭性灾难。民间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木刻雕版与线装古书，便是一个有力的明证。
历经兵燹战乱、新型技术、文化革命等多次冲击，坚强的四堡，每一次侵袭之后，总要舔舐伤口，开始一种发自生命本能的自我修复。或恢复如初，或尽可能地留住往昔的荣光，或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中挣扎……今日四堡留存下来的，是一种没有装饰的原生态雕版印刷文化，虽有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不是那么完善美好，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状态，给曾经拥有一百多幢高堂书坊、二十座古祠、六家书院、两道跨街碑坊及一条三里古街的四堡，留下了发挥与改造的空间。空间过大显得散漫无章，过于狭小则无回旋余地，四堡的地盘正适宜于保护、开发与利用。适宜的空间与原生态现状，加上现代文物保护观念的指导，可以预见的是，一条具有古朴意蕴、原汤原味的中国雕版印刷文化长廊，将重现于四堡那狭长的谷地，让游客充分领略、感受、浸润中华传统文明之风。
四堡，庚续过雕版印刷技术，传承过中华文明薪火，却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凋敝衰落；她是辉煌的见证，是转型的祭奠，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块纪念碑。因此，我眼中的四堡，不仅仅是一处有待开发完善的中国雕版文化之乡，更是一段历史，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四堡的底里，承载着许许多多超越雕版印刷并能促人思考、警醒与启迪的深厚内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