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马尾的辉煌与鼎盛却始于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船政学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批民族精英与爱国志士由此起步，中国第一艘铁甲战舰在此出海，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于此组建……马尾，作为中国重要的科技基地、造船工业的发祥地、中国海军的摇篮而成为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发愤图强史上的一个极其闪光的亮点。
鸦片战争虽然未能惊醒国人的迷梦，但英人的“船坚炮利”却引起了有志之士的强烈反响，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所谓“夷之长技”，主要集中在“洋炮洋舰”上，也就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所说的“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最先付诸实践的是被誉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为改变清朝海防废弛、水师敝坏的局面，林则徐一方面精心搜集中外战船资料，将各种外国战船式样绘成船图；另一方面积极购买欧美“洋炮”，仿欧洲船式建造双桅船，他还从美国驻广州领事处买来一艘商船改装成战舰，配备英制火炮34门编入水师，有人将其视为中国海军史上第一艘具有近代水平的战舰。林则徐的努力虽然收效甚微，发展近代海军的计划最终搁浅，但他仍不失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先驱者，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引路人。
有志之士的呐喊与努力遭遇到比西方“船坚炮利”更加坚固厉害的传统保守壁垒，帝国犹如老牛拉着的一辆破车，吱吱呀呀地唱着古老的歌谣，晃晃悠悠地在夕阳的残照里颠簸而行。及至十多年后，当镇压太平军的得力干将、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安徽安庆的长江边见到两艘鼓轮而上的“洋轮”，发现它们“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当即惊得面如土色，精神恍惚，半天不语。及至回营途中，突然口吐鲜血，差点堕下马来。在与幕僚谈及洋务时，胡林翼摇手闭目，神色不悦地说道：“此非吾辈所知也。”不数月，便薨于军中。
当清廷官员再一次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感到焦虑与压力时，他们想到了效仿，只是效仿的目的再也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以毒攻毒”地对付太平天国起义军。
尽管洋务运动领导者的见识远远不如十多年前的林则徐、魏源等热血有志之士，其动机也令人扼腕丧气，但毕竟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蹒跚步履。
于是，一批批优秀的太平军将士成为清廷从西方购进的战舰、枪炮的活靶子，太平天国的失败尽管有着诸多无法克服的内在因素，但清军武器的优势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1862年，清政府决定成立一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委托曾经担任中国第一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办理。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李泰国购买了8艘军艘，招募到600多名英国海军官兵。花的是清朝的银子，购买的是英国的军舰，名为中国海军，配备的全是英国官兵，就连舰队总司令，也是英国海军部安排的人选——英国海军上校谢拉德！阿思本。更为荒唐的是，李泰国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签订了13条合同，其中有“阿思本只执行李国泰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等条款。尽管清政府急需一支舰队用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却怎么也不愿“将中国兵权、权利全行移于外国”，只好支付一笔巨额遣散费，将所有英国兵船打发回国。清政府白白耗费67万银子，最终落得个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任所向总理衙门上了两道奏疏，认为借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提出了“设局制造轮船”，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近代造船厂、建造新型船舰的主张。
奏折很快得到清廷批准，在勘察选址时，左宗棠将目光投向了马尾。
闽江两大支流乌龙江、白龙江在此交汇，两岸青山连绵，重峦叠翠，江面显得十分宽阔，汹涌的水流将航道冲刷得深邃无比，洲屿点缀其间，有如星罗棋布。江中一块巨石形状酷似马头，骏马奔驰向南，位于闽江北岸的地盘自自然然就成了“马尾”，这段闽江也被称为马江。马尾重山环抱易于防守，江面开阔利于船舶行驶，离入海口近巨轮可随涨落的潮汐进出自如，马尾港陆地有一片平坦的地段可容纳大量建筑，离省会福州约20公里便于官员就近监督，闽海关设在马尾罗星塔对面可就近提取所需资金……马尾集诸多优势于一体，的确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一个适于建造船厂的理想港口。于是，左宗棠将福州船政局厂址选定在马尾山下一块宽130丈、长110丈的地盘内。
学习利用西方造船先进技术，自然得雇用外人，左宗棠任命原江汉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与原“常捷军”统领、法国军官德克碑为船政局正副监督。为防“李—阿舰队事件”重演，左宗棠不得不制订严格的条款予以约束。
正当左宗棠紧锣密鼓地筹建船厂并付诸施行时，突然接到调任陕甘总督的上谕。西北回民起义，清廷想到了剿灭太平军、捻军的有功之臣左宗棠。中国传统人治社会的潜规则，从来都是人亡政息，人走茶凉。船政局不可能随左宗棠西迁，他这一走，建造船厂的自强事业极有可能付诸东流。为此，左宗棠特地推荐了丁忧在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为防牵制掣肘，清廷予以专折奏事的特权。
沈葆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则徐次女林普晴夫婿，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真正进入近代化技术操作层面的封疆大吏。仿佛冥冥之中上帝的着意安排，本是左宗棠提议筹建的事业，最终却由沈葆桢施行岳父林则徐生前未能完成的宏伟大业。沈葆桢办事细密，作风严峻，擅长兵法，工于吏治，这一作风特点在主持福建船政时更是得到了充分发挥，为中国近代船政文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867年，沈葆桢在马尾山麓亲自督建船坞、厂房、宿舍，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由原定的占地面积200亩扩大到600亩。福建船政局设有铸铁厂、打铁厂、模厂、钟表厂、轮机厂、火砖厂等14个分厂，另有船台3座，船亭5座，船槽1座，并设学习制造、驾驶的前、后学堂2所，后又成立学习设计的绘事院及艺圃（即技工学校）。福建船政局计有工人2000多名，约占中国当时产业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另有学生、学徒300多名，不仅是中国当时最大的近代机器工厂，也是世界最大的新型造船厂之一。
1869年6月10日，福建船政局采用西法制造的第一艘木质轮船“万年青”号下水了，技术性能及排水量全部超过同一时期向外国购买的任何轮船。9月18日试航，船上的80多名工作人员，从舰长到舵工、水手、炮手、管轮，全部都是中国人。中国人驾驶自己制造的近代化轮船在马尾港下水，经闽江驶出海口，北上抵达天津，一路行来，令人扬眉吐气不已。
因初行试造，“万年青”号不可避免地存在船身过长、吃水过深等毛病，只能作军用运输船只，不适合作兵船使用。直到两年后第7艘名为“扬武”号的轻巡洋舰建成下水，我国才有了自行制造的第一代适于海上作战的新式军舰。
截止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福建船政局一共建造轮船24艘，其中木壳轮船19艘，铁胁轮船5艘，总排水量27000多吨。
近代军舰与驾驶人才优化组合、编制配备，即可建立一个富有效率的指挥系统，组建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联合体。福建船政局建造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培养了一批航海人才，为建立一支近代海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福建船政学堂虽面向全国招生，无论满汉皆可报名，但汲汲于科举功名的优秀学子报考者极少。如第一届学员中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的严复，若非父亲病逝家境贫寒，恐怕不会前来报考。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加之学堂设在福州马尾，因此生源以本省居多，外省学员极少，仅一二人而已。于是，旧中国海军中福建人最多，对中国海军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就有了“海军者，闽人之海军也”之说。我国近代海军中的兵舰管带及高级指挥官，基本上都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前后担任过海军统领、总理、总长的就有叶祖珪、萨镇冰、兰建枢、刘冠雄、李鼎新、程璧光、黄钟英等人。然而，因地域色彩过于浓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有着共同利益的小圈子，排斥非闽系人士，以致被人称为“闽党”。
随着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不断增多，沈葆桢向清廷提出了新式海军的建制问题。
以1870年9月20日清廷调遣福建旧式水师提督李成谋担任轮船统领为标志，福建海军初具雏形；1872年，包括主力“扬武”号在内的4艘军舰下水，福建海军军舰总数达到10艘；随着船政局所造轮船陆续下水，福建海军拥有的军舰不断增多，1875年已达16艘，总排水量1500多吨。
福建海军虽然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最早成军的一支舰队，但远远够不上一支近代化舰队的水准。既无完善有效的指挥系统，也无配套的后勤保障体系，官兵极少进行近代海战训练，海防要塞建设相当薄弱，严格说来，福建海军还只是中国近代化海军舰队的先声。直到北洋海军建立，中国才拥有了历史上第一支以西方新式军舰大炮及训练方法建设起来的近代化海军。
福建海军尽管还不具备近代化海军标准，但建立不久，就在捍卫东南海疆、保卫台湾领土的战斗中初试锋芒，显示出先进武器装备的震慑与威力。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国力迅速提高。羽翼初丰，就暴露出侵略扩张的内在本性。1872年，日本册封与中国已有500多年藩属关系的琉球国王为“藩主”，公开向中国叫板。1874年5月7日，日军又在台湾南部登陆，攻占牡丹江，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准备长期占据台湾。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沈葆桢火速布防，福建海军闻风而动，积极备战，不但在澎湖海域举行舰队练习，向日军显示强大的实力，还在海上巡逻、运送陆军、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日本不仅理亏，就双方实力而言，日军在军舰、兵力、后勤等方面也明显弱于清廷。但清政府却抱着息事宁人不愿决战的懦弱心理，以50万两银子的赔款换取日军撤出台湾。
一个近代化刚刚起步的蕞尔岛国，竟敢公然打上门来，向堂堂的“天朝大国”发难，犹如一场强烈地震，给中国朝野带来极大震憾。许多有志之士充分认识到，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日本将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清政府也在“台湾事件”中认识到海军的重要作用，不得不调整战略，重视海防，发展海军，并将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北洋。
中国近代海军从南洋起步，北洋海军却后来居上。
日本通过侵占台湾的军事冒险行动，不仅感到清廷颟顸无知、色厉内荏、软弱可欺，也看到了海军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积极发展海军，日本更是加快了海军扩张的步伐。
中日两国都以对方为假想敌扩充海军、积极备战，当这种发展达到一定火候，双方将不可避免地一决雌雄，这就是爆发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结局众所周知，清廷在这场战争中彻底惨败，中国第一支真正的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其实，早在甲午海战11年前，中国海军就遭受过第一次挫折与重创，给洋务运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1884年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地点就在中国海军的摇篮——马尾，仍是敌人恃强打上门来，公开挑衅，率先开火。
战争因清朝的藩属国越南而起。其实，所谓的藩属国既非殖民地，也非托管地，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相当松散。藩属国遵循基本礼仪，奉宗主国为正朔，按时纳贡接受册封，而宗主国虽不干涉藩属国内外事务，但其内乱时，却有出兵平定的责任与义务。宗藩关系既显示了封建统治者“通惠四海”、“万邦来朝”的大一统盛世虚荣，也起着调节华夏与边远异邦民族关系，保证国内安定的缓冲阀作用。19世纪80年代初，越南发生了被法国吞并的危机，清廷在越南阮氏王朝的再三请援下，本着“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矣”的战略主张，最终作出了出兵边境、援越抗法的决定。
马江海战，便是中法之间除越南战场外的另一个战场。
法国之所以派遣海军前来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是想占领福州，占据马尾船厂作为法国舰队的维修基地，掌握台湾海峡制海权，达到要挟清廷、侵占越南的目的。谁也没有料到的是，福建船政局、福建海军主要依靠法国技术及机器设备建造而成，却由法国舰队将其视为打击目标。
法国是当时世界第二大海军强国，拥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及60艘鱼雷艇，总排水量达50余万吨。尽管法国海军实力雄厚，但前来福建参战的舰艇只有9艘，水雷艇2艘，火炮77门，总排水量约15000吨，作战兵员1830人。福建海军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近代海军，但与之对峙的军舰共有11艘，火炮45门，总排水量9715吨，作战兵员1200人，此外，中国还有9艘旧式武装师船，2艘帆船，7艘载有鱼雷发射机的汽艇及若干装有杆雷的桨船，岸上还有7座可提供火力支援的新式炮台。由此可见，中法双方实力悬殊并不是太大，加之福建海军以逸待劳，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只要抓住时机，奋力一搏，并非没有获胜希望。
然而，由于清廷懦弱，一味地寄希望于和谈；战争指挥者决策失误，一再延误战机，致使主动权丧失殆尽，结果导致福建海军被动挨打、彻底失败的命运。
闽江下游山峦起伏，从马尾港到出海口约25公里，共有三道严密的防线。南北两岸炮台林立，火力交叉封锁，加之航道水域内岛屿暗礁密布，无论法国海军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越过这25公里的重重关隘进入马尾港口。然而，当法国海军于1884年7月13日以游历为名要求进入闽江口时，福建总督何璟却允许两艘法国军舰驶入，停泊在马尾港旁的罗星塔下，并予以“最友好的接待”。而早在四个月前，中法两国的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开始较量。面对法军的战争叫嚣及新的军事行动，战争一触即发，作为清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何璟竟然开门揖盗，愚昧无知简直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7月15日，军机处传令“该国兵轮勿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何璟违旨，又让两艘法国军舰驶到马尾。自此，法舰自由进出闽江，深入内河，不受任何阻拦，福建海军的优势反而主动让给他人。
于是，法国军舰陈兵马尾港，控制闽江口，威胁福州城，摆出一副剑拔驽张、咄咄逼人的态势。
福建海军面对法舰越来越严重的挑衅，不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与威胁，也作好了战斗准备。“兵船入口不得超过两艘，停泊不得超过两星期，违者即行开仗。”有人援引这一万国公法，主张先发制人向法国舰队开火。福建驻防将军穆图善支持这一主张，福建会办军务、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也多次请求先发制人。而得到的清廷指令，却是“严谕水师，不准先发炮，违者虽胜亦斩”，“必待法人挑衅，始准应战，不宜由我启衅”。面对这样懦弱腐朽的朝廷，除了被动挨打，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中法谈判破裂，法国发出最后通牒。直到法军战书下达，误解战书内容的何璟才在开战不足一小时前急电福建船政局及长门炮台进行准备。开门揖盗，被动避让，就连战前仅有的一点宝贵时间也被耽误，是敌人假清廷及其指挥者之手，将福建海军一步步地推向了可怕的深渊。
8月23日下午1点56分，法军舰队全面开火，炮声与硝烟顿时笼罩江面。
本来就技不如人、势单力薄，加之天时地利尽失，军舰还来不及启碇就被敌人炮火击中。尽管居于劣势，处于被动，但所有福建海军将士都表现得勇敢顽强。他们没有退缩，没有逃跑，而是有进无退，视死如归，就连对手法国海军军官也不得不称赞他们“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
马江海战十分短暂，双方炮战仅40多分钟即告结束。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9艘军舰被击沉击毁，另2艘负伤逃往上游，后在林浦搁浅自沉。同时被击沉的还有一批旧式水师船只，共有796名海军将士以身殉国。法国方面军舰一艘未沉，仅死6人，伤27人而已。
激战过后，到处都是漂浮的木板与断帆，沉没的军舰或高或低、或隐或显地露出江面。一些幸存的海军官兵在鲜血染红的江水中沉浮着成了法军的活靶子，只要他们的脑袋刚一浮出水面，就会遭致法军步枪、机关枪的疯狂射击，或是被法国人以竹竿猛击，活活捅入水中淹死。一位在闽海关工作的外国雇员见此惨状，不由得悲愤地说道：“这不能叫做战争，而是屠杀！”
是的，又一场残酷的屠杀！又一次见证着懦弱就受欺辱，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所谓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真理与准则！
在此，让我们引用英人赫德观战后所说的一段话，永远记住1884年8月23日这一既悲壮又悲惨的日子：“真正的荣誉当属于战败的人们，他们奋战到底，并且和焚烧着的满被枪弹洞穿的船舰一起沉没。”
中法马江水面之战短暂，岸防之战则持续了一星期之久。
尽管法舰重炮威力巨大，沿岸炮台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争初起，数千民众便自发地移石镇江，立桩为栅，筑起一道严密的封锁线，阻止法舰溯江而上，打破了法国占领福州作为抵押品的迷梦。法军陆战队两次登陆，企图攻占马尾船厂，遭到两营清军守兵的沉重打击，不得不放弃登陆计划，改用舰炮摧毁船厂。法军以七吋口径大炮对准工地、仓库及一艘即将完工的巡洋舰艇，猛烈炮轰达四小时之久，致使船厂发生五次爆炸，一股股冲天烟雾腾空而起。合拢厂、画楼、水缸厂、炮厂、轮机厂、铸铁厂、砖灰厂、船亭、栈房、模厂等分厂受到不同程度创伤，未下水的舰艇被击穿90多个孔穴，学堂、匠房内的用具、书籍也在炮火的轰击中残缺不全。
马江之战，福建海军覆灭，马尾船厂被毁，清廷几百万两白银耗费、近20年苦心经营，顷刻间灰飞烟灭。
海战结束，乡民们驾船打捞出死难者尸首500多具，大都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全尸仅132具，多为落水后被法军以竹竿猛击捅入水中淹死。能够辨认的由附近亲友领回安葬，无法辨认及无人认领者分成九垅埋在了马限山一带。
马江之战两年后，即1886年，一座纪念海战死难烈士的祠堂——昭忠祠建在马尾马限山麓，负山面江而立。
1920年昭忠祠重修时，九垅及马尾船厂船坞旁的其他烈士遗骸迁入其中，修一大墓，墓前建有碑亭，亭中刻有一块纪念石碑，上书“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马江诸战士埋骨之处”。
1984年，为纪念马江海江爆发100周年，国家拨款60万元再次重修昭忠祠，并将其辟为马江海战纪念馆。
2004年9月17日下午，我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编审吴世灯先生的陪同下来到昭忠祠，凭吊120年前为国捐躯的死难烈士。
祠堂外栽着一排象征烈士精神长青不朽的翠柏，门前陈列着两尊从当时被毁舰船上卸下的大炮，锈迹斑斑的炮身见证着一段永难忘怀的历史，无声地引领着前来凭吊的人们步入当年的悲壮。进到祠堂，映入眼帘的是围绕马江海战的一批纪念物，有马尾及闽江沿岸地形沙盘，福建船政兴衰图片，海军将士奋勇杀敌雕塑，死难军官画像，还有烈士生前用过的遗物如腰带、木盒、茶壶、花盆及佩戴过的领章等。祠内石碑上镌刻着796名死难者的姓名，包括12名军官，736名战士，48名弁目、练童、医生、差弁等。
捐躯的烈士们大多都是船政学堂以西方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才，如军官叶琛、许寿山、陈英、林森林等；其中还有一批出国留学的“洋学生”，如阵亡者中就有中国最早留学海外的4名“留美幼童”，他们是黄季良、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人才的夭亡比厂房被毁更令人惋惜不已，厂房毁坏可以重建，死者长逝则永不复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些死难烈士的生命之花没有凋谢，中国海军事业将会出现一片新的希望与曙光。
先行者倒下了，又一批后继者崭露头角奋勇前进，中华民族以其顽强不屈的韧性在五千年的文明之河中生生不息地流淌着。马尾船厂遭法军毁灭性炮火轰击仅一个月后，就在船政员工的竭力修复下恢复了正常生产。此后，马尾船厂除建造船只外，还在1918年2月创设飞机制造处，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于1919年8月建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
纵观福建船政局的发展历史，最令人痛惜的是外国侵略者的破坏。除1884年法军毁灭性的轰击外，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还两次占领马尾船厂大肆洗劫。1945年5月，日寇撤出马尾时，又在船政学堂的所有校舍埋设炸药，随着几声巨响，建筑物瞬间倒塌，船政学堂被夷为平地。福建船政局的许多建筑后来都已修葺如初，唯有船政学堂无法复原，日本侵略者的耻辱柱上，又增添了一桩毁灭文明的残暴行径。
走出昭忠祠，我们驱车前往马尾船厂。
马尾船厂作为福建船舶工业公司的骨干企业，如今已改制为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生产科技含量较高的集装箱货轮及新型工程船为主，具有年造万吨货轮6到8艘，单船建造能力3.5万吨级的生产能力。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在过去的基础上，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日益提高，正逐步与世界接轨，制造的船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打入强手如林的欧洲市场。1997年10月，公司为德国船东批量建造4艘8200吨级的集装箱船，成为国内建造德国籍船舶的第一家地方造船厂。当年从西方引进先进的船政文明，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锻造，在战乱与顿挫、屈辱与压抑中恢复、振兴、崛起，终于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徜徉厂内，没有行人，映入眼中的，是鸣奏着一曲曲现代钢铁交响的船台船坞，高耸的旋转吊车，鳞次栉比的新建车间，不时可以见到欧式小洋楼的身影，还有修复如初的昔日标志性建筑如船政轮机厂、绘事院、钟楼等，它们记载着船政的历史与沧桑，与迸发着青春激情的新型厂房相互辉映。船政轮机厂建于1867年，正是这里生产了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面对仍保留着当年风貌的轮机厂房，连前来参观的法国、荷兰驻华大使也感慨地说像这样的古旧厂房，在欧洲也难得一见了；当年的船政绘事院既是船厂技术设计的工作场所，也是培育造船技术人才的教育机构，院址就在轮机厂楼上，如今已辟为马尾船厂史迹陈列馆；高达18米多的五层法式建筑钟楼，更是当年欧风东渐的缩影，那鸣响的清脆汽笛，在经久不息的悠悠回荡中，将中西两种不同文明融汇为一个有机的结合体。
然后，我们于薄暮时分来到了中法马江海战遗址。
两水相汇的江面显得十分宽阔，一艘艘船舶上下行驶，对面南岸连绵起伏的山岭笼罩在轻纱般的薄雾之中。望着风平浪静的水面，隆隆的炮声与机关枪的脆响由历史深处，从遥远天边隐隐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一时间，满耳都是风声涛声炮声枪声喊叫声杀伐声的喧腾，眼前不禁幻化出当年福建海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悲惨情景。
是的，正是在这里，中法两国海军将士相互对峙长达一个多月，不论哪方率先开火，都会占据主动置对方于死地。然而，双方都在万分紧张地等待着，等待两国政府的谈判结果，等待对方的最后通牒，等待交火的最后时刻……那可真是一段双方神经紧张得几乎快要绷断的既漫长又难捱的日子。福建海军将士恨不得马上开炮，将已经有着实质性侵略行为的敌人驱逐国土；法国海军深入中国内河，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冒险，稍有闪失，也将是全军覆没，死无葬身之地。就在双方交战的当天，如果中方在上午涨潮时提前开火，泊居上游的中国军舰就可发挥舰首炮火威力，使法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法国驻华公使马德诺与孤拔海军中将相信福建海军不会首先开炮，便将递交战书的时间定在下午。下午退潮，福建海军军舰的方向便会改变，面向法舰的船头变为船尾，船头威力强大的炮火难以发挥作用，而火力最弱的船尾则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法军开火，中国军舰必须完成180度的回转，然后才能进行还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差，中法海战的历史及结局，极有可能重新改写。
法军突然开炮，福建海军一时间无法转身还击，一发发威力巨大的炮弹呼啸着准确地射向停泊着的中国军舰。一个多月的紧张对峙，法军仅以7分钟的猛烈轰击就使福建海军失去了作战能力，仅40多分钟，就将近20年无数志士筹建船政、建设海军的心血化为乌有。
“风声竟使全军墨，海水翻流十日红。”林则徐侄孙林扬光的《悲马江》一诗，便是当年悲壮海战的真实写照。
扼腕长叹之余，对中法马江之战，我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失败的根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被人一再提及的原因，就是中、法双方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法舰配备有鱼雷、机关炮、机关枪，而中方则全无。有人对两支舰队的技术指标、系数进行过一番统计与比较后，得出福建海军的技术装备要比法国舰队落后二三十年的结论。
然而，当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居世界第九位，被称为远东强大舰队之一的北洋海军遭遇势力相当的日本海军时，又一次重演了彻底覆没，却连一艘日舰也未击沉的悲惨命运时，如果再以技术差距作结，恐怕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军运”与“国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运”衰败如夕阳残照，“军运”何以兴旺如日中天？通过海军的作战能力，可以衡量、测试出一个国家在政府效率、战略思想、经济实力、人才素质、国家体制乃至国民内在精神等诸多方面的实际水平。而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只有新的制度，才能根除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暮气、惰性及老昏病，彻底改变中国未来的命运。
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朝“师夷长技”，军火、轮船、机器全都引进来了，洋务运动也办了几十年，可就是达不到“制夷”的效果。列强仍从海上掩杀而来，就连昔日的学生日本也欺负到老师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纵观历代国防，从北方陆上杀来的敌人虽然凶猛，汉人也曾两次遭受异族统治，但历次战争中，汉人占据上风者居多，有时甚至远征大漠，控制西北，势力直达中亚一带。特别是汉唐的巍峨气象与猎猎雄风，的确让人回肠荡气不已。可到了近代，面对海疆来袭的侵略者，我们总是一败再败，从未有过一次获胜纪录。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40年至1940年的100年间，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470多次（其中较大规模84次），入侵舰船1860多艘，入侵兵力47万人，迫使清政府签定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50多个。
我们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如果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如果总是陶醉在“天朝”的虚假面子与往昔荣光之中，如果始终摆脱不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就只能蹒跚在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走入历史的死胡同。
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密不可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技术、器物的“皮毛”，只有从政治、体制、法律、文化等方面进行“换血”改造，才真正触摸到了现代化建设的精髓。
仍然回到中国的海防建设，决定战争因素的不外乎人与物两个方面，洋枪洋炮洋舰有了，并不等于使用这些武器的将士、拥有这些军队的清朝政府也随之具备了近代化的优秀素质。
探究中国海军在两次海战中遭挫的内在缘由，我们一口气可以列举无数，比如清朝政府从来没有完整的海防理论，从未考虑过海军的充分使用，轻视甚至主动放弃制海权，将海军建设仅仅看成是保卫本土海岸线及港口要塞的辅助力量；最为可笑的是，清廷1887年在清漪园内筹建昆明湖水操学堂，将用于近代海战的训练，放在一个人口挖造的湖泊之内；而清廷的腐朽更是达到了无法治愈的地步，慈禧太后先是挪垫北洋海军经费，后修建颐和园时，由挪垫发展为挪用，清廷还利用南洋舰队“广甲”号从广东运送“岁贡荔枝”供慈禧太后等人品尝，“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清廷竟以近代化先进武器为运输工具，上演了一出类似一千多年前的杨贵妃新版荔枝故事；朝廷腐化，上行下效，清朝官员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捞油水”的机会，竟敢在制造的炮弹中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据郑观应揭露，“马江海战，我炮中法船，其弹不炸，法人剖而视之，弹中无药，或炼药不净，或掺杂泥沙，以致药力不足，未能命中及远”，中日甲午海战时，击中日舰“松岛”号的炮弹不炸，也是装填大量洋灰的缘故；北洋舰队成军，海军衙门成立，可军令权却归于不谙军事的皇帝与文官（军机大臣）手中，舰队的指挥权也掌握在不谙近代海战的前陆军将领丁汝昌之手；北洋官兵将军舰当作客轮使用，在烟台与旅顺口之间往来行驶，进行定期运送旅客的生意；北洋海军每每虚应敷衍，缺乏实战训练，黄海海战中连接敌的第一个编队变阵都没有排好，抵近敌舰多次发射炮弹，却一发也不能命中目标；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军纪不振，高级军官带头违反纪律，建公馆、养小妾、夜不归航；当1891年夏天丁汝昌率北洋海军的6艘舰艇访问日本时，有经验的日本军官发现大炮没有擦拭干净，士兵将衣服晾晒得到处都是，就连“致远号”管带、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也在军舰上喂养宠物“太阳犬”……
一位游客在游览北京圆明园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幸而慈禧太后挪用军费建了这么一座园子，要是当年全部拿去建造军舰，我们今天可就什么都见不到了。”此语虽然偏激，却也意味深长，促人反思。
在研读有关甲午海战的大量史料时，我感受最深、感慨最多的，就是北洋海军从上到下，大多缺少血性、胆略与气概。李鸿章内心懦弱，一味求和；丁汝昌躲在港湾内消极防御，害怕出海作战，如果敢于与日本在外海决一死战，并非没有获胜可能；从某种角度而言，进攻就是最好防御，说到底，北洋海军还是一支没有走出中国大海，只在海岸附近游弋的单纯防御力量；将士中尽管出现了勇猛刚强如邓世昌、黄建勋、林履中等英雄男儿，但封建末世堕落，将士也免不了暮气沉沉，官场裙带作风严重，军官形成闽人圈子，而士兵则形成北方人圈子；北洋军人没有曾国藩组建湘军时的“忠义血性”，缺少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与激励，没有视死如归的传统英雄主义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信念，结果“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带头逃跑，“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紧紧“跟随”，还有大批不敢出战者、临阵逃脱者、力主投降者，在决定北洋海军命运的最后时刻，主帅丁汝昌在众水手的威逼下自尽，北洋海军官兵3014人向日军投降。日军俘获北洋海军10艘军舰，将其中的“镇远”号、“济远”号作为战利品带回日本。“镇远”号被编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1900年在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反被日本人利用来攻打中国，后又参加了日俄战争中的多次著名海战，1912年被当成废船在横滨解体，可两个各4吨重的大铁锚却作为日本海军的“赫赫战功”，在东京上野公园陈列了几十年，直到抗日战争日本投降，1946年10月才运回国内。
福建马尾学堂培养出的海军将士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损失惨重，11年后，一批毕业于马尾学堂，后留洋归来的海军管带又在甲午海战中几乎全部陨落：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黄建勋战死，刘步蟾、林泰曾悲愤自杀，方伯谦遭清廷斩首……
海洋是陆地的屏障与保护，然而，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与稳固的国防，屏障反而成为入侵者利用的通途。中日甲午海战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次最为重大的挫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制海权几乎全部丧失。西方列强纷纷涌来，都想“分一杯羹”，瓜分中国沿海军事基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从此真正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甲午海战惨败，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在喂肥日本的同时，也使清廷财政几于崩溃。为在规定期限内还清赔款，清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以限期45年的关税、货厘、盐税作抵押，向英、德等国贷款。若以本息计算，5次货款合计6亿9千7百多万两白银。中国财政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中国人民于债务的阴影中挣扎了三四十年之久。
北洋海军覆灭，除沉重的战争赔款外，清廷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顿然消失。
1896年3月，曾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在汇报北洋海防的一封奏折中写道，海军需重具规模，非二三千万银子两不可。也就是说，中国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可建设10支近代化海军。若以实际支付的本息近7亿两白银计算，则可建造30支近代化海军。而内外交困的清廷却怎么也拿不出赔款之外的银子重组一支强大的新型海军。于是，中国海军的发展目标只能局限于近海防御的狭小范围。
由此可见，日本是导致中国海军发展倒退，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迟滞的最大元凶与祸首！
清廷君临天下、一统世界的天朝大国迷梦一旦打碎，也就由盲目的自尊自大转变为极度的自卑恐惧。除了苟延残喘，谄洋媚外，再也没有重振山河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能力。
武昌首义爆发，好不容易重组的海军队伍，在清廷还没有彻底垮台之前，就已全部起义，成为革命党人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然而，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本应继续大规模发展的海军，却因新政权以北洋陆军为核心及其他种种原因，遭到相当的冷落，其重视程度显然连清朝都不如。而此后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使得中国海军建设完全被搁置下来，也使得中国海军与世界海军的差距越来越远。
往昔的历史造成了海军这一军种在中国的轻视与冷落，以致好长时间都不能从甲午海战的失败中缓过气来恢复原气。
新中国成立，我们对海军的建设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其他方面姑且不论，中国海军至今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航空母舰可以提升海军质量，增强海军作战能力，提高军威国威，是综合国力的象征。航空母舰自1910年问世至今，建成服役的各种类型的总数为300多艘。不说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军事强国，就连亚洲的印度、泰国都有了一艘甚至是多艘航空母舰。即以昔日阻碍中国海军发展的日本而言，自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问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总共建造了25艘航空母舰。战败后的日本，军事力量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遏，但技术发展从未中断，战后海军实力并未衰减，如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发展成为一支兵种齐全、装备先进、具有较强反潜护航作战及远洋机动作战能力的精锐海军，且拥有5艘“准航母”，其海上力量位居世界前列。前些年，一篇转述的发表于日本《朝日新闻》的文章看得我触目惊心，该文指出：“假如中国海军全面出动，在双方无空军基地战斗机掩护的条件下，在远洋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作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海军会在两三小时之内全军覆灭。”近日查阅有关中日海军实力对比资料，中国现代国际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主任杨伯江认为，中国海军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假如中日海军再度交战，甲午战争那样一边倒的局面虽然不会出现，但从军事技术而言，中日海军差距仍然巨大。
早在2500多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米斯！托克利就曾经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世界各国在保卫海洋权益、争夺制海权的较量背后，实则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海军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够制空、制海又制陆的现代兵种，是一支兼具陆海空职能及战略火箭军职能的综合全能型军队。只要海军强大，就能带动陆军、空军及战略导弹部队的全面发展与壮大。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上转载的一篇名为《海军救国论》的文章。原文发表于1941年12月出版的《海军杂志》，作者刘和谦曾任台海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而当年的他，还仅只14岁。这是他在马尾海军学校第一次招生考试中的应试作文，其中有语道：“试观今日之中华，其海防若何？沿海尽被封锁，海权操纵敌手，其故何耶？盖因中华传统之不重海军，而政府之失策，与夫国民见解之错误也……海军建设，实汲汲焉刻不容缓也！当今日也，海军盖可救国，救国亦端赖乎海军，吾人更应献身海军，建设坚韧大无畏之海防，增强海军救国力量，发挥海军救国功能，为我海军救国之先锋焉！”
文中所言，虽隔了60多年，今日读来，仍动人心魄，荡人肺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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