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贽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5年的事了，我在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任副所长，某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荆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所写全为湖北历代文化名人，丛书共十本，有一本是介绍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要数老二袁宏道的成就最大，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人，所以称为“公安派”。丛书编者通过有关渠道找到了我，希望我将袁宏道传记的创作任务接受下来。作为一名与“公安派”同乡的学人，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一任务。在翻阅、研究袁氏三兄弟特别是袁宏道的存世文集及相关资料时，我发现他们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受到了同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童心说”的启发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李贽独树一帜的“童心说”，也就不会有“公安三袁”“性灵说”的问世，更不会有300多年后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重提公安派，大力倡导“性灵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有力的推动作用了。

    由此可见，李贽是一个何等了得的人物！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自称温陵居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廿六日生于福建泉州城南门万寿路123号，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北京狱中自刎，终年76岁。李贽死后，毁誉有之，被后世称为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反封建斗士，自由主义斗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早的呼喊者与先行者，一代狂狷，儒教的叛逆者，中国第一思想犯，被诅咒的哲学家……

    而我当时对李贽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的大名及简略事迹而已。于是，袁宏道的传记刚一完稿，我便追根溯源、“爱屋及乌”地将兴趣转到了李贽身上。近些年来，我不仅搜购了他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初潭记》、《李卓吾先生批点道余录》等主要著作，还积累了一批相关的传记及古今中外研究资料。在研读中，李贽的哲学思想使我产生共鸣，坎坷身世让我慨叹不已，特立独行及刚毅不屈的独特个性令我感佩万分……不知不觉间，我仿佛穿越了400年的漫漫时空，沉浸在李贽的时代氛围与个人沉浮之中，在理性分析与感性相融的互动中，一个清晰可见的活脱脱的李贽渐渐出现在我的脑海与眼前。

    是的，对这些年与我相伴相随的李贽，得给一点什么样的“说法”才是了。

    其实，关于李贽，我一直在行动着。这行动包括不断地阅读，不停地思索，反复地构思，还有两次别致的造访——一次前往湖北麻城探寻他的隐居之地，另一次拜访他在福建泉州的故居。

    麻城探访在前，泉州之行在后。泉州是李贽诞生、成长与发迹之地；麻城是他壮年、老年的隐居出家之所，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勤、成果最多的“风水宝地”。泉州、麻城两地，在李贽生命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孰重孰轻，一时还真无法判定；但就其人生发展轨迹而言，自然是泉州在前，麻城在后。为读者阅读、了解之便，还是先写写我的泉州之行。

    自2003年3月底从武汉调入厦门，我就一直寻找着造访李贽故居的机会。直到半年后的11月1日，我才得以成行。厦门离泉州很近，坐车走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泉州市著名作家蔡芳本先生得知我的行程，主动提出相陪。我想独自一人先好好地感受一番，就说等看完李贽故居后相会。

    客车在泉州汽车站刚刚停稳，就有好些三轮车及摩托车主围上前来拉客。我买了一张《泉州市区旅游图》，展开一看，发现车站离图中标示的李贽故居很近，就叫了一辆三轮车。车主问上哪，我说李贽故居，他一脸茫然地望着我。我以为是语言不通的缘故，又一字一顿、字正腔圆地说了一遍。车主是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看得出来，他早就听懂了我说的地点，只是不知道而已。但他不想放弃已经到手的生意，稍顿片刻，就机智地问，你说的地方在哪条路？再查地图，便说在万寿路。噢，万寿路，当然知道，近得很呢！车主说着，两脚开始踏动车轮。

    泉州是中国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论资历，比广州还要早好几百年。宋元时期，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她的开放与包容曾使得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在这里传道、交流、融汇，并留下了各种风格兼备的寺院建筑……古老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使得泉州于20世纪80年代初便跻身于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列。三轮车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与人流中穿行，道路两旁耸立着一幢幢高大的楼房，满眼是现代化、市场化、商业化痕迹，繁华与喧嚣似乎主宰了一切，一时难觅当年的古城风采。

    车主一边前行一边与我聊天，他问我去万寿路是不是去找什么亲戚朋友，我说你真的不知道李贽，莫非你不是泉州人？他说他是本地人，但的确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李贽及其故居。我问他念过几年书，他说初中毕业。我又问，难道你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李贽这么一个人？他想了想，说听是听说过，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于是，我就给他讲李贽，并说他是你们泉州的骄傲。正谈着，就到了天后宫门前，我在地图上发现天后宫紧捱李贽故居，便要求在这里下车。车主说，万寿路还没到呢。我说我想先看看天后宫，然后自己走过去。

    天后宫又称妈祖庙、天妃宫，祀奉的是海神天妃。传说中的天妃名林默，28岁升天后得道成仙，常驾一叶扁舟在海上显灵，庇护救助来来往往的渔民及商人。天后宫颇具规模与气势，山门、大殿、后殿、钟鼓楼、东西长廊等设施一应俱全，时有善男信女烧纸焚香、顶礼膜拜不已。

    游过天后宫，拐一个弯，就是万寿路，一条显得相当狭窄且杂乱的古街。稍稍深入，我就问一家杂货店主李贽故居在哪？女店主右手朝斜对面一指道，那不就是嘛！道谢，穿街，果真就见到了一间窄窄的门面，门楣悬一块李贽故居简介的横额，门左挂一条赵朴初题写的“李贽故居”竖匾。油漆斑驳的木门紧紧关闭，下部衰朽现出两条长长的缝隙。看看手表，已是上午十点半了，怎么还不对外开放？我将脑袋贴在木门上，透过门缝瞪大眼睛往里望，半点也看不真切。便退后几步，转到对街望全景，但见李贽故居门前放着一辆三轮小货车，右边是牙科诊所，左边是文具店，楼上搭一间红砖矮房，几根电线胡乱地拉扯着，给我的印象，是杂而无序、乱而无章。

    我所面对的是否400多年前原样未变的李贽故居？我在心中这样问自己，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尽管如此衰败，也不可能是当年的旧物了，肯定有过重建与改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儿确凿无疑是李贽的出生与成长之地。47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一声婴儿的长啼便从这里嘹亮地响起，尔后变成虎啸，化成狮吼，在神洲大地飘来荡去，余音袅袅，飘至海外，延至今日。万寿街还是当年的古街，这里位于泉州南门，与晋江不过数步之遥。滔滔晋江自西北流向东南，绕城注入泉州湾，宋元时的港口就在南门晋江边的泉州湾，“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此后，泉州湾南移，城南便逐渐衰落了。遥想当年，万寿街店铺之林立，市井之繁荣，肯定胜过今日。不过这里的居民们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先祖之遗风，每家每户，都经营着一种生意，不长且窄的街道满是店铺，除李贽故居旁的牙科诊所及文具店外，还有瓷器店、茶庄、水果店、小卖部等。李贽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自然认识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见识了无数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品，感受了异国他乡的独特风情，眼界会不知不觉地跳出万寿街，超出泉州，越出当年的中华帝国范围，望向那遥不可及的大洋彼岸与世界。据传李贽曾随叔父乘船出海经商，历经万千艰辛，辗转一年有余方归。传说归传说，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在李贽的著作中，也未曾提及。此说虽可存疑，但作为曾是世界港口、国际城市的古城泉州，确曾为李贽丰富的见识、包容的胸怀、怀疑的精神、创新的品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可能。

    李贽先祖经商，曾富甲一方，七世祖在海外娶了一名波斯姑娘，后携眷而归。无论是生命的杂交，还是文化的杂交，都会结出优异的果实。不言而喻，李贽的血管里流淌着异族的血液，就生理而言，潜藏着变异、突破与求新的种子。传到李贽父辈时，家境日渐贫寒，父亲白斋主要以教书为生。李贽7岁丧母，从小随父亲读书习文。12岁即创作了《老农老圃》一文，文采、内涵俱佳，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幼年便显示出独特的思想与卓越的才华。20岁娶黄氏为妻，26岁以福建乡试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此后，李贽“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也就是远离科举考试，不再赴京会试，而是就近当了一名校官。直到29岁那年，李贽才真正离开故居，告别万寿巷，出泉州北上，赴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

    我在万寿街走了好几个来回，尽管物事全非，但分明感到这条古风古韵犹存的街道，仍不时闪现着李贽的身影，弥漫着李贽的因子。我不断转动着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将街道两旁一些认可的景物纳入胶卷。之后，我走进李贽故居右边的牙科诊所，与里面的两位姑娘聊了起来。我问李贽故居是否有人居住管理，她们说不时会有来人过来看看，晚上并不住在这里；又说如果你机会好，今天下午三四点也许就会碰得到，就能进到里面参观了；还说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看头，就一条通道，一个天井，一间正厅，天井右边有一块石碑，正厅中立一座李贽塑像，仅此而已。

    我不甘心，征得两位姑娘的同意，来到诊所后间，透过一扇窗户往里望，果真就见到了竖在天井中的石碑，还有大门同样紧闭的正厅。我将摄影机镜头伸进窗棂的空间，拍了两张正厅照片，心中的遗憾才稍稍得以弥补。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是芳本兄打来的，问我现在置身何处？约好会面地点，又在他的陪同下逛泉州北城，游开元寺，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与泉州南门相比，这里保留着更多的古城痕迹。古旧的街道，素朴的民居，留存的遗址，无不折射着历史的厚重与辉煌。在开元寺，我见到了东西对峙、高高耸立的两座石塔，它们代表了古代泉州石构建筑及石雕艺术的高度成就。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大雄宝殿内斗拱附刻的24尊“飞天乐伎”，这些有着闽南美女风采的乐伎，她们手中的南音琵琶与拍板鸣奏着海船远航的祝福，那展开的双翅分明挟带着咸涩而潮润的海风……飞翔是昂扬、开放、自信、拼搏的象征，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我找到了与之类似的对应：这里有出土于泉州湾的宋代沉船，中国各水域的舟船模型，无数海外交通历史文物以及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石刻或寺庙建筑构件，它们是泉州先民飞翔于海上的历史见证。

    李贽所生活的明代晚期，整个中华帝国已变得内敛而封闭，泉州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其博大与开放的深厚传统不可能转瞬即逝。正是故乡泉州的环境与氛围，铸造了李贽自由、灵动、洒脱、特异、叛逆的鲜明思想与个性。

    李贽自29岁那年离开故土，仅回来过两次。一次是35岁时父亲病逝，自南京奔丧守制。丁忧期间，适逢倭寇进犯泉州，李贽不得不身穿孝服，率弟、侄辈抗倭御敌；另一次是38岁时祖父去世时从北京返乡赴丧。曾祖父母、祖母及父母逝世，因家贫无钱购买茔地，只得临时厝置，此次归家，李贽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将三代老人一并归葬入土。

    从此以后，直到李贽去世的近40年漫长时光中，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并且只要一提起泉州，心中就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愫，他说平生有三怕，其中之一就是怕返家。

    对于给了他生命之源的故乡泉州，李贽何以一至如此？

    这与他此后的人生阅历、思想认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李贽自26岁考中举人跻身官场，当过校官、县学教谕、国子监博士、刑部员外郎、刑部主事、礼部司务等职，辗转于河南、南京、北京等地任职。直到万历五年（1557年），年届51岁的李贽终于升任云南姚安知府，成了朝廷的一名四品官员。

    在25年的官场生涯中，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升了一名知府，总该扬眉吐气一番了。然而，李贽的心中，却又萌生退意了。如果不是顾及退职后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哪怕是知府一职，他也不想赴任。在众多友人的劝说之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勉强成行。

    以传统思维与价值观念来衡量李贽所为，他的举止实难为一般人接受与理解。四品知府，也算一个不小的官职了，当时的明朝，全国约有政府官员两万名，而四品以上的不会超过五千。不知有多少人丢弃人格、削尖脑袋、苦心钻营，也难以达到这一级别。在知府位上好好干上一番，再升上那么一级半级，博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该是何等地风光呵！

    然而，李贽所看重的，不在官职大小，而是精神，是学识，是思想！若按惯常的人生轨道前行，李贽肯定早就湮没在无数没有个性的庸常之辈中，消逝在历史的云烟深处难觅其踪了。李贽之所以成其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李贽，就在于那迥异于他人的价值追求，那不按常规“出牌”的特立独行，那敢于挑战传统的卓越识见。

    早在12岁写《老农老圃论》时，李贽在文中就赞扬关心农事的樊迟，讽刺了轻视农民的孔子，露出了一股“异端”色彩。尔后对朱熹的传注，便读不进去，“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在河南辉县任教谕时，李贽除拜揖公堂外，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探索道学真谛之上。闭门苦读五年有余，结果以“落落不闻道”而告终。

    隆庆元年（1567年），41岁的李贽赴北京任礼部司务，开始接触泰州学派，并对王阳明著作“不得不信之”。对此，李贽在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在北京任职期间，李贽的学问取得了显著收获。

    五年后，李贽调往南京刑部任职。当时的南京，讲学十分盛行，李贽常常参与其中，结识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并拜他为师。与此同时，李贽还受到王学左派著名学者王畿、罗汝芳的直接教诲。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师承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虽属儒家一脉，但对儒学教条特别是程朱理学是一种淡化与反拨。王学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倡导“良知”说，主张“良知”是衡量一切事理的标准。而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则更进一步，他们标举自然人性旗帜，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锋芒直指朱熹内圣之学的绝对伦理主义。在南京刑部又是五年，李贽的学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深孚重望的学界名流。李贽对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并非一味地认可与接受，著名的“童心说”便是加以扬弃改造的结果。

    由学习钻研，到参考借鉴，再至自我创新，李贽走过了一条不断求索、刻苦精进的艰难漫长之路。

    在辗转南北的任职期间，李贽结识了许多以心相许的朋友，而对他人生起着举足轻重作用与影响的，当属耿定理与焦竑两位知己。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16岁便入选京兆学生员，50岁考中状元，任过翰林院修撰、会试同考官、皇长子讲官等职。他虽比李贽小15岁，但两人一见如故，相处时促膝论道，分别后书信往还。

    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黄安（今湖北红安）人，不求功名利达，只重潜心问学。耿定理有一声名显赫的兄长耿定向，号天台，任过刑部右侍郎、户部尚书，著有《耿天台先生全集》，是明朝有名的理学家。耿定理与耿定向虽为兄弟，一段时间，耿定理还以兄长为师，但两人思想却有着严重分歧：哥哥耿定向严守封建礼教，将其作为行事准则；弟弟耿定理呢，则追求自我心性的自得与完善。于是，耿定理与兄长耿定向越来越疏远，而与李贽则越走越近，最后成为生死之交。

    李贽由南京走水路赶赴姚安，途经耿定理老家黄安，自然要舍舟上岸与好友一聚。逗留期间，李贽想将家属留在黄安，并与耿定理相约，待三年任期一满，便来此定居，专心访友求道。妻子黄氏坚决要求同行，李贽没有办法，只得携妻前往云南姚安就职，但还是将女儿和女婿庄纯夫留在了湖北黄安耿家，为此后的隐居埋下了“伏笔”。

    李贽不愿做官，并不等于他在任上无所作为。三年姚安知府，李贽可谓兢兢业业，勤勉有加。他宽以待人，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关心民间疾苦，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兴修水利，建盖书院，开办公学，一时间深得民心。而三年任期一满，李贽便摞下挑子，封印闭门停办公务，坚辞不干了。经过七次上疏，又面请前来云南考察地方官员的巡按御史批准，这才获准致仕。李贽辞官消息传出，当地“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为纪念李贽，姚安百姓还特地为他建了一座生祠。

    摆脱官场的名缰利锁，李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由，他与妻子黄宜人取道三峡，由云南姚南赶返湖北黄安。如果不是耿定理，李贽辞官之意不会如此坚决，也不会选择黄安隐居。李贽奔好友耿定理而来，正值耿家老太爷去世不久，在朝廷任职的耿定向也回到了老家守丧。兄弟二人对李贽礼遇有加，并在耿家别业“天窝”为李贽一家专门建室筑居，使他大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

    在天窝隐居之初，李贽与耿定向思想不合，虽常有龃龉，但有耿定理从中调和，倒也相安无事。然而，三年后，年仅51岁的至友耿定理突然病逝。李贽辞官千里迢迢赶赴红安，就是奔耿定理而来，没想到这位至交却先行撒手而去，不仅给李贽心灵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对他以后的生活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因思想不同，尽管耿定向守丧期满又赴南京任职，但两人书信往返中，矛盾已日趋尖锐且公开化。耿定向担心李贽留在黄安“天窝”带坏耿家子弟，不禁生出赶走李贽之意，而又不便公开撕破脸皮，只好委婉行事，或信中一个劲地旁敲侧击，或托朋嘱友暗示李贽。李贽自然不想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长留黄安，适逢邻县麻城四大望族之一周柳塘及女婿曾中野盛情相邀，并在县城买下一间大屋供他居住，正置身尴尬境地、另寻别居的李贽，自然爽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举家移居麻城，没想到夫人黄氏节外生枝，坚决不从。快60岁的人了，黄宜人不想再东来西去地颠沛流离，四处漂泊；女儿女婿也劝李贽回乡定居，以求落叶归根。而李贽却是坚决不肯迁回福建泉州，双方追求不同，想法不一，意见不合，难于统一，最后只得各奔东西。李贽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让女儿女婿陪夫人黄宜人归返故乡；而自己，则毅然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天窝”，孤身一人前往麻城。

    李贽将位于麻城县城的居所取名为维摩庵，标志着他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年后，李贽剃度出家，从维摩庵搬到离县城约30里外的龙潭芝佛院，索性做了一名和尚，自号“龙湖叟”，并写诗明志道：“空潭一老叟，剃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

    一旦离开黄安，李贽与耿定向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尖锐化、公开化。一个在麻城隐居，一个在南京做官，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虽然远隔千里，却不影响两人相互间的指责与攻诘。他们通过书信，将个人主张洋洋洒洒、淋漓尽致地诉诸笔端。你挑战，我回应；你阐述，我批驳；你攻击，我指斥……就在书信一去一返的“礼尚往来”中，一对论敌“捉对儿”搅在一起厮杀。没想到这场特殊的论战竟持续了十年之久，“刀光剑影”难解难分，杀声震天惊动朝野。李贽反孔，耿定向尊孔；李贽向“名教”挑战，主张“拆篱放犬”，倡导心性，追求思想解放，耿定向“重名教”，竭尽全力维护旧的伦理纲常，不可越雷池一步；李贽认为不必以孔子来衡量一切，“人人皆可以为圣人”，耿定向视孔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并以“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加以反驳……其实，李贽反对的，是经由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孔子；他指斥的，是将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学僵化了的反动儒教；他抨击的，是那些借孔子之名扼杀人性的伪道学家。而对孔子本人，李贽并不反对，他出家礼佛的芝佛院内供奉着两幅巨大画像，一幅是释迦牟尼画像，另一幅，就是他专门请人订做的孔子画像。

    论争的结果，就是《焚书》的问世——李贽将写给耿定向的论战书信、函件尽数收入其中。这不仅激怒了耿定向本人，更惹怒了他的那些故旧门生；他们不仅口诛笔伐，还利用手中权力或可控资源，对李贽直接施暴迫害。由昔日的友人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虽令李贽伤心、寒心，然而，为了思想，为了真理，他什么也顾不得了，大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气慨。

    李贽在龙潭芝佛书院一住就是十年有余，他的第一部著作《初潭记》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此编纂而成，尔后，又创作、编辑了《焚书》、《说书》、《因果录》、《史纲评要》、《读升庵集》、《孙武子十三篇》及《藏书》的主要章节，还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戏剧著作。概而言之，李贽一生中的主要著述，大多是在龙潭完成的。龙潭风景幽美，有着一股灵动的气韵，不仅适合隐居，更能激发创作灵感，李贽还在这里为自己建了一座藏骨塔，拟作为安息长眠与永恒的归宿之地。

    李贽出家后，好友焦竑担心他独自一人孤寂，便托新科进士袁宏道出差返回故乡荆州时，顺道前往麻城探望。袁宏道或独自一人，或与小弟袁中道，或兄弟三人一同，曾先后三次来到龙湖拜会李贽，一住就是一月或数月。正是与袁氏兄弟切磋求道的过程中，李贽的“童心说”逐渐成熟，于万历二十年（1592）写下了《童心说》一文，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而人们行事作文，大多属“假言”、“假事”、“假文”，这样的人，自然也是“假人”。欲现童心，必须剥去遮蔽其上的雾瘴，使其露出无瑕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只有那些未曾失却童心之人，才是真正的大圣人。受李贽思想启发与影响，“公安三袁”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树起了一面文学改革的大旗，创立了“性灵说”，主张文学作品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影响并扭转了一代文风。

    面对李贽出家的麻城龙潭自然风光，袁氏老大袁宗道大为惊叹，没想到“泉石幽奇如此”，不由得舞动一支生花妙笔写道：“龙湖，一云龙潭，去麻城三十里。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十余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红阁，隐见其上，亦奇观也……”

    每每读至于此，我的眼前，也就出现了一幅生动迷人的山水胜景，对李贽情有独衷的隐居之所龙潭，充满了无限的神奇与向往。于是就想，无论如何，得上那里走一遭才是。

    2001年5月中旬，我终于撇开俗务，乘上了由武汉开往麻城的客车。此时的麻城，已由县改为市。麻城市文联对我的到来十分重视，市文联主席、著名诗人熊明修先生不仅请来了当地对李贽素有研究的学人座谈，还备了一辆专车陪我前往龙潭。

    驶过横跨举水的东门大桥，便出了麻城市区。小车在蜿蜒崎岖的乡间土路颠簸了半个小时，驶上一座光秃秃的土丘，便听得同行的向导大叫一声“到了”。

    哦，这里就是400多年前李贽的隐居之所，芝佛院就建在我们脚下这座名叫钓鱼台的山丘上，山下面便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龙潭湖！

    跨出小车，我站在山坡上搜寻李贽遗迹，眼前虽有两座寺庙，仔细一看，却是两座极为简陋的道观，里面供奉的也是道教神祇，与当年的芝佛院已无半点干系。

    一行人缓缓步下山丘，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河床上流淌着的一线浅浅的溪流。实在难以想象，这里就是李贽曾经生死相托的龙潭，是袁宗道描写的“万山瀑流，雷奔而下”的龙潭！

    当年的龙潭已变得面目全非，潭还在，唯余一汪浅水；潭边残石历历，仍可见出激流冲刷的痕迹；潭底清澈可见，连一条小鱼都没有，遑论卧龙潜藏其间？

    其时，太阳正在落山，几抹余晖斜斜地射了过来，河床上氤氲着一层淡淡的薄雾。我不由得仰望四周，一时间，眼前就出现了当年的龙潭胜景：湖水荡漾，烟波浩渺，一座座山岭隐现其中，万千瀑流激荡而下，如雷声轰鸣，汇入深不可测的龙潭……当年的“公安三袁”，拜访李贽后归返故乡荆州公安县，正是从龙潭出发，顺阎家河驶入举水，然后进入长江……

    然而，400多年后的今天，周围山岭上青翠的树木不见了，开山造田时被砍伐一空；上世纪中叶修建水库，流经龙潭的阎家河水骤然减少；不久河流改道，龙潭湖水便彻底干枯，唯剩一泓小溪不绝如缕了。而这一切，都是人工改造的结果！

    遥想当年，明朝统治者、社会传统习俗、儒教伪道学汇成一股无形而巨大的力量，也想改变李贽。只是李贽犹如一根中流砥柱，虽屡遭巨创，仍顽强地挺直腰身，坚立不仆。

    李贽隐居龙潭之时，是他硕果累累、声名远播之日，也是他大起大落、饱受折磨之际。

    他剃头出家，却有意留下胡须；进了佛堂，又不认祖师；做了僧人，还大口吃肉……这些，都被时人视为异端。他广收门徒，即使女子也不避讳，信函往返不说，还亲往女徒家授课，被道学家们视为大逆不道。他的第一部著作《初潭集》在麻城第一次刻印，就轰动一时，当即抢购一空，此后的《焚书》、《藏书》更是声名远播，传遍中华大地。正是这些振聋发聩之作，却被封建卫道士蔑称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谤书”。他与袁宏道在武昌一同游览黄鹤楼时，遭到一伙受假道学家们指使的泼皮围攻、辱骂与殴打。他受到耿定向门生、湖广按察司佥事史旌贤的威胁，要以“大坏风化”的罪名将其驱逐，李贽针锋相对：“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已是74岁的年迈老人了，当权者仍不肯放过他，地方官员冯应京雇佣一帮打手前往芝佛院迫害李贽。李贽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可暴徒们却不肯善罢干休，又一把大火烧掉了龙湖芝佛院，还将李贽为自己准备的永恒归宿之所——藏骨塔捣毁清除……

    黄安留不下他，麻城容不得他，那么，其他地方又如何呢？

    年迈苍老的李贽举目四顾，不由得悲从中来，大地茫茫，哪里才是他的归宿之地啊？

    正当李贽出走麻城，辗转河南商城黄蘖山中避祸时，曾任过知县、御史的马经伦闻讯，不顾数千里之遥，冒雪从北京通州（今北京通县）赶到黄蘖山中陪侍。

    马经伦为人正直，常仗义执言，好打抱不平，任御史时因胆敢抗疏当朝皇帝神宗而被贬为一介平民。李贽的悲惨遭遇使他感到愤怒与同情，不由得主动南下黄蘖山，与李贽一同研习《周易》，还写了一篇文锋犀利的《与当道书》为李贽辩护。

    等到来年二月春暖，马经伦索性将李贽接到北京通州自己家中居住。

    尽管封建统治黑暗，尽管专制思想麻痹并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尽管道学家为维护所谓的正统理学不择手段大打出手，却总有一群真知卓见者、不畏强权者、公正无私者，以一己微薄之力与当权者、当道者拼力抗衡。一方面是虚伪，是攻诘，是迫害；另一方面则是真诚，是推崇，是保护，两相比较，后者的良知、识见与高尚更其凸显。李贽的价值在当时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推崇，视李贽为“真人”，并予以实质性帮助，除马经伦外，重要的人物还有湖广布政使刘东星、大同巡抚梅国桢等。

    李贽寓居通州时，年已七十五六，身体日衰，预感来日不多，不由得写了一篇《遗言》，详述死后安葬之事，并流露出自己一生坎坷，受尽诽谤与迫害，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

    然而，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他在马经伦家安居写作，自以为平安无事，没想到统治者却放不下他，主动找上“门”来了。

    李贽一到通州，就在北京城的道学家中引起了一阵恐慌。他们担心李贽思想广泛流布，担心他的新作又将“妖言惑众”，担心他闯入京城“扰乱治安”。一时间，关于李贽的流言“狼烟四起”，闹得京城人心惶惶。不久，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终于走上“前台”，上疏劾奏李贽，说他“狂诞悖逆”、“惑乱人心”，将“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勾引士人妻女”等不实之词一古脑地堆在他的头上，其落脚点就在于要对李贽严惩不贷。

    已有20年不理朝政的神宗皇帝朱翊钧见到奏折，竟异乎寻常地来了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当即作出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

    一声令下，李贽被打入牢狱，所有著作悉数烧毁。李贽取《焚书》、《藏书》作为书名，便有“焚烧之书”、“藏匿之书”之意，对封建统治者，他没有过多幻想；对自己著作的命运，似乎早有预见。然而，只要是传播真理的好书，是焚烧不尽、难以深藏的。李贽所有已刊未刊之书虽一时遭受焚烧、销毁之厄运，其后反而越刻越多，越传越广，流布海外，便是有力的明证。

    李贽入狱后，除走过场式地审讯一次外，便将他长期羁押狱中，不管不问了。

    李贽捕前已卧病三月，入狱后仍处于昏迷状态，此后更是百病缠身。就在这样的处境中，他还不忘赋诗，写下《系中八绝》。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尚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精力与斗志，确属不易。其实，李贽真正人生之始，他的最辉煌时期，正是隐居麻城龙潭之时，而此时，他已是60花甲之人了。一般来说，年纪一大，就意志衰退，思想保守，免不了抱着颐养天年的心态打发残日。而李贽却老当益壮，老来弥坚，越老越有风采，仅凭此点，就可见出李贽对庸常之辈的超越。有人说李贽的悲剧就在于他活得太长，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曲折磨难与攻诘诽谤了。当然，他的成功与贡献也在于活得太久，如果早逝，中华民族古老历史的灿烂星空，当失却一颗极其耀眼的星辰。

    关于李贽的惩罚，张问达在疏劾中希望将他解发原籍治罪，而这时，又传出朝廷将李贽递解回泉州的消息。李贽曾多次表示怕回老家，听到这样的传言，不由得说道：“我年七十有六，作客平生，死耳，何以归为？”

    泉州，是李贽的养育之地，是他生命的血脉所在，落叶归根，乃人之常情也，为何只要一提回家，李贽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悚与惧怕呢？

    其实，李贽对故乡泉州有着一种内在而深沉的感情，他之怕回泉州，缘由主要有三：一、对故乡浓厚而窒息的理学氛围大为反感。当时的泉州，已成为封建理学重镇，对儒教宣传尤其得力，对道学家朱熹顶礼膜拜，对孔庙不断维修扩建，李贽所处时代，是泉州府历史上修建孔庙最为频繁的时期；二、不愿受到管束。回到家乡，会受到多重有形无形的束缚，有官府管治，有乡法约束，有族规限制，还有一大堆所谓的责任与义务不请自来缠绕于身。想想看，如果呆在泉州，李贽能像隐居麻城那样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安心著述吗？三、拼力抗争。如果说此前不愿回泉州是出于上述两种因素，那么后来当道者将回乡作为对他的一种驱逐与惩罚，就更令他产生逆反心理，竭力抗争，宁死不归了。

    于是，我不由得推导出如下结论，离开泉州是李贽的幸运，离开泉州成就了李贽的伟大。如果一辈子呆在泉州，或者辞官后没有隐居黄安、出家麻城，而是与夫人、女儿、女婿一道返回故乡泉州颐养天年，李贽将是一个极其平庸的李贽。就他个人而言，自然是少了坎坷与磨难，而于中华民族而言，则是一大无法估量的损失。福建简称闽，“闽”由“门”与“虫”二字组成。福建人常言，呆在家里是条虫，走出福建就是一条龙。闽人此等言说，看来同样适于李贽。

    陷于两难境地且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李贽，觉得唯有自己了断，才会得到一个体面的结局。

    他在等待、寻找可乘之机。

    机会终于来了，结局却是那样地悲惨。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李贽趁侍者为他剃发的机会，一把夺过剃刀，奋力割向自己的咽喉。喉管顿时断裂，血如泉涌，而气息尚存。侍者问他：“痛否？”李贽喉咙嘎嘎作响，话不成声，便以手蘸血，书写作答：“不痛。”侍者再问：“为何要自杀？”李贽颤颤抖抖、一笔一划地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又拖了一天多时间，直到三月十六日夜半，李贽才在狱中最后合上了痛苦的双眼。

    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李贽就这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学术而获罪致死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思想家。

    友人们遵照李贽遗言，将其遗体收葬在通州北门外马氏庄迎福寺旁，墓前立一块一丈有余的高大石碑，正面刻有挚友焦竑题写的“李卓吾先生墓”几个大字。

    李贽不断求索，大胆怀疑，快意恩仇，诚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封建统治者以孔子的儒学为正统，其余皆为旁门左道，他们只希望天地间存在一个头脑、一种声音，更希望满天下都是愚民，容不得半点其他主张与学说。而李贽作为封建社会难得的“千古绝唱”，偏偏什么也不信，为了科举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却不信孔孟朱熹之说；出家当和尚，却不信佛教；对老庄学说素有研究，却不信神仙道教……不盲从，不迷狂，永远保持清颗的头脑，保持一颗难得的童心，保持本真个体及与生俱来应有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人格。也正因为如此，李贽被封建统治者、卫道士视为异端，无论哪里都容不下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曾经对李贽这种大无畏的反叛精神难以理解，在一个长夜漫漫、举世萎靡、万马齐喑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李贽桀骜不驯、奋力抗争的内在动力源于何处？

    当我移居厦门，感受着包括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的闽南文化氛围时，才多少找到了一点答案。当然，这只是多解中的一解。

    闽南人由中原移民而来，或避战乱，或不堪统治当局的压迫，他们不畏艰险、攀山越岭、不断南迁，来到了当时的化外之地，与中原中心相对的边缘之边缘——福建的最南端。长期的边缘生存形成了闽南人内在而强烈的个性特征——反叛，另类，与中心、正统悖逆，充满野性与活力，敢说敢干，敢拼敢闯，不畏强权，不甘压迫，奋勇抗争……当然，也不排除有时有点胡闹的味道，你说东我偏偏要说西，你说黑我就是要说白，喜欢对着干。

    李贽是一个典型的闽南人，他在闽南生活了29年才离开泉州，身上的闽南文化特征相当突出。然而，闽南人在本地生活，融于同样的文化圈中，这种性格不是那么鲜明，一旦他们走出闽南，走出福建，就格外突出而彰显了。外出的闽南人大多经商、从政，当李贽将闽南人的个性在哲学与思想领域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之时，便射出了一股奇异而夺目的光芒。

    正因为李贽的反叛、不屈与受罪，才成就了今日我们所知道的李贽。与李贽同代之人，不论敌友，也多因为他而进入后人的视野。一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也因为李贽的存在而透出些许亮光、暖意与色彩，才不至于让我们感到过于沉闷、失望与悲观。

    李贽虽死，却成为中国启蒙思潮的一面旗帜，他的思想不胫而走，不仅影响了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曹雪芹、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人，还传至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先驱吉田松阴等人的推崇与喜爱，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有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与启发。

    如果我们将李贽放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当会发现，李贽的学说有两个特征，一是惊世骇俗，二是进步卓越，其识见远远超出前人与他人。

    如果将他放在整个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中，将他与同时代的西方哲人、学人进行比较，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

    当时的西方正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驱人物，如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文学家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科学家伽里略、布鲁诺、哈维，等等等等，他们都称得上一代历史巨人。由他们所支撑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新与突破，开启了近代文明的先河。而明王朝正陶醉在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迷狂中固步自封，从皇帝到大臣，皆视外族为未开化的蛮族，视其他各国为蛮夷小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为天主教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如历法、算术、世界地理知识等。李贽曾与利玛窦有过三次会面，为他题扇、赠诗，双方都非常看重彼此间的交往，并撰文记述。置身封闭环境中自我探索的李贽，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他不知道地理大发现，不知道地球仪上的经度、纬度、赤道、五带，不知道自鸣钟之类产品的科学原理……在好奇与询问中，李贽多少有些了解，终归难以穷究。以李贽为当朝知识分子中最为卓异者、清醒者也只能如此，遑论他人？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落伍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李贽虽然不知当时的明朝已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但已隐约感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占支配地位的孔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因此也更加坚定了探索真知实学的勇气与决心。

    关于李贽身份的定位，我更倾向于称他为思想家而不是哲学家。中国古代缺少具有西方本真意义的那种抽象而思辨的哲学，李贽的哲学思想主要在随机论辩中形成，谈不上严格的思想体系，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构建西方如黑格尔那样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哲学系统。在此，我并非以西方的哲学观念、哲学形态来衡量、规范中国传统哲学，但只要我们客观公正一些，就会觉得支撑哲学的，不是感性，不是零碎的体悟，也不是散漫的语录对话，而且是抽象思维、逻辑推理、严密体系。哪怕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熹，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有着一定逻辑思辨作支撑的理学思想体系，但只要与西方哲学稍作相较，就可见出那无法克服的漏洞与缺憾。民族思维决定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古人的思维范畴与模式之中。当中西文化真正交流、交融之时，也是我们对民族新思维，对新型的中国哲学抱有绝大的期望之时。

    不论是作为哲学家的李贽，还是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在他的身后，我都读到了一种悲哀。“自古圣贤皆寂寞”，李贽故居的破败、隐居之地的荒凉似乎又一次验证了这一千古名言。当然，如果将李贽换换身份，如果他是一位轰轰烈烈的政治家、军事家，可又另当别论了。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哲学、逻辑、抽象、理论、思想之类的东西本来就较为缺乏与淡漠，谁要李贽又是一位具有异端色彩、特立独行的哲学家、思想家呢？

    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同理，一个缺少哲学与思想的民族也是平庸而可悲的民族。中华民族要崛起，要有所创造，要跻身于世界民族强林，非得有一流的、真正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为先导不可。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李贽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值得欣慰的是，李贽的身后“待遇”正在逐步重视与改善。

    2002年9月，全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在麻城召开了李贽逝世400周年暨“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麻城市文联主席熊明修兄为我寄来了编印资料《李贽其人》、《李贽与龙潭》两书。从书中得知，麻城市政府决定保存李贽隐居地旧址，另添新制，重建钓鱼台。

    泉州之行结束时，芳本兄赠我一册《李贽与南安》，据书中所记，李贽的祖籍之地南安市为纪念这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乡人，重修了李贽纪念祠与李氏家庙。

    飘泊他乡的游子，庶几可以魂归故里，安享死后的恬静与福祉了。

    （后记）

    此文写于2003年12月，于《厦门特区通俗文艺》2004年第1期刊发后，读者纷纷致电、致函作者，大多为李贽的悲惨命运及身后遭际深深打动，或唏嘘感叹不已，或一掬同情之泪；有的则受到了一定的启发与领悟，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令人颇感欣慰的是，据有关媒体报道，泉州市鲤城区政府投入100多万元资金，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李贽故居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全面修葺。2004年12月19日，李贽故居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出现在游人与世人面前；同一天，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也在泉州拉开了帷幕。李贽，这位在泉州一直连“名人”都算不上的哲学巨子、思想伟人，终于在他的出生与成长之地获得了应有的待遇，或者说礼遇。苦苦等待400多年，李贽终于等来了故乡的接纳、肯定、认同与正名。迟是迟了点，但终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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